重庆

  　我不想对薄书记唱赞歌， 　　特别是在此此刻， 　　但作为一个普通市民， 　　却时刻感受到薄熙来为重庆乃至更大范围带来的改变和突破， 　　虽然有人说三道四， 　　但请他们来听听重庆市民的声音： 　　他是重庆历史上最让市民真正从心底佩服的、敬仰的重庆市领导。 　　我一直在思考：薄熙来对重庆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肯定 　　仁者见仁，大家都能说出许多： 　　是以民生为导向的共富发展观？ 　　是为重庆带来了数百亿美元投资？ 　　还是为重庆招了很多的世界500强企业？ 　　是为重庆扫清了黑恶势力？ 　　还是提震了重庆市民精神状态？ 　　是提高了重庆在全国知名度？ 　　还是为重庆部署了“五个重庆”的宏伟战略？ 　　……… 　　我想 　　这些都是薄书记对重庆的贡献， 　　但我认为这又不仅仅是薄书记对重庆的贡献。 　　我认为， 　　薄书记对重庆的最大贡献是： 　　他改变了重庆这座城市的形象气质！ 　　一座城市， 　　气质的高低， 　　决定了眼界的大小， 　　决定了形象的高低， 　　当然也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重庆的命运，已经而且必将长远的将自己的命运与薄熙来联系在一起！ 　　一个人， 　　改变一座城， 　　说起有些夸张和肉麻， 　　但历史必将证明： 　　这就是事实！ 　　这种气质的改变，必将长远的决定重庆的未来！ 　　这种气质的改变，必将深刻的影响重庆市民的气质！ 　　曾经，重庆市民认为自己的城市就永远是这样灰头土脸！ 　　曾经，无数重庆人认为在路边吃烧烤就是我们城市的特色， 　　曾经，无数重庆人认为半裸上身吃火锅、大嗓门表示我们很耿直， 　　曾经，无数重庆人把一句话不合就动手、动刀当作勇敢！ 　　曾经，重庆官员就认为自己的前途与这座城市命运无关，要么被迫安于现状，要么投机钻营，捞取个人好处， 　　曾经，全国人民始终认为重庆市就是一个西部落后、野蛮、脏乱甚至还有点自大的城市 　　但，薄熙来，改变了这一切， 　　他打黑除恶让重庆上空成为朗朗晴空 　　他建设五个重庆让重庆市民心中充满期待 　　他大下访、结穷亲让官员开始把自己的职位当作一种责任，哪怕是被迫的！ 　　他让全市、全国、甚至全球对重庆刮目相看！ 　　他让重庆认识到了自己身上还承担有国家的责任！ 　　他让重庆人从未象今天一样对自己的城市充满自信！充满骄傲！充满热爱！充满期待！ 　　薄书记，对重庆不薄！ 　　薄书记，对人民不薄！！ 　　谈谈重庆在这几年的影响和发展（薄上任以来）： 　　影响 　　1：重庆已跻身国家五大中心城 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  重庆） 　　2：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中国香港 北京 中国台北 上海 广州 深圳 重庆入选） 　　3：美国《外交政策》评价重庆：重庆是中国的明日乐园，是中国的芝加哥，也代表了世界的未来。 　　发展 　　1：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重庆有10家企业入围，数量大大领先于西部其他城市，居西部第一。 　　2：重庆市行政辖区内零售商品交易总额仅次于上海，与广州并驾齐驱是国内零售业总额最高的城市之一 　　3：不良资产率仅1%左右，位居全国前三。 　　4：2010年11月，霍尼韦尔项目开工，随后，蒂森克虏伯、德事隆、麦格纳三家世界500强入驻 　　5:  2011年5月，研发营运中心开工，韩泰轮胎中国最大工厂开工。还有小康菲亚特动力、长安福特马自达、上汽依维柯红岩等近20家汽车企业相继落户电子产品制造重庆现已集结惠普、宏碁、华硕三大品牌商，广达、仁宝、富士康、纬创、英业达、和硕六大代工企业。 　　6:   2010年，方正集团在两江新区建西部最大生物医药制造基地 　　7:  轨道交通2010年11月11日，轨道交通产业园项目在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开工建设。 　　等等等等。交通 工业方面我就不再列举了，大家自己上网查吧。实在太多。 　　尽管有很多人说他儿子开法拉利。 　　尽管有很多人说他在海外有200多亿. 　　尽管有很多人说他搞“重庆模式”是为了所谓的“重独” 　　即使是真的，又如何? 　　我们只关心他上任以来对重庆，对人民作了多大贡献. 　　清官又如何，贪官又如何?

与薄熙来和王立军共事多年的黄奇帆表示拥护北京将二人免职的决定 重庆市长黄奇帆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表示，拥护中央对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处理。 重庆官方媒体《重庆日报》引黄奇帆说：“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决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力支持张德江同志的工作。” 黄奇帆是在星期四（3月15日）召开的重庆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做出以上表态的，重庆全部区县以上级别官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天早些时候，北京传出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的消息。 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和受命接替薄熙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也参加了重庆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 李源潮在会上称，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中央十分重视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 他说，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中央从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 李源潮要求重庆官员统一思想和行动统一，恪尽职守，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确保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平稳顺利，确保重庆市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 张德江表示，兼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他将认真履行职责，“一定不辜负中央的重托，一定不辜负3200万重庆人民的期望”。 他特别强调，重庆要发展“关键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薄熙来下岗为重庆问题画上了句号，但进一步突出了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治路径上的莫测。 至今为止，中共对“社会高度关注”的薄熙来究竟是什么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或者介绍，连对王立军事件的用词，最具体的也不过是“私自进入”。这种语焉不详和吞吞吐吐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对事件的细节还不了解，而只说明他们在如何定性上还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两次中共最高层换马中，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权力集团成为牺牲品，罪名都是贪腐问题，而这次换马前被整肃的重庆是政治问题。前两次是中央主动找茬，京沪的两陈冤哉枉也；这次是反过来，西南王薄熙来招摇了好几年，最后意想不到的是王立军捅了大漏子，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央是被逼处理重庆的问题。这个过程，用“阴谋论”（即中南海有人施离间计，王立军中招投奔美领馆）来解释似乎太像演义。 和前两次的京沪事件相比，重庆既然是政治问题，其定性就事关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走向。按照温家宝在记者会上那段欲说还休的话，他是要把重庆的问题朝否定文革上靠。如果这是中共最高层内部初步达成的共识，那么人们可以期待中国政治生态将有一段时间的积极的变化。如果这主要是温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有“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这样的限制词），就像他一再表白的要推行政治改革一样，而将来出炉的正式罪名还是犯上作乱（例如王立军违反党纪国法，薄熙来有个人野心，机会主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等等）再搭上一点贪腐，那只会加剧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策路线上的莫测。 长期以来，中共最高层对文革的态度就一直是暧昧含糊的，建政60年大庆时把毛时代和改革开放一锅煮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中共深知文革绝对不能翻案，但放任对它的反思和介绍又会在历史源头上加剧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又打压和限制相关的讨论。正是这种暧昧和含糊给极左势力的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为薄熙来用唱红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空间。这种作茧自缚最后让这个魔瓶中放出来的恶鬼陷自己于尴尬境地。 要摆脱文革给自己造成的这个困境，一个途径当然是公开彻底地否定，并允许社会对文革做介绍，讨论和研究，而如果这么做，很可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政治改革诉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彻底否定文革这个问题，又变成了政治改革问题。所以反过来，如果中共不想政治改革，也就不会去碰文革这个问题。 温家宝是懂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既提政治改革，也提否定文革。在他看来，重庆问题既和文革余毒有关，也是政治不改革的结果。 如果温家宝的这个途径最后没有被中国最高层采纳的话，那么文革和政治改革的话题都会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已经形成规模的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强化。 中国目前意识形态的局面很像德国的魏玛和日本的昭和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百家竞争，最后是融合了专制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并具有强烈反西方倾向的国家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此之前曾经有过的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被淘汰，因为国家主义既满足精英的权力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抑富济贫”的民粹主义诉求，因此也可能获得底层民众的拥护，而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在实践中常常挑战并损害国家的权威，所以必须被压制。德国冲锋队和日本中下层激进军人早早的被整肃就是如此。中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重庆事件和乌有之乡的被消音就是更激进势力的提前出局。 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左派中比较聪明的，早就在薄熙来和乌有之乡那种类型的粗糙的毛主义和从西方话语中移植并加工过的国家主义中作了选择，并在“中国特色”下，把国家主义变成了党国主义，例如汪晖的“政党是主权的内核”。自重庆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觉得新左派这下没戏了，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受重庆事件影响的不过是一部分新左，脑子比较死板的那种，他们把牌押在特定的政治人物身上，即使在这类人中也还有在毛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两头都想靠的。而“政党是主权的内核”则超然得多也高明得多：只要这个政党不垮，这句话就永远是“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 作者：程映虹，《纵览中国》

在一个宪政国家，唱什么颜色的歌，以及是否打击黑社会，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今天的中国，“唱红打黑”就已经超出了唱歌和治安的范畴，具有某种政治技巧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却又是超出国界的。所谓“唱红”，就是唱某类特定的歌曲，其中的歌词具有政治倾向性，歌颂某一政治集团，经过多次反复歌唱，最后使唱歌者真的以为，这个政治集团确实有着歌词所歌颂的优秀品质和丰功伟绩。结果是，一个政治集团可以将“唱红”当作统治工具，即使自己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歌中所唱的那样，但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反过来，也就会放松对自己责任的履行，甚至利用公权力侵害民众与公共利益，仍不担心会招致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