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贺国强重庆团“嘘寒问暖” 作者： 来源：中新社 来源日期：2012-3-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4 0:09:42 阅读量：0次 　　中新社北京3月3日电 题：贺国强重庆团“嘘寒问暖” 女代表赠 “西兰卡普” 　　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到重庆代表团驻地看望代表，重庆一位少数民族女代表向贺国强赠送了一张自己绣的“西兰卡普”，送上健康如意的祝福。 　　贺国强一行走进重庆代表团驻地的会议室，与代表们一一握手。他走到来自渝东南山区的少数民族代表李小燕面前时，这位年轻的女代表将一幅小巧精致的土家族绣品送给贺国强，祝其健康如意。贺国强接受了这份礼物并表示感谢。 　　“当贺书记和我握手时，我拿着‘西兰卡普’对他说：请接受小小的手工品，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李小燕告诉中新社记者，这幅民族手工绣品是她平日用空余时间做的，绣品上的花卉有祝福和敬意的含义。 　　在与重庆代表和工作人员握手后，贺国强表示，很高兴在“两会”召开前夕来到重庆代表团驻地看望重庆团代表，在座的有很多自己当年在重庆工作时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有不少年轻人，这让他不禁回想起在重庆工作的三年多时间。 　　贺国强说，“刚才重庆的同志讲，现在重庆的气候和北京的气候有很大的差异，今年北京冷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正好是一个季节转换的时期，特别是长期干燥，缺雨少雪，早晚的温差较大，所以希望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注意保持身体健康。” 　　在会场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重庆市长黄奇帆分别就重庆各方面建设、发展情况向贺国强做了简要介绍。

　　最近，韩国世宗大学李汶纪教授、高丽大学金炯瓒教授、未来战略研究院理事长具海祐等学者，日本《读卖新闻》东京本社沈阳支局支局长竹内诚一郎，分别访问了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就“重庆模式”相关问题，尤其是“唱红”和“打黑”等，进行了交流、采访。苏伟将相近内容综合整理如下，供参考，请批评。 　　问题集锦： 　　——如何从历史哲学角度和经济哲学角度看待重庆“唱红”？ 　　——中国也搞了市场经济，中国有没有“斯密之谜”？怎么解决？ 　　——重庆在“唱红”中提出过“核心价值观”吗？ 　　——王立军为什么要“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 　　——重庆打黑是“黑打”还是“红打”（法打）？ 　　——如何看待“重庆模式”？ 　　一、关于重庆的“唱红” 　　问：重庆为什么要“唱红”，唱的是什么“红”？ 　　答：具体原因和内容，请你们到网上搜搜《苏伟与三批法国记者谈重庆“唱红”、“打黑”》。今天在座的韩国金教授是哲学家，我也是学哲学的，想从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角度谈谈“唱红”问题。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在研究：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的古文明都中断了、夭折了，只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5000年，融合各族，不断成长？我觉得，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礼是制度，乐是修养，以音乐为重要载体的修养。我们的孔子讲：“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重视广义的“唱红”。“唱红”就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年的内在原因。我们中国今天讲的“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中国“礼乐文明”的继承与发展；所以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30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唱红”。重庆的“打黑”与“唱红”，就是中国“礼乐文明”的重要体现与创新，就是“以法治市”和“以德治市”的实际行动。 　　问：我们知道中华文明也是盛衰交替的，这与“唱红”有什么关系吗？ 　　答：关系太大了！因为“乐”本身有正、邪之分。中国古代圣人尧舜提倡纯正的韶乐，就是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钧天广乐，成就了“大道行也”的远古盛世；后来殷纣喜欢靡靡之音，政治糜烂，国破人亡。汉唐兴盛，离不开刘邦的《大风歌》和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那都是使人斗志昂扬的；后来李隆基沉溺于杨玉环的“霓裳羽衣曲”，也是靡靡之音，结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昔日繁华的都市长满了荒草。现代中国，没有《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那股精神，中国人能站起来吗？所以中华文明是在“唱红”中延续的，中国人是靠“唱红”站起来的。但是光站起来还远远不够，中国人还要大步迈向世界前列，时间点是2049年。这期间，“唱红”都特别重要。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凡自觉“唱红”则盛，凡忘记“唱红”而“唱黄”则衰。 　　问：那么如何从经济哲学角度来看“唱红”呢？ 　　答：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讲：人天生是“利己”的，也应该放手去“利己”，而不用刻意去“利他”，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会使每个人“利己”的行动，汇成互利的、利他的行动。可是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就先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认为人天生有“利他”的良心，人要注重道德修养，来明确自己的 “良心”，来“利他”。那么，那只“看不见的手”和这颗“看得见的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学界所谓的“斯密之谜”，也就是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 　　问：这个谜相当于经济伦理学里的“歌德巴赫猜想”，我们人类不是一直在求解它吗？ 　　答：确实，400年来，人类一直在解这个谜。马科斯·韦伯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讲只有新教伦理道德强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说要用新教伦理这颗“心”来配市场机制这支“手”，也就是说要“唱圣”当然还得有法制这个“游戏规则”，才能解开“斯密之谜”，搞好市场经济。 　　然而靠“唱圣”加法制，仍然没法解开“斯密之谜”。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求解这个谜再次失败的证明。“1%”的人被“看不见的手”牵着疯狂起舞，“看得见的心”被恣意践踏，结果“99%”的人饱受折磨。 　　问：中国也搞了市场经济，中国有没有“斯密之谜”？怎么解决？ 　　答：只要有市场经济，就会有“斯密之谜”。中国的解决之道，就是邓小平的“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而且“两手都要硬”。所以1992年我们党最终明确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中共中央1996年又作了一个指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讲要解决“三大历史性课题”： 　　一是“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 　　二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 　　三是“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 　　这三大历史性课题，其实就是中国版的“斯密之谜”。 　　问：中国解决得怎么样呢？ 　　答：现在看来，这三大历史性课题，也是三大历史性难题。我们国家正在上下求索，在一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譬如说概括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把它的教化当作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譬如说正在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原则，等等；但是，在一些方面还甚至没有“破题”，以致出现了“小悦悦事件”这样令中国人无地自容的“道德滑坡”现象。 　　问：“小悦悦事件”是因为没有“唱红”才出现的吗？ 　　答：那是因为什么都不唱，没有“心”了，只靠那只“看不见的手”引路，才出现，也必然出现的现象。能“唱红”，有一颗“红心”，当然最好。没有“唱红”，作为个人，你唱唱“圣”，无论是中国圣人的孔孟之道，是基督教的《圣经》，是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是佛教的佛经，有点“良心”，也比什么都不唱好啊，也不至于出“小悦悦事件”嘛。当然，我们国家虽然允许每个人都有“唱圣”的自由，但作为一个被“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孟之道熏陶了几千年，现在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从国家层面上讲，只能而且必须“唱红”。当然，“唱红”这个词是重庆的说法。我们中央的说法，就是“抓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答：内容有点多。一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作为共同理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四是社会主义的荣辱观。 　　问：内容确实不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够人学一辈子了，还有你们中国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普通人民怎么才能接受呢？ 　　答：要让13亿中国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实是一大难事。我都是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专题的老师了，但经常还是要仔细想一想，才记得起有哪四方面的内容，老百姓就更不容易搞清楚了。所以首先要把这个“价值体系”简化成“核心价值观”，像孔子提出“仁义礼智信”一样。 　　问：重庆在“唱红”中提出过“核心价值观”吗？ 　　答：和全国一样，重庆的理论界、政界，都在讨论“核心价值观”。我们市委的薄熙来书记多次公开讲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共同富裕”。他有一次还讲到核心价值观中也有“民主”。我深有同感。我的观点是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炼成“为人，为公，民主，共富”这八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人”，其基础性含义，是“成为人”。何以成人，当然既离不开“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要素，也离不开西方文明。“为人”的更根本含义，是体现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为公”，其基本含义，是“天下为公”。封建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为君”；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为己”；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才是“为公”。“为公”，还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价值要求。 　　“民主”，其基本含义，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本身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也才能保证实现各方面的公平正义。真正的民主，也包含着法制的价值要求。 　　“共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体现，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体现。 　　重庆的薄熙来书记多次讲过：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关键点就是共同富裕。重庆“民生导向，共富发展”的理念和实践——我觉得这是“重庆模式”的灵魂——为什么引起全国、全世界的聚焦？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观，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问：重庆“唱红”真能破解“斯密之谜”这个经济伦理学里的“歌德巴赫猜想”吗？ 　　答：重庆“唱红”之前，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其他地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对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的看法很矛盾。一方面，坚决地认为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对能否搞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持怀疑态度。我还算“乐观派”，持一个“代价论”和“忍受论”，认为比较严重的贪污腐败、假冒伪造、黄赌毒骗抢偷泛滥，都是经济发展必须忍受的代价。还有“悲观派”根本看不到精神文明的出路，对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都已经渐渐在失去信心。因为，没有精神文明，不但搞不成市场经济，也搞不成民主政治。美国独立后有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就来研究为什么民主选举在美国行得通，在别处甚至欧洲就行不通。他的结论是，因为美国的价值观是真正基于圣经的，是统一的。这很有道理。像中国今天这样价值观如此对立，一搞“普选”，一定是比“文化大革命”乱十倍的派性斗争、武斗。 　　所以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要最终成功，必须破解“一手硬、一手软”的“邓小平难题”。容易“硬”的一手，即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发展经济的这一手，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但容易“软”的一手，即怎样使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硬起来”这一手，我们还没有真正掌握。而重庆“唱红”，正在创造性地破解着上述中共中央在1996年提出的“三大历史性难题”，在创造性地破解着“一手硬一手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30几年一直存在着的最大的问题。所以，也增强着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信心。所以，从更高的历史视野来看，重庆的“唱红”，是否可能是中国解决“斯密之谜”的“破题”之举呢？ 　　二、关于重庆的“打黑” 　　问：能谈谈王立军的事吗？ 　　答：当然能。中国是民主法治之国，重庆是民主法治之地，都有言论自由。当然任何自由，都不能违法乱伦。中国人言论自由的伦理原则，是孔老夫子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就是佛教要求的“不妄语”。对王立军，我知道两点。第一，他是个打黑英雄。但是重庆的打黑不“姓警”，更不“姓王”。 　　问：什么意思呢？ 　　答：就是说，打黑不是公安局的警察一家打的，而是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由市委的政法委协调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家，还有武装警察配合，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共同打的。公安局只起破案、侦查作用。公不公诉，检察院作主，判不判刑、判什么刑，法院作主。作为公安局长，王立军是重庆打黑的“五虎上将”之一，像一个“猛张飞”。但总不能说蜀汉是张飞打下来的吧。所以说，重庆的打黑不不“姓警”，更不“姓王”。 　　问：那么关于王立军的第二点呢？ 　　答：我知道的王立军的第二点，就是他“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这就违背了我们党和政府的组织纪律，也违背了外事纪律，犯了政治错误。英雄也会犯错误嘛。关羽、张飞都犯过大错，王立军的错误比他们的小多了。 　　问：王立军为什么要“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呢？ 　　答：我也不知道。不能“妄语”嘛。“妄语”是佛教讲的“十恶不赦”的“十恶”之一，是“造孽”，要下地狱的。但我知道，他“擅自”出走，并不是网上的“演义”讲的那样，是因为受到了“监视”，才“化装为老妇”出走的，而是市里通知他开会找不到人，才知道他出走的。这是我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听一位领导同志“顺便”讲到的。市里当然即时报告了中央，也知道了他“擅自”进入了美领馆，当然就得派他的顶头上司黄奇帆市长去处理。我们中国政府界有句“行话”，叫做“谁家的孩子，谁家自己抱回去”。80年代初中国人穷，我们学校一位大学刚毕业的老师坐公交车，两毛钱的票他也“逃”，被抓到汽车公司，也是人事处长去领回来的。我们的市长去，就带了一辆车，网上炒成70辆，真是“钱越带越少，话越带越多”啊。 　　问：市长与王立军谈了些什么呢？ 　　答：不知道。但听说是“晓以了大义”。我们都知道王是“自愿”走出来的。他作为中央管理的高级干部，又“擅自进入美领馆”，当然要由国家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问：对于王立军的动机与目的，网上有多种推理，你赞成哪一种？ 　　答：我觉得下面这种推理逻辑性强些：我也感觉王是一个自己觉得是“正义的化身”，因此“嗜警如命”的人，有点像一部美国电视剧《神探亨特》中那个警察亨特；这种人脱离警察行当，可能比死还难受；他到美领馆，通过刑事情报的交换，掌握一些还埋伏着的黑恶团伙尤其是其“保护伞”在美国的资产、账户等信息，以新的打黑成果，来要求重返警察行当。在长期过度工作压力下，在极度焦躁情绪中，英雄人物也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与举动。 　　问：那他领导的公安局在打黑中有没有“错误的判断与举动”呢？ 　　答：这两者之间就没有必然联系了。因为王出走是个人行为，打黑是公、检、法的集体行为，公安局破案侦查本身也是集体行为，行为的准则都是国家法律，所以个人即便是有焦躁情绪，也会在集体意志中得到抑制。所以，打黑总体上绝对没有“错误的判断与举动”。当然，打黑除恶是严峻的对敌斗争，黑恶分子很多都是有命案在身、有枪支在身的亡命之徒（打黑之前的2008年一年，重庆的涉枪案件就近千起，打黑中光枪就缴了七、八十支嘛），抓捕之时，性命相搏，能保证被擒拿的嫌犯都不鼻青脸肿？手铐铐走，能保证嫌犯的手腕都还细皮嫩肉？而且，大的黑恶头子有的既有命案在身，更是多有亿万不义之财，为保命保财，必然在审讯中夜以继日地“死缠”、“死抗”，一些人因此就编出“刑讯逼供”的故事，亦属“妄语”。 　　问：有一种说法讲重庆打黑是“黑打”，您怎么看？ 　　答：重庆“打黑”是“红打”还是“黑打”，我说了根本不算数，任何一个观察者说了，也都不算数。那么谁说了算数？一个是人民群众，再一个是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 　　重庆人民群众对打黑怎么看？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萧功秦，以前对重庆一些抵触情绪，去年被我邀来参加“重庆模式”研讨会，此人作风严谨、求实，期间有意向司机、路人、“棒棒”、擦鞋匠、摊贩等30余人仔细询问“打黑”、“唱红”、民生、干部作风及对市领导评价等问题，均得到正面回答，尤其对“打黑”，30几个不同的人，都叫好，没有一个说不好。所以这个萧教授对重庆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对重庆打黑怎么看？我给你们看几段我剪贴的报纸（我有个剪报纸的习惯）。这一段是我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批示的话：“重庆打黑除恶取得重大进展”，他还概括了成功三条经验——“一个是和专项斗争相结合，一个是和打击‘保护伞’相结合，一个是和反腐败相结合”。现在我们全国又掀起一轮打黑除恶新高潮，各地都在按重庆这三条经验打嘛。譬如说广东省，我们重庆的老书记汪洋亲自动员，要求“打出声威、打出成效”。 　　再看这几段，有我们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称赞——重庆打黑取得“极其难得的成绩！”有我们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讲的——“重庆市开展的‘打黑除恶’斗争惊心动魄，取得了重大胜利，深得民心、大快人心。”有我们中国打黑的最高长官周永康讲的——“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是为人民群众办的一件好事、实事，因此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问：为什么官方和民间的差别这么大？ 　　答：不对！民间没有说“黑打”的，那是极少数学者的说法。我们中央的官方和重庆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说是“红打”，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打击嘛。 　　问：那为什么仍然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呢？ 　　答：有各种原因。就像1927年我国湖南的农民运动一样，一些人说“糟得很”，一些人说“好得很”。我们的毛主席去调查，写了篇雄文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结果发现，说“糟得很”的，主要是“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甚至“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也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说“好得很”的，则主要“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每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人，也会成为“好得很派”。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啊。今天的“黑打派”与“红打派”，不是也既起于立场的对立，也起于道听途说与调查研究的对立吗？有的学者，自称也调查研究过，但作风之浮躁，叫人难以置信。例如有人讲重庆把民营企业家的首富、二富、三富都当作黑帮打掉了，我们重庆人一听就知道是“妄说”。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比资产，那几人比起重庆一些上了市的优秀民营企业，如金科、力帆、龙湖、宗申等等，也只是“小儿科”，哪里有首富、二富、三富都打掉的事！ 　　总之，重庆“打黑除恶”，是维护公平正义，为民生幸福、促进共富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问：您介绍说“民生导向、促进共富”是“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请问“重庆模式”为什么引起重视？ 　　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重庆模式”客观上已经代表了我国地方上一条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具体“路子”，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切向往，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向往。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一直在指路，在导向，但现实中并没有现成的路，路要靠大家闯。前30年，是广东、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带头在闯，大家在跟，都取得伟大成绩，但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以GDP为导向”的非平衡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 　　在中共十七开启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指导下，万马奔腾的中国大地上，迫切需要新的“领头马”。它应该是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对“以GDP为导向”的非平衡发展模式的超越。所谓 “需求创造供给”、“时势造英雄”，果然，重庆一骑突进，也驰骋在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前列；而且，“民生导向，缩小差距，促进共富”的“重庆模式”，确实也率先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科学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将邓小平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落到了实处。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是否也能起到当年“特区模式”那样的引领作用呢？我想这应该是“重庆模式”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吧。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3月2日下午5点多，重庆代表团成员统一乘一辆中巴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宾馆，今年两会期间只有重庆代表团住在这里,不与其他省市代表团同住。代表团中并未见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身影。黄奇帆未当场接受采访，随团记者称，今年在飞机上确实开香槟，切蛋糕，但是没有唱红歌。 3月2日下午,备受关注的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抵达北京。 【团驻地】 不与其他代表团同住 2日下午4点20分,重庆代表团刚在首都机场落地,在他们即将入住的人民大会堂宾馆,两排手持鲜花的漂亮女服务员就已开始反复演练欢迎仪式。“10分钟”、“5分钟”……随着工作人员提前预告车辆到达时间,服务员们也早已排队等在门外。Mitbbs.com 此次重庆代表团所住的人民大会堂宾馆与人民大会堂南门仅一街之隔,东面则是毛主席纪念堂。该宾馆就一座楼,不高,从这儿步行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仅需两分钟。就连北京的媒体记者说起这个宾馆,都感觉“平时来这里的机会很少,感觉这里有些神秘”。而现在,该宾馆门前戒备森严。 今年两会期间只有重庆代表团住在这里,而不像往年那样,与其他省市代表团同住。 【遭遇媒体】 市长不愿多答 2日下午5点多,重庆代表团成员统一乘一辆中巴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宾馆。最先走下车的是重庆市长黄奇帆,代表团中并未见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身影。 在服务员献过花后,黄奇帆快步走进大厅。 记者随即跟上去采访,但黄奇帆走得非常快,在记者问及一个比较和缓的问题“如何评价重庆进行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时,黄奇帆未多做回答,一边走一边用比较重的口气说:“好了,好了,现在不要做采访。”然后快步走进电梯。 记者又跟进电梯,黄奇帆比较简单地回答了两句:“重庆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是和国务院出台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相符合的,全国都应该按照国务院的精神来做。”随后,在上到五楼后,随行人员拦住了记者,让黄奇帆进屋休息。 【电话受访】 再三嘱咐“把话写全” 在黄奇帆进屋前,有位记者将名片递给他。结果两三分钟后,黄奇帆就打来了电话。 可能是担心刚才在电梯里说得过于简单,会导致媒体有所误解,黄奇帆在电话里又用四段话仔细解答了刚才记者所问的“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问题。 黄奇帆在电话里说,“重庆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是符合农民工利益、符合城市化要求的,总体效果很好,而且符合国务院最近出台的相关体制改革要求。反正300多万老百姓转户籍转得高高兴兴。”当被问及重庆的农民工户籍改革模式能否在其他城市推广时,黄奇帆回答:“任何城市都应该按照国务院精神、结合本身实际条件具体推动,我不说推广,也不说照重庆的做,各地有各地的情况。” 在简短的几分钟采访中,黄奇帆四次提到“我们是按照国务院出台的相关制度改革去做,符合国务院的精神”,两次提到“不说推广,其他城市应该结合本地情况去做”,还特地两次嘱咐记者“一定要把这些话写全了”。 但当记者想就其他问题采访时,黄奇帆一口打断:“别的我都不会说了,你记住一定要写全了。” 有媒体报道说,重庆代表团在来北京的飞机上切蛋糕,预祝两会圆满成功。随团来的重庆某媒体记者笑言,他们在飞机上确实切了蛋糕,还开了香槟酒,但并没有像去年那样在飞机上唱红歌。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3/03 — 杨恒均:从香港曾特首含泪道歉看北京正在开的两会 2012/02/29 — 彭博财经：中国的富豪代表们让美国的议员们相形见绌 2012/02/27 — 明报:薄熙来向胡锦涛投诚 放弃唱红打黑 王立军或被定性”间歇性精神病” 2012/02/24 — 博讯:王立军事件仍发酵：湖南武警机动师驻防重庆 2012/02/23 — 美国之音:薄熙来请辞？外交部称不掌握情况 2012/02/23 — 南华早报:重庆的明星市长黄奇帆前途未卜 2012/02/23 — 葡萄:关于重庆的事情 2012/02/21 — 罗昌平:王立军事件穹顶效应 2012/02/20 — 重庆历史翻开新一页，周强时代到来 2012/02/18 — 《今日美国》:中国仍旧无法消除互联网上对于王立军事件的热议

薄熙来： . 深化改革开放是重庆实现跨越式发展巨大动力 2012-03-02 10:12 重庆日报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老人一路走，一路看，话语不多，却又振聋发聩：“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由此，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 20年后，当中国改革涉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新的国际形势之际，西部的重庆——少年邓小平登船赴法求学之地，正高擎改革开放的大旗，沿着民生导向、共富发展之路，奋力追求科学发展的梦想。 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一个曾经背负着诸多沉重包袱的老工业基地，一个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的特殊直辖市，探索改革开放的新路是十分艰难的，但重庆步伐坚定。 自2007年起，这个年轻的直辖市推进“五个重庆”，开通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大规模建设公租房，“引进来”、“走出去”……重庆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许多改革从“跟跑”变为“领跑”，并基本建成了内陆开放高地。全市经济也呈现出“加快”、“率先”之势，去年，GDP迈进“万亿俱乐部”，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居全国前列，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又好又快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 以开放促开发，以改革促发展，重庆闯出了一条内陆开放之路、深化改革之路、科学发展之路。 当生日歌响起时，年轻的直辖市在欣喜之余，也清楚地看到，要深入推动科学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还要付出更多辛勤的汗水 2007年，年轻的直辖市迎来了10岁生日。 回顾10年风雨路，可谓“万事开头难”、“创业维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张德邻、贺国强、黄镇东、汪洋4位书记，蒲海清、包叙定、王鸿举几任市长，历届市委、市政府一茬接着一茬，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苦干创业，“费尽移山心力”，奋力迈出了对内对外开放的步伐，全市GDP年均增速10.2%，民主法治与社会事业也全面进步。 10岁的直辖市重庆，成功走出了困境，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取得重要成果，人均GDP迈上了2000美元大关。党中央、国务院也寄予厚望。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作出了“314”总体部署，希望重庆加快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当年6月，国家还批准重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我国唯一的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的改革试验区。 日子比以前好过了，手里也多了不少优惠政策，的确令人振奋。但重庆人也清醒地看到了问题：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消费的拉动不足；又地处内陆，在开放的“三线”，出口拉动几乎为零，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重庆还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面大，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生态环保任务艰巨，社会保障也亟待加强。 环顾四邻，重庆也有不小的差距。在西部12个省区市中，重庆直辖10年的发展速度是快的，但重庆快，别的地方也不慢。2006年，重庆人均GDP达到12457元，但排在前面的内蒙和新疆，分别比重庆高了7000多元和2500多元。重庆要实现中央要求的“加快”和“率先”，并非易事。 当生日歌响起时，年轻的直辖市在欣喜之余，也清醒地发现，要深入推动科学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还要付出更多辛勤的汗水。 “重庆要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就要扩大开放” “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重庆新一轮大发展的动力何在？ 实践证明，中国之所以创造连续30年近10%增幅的世界经济奇迹，归根结底靠改革开放。重庆直辖10年的大发展，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在经济全球化、贸易国际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关起门来搞发展，都不会有大出息。 走过10年直辖路后，重庆要有更大作为，实现“突围”，必须通过开放发展生产力，利用全球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缩差共富、公平正义。正像小平同志所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薄熙来2007年底履新重庆。在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就旗帜鲜明地举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他说：“重庆要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就要扩大开放，这是巨大的动力。” 之后一个月，薄熙来先后会见12家跨国公司代表、重庆港澳政协委员和渝中区人大代表，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即便是参加全市政法工作会，他也特别指出，“重庆要在新一轮的发展中不失时机，取得成功，必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下大力气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努力成为吸引和汇聚国内外各种发展要素的‘热土’。而政法战线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将重庆建成外来投资者的安全区、放心区。” 此时的重庆，迫切希望装上开放这架“大马力发动机”，实现加速腾飞。薄熙来说：“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才能有效聚集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经济要素，为我所用；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参与竞争，结识高手、良师，激活智慧，快速进步。国内外如黄金般宝贵的发展机会，也只有在开放环境中，才能分享。”他还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打乒乓球，如果只在家里和老婆、孩子打，也会赢得开心，但难有长进。敢于和强手交锋，就是输了，也会进步。” 于是，一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大讨论，在巴渝大地展开，电视台还为此搞了辩论大赛。讨论凝聚了共识，形成了合力，也让大家感觉“输不起、坐不住、等不及”。接着，在2008年7月，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专题研究扩大开放，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明确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 “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看沿海，沿海各省市发展得很好。未来30年，西部地区将大有作为，重庆对外开放海阔天空 搞开放、搞改革，不能光喊口号，不能靠头脑发热，关键在于科学的设计和扎实的行动。必须开动脑筋，运用智慧，大胆地试，科学地闯，才能趟出一条新路。 重庆不靠海、不沿边，对外开放确有客观难度。比如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就面临着交通、市场、人才等因素的制约。仅一个交通，重庆距离东部沿海2000公里，距欧亚大陆桥北线也路途遥远，而加工贸易对物流成本十分敏感，西部要像东部那样，大进大出，并不现实，也缺乏优势。 大挑战也孕育着新机遇。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看沿海，沿海各省市发展得很好。未来30年，在广袤的西部，也需要出现几个开放高地，这对于全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部开发，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换个角度，创新思维，对外开放也可以海阔天空。 在东部沿海，由于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搞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物流成本相对较低。而西部的优势在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较低，且供应充足。如果实现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研发、配套、生产集中于一地，仅有市场在外，对笔记本电脑等高附加值产品来说，西部就拥有了比较优势，而物流成本也不再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这一思路，就是重庆创造的内陆加工贸易新模式。 几年干下来，这条内陆开放的新路子走通了，而且越走越宽。目前，重庆吸引了惠普、宏碁等全球5大笔记本电脑品牌商，富士康、英业达等6大代工商，400多家配套企业，形成了一个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年产量超1亿台、产值超千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正在西部迅速崛起。 对一个系统来说，一个“点”的突破将引起连锁反应，制度创新也是如此。“凤”来得越来越多，“巢”自然也需要筑得更好、更大。迅速成长的笔电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催生了内陆首获批准的两路寸滩和西永两个保税区。而加工贸易的货物出口，进而又带动了重庆首创跨关区便捷通关联动模式，跨关区实现了“一卡通”。为占据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高端，重庆还率先开展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惠普亚太结算中心、宏碁和华硕第二运营总部等相继落户。当年对外引资由2007年的1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100亿，国内外众多客商，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纷至沓来，又促使国家最终下了决心，在重庆设立中西部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重庆搭起了一个又一个内陆开放的大平台。 随着渝新欧铁路的全线贯通，重庆从开放的“三线”一跃而成“一线”，变成了内陆开放的前沿 重庆创造的内陆加工贸易新模式，改变了世界加工贸易布局，而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的开通，则真正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 过去，打开中国经济版图，东部沿海是对外开放的“一线”，是“窗口”和“桥头堡”，西部地区则被称为开放的“三线”，基本与“口岸”无缘。其中的关键在于交通。中西部的商品出口，或者运往上海、广东转口，然后飘洋过海；或者走铁路到哈尔滨，通过欧亚大陆桥北线，之后再耗时20多天，才能到达欧洲。 其实，西部并非没有铁路通往欧洲，但受传统思维的限制，以及繁琐的海关关检、复杂的铁路物流转运，“新欧亚大陆桥”虽屡被谈论，却始终未变成现实。这些年，重庆协调沿途5国海关和铁路部门，推动达成便捷通关协议，实行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五定班列”，还合资在重庆注册物流公司，专司这条铁路的物流运转。 “软件”到位，盘活了既有的“硬件”。去年，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正式开通。从重庆出发的货物，可直抵德国、比利时、荷兰和波兰，且运行时间比欧亚大陆桥北线缩短了七八天。由于政策绑定，全国各地要通过这条铁路把货运到欧洲，或者分流从欧洲回运的货物，均须在重庆报关。渝新欧铁路的开通，让重庆从开放的“三线”一跃而成“一线”，变成了内陆开放的前沿。 对此，重庆市长黄奇帆曾有过一段表述：“开通渝新欧铁路，听起来简单，实则需要大量的协调、讨论和复杂的运作。如果没有开阔的眼界，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即使想到了，也很难做到。”重庆的实践，再次证明了一点：睁大眼睛看中国、看世界，对看准了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终将有所作为。 在“走出去”方面，东西部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天高地广。重庆大胆探索，形成了“有进有出”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创新、创造开阔了思路，改善了环境，推动了大开放、大发展。2011年，重庆提前一年完成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利用外资，从2007年的10亿美元，提高到106亿，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对外贸易总额超过35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1‰提高到1%；外地货物经由重庆转口的货运量占比达到32%；离岸金融结算从无到有，不断扩大，结算额达到2011亿元…… 重庆的对外开放，不仅“引进来”，还“走出去”，实现了有进有出、内外互动。2010、2011两年，重庆启动海外投资项目110亿美元，在全国独树一帜。 中国人有个传统，讲究勤俭持家，喜欢存钱。具体到对外开放，不少地方重视招商引资，对到海外投资却兴趣不大，总觉得把钱攥在手里，把项目摆在身边，心里才踏实，干起来才实惠。而且，由于对世界各地的经济规则不太熟悉，海外投资信息不够丰富，项目选择和运作上也缺乏经验，更使不少企业顾虑重重。结果，中国外汇储备以每年4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去年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外投资额却相形见绌。“走出去”这一重大的国家战略，步履维艰，各地均无实质性的突破。 当前，世界各国遭遇危机，渴望资金和投资，而中国又“不差钱”，正是“走出去”的好时机。对西部地区来说，在“走出去”方面，与东部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又无地域的劣势，又可以使海外的矿产、土地和高科技产业为我所用，真是天高地广！ 重庆开始积极谋划。为降低投资风险，重庆确定“三不原则”，即不运作“体外循环”项目，不支持“卖苦力”的工程承包，不投资虚拟经济项目。而是面向国内市场和重庆需求，策划实施矿产资源、粮食安全、资源加工、装备技术、园区开发等领域的项目。比如，到巴西和阿根廷买地种粮食，收购澳大利亚铁矿、圭亚那铝土矿，到英国收购机电项目等。科学的谋划与运作，让重庆抓住机遇，获得了急需的资源、技术和人才。去年，海外收获的20万吨大豆，已运回国内。 公租房建设，是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居有定所，则人心安；人心安，则百业兴 开放促发展，也推动了改革。面对诸多热点难点问题、体制机制性障碍，重庆人敢想敢干，科学谋划，稳步推进，很有成效。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成绩举世瞩目，但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和矛盾。比如，区域、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三农”问题突出，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等等。 改革势在必行！那么，作为西部的直辖市，重庆在全国改革大局中如何定位？能够发挥何种作用？ 西部地区的改革分为3类：一是跟进型，即将先发地区的成功经验用于本地。二是特色型，针对本地特殊的问题推行改革，但不具有全国意义。三是“领跑”型，在全国率先推动，创造的经验具有示范推广价值。这些年，重庆除了跟进和特色型改革，还抓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契机，在民生改善、缩差共富领域大胆探索，许多改革从“跟跑者”变为了“领跑者”，创造了不少好经验、好做法。 公租房建设便是其中之一。老百姓过日子，有四件大事：衣食住行。当今中国，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住房问题比较突出。单靠商品房供给，低收入群众难以承受，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房源少，保障范围有限，还存在权力寻租，难以根治住房难。 对单轨制住房供给的制度缺陷，中央充分重视，国务院也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解决。重庆开全国先河，率先探索建立城市住房“双轨制”模式。2010年，重庆正式启动大规模公租房建设，计划3年建4000万平方米，目前已累计开建2871万平方米，配租11万套，规模、进度和配套水平全国领先。 为防止利益输送，并避免公租房变成“贫民窟”，重庆把握了5个关键环节：一是租住对象明确，即进城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和城市住房困难户；二是与普通商品房“混建”，住房品质、配套服务和物业管理不亚于中等商品楼盘；三是租金较低，每平方米平均10元；四是严格实行“封闭运转”，退出公租房产权，只能交回公租房管理局；五是融通模式科学合理，向国家社保基金、商业保险机构、国家烟草公司等融资。 公租房建设，是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良好的制度设计、充分的保障范围，使占城市总人口30%-40%的低收入群众，不再担心住房问题。居有定所，则人心安；人心安，则百业兴。 重庆推动的农村产权改革，明确了土地使用权的财产权性质，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中国改革，难点在“三农”，而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瓶颈问题是资金短缺。 《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的耕地、林地、宅基地，无法作为抵押品，通过银行贷款，获得发展急需的资金。同样因为这一点，长期以来，中国农民收入主要来自田间耕作和外出打工，基本没有财产性收入。 新近颁布的《物权法》为难题的解决带来了转机。重庆依照《物权法》，创新地提出：“所有权和使用权都是财产权”，并分离量化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财产占比。在农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三权”进一步确权到户基础上，明确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宅基地集体和农民分别得15%、85%，林地和承包地集体和农民各得20%、80%。这一规定，实化了农民的土地和房屋财产，使其可自主用于银行质押融资、入股股份合作社、变现为转户进城的原始积累。 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激发了生产活力，那么，重庆推动的农村产权改革，明确了土地使用权的财产权性质，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此外，为了防止贷款风险，消除金融机构的后顾之忧，重庆还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三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可能产生的贷款坏账，由银行、政府、农户各承担三分之一。二是，由市国资委筹集30亿元，组建了兴农融资担保公司，各区县成立子公司，形成“伞形”担保体系。 明晰财产权，健全风险预防机制，迅速激活了“三权”抵押贷款。目前，重庆累计发放“三权”抵押贷款180亿元，预计2015年将达到1000亿元。借此，农业发展获得了企盼多年的“源头活水”，而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也成为可能。 重庆农民工一年半转户322万人，风平浪静。温家宝总理评价说：“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积极探索。” 在经济学家眼中，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除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外，解决农民工身份，减少农民，推动城市化进程，也是非常紧迫和现实的问题。 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多数在东南沿海打工。在城市，他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在农村，青壮年离家后，造成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他们如同“候鸟”，春去冬来，每逢节日都给运输系统带来很大压力。特别是“农民工二代”，已经远离乡土，习惯城市生活，却面临城市融不进、家乡回不去的尴尬境地。但是，农民工变市民，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变换，它涉及到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多方面配套，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重庆也有800万农民工，其中三四百万在重庆城区打工。面对问题，是念“拖字诀”，还是用“闯字经”？决策之前，黄奇帆算了一笔账：如果300万农民工转户，每个人需要配套10多万元，总计3000多亿。但3000多亿不是一年拿出，而是在15年到20年里分期投入，这样，每年需要投入两三百亿。再者，改革成本不是由政府“一肩挑”，而是由企业、政府、社会分担。此外，每位农民进城，只要每人每年增加一万元的消费，300万农民工每年就可以带来300亿的消费。算细账，农民工转户成本并非无法接受，如果考虑农民减少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有利可图”。 于是，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并设计了5条政策：一是以农民工就业和自愿为转户前提，在主城区工作5年以上、区县城工作3年以上就可以转户。二是农民工转户进城，就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五大保障”一步到位，也就是俗称的穿上“五件新衣服”。三是承载地以工业园区、主城区和区县城为主。四是改革成本由企业、政府、社会各大体承担三分之一。五是建立农村资源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和平台，也即俗称的宅基地、林地、承包地“三件旧衣服”，农民工可自愿决定是否“脱掉”，如果“脱掉”，还要给予足够的补偿，消除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由于制度合理，重庆农民工一年半转户322万人，风平浪静，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主要做法被纳入国家户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温家宝总理评价说，“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积极探索”。 或许商人的嗅觉天生敏感，他们从重庆在风平浪静的改革中，迅速捕捉到了商机。于是，2011年4月，西永微电园出现了这样一幕—— 来渝考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问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你在沿海有很多工厂，为什么又跑到重庆投资呢？” 郭台铭答：“一是重庆建设公租房，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可以专心做生意；二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解除了员工的社保、医疗、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三是重庆打黑除恶，建设‘森林重庆’，发展环境好！” 重庆无中生有，创建七大要素交易市场，宛如增添了7个“极核”，将各种经济要素凝聚于己，又辐射周边 一个地区、一座城市，要成为经济的“中心”和“增长极”，必须具备强大的要素集散能力，必须建设定位明晰、制度科学、运营规范的要素市场。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历经几年奋斗，重庆创建了土交所、药交所等七大要素交易市场，交易规模已超过3000亿元，正逐步成为区域性要素集散中心和定价中心。 其中，农村土地交易所是全国唯一的。重庆利用级差地租原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办法，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等复垦为耕地，产生建设用地指标，并将其设计成“地票”公开交易。这样一来，不仅确保了耕地总量不减，农村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还具有了同等收益，而且“地票”净收益，85%补偿给农户，15%给集体。截至目前，重庆累计交易“地票”8.9万亩，农民直接增收124亿元，还为农民新村建设提供了22亿元建设资金。 药交所也是一大创新。它日益显示出五大功能：一是价格发现和定价功能，通过统一采购抑制了虚高的药品价格；二是减少中间环节，预防腐败；三是市场调节功能，优化了资源配置；四是体现了结算功能，加快资金流动，降低了交易成本；五是推动重庆成为药品交易高地的功能。去年，药交所交易额达50亿元，药价平均下降28%，为群众节约药费10多亿元。到2015年，交易额有望达到1000亿元，届时，药价还将大幅降低。 如此等等，重庆“无中生有”，创建七大要素交易市场。这宛如增添了7个“极核”，将各种经济要素凝聚于己，又辐射周边，从而为“西部地区的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夯实了地基。 重庆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而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重庆改革“成绩单”里，还有很多属全国“率先”或“首次”的项目—— 在全国首开微型企业发展先河。采取“1+3+3”政策措施，即“1”名带头人出资本金，带动8-10人，成立微型企业。给予“3”条扶持政策：财政补贴3万-5万元；按资本金1∶1的比例提供银行贷款；给予注册资本金等额的税收优惠。提供“3”项服务：建立创业培训平台，提升创业者创业能力；搭建与龙头企业的对接平台，让微型企业进入大企业供应、采购链；搭建创业基地。短短一年多时间，重庆发展微型企业5万多户，带动40多万人就业。 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出台了“民生10条”和“共富12条”，并在全国首次把基尼系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还制定了缩小基尼系数的时间表。经过全市人民共同努力，去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占比由2010年的43%提高到了44.2%，基尼系数从0.438下降到0.421。表明重庆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出现逆转。 …… 审视这些年重庆的改革与开放，逐一剖析每项政策的机理与效能，可以清晰地发现：重庆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而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改革开放，努力改善民生、缩差共富、推动科学发展。 如何衡量一个地区的改革开放是否成功？邓小平说，主要看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拿出重庆的“答卷”，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逐一比对，答案不言自明。 如何看待重庆探索与实践的意义？此时，就需要重温邓小平另一段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此比对，答案同样不言自明。 20年前，邓小平视察南方，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如今，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谱写更加精彩的篇章。这是当代国人不可推卸的、神圣的责任和使命！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到美国驻成都领馆要求政治避难事件发生后，薄熙来的动态备受关注，重庆日报今天在头版报导了薄熙来昨天会见历任“雷锋班班长及战友”的谈话及照片。中国各大新闻网站在显著位置转载报导这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