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身家上亿的博彩业巨头、房地产开发商何鸿燊(Stanley Ho)曾经说过，如果梁振英(Leung Chun-ying)当选香港特首，他将从香港撤资。何鸿燊认为梁振英“仇富”。 现在，何鸿燊的恶梦变成了现实。由1200名委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其中许多人根据北京意愿行事）已推选梁振英担任下届香港特首。 出身警察家庭的梁振英承诺让香港市民买得起房，并缩小贫富差距——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表明，香港贫富差距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最大的。梁振英的“民粹主义”主张让香港的大亨们担心，他可能会打压他们的赚钱能力，损害香港作为低税负及信奉自由放任经济理念的金融中心的声誉。 梁振英首次引起商界精英的警惕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时任香港政府顾问的梁振英帮助设计了旨在加大市民可负担公屋供应的政策。批评人士表示，这项政策有违香港不干预市场的传统，加剧了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长期楼市低迷。 如果说香港富人对梁振英感到警惕，那么香港一些穷人无疑更多感到兴奋。许多人希望，梁振英政府会着手改善香港部分人可谓糟糕透顶的生活水平——有20%的香港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一位名叫万黎宽（Man Lai Foon，音译）的中年环卫工人表示：“梁振英一再说，香港缺少市民负担得起的住房。像我们这样的人大多认为，这是香港穷人生活如此艰难的主要原因。” 但现在已是一位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的梁振英，在公开民调中的得分却仍然很低。他与北京方面的密切联系令一些人担心，香港的核心公民自由权利能否得到保障。 他们担心，梁振英对异议的容忍度可能比较低。他们还担心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的称梁振英是中共秘密党员的传言（梁已予以否认），而且梁公开支持拟议中的反颠覆法。 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Anson Chan)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梁不认同香港社会的个人自由、法治和经济自由等核心价值观，担心这一点会体现为一种专制的治理风格。” 梁振英断然否定了此类说法。在此次竞选期间，他誓言要维护法制、人权、廉洁政府以及新闻、言论和集会自由。他在胜选演讲中表示，将坚守“一国两制”原则——该原则可防止北京方面干预香港地方事务。 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副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表示，北京方面明白有必要保护香港法庭的公正和信息自由。他说，保护投资者的信心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至关重要。香港不仅是中资企业的筹资之地，还是中国政府选定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门户。 史宗翰表示：“有些人担心，在（梁振英）任内，北京方面会更直接地干预香港的治理。但是，维持香港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 评论人士也表示，尽管梁振英试图进行重大改革，但由于他缺乏公众的支持且面临商界的反对，他的改革计划将会受挫。今年9月，香港将展开立法会选举。香港政府的议案常常遭到立法会否决。 译者/何黎

上周末，在RFA做Calling节目时，一位听众来电，谈到中国政府最近允许养老金入市，让人感到很不放心，害怕这些“保命钱”最后被倒腾光，还不如存在银行里让人放心。我当时的回答是，这些钱如果存在银行，利率太低，赶上不通胀速度，会严重缩水。明智的方式是用去投资。但关键是如何减少投资的风险，并加强对社保基金运作的监管。 但我深知，这样回答在道理上站得住脚，但要在中国付诸实行却难之又难。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资本市场长期处于过度投机与政府干预过强的高风险状态，投资品种太少；二是社会信用太差，不仅是民众不信任政府，就连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缺乏政治信任。以刚发生的网友谑称的“最坑爹保险”为例：1995 年，浙江台州椒江农民黄某为其妻儿买了农村养老保险，每人一次性缴费200元。按当时的计算表，17年后，他的妻子 60岁，以后每个月可领取12至14元。最近，他妻子年满60岁，但社保部门却称，由于利率的降低，现在“养老金”每个月只能领2元。这类例子每时每刻都在教育中国人民：政府是不可以信任的。 且先看看中国养老金的种类及其管理方式。当前，中国当前的养老金由三大块构成， 一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现时其总额约为8566.90亿元人民币。这是一种旨在用高回报支付未来债务的战略性储备资金。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中央政府采用“吃小灶”的政策倾斜方式保证这部分资金获得高回报。即使如此，2011年这项社保基金交易类资产还出现浮亏357亿。对此，中央政府动用中央级彩票公益金转移支付保值。3月26日，财政部对《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根据修订后的第十条规定制订的《2012年中央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显示，2012年预计支出的中央本级彩票公益金中，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241.26亿元。 二是基本养老保险，这是一项受地方政府管辖的全国性养老金计划，资金总额约为1.4万亿元人民币；三是由中国各企业管理的养老金，总额约为 3000亿元人民币。这两项现已允许投资资本市场，投资途径大多是发行债券和投资股市。前一向广东省政府宣布将千亿养老金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引发了一轮各地方政府管辖的基本养老保险金是否应该入市的讨论。 中国的养老金确实面临危机。即使各地没有发生挪用社保基金这类违法事件，因投资渠道有限而产生的资金缩水也是个大问题。因为中国股市历来是个高风险的资本市场，中央政府为了保险，规定的主要投资渠道是在中国国有银行的低息存款以及有限购买本国债券。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强，养老金的低回报产生的压力越来越大。施行政策倾斜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都难免亏损，地方政府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资金更难实现资产保值。这些资金的年收益率仅有2%。计入通胀因素后（2011年的通胀率超过了5%），这笔资金的回报率通常都是负值。其次，中国的人口在快速老龄化。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压力日益加大。 要解决养老金的危机，理论上是放开投资渠道，让地方政府可以多些自主权。但由于地方政府挪用、经营不当等原因，中国养老保险金已经形成总额至少达1.7万亿的空账，中央政府不愿意背负填补地方保险金缺口这个大包袱，再也不敢信任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也不愿将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的掌控权拱手让给中央政府掌控的投资机构。象广东省那样将千亿养老金委托给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运作的，目前仅此一家。面对各地方政府想用基本养老保险金投资的冲动，国家财政部当头浇了一盆冷水，3月下旬，财政部发布文件，要求各地社保基金结余只能转为定期存款或购买国债地方社保基金不得入市。 养老金投资的第一要义是保值，其次才是增值，追求高额回报并不是养老金投资的目的。在通胀预期很高的今日中国，养老金的投资策略应偏重于长期性和分散化，保障其安全性，最重要的是通过“跑赢”通货膨胀来实现养老资金保值增值。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学习一下美国政府对养老金的灵活管理。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养老金体系遭遇很大冲击，当年美国养老金资产市值缩水到14万亿美元，对此美国政府采取了两方面应对措施。一是直接救助，如2008年9月提供850亿美元紧急援助，接管涉足养老保险业务的美国国际集团。二是调整养老金资产配置和投资比例。2008年初，美国的养老金约57%投资在美国国内或外国的股票资产上，通过几年痛苦转型，美国养老金投资正从偏重美国股票、债券等，转向房地产、非美国股票以及私募股权等。这一转变使养老金总体投资风险下降。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转向国际市场，会比盯住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效果好得多，前提是中国得有一批负责任且通晓国际投资业务的行家。

近年经济学家吴敬琏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观点，读之令笔者受益非浅。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指出，要关注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我希望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能重点关注讨论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辩论中或才能找到最优或次优答案。 中国“十二五”规划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回望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关注顶层设计的人少，人们更多地是熟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如“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 为什么现在开始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我理解，经过30年，许多外围改革已基本完成，当前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改革需要攻坚。一是一些重大改革错综复杂，涉及面广，如户籍、社会保障等改革，需要统筹兼顾，精心设计。二是一些重大改革极度敏感，如政治体制等改革，需要把控全局，稳步渐行。三是一些重大改革开始触及利益集团，如行政审批、市场准入等改革，需要无私的胸襟与无畏的勇气。 吴老说到：“目前在财税体制，在金融市场形成，在法制国家的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前几个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的经验，这些改革都势必会遇到种种既得利益或者是意识形态等等方面的阻力。”从这轮有关银行“暴利”的争议中，已明显感到了这股阻力。 银行“暴利”争议揭示了什么 自有银行家坦言“银行利润高得不好意思说”开始，银行利润问题备受舆论拷问。开始主要是网民，接着是专业媒体，最后专业学者、专业官员参加论战。大家一直沿用的“暴利”一词，最早应来自网民。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言，说“暴利”有点过分。什么是“暴利”？20%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或是200%的ROE？亦或是ROE长期地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几倍？ 大家为什么一直用这一词，其实所有人都明白，这里更多的带有感情色彩，即公众对存款负利率、对垄断、对服务的不满，而非一个简单的数量界定。“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想官员和决策者，在看待舆情时，也应该有一点点这样的悲悯情愫吧。 （一）银行业的利润率是否偏高？ 在一个较大的市场经济体内，比较行业的利润高低，不是看资产收益率（ROA）,也不是看利润增长率，最科学的是比较当期净资产收益率（ROE），即资本利得。也就是说投资一元钱，各行业能纯赚多少。借用中国银行业协会杨再平副会长的数据，2004-2010年，中国银行业ROE在15%-20%之间，远高于老百姓一直诟病的石油、烟草等垄断行业；2011年ROE超过20%，略低于烟草但高于石油。其实在我看来，无须测算中国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也无须知晓其他行业的利润率具体是多少，仅从大量国际资本、国内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千方百计、哭天喊地地想进军中国银行业这一现象看，投资什么最赚钱，大家已心知肚明。 （二）为什么2011年人们关注银行利润? 自2003年改革后银行业ROE就比较高，一直是个大家向往的赚钱行业。但为什么2011年人们才开始诟病其暴利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自2002年到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2009-2010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四万亿投资作用，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总体状况不错。你吃肉，我也能喝点汤，相安无事；二是2011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企业亏损、倒闭增加；通货膨胀加剧，负利率现象严重，居民购买力不断下降。但银行却利用紧缩之机直接提高或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收取各种费用，民间融资泛滥并出现风险。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受到质疑，同时银行ROE仍保持高位并继续提高。银行业与实体经济反差巨大、呈冰火两重天之势，你继续山珍海味，我却饿肚子，争议自然出现。 （三）银行业ROE高的根本原因? 用银行业利润增长的原因来替代解释银行业“暴利”即ROE高，是明确的偷换概念，如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等。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内，行业利润率最终会向社会平均利润率收敛。一个行业的ROE较长时间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或是技术壁垒，或是行政壁垒。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鼓励技术进步，所以技术壁垒带来的“暴利”很少有人指责。如人们对乔布斯、马云、姚明等只有羡慕，没有嫉妒恨。但行政壁垒带来的“暴利”则不同，它明显不公，会导致寻租、腐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人们总在声讨。 应当承认，银行ROE高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如笔者曾考察过的民生银行“商贷通”、北京银行“小巨人”、汉口银行的科技金融“投融通”等产品，均具有创新内容与技术含量，因此获得了市场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银行业也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体现为管理层面的机构审批、准入门槛。 其二，价格管制，且管制定价偏高。目前，中国利率没有市场化，银行还没有获得直接的定价权，但央行的管制利率已经为银行保留了足够的保护利差。据了解，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利率改革时制订的利差水平考虑了让银行体系的休养生息，偏大1个百分点以上。目前，尽管银行业机构数量不算很少，有一定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更多的体现在非价格方面，且一般的金融消费者受益很少。所以就体现了价格管制下整个行业的集体性“暴利”狂欢。应该说，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机已基本成熟，但一些人又以保持银行利润稳定增长、维护银行股价基本稳定、避免外资唱衰中国银行业为由，博弈央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四）银行业为什么要保持高的ROE? 有人指出，“银行业利润高,可以不要国家救助、可以给国家多交利润、可以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等等”。看到这些观点，是不是感到很滑稽可笑？这些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的基本责任，而不能成为行业攫取高额利润的理由；如果贪官说：我贪污，可以让我全身心投入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多消费拉动消费、可以多捐钱帮助他人。如何评价？财，首先是取之有道，然后才是花之有理。 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的观点，可加以仔细分析。九十年代初期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观点；随后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提法。但是，对这个提法以及哪些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存在较大争议；对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认识。 从供给角度来分析，银行业是服务行业，其提供的信贷和支付结算等服务维持整个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转，就像血管对于生命的功能一样。但如果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多种供给主体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单个供给主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有限。30多年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1994年以前，除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外，银行业其它主体极少，无论是储蓄、信贷还是支付结算，四大专业银行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发展，银行业市场主体不断增加，竞争日益增强。目前，银行业各类机构已达3000多家，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存款、贷款、资产等所占市场份额已下降到50%以下，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 从危机角度看，工、农、中、建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家机构出问题，大家都会出问题，就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救助和处置的成本会极大，处理不好很可能需要国际救助，就会将国民经济拖入深渊。从这个角度理解，也可以说大型商业银行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从危机和系统重要性的角度说，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体制，保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避免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因此，长远来说，防范系统性金融机构不出问题，应更多地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并促进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等措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政策红利维持整个行业的高ROE来解决（当然，对监管者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从短期来看，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尚未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有效防范银行危机并切断其向实体经济的传递渠道，保持银行业适度盈利乃次优或无奈之选择。 中国金融业改革成效显著但仍需深化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中国金融业是处于体系的恢复、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包括中央银行的独立、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恢复和商业化改革、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建立及证券公司、政策性银行的组建等。这一时期，中国的金融业一直作为经济改革、社会稳定的重要推动手段，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部分承担了企业和社会转型的成本。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中国政府大大加快了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包括关闭了大批有问题的中小金融机构，重组了部分金融机构，加快了对大型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推进利率和汇率管理体制改革，同时经济推动外部的金融法制、会计制度、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等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剥离处置不良、注入资本、公开上市，在国家财政支持下，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公司治理逐步健全，风险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市场地位和实力显著提升，服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能力日益增强，为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和金融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中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利率、汇率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还需进一步推进，金融宏观调控还有待改进，金融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一）明确改革总体方向。本轮金融危机后，关于改革方向出现了很多讨论。“摸着石头”最终的目标是“过河”，不能在中间停滞，更不能“浑水摸鱼”。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要深化财税、金融、企业、价格、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应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二）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广，尤其是涉及部门职责和利益，难度极大。因此，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门主导，否则极易“跑偏”。应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成立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工作小组，设计改革总体方案，利益部门具体落实实施方案。 （三）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当前急需的是建立与宏观经济增长和信贷增长挂钩的动态拨备制度，一方面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建立“逆周期”的利润调节机制。二是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一方面为中小银行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控制过多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出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做好准备。三是建立消费者保护制度。消费者首先需要保护，其次才需要教育。应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承担该职能，不应监管部门负责，更不能由行业协会负责。中国的许多行业协会具有极大的寄生性，往往沦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 （四）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相关重大改革。首先要完善审批等准入制度，坚决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金融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国家除控制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外，其他的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应逐步转让；同时放宽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的种种限制。其次，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第三，加快票据、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让资金供需双方有更多的比较选择。 （五）加强金融管理，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做到该放的坚决放开、该管的切实管好。一是加强消费者保护，清理规范各种收费行为。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部门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金融机构应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思想，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三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完善监管规则，更新监管理念、制度和方式，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监管有效性；同时，要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形成金融监管合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2012年 3月 25日 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促使美厂商回流 记者: 杨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福特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重庆长安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在工作 中国劳动力、生产成本和相关费用的不断提高，致使一些美国公司开始纷纷回流。有专家认为，随着中国本土企业自主竞争能力等方面的加强，外资退出可能会是个趋势。 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及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等，让海外的投资者趋之若鹜，纷纷“慷慨解囊”在中国投资建厂。 *昔日优惠今不再 成本上涨苦难言* 波士顿咨询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寻求削减成本的美国公司，在中国优惠政策和廉价劳力的吸引下，一度将生产部件的加工外包到中国，或在中国投资建厂。中国政府对外商的优惠政策包括廉价的土地、固定的汇率、财政刺激、政府出资改善基础设施等，而当时中国工人的工资每小时不足一美元，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曾经的廉价中国劳动力成本由于不断上涨而逐渐失去其吸引力和竞争性。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说，2011年中国南方工业带的工资上涨了10%。2010年工资上涨幅度为11%。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抗议事件不断，上海政府最近宣布，将最低工资提高13%。 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因使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而得到了丰厚的利润。但有迹象显示，低成本、高回报的所谓“中国范例”正在走向终结。 *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是长期问题* 美国著名体育用品公司耐克上星期的盈利报告显示，公司的利润下降2%，相当于额外支出数千万美元，其中中国工人工资上涨，是耐克一部分利润消失的原因之一。 投资公司麦克亚当斯赖特里根分析师萨拉-哈森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工资上涨仅仅是刚开始，这对企业来说是件大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分析师哈森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产阶级不断扩大，这种工资水平上行的压力将会继续。 芝加哥论坛报引述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的作者之一、哈罗德-舍金的话说，中国当年廉价的工资，现在每年增长15-20%，而且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同时，公司还承担运输成本的增加，水电费的调价，以及产品质量等问题。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公司开始注意到，在中国的实际生产成本开始接近美国的成本。 *企业利润减少 退出势在必行* 中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说，虽然中美两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同，两国在政治上、经贸上也时有矛盾和摩擦，但造成美国企业回流的原因主要在经济层面。 他说：“我认为首先是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包括一些经济政策，对外资的优惠减少了。优惠政策一取消，外资在中国的利润减少，甚至成本还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感觉日子不好过了，就退出吧。” *美国公司回流的国内原因* 芝加哥论坛报说，过去10年来，美国公司已找到生产产品更快、质量更高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改善自动化。与此同时，美国的工资下降或仅仅适度增长，使得美国本土公司在全球更具有竞争力。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和全美汽车联合工会谈判，允许公司以大约雇佣熟练工人工资的一半、每小时15.78美元雇佣初级工人。这不仅大幅度节约了公司的人力成本，而且增加很多就业机会。福特公司计划在2015年前新增1万2千个工作。 今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在美国经济仍然处在金融危机过后的恢复阶段，经济、就业是选战的重要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寻求加快鼓励美国公司回流，建议向那些把工作带回美国的公司，提供20%的公司所得税抵免。 不过，在这一波美国公司回流中，一些美国公司仍然认为，在亚洲生产以亚洲市场为主的产品，成本仍然便宜，而且为了扩大在亚洲的市场份额，一些公司不得不在当地建厂生产，或同亚洲厂家合作。 *美国企业回流数量将递增* 芝加哥论坛报援引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经济学家比文斯的话说，把生产线迁回美国的公司数量还不多，不足以被看作是一种趋势。报道说，美国的制造业严重萎缩，因为现存的工厂无法承担生产，而且严重缺乏熟练工人，一些工作无法被回流到美国。报道举例说，现在很难在美国找到能生产拖布、刷子、烤盘的工厂。报道引述德勒咨询公司和美国制造业研究所去年的一份报告说，全美大约有60万个制造业工作无法填补。一些制造业者估计，这种短缺将在今后3-5年内更加严重。 虽然美国公司回流的数字无法统计，制造业者专家说，随着中国工资继续上涨，运输成本飙升，美国公司回流的数量将在今后5年增加。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到2015年，在美国生产那些目前进口给美国消费者的产品，成本更便宜。这些产品包括机械，电子产品和家具等。 *美国企业回流数量取决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学家仲大军说，从整体上来讲，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日益强大，科学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逐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会受到激烈的竞争或排挤，从而可能造成西方企业后退或回流的趋势。 他说：“假如中国企业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并且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企业，迫使一些外资企业被逼走了。中国经济大量的领域都被外资渗透着。所以中国从国家战略发展上也发现了这些问题。所以中国也开始从经济政策上，以前优惠外资的招商政策，都开始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慢慢慢慢地退出，有可能是一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