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本报记者 梁为、宋阳标、徐伟 发自北京、广州    时代周报第174期 　　约访司马南很难，从联系到做成，历时4个月。 　　孔庆东更难，他几乎从不接受采访。 　　杨帆则爽快地答应了。 　　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平邦一听说是南方的媒体，当即予以拒绝，就像之前的方舟子。 　　对于南方的媒体，他们似乎都有着一份天然的警惕。他们担心，那些“颂扬市场经济的自由派媒体”会假采访之名，歪曲己见，行打击之实。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派论战激烈”的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经常被舆论用来比拟20年前邓小平南巡所处的历史节点。 　　但正如司马南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所说，“我与‘南方’很多人在观念、政见上有分歧，但不应由此妨碍两者间的交流，你们也可以出现在我所主持的节目上。“ 　　 “我左右都不逢源” 　　2月6日，王立军闯美领馆一个月后，温家宝在“两会”答记者问中说，“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后，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紧接着，“乌有之乡”“西奴网”等网站暂停运营，进行“后台维护”。 　　此时，国内互联网上响起一片调侃之声，“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还真不习惯”，“我们是不是也该为他们争取言论自由？” 　　对此，对方未像此前那样给予激烈回应，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静默。 　　悲哀之余，他们觉得不为时人所理解。 　　2011年4月，司马南与孔庆东一同出现在一个视频节目中。在他们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本由司马南撰写的由经济科技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民主胡同40条》。民主，正是这一期节目中他们所要谈论的中心话题。 　　正如每个人所料到的那样，他们批判美国式民主，认为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某一种民主模式，中国必须找到适合于自身的民主模式……” 　　在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中，司马南说：“中国社会如此之复杂，用幼儿园大班好人坏人的‘二分法’来格式化思想界现状，你不觉得失之于肤浅、简单、片面吗？我这个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 　　 司马南与孔庆东 　　1989年之后，《中国商报》主任记者司马南开始“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兴趣，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思考，写作”。此前，这位东北汉子在哈尔滨商业大学毕业后，曾任国家商业部教育司公务员，浙江工商大学语文教师。这时，33岁的“记者司马南”尚未发表什么政治言论。 　　而在这之前的10多年中，他学会了“特异功能”“气功”。他心想，既然我是假的，谁是真的？他开始用他学会的那些“技术”去打假。 　　于是，从1990-2006年，他利用各种报告会，主持科普节目，现身说法，剑指“神功”。1998年，在终南山上，他被“神医”胡万林及其手下毒打并非法拘禁；次年，在河南商丘再次遭胡万林党羽围殴，但“最后终于把胡万林押上了审讯台”。正是如此，经国内几十家媒体所报道后，司马南被赠予“打假斗士”称号。当时的《南方周末》也对他进行跟踪报道，刊文《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并连载他《神功内幕》一书。 　　司马南遂成为名噪一时的“打假斗士”，与《南方周末》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此时，他未来的朋友孔庆东，则在北大师从钱理群攻读硕士学位。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孔庆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可“我看不起只会埋头学习的书呆子，但是要比读书考试这件事，我还真是天下无敌。和第二名的分差，不叫距离，叫天堑”，体育也是满分，“俯卧撑能做100个”。 　　1989年，孔庆东成为“研究生院自治会主席”，并因此受牵连，被剥夺了继续读博士的资格，“下放”到首都师大附中任语文教师。 　　在首都师大附中，高中生许知远成了他的学生。许知远被这位“不循规蹈矩，才气非凡”的孔老师所吸引。 　　3年后，孔庆东重回北大，攻读博士。而许知远也在1995年考上北大，师生情得以再续。在今天，许知远回忆说，“从中文系所在的静园四院走到学五食堂那一路，傍晚的时候，学生下课，路上都是人。我跟他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感觉像在追随什么东西”。 　　在他眼里，这个时候的孔庆东，有着非凡的魅力。 　　但是，许知远与孔庆东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许知远无法接受“孔庆东思想逐渐左倾，并支持文革”。 　　关于对“文革”的态度，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作为一个发达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东西。后来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得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文革是全盘否定的，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文革中的那些坏事，应该用理性的学术态度去研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 　　博士毕业后，孔庆东留北大任教。 　　 在他们的言论阵地上 　　2003年下半年，范景刚与韩德强等人筹划成立乌有之乡网站，并经营乌有之乡实体书店。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参与了“乌有之乡”成立后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自称为“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初将网站定性“在民主法制轨道上的”。 　　“乌有之乡”从2006年后开始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其后便与“四月青年网”等红色网站言论阵地。 　　在今天，由司马南与孔庆东所撰写的言论文章与视频，大多都能在这些网站上找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司马南开始撰写文章批评《南方周末》。第一篇文章为《冷看 裸体冲锋》。 　　关于此文，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我在2008年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一夜未眠，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若干篇评论，谈到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普世价值看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也要看齐普世价值，它把汶川地震救灾行为说成是践行普世价值，说成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兑现关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于是，我写了致《南方周末》的公开信，我写了抗震救灾不涉及到普世价值，我写了几十篇针对普世价值这样一个学术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我也发表了《叩问普世价值》这样的演讲。” 　　从此，“打假斗士”司马南涉足政治评论领域，并逐渐成为“某派思想阵地的领军人物”。 　　关于毛泽东思想，关于朝鲜模式，他“开始有计划地撰写文章”，并将其汇集成《民主胡同40条》。 　　对于“普世价值”，司马南认为，无论东方、西方，都没有一种价值主张能”普世”，而中国，应该争取普世价值的定义权、解释权。 　　而此时正在研究武侠、鲁迅与老舍的孔庆东，开始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笑谈金庸与武侠；还写起了博客，自称孔和尚。 　　此后的“北大醉侠”频频接受媒体访问，发表各种言论。 　　他抛出“记者害国论”，言现在的媒体“歪曲报道现在铺天盖地”“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 　　关于此，他对时代周报说：“媒体要生存、要赚钱、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讨好权贵，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底线在哪里？20年以前，记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呼，是正义的化身。今天的记者是什么形象？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认真地想一想吧。” 　　他赞颂“朝鲜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政权”。并在2010年9月与“乌有之乡”张宏良等人亲往访问朝鲜，他们瞻仰朝中友谊塔、吃石锅拌饭、唱卡拉OK，参观金日成综合大学。 　　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回应社会热点话题。他评点药家鑫“就是长着一副杀人犯的面孔，中国很多人不对他人生命安全尊重，只考虑个人权益”；还有，他评点“梨花教母案”，他批评郭敬明抄袭门，均有言辞犀利的批评。 　　 打韩寒是为打公知 　　2012年2月20日，司马南与方舟子并肩出现在湖北卫视一套脱口秀节目《中国范儿》中。这期的主角是方舟子，而讨论的事件则是“方舟子打假韩寒代笔门”。 　　当节目进行到第4分钟时，司马南忽然说：“我周围总有人跟我嘀咕，你的朋友方舟子太偏执，韩寒这件事值得那么较劲吗？我就跟他们说，方舟子哪是跟韩寒这个小孩在较劲呀，方舟子是和韩寒身后那帮大人，那帮公知们过不去，因为那帮人把一个小孩包装成了一个神话的男主角，所以方舟子不过是说了句实话。” 　　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司马南说：“韩寒又扮演成了意见领袖，他用尖端刻薄的语言来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调侃，在网上引来了一片支持声，再后来，韩寒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排名第二的世界一百个重要人物之一，这个事情已经搞笑到了不能再搞笑的地步了。方舟子出来后，韩寒背后扮演枪手的人会感到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是那些包装韩寒、参与制造韩寒神话、并凭借着这点参与和制造分享韩寒在互联网时代光环的那样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如此，让人隐约看到一条逻辑链。 　　打韩寒，是为了打公知。而方舟子说，这么多年来，你们看韩寒出现在南方报系刊物封面的次数有多少次？正是南方报系参与了制造韩寒这个神话，给他套上光环。 　　对于被称之为“天下之公器”的媒体，司马南说：“我批判那些总是把社会问题指向根本制度的媒体，那些试图撬动底下最后一块积木的人。” 　　对于“三骂”，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说：“我其实并没有在电话上骂那个记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时哪里骂过人？那个记者后来也证实了。我是放下电话后，在微博上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其实就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微小说’，目的就是看看媒体和社会如何反应。结果不出所料，中国媒体的毫无理性暴露无遗。” 　　3月28日，曹林华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孔庆东的确在电话中骂了他，但只骂了孔在微博上所描述的“三妈”排比句中的第一句。 　　 司马南们的2012 　　2011年与2012年之交，台湾“大选”之际，曾经和孔庆东亦师亦友的一知名作家离开中国，并在网上发布一封《与孔庆东绝交书》。在这封绝交书中，这名作家详述说他与孔相识、相交到交恶的经过，并以刻薄的语气讥讽了孔的出身。 　　而司马南，在2012年1月20日晚在华盛顿国际机场，被滚梯与悬墙间未设任何防护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受伤入院。这一则消息在微博上传出后，遭到了疯狂的转发与评论。它既成了某些人春节期间的“娱乐节目”，也成了某种阴谋论肇始，有人说，身为反美斗士，为什么司马南去美国过春节，为什么司马南把孩子送去美国念书，司马南是不是用了某地赞助款送小孩去美国念书？ 　　对这些质疑，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说：“首先是我的小孩在不在美国读书，这涉及到我个人的隐私问题，我从来不谈我自己的孩子在哪里，我从来不谈我的家人现在具体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因为我有权利不讲。原因是我过去得罪了一些江湖上的骗子，多次遭到他们威胁、报复；现在我的罪了一些政治上的敌人，他们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理论上无法驳倒司马南，就危害司马南的家人，这是非常卑劣的行径，我不会给他们提供口实，所以司马南到底有没有小孩、有几个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哪里读书，这样的信息我不作任何回应。” 　　这些，便是司马南、孔庆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刚刚开局的2012年的遭遇。在中国网络社会中，关于他们的新闻，甚至带上全民娱乐性质。 　　 三月的北京 　　三月底的北京街头，有的人已经穿上了单衣，有的人还穿着羽绒服，大家互相穿过，平静而从容。时局之变幻，犹如三月底的天气，因每人的身体素质和感知能力，对自己所穿之衣，都有自己的判断。 　　司马南的书房在北京二环边南锣鼓巷。书房进门有一面足有两米直径的大鼓，颇有衙门的气势，每有客人到时，他都会敲一通“咚咚”的鼓声。 　　在采访中，司马南谈到自己的生活，说他正在筹拍一部纪录片，正在写一本关于六祖慧能的书，说他在北京的书房有很多书，欢迎大家去做客。 　　而孔庆东则在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邮件中说：“光明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灵魂。正如贝多芬聋了，也能听见最雄壮的交响乐一样。风雨如磐的时刻，曙光，已经熹微在东方了。” 　　文辞优美的回答，与他在公众面前所展示的形象有强烈反差。我们希望，这些并非幻象。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１９９９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叁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叁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叁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２０１１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而且他们在这叁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２０１０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９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２０１０年２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２０１０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叁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１９９９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１９８９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 　　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２０１０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叁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２０１１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２０１１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４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２０１１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叁。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叁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７０％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叁，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１９５７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叁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 ，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１００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１００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作者：何清涟 今年2月以来，由于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出事，有关“太子党”接班还是平民出身的高干继续当政，再次成了一个似乎与中国前途相关的大问题。海外中文媒体上各种貌似“中南海快讯”的说法除了将水搅得更浑之外，争论双方努力给受众一种印象：自己不赞成某派的原因，是因为某一派当政，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两派药方均相似，药罐注水人不同 由于“太子党”中的一支——“文革”时期的老红卫兵曾拟过一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强调“血统论”是决定中国人政治地位的唯一因素，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太子党们利用父辈权势经商的事情屡有所闻，知识阶层（包括我本人在内）对“太子党”问政大都抱持不欢迎态度（有少数欢迎者写文章鼓吹太子党们的政治经验适宜当政）。 但世界上有些事情看似有理，其实却经不起推敲深究。我静下来思考了一下“太子党”当政或者“平民派”当政于中国前途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个惊人的结果，即对于中国民众（包括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而言，不管是平民出身的官僚当政，还是“太子党”当政，其境遇似乎与中国成语“换汤不换药”类似，比如延安儿女那篇“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就认为病根不是中共一党专政，只要“在原有各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的盘子上增加百分之二十的直选党代表”，这20%的党代表主要由一些倡导红色文化的社会团体（亦即已经边缘化的红二代中产生），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派别之争闹腾得动静挺大，但各派认为包医百病的药材还是那几味，只是往药罐里注水的人不同而已。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讨论价值的伪问题。 这两者当政何者有利于百姓，主要看三点：经济主张、政治主张以及两大群体的清廉程度。都说中国人吃饱饭就不会有更多的要求，此处就先来看看两派的经济主张及实践。 “平民派”执政实绩与“太子党”的经济主张 第三、四代领导集体主要是平民出身（不属于高层权贵集团的即为“平民”），按道理应该懂得民生的重要性。但中国民众这些年不仅没有随着GDP总量的增长而获得福利的增长，反而被住房、医疗、教育三大保险压迫得喘不过气，找工作难，最后沦落到喝口干净水、吃口安全食物、呼吸清洁空气都困难。失地农民与城市拆迁户自焚反抗都没能为家属保住那点可怜的生存资源，最后全国人民还要为政府超发货币引起的通胀买单。从民生日趋艰难这点，可见当政者是否考虑老百姓的福祉，与其出身平民或者权贵并无多大关系。正好比前总理朱镕基当年曾因言论出格年纪轻轻被打成右派，但他当政后却从未反对过中共因言获罪的做法，也未因此给当年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右派们什么优惠一样。 “太子党”当政是否会更关注民生？目前只有“重庆模式”可以做为实例，对这个模式的评价趋于两极化。且抛开我个人对其好恶不言，这模式本身并无长远实施的可能。因为用来“唱红”的经费来自于“打黑”，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经济增长却无法依靠“唱红”实现。因此“重庆模式”只能做为薄督“问鼎”的敲门砖。至于薄督主张“分蛋糕”先于“做蛋糕”，纯属扯淡。做不出“蛋糕”，纸面上的完美分配纯粹是空中楼阁。依靠“打黑”抢来的那几块蛋糕实现公平分配，就好比当年中共土地改革，将地主老财家的土地钱财分光用光，也没法让绝大多数农民脱贫致富。至于那些准备在十八大以后实行新政的太子党们并无公开的政纲，硬要说有，只能将刘源派“智囊”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算上，这主张实际上就是坚持国家垄断资源与一些重要经济领域，但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民生也就是让老百姓有口饭吃而已，与现状并无实质差别。 中共党内各派的共同纲领：强化中共一党专政 再看政治主张。第三、四代平民出身的领导人的执政主张，中国人已经领教了20余年。江泽民统治时期，中共并未大张旗鼓地批判西方民主制度，这一做法让国际社会多少保持了一点幻想，以为经济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媒体市场化最终将给中国带来言论自由，乡村基层选举是全民选举的开幕式。到了胡温时期，中共在政治上向左回归，并将“保证中共执政权”上升为要求他国必须尊重的“国家核心利益”。如果说此时人们还舍不得丢弃最后一点幻想，201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示“五不搞”这一政治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后，中国人进入了政治上的无梦时代。 “太子党”们的政治主张是否不同于平民出身的高层官僚？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明确表示对“文革”的向往，说明他不仅崇拜中共的一党专制，而且崇拜无法无天、毫无规则的专制。而刘源派“太子党”智囊张木生力主的“新民主主义”，其第一要义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第三、四代的政治原则并无区别。 不少人认为“太子党”有民主思想的色彩，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其中作为代表人物屡被提及的是军队少壮派刘亚洲少将。2004年有王怡发表文章，从去年开始又有钱理群的文章“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2月19日由香港《成报》发表），两人的论证依据主要是刘亚洲曾写过一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的文章。可惜的是，这篇被用来作为论证刘亚洲敢言、有民主思想的文章并非刘亚洲写的，而是我的一篇旧文，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第1期（总第76期）的卷首。其来龙去脉我已经写在“介绍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并厘清一段文字公案”一文里，有兴趣者请去阅读。所以，如果还有人想论证太子党有民主思想且对现实持批判态度，还得另找依据，用我那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是绝对不行的，因为那是我的思想。 最后说到在以权谋私与贪污腐败方面，“平民党”与“太子党”之间是否有区别。在这方面还真是找不到什么不同点，两者都贪腐，只是方法不同。有关高干子弟利用父辈资源致富的登龙术，一直是北京不能控制的海外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英国《金融时报》那篇“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就很有看头。有个数据流传很广，即亿万富翁中有91%是高干子弟。而从底层升上来的“平民党”官员之贪腐程度也未遑多让，一些小小的县级国土局长一捞就好几亿。去年最引人注目的铁道部贪腐案中的刘志军与张曙光，均是平民出身。其中张曙光居然竟能下手攫取28亿美元巨款；2008年倒台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还是苦孩子出身，其性生活上的龌龊程度更与其头上那顶法学家帽子“相映生辉”。 综上所述，只要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这缸污水还在，任何人上台当政都不是平民的福音。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只是解决他们自家内部人谁掌权的问题。所以，在公共政治领域，与其讨论中共内部“太子党”与“平民派”的格斗，还不如讨论在中国如何建立制约政治权力、尊重人民权利的民主制度，因为这远比讨论中共派系斗争中谁上台当政更重要。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