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23年前的六月四日，北京血雨腥风，大兵压境。一场持续数周的民主运动遭到当局暴力镇压。作者长平认为，六四事件的意义更在于，她开启了八九十年代那场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变革。 乌利克·普珀（Ulrike Poppe）将我们领到挂在墙上的一幅照片前，照片上一位女士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克伦茨小平？ –不，谢谢（KRENZ Xiaoping? -NEIN danke!）”，意思是说，埃贡•克伦茨（当时的东德领导人）休想当邓小平，对抗议活动进行血腥镇压。 普珀女士是德国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专员，她告诉我们，北京“六四”民运对东德抗议活动影响很大。在我随后走访的当年反东德专制政府的参与者中，无一不提到“六四”民运。 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中国人身份。在安东尼·托马斯（Antony Thomas）摄制的记录片《坦克人》（The Tank Man）中，美国佩珀代因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贺森松（Bruce Herschensohn）说：“他（‘六四’镇压中在长安街只身拦截坦克的年轻人）想改变中国，结果却改变了苏联。在柏林墙倒下之前，我去过东欧好几个国家。我称赞他们的勇气，他们却对我说，既然那个中国孩子能站在坦克前，我们也能做这些事情。这位年轻人的行动，事实上改变了世界。” 我想这也是整个“六四”运动应得的评价。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场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变革的开端，是整体变革中的一部分。在那场变革中，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笼罩人类天空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阴云随之散去，全球政治经济进入一个新纪元。 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视野中看待“六四”，我们就会对一些看似盖棺定论的问题重新思考： 第一，“六四”民运成功还是失败？对于中国来说，它无疑是一场大悲剧与大屠杀。坦克和枪炮开进北京，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者喋血街头，死者至今数目不明，冤屈未伸，不能得到公开的悼念和祭奠。另一方面，它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专制政权可能出现的疯狂暴虐，毫无底线，激励人们和它作坚决斗争。那一轮抗议浪潮，作为一个整体，无疑又是风卷残云般的巨大胜利。 第二，政府用军队镇压民众是迫于无奈吗？一直有一种批评，说参加抗议的大学生过于激进，逼得政府没有退路，不得已开枪恢复秩序。把“六四”放到苏联东欧剧变的整个运动中看，就会发现这种批评何其荒谬。就非暴力运动而言，还有比要求政府下台，也真的迫使政府下台，甚至国家解体、消亡的抗议更激进的吗？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只是要求政府反腐败、搞民主而已，如果北京政府可以开枪，东欧国家人口还剩几何？何谓政府迫于无奈，民主改革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退路吗？ 第三，政府选择了社会稳定吗？民主改革会导致社会动乱，如此荒谬的说法竟然被成功宣传。二十三年之后，社会涣散，人伦禁毁， 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维稳体制拆东补西，商人、官僚、艺人和普通百姓纷纷移民，这是日趋稳定的社会吗？看看东欧及俄罗斯诸国的社会秩序，你就会明白维稳经费有多么浪费。另一个成功的宣传是，中国很大很复杂，不搞专制就会乱。事实上，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中共统治六十余年来，最充满希望、最不易动荡的年代，人们团结一致，积极乐观，视改革开放为新的真理。民主改革毫无疑问会得到全社会的热烈支持，动乱从何谈起？ 第四，“六四”镇压的受害者只有中国人吗？从道义上说，很多西方人都知道，只要有一人受压迫，全人类都不自由。但这远远不够。从实践上说，八九民运促进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发生，同时也使中国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弃儿。很多当年义愤填膺的港台人、西方人，如今都被中国的市场诱惑，乐于与中国政府合作。他们在抛弃中国人的同时，也背离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伦理。“六四”镇压让中共觉得什么风浪都能挺过，后来更相信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换取。“与魔鬼交易”正在困扰全世界。 当年中共高层领导人赵紫阳、李鹏、陈希同等人的“六四”回忆录，近年先后出版或泄漏。我从他们相互印证的回忆中，没有读到大权在握的邓小平任何协商退让的选项。也就是说，在他那里，并不存在“学生再隐忍一些，中国就搞民主改革”的假设。自从当年4月25日李鹏等人向他汇报局势之后，“旗帜鲜明”、“坚决反对”、“措施得力”、“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就是反复出现的用语。镇压早已注定，只有杀人的多少（假如能减少牺牲当然非常重要），而没有谈判的空间。镇压之后的秋后算账，或者说持续的镇压，无论运动如何发展，也都无可逃避，而且至今未了。 今天的“中国模式”，正是邓小平定下的经济上的不公平改革加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开花结果。这个“模式”横冲直撞，让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伦理都陷入难堪。从这个意思上说，当年的东德人拒绝了的“克伦茨小平”，乔装打扮之后，正面带微笑向我们走来。

本周的香港舆论，没有任何悬念，但是剑拔弩张，聚焦于香港政权移交15周年纪念的话题。《明报》刊发评论员的文章，指官方本来希望庆典搞得风风光光，岂料眼前却出现自2003年50人上街以来最紧张的气氛。 他分析港人怒火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必须看到现时香港人的怒火何来？可以说有三把火。第一把火是曾荫权管治7年劣绩斑斑，民怨四起，在他下台时爆发出来。第二把火是李旺阳事件，内地处理极差。第三把火是梁振英的僭建丑闻，加上他的强硬政治，导致火上加油。” 关于现任特首曾荫权，明报发表总结性社评《能力愿景品德劣，曾荫权辜负港人》”7年实践清楚显示，曾荫权论能力、愿景、品德三方面，都不及格，AO（政务官）治港神话破灭，楼市政策冥顽灵触发地产霸权质疑，贪腐丑闻更令香港公仆廉洁奉公形象蒙污。7年前，港人曾经满怀希望，7年后，曾荫权辜负了港人的期望。” 而候任特首梁振英，在竞选中高调谴责对手唐英年住宅僭建，丧失了基本的诚信，自己却在十五周年庆典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陷入同样的丑闻，舆论一片哗然。专栏作者小云在《苹果日报》的文章中说：”心术不正的政客，都爱玩弄语言，蛊惑人心。这种人一旦手握权位，必定颠倒是非，败坏社会风气，绝非社稷之福。香港人必须站出来，拒绝由谎话连篇的人领导香港。” 15周年纪念前的抗议 香港有问题，但根源不只在香港。《信报》有多篇文章，将视野放到十五年来的香港发展。习广思在《迷失的十五年》一文中说，”历史几乎都大家开住玩笑，阅读报章旧文，大家才恍然发现这十五年间，由冀盼到失望，由恐惧到捍卫，十五年的迷失，到眼下确切感到强烈的危机感，累积下来的民怨已到达到高峰。” 《苹果日报》也刊发台湾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的文章《香港回归十五年有感》。苏贞昌说，”当胡锦涛访港成为香港今年的治安大事，肃杀多于喜庆时，当年邓小平允诺的五十年不变，其实已沦为历史空洞的回音，对香港当下的现实更增添嘲讽意味。””十五年来，香港和中国的连结越来越深，但经济越深化，依赖越加重；社会越交往，冲突越增加。港人治港成了空话，在上有中央政府老大哥的情况下，从政治人物到商界领袖，甚至到传媒老板，人人心中都划有一道自我设限的红线，曾经生气勃勃的新闻自由与活力创意，只剩下更多的禁忌与消音。但正如历史的潮流，当划给人们的红线越多，反弹也就越大，当习以为常的自由被剥夺，人们渴求自由的动力也越强。 “ “七一”庆典变葬礼？ 在很多香港人心中，”六四”人权人士李旺阳不明不白的死亡，使得”七一”庆典变成了一个悲愤的葬礼。香港《信报月刊》7月号呼吁《中央治港政策再检讨》，其中回顾”八九”民运说：”特区政府成立初期，由于经历过八九民运之痛，习惯生活在英国治下自由制度的港人，对回归一个极权的共产国家，必定诸多抗拒，不少人选择移民。一些民主派头面人物甚至有被抓去坐牢的最坏打算。” 《苹果日报》本周连发两篇文章评论哈佛教授傅高义的《邓小平》。第一篇的作者是”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他指出傅高义在这本书中对邓小平下令开枪镇压民运充满同情和理解，是站在专制者的立场说话，颠倒是非，错得离谱，充分反映出部分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的误区所在。 另一位作者李福钟教授则认为，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傅高义这本书并没有太独到的研究创见，制造舆论、提供主流资讯传播媒体一个方便的思想懒人包，是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它的深度讯息是，美国学术界的中国通们，已经迫不及待要利用其西方世界的学术光环，向中国当局索讨一些好价钱。” 不仅仅是涉及”六四”的大事令香港人愤怒，而且越来越多的内地新闻让香港人感到不安。专栏作者健吾在明报发表的文章《祝回归快乐》中，谈到陕西政府强制村民冯建梅堕胎的事件，提醒港人说：”到时，你还会说得出那种在亲子王国常见的港妈发难句式：’发声会让我有饭吃吗？发声会令我淘宝有八折吗？发声会让我生活更好吗？发声会让我儿子默书一百分吗？发声会让我老板发我烂渣吗？发声会让我跟朋友更友好吗？发声会让我老公更爱我吗？’各位港爸港妈，如果你觉得一国两制已死，那么你有心理准备，你的子女有可能要面对这些危机吗？” 相关日志 2012/07/01 — 蘋果日報:六四也不能問　你能啞忍嗎？ 2012/07/01 — 路透社:胡锦涛场内奢谈包容 场外警方狂喷胡椒镇压 2012/07/01 — 商务部：供港物资特事特办 确保安全稳定 2012/07/01 — 香港《苹果日报》七一头版 2012/06/30 — 香港記者向胡錦濤提六四問題 被警員問話 2012/06/30 — 何仁勇:为什么香港的军车不乱来？ 2012/06/29 — 闾丘露薇:十五年的变和不变 2012/06/28 — RFI:董建华呼吁港人容忍李旺阳被自杀 2012/06/28 — 无视香港现实 官媒纷唱赞歌粉饰太平 2012/06/24 — 舌尖上的香港

戏剧性并非维稳体系的追求，却是它的结果。维稳思想就是牢牢控制住社会的一切。王立军与陈光诚的两次“闯馆”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当幻想积累到一定的时候，戏剧性就会不请自来。换句话说，戏剧性频繁来袭，正是变革悄悄来临的哨音。 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说，他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士请到中南海作客。有位朋友遗憾地说，记者应该追问什么时候，立即生效吗？他想到了柏林墙倒塌之夜，期待同样戏剧性的场面出现. 1989年11月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以党的新闻发言人身份，在记者会上宣佈，东德政府决定“适当允许”东德人的旅游要求。不知道是不是被热烈的掌声沖昏了头脑，当记者追问什么时候生效时，沙博夫斯基回答说：立即！ 消息立即传遍东德，数千人立即涌向柏林墙。事前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的守兵，在僵持了个把小时之后，打开了墙门.不仅门再也无法关上，墙也开始倒塌，东德开始淡出历史。 同样戏剧性的场面并没有像那位朋友幻想的那样出现在中南海。然而，一个专制国家从来就不缺少戏剧性。2月6日，“打黑英雄”王立军魔幻般地进入成都美国总领使馆，拉开了一场宫廷斗争的序幕，比地摊文学还要？精彩的？？权贵故事次第展开.薄熙来在记者会上痛斥媒体胡说八道的话音未落，转眼间就下落不明；温家宝总理刚刚义正辞严地祭出路线斗争的大旗，却传出毒杀洋人的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却又导致言论自由的再度收紧，回到了政治层面。一时谣言四起，至今悬而未决. 4月26日，美国使领馆再次令人惊呼。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因为维护底层民众权利，被污坐牢四年多，出狱后又被囚禁在家，家人也一并失去自由。对於一个行动不便的盲人，当局派了数十至上百人长年看守，从他的家中到进村的路口，层层封锁，岗哨密布，探访人士屡遭围殴。4月22日，陈光诚却奇蹟般逃离魔掌，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北京，得到美国领使馆的庇护，并於4月26日公开信息。5月2日，失去自由长达六年之久的陈光诚，在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陪同下，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前往北京朝阳医院治病疗伤。 假如没有美国领馆，王立军和薄熙来今日如何，十八大是否更多变数？假如没有美国使馆，陈光诚是否仍然被囚於临沂家中，或者在北京东躲西藏？……这两起事件被人们相提并论，乃因为美国使领馆角色鲜明。 然而，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最大的相似之处，还在於二者出人意料的戏剧性。戏剧性与专制政权息息相关.民主政治要求公开透明，没有多少私密隐情，没有多少尔虞我诈，也就没有戏剧性的土壤。任凭政客们巧言令色，花样百出，选民们都明白政治底色不会有太多变化。专制国家却大不一样，一会国家主席失踪了，一会打倒“四人帮”了，一会儿总书记被罢免了；到处都是秘密，全身很敏感。轻轻拉开帷幕一角，就可以看到黑幕重重。 戏剧性并非维稳体系的追求，却是它的结果。维稳思想就是牢牢控制住社会的一切。这两起事件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当幻想积累到一定的时候，戏剧性就会不请自来。换句话说，戏剧性频繁来袭，正是变革悄悄来临的哨音。 长平，阳光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