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魏英杰 | 公布PM2.5监测数据怎么成了问题

公布PM2.5监测数据怎么成了问题 文/魏英杰 15日,温家宝总理指出:我们要更重视完善环境监测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使监测结果与人民群众对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切实感受更加接近。 温总理这段话,自然而然让人联想到最近关于空气质量监测的一场争议。近日,网友在微博上公布,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空气监测数据表明,北京空气污染达危险水平,而北京环保局监测数据则还是三级轻微污染。同样在北京,为何空气监测数据却大相径庭?人们这才发现,原来这是空气监测标准不一造成的结果。 具体讲,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监测数据中加入了PM2.5,而这一指标尚未列入我国空气质量评价标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PM10空气监测标准。PM10指的是粒径在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又称为可吸入颗粒物或飘尘。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这两种标准有什么不一样?现在许多人也基本搞清楚了,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既然PM2.5更能直接反映出空气质量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为什么目前国内相关机构依然采用PM10监测标准?据相关报道,这两种标准的使用有个实际发展过程。例如,美国1971年实施总悬浮颗粒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1987年推出PM10空气标准,然后于1997年制定了PM2.5的空气标准。目前,美国采用两种标准同时监测,但PM2.5 站点更多一些。从这可以看出,采取PM2.5标准不仅更为科学合理,而且也是大势所趋。 那么,采用PM2.5标准是不是有什么现实困难?从相关情况看,这在技术上并不存在困难,之所以不公布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不是法定必须公布的空气监测数据。国家环保部相关负责人日前提到,国内一些城市还不具备PM2.5的监测能力。这应该是事实。但也要看到,北上广等大中城市已经具备相关监测能力,而且也有公布PM2.5的必要。 例如,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负责人表示:“对PM2.5的监测并不困难,与PM10的监测仪器是一样的。目前广州10个国控监测点都对PM2.5进行了监测。”另外,知名记者闾丘露薇在相关文章中透露,北京市环保局一直以来都有监测PM2.5的数值,“如果国家同意公布,他们马上可以做到”。这也就是说,实现PM2.5监测及公布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相关部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围绕相关话题,有一个好消息: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在11月10日表示,我国的PM2.5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即将出台。据悉,标准将会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的第一过渡时期的数值,来说明PM2.5指数的污染危害。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大气环境专家张远航表示,即使按照世卫的标准,加入PM2.5后,中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将从现在的80%下降到20%。这位专家还说了一句话:“我想这也是环保部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体系的原因。” 有一点必须意识到,空气质量如何,关键不在于监测数据是否准确,而在于真实情况如何。如果空气真的很糟糕,就算不公布空气数据,老百姓也可以切身感受到。空气质量明显下降,却以所谓科学监测数据来掩饰,那是彻头彻尾的鸵鸟政策。在这问题上,正确的办法是客观对待现实,号召社会共同参与,这样才能真正改善人居环境,而不是生活于“数字神话”世界。温总理的这段话,想必也是这个意思。 2011年11月16日 后续:11月14日,南京气象台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首次公布PM2.5相关数据,随后不久这条微博被删除。17日,有媒体称发布该条微博的工作人员已经被追责,南京市气象台工作人员否认这一消息,称气象台目前仍在考虑如何处理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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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 公布一个pm2.5,到底有多难?

产商辩护,事实上,环保是每个人的事情,开车的更无法推卸责任,因为只要车子上道,就排放尾气,而尾气是pm2.5微粒的主要来源。众多的北京开工地盘,同样不能推卸环境污染的责任。但是所有这些,都和这次辩论的实质性问题没有冲突,很简单,大家要一个现在还看不到的数值,pm2.5到底多少,在过去这些年,和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这个数据有怎样的变化。要求公布一个数字,和大家必须从自己做起,为改善空气污染做努力,为何在一些人看来,变成了对立的事情? 杜少中承认,美国大使馆的数字走红,这是因为,对方能够用通俗的方法进行描述,发布的手段,页面的设计,都更加人性化。但如果打开环保局的网页,到底怎样的数字意味着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应该避免上街,所有这些民众真正关心的实质性内容,都没有提供。 争论越激烈,对官员的回应批评得越多,显示公民意识在提升,而官员的及时回应,也反映出,至少有一些官员,意识到自己应该如何去做。人们在未来可能会看到一些改变,至少杜少中透露,会组织专家,来确定和空气质量对应的自我保护措施。虽然他挨骂,但是他也感谢公众,因为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阻力一直很大,而现在,因为公众的参与,事情可以做得快一些了。 补充:在交出这篇专栏稿件之后,事情又有了一些进展,而我自己,因为采访了一直研究空气问题的专家,也增加了不少知识和资讯。 1。杜少中和潘石屹在北京环保局检测中心见面了,杜少中还透过微博,邀请了不少关心这个问题的网友去参观。不过一提到地产商,学者也是咬牙切齿,因为工地越多,空气就会越差,这是没有办法的。 2。不少环保部门过去一直在做pm2.5的检测,包括北京环保局,还有很多科研机构,但是如果要统一公布,问题在于,测试仪器是否统一,操作人员的操作是否保证规范,学者还担心一点,地方的数据,如果成为一个硬指标,是否能够保持独立真实。 3。原来拿北京来说,pm2.5,只有去到密云,数值才会有所不同,在市区,不管哪个地方,没有区别。 4。说到尾气,油的质量非常重要,北京的油品质量,已经是全中国最好的了,和其他一些地方相差太大。 5。还是那句话,环保部从三年前就开始推动pm2.5的测量,学界更早,但是地方阻力很大,因为这和经济发展的理念,在很多人看来,是对立的。不过,不开始做,就不会有改变,学者回忆当年设定国标一,很多地方反对,甚至担心打击汽车行业,但是开始做了,汽车行业自己转变跟进,一些不做的城市,民众不满意了,于是政府也就跟着做了。所以,学者认为,北上广先公布pm2.5,会是比较符合国情的做法,也是他们在呼吁的。 6。二手烟会产生大量pm2.5微粒,在美帝使馆门口,用网友自备的机器测试,同事的二手烟飘过来,数值马上上升了二十多倍。嗯,二手烟呀,大家的肺呀。 字不准确,这是因为,空气质量这个问题,在现在,要故意隐瞒或者欺骗,已经是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换算的标准不同,或者公布的数值、检测的对象不同,肯定会损害公众知情权。北京市环保局的副局长杜少中,并没有回避微博上网友们的质疑,但他的回应是否能够消解公众的质疑? 北京空气之所以引发大家关注,是因为郑渊洁在微博上七问环保部门,以及潘石屹贴出美国大使馆的监测数据。潘石屹说,他接到官员的电话,让他不要添乱,理由很简单,因为大家的标准不同。当我采访杜少中的时候,他也一再强调标准不同,他说,如果在pm10的超标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去谈pm2.5,显然不太合适。只是作为一名公众,我依然不太理解这些技术上的分别,我只能不断提出我的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何不直接公布pm2.5的监测数据?我也终于得到了我的答案,那就是,是否公布,不是北京市环保局说了算,他们一直以来都有检测pm2.5的数值,如果国家同意公布,他们马上可以做到。 一个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却变得很是复杂。首先因为有了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争论变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看看商业民族主义代表、《环球时报》的社论,就暗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媒体可能是为了迎合或者煽动读者情绪,但如果官员也带着这样的想法,就让我觉得很想不通。杜少中说,他们尝试联系美国大使馆,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数值和对方进行PK,得不到回应。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最权威的官方机构,即便对方同意PK,但是公众依然得不到这个数据,这难道就算是回应公众质疑了?就算证明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偏高,但是公众依然不知道中国的官方数据到底是多少,意义又在哪里?因为就算不偏高,也不代表没有超标。 很多人批评潘石屹,自己作为房地产商,没有做好工地扬尘的工作,却来质疑环保局的数据。他也被杜少中在微博里面公开反问,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对于这一点,杜少中在和我说起来的时候,用了“将了一军”这个词来形容。我很好奇,难道潘石屹就不能用一个北京居民的身份来要求获得数据吗?杜少中的回答非常确定,“不能,因为他是公众人物,他是地产商。”而这样想的人不在少数,只要看看给潘石屹微博留的评论。 我不想为地   广告一下:本周五,也就是11月18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晚上0720,走读大中华,更加详细的报道。    补充:在交出这篇专栏稿件之后,事情又有了一些进展,而我自己,因为采访了一直研究空气问题的专家,也增加了不少知识和资讯。 1。杜少中和潘石屹在北京环保局检测中心见面了,杜少中还透过微博,邀请了不少关心这个问题的网友去参观。不过一提到地产商,学者也是咬牙切齿,因为工地越多,空气就会越差,这是没有办法的。 2。不少环保部门过去一直在做pm2.5的检测,包括北京环保局,还有很多科研机构,但是如果要统一公布,问题在于,测试仪器是否统一,操作人员的操作是否保证规范,学者还担心一点,地方的数据,如果成为一个硬指标,是否能够保持独立真实。 3。原来拿北京来说,pm2.5,只有去到密云,数值才会有所不同,在市区,不管哪个地方,没有区别。 4。说到尾气,油的质量非常重要,北京的油品质量,已经是全中国最好的了,和其他一些地方相差太大。 5。还是那句话,环保部从三年前就开始推动pm2.5的测量,学界更早,但是地方阻力很大,因为这和经济发展的理念,在很多人看来,是对立的。不过,不开始做,就不会有改变,学者回忆当年设定国标一,很多地方反对,甚至担心打击汽车行业,但是开始做了,汽车行业自己转变跟进,一些不做的城市,民众不满意了,于是政府也就跟着做了。所以,学者认为,北上广先公布pm2.5,会是比较符合国情的做法,也是他们在呼吁的。 6。二手烟会产生大量pm2.5微粒,在美帝使馆门口,用网友自备的机器测试,同事的二手烟飘过来,数值马上上升了二十多倍。嗯,二手烟呀,大家的肺呀。 广告一下:本周五,也就是11月18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晚上0720,走读大中华,更加详细的报道。 南都周刊专栏 ——————- 如果不是因为微博上关于北京空气质量的问题谈论得如此热烈,我不会关心这个议题。这是因为,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预报,已经发布了不短的时间,而北京的空气质量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就算数值再差,总不能拒绝踏足这个城市,也没有办法避免呼吸这里的空气,当然环保部门每天也公布自己的数据,看过几次,就没有再关心,因为太专业,实在看不懂。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北京环保局的数 南都周刊专栏 ——————- 如果不是因为微博上关于北京空气质量的问题谈论得如此热烈,我不会关心这个议题。这是因为,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预报,已经发布了不短的时间,而北京的空气质量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就算数值再差,总不能拒绝踏足这个城市,也没有办法避免呼吸这里的空气,当然环保部门每天也公布自己的数据,看过几次,就没有再关心,因为太专业,实在看不懂。 补充:在交出这篇专栏稿件之后,事情又有了一些进展,而我自己,因为采访了一直研究空气问题的专家,也增加了不少知识和资讯。 1。杜少中和潘石屹在北京环保局检测中心见面了,杜少中还透过微博,邀请了不少关心这个问题的网友去参观。不过一提到地产商,学者也是咬牙切齿,因为工地越多,空气就会越差,这是没有办法的。 2。不少环保部门过去一直在做pm2.5的检测,包括北京环保局,还有很多科研机构,但是如果要统一公布,问题在于,测试仪器是否统一,操作人员的操作是否保证规范,学者还担心一点,地方的数据,如果成为一个硬指标,是否能够保持独立真实。 3。原来拿北京来说,pm2.5,只有去到密云,数值才会有所不同,在市区,不管哪个地方,没有区别。 4。说到尾气,油的质量非常重要,北京的油品质量,已经是全中国最好的了,和其他一些地方相差太大。 5。还是那句话,环保部从三年前就开始推动pm2.5的测量,学界更早,但是地方阻力很大,因为这和经济发展的理念,在很多人看来,是对立的。不过,不开始做,就不会有改变,学者回忆当年设定国标一,很多地方反对,甚至担心打击汽车行业,但是开始做了,汽车行业自己转变跟进,一些不做的城市,民众不满意了,于是政府也就跟着做了。所以,学者认为,北上广先公布pm2.5,会是比较符合国情的做法,也是他们在呼吁的。 6。二手烟会产生大量pm2.5微粒,在美帝使馆门口,用网友自备的机器测试,同事的二手烟飘过来,数值马上上升了二十多倍。嗯,二手烟呀,大家的肺呀。 广告一下:本周五,也就是11月18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晚上0720,走读大中华,更加详细的报道。 南都周刊专栏 ——————- 如果不是因为微博上关于北京空气质量的问题谈论得如此热烈,我不会关心这个议题。这是因为,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预报,已经发布了不短的时间,而北京的空气质量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就算数值再差,总不能拒绝踏足这个城市,也没有办法避免呼吸这里的空气,当然环保部门每天也公布自己的数据,看过几次,就没有再关心,因为太专业,实在看不懂。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北京环保局的数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北京环保局的数字不准确,这是因为,空气质量这个问题,在现在,要故意隐瞒或者欺骗,已经是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换算的标准不同,或者公布的数值、检测的对象不同,肯定会损害公众知情权。北京市环保局的副局长杜少中,并没有回避微博上网友们的质疑,但他的回应是否能够消解公众的质疑? 北京空气之所以引发大家关注,是因为郑渊洁在微博上七问环保部门,以及潘石屹贴出美国大使馆的监测数据。潘石屹说,他接到官员的电话,让他不要添乱,理由很简单,因为大家的标准不同。当我采访杜少中的时候,他也一再强调标准不同,他说,如果在pm10的超标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去谈pm2.5,显然不太合适。只是作为一名公众,我依然不太理解这些技术上的分别,我只能不断提出我的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何不直接公布pm2.5的监测数据?我也终于得到了我的答案,那就是,是否公布,不是北京市环保局说了算,他们一直以来都有检测pm2.5的数值,如果国家同意公布,他们马上可以做到。 一个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却变得很是复杂。首先因为有了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争论变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看看商业民族主义代表、《环球时报》的社论,就暗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媒体可能是为了迎合或者煽动读者情绪,但如果官员也带着这样的想法,就让我觉得很想不通。杜少中说,他们尝试联系美国大使馆,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数值和对方进行PK,得不到回应。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最权威的官方机构,即便对方同意PK,但是公众依然得不到这个数据,这难道就算是回应公众质疑了?就算证明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偏高,但是公众依然不知道中国的官方数据到底是多少,意义又在哪里?因为就算不偏高,也不代表没有超标。 字不准确,这是因为,空气质量这个问题,在现在,要故意隐瞒或者欺骗,已经是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换算的标准不同,或者公布的数值、检测的对象不同,肯定会损害公众知情权。北京市环保局的副局长杜少中,并没有回避微博上网友们的质疑,但他的回应是否能够消解公众的质疑? 北京空气之所以引发大家关注,是因为郑渊洁在微博上七问环保部门,以及潘石屹贴出美国大使馆的监测数据。潘石屹说,他接到官员的电话,让他不要添乱,理由很简单,因为大家的标准不同。当我采访杜少中的时候,他也一再强调标准不同,他说,如果在pm10的超标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去谈pm2.5,显然不太合适。只是作为一名公众,我依然不太理解这些技术上的分别,我只能不断提出我的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何不直接公布pm2.5的监测数据?我也终于得到了我的答案,那就是,是否公布,不是北京市环保局说了算,他们一直以来都有检测pm2.5的数值,如果国家同意公布,他们马上可以做到。 一个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却变得很是复杂。首先因为有了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争论变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看看商业民族主义代表、《环球时报》的社论,就暗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媒体可能是为了迎合或者煽动读者情绪,但如果官员也带着这样的想法,就让我觉得很想不通。杜少中说,他们尝试联系美国大使馆,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数值和对方进行PK,得不到回应。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最权威的官方机构,即便对方同意PK,但是公众依然得不到这个数据,这难道就算是回应公众质疑了?就算证明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偏高,但是公众依然不知道中国的官方数据到底是多少,意义又在哪里?因为就算不偏高,也不代表没有超标。 很多人批评潘石屹,自己作为房地产商,没有做好工地扬尘的工作,却来质疑环保局的数据。他也被杜少中在微博里面公开反问,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对于这一点,杜少中在和我说起来的时候,用了“将了一军”这个词来形容。我很好奇,难道潘石屹就不能用一个北京居民的身份来要求获得数据吗?杜少中的回答非常确定,“不能,因为他是公众人物,他是地产商。”而这样想的人不在少数,只要看看给潘石屹微博留的评论。 我不想为地 很多人批评潘石屹,自己作为房地产商,没有做好工地扬尘的工作,却来质疑环保局的数据。他也被杜少中在微博里面公开反问,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对于这一点,杜少中在和我说起来的时候,用了“将了一军”这个词来形容。我很好奇,难道潘石屹就不能用一个北京居民的身份来要求获得数据吗?杜少中的回答非常确定,“不能,因为他是公众人物,他是地产商。”而这样想的人不在少数,只要看看给潘石屹微博留的评论。 我不想为地产商辩护,事实上,环保是每个人的事情,开车的更无法推卸责任,因为只要车子上道,就排放尾气,而尾气是pm2.5微粒的主要来源。众多的北京开工地盘,同样不能推卸环境污染的责任。但是所有这些,都和这次辩论的实质性问题没有冲突,很简单,大家要一个现在还看不到的数值,pm2.5到底多少,在过去这些年,和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这个数据有怎样的变化。要求公布一个数字,和大家必须从自己做起,为改善空气污染做努力,为何在一些人看来,变成了对立的事情? 杜少中承认,美国大使馆的数字走红,这是因为,对方能够用通俗的方法进行描述,发布的手段,页面的设计,都更加人性化。但如果打开环保局的网页,到底怎样的数字意味着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应该避免上街,所有这些民众真正关心的实质性内容,都没有提供。 产商辩护,事实上,环保是每个人的事情,开车的更无法推卸责任,因为只要车子上道,就排放尾气,而尾气是pm2.5微粒的主要来源。众多的北京开工地盘,同样不能推卸环境污染的责任。但是所有这些,都和这次辩论的实质性问题没有冲突,很简单,大家要一个现在还看不到的数值,pm2.5到底多少,在过去这些年,和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这个数据有怎样的变化。要求公布一个数字,和大家必须从自己做起,为改善空气污染做努力,为何在一些人看来,变成了对立的事情? 杜少中承认,美国大使馆的数字走红,这是因为,对方能够用通俗的方法进行描述,发布的手段,页面的设计,都更加人性化。但如果打开环保局的网页,到底怎样的数字意味着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应该避免上街,所有这些民众真正关心的实质性内容,都没有提供。 争论越激烈,对官员的回应批评得越多,显示公民意识在提升,而官员的及时回应,也反映出,至少有一些官员,意识到自己应该如何去做。人们在未来可能会看到一些改变,至少杜少中透露,会组织专家,来确定和空气质量对应的自我保护措施。虽然他挨骂,但是他也感谢公众,因为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阻力一直很大,而现在,因为公众的参与,事情可以做得快一些了。 争论越激烈,对官员的回应批评得越多,显示公民意识在提升,而官员的及时回应,也反映出,至少有一些官员,意识到自己应该如何去做。人们在未来可能会看到一些改变,至少杜少中透露,会组织专家,来确定和空气质量对应的自我保护措施。虽然他挨骂,但是他也感谢公众,因为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阻力一直很大,而现在,因为公众的参与,事情可以做得快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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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 投票

,自己把选票放进选票箱。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听到太多的人抱怨,对于选票上的候选人,并不认识,也不了解。我不知道,是事先没有办法知道候选人到底是谁,还是自己并没有想过去了解,候选人到底会是谁。 如果是前者,那麽这样的选举当然存在问题,损害了选民的知情权,也是对选举的不尊重。但是如果是后者,那末身为选民,是不是也应该反省,在抱怨选举不公平的同时,是不是自己没有尽到一个选民的义务?尝试去了解候选人。如果对所有的候选人都不满意,那可以打叉,也可以写上自己心目中认可的候选人的名字,想起08年全国两会换届投票,有全国人大代表在总理候选人的选票上,写上了其他人的名字,宣读的时候,引发了全场笑声,但是这毕竟,是选民的权利,也算是表达一种姿态。 这次香港区议会选区,建制派大胜,有评论认为,这是因为建制派得到了更多的中资机构以及商界的资源,让他们在地区工作上,可以抛离泛民,也有人认为,这显示香港选民目光短浅,一点点好处就可以收买人心。但是,选举就是这样,只要不违反选举规则,其实哪一方都需要付出代价,不管是金钱还是人力,如果说,选民只看到 外滩画报专栏 外滩画报专栏 ————————- 几个星期前,收到了政府寄来的投票通知卡,附带的还有三位我所在选区的候选人简介,虽然这几个候选人的宣传海报铺天盖地,但是拿到这样的简介非常重要,因为让我静下心来,上网寻找更多的相关资料,然后决定,把票投给哪一个。 这次,有了新面孔参选,年轻的专业人士,他的宣传海报写的很直接:“年轻就是力量。”他的主要对手,是已经做了很多届的老议员,很显然也是这个地区的有势力人士,毕竟乡村地方,一直都是乡议会的地方。 最终,新面孔赢了,我投的那票当然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肯定为他赢得选举,起了一点作用。虽然是乡议会的地盘,但是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外来人士,搬到了这里居住,对于代表自己的区议员,有了有别于以前村民们那种乡亲意识,更看重专业,年轻还有独立。 知道自己投票支持的这位新人当选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坐在清华大学一栋大楼里面,等待马上要进行的采访。很巧,这天是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大楼的一层大堂,变成了投票站。看了看投票站的设置,其实和香港差不多,有秘密写票处,写完之后 ————————-   几个星期前,收到了政府寄来的投票通知卡,附带的还有三位我所在选区的候选人简介,虽然这几个候选人的宣传海报铺天盖地,但是拿到这样的简介非常重要,因为让我静下心来,上网寻找更多的相关资料,然后决定,把票投给哪一个。   这次,有了新面孔参选,年轻的专业人士,他的宣传海报写的很直接:“年轻就是力量。”他的主要对手,是已经做了很多届的老议员,很显然也是这个地区的有势力人士,毕竟乡村地方,一直都是乡议会的地方。   ,自己把选票放进选票箱。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听到太多的人抱怨,对于选票上的候选人,并不认识,也不了解。我不知道,是事先没有办法知道候选人到底是谁,还是自己并没有想过去了解,候选人到底会是谁。 如果是前者,那麽这样的选举当然存在问题,损害了选民的知情权,也是对选举的不尊重。但是如果是后者,那末身为选民,是不是也应该反省,在抱怨选举不公平的同时,是不是自己没有尽到一个选民的义务?尝试去了解候选人。如果对所有的候选人都不满意,那可以打叉,也可以写上自己心目中认可的候选人的名字,想起08年全国两会换届投票,有全国人大代表在总理候选人的选票上,写上了其他人的名字,宣读的时候,引发了全场笑声,但是这毕竟,是选民的权利,也算是表达一种姿态。 这次香港区议会选区,建制派大胜,有评论认为,这是因为建制派得到了更多的中资机构以及商界的资源,让他们在地区工作上,可以抛离泛民,也有人认为,这显示香港选民目光短浅,一点点好处就可以收买人心。但是,选举就是这样,只要不违反选举规则,其实哪一方都需要付出代价,不管是金钱还是人力,如果说,选民只看到 最终,新面孔赢了,我投的那票当然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肯定为他赢得选举,起了一点作用。虽然是乡议会的地盘,但是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外来人士,搬到了这里居住,对于代表自己的区议员,有了有别于以前村民们那种乡亲意识,更看重专业,年轻还有独立。   知道自己投票支持的这位新人当选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坐在清华大学一栋大楼里面,等待马上要进行的采访。很巧,这天是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大楼的一层大堂,变成了投票站。看了看投票站的设置,其实和香港差不多,有秘密写票处,写完之后,自己把选票放进选票箱。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听到太多的人抱怨,对于选票上的候选人,并不认识,也不了解。我不知道,是事先没有办法知道候选人到底是谁,还是自己并没有想过去了解,候选人到底会是谁。   如果是前者,那麽这样的选举当然存在问题,损害了选民的知情权,也是对选举的不尊重。但是如果是后者,那末身为选民,是不是也应该反省,在抱怨选举不公平的同时,是不是自己没有尽到一个选民的义务?尝试去了解候选人。如果对所有的候选人都不满意,那可以打叉,也可以写上自己心目中认可的候选人的名字,想起08年全国两会换届投票,有全国人大代表在总理候选人的选票上,写上了其他人的名字,宣读的时候,引发了全场笑声,但是这毕竟,是选民的权利,也算是表达一种姿态。   这次香港区议会选区,建制派大胜,有评论认为,这是因为建制派得到了更多的中资机构以及商界的资源,让他们在地区工作上,可以抛离泛民,也有人认为,这显示香港选民目光短浅,一点点好处就可以收买人心。但是,选举就是这样,只要不违反选举规则,其实哪一方都需要付出代价,不管是金钱还是人力,如果说,选民只看到眼前好处,那必须接受这样的社会现实,然后明白要有改变,发展公民社会,提升公民意识是有多大的迫切性,因为这关系到选举的质量。   关键,要有规则在那里,一旦开始,大家认真对待之后,总是会有改变,即便规则在制定的时候,会偏帮某一方。   眼前好处,那必须接受这样的社会现实,然后明白要有改变,发展公民社会,提升公民意识是有多大的迫切性,因为这关系到选举的质量。 关键,要有规则在那里,一旦开始,大家认真对待之后,总是会有改变,即便规则在制定的时候,会偏帮某一方。 看看新加坡,不是最终也是因为选民的力量,让执政党看到了改变正在发生?那些根据中国的选举规定,努力争取参选资格,积极拉票竞选的公民,正是在根据这样的规则,争取改变,但是单靠他们是一定不足够的。如果其他人觉得,选举很假而不愿参与,或者不为自己的选票做主,如果批评选举没有意义,那麽这些人,也要承担责任。 看看新加坡,不是最终也是因为选民的力量,让执政党看到了改变正在发生?那些根据中国的选举规定,努力争取参选资格,积极拉票竞选的公民,正是在根据这样的规则,争取改变,但是单靠他们是一定不足够的。如果其他人觉得,选举很假而不愿参与,或者不为自己的选票做主,如果批评选举没有意义,那麽这些人,也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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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天璇>《上海11·15大火后续报道》采访手记

当晚有一个媒体的记者去了之后被拉上一辆面包车,开到上海的郊区松江才被放下。这个故事确实吓到我,我问该记者要是我碰到怎么办,她说那就自己打辆车回来呗,语气非常轻松。这对我触动极大,一个记者是要把这种对待视为家常便饭的,闾丘露薇课上也会提到自己被公安扣押、写检讨的经历,她也说做记者心态要好。     《上海11·15大火后续报道》采访手记   文/書雁(香港浸会大学)     采访时间:2011年8月14-22日 2010年11月15日,上海大火发生时,我在某报社实习,与两位在职记者一同赶往现场。当时正值广州亚运会之际,所以发稿的压力很大,虽然本报记者一个多月来一直都在现场,从未间断调查和采访,但是正式发稿是在灾难发生的两周之后。 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直反复折腾的总部说不做了,或者只能做个写真。火灾的第二周,各路散落在浙江江苏的本报记者,还有总部来的摄影记者齐聚上海,打算大干一场,晚上聚餐,顺便是通气会,结果总部那边的编辑又想变卦,大家轮流和编辑打电话,某记者的长途打了差不多有一二百元了。其实那晚大家都很沮丧,觉得要没戏了,上海站的记者都安慰我,大概觉得我一周多来没日没夜地在现场、医院、安置宾馆跑来跑去,又混进灾民大会,又去上海很偏僻的看守所等肇事农民工家属,付出这么多,却竹篮打水一场空,都替我叫屈。不过那时候,我也为我这些师傅们叫屈,我自己第一次跑现场,精力充沛,真没多考虑发不发稿的得失,只是觉得这份灾难调查报道的经验足矣宝贵到终生受益,那种在现场的感觉,那种要寻找真相的使命感非常强烈。 差不多有两周的评报会,上海站都在“批斗”总部的忽悠人,“批斗”本报不敢站出来,批斗自己作为上海站的记者毫无作为,并未强烈争取冲破报禁,像其他同类媒体一样——同类周刊周报都做上海大火专题。 但是最后本报呈现的两篇报道,一篇讲农民工、一篇讲着火大楼的前传角度和拿到的料都很独家,而且相当有深度。后一篇是跟着本报名记做的,获益匪浅。如果大家把当时那篇报道找出来,相信都会发现那个角度的独特和深刻,因为直指上海规划之弊——当然原稿更精彩,刊登的文章删掉了一些重要又敏感的细节。     差不多是一个月之后,我在以前的日志中提到过当时灾民大会想开记者会,我本已打算再去的,结果收到禁令,本报记者立马给我电话让我别去。当晚有一个媒体的记者去了之后被拉上一辆面包车,开到上海的郊区松江才被放下。这个故事确实吓到我,我问该记者要是我碰到怎么办,她说那就自己打辆车回来呗,语气非常轻松。这对我触动极大,一个记者是要把这种对待视为家常便饭的,闾丘露薇课上也会提到自己被公安扣押、写检讨的经历,她也说做记者心态要好。 我第二次跟踪报道这个事情,是因为本报要写内刊,希望能提供这个事情的最新进展。我就联系了灾民,差不多是在2011年1、2月。那是我很完整地了解灾民的逻辑和处境,因为之前的调查稿很少做人物。就算做人物,为了角度特别,关心的也是农民工的公平对待问题。灾民,太多人误读为他们有了“发灾难财”的机会,而且他们还有个若有若无的标签“精明的上海人”。内刊我也写了差不多有1万字,但是版面限制,最后发了5、6千字吧,我这里就不多提了,我在采访中的一个对象是灾民的大学同学姓朱,火灾后朱先生一直陪伴他的朋友处理一切事务,他说的有些原话我想放在这里,因为专业媒体报道应该不带感情倾向的,况且中国的媒体环境,这些话语不太可能在媒体上能出现。知道人家怎么想的,我们才有了沟通的渠道,而中国政府往往做的最差的就是这一点。 “你打我一拳,想用钱来抚平?重要的是这个伤口不是用钱能填平的。现在就是演变为拆迁法来算,成了‘对价’的过程。1:1不就等于什么都不做吗!这就是强拆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放火啊。” “如你看到的,很多人是在算钱。在这种最坏的情况除了等赔偿还能等到别的什么吗?就算是‘坏人’,也是被迫的‘坏人’、善良的‘坏人’。” 他还告诉我了另一层逻辑:“他们本身就是生活很优越的人,为什么要他们降低对生活的标准呢。况且,这种苦战最后的结局往往也不会让人称心如意。” 8月份,我接到了另外一家媒体的约稿,第三次采访火灾灾民报道。根据对方要求,因为杂志定位是偏软性,所以想让我重点写写几个人物的故事,这样可读性强,又会比较安全。基调是:乐观。当然我知道这篇文章还是比较悲凉的,但就我目睹的事实,估计比这个文章凄惨好几倍,外加愤恨,那种愤恨是徒增的,而这种徒增是政府的强硬态度造成的。我相信看文章的人多少会明白,还需要明白的是记者背后的克制和对有些敏感处的“只字不提”。 我还想说的是当时的心情,我在微博上记录过采访后的情绪,从实习到另外一个媒体当记者,差不多一年的记者工作经历,这是我唯一一次采访的时候,自己多次被采访对象说哭——我当然知道这很不专业,所以在处理稿子的时候必须冷静。这段采访经历很残忍,因为采访对象都要回忆那段生离死别的、目睹家被烧毁的经历,还有他们在我面前失声痛哭,讲这个年是怎么过的,60岁生日怎么过的,还有往事历历在目…… 今天是一周年纪念日了,我来到香港,身边学新闻传媒的内地同学知道上海那场大火并不多,每次要讲的时候,我又觉得这个故事特别长,只说几句又显得太轻描淡写,我深有体会这里面的伤悲太沉重。     记得有一个香港同学问我内地是不是只能说正面歌功颂德的报道。我说没呀,内地也充斥着各种负面新闻,动车不也各大媒体群起攻之。他说,那然后呢?为什么现在都听不到后续报道了? 是啊,然后呢?仅仅是报禁嘛?如果动车是报禁,其他需要媒体跟进的、监督的都被报禁了嘛?我们等新闻是因为我们在猎奇。在推脱有些责任的时候,说一句,报这个有风险吧,或者后续与我们无关,我们置身事外,无关痛痒。     (采编:黄理罡  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特稿>生活还在继续——上海11·15大火后续报道 第一期:放假我们骑自行车回家吧 让人心寒的傲慢与冷漠 闭上眼,听一段啼笑皆非的相声 地方政府管治水平低下已威胁中国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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