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面，我谈论过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两名抑郁者患者面对面坐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面。   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其中一名患者，在我们透过网络联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自杀过一次，幸好被救了下来，这已经是他在这两年，第三次尝试自杀。坐在餐厅里面，他一直低着头和我说话，他的话很多，思维也算是清晰，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偏执，对于他相信的东西。   能够把他约出来，，其实多亏另外的那名患者，其实她已经处于康复阶段。就在他尝试自杀的消息，透过网络传播之后，她去医院看他，在他回到家之后，她去看他，把他带了出来，剪了头发，还去喝了咖啡。   “那天我走在浦东的街头，看着身边的行人，我想，这不是就是我想要的正常人的生活吗。”说起那天，他感慨万千。   “为什麽她能够说服你走出家门？”我很好奇，因为在网络上，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每次如果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就能够明显的感觉，这些话，在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因为她也是患者，她明白抑郁症的痛苦。”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坐在一边的她，开始告诉我她所遇到的人，从家人，到朋友，还有媒体，总是不停的用励志或者是激将法，希望鼓起她的生活勇气。“但是，这是没有用的，抑郁症需要治疗，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 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人数并不足够。”作为从业人员之一，这名医生认为，因为人为精神科没有前途，不被重视，影响了医科学生发展这个专业的意愿，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们一想到要去看精神科，从心理上难以接受。 当我们走出精神病医院的时候，和我一起进去的同伴松了一口气：“这辈子也不要来这个地方。” 不管我怎样解释，他还是不能够接受一点，那就是一部分抑郁症患者是天生的，甚至还有遗传的因素。 也因为这样，我总是对那些患者抱着一种同理心，也许是出于一种其实还是很自私的理由，因为说不定有一点，我自己，或者我认识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名抑郁症患者。就好像感冒一样，谁知道呢？   我见到了她的心理咨询师，事实上，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并不规范，就在前些天，这名咨询师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是在上海发生的一宗新闻，一名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突然跳楼自杀，而这家心理咨询机构就开设在民居里面，并且没有注册。除了没有注册，在收费上也很混乱，从每小时的几百到上千，很多有意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抑郁症患者，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寻找恰当的治疗师的过程。而心理咨询的费用，因为不包括在医疗保险里面，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可以承受。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面，我谈论过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两名抑郁者患者面对面坐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面。 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其中一名患者，在我们透过网络联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自杀过一次，幸好被救了下来，这已经是他在这两年，第三次尝试自杀。坐在餐厅里面，他一直低着头和我说话，他的话很多，思维也算是清晰，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偏执，对于他相信的东西。 能够把他约出来，，其实多亏另外的那名患者，其实她已经处于康复阶段。就在他尝试自杀的消息，透过网络传播之后，她去医院看他，在他回到家之后，她去看他，把他带了出来，剪了头发，还去喝了咖啡。 “那天我走在浦东的街头，看着身边的行人，我想，这不是就是我想要的正常人的生活吗。”说起那天，他感慨万千。 “为什麽她能够说服你走出家门？”我很好奇，因为在网络上，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每次如果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就能够明显的感觉，这些话，在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因为她也是患者，她明白抑郁症的痛苦。”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 “而且有的心理治疗师，为了自己的收入，会拖延转介抑郁症患者精神科。”一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事实上，抑郁症患者，需要药物治疗。   国外的抑郁症确症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但是在中国只有百分之六，上海的比例要高一些，有百分之二十，这是因为上海居民对于抑郁症的认知程度相对比较高，因此会比较主动的求医，而事实上，在中国，贫困以及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比例更高，成为自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面，我谈论过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两名抑郁者患者面对面坐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面。 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其中一名患者，在我们透过网络联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自杀过一次，幸好被救了下来，这已经是他在这两年，第三次尝试自杀。坐在餐厅里面，他一直低着头和我说话，他的话很多，思维也算是清晰，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偏执，对于他相信的东西。 能够把他约出来，，其实多亏另外的那名患者，其实她已经处于康复阶段。就在他尝试自杀的消息，透过网络传播之后，她去医院看他，在他回到家之后，她去看他，把他带了出来，剪了头发，还去喝了咖啡。 “那天我走在浦东的街头，看着身边的行人，我想，这不是就是我想要的正常人的生活吗。”说起那天，他感慨万千。 “为什麽她能够说服你走出家门？”我很好奇，因为在网络上，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每次如果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就能够明显的感觉，这些话，在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因为她也是患者，她明白抑郁症的痛苦。”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   “但是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人数并不足够。”作为从业人员之一，这名医生认为，因为人为精神科没有前途，不被重视，影响了医科学生发展这个专业的意愿，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们一想到要去看精神科，从心理上难以接受。   。”坐在一边的她，开始告诉我她所遇到的人，从家人，到朋友，还有媒体，总是不停的用励志或者是激将法，希望鼓起她的生活勇气。“但是，这是没有用的，抑郁症需要治疗，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 我见到了她的心理咨询师，事实上，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并不规范，就在前些天，这名咨询师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是在上海发生的一宗新闻，一名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突然跳楼自杀，而这家心理咨询机构就开设在民居里面，并且没有注册。除了没有注册，在收费上也很混乱，从每小时的几百到上千，很多有意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抑郁症患者，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寻找恰当的治疗师的过程。而心理咨询的费用，因为不包括在医疗保险里面，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可以承受。 “而且有的心理治疗师，为了自己的收入，会拖延转介抑郁症患者精神科。”一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事实上，抑郁症患者，需要药物治疗。 国外的抑郁症确症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但是在中国只有百分之六，上海的比例要高一些，有百分之二十，这是因为上海居民对于抑郁症的认知程度相对比较高，因此会比较主动的求医，而事实上，在中国，贫困以及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比例更高，成为自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 当我们走出精神病医院的时候，和我一起进去的同伴松了一口气：“这辈子也不要来这个地方。”   不管我怎样解释，他还是不能够接受一点，那就是一部分抑郁症患者是天生的，甚至还有遗传的因素。   也因为这样，我总是对那些患者抱着一种同理心，也许是出于一种其实还是很自私的理由，因为说不定有一点，我自己，或者我认识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名抑郁症患者。就好像感冒一样，谁知道呢？

的并不多。不过只要开聊，对方的话就很多。他们的状况大多相近，下岗了，有的做过街边小贩，但是老是被城管没收工具，最后发现，在广场上帮人拍照，风险最小。面对镜头，他们大多数很有觉悟，既然自己是无照经营，被城管管也是应该，毕竟那是对方的工作职责，但问题是，要吃饭，要谋生，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游击，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小贩和城管，一旦发生冲突，舆论往往站在小贩一边，对于这点，和城管聊，他们都很清楚。一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城管说，其实自己心里面很矛盾，因为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生计，对方也不会做这样的营生，最理想的，是在告诉小贩不可以在这里做生意的同时，告诉对方，在哪个地方，哪个时段，他们可以经营。只是，城管没有这样的选择，小贩们也只有可以和不可以的选择。于是，一次次的执法，其实就是一次次的循环，而矛盾和不满，也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中积累着。 　　当广场上的人开始减少的时候，周边的流动小贩开始增加，年纪看上去都差不多，四五十岁。收起摄像机，和他们闲聊，问起城管的态度，一个个想也不想地回答“好凶的。” 　　做街头访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于城管评价负面，觉得他们对于小贩的执法，不近人情，而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谈论起来则要中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城管，那城市的秩序怎么 华商报专栏 办？ 　　打开一些城管部门的网页，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市民正在投诉，从楼下酒吧的噪音，到占道的小摊，甚至是住宅附近因为没有来得及收集的垃圾而造成的臭气，人们抱怨城管为何不来管一管。 　　只有堵没有疏的工作，对于被管理者来说，自然不会满意，因为意味着没有选择。而一次次个案冲突，在第一线的城管，因为代表政府执法，也就成为了最直接面对不满的一个群体。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比如政府可以开放一些路段，在限定的时间，提供免费经营的场所，政府只是进行卫生以及秩序的监督和管理。 　　但是这也涉及这些区域的居民的权益，在市容和生计当中，到底要一个怎样的平衡，其实是每个城市的居民，都需要想，也需要参与决定的事情。 ————————–　    采访城管，在广场上转了几个圈，虽然已经是晚上，但依然是差不多三十度的气温，身上的衣服很快全部湿透了。而那几个刚刚上岗一个星期的年轻女孩们，踩着滑轮在广场上转了好几圈之后，也没有了刚开始的那种轻松神态。不过还好，四十分钟，她们就可以轮替一次。 　　说是城管，准确一点来说，她们被称为劝导员， 的并不多。不过只要开聊，对方的话就很多。他们的状况大多相近，下岗了，有的做过街边小贩，但是老是被城管没收工具，最后发现，在广场上帮人拍照，风险最小。面对镜头，他们大多数很有觉悟，既然自己是无照经营，被城管管也是应该，毕竟那是对方的工作职责，但问题是，要吃饭，要谋生，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游击，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小贩和城管，一旦发生冲突，舆论往往站在小贩一边，对于这点，和城管聊，他们都很清楚。一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城管说，其实自己心里面很矛盾，因为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生计，对方也不会做这样的营生，最理想的，是在告诉小贩不可以在这里做生意的同时，告诉对方，在哪个地方，哪个时段，他们可以经营。只是，城管没有这样的选择，小贩们也只有可以和不可以的选择。于是，一次次的执法，其实就是一次次的循环，而矛盾和不满，也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中积累着。 　　当广场上的人开始减少的时候，周边的流动小贩开始增加，年纪看上去都差不多，四五十岁。收起摄像机，和他们闲聊，问起城管的态度，一个个想也不想地回答“好凶的。” 　　做街头访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于城管评价负面，觉得他们对于小贩的执法，不近人情，而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谈论起来则要中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城管，那城市的秩序怎么 办？ 　　打开一些城管部门的网页，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市民正在投诉，从楼下酒吧的噪音，到占道的小摊，甚至是住宅附近因为没有来得及收集的垃圾而造成的臭气，人们抱怨城管为何不来管一管。 　　只有堵没有疏的工作，对于被管理者来说，自然不会满意，因为意味着没有选择。而一次次个案冲突，在第一线的城管，因为代表政府执法，也就成为了最直接面对不满的一个群体。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比如政府可以开放一些路段，在限定的时间，提供免费经营的场所，政府只是进行卫生以及秩序的监督和管理。 　　但是这也涉及这些区域的居民的权益，在市容和生计当中，到底要一个怎样的平衡，其实是每个城市的居民，都需要想，也需要参与决定的事情。 因为除了那些公务员编制的城管队员有执法权，她们能够做的只是劝说：不要在广场摆摊做生意，不要衣衫不整，不要随地扔纸屑。她们当然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成为真正的城管，毕竟公务员，工作收入稳定，也因为这样，城管队伍里面，不少大学以上学历，年轻女性也开始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女性考试显然要比男性更加拿手。 　　女孩子们可以做的事情不多，广场上游览散步的人们，偶尔会有一些坐在水池边，把脚伸进水池，也有一些人坐姿不太雅观，这些都是她们劝导的对象。而她们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解答问路的民众。 　　不过，只要仔细观察，广场上其实有不少小贩，他们都是帮游客拍照的，只不过，只要看到这些穿着白色制服的女孩子从面前滑过，他们就会很自然地把招揽游客的相簿合上，脖子上挂着相机的他们，和其他的游客市民并没有两样。 　　和小贩聊天，因为拿着摄像机，愿意出镜的并不多。不过只要开聊，对方的话就很多。他们的状况大多相近，下岗了，有的做过街边小贩，但是老是被城管没收工具，最后发现，在广场上帮人拍照，风险最小。面对镜头，他们大多数很有觉悟，既然自己是无照经营，被城管管也是应该，毕竟那是对方的工作职责，但问题是，要吃饭，要谋生，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游击，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小贩和城管，一旦发生冲突，舆论往往站在小贩一边，对于这点，和城管聊，他们都很清楚。一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城管说，其实自己心里面很矛盾，因为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生计，对方也不会做这样的营生，最理想的，是在告诉小贩不可以在这里做生意的同时，告诉对方，在哪个地方，哪个时段，他们可以经营。只是，城管没有这样的选择，小贩们也只有可以和不可以的选择。于是，一次次的执法，其实就是一次次的循环，而矛盾和不满，也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中积累着。 　　当广场上的人开始减少的时候，周边的流动小贩开始增加，年纪看上去都差不多，四五十岁。收起摄像机，和他们闲聊，问起城管的态度，一个个想也不想地回答“好凶的。” 　　做街头访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于城管评价负面，觉得他们对于小贩的执法，不近人情，而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谈论起来则要中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城管，那城市的秩序怎么办？ 　　打开一些城管部门的网页，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市民正在投诉，从楼下酒吧的噪音，到占道的小摊，甚至是住宅附近因为没有来得及收集的垃圾而造成的臭气，人们抱怨城管为何不来管一管。 　　只有堵没有疏的工作，对于被管理者来说，自然不会满意，因为意味着没有选择。而一次次个案冲突，在第一线的城管，因为代表政府执法，也就成为了最直接面对不满的一个群体。 的并不多。不过只要开聊，对方的话就很多。他们的状况大多相近，下岗了，有的做过街边小贩，但是老是被城管没收工具，最后发现，在广场上帮人拍照，风险最小。面对镜头，他们大多数很有觉悟，既然自己是无照经营，被城管管也是应该，毕竟那是对方的工作职责，但问题是，要吃饭，要谋生，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游击，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小贩和城管，一旦发生冲突，舆论往往站在小贩一边，对于这点，和城管聊，他们都很清楚。一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城管说，其实自己心里面很矛盾，因为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生计，对方也不会做这样的营生，最理想的，是在告诉小贩不可以在这里做生意的同时，告诉对方，在哪个地方，哪个时段，他们可以经营。只是，城管没有这样的选择，小贩们也只有可以和不可以的选择。于是，一次次的执法，其实就是一次次的循环，而矛盾和不满，也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中积累着。 　　当广场上的人开始减少的时候，周边的流动小贩开始增加，年纪看上去都差不多，四五十岁。收起摄像机，和他们闲聊，问起城管的态度，一个个想也不想地回答“好凶的。” 　　做街头访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于城管评价负面，觉得他们对于小贩的执法，不近人情，而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谈论起来则要中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城管，那城市的秩序怎么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比如政府可以开放一些路段，在限定的时间，提供免费经营的场所，政府只是进行卫生以及秩序的监督和管理。 　　但是这也涉及这些区域的居民的权益，在市容和生计当中，到底要一个怎样的平衡，其实是每个城市的居民，都需要想，也需要参与决定的事情。

外滩画报专栏 外滩画报专栏 ————————– 朋友家的保姆暑假把儿子到到了深圳，对于白天要工作的夫妻两人来说，一直把孩子留在乡下，是因为没有时间照看，这次终于下决心，是因为，上小学的儿子考试，语文作文拿了零分。 作文是写儿童乐园，保姆的儿子对妈妈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儿童乐园，不知道怎麽写。朋友和我聊起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感慨，她特地让保姆早点回家，那样可以和儿子多呆一点事件。 朋友同样是在上小学的女儿坐在一边，一直在听我们聊天，她插嘴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算没有去过，难道他不知道编吗？我写作文，很多就是编出来的。“ 我和朋友异口同声的回答：“编，也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行。 “不过小朋友显然理解我们的回答：”难道他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书，上面肯定有关于游乐场的东西呀。“ 只是，这个来自乡村的孩子，可能真的连在电视上，或者在书里面看到游乐场的机会都没有。朋友曾经把女儿看完的两本儿童书送给保姆，保姆告诉她，孩子好喜欢，把书都翻烂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为何大 ————————–   朋友家的保姆暑假把儿子到到了深圳，对于白天要工作的夫妻两人来说，一直把孩子留在乡下，是因为没有时间照看，这次终于下决心，是因为，上小学的儿子考试，语文作文拿了零分。 外滩画报专栏 ————————– 朋友家的保姆暑假把儿子到到了深圳，对于白天要工作的夫妻两人来说，一直把孩子留在乡下，是因为没有时间照看，这次终于下决心，是因为，上小学的儿子考试，语文作文拿了零分。 作文是写儿童乐园，保姆的儿子对妈妈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儿童乐园，不知道怎麽写。朋友和我聊起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感慨，她特地让保姆早点回家，那样可以和儿子多呆一点事件。 朋友同样是在上小学的女儿坐在一边，一直在听我们聊天，她插嘴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算没有去过，难道他不知道编吗？我写作文，很多就是编出来的。“ 我和朋友异口同声的回答：“编，也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行。 “不过小朋友显然理解我们的回答：”难道他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书，上面肯定有关于游乐场的东西呀。“ 只是，这个来自乡村的孩子，可能真的连在电视上，或者在书里面看到游乐场的机会都没有。朋友曾经把女儿看完的两本儿童书送给保姆，保姆告诉她，孩子好喜欢，把书都翻烂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为何大   作文是写儿童乐园，保姆的儿子对妈妈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儿童乐园，不知道怎麽写。朋友和我聊起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感慨，她特地让保姆早点回家，那样可以和儿子多呆一点事件。   外滩画报专栏 ————————– 朋友家的保姆暑假把儿子到到了深圳，对于白天要工作的夫妻两人来说，一直把孩子留在乡下，是因为没有时间照看，这次终于下决心，是因为，上小学的儿子考试，语文作文拿了零分。 作文是写儿童乐园，保姆的儿子对妈妈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儿童乐园，不知道怎麽写。朋友和我聊起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感慨，她特地让保姆早点回家，那样可以和儿子多呆一点事件。 朋友同样是在上小学的女儿坐在一边，一直在听我们聊天，她插嘴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算没有去过，难道他不知道编吗？我写作文，很多就是编出来的。“ 我和朋友异口同声的回答：“编，也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行。 “不过小朋友显然理解我们的回答：”难道他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书，上面肯定有关于游乐场的东西呀。“ 只是，这个来自乡村的孩子，可能真的连在电视上，或者在书里面看到游乐场的机会都没有。朋友曾经把女儿看完的两本儿童书送给保姆，保姆告诉她，孩子好喜欢，把书都翻烂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为何大 朋友同样是在上小学的女儿坐在一边，一直在听我们聊天，她插嘴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算没有去过，难道他不知道编吗？我写作文，很多就是编出来的。“   我和朋友异口同声的回答：“编，也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行。 学里面，来自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想想自己读书的时候，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学里面的农村同学很多，回想了一下，自己大学同班同学，应该有一半来自农村，甚至是偏远山区，虽然她们刚来的时候，很明显，无论是谈吐，还是见识，包括英文，都和来自城市的同学有差距，但是四年之后，大家已经相差不多，毕竟大学提供了一个成长和改变的环境。 一批香港的学者原本准备做一个课题，比较北大九十年代和现在，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有怎样的不同，很可惜，因为拿不到数据而作罢。 我相信，只要能够考上大学，就算家境贫困，还是有办法负担大学的开支，这一点，学校还有政府，毕竟还是有一系列的资助措施，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要说农村的孩子，就算在城市里面，差距从小学开始就在拉开。 如果支付不了赞助费，那麽，要进入好的公立小学，除非正好住在这个学区里面，因为同样都是公立，师资水平相差太多，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好的只会更好，而差的，只会相对更差。这样的差距，在中学进一步拉开，而如果要比较城市和乡村的学校，简直不是同一个数量级。虽然高考在目前来说，依然   “不过小朋友显然理解我们的回答：”难道他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书，上面肯定有关于游乐场的东西呀。“   只是，这个来自乡村的孩子，可能真的连在电视上，或者在书里面看到游乐场的机会都没有。朋友曾经把女儿看完的两本儿童书送给保姆，保姆告诉她，孩子好喜欢，把书都翻烂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为何大学里面，来自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想想自己读书的时候，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学里面的农村同学很多，回想了一下，自己大学同班同学，应该有一半来自农村，甚至是偏远山区，虽然她们刚来的时候，很明显，无论是谈吐，还是见识，包括英文，都和来自城市的同学有差距，但是四年之后，大家已经相差不多，毕竟大学提供了一个成长和改变的环境。 是最公平的一种选择方法，但是正如那个保姆的孩子，不知道如何写“儿童乐园“那样，看似公平的试题，对于来自不同地方的考生来说，其实还有不公平蕴含在里面。而教学水平的差异，个人见识的差异，自然会影响学生的思维和表达水平。 日本和德国的公立教育，不分地区，必须保持同等的投入以及质量。如果做不到这样，其实还有一点可以做，那就是公立大学，为农村地区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其实不要说美国的公立大学，绝大部分的常春藤大学也会这样做。这和学校的办学理念有关，中国的公立大学，特别是那些名校需要问问自己，大学可以为社会进步做些什麽。   一批香港的学者原本准备做一个课题，比较北大九十年代和现在，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有怎样的不同，很可惜，因为拿不到数据而作罢。   我相信，只要能够考上大学，就算家境贫困，还是有办法负担大学的开支，这一点，学校还有政府，毕竟还是有一系列的资助措施，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要说农村的孩子，就算在城市里面，差距从小学开始就在拉开。   如果支付不了赞助费，那麽，要进入好的公立小学，除非正好住在这个学区里面，因为同样都是公立，师资水平相差太多，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好的只会更好，而差的，只会相对更差。这样的差距，在中学进一步拉开，而如果要比较城市和乡村的学校，简直不是同一个数量级。虽然高考在目前来说，依然是最公平的一种选择方法，但是正如那个保姆的孩子，不知道如何写“儿童乐园“那样，看似公平的试题，对于来自不同地方的考生来说，其实还有不公平蕴含在里面。而教学水平的差异，个人见识的差异，自然会影响学生的思维和表达水平。   日本和德国的公立教育，不分地区，必须保持同等的投入以及质量。如果做不到这样，其实还有一点可以做 ，那就是公立大学，为农村地区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其实不要说美国的公立大学，绝大部分的常春藤大学也会这样做。这和学校的办学理念有关，中国的公立大学，特别是那些名校需要问问自己，大学可以为社会进步做些什麽。

有治安最好的，定下神来想一想，正是因为各地都有我的这种“第一情结”，于是应运而生各类的排名榜，总有一个，就算排不到第一，至少能够接近第一。 这种情结到处可见，企业的公关稿，政府的新闻稿，里面用不同的数据，告诉大家，在那些领域，又拿到了全国，亚洲，或者是世界第一。而第一，变成了最有力的，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证据。 简单的用一个排名来判断一个事物的好坏，导致了“第一情结”的盛行，除了衍生出这样的文化，比如一定要拿一个吉尼斯记录，不管这个记录到底有 羊城晚报专栏 —————————————–   最近看到一组上海的中学排名，发现自己的母校从第一变成了第四，其实不单单是母校，曾经就读的大学，名次也在不断降低，心里面忽然有些怅然，只是，怅然过后，习惯性的开始反省：自己这种“第一情结”来自哪里？ 羊城晚报专栏 —————————————– 最近看到一组上海的中学排名，发现自己的母校从第一变成了第四，其实不单单是母校，曾经就读的大学，名次也在不断降低，心里面忽然有些怅然，只是，怅然过后，习惯性的开始反省：自己这种“第一情结”来自哪里？ 遇到一个政府官员，也有我同样的怅然，原来在全国性的城市排名榜上，这个城市没有拿到第一。当然，排名榜的名头越来越多，最具幸福感的，最有竞争力的，最近又   遇到一个政府官员，也有我同样的怅然，原来在全国性的城市排名榜上，这个城市没有拿到第一。当然，排名榜的名头越来越多，最具幸福感的，最有竞争力的，最近又有治安最好的，定下神来想一想，正是因为各地都有我的这种“第一情结”，于是应运而生各类的排名榜，总有一个，就算排不到第一，至少能够接近第一。   这种情结到处可见，企业的公关稿，政府的新闻稿，里面用不同的数据，告诉大家，在那些领域，又拿到了全国，亚洲，或者是世界第一。而第一，变成了最有力的，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证据。   简单的用一个排名来判断一个事物的好坏，导致了“第一情结”的盛行，除了衍生出这样的文化，比如一定要拿一个吉尼斯记录，不管这个记录到底有怎样的实质性意义，如果有一栋全球最高的大楼，那一定是和世界接轨，或者是成为国际化都市的标志。   更甚者，还衍生出一种“第一情结”产业，那就是各类排行榜，为了拿到第一，有需求者就会千方百计的公关，对于造榜者的能力和信誉，并不关心，而造榜者自然不亦乐乎，因为这意味着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还确实就这样谈成了一单单生意，和他们做生意的，很多是来自内陆的地方企业，因为对方相信，自己真的是在和一个大老板做生意，在引进外资，在改革开放。 后来，大家的眼界宽广了，见的人多了，于是这样的皮包公司，从深圳这样的沿海地区，向内陆迁移，不过现在，如果涉及到的，是真金白银的生意，早就没有了空间。 而现在，从“脊梁奖”到渴望和高级领导人合影，并且形成这样的产业，其实都反应出这样一个社会现实：这是一个名声可以套现，合影可以拓展社会资源的社会。看到过太多这样的情形，搞定领导身边的人，为的就是一张握手的合影，然后挂在办公室里面，这比挂个门神，靠谱多了。而”卢美美“父亲，只不过比别人，更早的看到了这个商机。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为大学生演讲，主持人介绍作为演讲嘉宾的我。听到她列举的一串串获得过的荣誉，比如最佳，最有影响力等等的用词，不知道是不是对那些台下坐着的，对我并不熟悉的学生，会有怎样的效果，不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不会因此而觉得，嗯，这个讲台上的人，确实厉害，值得来听一听。 而我，马上想起了这些日子的一个新词汇“卢美美“。因为自己是否符合这样的用词？把这些荣誉排名的主办机构一个个拿出来晒一晒，是否真的是那样的有说服力和公信力？天知道。 之所以说天知道，这是因为最终是不是被承认，还是由市场决定。比如那个在内地颇受关注的“胡润排行榜“，几年前采访胡润，他说排行榜的排名，依靠的是上市公司的年报，媒体的报道，还有他们发给一些公司的调查问卷，当然，回馈的公司很少。也因为这样，所谓的身家排行，到底有多准确，不言而喻。而之后推出的慈善榜，更是与时俱进，因为富豪们“杀猪榜”效应，但是留善名多多益善，至于榜上的人，到底是不是捐了真金白银，明眼人自然清楚。 但是这并不重要，不管是媒体，还是公众，并不关心榜单的准确率。必须承认他的聪明之处，因为他准确的抓住了中国社会，喜欢窥探别人财富的心理，或者是有的人，需要好名声的心理，于是，从 ————————–   为大学生演讲，主持人介绍作为演讲嘉宾的我。听到她列举的一串串获得过的荣誉，比如最佳，最有影响力等等的用词，不知道是不是对那些台下坐着的，对我并不熟悉的学生，会有怎样的效果，不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不会因此而觉得，嗯，这个讲台上的人，确实厉害，值得来听一听。   而我，马上想起了这些日子的一个新词汇“卢美美“。因为自己是否符合这样的用词？把这些荣誉排名的主办机构一个个拿出来晒一晒，是否真的是那样的有说服力和公信力？天知道。   单打独干，迅速成长为一家有模有样的公司，胡润自己成就了一个创业的传奇。 关注“卢美美“，为的是要查清楚，青基会的非洲希望工程，有没有存在利益输送或者其他不规范的合作行为。至于”卢美美“的父亲利用举办论坛，会议，排行榜，透过收取入会费来盈利，毕竟是市场买卖行为，当然，大家讨论这种盈利模式，也是一件好事情。 是不是相信这是一个专业机构，排行榜是不是货真价实，这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法律也没有规定，只有那些机构，才可以做这些，就好像穆迪评级，一个民间商业机构，美国政府和它较劲，只会更增加它的影响力。 看看那些全球大学的排名，做的机构很多，不是有很多学校，或者政府，都是挑选那些，最有利于自己的排名结果来说事？甚至有些机构和政府，为了拿一个某种名目的第一排名，就算对方不收钱，也要努力去做公关？至于那些公布排名的机构是怎样的，有人关心吗？ 看看那麽多的地方政府，乐衷于引进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似乎有了这些企业，自己这个城市就和世界接轨，身价不同一样，忽略了企业本身，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地方产业的长久发展，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地方长远的经济增长和收益。 皮包公司的说法，应该来源于八十年代的深圳，那些人的头衔挂满了国际，世界，或者美国，香港，他们夹着的皮包里面，揣着公司图章还有合同，不少人 之所以说天知道，这是因为最终是不是被承认，还是由市场决定。比如那个在内地颇受关注的“胡润排行榜“，几年前采访胡润，他说排行榜的排名，依靠的是上市公司的年报，媒体的报道，还有他们发给一些公司的调查问卷，当然，回馈的公司很少。也因为这样，所谓的身家排行，到底有多准确，不言而喻。而之后推出的慈善榜，更是与时俱进，因为富豪们“杀猪榜”效应，但是留善名多多益善，至于榜上的人，到底是不是捐了真金白银，明眼人自然清楚。   但是这并不重要，不管是媒体，还是公众，并不关心榜单的准确率。必须承认他的聪明之处，因为他准确的抓住了中国社会，喜欢窥探别人财富的心理，或者是有的人，需要好名声的心理，于是，从单打独干，迅速成长为一家有模有样的公司，胡润自己成就了一个创业的传奇。 单打独干，迅速成长为一家有模有样的公司，胡润自己成就了一个创业的传奇。 关注“卢美美“，为的是要查清楚，青基会的非洲希望工程，有没有存在利益输送或者其他不规范的合作行为。至于”卢美美“的父亲利用举办论坛，会议，排行榜，透过收取入会费来盈利，毕竟是市场买卖行为，当然，大家讨论这种盈利模式，也是一件好事情。 是不是相信这是一个专业机构，排行榜是不是货真价实，这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法律也没有规定，只有那些机构，才可以做这些，就好像穆迪评级，一个民间商业机构，美国政府和它较劲，只会更增加它的影响力。 看看那些全球大学的排名，做的机构很多，不是有很多学校，或者政府，都是挑选那些，最有利于自己的排名结果来说事？甚至有些机构和政府，为了拿一个某种名目的第一排名，就算对方不收钱，也要努力去做公关？至于那些公布排名的机构是怎样的，有人关心吗？ 看看那麽多的地方政府，乐衷于引进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似乎有了这些企业，自己这个城市就和世界接轨，身价不同一样，忽略了企业本身，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地方产业的长久发展，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地方长远的经济增长和收益。 皮包公司的说法，应该来源于八十年代的深圳，那些人的头衔挂满了国际，世界，或者美国，香港，他们夹着的皮包里面，揣着公司图章还有合同，不少人   关注“卢美美“，为的是要查清楚，青基会的非洲希望工程，有没有存在利益输送或者其他不规范的合作行为。至于”卢美美“的父亲利用举办论坛，会议，排行榜，透过收取入会费来盈利，毕竟是市场买卖行为，当然，大家讨论这种盈利模式，也是一件好事情。   是不是相信这是一个专业机构，排行榜是不是货真价实，这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法律也没有规定，只有那些机构，才可以做这些，就好像穆迪评级，一个民间商业机构，美国政府和它较劲，只会更增加它的影响力。   看看那些全球大学的排名，做的机构很多，不是有很多学校，或者政府，都是挑选那些，最有利于自己的排名结果来说事？甚至有些机构和政府，为了拿一个某种名目的第一排名，就算对方不收钱，也要努力去做公关？至于那些公布排名的机构是怎样的，有人关心吗？ 单打独干，迅速成长为一家有模有样的公司，胡润自己成就了一个创业的传奇。 关注“卢美美“，为的是要查清楚，青基会的非洲希望工程，有没有存在利益输送或者其他不规范的合作行为。至于”卢美美“的父亲利用举办论坛，会议，排行榜，透过收取入会费来盈利，毕竟是市场买卖行为，当然，大家讨论这种盈利模式，也是一件好事情。 是不是相信这是一个专业机构，排行榜是不是货真价实，这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法律也没有规定，只有那些机构，才可以做这些，就好像穆迪评级，一个民间商业机构，美国政府和它较劲，只会更增加它的影响力。 看看那些全球大学的排名，做的机构很多，不是有很多学校，或者政府，都是挑选那些，最有利于自己的排名结果来说事？甚至有些机构和政府，为了拿一个某种名目的第一排名，就算对方不收钱，也要努力去做公关？至于那些公布排名的机构是怎样的，有人关心吗？ 看看那麽多的地方政府，乐衷于引进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似乎有了这些企业，自己这个城市就和世界接轨，身价不同一样，忽略了企业本身，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地方产业的长久发展，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地方长远的经济增长和收益。 皮包公司的说法，应该来源于八十年代的深圳，那些人的头衔挂满了国际，世界，或者美国，香港，他们夹着的皮包里面，揣着公司图章还有合同，不少人   看看那麽多的地方政府，乐衷于引进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似乎有了这些企业，自己这个城市就和世界接轨，身价不同一样，忽略了企业本身，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地方产业的长久发展，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地方长远的经济增长和收益。   皮包公司的说法，应该来源于八十年代的深圳，那些人的头衔挂满了国际，世界，或者美国，香港，他们夹着的皮包里面，揣着公司图章还有合同，不少人，还确实就这样谈成了一单单生意，和他们做生意的，很多是来自内陆的地方企业，因为对方相信，自己真的是在和一个大老板做生意，在引进外资，在改革开放。   后来，大家的眼界宽广了，见的人多了，于是这样的皮包公司，从深圳这样的沿海地区，向内陆迁移，不过现在，如果涉及到的，是真金白银的生意，早就没有了空间。 单打独干，迅速成长为一家有模有样的公司，胡润自己成就了一个创业的传奇。 关注“卢美美“，为的是要查清楚，青基会的非洲希望工程，有没有存在利益输送或者其他不规范的合作行为。至于”卢美美“的父亲利用举办论坛，会议，排行榜，透过收取入会费来盈利，毕竟是市场买卖行为，当然，大家讨论这种盈利模式，也是一件好事情。 是不是相信这是一个专业机构，排行榜是不是货真价实，这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法律也没有规定，只有那些机构，才可以做这些，就好像穆迪评级，一个民间商业机构，美国政府和它较劲，只会更增加它的影响力。 看看那些全球大学的排名，做的机构很多，不是有很多学校，或者政府，都是挑选那些，最有利于自己的排名结果来说事？甚至有些机构和政府，为了拿一个某种名目的第一排名，就算对方不收钱，也要努力去做公关？至于那些公布排名的机构是怎样的，有人关心吗？ 看看那麽多的地方政府，乐衷于引进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似乎有了这些企业，自己这个城市就和世界接轨，身价不同一样，忽略了企业本身，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地方产业的长久发展，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地方长远的经济增长和收益。 皮包公司的说法，应该来源于八十年代的深圳，那些人的头衔挂满了国际，世界，或者美国，香港，他们夹着的皮包里面，揣着公司图章还有合同，不少人   而现在，从“脊梁奖”到渴望和高级领导人合影，并且形成这样的产业，其实都反应出这样一个社会现实：这是一个名声可以套现，合影可以拓展社会资源的社会。看到过太多这样的情形，搞定领导身边的人，为的就是一张握手的合影，然后挂在办公室里面，这比挂个门神，靠谱多了。而”卢美美“父亲，只不过比别人，更早的看到了这个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