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

2011年09月21日 14:06:13 　　 北海9月20日庭审前的花絮     　　杨金柱律师导语：北海中院2011年9月20日的一日庭审，用法庭上所发生的最荒唐的事实告诉杨金柱、告诉北海律师团、告诉中国20万律师、告诉中国所有的法律人、告诉中国十三亿人民：北海中院已完全被北海公安和北海检察所绑架，北海中院的主审法官作为傀儡已完全成为北海政法委的一个道具！北海中院的主审法官在法庭上已丧失了一个法律人在法庭上应该遵守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底线！庄严的国徽在北海的法庭上蒙羞！中国最一流的刑辩律师陈光武、朱明勇在北海的法庭上蒙羞！   　　北海中院2011年9月20日的一日庭审是杨金柱律师执业25年以来遇到的最荒诞、最丑陋、最无耻的庭审！   　　杨金柱律师将在今晚发表《杨金柱律师9月20日北海庭审纪实》，对9月20日北海中院最荒诞、最丑陋、最无耻的庭审进行还原和点评，恭请网友们围观！   　　   　　 花絮之一：杨金柱来之不易的第一被告人的第一辩护人的辩护权   　　　　   　　杨金柱由于最高法院在2010年9月下旬不遵守刚刚颁布的两个规则“直来直去”杀掉重庆黑老二樊奇航，在2010年国庆节期间先发表遗书再与最高法院大战风车，导致被通程所除名、被湖南省律协“公开谴责”，因无所执业而成为中国律坛的孤魂野鬼。   　　2011年6月15日北海四律师案发，杨金柱正和妻子李茂林律师在张家界翻筋斗钻山洞，游山玩水，逍遥快活。杨金柱接到杨在新律师妻子黄仲倓电话以后，即在博客上发表《广西北海杨在新律师因为涉嫌伪证罪被刑事拘留》，北海四律师案始浮出水面。   　　北海中院原定7月25日开庭和8月8日开庭，如果北海中院这两次不延期开庭，杨金柱此时尚未拿到湖南岳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执业证，则只能围观而不能出庭，更谈不上担任第一被告人的第一辩护人。   　　北海中院第三次开庭定于9月6日，因刘洋律师出国未归，杨金柱律师8月30日在博客上发表《杨金柱赴北海9月6日出庭为黄子富作无罪辩护》。但北海中院9月3日第三次延期开庭，杨金柱当日和周泽律师在贵阳办案，只好退掉飞北海的机票打道回府。如果北海中院9月6日开庭，杨金柱律师也无缘担任该案第一被告人裴日红的第一辩护人。   　　北海中院9月20日开庭之前，杨金柱用特快专递向北海中院邮寄了担任黄子富辩护人的事务所公函。但杨金柱赴北海之前，接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著名刑辩律师许昔龙的电话，因其另有要案出庭，且该案因为9月6日北海案开庭请求法院延期审理，故不能在9月20日出庭为裴日红辩护。第一被告人裴日红的第一辩护人临战换将，事关该案全局胜败，经过律师团协商，遂决定杨金柱律师担任第一被告人裴日红的第一辩护人，在北海法庭上手持屠龙刀与北海检察大战300回合。   　　2011年9月18日上午，杨金柱、陈光武、周泽、徐天明律师去北海中院和主审法官沟通，裴日红的姐姐裴日坚也前往北海中院说明改变委托的情况。但主审法官不接受裴日坚的委托书和岳林律师事务所的公函，其理由是需要经过裴日红本人的确认。在主审法官要杨金柱离开会场的情况下，杨金柱和陈光武、周泽、徐天明律师一起离开会场。   　　杨金柱回到宾馆后接到主审法官电话，和周泽律师、裴日坚再次去北海中院与主审法官沟通，方取得第一被告人裴日红的辩护人资格。   　　凡事皆有定数！杨金柱获得北海故意伤害案第一被告人裴日红的第一辩护人资格，真可谓一波三折，悬而又悬！     　　 花絮之二：看守所里好风景   　　   　　2011年9月19日上午8时20分，杨金柱、陈光武、杨学林、王兴四位律师来到北海市看守所分别会见裴日红、裴金德、杨炳棋三位被告人。值班室人员告知：领导正在开会，需要等待。其后，有两位警察来办理提审手续。9时许，王兴律师询问值班室人员，被告知：提审室已全部占用，需要继续等待。   　　真是奇了怪了！明明只看见两个警察进去提审，怎么全部占用了提审室？难道北海警察通宵达旦提审？   　　10时许，值班室人员通知有一间提审室可以会见。杨金柱和王兴律师遂进入看守所办理会见手续，被安排在3号提审室会见裴日红。进入三号提审室，杨金柱抬眼一望，即发现该提审室左右对角有两个摄像头。   　　裴日红进入提审室后，杨金柱和王兴律师与裴日红进行问话。首先由裴日红确认两律师的辩护人身份在裴日坚的委托书上签字认可，然后要求裴日红实事求是地陈述基本事实。   　　在裴日红进行陈述，王兴律师作笔录时，有一个警察不时进入提审室裴日红的那一边，因未影响裴日红讲话，故杨金柱和王兴也未提出抗议。   　　在王兴记录期间，杨金柱走出提审室。在提审室左右两边溜达了几个来回。杨金柱看到：每间提审室确实都有一个犯罪嫌疑人被警察提审，但提审的警察大多在提审室门口走廊上坐着，有的在外面的地坪里坐着谈笑风生。杨金柱和他们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两不搭话，真是有趣！   　　看守所里好风光！   　　杨金柱不知道北海警察是通宵达旦提审还是在8时20分之前就进入看守所提审。北海警察如此敬业，杨金柱郑重建议北海政法委应该给北海警察们多发奖金，以确保北海警察“命案必破”，以保北海一方平安！   　　但杨金柱观之，北海警察的提审工作还是蛮逍遥快活的，不知北海警察以为然否?   　　   　　 花絮之三：60岁的陈光武律师原来也是个“老顽童”   　　   　　 陈有西律师2010年4月下旬在杨金柱征求万名律师签名要求最高法院对刑法306条进行司法解释时撰文指出：杨金柱是个“老顽童”。杨金柱经常以使用“双手互博”功夫的“老顽童”周伯通自喻。故对陈有西律师“老顽童”的封号笑而纳之。杨金柱虽然五十有五，垂垂老矣，但心态却很年轻，经常和周泽律师这些后辈们开玩笑：杨金柱律师心态现在只有十八岁半，否则，也不会在中国律坛干出许多好玩的事情。   　　但此次和陈光武律师第一次联手办案，却意外发现：这位比杨金柱年长四岁已近耳顺之年的仁兄原来也是个“老顽童”。   　　杨金柱律师说话历来有根有据，作为法律人从不打逛语。为什么说60岁的陈光武律师是个“老顽童”，有以下事实为证。   　　2011年9月18日下午，杨金柱、陈光武、周泽、徐天明律师在北海中院和主审法官、公诉人进行庭前沟通。公诉人退席之后，陈光武律师忽然对主审法官说：如果黄焕海还活着，或者黄焕海出现在9月20日的庭审现场，这个庭还开不开？还煞有介事地说：杨金柱博客上说“三刀杀敌”，他都有把握“一招致命”。这位仁兄说话时一脸严肃，完全不像开玩笑，确实把主审法官吓得不轻。   　　杨金柱当时急忙和主审法官说：法官大人千万不要将此事告诉北海检察和北海公安。否则，北海检察又要变更起诉书，律师们的机票钱实在掏得冤枉！   　　9月19日上午，陈光武律师和杨学林律师在北海看守所的门口空等了一个上午。9月19日下午，陈光武律师终于进入第三号提审室会见裴金德。在明知有两个摄像头的情况下，却严肃地告诉裴金德：两个证人杨炳燕和潘风和这次会出庭作证。她们一出庭作证，就能证明你无罪。   　　真是个“老顽童”！在明知有摄像头的情况下，也敢把这种话说出来。这可把北海警察吓得不轻！   　　“老顽童”陈光武律师一时口舌之快却害人害己。   　　当晚8时左右，两位证人杨炳燕和潘风和即接到公安电话，要去接受公安讯问，并于9月20日失去联系。   　　“老顽童”陈光武律师手中握有如此“一招致命”的秘密武器，直接导致9月20日上午庭审两个半小时后被裴金德“不用”，使主审法官命令法警协助将其和朱明勇律师赶出法庭，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年近60、一向忠厚老实的陈光武律师自去年中秋节和杨金柱在北海第一次相识以来，不知不觉受到了“杨氏刀法”的影响，也开始使用“迷踪刀”和“无影刀”了。。   　　北海公检法以为将陈光武、朱明勇律师赶出法庭清除了心头大患，这下大功告成，可以高枕无忧矣。岂不知这是杨金柱和陈光武设计的一套把戏。这也是杨金柱、陈光武、朱明勇三人在20日中午拒绝主审法官“善意”，不去北海中院与合议庭成员一起去和裴金德沟通以恢复辩护权的原因所在。   　　北海公检法这一次上了“老顽童”陈光武的一个大当！   　　北海公检法信不信，由你们，但杨金柱反正是信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00bcd90102dtpy.html   　　     　　     　　  上一篇： 周泽：北海案惊闻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1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陈有西：李庄要休整，律师需沉思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对于李庄来说，这个世界已经有点陌生和新奇。 他现在知道，原来外面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他，并为他付出。原来他并不孤单。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受到了礼遇。他有书看有电视碟片看，但没有新闻、没有信。写了不少古体诗，他背了几首，觉得平仄、对仗、意境都不错。他说感谢重庆，让他有了静心思考、认真养性的机会。 今天中午，辩护顾问团约晤李庄，在清华大学边“大益膳坊”为其接风洗尘。李庄已经从河北老家看望父母回京。江平先生、卫方教授、何兵教授、杨学林律师、许兰亭律师、杨金柱律师、李庄、亚童和我，简单地聚了一下。张思之先生、高子程、斯伟江、张青松、李霄霖、吴革、魏汝久、李轩等因事未能光临。聊了一些昨天、今天、明天的事。李庄脑子和身子都很好，依然健谈并自信。 他向所有这一年半来关心他、理解他、支持他的朋友们表示真诚地感谢。他需要先休息调整一段时间，正在看儿子李亚童为他准备打印好的一人高的关于他案件的报道。他要“恶补”这一年半的信息。里面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他早已经被这个社会抛弃和遗忘，没有人关心他。这两天他才知道愿来自己已经是中国和世界的闻人。他有点受宠若惊。真是造化弄人。 这两天，全国的律师同行们纷纷来电祝福李庄。大量的媒体朋友都想采访李庄。李庄都没有接电话，请家人谢绝了。他先需要安静，需要一点时间休息和调整。但是他知道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大家问了几个一直纳闷的问题，李庄讲了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今后，关于他的事，关于他的行动，都可以由他自己说了。我们代言的使命终于完成了。 在此,我要感谢浙江省司法厅赵光君厅长、吴强军副厅长、杭州市司法局洪慧萍局长、魏民副局长这一年半来对我的充分信任和理解、支持。我为执业在浙江而感到庆幸和自豪。浙江律师有一个很好的后方。 在此，我要感谢一年半来所有在我的学术网上共同关注留言的“关注两会”、“CYQ”、“欧阳志强”、“123”、“法制特工”、“伍雷”、“张”、“秋风”、“鼠标”、“一壶”、“湘水无名”、“奥巴马”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朋友。我要感谢季天琴、王和岩、杨海鹏、张晓晖、余春红等一大批有担当的国内国际媒体新闻人。更要感谢体制内一直支持着我的诸位领导和朋友们。 当然，最要感谢的是这些时间来一直真诚无间共同奋斗的律师团队和法学界朋友。 与此同时，围绕李庄案的暂时收获，律师队伍中开始显出一些先天的锢疾。有的高级五毛并没有停止战斗，他们搬弄是非，不再谩骂，以唱赞歌的方式，开始摆布一些比功的话题，试图挑起律师界内部的争功邀宠，让社会看到一个乌合的松散的群体。 我无权提醒和责怪同行。我只想代表自己说：远不到梁山好汉排坐次的时候。谁要这功劳，谁就拿去吧。我不认为我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只是认真办案而已。一个案件的暂时好转，也不必作过度的解读。此时此刻，我心情仍然沉重，没有特别高兴。虽然李庄出来了，至今我心依旧。《南都周刊》发了长篇背景报道《大牌律师转型》，季天琴记者写得很好，沈亚川编审把握、策划得很好，但是这是新闻界对律师业的一种善意鼓励。时间匆忙，有很多值得一书的人没有写进去。新闻界可以这样鼓励我们，但我们当事者自己不要真这样以为。今日中国律师依然偎葸，并没有那张电影海报般的照片那么雄壮。盛名往往是悲剧的开始，朋友离去的开始。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催之”。我是“木曲于林，人必伐之。”敢不诚惶诚恐。 律师界当前需要沉思。要让国人觉得我们长大了，是一个可以托付的群体。 （2011。6。13） 来源：陈有西学术网 http://www.winlawfirm.com.cn/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TypeID=147b3043-95bc-4824-9f02-9bf0010d25e7&itemID=5870219c-57c8-4f0e-9a81-9f01018b6ad8&user=10420

“法律人要不怕强权，敢于维护法的尊严”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2011-06-16 来源:南方周末 法学家龚祥瑞把自己比作古希腊神话里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和去看望他的后辈，还在谈论中国的宪政。   一部写成15年后终于出版的传记，唤起了中国法学界对已故宪政学者龚祥瑞的怀念。   2011年6月11日，在北大举行的龚祥瑞自传首发式上，各自珍藏部分自传遗稿多年的律师陈有西、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非常动情。   陈有西忆起龚老先生15年前临终一幕，一度哽咽。他说，龚老先生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哀中国有政治而无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言语间惆怅万千。   由龚祥瑞领上公法研究道路的姜明安感慨，应该怎么对待知识分子、怎么慎用权力，或许可以从龚老先生一生的悲喜剧中有所体悟。   屡遭批判未丧元气   龚祥瑞“敏感”的一生与中国历史有着奇妙的因缘。辛亥革命那年，他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基督徒家庭。少小时期，他从教会学校接受了谦让、容忍、爱人的绅士教育。除了教会里的人，他儿时记忆中最大的温暖，就是冬夜在沿江脚夫居住的土屋里，围着篝火倾听他们日常生活中挨侮受辱后的呐喊、嗟叹和怨愤。正是对底层人苦难的感同身受，使龚祥瑞放弃了已经入门的生物学，转投政治学，因为“政治学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   在清华园，龚祥瑞亲受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等政治学大家提点；1935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英法，师从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学家拉斯基和宪法学大师詹宁斯，打下了系统扎实的宪政知识功底。   怀着吏治救国和宪政兴国的理想归国，龚祥瑞一心希望宪政在自己的故土变成活的事物，却在现实中无功而返。他曾任国民党青年干校副教务长，深得蒋家父子赏识，却因不满国民党的派系斗争黯然辞职；1949年以后，他下决心留在大陆，一度经导师钱端升举荐，进入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工作，当时官方主流推崇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与他所学相差甚远，因而又长时间赋闲。姜明安说，龚先生每每到了当官的边缘，每每又被逼退到书斋。   此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给龚祥瑞造成了一生难以平复的创伤。在反右斗争中，他批判授业导师钱端升和同窗多年的同学，自己也被深深地伤害。日后，他甚少向人提起。   尽管如此，他的多位学生都说，龚先生对他一生的选择，从无悔意，从不怨尤。相反，他认为这些挫折都是研究治国之道的素材。   龚祥瑞风度翩翩，穿戴常有英国绅士的范儿，他生性谨慎克制，又有文学家般的心思和激情。贺卫方说，龚老是法学界中少有的笔端常带感情的学者，“他的文章，有一种气韵在字里行间流淌。”   中国现实和宪政理想纠结贯穿龚祥瑞的一生。用他的话说，“虽然年年挨批，倒未丧失元气。”   1950年代院系调整，北大恢复法律系，当时系里要求龚祥瑞开设“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课程，专门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龚祥瑞说，要把教材专往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去编，这可真为难他了。不过，他会把资本主义的统治经验介绍出去，供人借鉴。他把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类比于英国的两党，认为反对党是一种监督机制，不能因词害义，不过一个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个是为资本主义服务，作为治国之道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想到引来全系师生激烈的批判，时隔20多年后，在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他的这番言论才得以平反。   他直言自己对斯大林宪法草案歌功颂德式的表述不仅不喜欢，而且有恶感。他更尖锐地指出，政论文字不应该出现在宪法文本中，中国1982年宪法的序言，就不应该有“翻天覆地”之类的字眼。   80年代后期，龚祥瑞在《法学》杂志发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直揭中国宪法学理论和实践长期受苏联影响的弊端，这篇“宪政常谈”给他带来如潮的抨击。   面对来自学界和司法界高层领导指他不爱国的批判，他回应说：“《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是否定中国人吗？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贯穿着批判精神的光芒和民主精神。”他坚定地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敢不敢说真话、为人为师的道德问题，遭批判只能激励他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不会扰乱他潜心向学的生活。《法学》杂志主编周恩惠问他，一个法律人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他说，首先要有献身精神：“一个法律人要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   龚祥瑞和学生们在龚家后花园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资料图片/图） 竭尽年华与年轻人交往   改革开放后，龚祥瑞终于迎来了他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政治气候的变化之速出乎他的意料，积蓄多时的激情喷薄而出，他对宪政知识的传播和实践，更加只争朝夕。   他给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开比较宪法课，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欢迎。姜明安本来选的是经济法小组，因为被龚祥瑞的课吸引，改学行政法。姜明安说：“我们这些在乡下和部队的，以前哪有听过权力需要限制这些说法！”   年轻学子对宪政知识的渴求给龚祥瑞莫大的鼓舞。身边人劝他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至后世”，他说，不！书有人写，书也是写不完的，我要竭尽年华投入到和21世纪的年轻人的交往、接触，面对面地释放出光和热！   贺卫方说，那个时候是龚老最活跃的时期，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劲头。   除了学校，龚祥瑞还在自己家中开设课堂，向所有人敞开。熊文钊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每周都到龚家听课。他说，感觉到龚先生很想抓住一切机会表达，只要有学生在他面前，他就滔滔不绝，并经常有精彩睿智的论断，在龚老家中，熊文钊记下了“宪法和行政法是治国之术”。有的人收获了“法治就是经人们同意的统治，就是民主的政治，而不是个人专断。”   学者宋先科在一篇回忆龚祥瑞的文章中说，那时在北京地区，几乎全部有雄心抱负的人都到龚家作过客。在北大中关园502楼202室激扬江山的氛围中，后来走出了行政法学者姜明安、刑法学者陈兴良、政治学者王绍光、微软中国副总裁刘凤鸣等人。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当年也曾慕龚老之名，到龚家听课。第一节课后回到家，他就收到了龚祥瑞的来信：岳弟，台端，北京一晤，闻弟数言，受益匪浅……写满满一页纸，署名：兄祥瑞。袁岳说，当年龚祥瑞78岁，他只有21岁，看到信后简直吃惊，过了很久都不能习惯。   龚祥瑞晚年结交的后学遍布中国。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当时在厦门大学教书，一日也收到了素昧平生的龚祥瑞的来信，信中说，读到俞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评述拉斯基国家理论的文章，知道国内还有人在研究拉斯基的思想，感慨很多。此后俞可平与龚先生便一直有联系，直到他去世。   1993年在浙江省高院工作的陈有西，因为到北大高级法官班学习的机会，跟龚老结下了深厚的交谊，更获龚老托付自传遗稿。陈有西说，因为他来自法院，龚祥瑞特别希望知道司法实践发生了什么，同时也寄望于像他这样的体制内人士有所作为。   因为主编宪政译丛，法律学者贺卫方与龚祥瑞有过多次交流，后来他到美国访学，期间也多次收到龚祥瑞的来信。贺卫方回忆，自己的回信甚至不如龚老的来信多。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龚祥瑞一直与他器重的后学保持书信往来，交流国内外的思想动态，以及各自对宪政的理解。龚老和晚辈之间的舐犊情深让贺卫方至今常常感念。   虽然年事已高，龚祥瑞不遗余力地操持各种讲座和培训班，利用他的海外学术资源，请各国学者来华跟年轻学人交流。他将自己教学的素材整理成《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学》一书，组织翻译英国丹宁勋爵的一系列著作，很多晚辈的法律学人，享受着他学说和思想的泽被。学者何海波说，虽然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植入中国始于清末民初，但中国的多数行政法学者也许要等到龚祥瑞和王名扬两位学者介绍，才了解英美法上的“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理论。   1980年代晚期，龚祥瑞一直念兹在兹的管政府和管官员的法，终于有一部得以面世。姜明安说，虽然龚祥瑞不在行政诉讼法的主要起草人员之列，但是，从立法之初到整个过程，他一直给立法机关提供意见。在该法颁布后不久，他又带着自己的学生到全国各地实地考察。1991年夏，龚祥瑞在东北某基层法院住了40天，跟着庭长下乡，看到自己“一向作为法治原则介绍的若干观念，正由我国基层司法人员加以实践”，希望自此法学可以开始摆脱政治化。   龚祥瑞把自己比作古希腊神话里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和去看望他的后辈，还在谈论中国的宪政。他说中国需要一部全新的宪法，现在很多的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他说他已八十五了，此生已无法看到，有赖年轻人继续前行。   “龚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对学术本身的投入，对宪政的热爱，对后学的提携，显示出非凡的人格魅力。”贺卫方说。

2011年09月06日 17:42:05 　　时光飞逝，想当年我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毕业后选派从政，见证了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三十年过去了，这个《决议》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我想作一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在新的起点上思考改革开放》。   　　我看今天很多老师和专家的发言，主要是回顾当年《决议》是怎么来的？有很多思想的交锋。作为我们相对年轻一点的，我们还要考虑下一步怎么干。所以我们有一点思考，对当年4000人讨论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他们讨论的时候有一个背景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一篇黃黎的《〈决议〉起草的台前幕后》，介绍得比较详细，当时小平、陈云等老一辈对很多的重大问题有个宏观的把握。为了参加今天的座谈，我把决议又好好的学习了一遍。   　　我们有两个60年。当时搞《决议》的时候，中共建党60年。通过痛定思痛，通过讨论回顾，作出了一个《决议》。今天，我们纪念这个《决议》的时候，恰好又是回顾共产党掌握政权的62年。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同样有很多经验教训要回顾总结。我们需要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思考改革开放。   　　首先，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词比较敏感，因此我说的是现在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我们建党60年以后经过了一次反思，形成了决议。现在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真正的62年执政下来，我们也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要改变我们原来的一些专政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怎么样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要改变我们的维稳的模式。我在政法机关工作了十六年，现在又从事律师执业、法学研究，从那么多年政法工作的感觉之中，觉得我们有的同志的思路是“堵”，而不是“疏”的思路。靠权力而不是靠法制，靠高压而不是靠疏导，靠封闭思想封闭言路而不是靠开启民智，靠压服而不是心悦诚服。现在维稳的思路，用的经费很多，强制拆迁，方法简单粗暴，对自杀的人还说是暴力抗法，最后人家不自杀了，杀幼儿园的孩子，开始烧政府大楼、搞爆炸。不是引导群众上法庭讲道理，而是打压诉求，抓律师，法院不受理案件，法院不是中立的断案，而是公权力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人民，同人民搞对抗，拼命堵住人民群众依法救济的渠道。作为第一线的律师，我们最清楚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在哪里，主要这种高压的思路，封闭言论、删除微博的思路，搞得老百姓越来越敏感。我们建党60年思考过一次，现在建国60年，需要再一次思考。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全面设计。《人民日报》月初文章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概念，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我们今天的改革，要从总体的思路，全面的思路思考，不能再搞“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再“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三十年了，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正反面的很多的经验教训，有了很好的人才积累，有了思想库，我们应当有一个成熟的设计了。我们的前三十年，经常是一种拍脑袋决策，经济一下子要搞活，大家要高速发展，一下子又要治理整顿。“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思想领域，也是风浪不断。我们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治安问题都是这样处理的。治安搞运动从来没有改变思路。包括我们的“严打”思路。我们这头三十年，小平同志提出来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白猫黑猫理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有了这样成熟的思想，包括今天这样的充分的讨论，大家都明白了，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是要出问题的。我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顶层的设计，全面的设计，有一个总的思路和框架，让国家少走弯路。   　　第三点，要重建政治道德。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关键。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公权力黑社会化。像武汉的徐武案件，到广州的电视台大院绑架“被精神病”的人，公安局的人、保卫处长到那边被围堵，不敢拿出工作证，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依法执法，而是用黑社会的方法绑架执法。还有法院审判案件应当公开，故意搞二十个人的小法庭审理大案，安排一些托占位子，旁边四百人的大法庭空着，然后给家属二张票、所有的记者不让进，最应当讲法度讲诚信的司法机关公开撒谎，公开用谎言来违反法律的公开审判的规定，这样的做法现在全国法院争相仿效。作为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器最应该讲公平正义的，也不公开。表面上是公开审判，但是实际上是秘密审判。一些地方官员骄橫跋扈，被权力冲昏头脑，公开以党自居，说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包括我们的宣传舆论，总搞那些假大空的东西，象朱熔基前总理讲的，我天天看他们怎样在那里撒谎。官媒把社会真相的话语权让给了网络，把公平正义的主导权让给了网络，最高法院也说要按舆情判案，公权的威信一落千丈。这种政治道德缺失，对社会的劣化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公权力不讲诚信，公开撒谎，把社会风气都带坏了。大家都不讲诚信了。   　　第四点，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为什么要从司法改革突破呢？这个是个代价最小的途径，而且是可控的、恒定的，能够用稳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社会各个领域出了问题，都可以到法庭上来理性稳妥地释放、裁断。为平稳、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设置一个减压阀。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司法改革又能够为政治体制提供保驾护航，包括民族矛盾问题，包括实体较量的问题，右的路线，左的路线的问题，选举中出现的问题、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劳资矛盾、政党问题、民族问题，都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好。不会出现街头政治，不会出现暴力对抗，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只要法院是稳定、独立、权威、超脱、公允的，就能够保障国家制度和社会的基础性稳定，保障社会重大问题都有一个理性的解决机制。国家要理性的解决矛盾，健全的司法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必须重新设计我们的司法改革的目标，整治好我们的司法队伍，建立独立超脱的司法机制，让国家司法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养成政治家和全体人民都尊重司法的环境。   　　第五点，中国下一步要特别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并给其更重要的地位。有一次我与胡德平部长聊天，我谈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当书记时候的情况，我说，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是他同历任浙江省委领导一样，对民营经济的保护，省委是非常支持的。第二个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依法治省”，浙江省人大还按照省委要求，通过了关于依法治省的决议。有的学者提出依法治省、依法治县，层层机械照搬不科学，但是我们浙江的实踐，这个措施是很有用的。实际上依法治省，相对于权力治省，相对于拍脑袋决策，这个是非常好的措施。可以约束权力，大家按既定的规矩办，很多事情就会比较理性。虽然浙江的问题也不少，但是法制环境相对较好，这是全国公认的。这同浙江省委当年大力抓依法治省是有关系的。另一个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省的财政税收，民营不是半壁江山，而是大半壁江山。浙江各级干部对民营经济的保护是发自内心的，这样才保障了长期健康发展的势头。所以我觉得，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这两条要是发展下去，是会长远地影响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说，两个60年要思考，一个是前面60年想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党的历史教训。建国后60年的思考，是思考如何更好地执政，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法制的国家。还有现在我们的反思，是实质性的、认真的，还是宜粗不宜细的？特别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还有不少思想禁区，这些我们需要不需要反思，都是应当认真探讨的。这个反思，也需要思想的大解放。   　　 http://www.hybsl.cn/zonghe/zuixinshiliao/2011-09-04/26719.html   　　时间：2011-09-02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上一篇： 死刑核准程序应从核批改为审理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