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的哲学根基是，物极必反，当一项社会事物被完全阻塞之时，它一定会寻找到新的突破口，产生爆炸性的突变，这种突变既是方向性的，又是量级上的。联系到我上面的话题，还可以这样认为，当我们不在了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不管它多么孤独，多么沉寂，也会在寂静中喧嚣，也会顽强地为自己寻找一种在的方式。这个过程，有可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也有可能发生在精神领域，更有可能发生在生存领域，作为这种现象的显现，它既可能是政治事件，也有可能是精神事件，更有可能仅只是物质层面彼此不发生联系的利益抗争（群体性事件）。
阅读更多陈行之：天堂和地狱都在人的心里 ——陈行之思想小品辑录（15） 进入专题 ： 陈行之 ● 陈行之 （ 进入专栏 ） 141.《思想就是表达》 思想就是表达。这里所说的表达并非指思想的结果，而是思想本身，换一句话说，思想只有通过表达才能够成为存在，未经表达的思想只是念头和想象。念头和想象是纯粹个人化的精神现象，无关他者，更与社会无干，所以他者和社会在这件事上都比较消极，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事实上也做不了什么为。古代专制主义虽然有“腹诽”的罪名，那也仅只是“欲治之罪，何患无辞”的强调罢了，是没有办法制定治罪程序的。 表达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之一，所以念头和想象总想通过表达成为思想，而思想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他者和社会必定要对其做出反应，被鼓励，被张扬，或者被遮蔽，被禁绝，乃至于把表达思想的那个家伙捉起来杀掉，就构成了不同社会类型的常态。我们对遮蔽、禁绝思想乃至于“把表达思想的那个家伙捉起来杀掉”的社会类型已经非常熟悉，即使不用专有政治哲学名称指认也不影响我们对其进行指认，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之中。 可见，思想的全部危险性就在于表达，我们理应对那些不顾危险表达思想的人怀着敬意。现在的聪明人一般都只守着念头和想象，并不急于将其表达为思想，他们在等待时机，而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光明所在——历史老人曾经反复告诉过我们：他们是能够等到时机的，他们一定能够等到。 142.《自由只有通过秩序才能存在》 小标题容易引起歧义，这是因为，对自由的伤害，至少在政治领域，大部分来源于秩序，譬如专制主义秩序、极权主义秩序。而在伦理领域，秩序也往往扮演抑制自由的角色，例如中国传统社会的“三纲五常”、“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然而能不能就此断言所有秩序都是对自由的伤害和抑制呢？我的回答是：不能。 健康的社会秩序只能有利于而不是扼杀人的自由发展——这个意思还可以表述为：只有丧失了正义品格的政治秩序才是与自由对立的，只有压抑人性的伦理秩序才是与自由对立的；自由只有在符合正义与良知的社会秩序中才能够存在，才可以得到健全的发展。 政治自由如果把无政府主义作为旗帜，事实上也就等于取消了自由；伦理自由如果把滥交作为理想生活，事实上也就等于毁坏了他人或社会整体的自由。“过犹不及”这几个字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遗憾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边界，他们无约束地滥用自由，既伤害社会和他人，又伤害自己。 143.《思想原来也可以用来娱乐》 我惊讶地发现，在一部分人中，思想是用来娱乐的。这种惊讶最早源于上大学期间一位同学的坦白，他说他读书没有什么目的，就是为了在跟人聊天的时候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人生漫漫，阅人无数，这方面的例证不断积累，于是在我的札记就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清谈家。 清谈家是被知识武装起来的庸人，是大雅包裹着的大俗，在他们那里，政治时局、社会机理无所不知，哲学历史、天文地理无所不晓，然而所有这些思想材料的唯一用途，就是在趣味相投者中间换取清谈的快感，为此他们甚至可以不辞辛苦地阅读各种书籍，所下功夫并不比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少。然而真正的学者与清谈家风马牛不相及，前者总是想解释世界，赋予诸种社会事物以确切的意义，后者则总是在试图消遣或者说消费眼前这个世界。 出发点不同，结果也绝不相同。 不恭敬地说，清谈家与在街巷里闲扯东家子长西家子短的愚蠢妇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在这些人中发现被崇高掩饰的堕落、被纯洁遮掩的糜烂、被高雅装饰的庸俗、被知识武装的无知……不要感到奇怪，这是与创造断离的精神事物的必然生成，就像有播种就会有收获一样。 与愚蠢妇人不同的是，为了享受清谈的生理性快感，清谈家往往会粗暴地把价值意义从精神事物中排除和消解，或者说给自己一个嘲笑他人的理由：“我早就知道这个社会无望，所以我认为那些仍在正儿八经论述社会正义的人纯粹是傻×。”唉！多么聪明的无知，多么智慧的愚蠢啊！ 可悲的是这种热衷于消费和娱乐思想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我常常有一种被他们淹没的感觉，尤其是偶然进入某些人油腔滑调、故作高深、玩世不恭、热闹非凡的微博世界的时候。在那里热闹的，与其说是思想，毋宁说是最普遍的人性，与崇高的精神构建基本无关的普遍人性。 144.《只有在精神完整性不被破坏的情况下人格才是完整的》 人是被他所独有的价值系统支撑才活着的，这种价值系统构成了他的精神完整性。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人只有在精神完整性不被破坏的情况下，人格才是完整的。如果一种社会交往破坏了这种完整性，交往一定不能继续下去；相反，如果一种社会交往必须以精神完整性被破坏为代价，那么这种交往也就丧失了价值，也一定不能继续下去。 一个人对他人产生敌意，一定是因为他的自我价值体系受到了损伤，突然发现自己被他人侮辱和贬低了，从而激发起憎恶和愤怒的情绪。憎恶和愤怒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一定带有想象的成分，这种想象在特殊情况下会放大他所憎恶和愤怒的对象，即使他深知也不能让自己平复。在彼此发生联系的人中，甲如此，乙亦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人与人之间一旦产生敌意，将很难消除，就像致命的伤痕很难痊愈一样。 145.《意义正在滑落而去》 我最近在和一位朋友的通信中说过，我热心于对社会不义的抨击，不是因为社会是造成人生苦痛的唯一原因，而是因为这是最容易被发见的原因，还有巨大的内容弥漫在我们无法认知的领域，正是它们决定着我们细微的内心生活，决定着我们的灵魂状态。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力精确地说出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你说的“逃避专制”和“逃避自由”的困境（你描述得好极了），也是由这种东西造成的吧？ 人生归根结底是一场悲剧，卡夫卡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只有他深入到了别人无法深入的领域，看到了别人无法看到的“在”，我们受制于它却又远离于它，这种可怕的距离感愈发加重了我们的生存荒诞感。意义正在像流星一样滑向宇宙深处，那里全部是虚无。 146.《人际交往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在人际交往中，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是人们互相理解的基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构建的大厦。相似性和差异性都有一个量级的限制，所以我才在这两个词汇前面都加上了“一定程度的”这个限制词。简括地说，人不可能因为完全相似而喜欢对方，因为完全相似不能引起人的任何兴趣；人也不可能与完全不同的人产生感情，因为完全不同将导致彼此不可想象。 我想指出，这里所谓的“完全不同”既可能是政治伦理层面的，亦可能是道德伦理层面的。换一种方式表述：正义绝不会去亲昵非正义，道德也绝无可能理解不道德，反之亦然。这是相似性和差异性超越了限制量级的结果,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就后者来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机理,因此常常不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性质的事情，即使那类事情仍旧在不断发生。 147.《关于自杀的形而上学解释》 对于自杀行为的流行解释是：人走到了绝路，死亡的诱惑大于活着的诱惑，所以用自杀来进行了结，以寻求解脱。这种解释大抵不错，但是我想，在这样一种极端行为中，一定还有更深刻的精神和心理的原因，而精神和心理的任何内容都难以从生活经验层面做出解释，只能用形而上学的方式去寻找破解的通道。 经常听人说：“唉！真不如死了算了！”但是真正选择去死的人很少，“好死不如赖活”，这个世界是那样让人失望，却也有那样多让我们留恋和牵挂的东西，何必去死呢？于是，绝大多数人都活了下来。可是，偏偏就有人钻了牛角尖，说活着太苦，我不愿意再受这个苦了，我走呀！于是就走了。 我想，自杀一定是选择死亡的人维护自身尊严的最后方式——当一个人用尽全部生命力也无法维护尊严的时候，他会把死亡看得很崇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如此崇高的东西像死亡这样真正属于自己，他非常想占有它，他想通过它向世界宣布自己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的尊严。在动物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杀行为，只有人类能够在自己的意愿驱使下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只有人类具有理性。应当把自杀视为一种理性行为。 自杀是选择死亡的人对命运的最后抗议——人因为智慧而痛苦，用叔本华的话说，智慧每增加一个等级，痛苦就增加一个等级。动物只感受现时，它们既不会回忆，也不会展望，因此，它们没有“命运”的概念。我们什么时候听到过猪抱怨自己的命不好呢？只有人类能够把过去与现在、现在与将来联结成为某种过程，这个过程是命运。命运与生俱来，命运却又绝对无法操控，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强烈地影响着人，人生活在一种对命运的恐惧之中。当人最终认为某种强力强加给我们的命运无从改变的时候，当他确认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对于那种不断作用于他的强力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憎恶，而自杀就是对这种强力的抗议。自杀者用死亡骄傲地向强力宣告：“我是能够摆脱你的！我能够摆脱你！” 自杀是选择死亡的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投入——自杀的人一定是耽于幻想的人，他们选择死亡，与其说选择的是对现世的规避，毋宁说是对来世的向往。他们固执地认为那个巨大的虚空中填满了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的东西，那个幽暗冰冷的世界到处都是奇花异草，到处都是瑶池仙乐……就像受到宗教蛊惑的人那样。但是他们并非真的陷入了到了虚幻之境，事实上他们自始至终非常清醒。与巨大的诱惑相比，死亡仅仅是非常微小的付出，他们乐于付出，他们知道将会得到什么，他们知道在那里得到的任何东西在现世都是得不到的。 所以，我不认为自杀的人懦弱，也不认为他们会很痛苦。选择死亡的人在精神上一定非常强大，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他认为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够保持尊严和精神强大的时候，他就会平静地赴死。他甚至能够估计到自己的死亡将会在活着的人当中引起惊诧，他会很得意，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与人对话了，他把要说的一切都用自杀这种方式向人诉说了。 148.《人生是一个心理事件》 人生是一个心理事件，人生的所有内容都最终表现为心理内容，所以才有“人是精神的容器”的说法。笛卡尔所谓的“我思故我在”，不仅在形而上意义上是真理，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也是真理，一个能够被证实的真理——人生无故事，故事都在我们心中。不信么？把手放在胸口想一想，在你的人生故事中，曾经与他人分享的究竟占到多少？连百分之一也不到啊！可见，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心过独属于自己的生活的，任何外在的东西都只是对象。 文学家是幸运的，他竟然可以把心灵的故事通过形象表达出来，所以我总是把文学表述为作家心灵的显现。文学作品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与不同的灵魂类型发生呼应，一部不能被灵魂感知并引起灵魂悸动的小说一定不是好小说，反之，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小说一定是能够引起读者精神共鸣的小说，一定是能够让读者开始他自己的心灵之旅的小说。 149.《文学一定要被高于它自身的东西照亮》 你很了解汉娜·阿伦特的思想，你也热爱她，我觉得很好。我一直认为，文学一定被高于它自身的东西照耀它才会发光，这也是我最近十几年把阅读重点转到非文学上来的原因之一，而阿伦特、波普尔、罗尔斯是对我构成直接影响的人。什么是思想家？思想家就是能够揭示当代社会秘密并且为未来社会勾勒出路径图的人，现在看思想家几十年、几百年以前写的东西，经常会让人感觉他们是在直接描述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现实，描述我们正在过的生活，这就是思想的魅力。文学既然承载着表现的功能，那么，它的最低要求，应当是能够为后人留下当代社会的细节，一切政治的、思想的、心灵的、情感的细节，否则，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我跟你说过，我后来开始躲避文坛，一个是厌恶，另外一个也是没有时间，我一定要在身体还能够负载劳作的时候把我想写的东西（长篇小说）全部写出来，只要写出来我就无怨无悔了，所以现在除了写作之外，无心其他任何事情。处心积虑的写作在精神上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充实，一是空虚。前者使我看到生命的意义，后者使我看到虚无，觉得一切都虚化在了某种不辨其貌的迷蒙之中，每当这时候，我可能会暂时摆脱一下长篇小说，写一写随笔，这也是把自己拉回到现实世界的最好方式，你看到的很多篇随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150.《天堂和地狱都在人的心里》 你说得好极了：“天堂和地狱都可以在人的心里”，这取决于人的灵魂的质地，而不仅仅取决于人生经历，即使有相同人生经历的人，也未必会对世界形成相同的看法，未必会发现相同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我”才是唯一的在，唯一的证明。历史是被什么推动的？是被无数琐碎的个人欲望即人性推动的，所以它熙熙攘攘，所以它充满了血腥，这是因为善恶在人性之中，人性的善恶决定着社会的善恶，社会只是一个媒介，一种条件，我在处理社会尤其是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时，经常这样提醒自己。我最近集注于写作长篇小说《×××××》，竟然数次不能自持，无法写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该谴责什么，正是这种不知道为什么，才导引出我内心无以名状的巨大悲哀，我相信我可以把它传导给读者。卡夫卡小说都是这样的小说，你不知道他在谴责什么，然而你就是感到悲痛欲绝，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换一句话说，艺术只有达到了这个境界才有资格称之为艺术。 2013-3-30 进入 陈行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陈行之
阅读更多陈行之：谁把思想变成了最危险的物品？ 进入专题 ： 思想 ● 陈行之 （ 进入专栏 ） 严冬时节，寒流阵阵。 由株洲晚报、湖南工大共同发起的“株洲晚报·湘江大讲堂”被叫停了。去年八月，我作为主讲嘉宾在那里做过《中国当代文学的处境及其前景》的演讲，接触过那里的一帮热血朋友，怎么看都不像是攫取了数百亿民脂民膏或利用权力包养二奶之类的为非作歹之人；那个以“公益·理性·公民·人文”为理念的讲坛，似乎也不具备权力黑道的性质，怎么就会被叫停了呢？百思不得其解。 人就是这样，越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越想琢磨出个细究，结果我看了一下出现在“湘江大讲堂”上总共10位嘉宾的姓名，就有些明白了；再琢磨一下这个讲坛的宗旨，竟然有“为湖湘热土提供一场流动的思想盛宴”的话，结果就全明白了！ 我想，“湘江大讲堂”之所以被叫停原因有二：一、出现在那里的演讲嘉宾都是一些很不识时务地用思想站立的家伙；二、讲坛为思想流动提供了平台，而思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危险的物品。形象化描述应当是这样的：有一帮歹徒带着炸药登上了火车，火车司机乘务人员非但没有阻止，还帮助他们把装着炸药的行李箱搬上了车厢，结果被铁路管理部门察觉，大惊，说：“你们这不是存心要我们死吗？”结果查扣了，禁行了。 这件事大吗？相对于因为思想和思想流动发生的更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这件事很显然不大，以1957年“反右运动”为例：在那次事件中，全国有55万（由于这段历史还晦暗不明,因此这是一个不确切数字，我曾经看到一份资料说当时定性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右派分子达到3178470人之多。）中国知识界精英由于行使了思想的权利，说了几句让党和国家不高兴的话，就被打成了右派。历史叙述是不带着体温的，“被打成右派”这几个字在当事者身上往往意味着家破人亡，意味着被整死，被自杀，意味着活生生的个体生命丧失人的尊严和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这里面有多少精神煎熬和生活困顿，非当事者哪里可以想象得到！这55万右派连续遭受了二十多年的歧视和迫害，在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尤为惨烈，据说活到被平反的右派分子只有五分之一，另外五分之四全部默默无闻地死掉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尚没有听说湖南那些朋友由于这件事被打成右派，也没有听说什么人被请到派出所喝茶，或者干脆“躲猫猫”死掉，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权力者对这件事的处理还仅着眼于禁止思想进一步流动，只要思想不流动了，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们就感觉很好了，就能活得塌心了。 这样说来，禁止思想、禁止思想流动才是某些人格外在意的东西，这种在意，在进入新年以后越来越引人注目了，南北两地接连发生的媒体事件就是证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学者（邓正来）的去世竟然也会被警觉，接连下达不形成文字的指令，要求媒体不得“炒作”，可见他们有多么恐慌！ 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炸药，这里所谓的“一定条件”，我理解就是一个社会的压强。压强足够大时，思想，哪怕是一个贩夫走卒的思想也会成为危险的爆炸物，更不要说用思想和信念站立的学者们的满腹经纶了。在这个意义上，权力者采取任何措施都不为过——生死存亡面前，谁不想活下去呢？为了活下去，就是动用再残酷的手段也情有可原。 可是把话说回来，究竟是谁制造了导致思想成为危险物品的社会压强呢？如果贪官污吏不这样肆无忌惮地攫取社会财富，如果五百户不把成百上千亿民脂民膏转移到国外，如果大大小小的权力者不把这块土地掠夺到“国在山河破”的凄惨程度，这个世界会如此危险吗？如果掌握舆论控制大权的人不这样严酷地禁绝思想，禁绝思想的流动，这个世界会像火山一样聚积起喷发的能量吗？ 是你们把思想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物品。 你们在玩儿一场极为危险的游戏。 2013-2-1 进入 陈行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思想
阅读更多陈行之：中国学术天空又坍塌了一角——痛悼邓正来教授 进入专题 ： 邓正来 ● 陈行之 （ 进入专栏 ） 有人离你很近，在精神上却很遥远，乃至于相互很难看见；有人离你很远，却始终占据着你的精神世界，是你须臾不可相离的朋友，你凭借着他感知迥异于现实世界的那个理性殿堂。对于我来说，邓正来教授属于后者。 惊闻邓正来教授2013年1月24日上午6时50分因胃癌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逝世，不胜唏嘘。他只活了56岁，再有一个月他就进入57岁了，然而他没有等到，就急匆匆地走了。对于我们这些经常仰望星空的人来说，一颗星的陨落往往意味着整个世界发生了改变，从此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那颗熠熠闪耀的大星了，尽管还会不断出现新的星体，但是邓正来所占据的空间和位置，是别的任何星都无法替代的，那里将永远留下一个巨大的空缺了。 我是一个作家，我的主业是长篇小说。上个世界九十年代，在李慎之先生的招引下，我从狭小的文学领域探出头来，眼前才豁然开朗，看到一个璀璨的思想世界，从此以后，我的读书兴趣和范围、精神兴奋点以及笔底下涌出来的文字，都发生了转移和延伸，在写作长篇小说之余，积累了二百多万字被我称之为思想随笔的作品。作为一个无意间闯入学术领域的我来说，我总有一种目不暇接之感，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贫乏和欠缺，觉得要读的书很多很多。在这十余年间，我追随经典大师的作品，领略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堂奥，我也在国内当代学者的思想原野上徜徉，从那里呼吸沁人心脾的芳香，感受用思想活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在这些学者中，邓正来教授始终一直是我努力追随的，甚至可以说，没有邓正来教授，就没有我对眼前这个世界的见解，即使有也一定是不完整的。 我对于国内当代学者极为敬重，除了源于学术意义之外，还源于一种更重要的政治伦理意义，那就是：我知道在这样一个戒备思想流动的世界，所有这些以良知和责任立身的人，活得都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很多人都活得很艰难。 邓正来教授是1978年考到四川外国语学院的，毕业以后，他又考取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1985年，研究生还没有毕业，邓正来就决定脱离体制，以漂泊者的身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将没有收入、没有住房，只能靠稿费和在外语学习班教授外语赚来的钱维持生计，他甚至背着书包睡过同学的办公室和地铁……他是地地道道的“北漂”。 我们当然可以说，古今中外所有杰出人物都经历过磨难，但是从被主流社会（体制）排斥、陷入生活困顿的角度来说，中国知识界精英的尴尬处境，是绝无仅有的。这里涉及的绝不单纯是物质生活的问题，当一个人被社会抛到外边的时候，他的灵魂首先会感受到被切割的剧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意志特别坚强的人才能够坚持下来。邓正来教授坚持了下来，后来的生存境况也有了很大改变，重新进入了体制，凭借着他的天分和努力，获得了本应当属于他的生活位置和学术位置。 邓正来教授是以翻译国外学术著作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在这些翻译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邓正来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和翻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2002年版）；还可以读到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西方法律哲学文选》邓正来编选和翻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而他的个人学术著作也是琳琅满目，我们可以读到《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邓正来学术作品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邓正来学术作品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 我之所以罗列这些书目，是想描述这样一种状况：如果人是在理性范畴以思想的形式存在的话，邓正来教授毫无疑问是一个离我最近的人，因为他的这些思想作品很早就进入了我的书房，站立在我的书柜里，躺在我的床头柜上，它们伴随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寂而又无限丰沛的夜晚，当我沮丧或者绝望的时候，是这些思想作品提醒我说：“即使单纯是为了思想活着，也是值得的，你有理由留恋这个世界。” 人总是生活在错觉之中，我总感觉有一天我会与邓正来教授有一次交谈，我总感觉他能够知晓我写下的文字，我总感觉他会永远陪伴着我，只要我的生命没有终止，他就会作为我的朋友与我共在……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突然离我而去，我已经习惯了的那些活生生的存在，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存在有一天会突然失去生命，成为一种冷冰冰的客观物质，我完全没有想到。 这种悲痛，只有20年前（1992年11月17日）路遥去世才能够与之相比，那时候，我作为路遥的同学和挚友，几乎被悲痛击倒，那种悲痛源于对一个与你朝夕相处的人的突然离去所造成的巨大情感空缺；邓正来教授去世所造成的悲痛，却源于一个构建了你的灵魂世界的人的远行所造成的精神悲凉–中国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你为什么就走了呢？ 所幸的是，他把最宝贵的精神遗产留给了我们，我们还能够通过它们感受到他的永在。是的，他是永在的。祖国不会忘记任何一个曾经为她忧虑、为她悲伤，为她幸福做出过努力的人，我们也绝不会忘记任何一个曾经让我们的灵魂走向健全和完满的人，我们不会忘记的。 邓正来教授，走好。 进入 陈行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邓正来
阅读更多陈行之：人性的，归根结底是人性的 ——陈行之思想小品辑录（11） 进入专题 ： 陈行之 ● 陈行之 （ 进入专栏 ） 101.《人是人性使他成为的那个东西》 荀子有言：“凡有人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所同也。”（《荀子·荣辱》）意思是说，不管什么人，饥饿了就要吃饭，寒冷了就要取暖，乏累了就要歇息，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即使皇帝、圣人也是一样。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把荀子的话说白了，人其实就是人性使他成为的那个东西，怀有七情六欲的肉眼凡胎，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天使，人就是人。可悲的是，我们平时判断事物和处理事物，总是自觉不自觉丧失了常识，结果往往受骗，往往被愚弄，有时候甚至是自己愚弄自己，想起来很让人尴尬也很让人唏嘘。 102.《人性才是一切社会事物的内在推力》 任何政治行为、社会行为、伦理行为乃至于两性关系，都可以从人性中得到解释，我们赋予政治行为的正义，赋予社会行为的良知，赋予伦理行为的忠诚，赋予两性关系的坚贞，只是人性中的积极部分，是人性综合比较、协调和平衡所达成的一种结果。如果人性经过比较、协调和平衡不再赋予这些积极部分以意义，那么它们的价值就会迅速贬低，消极部分就会成为支配人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显现出完全对立的两极：正义变得不义，良知成为虚伪，忠诚被自身背叛，坚贞滑落为轻佻……所有这些都是正常的，就像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如果你天真地认为一个人的善只体现为正义与良知、忠诚与坚贞，那么你一定是没有看到事物的本相，没有看到人性的复杂结构，没有看到人性幽深之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运动。正是这种运动，才让我们看到人在政治行为、社会行为、伦理行为乃至于两性关系中，在不同情境下所作的完全不同的选择，尽管看起来它们是那样不可思议。 103.《人性太赤裸，它需要遮护》 当尼采撕去温情脉脉的哲学外衣的时候，他所处的时代一定感觉到了难堪和羞耻。人性好比人体，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男女两情相悦的时候），太赤裸了并不能给人以美感，因此它需要某些形而上的东西进行遮护。人类发明正义与不义、良知与虚伪、忠诚与背叛、坚贞与轻浮等等概念，都是为人性缝制的外衣，只是色彩不同而已。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一样，我们与之打交道的都是穿衣服的人，人在我们的善恶观念中实际上是一个公约数，维护我们对那些遮护人性的衣物的合理性假设的，就是这个公约数。没有这个公约数，世界会变得很丑——你可以设想，如果满大街跑的都是赤身裸体的人，那是美吗？美在某些情况下是需要善意乃至于恶意的欺骗的。只有特殊的人群，譬如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才特别需要透过遮蔽人性的衣物，尽可能真切地观察人和思索人，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卡夫卡、托尔斯泰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104.《人的社会行为必然蕴含着某种程度的生物性驱力》 据说现在弗洛伊德不怎么流行了，可我仍然认为他的学说在解释人的行为动机时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人在任何形式的社会行为中，都必然蕴含着生物性驱力（力比多）。如果你遇到一个天分很好却远离创造只满足于交际和清谈的人，你不要感到奇怪，你必须充分意识到这种交际和清谈带给他的快感远远大于创造——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当他的生物驱力大于精神创造的驱力时，他就不会去创造，只有在生物驱力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被减弱时，他的生命才会潜沉下来，进入到创造者行列。这个见解也可以解释人的精神创造一般来说为什么都需要年龄累积这个必要条件。只有天才和杰出人物才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将生物驱力转化为创造，在哲学上我们可以举例康德（他终生未娶），文学上可以举例卡夫卡（这是一个极度缺失爱的人）或少年早成的托马斯·曼（他26岁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然而这样的人极为罕见，就像浩渺星空中的星星一样稀少，所以，你最好不要以为那些绝顶聪明的清谈家都是未来的天才，不一定，真的不一定。 105.《爱在人性中到底是什么？》 我很少听流行歌曲，但我喜欢刀郎的《爱是你我》：“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爱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这世界我来了，任凭风暴旋涡，真心的爱的承诺，让我看到了阳光闪烁，爱拥抱着我，我们感觉到她的抚摸，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觉得幸福更多。”在人的无限广袤的精神世界里，只有爱才具有刀郎所讴歌的这种魔力。 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揣想，爱是两个精神世界的交融，是精神边界的彼此消失，幸福感正是从这种消失中得来的。人归根结底是孤独的，只有这种精神边界的消失才终极性地意味着你找到了依傍，有了这个依傍，幸福感就会如同涓涓溪流漫过你的心田；反过来说，当你明确意识到那个边界、当你们强调那个边界的时候，当你不得不在自己这一边过（哪怕是一部分）精神生活的时候，无论你怎样讴歌，那个爱其实也不具备价值了，那只是一个幻象，它早晚都会消散为无形，无人能够阻止。 刀郎讴歌的一定不是这个东西。 106.《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人性恶堂而皇之地进入历史》 人性是一个善恶混杂的精神体，善是天使，恶是魔鬼。一个具有正义品格的社会，虽然不能禁绝人性恶，却可以抑制它；反过来说，一个不具备正义品格的社会，人性恶必定会被纵容。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人性恶进入历史，人性恶一旦堂而皇之地进入历史，历史马上就会变得晦暗未明，就像但丁笔下的地狱。人性恶在什么情况下会进入历史呢？权力产生于一小部分人意志的时候，权力不被限制的时候，权力肆无忌惮侵犯公众利益的时候。 我曾经以《权力罪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为题写过一篇文章，论述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用政治学术语来表述这件事情，那么可以说：所有极权专制主义状态下的人性恶（尤其是权力者的人性恶）都是被纵容的，所有极权专制主义状态下的人性恶（尤其是权力者的人性恶）都是进入历史的。如果我们现在看不清晦暗未明的历史册页上书写了些什么的话，等以后我们就知道了。 107.《面对普遍人性，我不相信权力者标榜的道德》 两千多年来，我们的先哲一直在劝告统治者以德治国，统治者也觉得这件事挺好，于是政治与学术遥相呼应，把德这个东西弄得很是光焰。但是面对普遍人性，我始终很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最近一些年，肆无忌惮的贪官和祸国殃民的掠夺者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前，一个个都曾经口若悬河地鼓吹过“提高官德”、“以德治国”，被“官”们“治”得服服帖帖的善良老百姓哪里想得到，那些炫目的所谓道德不过是点缀在权力罪恶上的伪饰呢？唉！缺德还不是很要命的事情，要命的是他们一边缺德一边标榜道德，还强迫人们对他们感恩戴德，这简直就类同于精神暴力，可以划为“精神暴行”之列了。 108.《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小标题是司马迁的话，十六个字把人性说尽了，并且一点儿诗意也没有,听上去挺让人心里堵得慌。诗意从来都是人为了让自己认为活得还像一回事主观制造出来的，人生本来就没有诗意。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夫妻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紧接小标题司马迁还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是啊，我等小民跟诗意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同样是害怕穷困，同样是含辛茹苦，你抵抗得了那些有权有势的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吗？你抵抗得了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五百户吗？所以你只能贫困，贫困还有什么诗意呢？看来司马迁是对的啊！ 109.《人性的高贵与卑劣》 人性中毫无疑问有非常高贵的东西，它同样也会成为历史推力，那些摆脱利己之念张扬自由民主信念的人，那些为人类福祉而献身于正义事业的人，那些将整个生命付诸于精神创造的人，彰显的都是人性之伟大和高贵，他们是人群中极为稀少的品类，他们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只有那些卑劣的人或者生物性活着的人才是让我们鄙视的。没有平地不足以见高山，卑劣的人或者生物性活着的人的价值就在于总是提醒我们知晓什么样的价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什么样的崇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崇高，什么样的高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洁，什么样的德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性。不要相信卑劣的人和生物性活着的人自己所标榜的任何东西，在他们那里，所谓的价值，所谓的崇高，所谓的高洁，所谓的德性，全部可以概括为卑劣；在他们那里，哪怕是崇高的精神事物，也会坠落到生物性快感层面，他们就是在那里像精神贵族那样优雅地饕餮和消费它们的。 110.《一个好作家一定是对人性有深刻洞悉和了解的人》 对人性的深刻洞悉与了解是所有优秀长篇小说的支点，丧失了这个前提和条件，作家将无法处理笔底下的人物，无法处理复杂的人物关系。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对人与世界有全方位了解和判断的人，这种了解和判断一定要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否则他自身的不成熟就将捆绑住他，写作的时候他将捉襟见肘，寸步难行。尽管一个人在艺术世界里如鱼得水不等于在现实世界里也如鱼得水，但他对现实世界和人性领域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观感，有基于理性判断的深刻思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说的艺术直觉才有意义。 2013-1-15 附录：《陈行之思想小品辑录》第1辑-第10辑篇目 第1辑：《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炸药》（2010-10-23） 第2辑：《我们的无知无边无际》（2010-10-26） 第3辑：《个人处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精神处境问题》（2010-10-27） 第4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010-11-6） 第5辑：《活着是一项严肃的工作》（2010-12-10） 第6辑：《哲学让世界变得通透》（2010-12-14） 第7辑：《爱潜藏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2011-1-25） 第8辑：《试图逃脱禁锢的人往往被自己禁锢》（2011-5-10） 第9辑：《精神维度决定着人所达到的高度》（2012-3-13） 第10辑：《绝望是杀死爱情的最后一颗子弹》（2012-11-8） 进入 陈行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陈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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