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散文

小时候，常和小伙伴们去曲阜城南的小沂河边捉螃蟹。螃蟹有个习性，遇到刺激就会张开它的螯（俗称钳子）把威胁到它的东西紧紧夹住不放。如果不小心被螃蟹夹住了手，怎么甩也甩不掉，越甩它夹得越紧，就算腿断了都不会松开。除非把夹住的手放在水里，螃蟹才会松开钳子。我们捉螃蟹的办法就是针对它的这个习性，找到螃蟹后，用一根草棍伸进它住的洞里搅动，感觉到螃蟹夹住了草棍，就把草棍拉出来，一只螃蟹就到手了。这个招数很灵验，屡试不爽。 我们再来看人类社会类似的场景。 《后汉书》记述了强项令董宣的故事： 董宣 69 岁时被任命为洛阳县令， 到任后，遇到的第一件棘手的难题，就是处理湖阳公主的家奴行凶杀人的案件。董宣明知道湖阳公主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若要处置这个恶奴，肯定会得罪这位公主，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 他下面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像那只咬住了人不松口的螃蟹。 董宣安排人监视公主的住宅，最后趁 湖阳公主外出游乐时，在随行人员中抓获了杀人凶手，并在公主眼前乱棍打死。 当时，京都洛阳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方。聚居在城内的皇亲国戚、功臣显贵常常纵容自家的子弟和奴仆横行街市，无恶不作。朝廷接连换了几任洛阳令，还是控制不住局面。最后，光武帝刘秀在百般无奈下，才把为官正直廉洁，能秉公执法的董宣调来做洛阳令。可见 董宣这样做，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呀，皇权高于一切，皇帝的话就是法律，皇帝家的人都是金枝玉叶，没人敢惹。果然，听了 公主回宫哭诉，光武帝大怒，即召董宣前来，要当场棰杀他，又命小太监扶着董宣，让他向公主叩头赔不是，以了断恩怨，给公主一个台阶下。董宣不肯，两个太监就挟持着他到公主面前，强按他的头，可董宣两手撑地，始终不肯低头。 幸亏 光武帝不是个糊涂的君主，明白得比较快，不光没有继续责罚董宣，反而 赏赐给他 30 万钱。董宣把这些钱全部分给手下众官吏。从此擒拿打击不法之徒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于是京城大治。 比较这两个场景，董宣对待犯法的人是不是有点像那只螃蟹咬住侵犯者不松口的样子。但是我记得捉螃蟹的时候我们很少称赞螃蟹，反而觉得螃蟹很傻。不像人们看待董宣，称赞他为 强项令。我想，这大概是因为 螃蟹咬住草棍不松口，是大自然为它设定好的防御程序，它们不会因有的螃蟹被诱骗捉去而有所改变。与螃蟹不同，董宣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是出于他的自觉选择。其实董宣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其他官吏一样，向权势低头，为自己找到推脱回避责任的借口。他并非天生注定必须成为强项令，从而差一点丢了性命。然而正是他的主动承担，才显示了他行为的高贵，他的事迹才会被变成戏曲，传唱至今。

时下抗战影视剧，连八十多老母亲都看不过去：这上边打仗怎么跟玩似的。为了热闹好看，当时日寇先进的三八大盖都不过瘾了，那么多的自动火器，那么整齐的军装，那么愚蠢的敌人，那么容易打的歼灭战……让人觉得国歌里唱的“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并不真实，“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都是怯懦论调。   《巨流河》中部之后的内容，写的是台湾1949之后的情形，台湾那段历史我很陌生，他们的那段生活被“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祖国统一”等标语口号掩盖了。我们被告之，那里的人民仍然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政治不是天和地，并不能把所有人、所有人的生命、他们要过的日子，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爱、欢乐和痛苦，都包含在内。只有人的生命、生命的欢乐，才是能和天和地相提并论的东西。   有人把九一八当做国耻日，我同意，但是记住国耻国难，不是要记住仇恨，而是要问一问，我们每个人应为这国耻国难负起什么责任？   在九一八国耻日，我想说：爱国主义教育，是通过要人们记住我们民族曾经的屈辱，从而唤起同仇敌忾的民族意志。这让人觉得，似乎不是爱，而是屈辱和仇恨，成为这个民族的凝聚力，使人们站在一起。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在一个民族的精神中，爱与恨，谁占主导，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和未来走向。   生下来就生活在一个专制制度下，长期的不自由，思想受管制，会使人麻木而减弱痛苦的程度。延续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社会，做奴才已经习惯而自然；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走中游，各人自扫门前雪，管他人瓦上霜，见面但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种思维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常识。   中国人习惯把政治看得很严肃，习惯把从政的人看成是父母官，习惯地希望皇帝、官员不说则已，一说就该是金口玉言，习惯把政治体制看成是无比神圣的物件——这还都是因袭了传统文化的陈旧观念。不妨试着把政治看成一场游戏，把官场看成是秀场，把政治家们看做秀客，把政治体制看做一种管理形式和管理技术。   作秀——把自己招人喜欢的漂亮羽毛展现给人看，起码说明展示者自己在向往什么，承认了什么，公开地承诺了什么。应该鼓励当政者把人性善的一面展示给人看。同时应该想办法避免遏制当权者当政者把他自己人性里恶的一面展示出来。这正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法制的目的。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在中学阶段，学生应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们则应该站起来，四面观望。”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站起来”，这是人特有的姿态，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站起来的人，由此获得了自由的权利。   没有在野党对其执政地位时时刻刻的觊觎威胁，没有反对党在一边吹毛求疵找茬，没有独立于政府的司法机构的最后裁决，没有民意机构的密切监责和诸多掣肘，没有受法律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和媒体舆论监督，无论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政党都会懈怠懒惰自大甚至狂妄，最后停滞愚蠢腐败。所以说，不是什么人要打倒他们，而是他们每时每刻在自掘坟墓。

刘亚伟：谣言、沉默、照镜子与如何解开死结   海宁事件发生时，有人在微博上配了一张当年汶川地震的图片，我也跟着上了一当。不知这人想以此吸引眼球，还是别有用心。我借此提醒博友：一条假的消息会毁掉许多真的消息，真事配假图效果适得其反。不夸张，不渲染，不想象，有一说一，切勿授人以柄。望博友们自律。   有人研读 9.18 这天各家报纸，发现不少报纸宁愿保持沉默也没跟上边保持一致。老夫认为这种勇气很值得肯定。因为当你周围的人都选择顺从的时候，这时你能选择不做什么，这不仅仅是能力的问题，更需要一种理性、勇气和信念。福柯有句话：“或许，当前的目标并不在于发现我们是谁，而是拒绝我们是谁。”   李承鹏发微博说：“ 早上，看到了 “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已交国务院审批 ” 。我认为这是一个病句，真相就是真相，真相还需审批，那只是红头文件。我们要真相，不要红头文件。”——我认为这个消息暴露了一个核心机密 —— 在中国，主流媒体公布的真相原来都是审批出来的。   前些日子大连发生的事情，近日在浙江海宁发生的事情，告诉人们：现在到了质疑“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时候了，中国的发展已经遇到了悖论，应该代之以“政改就是硬道理”“保护环境就是硬道理”！   美驻中国大使骆家辉来中国上任，出行坐经济舱，跟班少自拎包，子女读打工小学。有人骂骆是别有用心，也有人赞骆是一面镜子。我想对那些骂骆的人说： 自己身上臭，脸上脏，别怪镜子，自己打扫卫生去。   看到新华社报道：中国（北京）国际乳制品交易会上传出消息， 2008 年以来，中国 “ 洋奶粉 ” 进口量激增。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的奶粉进口量已超过 2009 年全年总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奶粉市场。我认为，这是 公信、诚信体系崩溃的必然延续。   对目前越来越严重的官民冲突这个死结，海外的李剑芒先生看得很明白：“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都是为了财产。中国的问题是底层仇富仇官现象严重，强烈的愿望洗牌从来。上层害怕，也许会同意重建规则，但绝对不会同意洗牌从来。双方真正的矛盾就卡死在这里。没有真正可行的不洗牌承诺，中国改革根本无法前进，中国和平民主转型无望，必然以暴力冲突告终。”看来， 解开中国的死结需要各方面的理性和智慧。

记得那年去看望我尊敬的老师艾若先生，他告诉我有一本书可以读，书名是《往事并不如烟》，作者是章诒和，当年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小女儿。艾若先生说，他一下买了好几本，送给朋友。当天下午我即去三联书店买了一本，一口气读完，读的过程中，几次落泪。在这本书里，得知了过去不了解的一些人的生活。也引起了一些思考，尤其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思考。作者写的是一些被打击、受磨难的人，他们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但是我从中却看到了“怎样才是人的生活”，“我们应当如何做一个人”。 作者说：“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他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诚哉斯言，感同身受。 艾若先生是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时的老师，他当时任鲁迅文学院的教务长，兼我们的班主任，另一位班主任是北师大的童庆炳先生。艾若先生是一位善良慈爱的老人，和我们看到知道的他父亲周扬完全不一样。 “最糟糕的是制度”，他是那么激烈地抨击反对这个社会制度，这个他的父亲为之奋斗了一生，捍卫它，又为它所抛弃的制度。 他那么慈爱的笑容里，那么高雅的谈吐中，时而冒出来的对制度的评价的词语是那么激烈，那么尖锐。就在那一刻，他忘记了用慈爱和高雅掩饰内心的痛苦，是的，他肯定非常痛苦。 人们谈到他时，总忘不了他是周扬的儿子，那身影太巨大，他努力了多少年总也走不出那个身影，直到现在，他还在努力着。 和我同去的那个女作家莽撞地向他发问：“也许我不该这么问，请您原谅我，您父亲曾在这个制度中位居那样的高位，应该说，您也曾是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个，您为什么也反对这个制度呢？” 老人没说话。 此刻我真切地感觉到老人的心里波浪滔天，虽然老人脸上什么也没表现出来，但是我能肯定，老人此刻一定又被一阵黑色的大浪淹没了，他悲愤莫名，为自己生而为革命家的后代。 他无法责怪人们对他父亲充满痛苦和指责的记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他父亲曾是党在文艺界的化身。通过他父亲，党把自己的意志落实在文艺领域里，变成了无数人的苦难命运，因此一个时期过去之后，他父亲也必然成了党错误文艺政策的承担者，虽然他父亲最后已经被党抛弃。现在，他又在承担着人们对父亲的责难，虽然他父亲已经去世许多年，他也成了80多岁的老人。 “最糟糕的是制度”，也许有人会认为他是在辩白，为他父亲的辩白。但是我认为这是艾若先生深刻思考之后的理性认识。他父亲一生的悲剧，他自己和他的家人的遭际，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的悲苦命运，都促使他去思考。因为我知道，那场风波之后，艾若先生一直在为一件事而奔走呼喊——在中国推动宪政的实现。

前段时间遇到一位从南方某省来京办事的官员，吃饭时谈到官民矛盾，这位仁兄说，你们不在基层，不知道老百姓情绪多激烈，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在下边直接面对群众的一个都跑不了。 看名片，知道这位官员是个副处级，他把新出的几本书分送给大家，于是我知道这位官员还是个作家。 我接上他的话：您说的情况的确如此，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才有目前“改革与革命赛跑”的说法，所以大家才大声呼吁尽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位仁兄一边摇头一边摆手，说：不行的，不能动，一动就不得了了，老百姓一起来，就控制不了了。 我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目前这个体制要尽力维护下去？ 他的脑袋这时摇成了一个货郎鼓：维护，怎么维护？你没见现在花这么大精力物力维稳，还到处出事。积怨太深，问题太多，维护不了了。 大家不解，问：那，照你的看法，到底该怎么办？ 他还是摇头：没办法，谁上来也没办法。   谈话中，我知道这位副处级官员大致算是个清官，不索贿受贿，当然“三公消费”肯定是要享受的，再就是时不时地找人赞助，出本自己写的书。 在座的朋友就劝他，既然你不贪不腐，你怕什么？ 这位仁兄说：你们不知道，我可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我可是知道他们，那就是一座座火山啊，到时候群众起来，谁会管你是不是清廉，只要你是当官的，你就跑不了。   回来仔细思索，觉得这位副处级基层官员的心态也许代表了体制内许多人的忧虑和恐惧。 近年来，官民对立情绪正在向官民仇恨情绪转变，并且这种仇恨情绪有日益明朗化公开化的趋势。曾看到 红二代子弟洪晃在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后发的一条微博： “ 我真觉得我们都会被陪葬。这些腐败的官员太多，已经不可能按个揪出来了。我们都将死在他们建设的公路、桥、高铁和摩天大楼上面。 ” 其实，这种忧虑和恐惧，不仅在体制内官员和既得利益者那里有，在我身居其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还有我每天接触到的普通市民，也都程度不同的担忧，害怕社会大动乱。只是由于身份不同，忧虑恐惧的内容和角度各自不同罢了。 在凤凰网、博客中国开博客的李悔之先生在《我的忧虑和恐惧》一文中写道：“在 ‘任你喉咙讲出血，老百姓就是不信’的背后，是政府公信力的荡然无存！而政府公信力荡然无存，则昭示着这个国家已经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这些年来，执政集团内部太多人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仇恨情结的快速增长。然而，他们或仍然寄希望于通过改革现行体制化解矛盾和仇恨，或者干脆采取‘拖’的策略 —— 确保本届不出大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人的苦难承受能力和忍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面对不惜一切手段的、不计一切成本的‘刚性维稳’，火山暴发的一天迟早必将到来。 ” 李悔之先生看到了一个死结。 南方某省来的那位副处级官员看到的也是这个死结。   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前几日在凤凰网看到署名“北京学者刘方炜”写的一篇《 关于设立 “ 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 的建议书 》，其中写道： “ 人类历史同时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政权能够靠着强力长期统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经过近一个世纪血腥的 “ 革命暴力 ” ，虽然底层大众在各种社会权贵势力的压迫下仍然怀念 “ 革命 ” 的暴力性宣泄，但是作为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和发声者，广大知识界人士已经大致达成一个宽泛性的社会共识：不要暴力革命，社会制度的变革 “ 宜渐不宜骤 ” ，要柔性的社会制度改革，不要社会制度的颠覆性巨变。但是，一定要变。变则新生，不变则亡。 ……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在此提出一个渐进的柔性改革方案：借助中国设立经济改革特区的成功经验，在某个沿海城市（如：深圳、厦门、宁波、青岛、烟台、大连等经济发达城市择其一二）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在今天这种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 “ 杀开一条血路 ” ，为中华民族的稳定发展、长治久安，提供一条积极的选择之路。” 这个建议书接下来对共产党在体制改革特区的地位、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公民的法律地位与权力、公务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等方面都做了设想和设计。 我对这个方案的思路表示 赞同。 这不是说这个方案已经多么切实可行，它的意义在于，提出来一个思路，供大家讨论，启发大家的思考。与其消极地咒骂与空喊，不如积极地有所行动。 我在《抵达好生活应经由什么》中曾写道： 有人给我留言，说，你写这些有什么用，你能改变这个社会吗？我要说，改变了自己，这个社会就已经开始改变；影响了一个人，就是改变了社会。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进步是一点点积累的。 社会进步要靠我们每个人去推动，不能等或靠真英雄出来。 希望更多真正充满智慧又忧国忧民的志士站出来，大家 携起手来，做一些该做能做的事情，促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向积极的良性的一面发展变化，避免大家都不希望看到、害怕看到的局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