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散文

——“中国作协一副主席被指弄权捞奖”续   本 博 10 月 12 日所发《 权力、公信力与拆台者 ——中国作协一副主席被指 弄权捞奖》一文，被有社会责任感的网友们广为传发，借此机会表示感谢。我相信大家的努力不会白费。借崔卫平老师一句话送给大家： 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在《南方都市报》的跟踪报道中，被举报人中国作协何建明副主席已经公开现身为自己辩护，这篇小文也就无须再为尊者讳，就指名道姓吧。 举报人木易（化名）在向中纪委“实名举报中国作协一何姓副主席弄权捞奖”的同一封信中，还爆出何建明曾涉嫌抄袭的一件事： “ 2010 年 3 月，作协全委会在重庆召开。一天晚上，冶金作协的一位全委到我房间。他十分气愤地说：何建明真不是东西。我问什么事？他说何一本四五十万的写重庆的书，抄袭了冶金系统作家余（于？俞？）某某几万字；余（俞？于？）要告他，何知道了，赶紧许愿给他如何如何好处，把事情搞定了。我问：叫余（俞？于？）什么？他说，不说了不说了，他已被告知千万别说出去。何发了封口费，下了封口令。” 举报信说：“何的文字之粗糙早在我在位时就引起搞文学评论人的诟病，甚至我们杂志社就有编辑因此不愿做他稿子的责任编辑。” 举报人在信中还披露：“原《中国文化报》副主编、老评论家阎某就跟我说过何找枪手的事情。”举报人说：“抄袭在作家圈里是最犯忌的，相当于偷窃。李长春同志见铁凝时说，作家要 10 年磨一剑。何建明能一年磨 10 剑，这是违背创作规律的。那就抄别人劳动所得，就找枪手。找枪手的作家还叫作家吗？领导人由秘书代起草讲话稿是正常的，作家找枪手是耻辱的。” 举报人设问：“何的抄袭行为能隐瞒多久呢？当事人知情人均在世。可惜我没有精力去查找，似乎为那本杂凑起来的书也不值得。” 估计何副主席看到这里又会为自己辩护一番，说举报人又在造谣。的确，举报人在信中并未拿出特别确切的证据，不仅没弄清被抄袭的那位作家的确切姓名，甚至连那本 “四五十万的写重庆的书” 的书名都没给出来。信中对找枪手的事也说得语焉不详。 笔者听说这件事后，真不敢相信，靠拿一支笔写作混到副部级高位上的何建明，竟像被人们广为诟病的某些人那样，是个窃文高手。不禁私下里替何建明叫屈，这不可能吧，不可能！ 但举报人又是一位很值得信赖的老先生，正如前《人民文学》主编 程树榛在回应记者对“何副主席弄权捞奖”的电话采访时，虽因为去年评奖时自己生病住院，并未参与也不了解内情，但称“木易的话是值得信任的”。我与木易先生 十几年的交往，也从没听他讲过一次假话谎话，甚至夸张点的话都没听他说过。 一时间我也惶惑起来，孰真孰假？ 还是一位朋友想出了这个办法。网络时代，特别是微博现身后，谣言和假话有了天敌，有人称，微博就是谣言谎言最好的过滤器。 为了不冤枉何副主席，建议网友们来帮帮忙，查查何副主席写重庆的那本四五十万字的书到底有没有抄袭行为？如果有抄袭，是抄了哪本书？也希望举报信提到的那位余（ 于？俞？ ）姓作家能站出来，把真实情况说清楚。 不敢相信多次获得各种奖项的一位知名作家竟会去抄袭别人。 希望通过网络对谎言的净化功能，能够还何建明一个清白。    

据金黔在线报道，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拟定了一个新的慈善计划：请最困难的 1000 户人家吃一顿大鱼大肉的年夜饭， “ 请客 ” 的对象为贵州、云南、四川、甘肃、新疆，每个省（区）一个经济落后的乡镇。 　　陈光标说，届时，将在乡里办 100 桌坝坝宴，每一桌都是整鸡、整鱼、整鸭，所有食物、桌椅等宴席需要的东西全部从南京运来，不让当地人花一分钱。 　　宴席过后，所有桌椅全部分发给到场贫困户。 而陈光标要求的回报是，受助的老乡们要合唱一首红歌《唱支山歌给党听》。 看了这条消息，我想到的是驯兽场上的情景：用食物引诱动物做规定动作，如果这次做得好就鼓励一下，再给你一口好吃的，做得不好呢——皮鞭伺候。 这有点像……有点像……呵呵，不说你也懂得。 @FT 老愚 评论说：这些年玩意识形态概念赚钱赚名声的层出不穷，他们貌似傻逼，实则属于会强取豪夺的高人。

  看到 @ 刘桂娟 一条微博，说：一年去台湾，参观一所小学时赶上了雨天，学生放学时，学校门口放了很多雨伞。校长说：这些伞就是为了学生准备的，十几年了，没有丢失过，转天学生就会带回来！又见学习的磁卡电话机上挂着一张电话卡，校长说也是为了学生临时有事，没带卡准备的，但是学生自己有卡都不会使用公家免费的！我大惊！如果 ~   “如果”后面没写出来，大家应该都知道她想说的是什么。 记得上海世博会时，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上书上海市委书记，批评上海世博会上参观民众种种不文明行为，从而引发了媒体、学者对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一场讨论。 我发现讨论中，无论是媒体记者还是大学教授，他们都在指责国人缺乏公共场所感，缺乏公共精神，到哪儿都忘不了投机 …… 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写道： “ 世博，让人们想起一本快要被遗忘的书 — 《丑陋的中国人》。书中对中国人 “ 脏、乱、吵 ” 、贪占便宜、不讲秩序等劣根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今天的世博园中，可以轻易找到与书中相对应的真实案例。 ” 但是他们都忘了追问，是什么原因练就了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 “ 劣根性 ” ？ 我曾写过一篇《 为什么随地吐痰 》，对这个问题作了些思考： 有人喜欢指责中国老百姓缺乏责任感，素质低 —— 不爱护公物，到处吐痰。 民众缺乏责任感，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生下来就在权利之外，而且代代如此，你让他怎么有责任感？ 他们没有参与权，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按照部署和指令完成某项任务，从事某个工作，他在其中得到的只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报酬，有时甚至还得不到报酬，就像一个雇工，越来越像一个雇工。 他们是纳税人，却只有纳税的义务，没有如何花钱的决策权利，甚至不知道钱花在何处。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老百姓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那是因为他知道，吐在自己家里地板上的每口痰，最后都得自己去擦，或者自己花钱请人去擦。而吐在大街上、公共场所里的痰，谁来擦，花谁的钱擦，都和自己无关。道理就这么简单。 当然，在任何时候每个人都拥有自由意志，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专制统治延续几千年，剥夺老百姓权利几千年，无望的期待会消解人们内心的良知，认同现实；漫长的痛苦会麻木人们对生存的感知，而放弃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无边的黑暗会让人对黑暗习以为常。 再加上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维系自己地位常用的手法之一就是惩罚那些敢于挑头闹事、挑战专制权威的人，杀一儆百，杀鸡吓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走中游”“出头的椽子先烂”“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保自利文化。 现在到了改变着一切的时候了。台湾同胞已经走在了前面。 让我们重读 １９９３年“世界宗教议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的一段话：“我们是相互依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依赖于整体的福利，所以，我们珍视生物共同体，珍视人、动物和植物，珍视对地球、空气、水和土壤的保护。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负有个人的责任。” 面对目前的社会环境，每个人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消极生存或积极生存。消极生存就是往社会上乱扔垃圾，就像媒体报道的国人世博会上的不文明行为那样，这还是小的方面。大的方面就是投机，比如经济活动里的官商结合，政治投机，这种被西方社会学家称为古来就有的传统型资本主义，不能带来产业的进步，往往只能带来财富分配的不公，仅仅是一种财富的掠夺性转移。另一种方式是找不到与权力勾结的路子时，以破坏社会信誉为代价，作伪欺诈、制假售假、坑蒙拐骗、走私贩私。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受尽屈辱的生活不是引导后极权的民众追求博爱和平等，而是将特权欲牢牢地铭刻在了他们心中和骨髓里……遇到问题，他首先基本不会考虑以公正的、合法的规则，而是考虑潜规则。当用贿赂可以拿到工程并获得暴利的时候，谁还会傻子一样地走合法的招标途径呢 ……投机取巧、钻营欺诈、冷漠麻木，便是后极权民众首选的行为模式。 正如博友红棉在我那篇博文后面跟帖时说的：“对政策不满并不能成为放纵自己行为准则的理由。”另一位博友 江中木目舟 说的更到位 : “ 如果什么事情都等着社会完善了，个人才有公共精神的话，那么，社会永远不可能完善。像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等等这样的表现，主要是与个人素质有关。像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等等这样的人，一旦手中有权，难保不贪污啊。只有每一个人都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社会才可能越来越好。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这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非常务实的方式！” 我们热切呼唤着一个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现代社会制度的到来，同时，社会的进步也呼唤着越来越多的人成长为具有公共意识公共精神的公民。社会环境不好不能成为我们放任自流的借口，即便面对着严酷的生存和竞争压力面前，我们也还有内心的良知在提醒我们，要分清美丑善恶。当自身利益与社会公义发生冲突时，一定要守住一个“人”的底线。这就是“那堆乱丢的垃圾中没有我扔的”含义。 同时，我们还应积极行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进程，促使设计不合理的“垃圾桶”早日改进设计。尤其是当社会正义受到损害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袖手旁观，任凭正义和诚信遭受践踏。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可以拥有沉默的自由，但完全的沉默则无异于对现世权威的帮助和放纵。 用我写的《 百年的黎明与梦想 》诗中的几句做个结尾： 用思想扫除自身的黑暗 用行动表达内心的愿景 让变革始于改变自己 不再期望什么圣主 什么英雄 此刻 你就是公民 中国的未来握在每个人手中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失败                                 ——孔子诞辰日的文化反思   一 每年的 9 月 28 日，是孔子诞辰，这天，在孔子故里曲阜都要举行祭孔大典，在全世界华人聚居的许多地方，也都会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纪念这位生活在 2500 多年之前的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但是我以为，纪念孔子最恰当的方式，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二 中国文化是一种礼制文化 ，道德在这个文化系统中是最重要的。 道德作为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本来的意义在于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之平衡和谐，以保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可见道德只是手段，人类的生存发展才是目的。正如货币是流通的手段，盖房是遮风挡雨的手段一样。最初，为了更好的达到目的，人们总是努力强化完善自己的手段，并致力与强化手段的研究，积习日深，往往忘记了本来的目的，而错把完善手段当成了目的，于是追求货币成了成了人们生产的目的，房屋的高大华丽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道德完善成了人们生活的全部意义。 经过历代儒生们的努力，这种本来无形的道德被落实在日常生活的繁琐而又有序的仪式中，人们就生活在这种道德的笼子里，一举手一投足都关涉道德，每一个眼色，每一个手势，每一种议论都可能是对你的道德谴责。当你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兴趣，或者会不会给你带来实际的利益，而是要考虑“人家会怎么说？”“人家会怎么看？”别人的“说法”和“看法”成为你的行为准则。 这种道德训诫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压迫，对人的心灵、性格起到了一种扭曲的作用。一旦这种在道德压抑下畸形生长的个性找到一个突破口——社会发生动乱，原有的社会秩序开始瓦解时，就会以超常的能量畸形的方式向外释放，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性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便是如此——文革不仅为这种力量提供了发泄的渠道，而且为它张扬了革命的名义。这时，那些长期被肯定被宣扬被标榜的套在人们身上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在这种超常能量的释放爆炸中纷纷解体，不堪一击。这时候的人，就不再是本然的人，而是被社会道德的模子挤压囚禁得变形的人，破坏和残忍——即社会所标榜的人的美德的反面，几乎成了这时候人的一种无意识规定性。于是乎，就有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慨叹。 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之日，便是人们向先圣先贤们制定的伦理道德回归之时，人的本然的需求和欲望又被关进重新修补后的道德规范之中，封闭起来，人们重又变成了听话的羊羔。一个新的周期又开始了。如此周而复始，道德在人们那里就成为一个面具，一种虚伪的或者是委曲求全的面具去适应社会所派定给你的角色。   三 在孔子那里，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矛盾。一方面，他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也就是说，孔子承认道德修养应是个人的事情——是人的一种内心的自然要求。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以礼求善。正是这后一点适合了历代统治者的需要，他们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愚弄人民群众来保障社会安定，把孔子的以礼求善发展为强制性的政治行为，强迫人去“为仁”、“履义”。 任何学说和思想被有组织的强制推行时，就会立即走向它的反面，由对真理的自由探求而变为一种统治手段。孔子的学说和思想在中国就遭到了这种命运。在这种情形下，“仁”和“义”就是一种虚伪和欺骗。这种崇尚道德和强迫人民去践仁的做法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模式。文革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社会思潮和道德准则，与历史上经由宋明理学所强化的孔孟之道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修身、克己、无语，并且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 文化的失败是一个民族在向历史新时期迈进时，传统文化内部已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而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只好以一种新的形式（名词的翻新或新瓶装旧酒）向旧的封建的伦理道德的回归，以陈旧的封建的文化内涵和机制去应对社会在向前迈进时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和挑战。 文化大革命成为一场浩劫，最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标榜的天下第一的伦理道德的虚伪、欺骗和失败。这种失败是无可挽回的。 而文革中表现出的对人的禁锢和压抑，对现代文明的拒绝和对社会进步的阻碍，则又表明种文化的确是大大的胜利了。正因为它的这个胜利，才有了它的这个失败。这种胜利表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封建文化再一次把人压进封建意识的模子里去，使人成为非人，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胜利是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对现代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门槛的又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的扼杀。 说是最后一次，是以人在这次扼杀中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   五 这里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胜利和失败的论说，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从字面上看是矛盾的，其内容实质是一致的。 这种论说的深刻性在于：文化大革命中封建意识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极端，恰恰是一种最深刻的文化的失败。这种失败使我们警醒并体悟到，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体系和构造，已不可能为我们民族向现代化迈进提供有效的帮助，传统文化在世界大潮面前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无能为力。 这个文化体系在中华民族由传统向现代，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中运转不灵，甚至于失控，跌进封建文化的千年桎梏里，不能自拔。我们说传统文化失败的深刻性也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