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培根在《论求知》中阐述：“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遗憾的是，培根在《论求知》中没有论及读法律能使人变得如何的问题。不过，他专门写过《论法律》一文，对法律作了阐述。他认为，“执法也不可过苛.不能把法律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罗网”。这句名言，放到今天也没过时。    以我的感觉，读多了法律，看多社会现实，思想真会变得“偏激”。不知哪些要被“会商”的北大学生们，是不是读多了法律，还是看多了社会现实？“会商”制比较“温和”，也只适用于在校学生，对于社会人士们，就不是什么“会商”了。    既能读史使人明智，哪我们就多看点历史吧！ 下面文章摘自《辛亥：改革与革命赛跑》一文，全文见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6507/218770/index.html                                    五个不准搞，搞出了一批革命者                                        主讲人：雷颐 整理：纪彭                                2011年04月11日12:33    来源： 《文史参考》        清政府提出要先搞行政体制改革之后，才可以立宪。大家也觉得改革是一步一步来，还是很高兴。慈禧让袁世凯制订了一个比较好的改革方案。可这个方案一出来，就遭到强烈的反对，主要的反对力量就来自于皇家。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一点利益都不能丧失。有几次开会讨论的时候，醇亲王竟拔出手枪，指着袁世凯说：“你以为是什么人，汉族人只是我们满人的奴隶，你只是一个奴才。”慈禧也顶不住压力，据说有一次她都急得恨不得跳到湖里去自杀，她最后还是抛弃了袁世凯。这也是袁世凯后来对清政府离心离德的一个重要原因。 　　朝廷最后搞了一个行政体制改革方案。提出了“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叫五个不准搞。最后成立了11个部，13个尚书中，汉人仅占了5席。这样一个改革方案，天下舆论哗然，大家觉得这个是假的改革、是骗人的。从辛亥革命那些汉族督抚的表现可以看出来，他们很不满，对清政府产生了很强的离心力。清政府自己的政策，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人都背叛了他。整个民众或者说多数士绅感觉，“皆数月之改革，仍是本来面目。”旧的还是一样，没有进行任何改动。 　　这样一来，在海外革命派也越来越占上风，他们死死的抓住清政府每一个政策去攻击。结果是改革方案出来一次，支持政府的人就少一批，支持孙中山的人多一批。梁启超在1907年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现政府与革命党》，最后的结论是：“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革命和立宪的赛跑中，革命党越来越快，给他加油的不是别人正是清政府。 　　从1910年1月11日开始，以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起了4次大规模的国会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清政府却一点不愿意，镇压一次比一次激烈。每镇压一次，就有一批人去搞革命了。 　　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日，决定先成立一个内阁，宣布了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个满族，4个是汉族，总理大臣也是皇族，完全违反了外国或者现在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皇族成员不能担任内阁阁员。立宪派对这点非常失望，但这些士绅还是想妥协，提出和朝廷各做一步妥协，同意有一些皇族可以当内阁成员，只要首相不是皇族，其他部长是皇族，我们也认了。结果清政府也很愤怒，他们认为，这是我们皇家的事，大清是我的天下，别以为你们有多大的权力来指手划脚。这下彻底暴露了专制者的本来面目。这些士绅、有钱人对政府已经完全不信任，天下要离朝廷而去的形势已成，只等哪儿有火花就会爆炸，哪儿刮一阵风，就会把朝廷推倒了。

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任不寐、摩罗、杜导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 波……各自彪炳一时，孙志刚、杨佳……则已经成为英烈，范亚峰、余杰、王怡、傅国涌……在上帝的慈怀里有着卑弱而坚韧的力量，莫之许、冉云飞、谭作人、陈 云飞、许知永、滕彪、蒲志强、夏霖……则一直示范着短兵相接的人生社会正义……这种人格和知识论的一个历史成果，即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宪章运动，一 度检验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心地或仁人志士素质，在08年中国奥运随喜里发声而让官产学扫兴，这个运动迅速被权力定格，成为大国小民时代的禁区。

这十位学者是：展江、于建嵘、雷颐、黄纪苏、吴稼祥、张鸣、林贤治、谢泳、吴祚来、笑蜀。 06年宋美龄年轮. 全球华人提供独立意见”作为杂志最高目标，努力践行“不党、不派、不私、不卖、不盲”的新闻立场，期望杂志的每一页文字，都能向社会和民众传达我们 …

朱厚泽逝世百日追思会在北京举行 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 DR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8月23日是朱厚泽去世第一百天，他生前的部分好友于当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追思会，参加者有李锐、吴明瑜、孙长江、杜光、吴思、杨继绳、郑仲兵、林京耀、雷颐、章立凡、李胜平、魏群、段跃等十余人，朱厚泽的女儿朱玫也出席了追思会。 与会者在会上追忆了朱厚泽生前的思想和品德，表述了对他的敬仰和思念。老一辈学者杜光在会上发言回顾说 ，厚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百天了。厚泽是中华民族当代最优秀的儿女之一，他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和不幸去世，是我们民族的重大损失。这个无可挽回的损失，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考察：第一个层面，厚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仅仅一年多，便随着耀邦同志被迫辞职而离开这个重要岗位。但就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便展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才智和胸怀，并因他的开明和亲民而声誉鹊起。 中选网8月27号刊登杜光先生的这篇讲话文章接着说，特别是他提出的“三宽” 政策，作为共产党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赢得了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可惜，就在他刚刚开始大有作为的时候，却被剥夺了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机会，在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里，他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继耀邦紫阳之后，引领中华民族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的杰出政治家。可是，他却在初展身手时便遭黜退，中华民族也因此丧失了一位有可能扭转乾坤的大政治家。　　 第二个层面，厚泽退下来之后，冷静地观察与思考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入剖析某些传统的理论观念，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新结论、新思想。例如，他在许多年前对新民主主义的批判，对理论界就有震撼性的启发。人们原来普遍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里值得肯定的一个理论。但厚泽同志则指出：民主主义本无新旧之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虽然承认民主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阶段，但却把一些同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必要前提和内涵，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否定了民主主义，而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厚泽的这个见解，对于我们这些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确有着画龙点睛的点拨作用。因为我们许多同志就是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个宏伟目标所吸引，才走到共产党的大旗之下的。新民主主义是把我们同传统的观念和体制联接在一起的脐带，只有剪断这根脐带，我们才能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这几年里，随着思考的深入，厚泽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发人深省，他的创造性的理论品格和深邃的思想结晶，使他成为引领社会进步思潮的思想家。如果天假以年，他在思想理论上定然会有更多发现、更多创新，但他的逝世却中断了这个发展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位有可能在理论思想上作出更大贡献的杰出思想家。　　 文章又说，第三个层面，从今年开始的三年，对于改革与反改革的较量与斗争来说，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三年。几个月来，无论是体制内外，在朝在野，都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在体制内，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最近又在深圳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表现了高层改革派的奋起和背水一战。如果加上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期盼，以及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讲演时对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那么，体制内部的政、军、商三大领域，都出现了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尽管他们的言论只是个人行为，但在体制内的不同领域，几乎同时出现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应该不是偶然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民间民主力量的凝聚联合的趋势。近几年来，虽然在“维稳”的借口下，包括维权运动在内的民主运动遭到空前严酷的镇压，但由于互联网和推特的普及，在野的民主运动反而更为活跃，而且日趋联合。可以作为标志性事件的，是4月16日发生在福州市马尾区法院前的街头示威活动。这一天是法院开庭审理三位因在网上揭露“严晓玲事件”真相而被控犯有“诽谤”罪维权网友的日子，各地网友闻讯，纷纷赶到马尾，包括许多从北京等9个省市和香港赶去的网友，共达两千多人。他们举着横幅，高呼口号，还不断高唱《国歌》、《国际歌》和《草泥马之歌》，现场充满了友好、团结、和谐的气氛。 读着这些报道，我很受感动，也很受启发，这些网友不远千里，自费掏钱出力耗时间，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替受难的三位网友讨回公道。虽然法院最后悍然判处三网友一年和一年半的徒刑，但这个事件本身 意味着民主力量的相互支持和团结凝聚，是民主运动的新发展、新现象。还值得一说的是上个月发生在北京的两件事，一位民间艺术家和一位维权人士在不同场合被警方拘捕，有些网友很快便通过推特得知，从四面八方赶到派出所，迫使警方不得不释放他们。这两件小事使我进一步看到了民间力量的团结互助，人们为了争取国家的民主自由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相互援助，不惜冒险犯难。这是很值得我们高兴的新动向。 最近几个月，我参加了八九个民间的集会，有学术研讨会、维权活动会等等，在一次聚会时，有两位维权律师对我说：“我们很希望同你们这些先进的老一辈建立联系，你们经历多，见识广，可以在许多问题上指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有些活动，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需要先进的长辈们的指点、开导。” 这些情况，结合体制内出现的新态势，预示着一个新的民主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文章最后强调指出，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很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思想家，为运动提供精神武器，引领先进的思想潮流。在这方面，朱厚泽本来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出色才智，为新世纪的民主运动、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复兴，作出新的贡献。无奈庸医在死神面前束手无策，厚泽终于在一百天前离我们而去，这是民主运动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中华民族因厚泽的去世而受到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们这些人只有在有限的余生里，力所能及地促进朝野之间改革力量的协调与合作，推动民间民主力量的联合与团结，以迎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只有这样，方可告慰厚泽先生的在天之灵。 tags: 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