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对国家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做了许多工作。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迈克丹尼尔对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迈克丹尼尔虽然研究的是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但它对于我们思考怎样才能在一个由威权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过程中避免出现革命性动乱这一问题还是不无启迪的。迈克丹尼尔的《寡头政体、现代化及俄国和伊朗的革命》一书，旨在通过比较来解释1911年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他的比较方法在逻辑上属于前面提到的相似案例比较法。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方法在逻辑上是比较脆弱的。依循相似案例比较方法的逻辑，迈克丹尼尔在书中首先列出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和资源方面的种种不同，然后强调这些不同都不是关键性的;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迈克丹尼尔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革命，其关键是这两个国家在国家性质上都属于寡头政体并且革命前都正在进行由寡头政体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迈氏的书力图表明，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由于种种因素，无论其现代化过程本身成功与否，都很容易导致革命。我下面对他的分析做一个更为详细的介绍。 　　迈克丹尼尔首先定义什么是寡头政体。寡头政体，顾名思义，就是由一个寡头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政体，该寡头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传统或出于神授。与君主立宪制不同，寡头政体的执政基础不是法律而是寡头的个人领导能力;与现代威权政体不同，寡头政体下的寡头一般不信任组织的力量，并经常运用个人意志和权力去违背国家组织的种种决策。迈克丹尼尔认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都属于这种政体。同为寡头政体，这两个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俄国是东正教国家而伊朗是伊斯兰国家。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打击基督教以外的社会势力，特别是传统的宗法势力和部落势力，东正教也不例外。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本来就是把基督教精神用中东的部落社会文化力r{以改造后形成的一个宗教。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国家力量一般都比较弱，而部落势力则很强，但伊朗又属于伊斯兰国家中的什叶派。什叶派与伊斯兰教的另一个主要派别逊尼派有很多不同，总体来说，和逊尼派相比，什叶派对世俗权威更不尊重，是一个反叛性较强的教派。 　　其次，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有很多石油，而沙皇时代的俄国却无石油资源可资利用。因此，与沙俄相比，伊朗政府可以直接用石油利润来搞现代化，而无需与社会有较深的关联。 　　第三，由于文化和资源的不同，这两个国家的许多现代化政策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由于俄国有较强的国家传统，沙俄政权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打击地方贵族势力，并扮演一个超越地方和阶级利益的传统性权威角色，沙俄的现代化过程也因此而缺少清晰的意识形态或蓝图。与沙俄相比，伊朗的国家势力一方面要微弱许多，另一方面由于有石油资源的支持能够脱离地方利益而自行其是，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伊朗国家一方面搬出公元七世纪前伊朗的帝国传统二，另一方面把: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伊朗又运用其石油资源在国内进行了比沙俄更为积极的现代化。 　　根据迈克丹尼尔的分析，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随着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两个寡头政体的政府也遇到越来越大的体制性社会矛盾，并最终不得不面对革命。对此，迈克丹尼尔的解释至少包含了以下五个原因。第一，在寡头政体下，社会越发展，国家的合法性越难确立。寡头政体下的政府一般都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传统或神授的基础上。既然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上，那么这个国家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相对静止，也就是社会状态基本维持不变，而现代化肯定会加速社会变化。在此过程中，传统势必大大削弱，寡头赖以掌权的神秘性也会逐渐丧失殆尽。在寡头政体现代化的过程中，保守的人看到的是一幅国将不国的景象，而激进的人却认为传统(包括寡头政体本身)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因此传统和新兴精英会同时对寡头政体型的现代化产生强烈不满。 　　第二，寡头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任用谁，不任用谁，全凭寡头一人的喜好。所以大家都竞相讨好寡头，于是形成了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风气。在这种结构下，有能力的人很难进人决策中心，而官员间的勾心斗角则会愈演愈烈。在寡头政体下，由于国家政策往往随着寡头的好恶和个性而改变，官僚体制即使存在也形同虚设，政府的政策很难达到科学化和理性化。因此，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政治却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情景。并且，由于寡头政治不能形成决策理性化，寡头就不得不过分依赖于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并给予这些国家机器以很大的权力。这样，警察和军队在平时直接干涉经济造成腐败，而在危机时却可能反戈一击，决定着寡头政体现代化的最后成败。 　　第三，现代化导致识字率的提高、大学的扩展、城市化以及对外交往的增加。这些都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新的矛盾和管理问题。但寡头政体由于没有法治或有效的官僚体制，根本就不能处理和消纳这些新型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只要国家治理社会时严格以法律为根据，法律就会成为精英层面上的共识。这并不是说精英层面上的冲突会就此消失，而是说冲突的结果一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会得到大多数精英的认可，并可作为精英斗争的一个新的可预测的起点。不但如此，法律还会增加非精英群体对国家行为的预测能力。严肃的法律会向非精英群体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让非精英群体知道他们的什么行为会被镇压，什么行为不会被镇压，从而引导着反对运动的方向。法律有了严肃性之后，即使国家的镇压非常残酷，只要有法律依据，精英群体也不会因此而对国家形成反感。因为精英一般都认为法律可以修改甚至废除，但只要它还有效时，依法执行本身并没有错。但在俄国和伊朗的寡头政治下，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处理也是全凭寡头的个人意向。他们有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有时是以家长式的态度来对待社会运动，有时则是左右摇摆。它们对社会运动的处理方式既不能给社会下层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又往往因为在道德上处于下风而分化了社会上的精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伊朗，国家的镇压最终导致从左派、自由派到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都想推翻寡头政治。伊朗革命就是左派、自由派与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联盟的结果(虽然左派和自由派在革命成功后遭到了宗教势力的镇压)。而在俄国，就像《日瓦戈医生》这部影片里所描述的一样，最后连日瓦戈医生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层，革命对他实际上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人也在革命前夕同情了革命。 　　第四，在第五章讨论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时，我们曾谈及现代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和多样性;但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往往变得越来越薄弱。寡头政体现代化要么把旧有的精英集团打掉，但却未把新型的社会中层组织建立起来;要么是既没有打破旧体制也未能树立新体制。在俄国，沙皇在19世纪时通过解放农奴等措施削弱了贵族势力，但却没有相应的新型精英势力和中层组织兴起;在伊朗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中东商人和宗教势力受到了冲击，但国家对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却始终保持压制。因此，随着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变得越来越紧密，而是越来越松散。在社会的中层联系削弱后，不但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变得微弱，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变得十分松散。寡头政体的现代化过程削弱了人与人之间在传统意义上的联系，但新型的组织联系又未能跟上。因此，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也得不到组织的协调。寡头政体下的寡头往往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它平时不希望人们组织起来，一旦社会动乱来临，连谈判都找不到对象。在寡头政体下的社会运动由于缺乏组织，一般是在一定政治机会下一哄而起。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运动的领袖和积极分子缺乏威信，缺乏现实感，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他们很难成为可寻求妥协的对手，这样的运动势必会走向极端。 　　第五，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往往会走向极端。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般并不十分关心国家政治;但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增多，随着知识分子本身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破坏，他们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关心。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没有现实政治的经验，也缺乏对现实政治操作层面上的复杂性的认识，社会也没有正常渠道使他们能在对话和争论中趋于成熟，因此知识分子的思维非常容易走向理想化、简单化和绝对化。面对社会问题，他们追求的不是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对社会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和理想社会的实现。面对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他们所追求的不是逐步改良，甚至不是推翻寡头统治，而是全民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等等。知识分子虽然一般最后总是革命的.牺牲品，但他们所创造的话语和他们的行动却是革命得以发生和成功的关键。 　　总之，迈克丹尼尔在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伊朗革命的分析中熟练地运用了托克维尔、亨廷顿和康豪瑟等人的书中所揭示的一些社会机制。他告诉我们，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寡头政体却不能随着社会的复杂也相应地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寡头政体现代化就会导致以上这些相互关联的社会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不断加剧。所以，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无论其在经济上成功与否，现代化过程都会导致革命性结局。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并不是没有缺陷。比如说，他认为威权国家与寡头国家不同，威权体制一般有一个政党和成熟的官僚体制，因此有可能实现决策理性化并把社会各界精英吸收进政体;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威权体制下的政党也比较容易随机应变。这一观点肯定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只要看看东欧国家、南韩和其他许多威权国家在反对运动中的垮台，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就值得商榷了。 　　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威权国家现代化不仅比起寡头国家现代化来说有许多优点，就是比起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来说也有许多优点。其实，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起真正成功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的例子。①而南韩、台湾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则表明，至少某些威权国家是能成功地担当起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任务的。但威权国家现代化也有自身的问题。就中国而言，目前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在威权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等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威权国家所不能克服的结构性问题。但我想说明的是，虽然他们所指出的大多数社会问题不但是真的而且很严重，但从学理上说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威权国家的框架下通过加强社会再分配，加强法律和官僚制而得到解决。但是，即使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就本书所讨论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这一议题来说，威权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仍需面对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性问题: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政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威权国家往往有政体(国家的性质)和政府(一个具体的国家领导班子)合一的倾向，且其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绩效之上。在政体和政府合一的情况下，对政府的挑战同时就是对政体的挑战，并会立即导致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难容忍社会对国家最高领导和最高决策的公开批评，社会危机比较难以通过政府重组而得到解决，而种种从政府角度来说是不得不采取的压制政策却可能使社会矛盾以更强的形式表现出来。 　　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常常在大众特别是在社会精英心中盘桓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些人能统治国家而另一些人则不能。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国家的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传统、神授以及精英与国家联盟的基础上。随着现代民智的提高和通讯的便利，权威失去了神秘性魅力，国家权力无法再以传统作为唯一基础。在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一般是基于意识形态、民主选举或(和)绩效。早在20世纪初，勒庞就曾经预言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极不可靠的。现代意识形态所承诺的东西太具体，国家一旦不能兑现意识形态承诺，就会因此而产生合法性危机。 　　同样，将国家的合法性置于绩效基础之上的政权从根本上说也是不稳定的。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共有三个维度: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经济的高度发展将会提高人们的预期，但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经济一旦出了问题，人们马上就会要求国家负责。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道德表现上也存在很大问题。这并不是说国家的领导人就不应该讲道德，而是说，一旦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的道德表现上，一些在大众眼中的不道德行为(比如贪污)就不再是经济和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从而有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如何，以法律为依据的镇压是任何国家解决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德治国家的百姓往往会把道德置于法律之上，将事实正确和道德正确置于程序正确之上，法律规则和程序对于处理许多危机来说作用不大。德治国家的百姓不但习惯于从道德上衡量一个政权，并且习惯于用道德话语来挑战政权。此类挑战一旦形成气候，国家的镇压手段即使有法律依据，在大众眼里也会是非道德的。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镇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削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战争时期，保卫国家显然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和平时期，要强调国家的防御合法性，政府就必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制造国家危机意识。而民族主义的目标一旦被激发出来，就需要实现。被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因此而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并使国家朝十分危险的道路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前车之鉴。 　　总而言之，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置于绩效之上时，它就必须努力兑现一些现实的承诺。这是任何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的沉重负担。西方代议制民主有很多缺点，但从社会稳定角度来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政体与政府分离了，并且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其最终结果都不甚了了的选举上。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必须以它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以及它防御国家的能力来获取人民对它的直接支持，但一个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却不能建立在绩效上。怎么把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建立在虚处而不是在实处是任何威权国家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迈克丹尼尔在书中清楚地指出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多或少要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对中国来说，虽然目前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由一个寡头政体在领导，但由于向来缺乏法治传统，更由于文革对官僚体制和本来就很薄弱的法律传统的进一步破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中也同样遇到了迈克丹尼尔书中所提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种种社会问题发起了“球籍问题讨论”，“中国文化批判等”，等等;他们的行为与迈克丹尼尔笔下的俄国和伊朗知识分子就有很大的相似性。怎样使中国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与时俱进，怎么能在中国逐渐建立起发达的和具有高度多样性的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层组织，怎样能使中国长治久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①当然，人们会说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开始实行民主时并不富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西方国家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阻力比较小，社会矛盾也可以部分地通过发展得到缓解。西方国家在世界发展中占有先机，所以能够通过移民、国际剥削和对外扩张等手段来缓解国内矛盾。这些国家可以比较从容地推行民主化，从有产阶级投票权、男性投票权，再到全民投票权逐步发展。这些都是目前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 作者：赵鼎新，原载：《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中国政治宣传画上的文化大革命（1966-1968） 　　 中国政治宣传画（一）：台湾问题 　　 中国政治宣传画（二）：大跃进 【中国政治宣传画上的文化大革命（1966-1968）】设计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宣传画组 1966年9月 宣传语英译：Criticize the old world and build a new world with Mao Zedong Thought as a weapon 出版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尺寸：108×77 cm. 索引编号：BG E15/699 (Landsberger collection) 小红书刊登毛著作中的语录。书的体积很小，用红色塑料皮装订在一起，到处都可以携带。一位好的红卫兵会背诵这本书，几乎不再阅读其它任何书籍。 设计者：佚名 1966年左右 宣传语英译： Hold high the great red flag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oroughly smash the reactionary line of Liu and Deng 尺寸：77×54 cm. 索引编号：BG E15/183 (Landsberger collection) 除刘以外，邓是文化大革命最出名的受害者。他的经济改革被毛视为异端。邓被贬到农村，但没有开除出党，1973年得到平 反。

【选荐】 张铁志，曾参加Co-China“我在中国”论坛第二十二期——音乐改变世界？文章《让子弹飞——台湾选举中的暴力与黑金》收录于选出来的民主？——一五一十周刊第36期，《台湾人的公民素质从哪里来》收录于也说民主与素质——一五一十周刊第43期。   推荐书目： 《国家与社会革命》 这本原先出版于1979年的书，打破了过去以社会条件（如现代化理论）为中心的革命理论，而把焦点放在国家能力，包括财政和镇压能力，并且认为这才是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这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此书是研究民主转型的经典著作，案例包括南欧、拉美和中东欧，几乎是此前政治社会学界关于民主化研究的集大成。讨论了转型路径、政权型态如何会影响民主化的结果。 《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 在革命与改良的辩论中，台湾的民主转型体现了一种难得的“宁静革命”，亦即一个渐进式的转型。这本新书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台湾政治与社会学者，对台湾民主转型提出了各个面向的讨论，虽然其中某些文章的论点未必都让人赞同，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来论】 潘浩宇 ： 革命和改良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我们要知道，手段是为解决问题来服务的，至于运用什么手段来解决问题，主要是看问题。手段之间有优劣，问题之间有差异，问题的差异性就需要我们在运用手段的时候，选择最适合解决我们问题的，在说的深一点，需要看国情，看我们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就像托克维尔说的，美国的宪法，墨西哥生搬硬用，墨西哥也出不来美国的宪政。 法国的问题，选择的是革命的手段，以卢梭右手之称的罗伯斯庇尔这些雅各宾人，从平等出发，从人民主权出发，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导致的结果是革命埋葬了自己的孩子，人人平等，变成了代表的平等，变成了阶级的平等，最终以拿破仑恢复帝制来解决问题，从专制走向了皇权，革命带着对专制的厌恶，对恐怖的迷恋，最终走向了对强权的拥抱。因而，法国大革命很多时候成为了我们反对革命的一个佐证。 美国的问题，五月花号承载的流民都是新教徒的信民，而不是一帮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完全的无神论者，有信仰就有敬畏，有敬畏就有妥协之心，另外潘恩的《常识》作为革命的纲领，所以北美的革命，信奉的是北美的国王即法律，争取的是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当然北美还有乔治 华盛顿这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以上这些因素，使得北美的革命最终走向的是伟大的妥协，造就的是北美的宪政。北美革命很多时候成为我们支持革命的一个依据。 前苏联的问题，由于受斯大林-列宁主义影响深远，白色恐怖+颠倒黑白的宣传使得民众犬儒化，懦弱化，再加上统治者对控制局面的力不从心，于是体制内的强权人物戈尔巴乔夫，走了一步拯救宪政埋葬党治的休克时治疗这一棋，避免了前苏联的革命动荡，壮士断腕般地推进了前苏联的民主化，但缺少法治的传统，以及转型过程中没有建立起很好的约束机制，改良的前苏联，新生的俄罗斯在宪政和民主化得轨道上走向了权威主义的路径，催生了很多政治寡头和经济权贵，如普京和石油大亨阿布这些的人物。俄罗斯的不成熟宪政转型，为我们支持改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还有台湾和东欧有些国家的转型，也是我们借鉴的很好案例，至于篇幅的原因，这里就暂时不说了。另外这里插一个话，以上这些都是为我们解决问题借鉴的方法，都是对于我们目前问题的种种可能解，至于能不能解，当然可以，不过我们需要的不是众多的可能解，我们需要的是众多可能解中的一个最优解，借用博弈论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纳什均衡。 邹谠在《20世纪中国的微观和宏观政治》里说的，中国没有妥协的传统。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历史的周期律里面自己打圈，走了几圈，又回到了原点。另外我最近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结论是，中国人向往法治，又喜讲人情，向往简朴，又讲究排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崇尚中庸，又在关键事情上好走极端，总之中国人是复杂的人。我们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度，再加上我们又是这么复杂的人，这两个一加，相权之后，由此感到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复杂。 没有妥协的传统，使得零和博弈成为常态，阶级斗争的思想余毒，消逝了思想的多元化，使得思想站队成为一个结友树敌的关键。复杂人性，使得国人很多事情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制度设计得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就跟吴思说的一样，中国人玩的都是潜规则，说的是明规定。 在所有的时候，你可以欺骗一些人，当然你也可以一些时间，欺骗所以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以得时间欺骗所以的人。现在乌坎人民用行动告诉了我们，我们要玩就是要玩真的，人大代表就是要人民选，人大代表就是要为人民，我们不仅需要在制度设计和名义上，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需要人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的人事和财政必须由人大来解决,党委和组织部必须退位,实现邓小平说的党政分开。 乌坎的模式为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没有选票，而是我们没有把选票变为真的，汪洋书记在两会上也有过表示，需要好好研究乌坎的模式，再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即使他说乌坎的模式没有新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家的执政党，最终解决中国宪政转型问题，又回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论上。乌坎问题的解决，走出了一条适合我们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法。就像胡适说的一样,争自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乌坎人民争自己的选票也是在争取国家的选票。 邓小平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其实这里可以稍微加上几句话，不管什么制度都是需要人来执行的，如果好的制度，没有人执行，那么好人也会变坏，制度之争还是人之争，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制度不好，我们就慢慢改，好的制度没人执行，我们就加强执行，制度和人，需要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制度不是万能的，人也不是万能的，好的制度加上有人很好的执行，那么这就接近万能了。   【余谈】 相关周刊 ：再谈革命与改革——一五一十周刊第44期 编辑 ：柏蔚林 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对于一些原本已经固化的概念开始重新思考。这一进步的重要意义，早晚将会体现出来。与不少人想象中的“革命”的轰轰烈烈相比，似乎“改良”是一个很有些畏畏缩缩感觉的概念，大体上等同于“投降”或者“妥协”，因而为很多人所不屑于谈及。而且“革命”往往被认为更能改变历史前进的轨迹，并被赋予了更多道德层面的正面含义。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解，都是一些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想当然，也已经开始受到广泛的怀疑。 如果回首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次次“革命”及其后果，恰好是对“革命”这尊神像一次次不折不扣证伪的过程。哈佛学者裴宜理极为精准地指出，如果仅仅是针对“人”，而不是控制整体社会结构的“原则”的行为，不构成革命。这样的解释完全颠覆了常规意义上对于“革命”的解释与理解。也就是说，暴力之下的政权更迭，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仅仅是一个统治集团取代了另一个统治集团，就不能被定义为革命。而在另一方面，“改良”却有可能做到暴力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协商与合作，达成改革社会弊病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良”才是真正的革命。 本文是一五一十周刊第51期特刊的文章，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edf668f8f9cf7f2 。

刘学伟：中国已经到了西式民主和革命的边缘？ 作者：刘学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5 9:23:52 阅读量：5289次     中国的官方报纸《环球时报》英文版上刊登了一个让西方人感到正中下怀的民调。 　　http://www.globaltimes.cn/NEWS/tabid/99/ID/699684/Majority-of-public-call-for-deeper-reforms-poll.aspx 调查由下属《环球时报》的环球民调中心于本月4-11日在中国的七个城市中15岁以上的人群中按配额法抽样1010人进行。 　　调查结果表明，80.9%的受调查者认为改革是成功的。但93.9%的人呼吁政府进行更深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 　　其中近半市民认为，国家目前的社会条件，是改革的主要驱动器。约三分之二的受调者认为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主要障碍。 　　约有60.2%的受访者同意在该国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但71.8%的人不知道政治改革的真正意义何在。 　　近20%的参加者，大多是在30-50岁之间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表示在该国的改革停滞不前。 　　62.5%的受访者认为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主要障碍。 　　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改革的深化，不担心不稳定。其中80%对今后的改革有信心。 　　以下是评论：这个民调在西方引起轰动，法国多家报纸大幅转载，并加以长篇评论。他们主要瞄准了这两项数据：有63%的中国人希望西式民主。近半数的人认为中国濒临革命。     请大家看截图。     这两个数据都有被移花接木之嫌。先看第一个数据。问题是：“你对采用西方民主看法如何?”47.9%的受调者的选项答复是“不反对，但不现实。”15.75%“支持这个理念，而且认为它是可以实行的。”19.1%认为这个理念有失于天真。” 9.9%认为是“西方的宣传”。剩下的7.5%没有定见。 　　客观地看，近半数人的意见是“不反对，不现实”。这个态度很重要。他一方面表达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中国民众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这里我们当然可以发挥出很多更细的不同态度。比如，“我其实很欣赏西式民主，只是中国今天做不到。”比如“那个制度适合他们的情况。但对中国并不适合。”比如“如果把西方的制度与中国的传统好好融合一番，应当会更适合中国今天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我个人的立场当然是第三种。而且我相信持这种意见的人在那47.9%中占多数。 　　这个民调也显示其实支持现在就全盘引入西方制度的人在中国仅占一个很小的少数。这一点西方人就假装没看见了。 　　再来看关于革命。问题是：“你认为中国已经临近革命了吗?“15.1%的人认为是。34.3%的人认为可能。认为不可能的占40.8%。9.8%无定见。这个“可能”是一个模糊的中间立场。如果按照民调的中立习惯，应当这样提问：“更倾向于临近革命”或“更倾向于不临近革命”。这样那个回答可能的人就会分解成两个部分。我们姑且认为是一半一半，即各17.15%。这样倾向于没有革命的就会达到将近60%，而倾向革命者则有32.25%。这个比例就比较真实。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革命，这依然是一个令人忧心的数据。值得当朝的肉食者们拿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来认真寻找化解之道。而那些西方人把表态“可能” 的人都当作支持革命者，似乎也真是唯恐中国的天下不乱啰。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问题：“改革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我这回真的很欣赏最大一部分国人给出那么一个有学术水准的答案：44.1%的人居然选了现在的社会条件。26.3%选领导人的决心。17.3%选公众的要求。7.8%选舆论压力。4.5%无定见。有意思的是选“领导决心”的人明显多过选“公众要求”。在中国的现状中，这也真的是事实。不过这个事实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就又会见仁见智。那个选“社会条件”的比重那么大，意味这近半数的国人还在耐心等待社会条件的进一步改进，因为这个条件的改善可是急不来的。 　　现在来看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主要阻力?”这个问题国人给出了最一致的态度。62.5%的人说是。我也说是。但是我还是主张与他们妥协，主张赎买。主张走英国式的改良路而不是法国式的革命路。 　　最后我十分庆幸有“80.9%的受访者认为改革是成功的，62%的受访者同意在该国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改革的深化，不担心不稳定，80%对今后的改革有信心。” 这说明在中国革命实在不会是迫在眉睫的选项。 　　但“93.9%的人呼吁政府进行更深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71.8%的人不知道政治改革的真正意义何在，近20%的参加者，大多是在30-50岁之间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表示在该国的改革停滞不前。” 这说明政府不可以把政改再长期拖沓下去。现在大家都把重望放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班年会全面接班的习李身上。我们且看他们能不能领着中国人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成功之路。 　　还想很可能不得体地补充一段的是：10年来的故事说明，我们的现任领袖胡锦涛同志虽然胜任，但稍嫌谨慎有余而魄力不足。但即使这样，中国依然取得了举世称羡的巨大成就。这说明，中国的崛起真的已经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如果我们再有一个普京式的杰出领袖，那中国的崛起就肯定更加灿烂辉煌。这就是我对领袖的价值的理解。再杰出的人物也必须有所凭借。在一个已成之“势”上，要有所成就，那就比在一个巨大的危局(比如1910年的中国)中必须去寻找出路，力挽狂澜，容易太多了。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回望和梳理当时的历史细节，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必然性。 　　 　　　　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从剪辫子这件事说起 　　 　　　　辫子是大清帝国臣民的标志。难看，不方便，不卫生。人们很容易以为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才合法。错了！浙江宁波出生的龚祥瑞教授的自传《盲人奥里翁》中记载：“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旧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六月初八即新历7月3日，武昌起义前三个多月，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辫子被强迫剪掉。这是不是宁波乡勇自作主张胡作非为呢？不是，这是朝廷允许、大臣带头推广的。 　　 　　　　1911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登载多条来自北京的电讯：1月1日的北京电：“资政院奏请剪发。奉旨刻下仍遵前旨。”也就是说，不准剪发。可是，同一天的电讯又说：“陆军部决于明年正朔（正月初一，即1911年1月30日），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呵呵，练兵，打仗，拖条辫子多不方便！进入20世纪以后，新军和军官学堂学生剪辫子已慢慢成风。到了辛亥年，连陆军领导机关的军官们也不愿再忍耐，要自行其是，把辫子废掉了。 　　 　　　　出乎意料，第二天情况大变。 　　 　　　　1月2日的北京专电说：“庆王（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降旨严禁剪发。摄政王谓各界风气所趋，任人自由。”同日上海电：“上海慎食卫生会组织华服剪发会会长伍廷芳及会员一百五十人定十五日在张园剪发。” 　　 　　　　这些电讯说明，即使小小的改革统治阶层内部亦有分歧。归根到底，改革成败取决于内容是否合理，大众是否认同，两者缺一不可。两个条件齐备，即使遭掌权者粗暴镇压，终有一天会实现。 　　 　　　　带头剪发的伍廷芳（1842-1922）是晚清官居二品的大员，1910年初，驻美公使任满回国后寓居上海。这一年9月，他上书清廷指出：“内地居民，除官绅外，凡学生、士子、工、贾、商、农，其因求起居利便而剪去长发，所在皆有”，要求顺应民情，任官民剪去辫子。1中国外交官、留学生拖条辫子，早就成为各国人民耻笑的对象，没有几个人愿意留着这个奇特的标记。伍廷芳更带头搞行为艺术，决定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张园开剪辫子大会，有报道说，实际剪辫子的人数远远不止150人！没有民众认同，伍廷芳不敢鲁莽行事。 　　 　　　　半年后，此风吹到宁波，龚祥瑞父亲的辫子就保不住了。 　　 　　　　一叶知秋。这就是大清帝国改革的缩影。形势比人强！有些改革，在民众压力下，尽管领导层不那么情愿，也只好“风气所趋，任人自由。” 这一点是观察晚晴情势的重要视角。 　　 　　　　爆发革命的历史必然 　　 　　　　辛亥革命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在清帝国新政改革高潮中爆发的，如果从清王朝的角度来讲，至少五个因素汇合，促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其一．满族是少数民族，清王朝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满族入关后迅速儒化，赢得多数汉族知识阶层认同；直至大清帝国覆没，许多汉族士绅仍摆脱不了忠君思想的束缚。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至1911年初，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一连四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10年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拖到1913年。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其三，无力制止贪污。清帝国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也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历代皇帝都说要反贪污，但成效不彰。原因是：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 　　 　　　　其四，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5月九日开始强制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行为。 　　 　　　　其五，没有妥善对待民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 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2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3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大清帝国坍塌了。 　　 　　　　清末有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大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最后一次是武昌起义，由于上述五大错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经济上的变与不变 　　 　　　　辛亥革命爆发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甲午战争后，市场经济制度正在生长。袁世请出张謇、周学熙等内行主管经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采矿税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此外，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完善了市场机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例如，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不过，这些都是局部性的改善，即使没有革命，清政府也是可以做到的；当时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不会改变。 　　 　　　　当时剧变的是财政接近崩溃；主要原因是军费大增。原有军费没有减少，而各地大量涌现“革命军”，其中除少量新军外，大都是帮会武装和绿林好汉组成的“民军”。这类武装，仅广东一省就有14万。原有军队没有减少，“民军”的维持和遣散都需要大笔资金。 　　 　　　　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九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1912年全国有军队109万人，月饷达694万两，这年96万陆军仅军饷一项开支达11275万余元。”1913年军费为17270余万元，1914年才下降为14240万元。 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过周学熙、张謇等人两年努力，借外债、内债，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至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才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制度巨变的得与失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政治体制一举实现了共和制。没有辛亥革命，有可能实现这个政治制度的飞跃吗？通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清末新政的政治体系改革——预备立宪本来就是假的。 　　 　　　　政治措施，主要看实际效果，不必过分注意动机。为追求私利而造福社会的历史事件比比皆是。以清末的预备立宪来说，清廷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但客观上却做了几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1905年废除科举，让中国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大飞跃，新学堂，新教材，西方现代知识因此大量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 　　 　　　　以夷变夏，废除酷刑，引进大陆法系，取代传统的中华法系，并迈开了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第一步。 　　 　　　　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也有一些的实绩。 　　 　　　　其一，由官方出面，推行宪政教育，是近代中国空前的重要举措。 　　 　　　　其二，正在稳步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政制。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1916年实行宪政，立即开始筹备，并列举每一年要完成的工作和负责办理的机关。这个计划从1908年开始，用九年完成政治体制的大变革，进度不慢，而且一些主要项目也兑现了。例如，1909年各省选出省议会的预备机构——谘议局，1910年成立国会预备机构——资政院，都如期开会了。这些中国开天辟地以来首次出现的民选议会性质的机构，一上场就声势不凡，监督施政，提出建议，领导请开国会运动，震动神州。 　　 　　　　其三，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在稳步推进。在官方默许或提倡、批准下，以东三省保卫公所（1904）、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年）、天津自治局（1906年）为代表，前所未有的地方自治制度正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它们“以保卫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及扩充本地方一切利益为宗旨”，管理一般的民事特别是经济纠纷，地方治安，消防，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及其他市政设施……即包括除刑事案件和某些税收以外的地方政府的全部职能。它的内部结构则议事会和董事会（执行机构）分开，甚至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 　　 　　　　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例如，1908年2月10日，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自列强均势，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根本……城乡互异，仍应仿照天津办法，于省会设局，以官力提倡，先谨预备之方，徐为实施之地。”推广袁世凯在天津的办法，先城市，后乡村，逐步推广。1909年1月18日清政府发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把地方自治事宜归纳为8项，权力有所收缩，没有承认地方自治就是当地政权。但是，规定“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亦属自治范围。而实际生活中，好些地方，原有的自治职能没有被剥夺。如果继续下去，全国各地的现代政治制度必然会改正初生期的种种不足，逐步生长和成熟。 　　 　　　　角力的焦点在全国性的政治体制。当时，顶层的政治制度设计已经有了。简单地说：皇族要求的有两点：一是皇族和皇帝的百世尊荣。二是皇帝保有最后决定权。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愿意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另一分歧是应在1911年还是1913年实行宪政。朝野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博弈。 　　 　　　　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的谕旨下达，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皇族不愿释放权力。而不顾浩大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不能当机立断在1911年开国会，更是政治迟钝，终于触发了辛亥革命，断送了自家性命。 　　 　　　　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反思辛亥革命成败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最为重点要的一点就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袁世凯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 　　 　　　　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从制度层面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2011年9月9日星期五定稿 　　 　　　　1 《伍廷芳集》第360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版。 　　 　　　　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3 《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