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Co-China周刊 | 李劼:革命是权利,民主是协商,自由是审美

“ 在一个文明国家,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一个昏乱的国家,则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 ; 人们有必要扪心自问:到底想要哪一种自由? ”     对于一个缺乏常识的族群来说,首先需要说清楚的,还不是将来应该如何如何,而是经常被众口汹涌的那些观念,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涵义。比如说,革命,民主,自由。 过去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后来又有说,要告别革命了。前者的意思是革命被诉诸暴力,乃是天经地义;即便血流成河,也不要大惊小怪。后者的意思则在于告诫人们,以后的中国不能再革命了。不管以往革命曾经造成什么样的历史后果,但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会不会革命,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倒并不是说,革命是某种不可避免的天意,恰恰相反,革命通常都是因为人祸所致的不得已而为之。 与人权是天赋的稍有不同,革命并非天赐。革命通常是因为权力的专制、专制造成的无休无止的镇压而导致的民众权利。换句话说,革命是专制以及类似于专制的强行压迫造成的一种属于被压迫者或者说弱势群体的权利。这就好比说,当一伙强盗持枪威逼之际,全家人都天然具有保卫自己生命和财产的权利一样。当一个国家的民众面临着没有公平的竞争、没有正义的保障、没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国家的民众无疑就具有了奋起革命的权利。相反,倘若民众可以通过诉诸法律的方式、通过诉诸舆论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革命的可能性就会自然消失,而革命的权利也自然消解了。在一个可以用法律或舆论解决问题的国家里,即便民众拥有持枪的权利,也不可能发生什么革命。相反,在一个民众除了革命无法求诸其它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国家里,即便民众被剥夺了持枪的权利,也照样可能发生革命。 历史上的革命带给人类、带给诸多民族的结果,并非都是负面的。也即是说,民众将革命的权利付诸实施时,结果并非全都指向权力的专横。美国革命为美国的民主,奠定了历史的地基。法国革命虽然过于暴力,但革命本身的历史影响,却是造就了欧洲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趋势。即便是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为几千年专制王朝所苦的中国民众之于革命权利的一次精彩实践。没有武昌起义,袁世凯哪能那么轻而易举地使清室和平逊位? 由此可见,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会不会革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作为民众权利的历史合理性,有没有消失。也即是说作为造就革命权利的专制政体,要不要改变,能不能改变,会不会改变。 革命的结果,有可能带来民主,如美国历史所兑现的那样;也有可能带来比被革命推翻的王朝更残暴的专制,如十月革命所证明的那样。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都不能剥夺在一个专制政体底下的民众拥有革命的权利。这就好比无论某个政党在历史上曾经如何暴虐如何专制,都不能排除该政党走向民主政治的可能;否则,台湾的国民党转入民主政治的历史,就无法成立。剥夺专制底下的民众的革命权利,与否认曾经专制的政党走向民主的权利,同样都是改头换面的专制思维。 与革命是权利相对应的乃是,民主是协商。现代民主源自商业文明的发达,并非偶然。因为民主政治与商业文明,天然同构。在商业文明之中,交换双方,亦即买方卖方,不管彼此交易做得如何,双方的地位是绝对平等的。彼此没有尊卑贵贱,一如买卖不可能以百分之百对百分之零的方式进行。因为那样的方式就不是买卖,而成了抢劫。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的江湖造反,或者宫廷政变,都是以抢劫的方式,而不是以买卖的方式,进行的。 若说民主政治有什么奥秘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买卖,或者叫做生意。民主政治其实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平等协商,讨价还价,赢者大度,输者服输。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通常以不平等作前提。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从宫廷到家庭,等级森严,贵贱分明。宫廷政变也罢,江湖造反也罢,最后都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制造出新的等级秩序。以这种不平等为前提的政治游戏,又是绝对没得商量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等等。至于每场政治游戏过后的结果,也是亘古不变的:胜利者总是全部通吃,而失败者卧薪尝胆;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民主政治的投票结果,总有个百分比存在,哪怕是百分之七十比百分之三十的大胜,也是个比例。但中国式的政治是没有百分比的。要说有的话,无非就是胜者百分之百的嬴,开国皇帝坐江山;败者百分之百的输,亡国之君赴黄泉。从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这种区别可以明白,将来倘若发生革命的话,不是有无必要的问题,而是究竟指向老式的通吃,还是转向新型的讨价还价式的协商。换句话说,革命需要改变的不是坐在皇位上的姓氏,而是政治游戏的规则。 民主政治有类于生意场上的控股,通常以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不是打斗的成就,而是协商的结果。任何百分之百对百分之零的方式,就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而言,都属于抢劫行为,就好比赌场上的抢台面。所谓的打江山,其实就是抢台面。华人族群很熟悉这样的方式,几千年这么过来的。这个族群很容易将革命动辄就折腾成了抢台面。说这个族群天生不懂民主,是不确切的;但说这个族群被不民主的传统折磨得有些失常,并非不实。 因此,这个族群要自己国家走向民主政治,不得不从民主政治的第一个原则做起:平等协商。其中,平等是首要的。这个族群的等级观念之根深蒂固,恐怕是世界之最。即便是最贴近商业文明的上海人,都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更遑论其它地方、尤其是皇城里长大的人们。比如这个族群在购物狂潮中的名牌攀比,便是其等级观念的一个折射。甚至这个族群随口说出来的话,唱出来的歌词,都充满着不平等的专横;诸如“爱你没商量”,或者假装一无所有的男人唱着硬要女人“跟我走”的摇滚。已经一无所有了,凭什么要人家跟你走?这算是丐帮、还是斧头帮的逻辑?至于爱不爱之类,是最有商量余地的事情。不说其它,就拿文明国家的许多爱情肥皂剧来说,都是这么商量出来的。 事实上,爱也罢,不爱也罢,凡事都该有个商量。有没有商量,能不能讨价还价,恐怕是这个族群能否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前提。而执政者的能否完成民主转型,也在于懂不懂与众商量。当政者不能老是没得商量,而得学会与人相商,并且率先成为平等协商的榜样。权力情结很深的中国民众,通常有样学样,喜欢以有权有势的当政者为榜样。就此而言,中国的衮衮诸公,有责任成为平等协商的楷模。因为拒绝协商,意味着增强革命的权利,增加革命的可能性。 由此引出宽容的命题。告别革命的前提,在于民众必须宽容公仆。但民主政治的内涵,却恰好是公仆必须宽容民众,否则,就不叫公仆,而成了专横霸道的官吏。公仆和民众,究竟应该谁宽容谁,初看上去好像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古怪问题,实质上却是有关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的追问。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公仆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而民众对于公仆却是很不宽容的。公仆的任何隐私,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公众话题。更不用说,州长嫖妓一曝光,马上辞职。哪怕是总统寻花问柳,都要面临被弹劾的危机。脱口秀的主持人绝对不能拿弱势群体尤其是残障人士开玩笑,却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总统。可是,在一个相反的国家里,正如唱戏的喜欢拿残疾人说笑话,一些知识精英,老是在劝告民众如何宽容公仆;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惟有如此,才有希望走向民主政治。口气是委婉的,意思却是不平等的。因为权力假如不受到监督,那么专制就不可能受到应有的制约;同样道理,当政者假如没有被革命的压力,就很难产生锐意改革的动力。 倘若有人问,专制政治的寿命到底有多长,那么答案其实早就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了:足以长到无动于衷地从一个两岁女孩身上碾过去。那个冷血司机碾死女童的场面,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假如一个吸烟者朝着身边的不吸烟者使劲喷烟雾,中国人会感到震惊么?应该不会。更毋须说,有多少人会细想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因为吸烟者侵犯不吸烟者的权利,不过是青萍之末;演变成冷血司机碾死女童,才具有骇人听闻的震撼。至于在侵犯他人权利到戕害他人生命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长,并非不可丈量的。须知,两者的实质,同样都是专横。 于是说到自由。在一个文明国家,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一个昏乱的国家,则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人们有必要扪心自问:到底想要哪一种自由?将这两种不同的自由弄清楚之后,谈论自由就会简单许多。 自由其实是审美。当人们观赏着凡高的油画,邓肯的舞蹈,高山流水,吴带当风……,与其说是被艺术之美所折服,不如说是被自由的心灵所感染。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灵魂的净化,换成另一个说法,恰好就是悲剧的审美,实现了灵魂获得自由的可能。就此而言,自由与审美,乃一币两面。 自由不是随地大小便,自由不是开着名牌车横冲直撞,自由是在尊重他人的同时,获得自己的尊严。这样的自由,通常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细节,或者被传媒无意间捕捉到的一些瞬间。比如,一个吸烟者发现有扰不吸烟者时,赶紧转过身,甚至干脆将烟熄灭以示尊重;或如,一个政治家面对抗议者扔过来的皮鞋,风度翩翩地一笑了之。又如,在拥挤的车厢里向老弱病残者主动让位,或者以不具名的方式,向有难之人捐赠善款。诸如此类的日常细节,并不如何伟大如何令人瞩目,却能让人获得小小的感动,因为自由本身所独具的审美品性。 说自由是审美,是因为自由实质上乃是心灵的天然绽放。自由之美在于人性的美好,有如鲜花,有如郁郁葱葱的林木。人之美,美在尊严的有无;自然之美,美在明净的山山水水;而一个国家之美,美在民众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自由地追求幸福,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从而让心灵获得天然的绽放,而不是听凭欲望泛滥成灾。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年头已然三十有余,但人们依然只管摸着石子过河,鲜有人叩问,被开放出来的究竟是欲望,还是心灵?欲望的开放与心灵的绽开所要求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与欲望开放相应的自由,可以演变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而与心灵绽开相应的自由,则是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对于只许一人纵欲、不许万民性福的时代,欲望的开放无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一旦欲望开放到了人欲横流、泛滥成灾的时候,那么心灵的自由与否,便成为一个迫切的时政课题。 欲望的泛滥成灾,根本原因在于,历届当政者总是暗中鼓励欲望的自由,始终禁锢心灵的自由。只要是满足欲望的自由,全都可以通行无阻。但与心灵相关的自由,诸如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创作的自由,个性的自由,一律遭到扼制。正如当年的那场革命其实为了满足欲望,如今的改革开放也不过是放开了欲望。倘若说这个民族何以如此缺乏精神上的自信和昂扬,那么答案就在于,无论是此前的造反有理还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全都以欲望作为其根本的动因。起于欲望,止于欲望;人们稍有心灵的追求,轻则禁止,重则枪毙。经过长年累月的鼓励欲望压制心灵,整个族群本能地害怕心灵的自由,乖巧地学会了吃吃喝喝打打麻将的苟活方式。生存的安全第一,被夸张到了只要活着怎么都行的地步。这种苟活的另一面则是欲望毫无节制的泛滥,从而透出蛰伏在背后的权力的嚣张。在无权者是苟活,在有权者是纵欲,所谓的和谐,其实就是这么达成的。前提是整个族群官员百姓全都甘愿放弃心灵的自由。权势者与苟活者彼此心照不宣,一个假装从来没有心灵自由这回事,另一个暗示,就算有,咱也不要。然后,意见领袖在旁边吃吃一笑:看,这样的人群,活该。 一个族群的所谓丑陋,主要体现于放弃心灵自由而导致的苟活和纵欲。苟活者认为,能够有苟活的自由,已经很自由了。纵欲者则认定了,只有在这块土地上,才能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这不就是自由么?还要什么自由?什么叫自由?可以纵欲,就是自由。这些可以自由自在地纵欲的特权者,大都领略到了改革开放的奥秘;同时暗暗窍喜:老爷子那代的抢劫过后,一直没有解决的分赃问题,如今终于落到实处。中国式的自由图景,就是这么呈现的。 但不管怎么说,相对于一人纵欲全民禁欲的时代,欲望的合理性如今总算获得了肯定。需要解禁的是,民众之于心灵自由的追求。正如欲望的满足是人的本能,追求心灵的自由,也是人的本能。没有存在层面的生存,GDP再高,也只是一个动物庄园。惟有放飞了心灵的自由,一个民族才能在全世界面前真正站立起来。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所有这些心灵自由的基本保障都是不能剥夺的。心灵自由的程度越高,革命的可能越小。换句话说,具有审美意味的自由一旦不再成为问题,那么革命的权利也会随着革命可能性的降低而渐趋消解。这并非什么深奥的哲学,而是一言即明的常识。 有关革命、民主、自由的谈论,其实是一次回到常识的努力。出人意料的只是,常识之于这个族群,竟然如此匮乏。 (李劼:当代作家、红学专家、文学批评家。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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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一峰 | 革命中的埃及青年(组图)

2011年1月25日,第一批抗议者走进开罗市中心的 解放广场 (Tahrir Square), 埃及革命 拉开序幕。 24岁的华人摄影师 Ed Ou ,意识到这是不可错过的历史事件,接受 《纽约时报》 的委托,立即赶赴埃及,用相机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 一年后的今天,他发表了系列照片 《革命中的埃及青年》 (Egyptian Youth),向世人展示了这一段不平凡的日子。 1. 2011年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的消息传来,人们跳上坦克庆祝。 2. 2011年2月8日,19岁的Khaled Yahia蜷缩在床上熟睡,他一个通宵都在编辑视频。20岁的Lina Megahed则在更新Facebook,将解放广场的最新情况传向全世界。 3. 2011年2月3日,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解放广场发生冲突。 4. 2011年2月7日深夜,17岁的Menna Elshishini(左)和18岁的Hana El-Rakhawi,向解放广场的抗议者送食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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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 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成败得失

  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成败得失 ——答《新史记》高伐林   (2011年10月3日,高伐林先生不耻下问,提出以下8个问题,要笔者回答。这些都是当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每个问题都应撰写专文,才能说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浅陋,畧献刍荛;不当和不及细论之处,敬请高兄和读者指正和原谅!)   ◆站在今天的高度,如何给辛亥革命定性?对眼下“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论”这种种说法,您的看法如何?   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需要的扎扎实实搜集材料,认真分析;在概念上绕圈子,没有多大意思。 辛亥革命有两个定性简单明了,是多数史家的共识: 就历史任务而言,辛亥革命是“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 就思想动力来说,它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 胡汉民说得好:“同盟会未尝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1] 当年各省“独立”,打出的旗号大都是“大汉军政府”,“光复”之类,足以证明此言非虚。而最好的注脚则是孙文自己的言行。1912年1月12日,清室退位,15日孙文居然率文武百官爬上紫金山去拜祭明太祖朱元璋,宣读祭文,说辛亥革命大功告成的原因: “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 [2] 以朱元璋驱除蒙古人、光复汉族皇室事业的继承人自居,滑稽有趣之余,充分袒露了这群人的内心世界。 1912年3月31日,孙文干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要下台了。他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称: “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3] 于是,他把修铁路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实现民生主义的中心环节。 这些言行强有力地证明,孙文革命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是光复汉族河山,把他说的“外国人”即“鞑虏”赶出关外。不但民众接受的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连孙文这样的革命主要领袖也未能免俗。这些言行同时证明他对民权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界定,最不靠谱的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 “软弱”表现在哪里? 胡汉民说:“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 [4] 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人性的本然。武力反抗暴政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南北议和是人心所向。孙文及其支持者在协议基本达成后,仍然冀图不惜代价借外债发动“北伐”战争,受到各界同胞抵制,是对错误决策的正常反应。由于革命派信誉度不足,借不到外债,无法支撑他们延续战争,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和议。要是说被迫接受和议是软弱的话,那是政治家的过错,与“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何况这些政治家也是无可奈何才接受和议的。 作为参与这一历史事件的政治家,胡汉民责怪“民众心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无非证明自己缺少反思精神。 而就理应客观地观察历史现象的学者而言,南北议和,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反过来据此贬斥革命派软弱,鼓励不顾实际情况和后果去走极端,也是不足取的。 史家中有些人持这一说法,则旨在证明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高明,共产党比同盟会——国民党正确,指责后者不敢发动工农,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战火烧遍全国,导致辛亥革命失败。 这一论调其实是昧于实际情况的宣传语言。 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或绿林好汉。辛亥革命,有数以百万计的“民军”卷入大潮,他们就是被革命党人引入城市的工农。1911年9月7日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的“保路同志军”,不就是袍哥领导下的工农大众吗?其他各省的“民军”情况大同小异。不过,这些民军为推倒旧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以破坏治安、祸害百姓著称于时。 其实,横看当时中国各阶层,最强大的是资产阶级。竖观百年中国史,辛亥前后亦是资产者影响最为强大、独立性表现无遗的年代。 武昌起义,冲锋在前的是新军,而稳定社会,支持革命战争的是商会和资产阶级。 “武昌首义期间,商会、商团资助民军经费达100多万元。……部队膳食支出,由商会垫借五万金,分配作临时食费。汉口商务总会筹巨款供招新军一镇之薪饷,还推举商董四员专业军需,接济粮台。”“当时民军主力集中用于战事方面,商团则维持社会治安,日夜操练,荷枪实弹,昼夜梭巡”。 [5] 军政府组成后,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负责民政工作,大批商人参加工作。 没有商会和商人的支持、帮助,武昌起义后武汉三镇的局面不可能那么快稳定下来,革命战争也很难坚持下去。 各地的商会都是商人自主、自治的组织,有的实际上是当地的自治政府。例如,1905年成立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9年6月18日改称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就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而且参与了上海起义的全过程。其他宣布独立的各省商会也普遍参与了“光复”大业。军阀混战之际,军队流窜各地,保护地方,维护治安,免遭蹂躏的重责,通常也是由商会及其自治武装——商团承担的。 当时断送建设现代民主自由国家伟业的是那些眼光短浅的政治家。他们玩弄政客伎俩,争权夺利,把从实际情况出发,巩固和完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大业置诸脑后。资产阶级不应该成为他们的替罪羊。   ◆对于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而言,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败?您曾提到,中国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这与缺乏法治传统息息相关,国民党和北洋实力派,都没有牢牢树立法治观念,而把夺取政权放在第一位”。现在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未能施行法治,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法治不适合当时的国情,各方首先是试图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但屡屡碰壁。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不能“牢牢树立法治观念”?   袁:辛亥革命有三大收获: 1.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2.言论自由。 3.三纲坍塌,宗法专制的思想体系开始瓦解。 失败则在这些收获没有巩固下来。主要原因是北洋实力派和国民党都没有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他们口头上也讲法治,但行动上往往背道而驰。例如: 袁世凯居然成立军政执法处,不经司法部门肆意抓人、杀人。 同盟会和国民党呢?1,动辄暗杀或捕杀和自己意见不合或被怀疑为政敌的人:陶成章(光复会领导人),陶骏保(革命军江浙联军参谋长)、黄远生(民初最著名的记者)、夏瑞芳(商务印书馆创始人)等都先后死于他们枪下。 2,一不如意,就起兵闹事,用枪杆子解决矛盾。“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伐”,“东征”,“国民革命”,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为止。这些行动都被美化为不容置疑的“革命”,一一检视,大都是权力或利益之争。 任何一个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都有一个过程。清末实行新政才开始建立新式法院系统,民国成立后,继续推广,但马上碰到一个问题:人才不够。司法总长梁启超不得不下令收缩。他说: “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我国之行此制,亦既经年,乃颂声不闻,而怨吁纷起,推原其故,第一由于法规之不适,第二由于法官之乏才。……今当草创之际,难期速成……其筹备未完诸地方,则审检职务,暂责成行政官署兼摄,辟员佐理。模范既立,乃图恢张”。 [6] 这些情况多半出现在边远地区。除此之外,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有法院之处,都应该和可以立即实行的规则,而没有所谓“国情”的差别。国情特别论不过是专制统治者或暴民掩盖其非法行为的藉口。 通过司法过程解决社会矛盾,通常会比较缓慢,但换来的是逐步养成人人依法办事的习惯,社会赖以长治久安。以宋教仁被刺案来说,当时司法审判为什么不能正常进行?人们指责当局拖延。事实如何? 1,主要犯罪嫌疑人或死或逃。 刺杀宋教仁的主凶武士英和这次暗杀的组织者应夔臣,都在在法租界关押20多天后移交给中国当局。前者6天后却离奇地在拘押的军营暴毙;后者竟然成功越狱。另一主要嫌疑人、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在宋教仁被刺后第六天(3月26日)逃离北京,遁入青岛租界,而德国当局拒绝引渡。 当时控制上海的是国民党要员和青帮大头目陈其美。人们普遍认为上海接连出现的犯罪嫌疑人暴毙和越狱的戏剧,是陈其美操纵下演出的。洪述祖逃逸则可能与赵秉钧有关。调查清楚有关案情,作出公正审判,正是司法机关责任所在。缺席审判,世所常见。这些都不是中断司法进程的理由。 2,由地方法院审理,还是组织特别法庭审理?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袁世凯复电同意。但是应夔臣的辩护律师认为此举违法。司法总长许世英也认为组织特别法庭没有法理根据,不惜以去就力争。司法部致电上海地方审检厅说: “宋前总长为民国伟人,本案审理自当格外慎重,程都督拟组特别法庭,即系此意。惟与《约法》、《编制法》不符,碍难照办。本部斟酌再四,仍应由该厅负完全责任,审理所有一切。……该厅即速依法进行。” [7] 上海地方检察厅亦已着手传讯有关人员。就程序而言,没有问题。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确实比较缓慢。从1913年3月20日刺宋到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不足四个月,中间波澜迭起,并不奇怪。无论有什么障碍,如果国民党方面坚持遵循司法途径办理此案,民国政治史就会重写。 当时全国各界异口同声,呼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宋案,实行法治,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最大的“国情”!可惜,但孙文等国民党领导人充耳不闻,先是冀图暗杀袁世凯;继而不顾党内外反对,不自量力,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冀图用枪杆子决是非,法治进程因此中断,一个多月后,全军覆没。由此可见,出现这个局面,不是由于“国情特别”,也不是民众水平低下,而是国民党领袖尚未告别草莽英雄的气概,染上革命幼稚病,抗拒法治,从而造成这样的恶果。 应该指出,这是各国革命党人的通病。纠正这些领导人的错误所付代价的大小,则与法治传统强弱有关。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辛亥之后数十年的乱局,人们追溯到与《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有关,而这又是南北矛盾“因人设制”的结果,引发一波又一波严重政争与分裂。您对《临时约法》如何评价?   袁:1925年,民国元老熊希龄、和胡适、马君武等8人曾联名沉痛地指出:“民国十三年来之战祸,全由于《约法》之不良。府院之争、行政立法之争,无非《约法》所致。” [8] 这是身历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可以说是经得起推敲的定论。过去,史家们由于深陷意识形态陷阱而不觉,没有注意他们这一重要经验总结。 去年(今年一月发表)笔者曾撰文系统分析《临时约法》的弊端。 [9] 概括起来,要点是: 第一,制宪机构代表性不足,程序也有问题。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的法理根据是1911年12月3日议决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孙文和袁世凯都是依据这个宪法文件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这个文件当然很不完备,但是,制定更完备的宪法文件需要智慧、知识和足够的公信力。当时聚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恰恰忽视了这个重大问题。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宣布正式成立,它是由各省军政府各指派三名代表组成的,共有参议员42名。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根据《参议院法》,临时参议院改为每省区派出代表五人,原则上由省议会选出,参议员人数增至122人。为什么不等待参议院更加完善或正式国会选出后,再来制定这么重要的文件? 与此同时,制定如此重要的宪法文件,却把当时最大的实力派、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其公信力和未来实施的保障都不无疑问。 而从程序上看,也有问题。《临时约法》是1912年2月6日开始审议,3月8日通过的。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4日,临时参议院接受孙文辞职;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审议开始后,袁世凯已是当选总统,却从未征求他的意见,也不由他签署公布,却授权已经被参议院批准辞职的总统在3月11日签署公布,这是世界宪法史上极为奇特的现象。 第二,动机不纯,过程粗糙,学识不够,缺陷很多。 《临时约法》按其内容来说,要点是把已经付诸实施的总统制突然改变为内阁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凯当选时按规定应该掌握的大部分权力。由于动机不纯,这个文件制定非常匆忙,从推定起草人到三读通过,只费时37天!加上文件起草人学识和实践经验都不足,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考虑不周,且没有广泛征求各方和广大公民的意见,最后通过的文本漏洞和失误不少。 综合众多中国宪政史学者的研究,主要缺陷有如下五个: 1.名不正。 究竟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它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俨然实行总统制;签发这个文件的孙文1918年与参加“非常国会”的议员谈话,仍然认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 [10] 。但它又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从而任何国务员(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均有否决总统决定的权力。可是,作为内阁制去运行,它又没有建立相应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诸如此类的缺陷,为日后政争埋下了祸根。 2.没有确立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 《临时约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学日本尚未完成学业的年轻人。他们勇气可嘉而学养和从政经验都十分欠缺。这些20世纪初活跃在东亚最大国家的革命者,与第一部现代成文宪法——18世纪的美国宪法制定者的素质差距实在太大了。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对人类发展的关键作用,没有像美国先驱们那样在宪法上写上: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11] 他们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照搬大陆法系,在列举一堆“人民得享有下列自由权”之后,加上一条“得依法律限制之”的尾巴,从而为执政者制定剥夺公民自由的恶法打开后门,让此后的中国史平添不知多少苦难和血泪。 与此同时,它没有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行政当局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甚至拘捕公民,受害者通过什么途径保护自己?《临时约法》一公布,留英归来的法律学者章士钊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建议应该仿效英国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或其亲友,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强制有关机关把被拘留者移送法院,依法审查拘捕是否合法和依法办案。 3.国会与总统没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个残缺的内阁制。 早就有学者指出: “盖纯粹内阁制中有两权焉:一为不信任案通过权,一为解散国会权。前者为国会借以监督行政之利器,后者为内阁抵抗国会诉诸人民以求公判之唯一途径。……而《临时约法》皆无之,不可谓非《约法》之大缺憾。” [12] 由于行政当局没有国会解散权,国会议员肆无忌惮,随之而来的是两大恶果:一是行使职权时不顾后果,一意反对。另一是自身的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以曹锟贿选的丑剧宣告自己的灭亡和国家更大的悲剧的开始。 4.总统与总理各自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不明确。 袁世凯可以利用“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的规定,指挥一切。而袁世凯逝世后,段祺瑞当总理,也可以迫使黎元洪沦为盖章总统。当黎氏心有不甘,冀图反抗的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权力之争的终于导致张勋复辟。黎氏之后,府院之争也史不绝书,成为民国乱局的一大根源。 5.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可能原先的估计,正式宪法很快就要制定,没有考虑会出现很多复杂的情况,根本没有提及违反《临时约法》的争议如何解决。等于建好一座大厦,却没有配备消防设施。 说到底,这是革命幼稚病发作,使出一个连环计,把一手交出去的权力,换个手要回来。 这些失误,一直影响民初政局的发展,直到1928年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党国体制为止,是各项纷争的制度原因。   ◆李泽厚先生最近再次延续他“告别革命”的思路,在接受采访时说,要“告别辛亥革命”。余英时先生则认为,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廷并无真正改革可言,所以逼出革命。您说过,晚清的当政者“是否能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改革与其步骤,这才是关键点。如果在改革步骤上跟得上历史潮流,中国转型的成本就不会这样高昂”。请问您对清末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怎么看?   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60年间付出巨大代价,解决了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学习西方,接受现代文化? 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进行了四大改革: 1.教育改革。废除了科举,建立新的教育系统,学习内容与现代文明接轨,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的经史。 2.司法改革。断然废弃传统的中华法系,接受大陆法系,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诉讼法,取代行之已久的《大清律例》;相应地着手建立独立的审判厅系统,取代传统的司法与行政统一的体制。 3.启动官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宣布自1908年开始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计划。在实际执行中,并非徒托空言。各省咨议局和资政院先后成立,初显威力。取代传统的县知事一元化领导下的宗法专制体系,乡镇至县一级的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正在进行。 4.扫除阻碍工商业发展的种种限制,政府主动推动商会等非政治性的民间团体发展,经济自由日益扩大,促进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这些改革是重大的制度性变革,不但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进入民国后后续效应十分明显。那么,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呢? 一是对抗、打压群众请愿运动。 1910年初至1911年初爆发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清政府没有顺应民心,当机立断,立即推行民主,实行宪政。反而羁押、遣送请愿代表,只答应提前三年在1913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二是官制改革不进反退,1911年5月8日宣布成立内阁。但是这是一个畸形的“皇族内阁”。内阁成员13人中,满族8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蒙族1人;汉族只有四人!于是,士绅和中产阶层对改革彻底失望,从反对革命转向保持中立乃至同情或支持革命。 三是忘记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违反法令,把依法成立的民营川汉铁路公司经营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激起强烈反抗后,又火上浇油,拘押保路运动领导人,开枪打死示威群众32人,终于导致1911年9月7日开始,四川“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等地,内战延续一个多月,促使武昌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乘机发动起义,引发各省独立大潮,大清帝国坍塌。 三项抗拒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导致改革进程中断,重建全国秩序的过程漫长、崎岖,代价巨大。 李泽厚教授痛心疾首,一再直言必须“告别革命”,是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经验总结,值得人们深思。   ◆过去人们只认革命派为进步动力,又批评其“软弱”“妥协”。在晚清辛亥革命的诸种力量中,对立宪派的作用,人们越来越给予肯定;最近又有学者高度评价清廷的“逊位”,认为如果单纯的按照革命党人的种族革命,很可能只是在汉族地域形成一个小中华,而广大边疆,例如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很快就会解体。清帝的逊位止住了解体趋势,把一个完整的帝国移交给共和国。您认为,从推动中国在政治上顺利转型的意义上,革命派、立宪派、清廷等等各有什么正面和负面作用?   袁:高全喜教授对清帝《逊位诏》的法理学分析,说它是中国“光荣革命”的标志,别具法眼,启迪人们从新的视角思考辛亥革命,不失为学术上有益的探索。 不过,愚意以为辛亥革命后,除1987年后的台湾,中国没有“光荣革命”。1987年后,台湾社会转型,被称为“宁静的革命”,确是东亚走向现代化的光荣革命。 翻开世界史,称得上“光荣革命”的政权转移,必须具备两个特征: 1.过程是和平或基本上是和平的。 2.结果是实现了法治,保障了公民的权利,推动经济繁荣,国家进入了长治久安的轨道。 第一条,辛亥革命差强人意,流血不算太厉害。此次革命虽然种族革命的气味很浓,但是,革命爆发后,各方快速调整思路,以“五族共和”取代“光复大汉江山”,除少数城市外,没有出现满汉或其他民族间的冲突,那么大的政治变动,杀戮、流血,不算严重。 第二条则差距太大了。在一个百年来革命和战火频仍,民主、法治尚是奋斗目标的国度,谈论有过“光荣革命”,似乎想象的成分太大了。 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政权转移,主要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方合力的结果。清廷在三大势力夹击下,顺应潮流,和各方达成和平逊位的协议,让战火迅速熄灭,减少了社会震荡,善莫大焉。《逊位诏》的积极意义应该肯定。 此举多方共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负面作用。以最激进的革命派来说,它在财政上濒临破产,协议达成正好给了它一条走出困境的康庄大道。 没有《逊位诏》,中国会不会解体?推测意见,见仁见智,可资谈助,实际意义不大。现实情况是除蒙古分出去以外,中国其他疆域基本完整,与同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土崩瓦解的状况大不相同。疆域和民族的分合,取决于多种内外因素,必须具体分析;一纸《逊位诏》,似乎没有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从文化角度来看,辛亥有哪些方面是与传统决裂,哪些方面延续了传统,而今天,又有哪些方面与辛亥传统断裂,哪些方面是一脉相承? 您曾说过,“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能否更进一步说明,没有注意这个区分,导致讨论中怎样的混乱和误区?   袁:辛亥革命后,皇帝躲进紫禁城过日子,三纲的制度基础坍塌。自由、平等、民主取代三纲成为公认的是非标准,这是与传统最大的决裂。但是这一条不够巩固,成为后来政治和新旧文化冲突的重要根源。至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其演变是自发和渐进的,无所谓决裂问题。 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中有些人,老是不承认任何国家要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坚定不移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自由、民主、法治、分权制约的宪政制度,现代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教育制度,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多元的文化制度;而这些制度不论任何国家都是大同小异的。至于非制度层面的文化,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本来应该兼容并包,自由探讨,自由演进,自然更替。 可是,有些人混淆文化与制度,一再冀图用自己喜爱的某种思想文化观点去修改现代社会制度。于是,在报刊上一再掀起阵阵波澜。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作用甚微。比如,张君劢提出,根据中国的国情,要实行“均贫寡安”的“社会主义”,反对“偏重工商”;梁漱溟反对牟利;而实际生活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前进。现在有些人提出“儒家社会主义”、“儒家宪政主义”之类的主张,更是茶杯中的风暴而已。 这种社会现象有两个特点: 1.一代不如一代。 从康有为到张君劢,他们的政治和文化主张都非常明确。例如,康氏提出要定孔教为国教,国民须“各守名分”,灭掉回教、耶教;在他所策划的大同世界中,无私产,实行计划经济;子民连阴毛都要剃掉,等级分明,严格监控个人的一举一动,做爱也要得到医生同意!国人著书则要交翰林院审定!白纸黑字,毫不含糊。 而甘愿拜倒在他们脚下的当代论者,不但学养、社会影响力无法望其项背,说话也躲躲闪闪,与他们奉为伟大先驱的康有为、张君劢等人直书政见大异其趣。当代儒学鼓吹者除蒋庆提出“大儒”和“帝王”和“圣贤”的后裔拥有否决权的三院制的主张外,谁也不知道其他几位的具体主张是什么。是不是担心亮出自己的具体主张后,会戳穿宪政外衣呢?且待下回分解吧! 2.沦为前现代社会制度的纹饰。 现代社会是有共同标准的。不管主观意图如何,他们的主张和设计,正好符合要抵制社会制度现代化的政治家们的意愿。 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此等等,不过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泛起的浪花。历史洪流无情地把康有为及其徒子徒孙冲刷到小港湾中自娱自乐,企盼有人鉴赏。   ◆您如何评价晚清大变局中的孙中山、袁世凯等各派势力的领军人物?能否具体阐述一下,他们的思想缺陷如何具体与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有关?我们今天评价这些人物,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避免怎样的误差?   袁:孙中山、袁世凯这些人的成败得失,包括我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已经再三论述,说来话长,不必在这里赘述。 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同研究一切历史问题一样,只要坚持三条就能得出经得起检验的学术结论:一是说真话,全面收集和分析史料。二是遵守学术规范,尊重学术自由,在自由探索、自由讨论中推进学术。三是敢于怀疑已有的学术结论,提防掉进意识形态陷阱。这三条中,最后一条最为重要。时至今日,蓄意为某党某派辩护的人自然还有,但公众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学者。困难在于习非成是,许多错误的结论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得侵犯的天经地义。其实,学术的发展是永恒的,哪里有什么天经地义?封孙中山为子民只能拜倒在他脚下的“国父”,袁世凯则认定为天生的卖国胚子,是国民党美化党国体制、肯定其威权统治合法性的宣传伎俩;与经过严格证论证的学术结论是两码事。 谈到这些历史人物的失误,有两个原因非常值得重视: 1.传统的重负。 为什么孙中山竟然亲手制定《中华革命党总章》?秘密帮会的传统跃然纸上。从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书》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总是热衷于发明各种剥夺公民自由、抗拒现代文明的制度?他们总是自负地认为自己生长的土地有悠久和辉煌的文化。于是,历史辉煌转化为思想枷锁和抵挡外来的现代文化的堤坝。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到形形色色的谋臣、策士,老是构想出一些超越现代文化已有高度的美妙蓝图,藉以显示中国传统文明和提倡者与众不同,就是不肯首先扎扎实实吸纳现代文明,为释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建筑兼顾的社会制度平台。 2.抽象的正义和多数人利益。 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关于天国的美妙梦幻,但像中国那样风靡几代人,并长期付诸实践的,却世所罕见。那些民粹的论述是人们难于抵挡的。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甘之如饴!后果却是事与愿违,血泪斑斑。 百年来,一个接一个的飞来横祸,都是上述传统包袱加民粹空想共冶一炉为思想源头的。 这些与经济基础有没有关系?说到底,这些都是自然经济的思想烙印,人们分不清空想和实际。在中国彻底融入世界一体化洪流以前,世界公民的眼光很难被多数中国人接受,这些问题还会一再困扰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卖国”帽子可以随时戴到敢于质疑意识形态教条的人们头上,尽管他们与权力和土地不沾边,连卖几平方宅基地的本事都没有!   ◆辛亥革命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各国关注,也纷纷施加影响。中国人最关心的是日本。日本当时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如何?如何影响到后来的中日关系和中国政局的变化?   袁:义和团事件后,列强对华政策有两种对立倾向:一是承认“门户开放”,力图摆脱过时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另一是有些国家不愿放弃已得利益。 辛亥革命后,划分势力范围的举措再次高涨。日俄力图攫取东北、蒙古。英国则觊觎西藏。特别凶恶的是日本。其策略是乱中取胜,支持革命党人、勒索清政府并举,精心计算,谋取最大利益。日本有些所谓民间人士,实际是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 1912年7月8日,日俄缔结密约,把内蒙古一分为二,东部划归日本势力范围,西部则属俄国。英国和俄国则达成蒙古和西藏利益交换的谅解;于是,英国于1912年8月17日发出外交文书给中国政府,反对中国“干涉西藏内政”;10月21日俄国则与蒙古缔结俄蒙协约;西藏、蒙古在他们支持下先后宣布独立。 袁世凯政府成立后遏制了这一边疆独立的趋势和侵略者的图谋。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至1945年战败投降,一直没有实现民主化,逐步演变为军国主义的侵略国家。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乃至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都是这些恶因的发展。这类国家的侵略行为是很难纠正的。而英国这类侵略国,国内实行的是宪政,相对说来,迫使它放弃侵略行径,代价要小得多。   2011年12月2日星期五 刊登于《新史记》总第五期第1-10页(2012年1月出版)。 [1]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版。 [2]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95页,中华书局1982年北京版。 [3] 同上第319页。 [4]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 [5] 皮明庥主编:《武昌起义史》第162-163、16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版。 [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121-122页,中华书局北京影印版。 [7] 朱宗震 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2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第388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 [9] 袁伟时:《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删节后刊登于《品味·经典》2011年第一期第40-59页;《江淮文史》2011年第3期第4-30页全文刊登;《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双月刊)2011年第4期(7月15日出版)起,以《民初宪政格局再审视》为题,分两期刊发了全文。 [10]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42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版。 [11] 《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2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成都版。 [12] 陈茹玄:《增订中国宪法史》,文海出版社1985年台湾影印版,转引自《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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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执政党需要自我革命

执政党需要自我革命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1-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1 14:05:01 阅读量:1346次 1月31日上午读者留言 萧瀚:疑韩案的私权与言论自由   大地 2012-1-30 17:32:07 我对韩寒从来就没有崇拜过,因而也不存在“转变”问题。早在四年前我在自己的随笔集中就说过:我们不能推倒一座老神,再供奉一个小神。几句愤青式的短语,竟然招来那么多人的吹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它只能说明,我们的眼睛被蒙蔽得太久,看见一只发光的昆虫就以为是天上的太阳。 —– 这位网友说的很有道理,什么东西才有不被质疑的权力,只有神。我们把毛“大救星”这尊神请下来,费了多大的劲,现在韩寒这尊小神可又不让质疑了,对于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来说,岂不怪哉? Aant 2012-1-30 21:49:14 老夫愚钝,至今对这场疑韩案不明就理。我不明白这么多人是对韩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呢,还是对其人有意见。我想如果对文章内容有意见尽可批评或批判,怎么成了对其人有意见而攻击呢?恐怕如果对其人有意见用不着这样攻其不着边际的一点而不及其余吧。 我信奉“代笔本属于著作权的私权范畴,只要著作权人自己没有发生分歧,外界无权置喙,因此在私权保护传统深厚的国家,没有人会多管这种闲事———任何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都有义务假定署名者就是作者本人。即使鉴于韩寒是疑似公众人物,有人感兴趣,也得有节制。二则哪怕是公共官员,在其不涉及公共利益的私权部分,舆论也无权侵入,更何况非公权型的公众人物”这样的话。 Zhangkn 2012-1-30 22:14:45 胡搅蛮缠,不仅没有减少人们对韩寒的质疑,反而用“私权与言论自由”、“文革”的大帽子不许人们对韩寒进行质疑。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这里是个真假的问题,如果一个假的愚弄了整个社会,这就不是什么“私权与言论自由”了。本来就是个公众人物,怎么因为“不掌握公权力”就成为“疑似”公众人物呢?那些明星们都“不掌握公权力”,难道就都不是公众人物了?韩寒的作品有那么多的疑点,人们质疑是很正常的,这不是“严重突破私权保护的底线”,一方面说人们“毫无直接证据”,另一方面又说人们“无权要求作家自证清白”,这就难办了。 方、韩的官司如果真的打起来,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明朗的结果。方舟子只是对韩寒作品一些不合常理之处进行合理的理性分析,提出质疑,真相除了韩寒父子,其他人恐怕永远不得而知。本人觉得首先需要弄清的是韩寒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之谜,这是韩寒出道的第一步,是他成名的基础。这一步坐实了,我们尽可承认他是天才,是神童,如果这一步出了问题,基础有问题,那以后的大厦就是虚的。现在看来,这一步相对其他的疑点,是比较容易搞清楚的,如果司法能够介入的话。作文大赛复赛的时候,韩寒没有去,后来组委会专门给他开小灶,这本身就违反了程序正义。而且,监考时有说是著名作家教授都在场的、有说是三人在场的、还有说是一人在场的,这次单独开小灶的“考试,最后居然得了一等奖……这些居多的疑点,要人不怀疑都难! 阳明山庄2号 2012-1-30 22:50:29 韩家父子利用完了自由派媒体,把自由派像抹桌布一样甩掉,自由怕还巴巴地捧着韩家父子。可怜! 高田种小麦 2012-1-30 23:11:52 我看了萧瀚教授的“疑似公众人物私权轮”, 我觉得他犯了基本的逻辑错误,其倾向性,失去了公正的立场。 韩寒算不算公众人物?萧说是“疑似公众人物”,其实就是“非公众人物”,也就是不能承担“公众质疑的义务”,因此发动公众质疑就影响了个人的公众评价,从而造成对个人私权的侵害,从而涉嫌构成“诽谤”。 萧教授这么说似乎看上去好像很“逻辑”,实际上是在偷换概念!其实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1。如果韩寒不算是公众人物,那么方舟子对韩寒的文本分析式的质疑,即不可能构成任何侵权,因为“文本分析”是推测,没有虚构事实,而“虚构事实”是“诽谤”罪的根本要件。所以,认定韩寒不是“公众人物”–萧教授用“疑似公众人物”这种含糊说法来达到免除韩寒公众人物义务的目的,这其实也免除了方舟子文本分析的质疑所可能造成的“诽谤”责任。 2。方的质疑对韩寒造成伤害了吗?的确可能造成“伤害”了!这种“伤害”就是因为引起了公众的质疑,从而影响了韩寒作为作家的社会评价,进而影响到了其商业利益。但是, 第一,这种“伤害”如果实际产生了,那也就承认了韩寒的公众人物地位,其实也就是其作家身份的公众人物角色。韩寒若不是公众人物,则这种伤害产生不了;如果他是公众人物,则他有接受大众质疑的义务。这同样也免除了方舟子的法律责任。 比如,我在微博上说:我家邻居小二,从来见不到他有女孩来找他,我猜测他会不会是个 gay 啊!–我这样说虽然很无聊,很可能会被邻居小儿找人打一顿,但是他想告我诽谤却很难成立,因为我只是猜测,我没有捏造事实,而且他因为不是公众人物,他也不会因为大众知道可能是同志,而失去在女性杂志上广告的收益,总之,他证明不了因为我的无聊而使他产生可证明的损失,即便他前女朋友作证也不行,因为那证明不了他们不是利益相关的。如果我说:他就是个gay. 那他要告我可能就真麻烦了,因为我捏造了事实。 第二,作为具有公众人物义务的韩寒(我认为作为把自己写的书卖给了成千上万的作者,至少在作家真伪方面有接受公众质疑的义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也正是在这种身份中得到巨大利益,所以,让其承担对应利益的特定被质疑义务(作家的作品真伪问题),是合理的。同时,也是对大众利益的对等保护。所以,方舟子对作家身份的韩寒的作品真伪的质疑,不侵害韩寒的私权利。如果方舟子质疑韩寒的女儿是不是韩寒亲生的,那才侵害了韩寒的私权利。 萧教授这次的表现, 令人失望,立场代替了学术,情绪掩过了是非。 李钟琴:我对韩寒看法的转变 阳明山庄2号 2012-1-30 19:13:04 1、“韩寒”已是负资产! 2、按照民事证明标准,韩寒可以被证明是一个替身,加上合理推论,他极可能就是韩仁均的替身! 3、自由派继续支持一个假图腾,后果非常恶劣,不久即现! 4、我看自由派,很多人其实属“扑通界”,悲哀! 5、那么多人犯错,给“中国人的思维不合逻辑思维”的观点作了注脚。 6、支持李钟琴先生。 阳明山庄2号 2012-1-30 19:18:01 “韩寒”对自由的伤害已经很大,继续支持,继续伤害! 诚言 2012-1-30 19:38:30 面对韩寒对簿公堂的威胁,久经战阵的方舟子故作委屈地回答:“你重金悬赏2000万寻找代笔,我才介入帮你们找,怎么现在我倒成了加害者了?你重金悬赏别人加害你啊?现在还要去起诉帮你找代笔的人,你真好意思啊?” ************************************************************ 楼主:你不认为方舟子这样说是一口流氓腔吗?连这种言词你还公然叫好,实在匪夷所思!在认同耍无赖的基础上,你又说什么“人家看在两千万的份上真来了,你韩寒又怕了,反而要告人家。即使人家找到的证据不足信,顶多人家拿不到你的两千万,但也不是你告人家的理由啊!”照你看来,韩寒连寻求法律自卫的权力也不能有,岂不比方舟子更极端?更霸道?收起你“转变”“觉醒”的那套障眼法吧,在配合极左们、正统们、“主流”们围击一个无权势的年轻人上,你本来早就选择死心与方舟子、司马南站在一边,何须“转变”?你在结尾处又顺带攻击李辉,更让人不耻! 冯梦云 2012-1-30 23:30:46 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的小孩与院士争文字的真伪,没伪也伪了!韩老爹为儿子代笔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代笔也没什么,只要代笔者不追版税也就没事了。方舟子对那悬赏有兴趣。 别说方舟子可胜诉,我也可胜。挑一个小孩的笔误太容易了。 Hxm 2012-1-30 23:58:52 在由韩三篇引发的倒韩这件事上,还是萧翰说的好:“此次疑韩行动若成功,远比它失败来得可怕,因为它会给邪恶的逼人自证清白赋予生命力,开启恶例,而它践踏私权的恶劣性质将被漠视,倡导保障私权者也都会成为笑柄,同时会影响墙头草们转而支持这种行为。因此必须反对自证清白这种邪恶的做法,反对自证清白就是反对肆无忌惮践踏私权的暴民。” 胡温近 10 年未在家过年   Michael_xgw 2012-1-30 17:44:08 1,作比不作强;2,作秀也是一种力量。 孔庆东和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 逝水年华 2012-1-30 17:44:08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社会没有了良心,知识分子还在吗?专家,教授何其多,你们在干什么? 专家称中国龙形象被复杂解读   Michael_xgw 2012-1-30 17:46:30 “它差不多是世界上已知最有本领,却最无害的动物”,有意思:) 言论自由也是有边界的 明然 2012-1-30 18:04:39 曹思源先生的大作:党内分权制衡的来历和经验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如此深刻的反省。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有多么重要,对于那种片面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而无视历史上曾经的“集中力量办坏事”的丑恶行径又能做何解释呢!!! 从1958年到1969年这13年的史实是如此刻骨铭心啊。痛定思痛,——“这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高度集权的条件下,中共“八大”以来,党代表大会未能按规定行使决策权,未能按规定制约执行权,未能有效发挥监督权,是与反右派、大饥荒和“文革”这三大人祸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都是令人终身难忘的教训啊! 没想到,今天下午18时发现此文被参数错误了。(这是我在2012年碰到的第一篇被参数错误的雄文。) Shibuya 2012-1-31 12:01:43 这也是一种言论边界 吴敏: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与期望 Cctvcctv 2012-1-30 18:11:11 龙泽天这种货色其实很可怕,表面上好像很关心人民的疾苦,实际上却是鼓吹专制主义那套做法,与重庆有得一比。专制极权主义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人民的疾苦,就像希特勒当年那样,上台不久就改善了德国人的生活状况,可是付出的代价是自由。而没有了自由,那么所谓的面包终究有一天也会失去的。 龙泽天那么称许毛泽东时代,可就是不想想当初为什么举国上下都齐心协力要告别毛泽东时代、走向改革开放?难道上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人都发疯了? 熊大雄 2012-1-30 22:05:23 龙先生的所谓革命,其实在所披露的访谈中已显现大致意涵,那就是“向后转,齐步走!” Aant 2012-1-31 9:27:08 我的期望是:如果谁能把“社会主义”说清楚,我就支持谁。 天竹 2012-1-31 9:43:12 本人在该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执政党就不需要革命了吗》,对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必要性作了阐述,对主张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提出了质疑。龙泽天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当前最重要的是执政党需要自我革命,提高自觉革命的意识,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政党运动,发动党内外的群众把我们的党整顿好。 墨汀 2012-1-31 9:46:49 这两天认真的阅读了龙泽天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又读了此前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与吴敏先生同感,真有“剑指命穴”的爽快感!且不论其“只有”是否立论精确,文中所指则直言不讳思路清晰,比起诸多隔靴搔痒的繁文缛节痛快多了。我声援龙泽天,也愿继续读龙先生系列文章,作为一名老党员更对龙泽天一类党内思考者抱以深切的期望! 可恶的特权车   逝水年华 2012-1-30 18:25:25 去年腊月我省的某B省长来我小县城视察,一大早大批的警察都到大街上为他站岗去了。在老百姓的眼里B省长的脑袋连个西瓜的价钱都不如,还需要那么多人护卫吗?全国人都知道官不是选出来的,都不知道官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当官的威风无论电视,还是生活中都见过。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只知道政治人物是何许人也。 冤不可极、怨不可积   逝水年华 2012-1-30 18:53:29 叩问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权力面前苍白无力。权力没有遇到切实可行的有效的监督 ,它一定是横行的。 木然:以宽容达共识   迷途汉 2012-1-30 19:03: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这种教的自由,也有信那种教的自由 —-你这样理解宪法,但掌握宪法解释权的领导同志估计跟你的水平不同。 只有他们的理解跟你的理解一致了,宪法才真的是宪法。 暂时来说,中国宪法还仅仅是一个花瓶—-如果你否认,我也没有话说。 Jjm59 2012-1-30 20:12:51 是的,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而不是被体制所害的人。让理性的对话代替极端的对抗。 一言酒鼎 2012-1-30 20:20:20 “以宽容达共识”在民主体制下是成立的,在官僚权贵体制下则难以成立。因为,官僚权贵们总是利用特权之便侵占、侵吞、甚至是抢劫其它社会群体的权益,这种状况下讲宽容和共识,结果只能是其它社会群体在特权压迫下的忍气吞声,以及对特权作恶行为的姑息纵容。 辰子申 2012-1-30 21:18:35 盼望着政治多元化到来。 有话要说 2012-1-31 13:17:28 而思想的多元化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思想多元化就有可能成为权力的玩偶,留则有用,弃则无用。 ———————— 思想多元化就有可能成为权力的玩偶,有用则留,无用则弃,有碍就禁,有违就杀。不幸,这么做(成为权力的玩偶)却有“制度的保证”。 有话要说 2012-1-31 13:28:58 蔡英文说:“我们承认败选,也愿意接受台湾人民在这次选举里面所做的决定。。。。但是,这并不代表,在野就没有力量。” ———————— 他居然没有说:我要上井冈山去,建立红色政权,解放你们? 这是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打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逻辑,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抛弃。都是体制惹的“祸”。 《阳光》杂志介绍   迷途汉 2012-1-30 19:07:21 单看杂志的目录的标题,似乎这个“阳光”(杂志)跟那个“阳光”(阳光卫视)不是尿一个壶的吧? 如果看错,请陈平先生原谅。 Maomaoyu 2012-1-30 21:16:43 祝贺这缕《阳光》滑入我们精神的天空! 文化强国战略:跳出文化自负与自卑窠臼 迷途汉 2012-1-30 19:11:21 所谓夜郎自大,不是夜郎王就比中原皇帝弱智愚蠢,而是信息流通不足而已。 但现代的夜郎,在信息充分拥有的情况下,还继续的自大,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一是弱智,逻辑混乱; 二是利益攸关,死不认账; 三是给人蒙蔽,但也是下人投其所好,就一直发梦了。 冯梦云 2012-1-30 23:45:53 中国文化相对文革前己经引世瞩目。被淡化的是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苏共的纯洁性是怎么一步步丧失的 迷途汉 2012-1-30 19:14:48 看这个帖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斯大林死得太早,不然,要是他万万岁,就没有苏联体制(苏联分裂和苏共下台并非必然,但体制的崩溃却是必然)的崩塌了。 德阿卑之尘 2012-1-30 19:40:39 怎么丧失的?说得好像有过似的 胡适先生晚年喜欢的两个格言 逝水年华 2012-1-30 19:17:17 专制是不允许有不同声音存在,执权者为了屁股下的位子稳固,根本不需要什么容忍的德行。争鸣还需有争鸣的空间,对牛弹琴与默而生之无异。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上 ) 12-34-56 2012-1-30 21:34:25 前言不达后语,逻辑一片混乱。 天竹 2012-1-31 8:32:41 很尖锐,很深刻!但愿中央领导听听逆耳之言。 Jzzh 2012-1-31 11:26:32 我不赞成龙的结论,但对龙指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是同意的,如对腐败、对城镇公民最起码的土地权与居住权的剥夺、对税收政策等等。 所以我不能点文不在理而只能点启发借鉴。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下 ) 迷途汉 2012-1-30 19:20:13 答:错,在资本主义里,股市恰恰是最具社会主义性质的。 —我倒糊涂了,这个“社会主义”是什么特色的啊? 为什么我小时候就没有见到有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 现在有一种趋向,先是对很多福利国家加上“社会主义”的头衔,然后论证出“社会主义”的正确,再然后据此证明我们走着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性。 我60岁了,很难理解如此逻辑。 还不如金胖子干脆另起炉灶的叫“先军主义”或“主题思想”呢。 韩寒和方舟子大战自由情 诚言 2012-1-30 19:52:42 “对高官放个屁是要不得的,搞不好会出人命,方舟子不会上韩寒这个当。” “方舟子到处打假,却不知最大的造假群体在官场,如果韩寒和方舟子携起手来共同向权力造假开战,幸甚!” 这两句话直捅方舟子一伙的心窝!方舟子的打“假”,不过是取悦于权力而已!支持木然先生的大是大非观! 判死吴英,笑死贪官和赖昌星 Youke 2012-1-30 20:14:55 河南商丘的以吴振海为法人代表的“未来农业”集团非法集资7个多亿元,许以高利回报,结果坑害了省内外成千上万的的普通百姓,这个大案曾震惊海内外,是典型的集资诈骗案。却无一人被杀头。 法院判决书认定:“经核查,未来农业公司先后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西等地共非法集资784609376元,用于生产经营的仅有8000余万元。截至案发,尚欠6645名群众的集资款计333780531元。” 而从法人代表吴振海到其他从犯却无一人被杀头。请看相关链: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2733/12101529.html 一个国家的法律,对不同的人,有一百种解释,一个国家的法律,尤其是在生死面前,不能够如此随意和不公道。 Jjm59 2012-1-30 20:26:41 刀下留人!经济犯罪,死刑一定要审慎。 断线风筝 2012-1-30 21:20:36 如果我们有人民陪审团制度,吴英死不了,但我们没有,她,便死定了。 和光同尘 2012-1-31 12:14:31 刀下留人!!!!! 期待几大律再次出手!!!!!!!! 让这个社会一步步走向法治!!!!!!!!!!!! 让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名正言顺 Heiwala 2012-1-30 21:08:10 看了文章,我们的政协委员的素质真让人担忧哇!最起码您得把话整利索了吧?这篇文章适合给小学生当改错练习题素材。 右派的恩怨与狭隘 云岫峰 2012-1-30 21:55:06 我也是右派二代,我支持刘仰。 复兴传统中的帝王味道 黄怡剑 2012-1-30 22:08:21 在我国很多文化活动中封建帝王文化的复辟并非中央政府的权力推广,而是我们一帮“善良勤劳”的国民自觉发扬祖宗国粹,积极维护“优秀文化传统”的“义举”。我国孔子学院正逐渐渗透到西方,暗揣中国的封建帝王文化的复兴指日可待。我国一批饱读国学的有识之士蠢蠢欲动,披着发展旅游,拉动经济的外衣,大肆向我们的孩子兜售历史垃圾和精神毒品,残害自己的同胞及孩子。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孕育什么样的国民。 李伯勇:韩寒 “ 变轨 ” :个人和社会的迷茫 诚言 2012-1-30 23:32:13 这才是一篇谈韩方之争的好文章! 阿C 2012-1-30 23:33:39 有从头至尾经历过文革,且开始或已经会独立思考的人,才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向李先生致敬!因本人当年也在程世清治下的江西文革过,所以对李先生之所言更是感同身受。哦!跟帖是不能见光的,那,还跟个P. 高新军: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能否重新夺回执政地位? 天竹 2012-1-31 7:34:34 是一面镜子,何其相似乃尔! 打假韩寒,方舟子这次打错了 Wang_lb 2012-1-31 7:51:32 很大的可能是韩仁均写的。医生把韩念园,如果是韩寒是园寒,没什么侮辱意思,但是猿人君却有侮辱的意思。 疥疮是皮肤病,表现是疥虫在皮肤薄弱处寄生。典型表现为即指縫、手腕、腋窩、乳房、腹部、生殖器出現搔癢的小紅疹。任何一个皮肤科医生不会把‘腮边凸起一块’、‘足、头、腹无处不痒’看成疥疮。什么叫特定部位?什么叫皮损,包括皮疹、小水疱或结痂?病人的主要表现和疥疮的表现差十万八千里!哪个医生会把他当成疥疮来看?建议写作前咨询一下医生或查一下资料。楼主明显是个外行。文学写作不会写实,但是文学是来源于生活。不会一个疥疮患者把自己的疥疮写成其他症状! 读了《二十四史》,但从未说他读完了《二十四史》–是啊,我读过一两页大英百科全书,是不是也可以说我读了《大英百科全书》?韩寒的意思明显是通读了《24史》,难道他说的《管锥编》《论法的精神》《悲剧的诞生》也是只读了一两页,也在那里大谈特谈这些书?,没有通读一遍,谈读过的书不是肤浅吗? 再有,网上做过实验,一张普通纸在杯中放置100多分钟没有下沉。不知道楼主怎么看这个?还有新概念大赛,韩寒考试迟到,考题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情况下怎么拿的第一名能说道说道一下吗? 春申君 2012-1-31 13:20:43 支持打假,韩天才必将露出原形。不学必将无术。 汉人中心论 Wang_lb 2012-1-31 7:54:48 判断文明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是,文明本身是否可以进行规模化复制。—-这是哪家的标准?再说即使按你的标准算,游牧文明也是落后文明。汉文化传播到了东亚和南亚。倒是游牧文明传播出去总是被当地文明同化。消灭西罗马帝国的匈奴贵族阿提拉被同化了。占领伊朗的蒙古后裔被伊斯兰化。 不能不读的哈耶克 Wang_lb 2012-1-31 7:56:53 只看见白马非马的诡辩论。因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自由、有平等所以他们是一家?楼主注意到了他们的根本不同没有?只要有相同之处的就是同一种东西吗? 乔良:资本输出要以强大军力为后盾 天竹 2012-1-31 7:59:02 走当年苏联的路子吗?它的军力很是强大,但还是解体了,怎么解释? 迷途汉 2012-1-31 11:23:35 资本输出要以强大军力为后盾 —我不知道1960年后在全球 进行了“资本输出”(同时有技术)的日本,如何“以强大军力为后盾”。 要是没有跟人类的大多数具备相同的价值观念,人权观念还停止在大航海时代的殖民者那水准上,就算去外星人处借来先进武器,我们就叫“达到理想”了? 一年前致吴敬琏先生的信 北方船夫 2012-1-31 8:40:30 人无完人,理解并支持作者,还原历史真实公德无量!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破除六大思想禁锢 天竹 2012-1-31 8:54:40 作者口口声声强调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吗?这样的社会形态是如何产生的?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吗?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属于后者,那岂不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缪一轮荐文: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Abcde 2012-1-31 10:16:54 周山此文直指现执政者执政理念和文化底韵的匮乏与贫困,也撕开了所谓儒家宪政主义面纱后面所隐藏的那种无知和苍白。这一届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庸碌无能早已为世人所知。下一届可能也强不到哪里去。因为现有的这种非民选的且竹幕后于小圈子里遴选接班人的政治体制就如同皇权制度一样,也只能造就出政治庸才来的。 明然 2012-1-31 10:29:56 首先,感谢缪老推荐的此文。本人迫不及待的拜读了此文,受益良多,可谓难得之佳作。读后,深感周山先生的论述真是像缪老所说的一样:“全新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倍受鼓舞。”“此文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毫不故弄玄虚、哗众取宠……。” 1,从人类文化与“水”的结缘开始,根据中国古代文物(包括文化遗址)的考证,证实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阐述是有说服力的。进而论证了中国古代“龙”和“凤”的文化标识。这点本人还是首次看到,深表敬意并赞成。 2,对中国经典文化的起源“周易”进行的说明是非常客观的。“周易”号称是群经之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水”。对“易经”中“乾”“坤”两卦的解读也是有独到之处,其用于阐述的四个支撑点,可谓通俗易懂,寓意深远。无论对“个人”还是“团体”和“国家”都极富指导意义。 3,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虽然是汗牛充栋,比比皆是。可是像周山先生对“传统文化精神在阐发中出新,在当代社会的现实境遇中展开”的提法,是具有独到见地的。一个“出新”,一个“展开”,非常具体的涵盖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解读,即具有可操作性又极富远见,比近日那些高官的文化空谈和犬儒们制造的文化垃圾要强百倍。 最后,感谢周山先生的智慧大作,希望能够在选网上看到更多的如此令人“解愚开智”的佳作。收藏此文。 钟吾:也谈疑韩案的私权与言论自由   阳明山庄2号 2012-1-31 10:40:03 1、萧翰的那篇文章通篇冒着荒谬之气,这盖因其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之故,可惜,韩家父子已经抛弃了他们,他们还抱着韩家父子的大腿不放,哎,堂堂的法大教授,被两个高中生玩弄鼓掌之中。 2、扑通界还有多少啊类似的人物啊! 高人:我的困惑 明然 2012-1-31 10:46:43 爱读高人兄的文章。读高人兄的文章就是有意思,笑谈之间把该说的事都说明白了,事情也基本办妥了。如果有“天上下锥子落进针眼里——巧事”之说,我想大概那是因为司马南的这个“眼”比别人的都“大”而矣。呵呵! 丁咚:大国的落寞与浮躁 迷途汉 2012-1-31 12:03:32 先有“强大的中国人”,探讨“强大的”中国的建设才有意义。 逝水年华 2012-1-31 12:21:08 自己有一整套价值观,首先成为自己的国民的信仰。连自己的国民都不信的东西拿出去也是显眼。对岸是什么不清楚,摸着石头过去见识后果吗?整出一些貌似有价值的观点企图楔入人民的意识之中,代替人民自己思考评判。老百姓不信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只信自己的利益比较。比较的结果正道获利比邪路获利更艰难。崇尚的东西在卑鄙者面前形惭影只,权力者露出本来面目时他们所推崇的耀人的价值灰飞烟灭,只有专横,凶残,没有良知。 彭宇案:一场没有赢者的游戏 和光同尘 2012-1-31 12:24:47 “4年之后的今天,南京市政法委书记突然揭开了“彭宇案”的面纱。当我们真正抵达“彭宇案”的真相时,还相信这是真相吗?” 问得好啊!人们还会相信他们所说的真相吗?? 真希望每天每发生公共事件时,有这样一个大家好能够相信的声音能够传递出事件的真相。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但是,是否还是那句话:**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 若水:在世界大选年看民主的不同形式 墨汀 2012-1-31 12:51:07 民主话题经久不息,不同时段不同角度不同理念不同利益……自然有不同的解读,看的有些累了。 想起2008年初我在一篇谈论民主的网文后的留言,拿出来晒晒,至今依然这般理解,实在是愚钝: 回首2007年,民主在网页及各类媒体上都俨然成了主题词,执政高层在期许民主、知识界思想界在辩争民主、普通民众亦在品评民主。从“五四”以来近百余年中国人似乎一刻也没忘记过民主,然而民主却总是与国人擦肩而过,总是开国人的玩笑,面对可期却不可得的民主,国人更多的是无奈。 感谢老祖先创造的汉字是如此直白坦诚,望字生義即可知其梗概,民主即民作主、民为主、民是主……,总之民主离不开民—-民心、民意、民权、民生……。然而近百年来不同的利益阶层把民主纳入了主义,本来简单的思维就人为的复杂化了,非得给民主加贴标签,使得直观的理解被抽象的描述所困惑,民主越来越玄乎、越来越让民看不懂了。 民主,让民作主,是否把一切围绕实现让民作主作为施政目标,是对每个时期主导社会走向的执政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唯一检验标准,这主义、那思想,你是我非、争长论短,在让民作主还是为民作主这个真主题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还是少谈些主义,多务点实际,把复杂的事变筒单,在推进中觅㨗径,只要不只是为了把民主当作光环,只要是真心实意的顺应民主潮流,面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成功实践,就没有不可借鉴的理由、就没有筒单肯定或否定、筒单接纳或拒绝的理由,取其长补己短何乐而不为?,还是汉文字的直观比搜肠刮肚的钻牛角尖更“民主”些。 以上是读了“西方民主模式VS中国民主模式”后从小学生的角度解读当下涉及民主的主义、模式、正伪之争,还是觉得推进民主时不我待,全力促动决策层真正变为民作主为让民作主的执政理念乃当务之急,己经争论了百余年,难道国人还要在知识层思想界的辩争中再等百年?! 草菅 “ 公民 ” 生命终究会付出代价 有话要说 2012-1-31 13:03:14 为什么要批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活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长寿。 北京为何在伊核问题上改变了态度? ——谌青凡 ———————————————— 为什么要批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让社会主义拼死拼活追赶了一个世纪还没有追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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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文化软实力以及改革与革命

年初,官媒提出要建立强大的文化软实力。那么,什么是文化软实力?软实力本来指的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它包括思想、社会制度、文化等等方面。而文化,官方的解释是包括宗教、语言、教育、生活方式、民俗习惯、服装、饮食等等。但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所谈到的强大文化软实力,则有一个困难:指的是加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还是加强中国大陆官方的软实力?而这两者是不兼容的。 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大陆官方没有任何优势,自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崩溃以后,社会主义就一落千丈,所以大陆官方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优势。从思想上看,中国现在是单一的指导思想,任何思想领域的研究都是在对官方思想进行解释,而没有创新的思想,也不可能有。任何和官方解释的思想不相容,都会被打压,甚至会坐牢。官方指导思想当然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但这些官方解释的思想,很多就本身水火不相容。所以,中国现在绝对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国度,唯一的思想,就只有权力和利益的联盟而已。 当然,还有一个 “ 中国模式 ” ,可以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东西。尽管说金融危机以后有一些国家在谈论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是没有办法重复的。对于民主国家而言,它用牺牲人权、压低工资、使用奴工、放弃基本社保、破坏环境、圈地、拆迁、污染土地河流空气等等做法,任何一种做法都行不通,更不要说全部采用了,所以民主国家不能采用中国模式。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经济发展还不行的,但对没有发展的国家而言,它们要实行中国模式的话,首先面对就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而且还必须把已经有的生活水平和人权状况降低到中国的人均以下;可这一点,即使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很难做到的。就中国而言,尽管经济总量已经占了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收入却低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所以中国模式中看不中吃,没有一个国家能学得来,或有兴趣学。 再谈到文化方面的宗教。其实在大部份国家,宗教并不算文化;宗教就是对神的信仰,文化是世俗的,但在文化形式中可以体现出人类对神的敬仰。在中国大陆因为官方统治是无神论,既然不信神,就只能把宗教划到文化里面去。而宗教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唯一的例外是犹太教,犹太教和民族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大陆官方没有办法来利用宗教,若把宗教做为软实力输出的话,那么就是输出宗教政策,而大陆宗教政策被视为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如果将之也算作大陆官方的软实力的话,不会对任何其他国家有吸引力,除了朝鲜。 关于语言,大陆官方现在确实是把中文教育做为软实力在大力推广,孔子学院就是一例。但这也体现官方的一个困境,因为要推广一套自己的党文化,但又不敢公开这么做,要打一个孔子的幌子而很尴尬。中国大陆官方经常强调,美国的软实力有一部分是来自英文的强势,但其实不是英文强势导致美国软实力强,而是包括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强大导致了英文的强势。比如像在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方面,曾经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德文强势,后来德国驱赶了不少科学家,又被美国收留过去了,再加上美国的发展和德国的战败,后来美国发表论文就变成绝对优势,所以英文在科学界才变成强势的。语言优势是自然形成,而不是像孔子学院那样花大价钱买来的。 在艺术方面,大陆官方是破坏传统文化艺术的,只热心推广党文化,只会砸钱出去演出,但这种演出是无论如何谈不上吸引力。比如在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是一个例子,它歌颂的是武装暴乱,这就是文化软实力?!另外一个砸钱的例子,就是 2011 年在纽约林肯中心,文化部、广电总局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了一个 “ 中国文化周 ” , 10 月 17 日首映《建国大业》,创造了零上座率的奇迹,连主办单位都没有一个人去。在国内,通过单位强制购票凑人数人们可以去“娱乐”,但在美国,若通过任何单位去强制购票,即使是亲共社团都做不到。这种情况下,怎能真正显示出软实力?! 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有没有?有的。然而真正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却是中国大陆官方竭力打压的对象。所以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和大陆官方宣称的要制造的文化软实力完全不是一回事。大陆官方的文化不是中华文化,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对国内民众的不满、群体事件、抗议事件,都要给人家套上一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帽子,尤其是西方反华势力敌对势力,好像沾上西方的边就十恶不赦了,打了也白打。可是中国人的概念并不是简单的地域和血缘的概念,更多的是文化的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了那样的文化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外族统治者接受了中国文化以后,也就同化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这个概念上来说,今天统治者的文化,是起源于西方马列主义的党文化,是不具备软实力的。 谈到西方现在对中国的渗透,中国大陆媒体在美国,每年以官方媒体记者身份签证的平均是 400 人到 700 人之间;新华社的广告在时代广场连续播放,但大陆宣传在林肯中心和肯尼迪中心那样的地方也没有人看,即便付钱没有人看;中国大陆的党报、政府机关报在美国和西方任意发行,中央电视台 24 小时不间断的通过几十颗卫星,无数的有线电视网络向全世界播出,这已经不是所谓渗透了,是大规模的占领。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官方却害怕屈指可数的几个西方记者来中国会对中国造成渗透。比如美国的政府媒体每年获得中国签证的只有 2 名,美国国会现在正在考虑对中国国家的媒体进行对等签证的处理。对于西方敌对势力,实际上大陆官方恐怕连名字都说不上来,却要害怕到这个程度。大陆官方对外的渗透势力和对外占领势力比西方对中国要强至少 100 倍还不止,而官方却如此没有自信,耐人寻味。其实软实力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好,对别人有吸引力,别人自然就会来学你;否则就是强迫别人来接受,你也占领不了任何 “ 制高点 ” 。 年初,官媒除“软实力”外,还因韩寒博文掀起一场“革命”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改良不可行,但还是有不少人以为改良还有希望。其实,改良、改革和革命,都有种一致性,即要改变。只不过,改良具有妥协性,改革反而比改良更激进更彻底。但拒绝改革,民众最后只能革命—— 血流成河,残垣断壁,摧枯拉朽。 其实,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胡耀邦都在尝试着改革,甚至改的幅度也不小。无奈一党专政的现实,不可能改得好。实现民主、人权,才是人类改革的目的。改革不能实现这些,民众就要以革命的手段恢复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各项权利。 说邓小平、胡耀邦搞改革人们都知道。说毛泽东搞改革,人们可能会打问号。毛泽东不是自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就成了改革?但仔细分析一下就明白了。在这里,他们的改革和革命区别都不大,都不触及根本的原则,也即不触及专制的本质。毛泽东的所谓革命没有触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所以无论他折腾得有多凶猛,至多也不过是改良而已。 看看文革的现实就知道了:焚书坑儒破四旧,那是五四运动的理想,要彻底消灭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才能够实现西方的民主或者社会主义,这是五四前后那几代知识精英的共同理想。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中央委员们一致通过;正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大陆实现一党专政之后,很快就腐败专权,引起人民的反感和反抗。打倒这些腐败分子,让人民直接民主,搞个什么巴黎公社之类的玩意儿,也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理想。毛泽东在文革中也作了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前面的 17 年,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不彻底,毛泽东认为经济发展不理想的原因在此,而不是相反。所以文革时期的最大动作,是彻底实行了计划经济,连农民的自留地都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结果是经济陷入了困境,人民的生活逐年下降。毛泽东的革命,不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改变了一党专政,而且恰恰加强了个人独裁,所有人都承认这个事实。所以无论折腾得动作有多大,那也是一场改良,不是革命。而且,这也可以说明毛泽东并不是仅仅为了夺权才发动文化革命,夺权只是他的目标之一,而且很容易就完成了。后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的努力,是为了改革不合理的现实,实现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为之奋斗的理想。林彪的反叛,促使他在内心承认了失败,给后来的华国锋、邓小平留下了继续改良的机会。华国锋比较愚钝(老实?),而且愚钝到以为老百姓山呼万岁是真心的。由此,改革的机会自然地留给了邓小平。当时大部分的老百姓并不支持革命的呼吁,也没有意识到病根在于一党专政,于是邓小平获得了几乎是上下一致的支持。他的动作不比毛泽东小,改掉了除了一党专政以外的所有共产制度,包括斯大林主义的根本计划经济制度。但他不说这是革命,而谦虚地说这是改革。也确实,从理论上讲他只改掉了共产制度的一半,保留了更加根本的一党专政,因此也只能说是改良,不能说是革命。但这种改革,名义上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却留下了权贵专政,成为革命的对象。这种不彻底的改革, 剩下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改掉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大部分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否则,很难改掉引起爆发革命的所有弊病。 最近中国网上流传一篇言论集,名为“喊向执政者的谔谔之言”。这是古今中外一些人的言论片段,将人权、自由、民主的文明社会理念,昭然于字里行间。中选网作者吴敏指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但愿那些赫赫然、骄骄然却昏昏然、盲盲然的官员们,能够阅览,能够警醒,能够三而思之——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 “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这使我想起托马斯•潘恩曾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已经堕落到了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茅于轼还说:“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独裁者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但是,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的侵犯。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 ”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 ”“搞经是国民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只能通过政策来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方利益,而不是赤膊上阵去搞经济。否则的话,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能不腐败吗 ? ”“我们愿意支持一个最终的一个中国统一的理想,但必须在自由、民主、均富下。什么时候条件达到,我们才觉得统一有意义。否则的话,就最好维持现状。” 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 “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自己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绝不应该为 ( 斯大林 ) 屠杀自己人民的做法辩护。至今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为这些屠杀的辩解,称,这种屠杀是为了更高的国家利益。我要强调,任何国家的发展和强盛都不能建立在民众的苦难之上,没有什么能够比人的生命更可贵的了。” 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 • 杰斐逊: “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 ! 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 ”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 • 路德 • 金: “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公正。我们都落在相互关连无可逃遁的网里,由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对一处的直接影响,对他处便是间接影响。” 中国央视主持人白岩松 : “信仰这个东西,还真不能依靠国家,它给不了你。但凡国家给你的信仰,总是挺可怕的。不说我们,我不知道希特勒当时给的是不是信仰,它怎么就将德国挺理性的一群人给引到那条路上去了 ? 所以但凡国家给的信仰,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的。”“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党报党刊’;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政府官员不能;在美国,谁的财产都可以保密,但政府官员的财产必须公开;在美国,谁的隐私权都不能侵犯,但是政府官员的隐私不受保护。” 美国总统奥巴马: “上帝赋予所有人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对于那些依靠腐败、欺骗和压制不政见等手段来巩固自己权利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已经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那就是: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 “没有自由和民主,吃得再好,穿得再好,无异于一群饲养得精美的牲口。”“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 前苏联著名异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 “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残。它不单是禁止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地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就如同行尸走肉。” 流亡美国的前苏联哲学家、小说家兰德: “流氓政府的性质在于,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是依凭法律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而是由官僚机构任意决断和侵占;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公民做事必须经过政府的同意和批准。由此种流氓政府统治的国家,只能处于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前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波兰思想家,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主编亚当 • 米奇尼克: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中国“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 “太平天国啊。多少人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天底下最龌龊的事情!要当心爱国贼,他们不分是非,搞不懂爱国和爱朝廷的区别!把祸国当爱国!比卖国贼还可怕!” 俄国 18 世纪著名的寓言作家、诗人克雷洛夫: “要是我们看到了丑恶,却不用愤怒的手指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离丑恶就不远了。”他还说:“猫爪子下面的夜莺,唱不出好听的歌。” 缅甸民主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 “我们这代人必须为儿孙们结束‘被代表’的耻辱时代 ! 否则我们将有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 ” 中国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承鹏: “没有您的授权,我不能代表您。” 泰国总理英拉: “像中国那样,以牺牲底层群体利益来发展证券市场的事情,绝不会在泰国发生 ! ” 思想家中国大陆官方早期领导人陈独秀: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 “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 ” 中华民国前总统蒋经国: “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中国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 “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就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 中国思想家,教育家信力建: 中国时下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所谓关“社会转型”,主要有三方面含义: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因此,在这个时期各种矛盾空前集中,也空前复杂,处理这些矛盾也应当特别小心,将其爆发控制在最小可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以最小代价完成社会转型——毕竟,中国已经是一个在这方面付出过惨痛代价,是再也“输不起”了的古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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