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陶东风：没有成功的革命如何告别？ 标签： 革命 告别革命 阿伦特 ● 陶东风 （ 进入专栏 ） 核心提示：政治自由是真假革命的衡量标准，也是评判革命是否成功的价值标准。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的原初政治自由诉求后来被虚假的意识形态、短视的社会物质诉求或自私的政党利益所绑架，以政治自由为旗帜的革命，在世界上不少地方最后蜕变为敌视政治自由的专制权力。革命毁掉原初的政治自由冲动，这才是革命最大的失败。 在后革命时代，也就是在短短的、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界的革命叙事，先是经过了人道主义话语的修复（《内奸》、《离离原上草》、《女俘》等），接着被新历史主义小说解构（《长征》、《苍河白日梦》、《故乡天下黄花》、《花腔》等），后又被消费文化戏说（《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最后是被基督教忏悔者彻底否定（刘醒龙《圣天门口》），其命运充满了戏剧性。不少对革命情有独钟的左派知识分子，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角度悲观地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已经渗透或即将渗透到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领域，在上上下下关注菜篮子和米袋子的时代，革命除了被消费戏说的命运以外大概只能是博物馆化了，它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土壤。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结果只能是使世界变成完全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革命成了我们急欲逃出的地狱，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却成了我们唯一的天堂。”[1] 这种新“左”的或准新“左”的论调似乎非常流行，但却经不起推敲。首先，资本主义化是否就等于是“革命”的反义词？或者说，革命是否只有“社会主义”这个专名？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曾经是西方和中国历史上非常革命的阶级。自由、人权、平等、正义、人民主权等曾经是、而且至今也依然还是革命的正当性基础，而它们正是资产阶级革命首倡的现代价值。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无论在多大程度上修改了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但自由、人权、平等、正义、人民主权等观念并没有被放弃，相反，马克思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创始人和权威阐释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真正完成在资产阶级革命那里仅仅被当作是带有欺骗性口号的自由、正义和人民主权。那么，这套现代价值是否已经在中国实现呢？ 另一些被归入“右倾”“新启蒙”、“自由主义”等名下的“告别革命”的论调同样令人满腹疑虑。这种论调在中国大陆学界其来有自，从对“文革”激进主义的批判，到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从顾准热到哈耶克热，“告别革命”论者宣称的革命不如改良，激进不如渐进，法国革命不如英国革命，同样是一些是而非之论。[2]更致命的是，它把“革命”这个具有非常丰富内涵的术语，简单等同于“文革”的人道主义灾难，把人道主义和“革命”对立起来，而没有看到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普世价值，曾经而且将继续成为革命的强大资源和动力。至于革命的方式问题，实际上革命从来就不是暴力这一种方式，即使我们可以认为凡是革命都是激进的，但激进也不等于暴力。 革命的基本意思是社会、特别是国家政体的基本性质的改变，因此，革命总是带有激进的含义。在阿伦特看来，“革命”虽然经常和“战争”密切相关，但是“革命不止是成功的暴动”[3]。阿伦特认为，革命许诺了“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4]，所以“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5]。阿伦特把革命看作是一种表现人类特殊能力的形式，人类有能力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自由行动。革命包含这样一种观念，即历史会突然开启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进程，一个新的故事，一个光明的未来。并非所有的政治剧变都是革命，因此，有没有革命就要看有没有人在历史存在中开创未来，缔造社会的新生。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成为人类创新能力的价值动力。 中国革命的领袖和先驱人物不无承诺革命将带来一个以政治自由、公正、平等等现代价值为核心的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这是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依据。因此，“激进”不是一个手段的概念，而是性质的概念，国家政体的根本性变化不见得一定通过暴力手段达到。从古代的宫廷政变到现代的军人暴动，其所带来的只是统治者的移位而不是统治方法的根本变化，也没有出现全新性质的社会和生活。这种暴力实践绝非革命；而20世纪末东欧的不流血革命虽然根本没有暴力的影子，却依然是制度的根本变化，它在性质上绝对是激进的，因为它导致了基本国家政体的变化（因此被称为“天鹅绒革命”）。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么，中国革命到底是否实现了它原先承诺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否真的告别了它声称要告别的专制的“传统”？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告别的是什么样的“革命”？是告别作为手段的暴力革命，还是告别革命的原初理想——自由、民主、人民主权（或者用阿伦特的说法，“自由立国”）？是失败的革命还是坏死的、畸形的革命？阿伦特在《罗莎.卢森堡》[6]中指出，卢森堡夫人“担心的不是失败的革命，而是畸型的革命。”“畸型的革命”不仅是不成功的“革命”，而且更是败坏革命声誉、使人们对革命本身产生怀疑和反感的“革命”（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它使得革命声誉扫地）。“告别革命”的吁求如果要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就必须把告别的目标锁定在败坏的、畸形的革命而不是失败的革命。 这需要我们认真清理革命作为实践和作为理论在西方和中国走过的复杂历程，清理革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话语体系中的不同版本，要认真研究到底是哪种革命观念和革命实践支配了中国的革命？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在观念和实践上经历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原先以民主自由和人民主权为核心诉求和正当性基础的革命理念是如何演变为“文革”的灾难的？它们在今天到底落实了没有？ 阿伦特从人的行动和它的自由原创性出发，来论证、评价革命及其带给人的希望。真正的革命源自人的生生不息的开新能力、自由行动，革命的目的是创造真正的公共自由领域，政治自由是真假革命的衡量标准，也是评判革命是否成功的价值标准。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的原初政治自由诉求后来被虚假的意识形态、短视的社会物质诉求或自私的政党利益所绑架，以政治自由为旗帜的革命，在世界上不少地方最后蜕变为敌视政治自由的专制权力。革命毁掉原初的政治自由冲动，这才是革命最大的失败。 当然，革命还有一个更大的失败，那就是革命的意义被遗忘，阿伦特说革命是人的自由开新能力的最高体现，是行动的最高、最典型形式。但是行动总是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正因为这样，革命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失败了的革命依然光照千古，彪炳史册，但其前提是必须通过叙事形式把它记录下来，阿伦特理解的“叙事”主要是“悲剧”。阿伦特理解的“悲剧”是一种“叙事”，是“说故事”。对革命的悲剧想象揭示的正是革命这种经常被掩盖了的偶然和不可预测性。革命的意义不在于其“成功”，而在于其长久地激活和保持人的自由意识。 这使得文学如何叙述革命这个问题变得空前重要起来，它获得了远远超出文学或审美的公共政治意义。这是我之所以如此重视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的根本原因。我们要问：中国的革命得到了怎样的叙述？它的悲剧性得到了怎样的揭示？中国革命的自由立国理想实现了么？如果没有，为什么？ 这样一种复杂纠结的思考将使得我们既不可能简单天真地鼓吹革命暴动，回到“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也不可能廉价地（也是完全和乖巧地）宣称“告别革命”，而是把革命当作认真严肃的学术问题进行反思。 ——————————————————————————- [1] 暨南大学研究生赵牧的硕士论文：《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559-2005141919.htm。 [2] 既误读了顾准也误读了哈耶克。 [3]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3月，第23页。 [4]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3月，第17页。 [5]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3月，第23页。 [6] 1966年，Robert Sivers请阿伦特为将出版的《卢森堡传》(作者是著名政治学者Peter Nettle)写一篇书评。阿伦特记下许多阅读感想，并写就《革命的女英雄》一文，发表于《纽约书评》。后以“罗莎.卢森堡”为题收入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进入 陶东风 的专栏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224.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我的历史观大致是这样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的两百年到1989年结束，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位，多一个没有，少一个也不行。刚刚结束的所谓“二战”以后到1989年结束的所谓50年“冷战”，我不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单位，它只是刚刚说的这个历史单位里面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小阶段而已。所以我觉得，“冷战”只不过是两百年棋枰上的收官阶段，这两百年我把它删除大量的细节，我把它浓缩为六个国家、三种类型，哪三种呢？ A.英国和美国，B.法国和俄国，C.日本和德国。这六个国家呢，我感觉A和B是两个主线，C是一条副线。这两百年的历史在我的眼光看来是两条主线对位争雄，一条副线串绕其中。 那么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征呢？我想英美法俄他们是原发型现代化国家。这里面俄国稍微勉强一点，它还有后面C组的一些特征。德日是后发性或者叫继发型的现代化国家。这个应该没有争议，可能有争议的是我下面的观点：这六个国家的基本面貌是因他们与革命的不同关系塑造的，三种关系：小革命、大革命、不革命。英美是小革命、一次革命、有限革命，一锤定音，从此长治久安。法国和俄国是大革命、无限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德国和日本在它们的历史基本上对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过革命性的冲击，所以我把它叫做不革命。小革命与大革命与不革命的差别在哪呢？英国革命，1642-1688年我称为1.5场革命。美国革命，1775-1783年八年抗战赶走英国人，再加上此后的在议会厅里进行的1787年制宪革命，它是1.0场革命。1.5与1.0指什么呢？首先他们都有一个1，就是他们都有过一场政治革命。英国正式革命阶段，时间拉得特别长，1642-1688年这46年，他们赶走过国王，杀死过国王，请回了国王，又驱逐了国王，最后把被驱逐的国王的女儿和女婿从荷兰请了回来，就是1688年光荣革命。从此以后，长治久安。到今天，我们看不到英国有发生革命的现实性，从小学里我们就学习到，马克思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面一个特定的座位上写《资本论》写了十多年，天天都在设想革命应该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发生———就在英国，我很小的时候便读到了这篇课文。可是马克思没有等到革命。革命是在他背后发生的，最后等来的是场俄国革命。 英国只有一场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却是在一个工商阶层和王室的妥协的钟点大规模摆荡，然后钟摆停在了中点———1688年的妥协，英国确立的君主立宪制，是没有成文的宪法，它却能成功统治到今天；我说是1.5场革命，还有0.5场是政治革命所引发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指的是社会成员财产关系的大规模转移，而且往往是通过急风骤雨的暴力手段的转移，通过土地工厂等等，这个是社会革命。英国有社会革命，但是社会革命不激烈。所以我说是0.5场革命。还有的是文化领域的革命，英国没有，它有政治革命伴随社会革命但没有文化革命。相反，1689年，在“光荣革命”的第二年，他们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国王和议会不得强迫臣民改信与他有着一致的宗教信仰，由于当时99%的文化生活是宗教信仰，允许国王、议会和老百姓，采取不同的宗教信仰，过不同的宗教生活。1689年的宽容法，实际上意味着人们在精神文化领域的生活是多元并存的。政治权力不能进入宗教生活发动革命。所以，1688政治革命结束，同时也关上了文化领域里面引发革命的栅栏。 美国更小，1.0场革命。而且这个1本身就有很浓厚的保守性。1775-1783年的独立革命赶走的是英国的殖民统治，继承的是英国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建立的议会制度、地方自治的制度安排等等。他们是用英国人的制度与英国人作战，最后赶走了英国人。革命结束以后在1787年制定宪法，又往前走了一大步。我觉得这三个月的会议比那八年的抗战还要重要。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却对美国的历史腰斩一刀，对三个月的制宪会议只是一笔带过。三个月的立宪会议确立了今天的美国宪法，美国就是由这一部宪法管了一百多年。而我们国家到今天就已经是第四还是第五部。但美国有社会革命吗？没有，没有大规模的从这部分人到另外一部分人的财产的大规模的转移。文化领域的革命更没有了。它在1787年的修正法赋予公民的投票权，同时规定了议会不得干涉公民的信仰选择。也是像英国一样但是是用比英国更通俗的语言，拦住了议会之手、政府之手，革命之手伸到人的脑子里面去，去捏出一个文化的新世界。美国是用立法的形式制止了文化的革命———文化革命是非法的。所以它是1.0场革命。 那不革命的德国和日本基本没有大规模的革命性的冲击，但这后面也留下很多问题。 不革命不好，大革命也不好，小革命最好，一次性最好。 第三个差异也跟我们历史教科书所说的差异很大，就是启蒙之差异。你看我们历史教科书说得不错，讲到法国革命的时候必有前面一章说法国革命前的18世纪的启蒙运动。没错，是启蒙运动。从孟德斯鸠、伏尔泰到狄德罗、卢梭。革命前，文人哲士在沙龙里的观念风暴持续进行了有半个世纪之久，它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启蒙运动。而你看英国革命，英国革命之前有休谟，革命中有洛克，革命以后有亚当．斯密，等等，这些人并不像法国的文人哲人们在频繁进行他们的思想探险，而是很小规模很低调地以爱丁堡大学为中心，在苏格兰而不是在英格兰，进行零星的思想探险。不夸张地说，它只能算是启蒙活动，根本不能算是启蒙运动。美国呢，坦率地说，美国革命无启蒙。革命前没有一个文人哲士进行的观念风暴。所以英国美国的革命和法国俄国的革命有很大的差异。差异之一就是革命的领袖阶层、主导阶层不一样。英国美国的领袖阶层，基本上是士商———士绅、工商阶层———就是有产业的实业家；而你去看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法国革命在第一阶段文人哲士还没有起多大作用，但法国革命第三阶段就基本上是在文人哲士的领导下进行的；俄国革命也是的，中上领袖阶层很多都是文学哲学爱好者。这就引起了一个起码的差异，英国美国革命的领袖阶层都是全身而返，而法国俄国革命，革命的发动者、领袖阶层大部分是被革命本身所吞噬。英国这个现象不严重，而美国根本就没有一个领袖阶层是被革命所吞噬的。这个现象足以让我们重新思索什么是启蒙？怎么进行启蒙？启蒙的界限要划在什么地方？启蒙的合理性就和教育的合理性一样，知识的根基、观念的根基，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跨越了这个范围，进入了改造人性，改造人心，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要掀起一个文化风暴的话，这样的启蒙是误入禁区，这是要祸国殃民的。英国美国之所以是小革命，法国俄国之所以是大革命就是这个原因。法国俄国革命最后是误入禁区，将手伸向了人的头脑，这块柔软之地，要铲除一个旧的世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所以法国俄国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是马不停蹄的，一定是要有文化革命的。英美的革命是受局限的，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制度的重新安排；社会革命最多半场，而文化革命这把圣火却是玩不得的。所以对于启蒙一定要警惕。有两种启蒙，法俄的是走入歧途，但又不能不启蒙，关键是启蒙的界线划在哪，启蒙不应该企图改造人性和人心。凡是把启蒙伸向人心三寸柔软之地的启蒙必是祸国殃民的启蒙。当然如果不启蒙也有问题的就是啦。美国由于革命前没有启蒙，由于特殊的社会阶层，它的文人哲士特别少，它的工商实业特别多，所以美国建国以后两百多年的发展有着一个务实的精神。列宁也反复说要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俄国人浪漫精神结合起来。这个求实就跟他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文人哲士没有法俄革命这样轰轰烈烈有关。直到今天，美国社会的草根性站在欧洲大陆的立场上都是很难理解的。美国大选中如果有人过于渲染自己的精英出身，往往适得其反，美国的根不是扎在像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而是扎在小城小镇里的，只有到那里去看了你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那么保守，为什么会出现宗教复兴等等。启蒙的一边是那种草根性这是留下一些可以商榷的东西；其中另外一边呢，那就是改造国民性，像日本、德国那样，日本强调国民性，德国强调超人意识，这都是让本民族陷于战祸，给人类带来灾难。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喜欢讨论的文化，我不瞒你们讲，我带硕士、博士，凡硕士、博士进来，就会让老师开书目，我一般不开正面书目，我会讲一学期课，再向学生建议应该读什么。我只是在第一学期开始时告诉他们，什么书可以不要读，什么书可以不要买。到书店里去，新华书店或其他的书店，凡是带有文化研究的书一律可以不买，可以省下你们贫寒子弟大把的散碎银子，尤其是用中文写的文化研究的书，大部分是骗人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日本，尤其和德国的知识分子一样，特别喜欢谈文化，可实际上，这不是强国之道。一个民族，特别要强调本民族的文化优越，肯定说明这个民族有问题。德国是什么时候强调他的文化优越的呢？1806年拿破仑打进了普鲁士耶拿以后，普鲁士败亡，那个时候费希特出来做了一讲演《告德意志人民书》，它很有名啊。它激发了德国人的统一主义、爱国主义，这另当别论。这里面是第一次提出：战胜了我们的法国军队，仅仅是文明战胜，而我们德意志人民拥有历史深处的东西———文化优越，文化、文明是两个层次的东西，文化高于文明，所以德意志人民不要气馁，德意志神秘的优越文化去战胜只有文明优势的法兰西军队。这正是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可以分离，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说。你想想，“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历代都有类似费希特的说法。 实际上，A、B、C这三个类型，尤其是A和B在竞争的时候，他们在制度上的优劣和文化上的高低，恰好是成反比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争雄是在17到18世纪，那时英国人在文化上是低于法国的，他强于法国的是民间的制度选择上。英国能够从争雄到最后英国胜出而结束，是制度，不是文化。 这地方讲个笑话，20年前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我们选的第二外语———法语，教我的法语老师是我们复旦最好的法语老师，他当然发音非常美啊，他能发法语音、英语音、俄语音、德语音等等。他让我们听哪国语言最好听，当然法语最好听，我老师在俄罗斯留学那么多年，告诉我们的也是法语最好听。人们都说法语是讲给情人听的，俄语是说给母亲听的，德语是说给敌人听的。我的法语老师告诉我们的我现在都还记得，他说你们去看，英文里面凡是吃喝玩乐的高级词汇60%是从法语来的，但法语的词根不和英语本身的构词法相同。果然如此，凡吃喝玩乐皆法兰西之词也，那文化肯定是法国高于英国，英国是粗鄙不化啊。今天仍是英国菜比法国菜难吃得多，我们选择的话，比如我去欧洲旅游，我第一选择肯定是中国菜，我是有一个中国胃是爱国的，第二选择是法国菜，实在不行，我就选择英国菜，英国菜的确是难吃。 但是两百年世界历史的第一回合争雄胜出的是英国而不是法国，最早看出英法两国暗中较量，一个世纪当中就是互相打量对方，争夺对欧洲文明领导权的是托克威尔，托克威尔在他的关于美国的民主这些书里说得都非常详细的。最早指出法国革命的灾祸之一是观念过剩、文人过剩的也是托克威尔，他在《大革命旧制度》这本书里18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刚讲到德国，德国在被法国打败的情况下，颁布出文化高于文明一说，顺着这一说往前走，走出尼采的超人意志、黑格尔的神秘哲学等等，最后德国士兵是踩着黑格尔的小册子，在二战战场上冲锋陷阵。我想，单个的德国士兵他的战斗力可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到现在如果德国军队和法国军队单挑独斗的话，法国军队可能还不是德国军队的对手，那么德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不革命的，它更多的精力用于激发所谓国民性中的文化优越。这带来了它独特的战斗力，但是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惨绝人寰的屠杀计谋———可以把600万人面不改色心不跳地送进毒气室。 日本呢？也是在异国军队占领以前，不肯对本国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国家。要急于赶上英国美国，更多的精力也是用于什么上，所谓精神振兴，它的大东亚共荣圈啊、王道乐土啊等等，带有浓厚的在文化上报仇雪耻，推翻白色帝国主义这样一种急迫心理，它在国内诚心诚意搞国民性改造，就是国民的基因改造。他们曾经围出几个神秘的小岛，找本岛上机智的女子，然后通过各种手段从欧美找来高鼻子、蓝眼睛、腿又长的白人男子，在这里配种，产生一种日本国民。而他们进军东南亚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所到之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高等次的文化人跟他们合作？中国人叫汉奸。有两个民族与异国侵略者合作最多，这两个民族恰好都非常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一个是法国，一个是中国。法国法奸很多，中国汉奸更不少。但我今天不这么讲，就是为什么这么多高等的文化人与日本人合作？上至最强调国民性改造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下至大家都爱读的张爱玲的情人胡兰城，他们都不是“骆驼祥子”，都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有高等文化的人啊，甘心卖国求荣吗？不是的，实际上日本人进中国是打着文化合作的旗帜，大东亚共荣圈底下的文化，你们和我们都受着白色帝国主义的欺负。你们打不过他们，我们帮你们打，打了之后帮你们出气。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此前已经占领了虹口的日本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全都跨过苏州河，进入租界并占领租界，占领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12月8日，他们强拉白人强迫他们拉黄包车，黄包车里坐的是谁呢，是中华民族子孙，是中国人，黄皮肤的。让白皮肤去拉黄皮肤，然后用刺刀组织市民在南京路上鼓掌欢呼：我们终于翻身了，我们打倒了白色帝国主义。汉奸他们犯了罪，他们没有办法100%发表他们的辩词，否则他们一定会说当时是因为有文化吸引力，所以才下水的。 日本是典型的制度改革半途而废，那么英美与法俄的制度竞争，关键环节是什么呢？ 一个是政治制度，一个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中英国是君主立宪，美国是无君共和，经济制度当中特别强调就是经济制度的创造性，现在我们已经不可分离的证券、股票、保险公司，这些东西最早一部分是在威尼斯，一部分是在荷兰出现的，然后随着1688年荷兰亲王转移到英国，英国把这个制度发扬光大。那英国和法国争雄的时候，在几个制度环节上，法国不知不觉中落后，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对外贸易是民营的还是王营？王营，王室啊，今天来讲就是政治垄断。英国是民营，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都败下阵来的重要原因是王室的垄断外贸。 第二是英国很早就确定了产权明晰。他们说英国宪政的第一块基石是1265年的时候，地方诸侯赶到王城之下逼国王签订了城下之盟———《大宪章》，实际上这就是一份产权明晰书。因为它规定国王未经许可不得增加税种，增加税额，必须经开会同意。1642年，400年以后还是争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国王和议会打起来了，英国革命进入了第一回合，就争这个产权明晰。法国在这个问题上长期落后，国王不受限制地侵吞贵族、贫农的财产。所以两国都有海外殖民地，比如对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最早不是英国人的，而是法国人的殖民地，是法国殖民失败以后，英国才去。这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不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这就是产权明晰信条，使英国后来居上，澳大利亚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第三点呢？是间接统治。间接统治还是直接统治牵涉到英国和法国对殖民地不同的管理方式。英国的管理方式是，到一个地方以少胜多，一个重要的诀窍是不改变当地社会结构，只根据当地社会结构与统治阶级结盟，以土著治土著，以一当十。法国这边是直接统治，去了以后，改变人家社会结构，在越南时，它还试图改变它的语言。这样带来的后果，比如二战以后，宗主国撤离以后，英国殖民地这块地方发生革命动乱的概率远远低于法国殖民地。二战以后闹革命、动乱不止的大部分是法殖民地，而不是英殖民地。一个重要原因：英国人统治300年也好，200年也好，它没有破坏人家社会结构，底下的秩序能靠着它原来的惯性继续运行下去，革命分子很难找到革命的温床。就拿上海做例子，上海有法租界，也有英租界。英租界就是现在的南京路到静安寺两侧，法租界是延安西路一直到华界的最南端，小东门、老西门等等。你们读黑社会的史料时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杜月笙，黑社会老大，在突破华界到了法租界所行的一套还是黑社会初级阶段的做法———烟、赌、嫖等等，这在法租界基本不变，但当他发展到英租界的时候，他就对自己所有的门徒，下了道禁令：到英租界发展，要给我短衫换长衫。长衫就是有文化的人，读书人穿的。为什么从法租界到英租界有这样变化？英租界的法制秩序远远好于法租界。当年英国公布决案：中国革命以后英国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安全、自由、法制、秩序。意识形态上不干涉什么。马克思主义可以活动，陈独秀可以在新世界发传单。就是英租界的法制秩序造成了上海的繁荣，也是这个秩序逼着杜月笙从法租界跨过到英租界时所有的门徒子孙全部给我短衫换长衫。那英国美国革命共同的联系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它们的政治是文明的。很幸运，我们党的十六大把政治文明写入章程，所以我在这里可以大模大样说政治文明。它们的政治文明是从工商文明转化而来的。不是从士绅传统或改造国民性来的。在他们的制度平台上，制度是用来立意表述与博弈的工具，而不是用来改造社会，改造人性，甚至承当不了太过广泛的职责。我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它的政治文明是从工商文明转化而来。你们可以看看他们领袖阶层的结构尤其是看看他们怎么修订宪法。 前年我们国家的武汉一名教师，在美国生活多年，终于完成他的一个宏愿，就是把在美国中学教科书作为经典之作的《1787年的会议记录》全部翻译出来出版。其实这本书很有价值，应该好好看看这本书。这本书的题目是《辩论：1787年制宪记录》。当时会议参加者有55个人，其中有几个有心人做记录，有一个人做得最详细，就是根据这个人整理记录的55个人开166天会议，每天争什么，怎么争，怎么解决这些争执的。我觉得那书加上《联邦党人文集》可以作为解读他们怎么由工商文明转化为政治文明的读本。这里面很多是和我们中国很多传统思维不一样的。1787年制宪会议其实一开始是非法的，55个人从各州选出来的时候仅仅授权给他们修改此前写的邦联条例，55个人在小的会议室里坐下来时大家觉得没有修订的必要而是要重新制定，一说到要重新制定，大家就被吓坏了，赶紧拉上窗帘关好门，因为这是非法的，超过了选民的授权范围，所以要严格的保密。在大热天，从5月到9月，没有空调，房间又很小。我两次去那里瞻仰，那55个人的工作区域相当于这间房间的三分之一。华盛顿是主席，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为了他的一直加于一派对另一派的影响，就这样面对着这55个人，这55个人在争在吵。这55个人出身都不好。我上世纪80年代初念硕士的时候，硕士导师还要指定一本书让我们作为美国史的必读教材，可能在座有些学生都读过，就是美国左翼史学家60年代写的一本书，比尔德夫妇两个人写的《美国1787年宪法的阶级分析》。因为他们是左翼史学家，他们相信阶级出身决定人们的政治立场。它指责1787年的宪法是剥削阶级的虚无宪法，充满了剥削阶级的偏见，掩盖了它的压迫本质，那么最终的证据是制定这个宪法的人的阶级斗争。根据史料可以知道这55个人中有农场主、债券持有者、银行家、国债投资者，基本上是有产阶层，另外还有的就是律师。没有哲学家、文人、写新闻者、小册子写作者、诗歌爱好者，这些人在法国、俄国、中国革命中是屡见不鲜，而在美国革命中一个都没有。这55个人讨论宪法就像在商场上讨价还价，吵得很厉害，大家非常悲观，以致后来从城里找来一个牧师，每天给大家做晨祷，无数争执中最有名的一场争执被美国的历史学家、宪法学家称为“伟大的妥协”。我们看一下这个“伟大的妥协”是怎么妥协出来的。到1787年所谓的分权学说从孟德斯鸠、洛克的学说中一步步明晰，到了美国革命时已演变成三权分立。三权当中最重要的是立法权，而立法权分为参、众院两院。那么参、众院的席位关系到每一个阶层的利益表述和利益博弈，必争参院、众院的一席分配。这里面争执的两方为大州和小州，大州是指选民多的，小州是指选民少的。#p#分页标题#e# 北方多半为大州，南方多半为小州，其实只是选民少，占的地方未必少。双方要妥协应有博弈，关于参议员，北方让步了：在每个州中选2个参议员，无论州的大小，选民的多寡。那么大州显然觉得吃亏了，那么它就要在众议院席位上得到补偿：众议院的席位必须按照各州实际选民的人数按比例分配，这应该是合理的，这作为原则大家必须接受，南方再不高兴也接受了，因为在参议院已经沾光了。但在众议院计算席位的时候，南方提出一条要求说他们的黑人也算选民。当时是1787年，废奴主义很少，将近在一百年以后美国才为了黑奴打了第二场内战。为什么是第二场内战？我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内战，是英联邦里面殖民地和宗主政府爆发的内战，1863年林肯主导的战争是第二场内战，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我把话题再拉回来。那众议院南方突然就大发慈悲说我们的黑奴也算选民，那北方不同意了。因为平时南方是从来不把黑奴当成人的。黑奴贩运到口岸上时，是像看马看骡子一样看他的牙齿来决定每一个黑奴的价格，骨肉生生被拆散，母亲被这个农场主买走，儿子被另一个农场主买走，把他们当牲口一样对待，怎么到这个时候倒要给黑奴政治权利呢？无非是要扩大南方的众议院席位，北方不干，而南方不让。于是吵啊。在这个问题上爆发了严重的危机，这个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幸亏这55个人都是丑恶的工商业主，平时谈生意谈惯了，他们和法国、俄国的革命领袖不一样，法国俄国革命中一旦碰到利益之争，利益被上升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意识形态的东西一定是某一方全胜、另一方全败这个零和游戏。什么东西到意识形态大家都明白了，是原则之争。他们走的是下行路线，碰到些分歧他们往下走，不往上走，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所有的分歧换算为数字，甚至于是精确到小数点后面来评价，你让我一个点，我让你一个点，最后在这个问题上是用工商业主的手段来解决的。怎么解决的呢？有一个黑奴算一个黑奴，北方坚决不答应，1不行；有一个黑奴不算一个黑奴，算0，0也不行；那么只能在1和0之间，双方接近了。讨价还价到最后，每一个黑奴算五分之三人口。你们现在觉得很好笑，孤立来看，《人民日报》完全可以为这个东西发一个短评———《万恶的帝国主义》，两百年前就不把黑奴当人，算他们五分之三人。但就是这个平息了制度的危机。 那英、美、法、俄它们之间的传承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知道法国和英国争雄一直争到20世纪初期法国黯然退出，它现在还是二等国。英国在那个时候即维多利亚时代称为日不落帝国，那么英国的接力棒是怎么传给美国，法国的接力棒是怎么传给俄国的呢？真像恩格斯讲的，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诗人。这两个“精神之母”分别是在战场上把接力棒传给了打败它的“精神之子”。英国在1775到1783年被自己的“精神之子”美国打败，儿子用母亲在当地孕育的制度打败了母亲，让接力棒传给了它。法国也是这样，它是1812年所谓拿破仑侵略莫斯科即俄国人的卫国战争中，打到了莫斯科，到现在还没有考证出来是谁放了这场火，一把熊熊烈火烧毁了大半个莫斯科，法国仓皇撤退，这个时候躲在郊外的年轻沙皇亚历山大携军直追，打败了拿破仑的60万军队，一直打进了巴黎。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来自蛮荒之地的俄国骑兵沿着巴黎塞纳河进入欧洲的花都，万人空巷。当时的女子都打扮整齐盛装迎接，其实是要争睹骑兵的风采，没见过带有亚洲血统的骑兵是什么样的。那么亚历山大带领的这支军队进入巴黎，他征服了巴黎，打败了法国革命，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所有的年轻军官下马打听的是伏尔泰、卢梭的墓葬在哪里，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工作间在哪里。巴黎的这支军队经受了法国革命的第一次精神洗礼，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打败法国这支欧洲军队之前有非常强暴又野蛮的彼得大帝改革，彼得大帝改革将俄国脱离亚洲进入欧洲，他在朝廷上动手用剪刀剪俄国大臣的亚洲式的胡子、亚洲式的长袍，他在1712年打下了彼得堡以后搭了一个小木屋，这个小木屋窗子朝着西方，他就住在里边，这就是彼得堡的来源。俄国出现了一国两京，一个国家有两个首都，莫斯科———内陆首都，彼得堡———海洋性首都，这两个首都之间互不买账，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始的时候，安娜是在什么场景下出现的？是在这两个城市之间运行火车上出现的。一个国家出现两个首都，一个代表内陆文化，一个代表海洋文化，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北京有点像莫斯科，上海有点像彼得堡，所以它们之间关系一直很微妙，一百年来北京和上海的双城记一直是观察了解中国社会政治变化的最好的角度之一。当年俄国也是这样，一国两京，还有一国两语，一个国家还分成两种语言。它的中上层是说法语，以法语为主，从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法国典雅文化———它的文化、它的音乐，尤其是它的芭蕾舞，俄国都是移植法国的。然后底下的老百姓、广袤土地上的农奴都说俄语，下乡收种子的人是说法语，农奴应对他们说俄语，就像外国人来收种子一样，大家互相听不懂。这个国家是分裂的，说得好听一点，他们国家的国徽———一个雄鹰、两个头，一个代表欧洲，一个代表亚洲。所以这支军队进入巴黎以前，这些贵族出身的青年军官早就仰慕法国文化了，有这样的机会当然要去接受他们的洗礼。教科书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事件和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后来你们从中学教科书和大学教科书中读到过的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文学史里讲到过十二月党人的一些诗词，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南北领袖就是1812年跟沙皇进巴黎接受法国革命政治文化洗礼的青年尉官，到1825年是青年校官了，已经从上尉变成上校了，是他们用十几年前饱吸的法国政治文化来反抗沙皇专制，打响反对沙俄专制的第一枪。1825年以后到19世纪的中后期出现民粹党人，民粹党人也是有德国、日本的思想倾向，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腐烂了，俄国未经污染的精神文化、道德人权在中世纪的农村公社、在田野、在千百万淳朴的农奴中存在，19世纪70年代民粹党人提出的口号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口号几乎一模一样，这个口号就叫做“脱下学生装，穿上新布衣”，自发地去农村宣传革命，但农奴的反应非常冷淡，农奴的反应是，从来就只听说鞋匠造反做老爷，没听说过老爷反过来要做鞋匠的。此后，民粹党人陷入了绝望，采取了个人暗杀恐怖行为，一些青年民粹党人浓妆盛抹进入俄罗斯宫廷，跟王公贵族、沙皇跳舞，耳鬓厮磨之际自己拉响炸弹，针对的是王公贵族，而不是像今天的恐怖分子针对平常的妇人小孩。 而后列宁领导了一场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直认为他们做的事业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革命的未尽事业，他们是法国革命的接班人。所以有非常激烈的政治革命。俄国沙皇不像法国的路易十六，当时要和奥地利勾结，在边境上被捉回来，出于义愤被送上了断头台；俄国的沙皇是在十月革命前8个月的二月革命中被推翻的，二月革命后他一直没有反抗过革命，结果十月革命推翻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后找到了沙皇的栖息地，在地下室里把沙皇一家全部射杀。今天还是苏联历史上负面的一章。把政治革命引向了激烈的社会革命，疾风暴雨般大规模转移财产。19世纪20到30年代他们那时的革命，要铲除旧社会，铸造新社会，要塑造一代苏维埃新人等等的话非常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整体，这句话以后都不说了，哪怕今天也不强调这句话了。这是进步。 那么，在战场上这两组国家分别完成了民主交接，基本塑型进入20世纪以后的世界格局。后来发生的美苏争霸我认为只不过是英法争霸的一个延续，两个回合的胜负结果也是一样的，上个回合法国淡出，这个回合苏联淡出。历史是联系的，而不是断裂的。 （以上内容来自朱学勤学者演讲的实录节选）

核心提示：尽管动机有所不同，埃及还是可以从1970年的伊朗革命中学到以下五条经验 原文： What makes a revolution succeed? 作者：Roxane Farmanfarmaian 发表：2011年2月1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虽然埃及的军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是信任军队并不总是最好的革命计划。图片来源：Gallo/Getty】 2月12日，32年前的这一周，伊朗宣布革命成功：伊朗国王走了，军队被消灭了，新时代的黎明到来了。 尽管随后发生的事和埃及人所盼望的大相径庭，伊朗的革命仍不失为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而埃及人也许能够从伊朗人废黜一个牢固的政权，获得新的权利的过程中受到一点启发。 今天，埃及的军队已经取得了控制权，并承诺将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这意味着示威者可以相信他们的军队，放心回家吗？埃及和伊朗的情况很不相同，他们的愿望和媒体时代也相差很远。人们希望，埃及人将会建造一个更加民主，能更加安全地实现公众胜利的国家。 不过，对那些在尼罗河边面临着快速变化的事态的埃及人来说，伊朗的革命应该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经验。 经验一：革命需要时间 从伊朗革命的开始――普遍认为的起点，是发生在伊朗主要的石油城市阿巴丹的一场造成了400人死亡的剧院大火，到1979年2月12日宣告胜利，时间长达一年零一个月。 示威发生在雪花纷飞的冬季和酷暑炎炎的夏日，人们遭受射击，起义失去了一开始的新闻价值，过不多久，就再也没有国际媒体的重点关注。但是集会仍在继续，仍在壮大。人们坚持着，他们已经做出的牺牲推动着他们去推翻那个军事政权。 在埃及，我们看到，当起义的真正目标变得清晰的时候，人们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换掉政权，而不止是换汤不换药。穆巴拉克辞职了，权力转移到军队的手里，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改换政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求有远见，组织，还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正如伊朗的示威者发现的那样。 经验二：根深蒂固的政权不会静悄悄地离开 经过三周的动荡，穆巴拉克也许会，或者不会，真的离开。重要的是，他仍然在埃及；被废黜的总统，比如突尼斯的本・ 阿里，通常只有在流亡后才算是真正的”离开”。尽管”国王去死”的呼声不断，伊朗国王仍坚持了一年。在最后的日子里，跟穆巴拉克一样，伊朗国王试图用当前政权中的信得过的新面孔来替换他的首相，试图从现有政权中创造一个过渡政府。 实际上，伊朗国王换过三位首相――先是一个有民主声望的人，再是一位将军，最后是一个伊朗的大部族的首领，这个人也是主要的反对党民族战线（the National Front，尽管在那时，这个政党只是一个空壳）的领袖。 但示威者对他们一个都不认可。跟埃及的副总统奥马尔 ・苏莱曼一样，伊朗国王亲手挑选的领导者做出的让步十分微小，却伴随着不小的威胁：人们必须回到家中，正在失去耐心的军队开始接手，西方式的民主不适合中东人。 对伊朗人来说，跟埃及人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摆脱这个精英控制的腐败政权，不管这个政权的领导者是谁。所以，就是国王逃亡后，示威还在继续。这样就可以确保现存的统治大厦最终倒塌。 教训三：军队并不可靠 跟目前的埃及不同，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五强的伊朗军队，并没有克制自己不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 1978年10月的星期五大屠杀，只是军队以真枪实弹对人群开火的众多事件中的一起而已。而且，尽管今天的埃及军队避免了那样的公开攻击，但是他们使用暴力的风险却一直悬在抗议者的头上。 现在，掌管着政府的军队强烈呼吁稳定。这标志着，如果集会继续进行，就会出现混乱的风险。但是，虽然伊朗的军队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示威者们依旧继续前进。尽管出现过流血，示威者们拒绝把自己的怒火发泄到军队身上。最终，他们拖垮了士兵们的斗志。 鲜花挂在了他们的枪口上。当士兵们经过街道的时候，家人，朋友和邻居们上来和他们拥抱、交谈。人们把街边的坦克盖上横幅，装饰上各式各样的海报，并把口号喷涂在坦克的两边。 对埃及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军队拥有强大的火力，而今天的埃及则有一些混合的信号，这也许是一个危险的时刻。有报道说，军队里有年轻的成员加入了示威，甚至旧卫队也加入了。在面对军队的时候保持和平，也许是示威者手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而这也是一个不能被随意挥霍的工具。 经验四：罢工是成功的关键 上周，在埃及的一个戏剧性的发展，是在各个省城出现的，由工厂工人组成的，要求提供工资和待遇的罢工浪潮。 而在伊朗，开始于油田并传遍全国的罢工活动在打败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然气和煤油（煤油是许多伊朗家庭冬天取暖的燃料，而伊朗的冬天要比埃及的冬天冷得多）的短缺导致了天然气站外长达几个街区的蛇形队伍，很多人已经等待了48小时。 整个晚上，司机们耐心地坐在他们的汽车里，摩托车和手推车里，同时，政府一直在坚称伊朗没有出现石油剥夺。只有精英们和军队能得到石油，他们骄傲地把车开过空荡荡的街道，这一行为也增强了公众反对他们的决心。 罢工（尽管并不总是连续进行）传到了工厂，工业区，甚至传到了发电厂，发电厂进行每天停电4小时。停电的时间正好和国家控制的电视台晚间新闻的时间重合，这是一个战略行为；这样，伊朗人每天就在烛光中吃着晚餐，并通过广播，主要是BBC，来获得消息。 罢工成了运动的脊梁――而且让罢工者加入了示威活动。他们带着经济和心理的力量，跟埃及人一样，伊朗人表现了自己付出过艰难的生活的代价，也要政权下台的决心。 经验五：国家控制媒体的转变是一项重大的成就 埃及的动荡很有时代特色：示威以发博和推特开始，并通过网络直播，脸书和手机达到了高潮。 甚至当穆巴拉克关闭了互联网和手机网络后，高技术通信手段接着开始工作。 伊朗自然没有得到这些好处。但是，国家运营媒体的转变，给了一个举行抗议的好环境。伊朗的Kayhan和Etela’at报，很像埃及的al-Ahram，都是政府的喉舌。当两家报纸第一次展示街上的人在焚烧伊朗国王无处不在的照片的时候（这些照片直到那时还悬挂在每件办公室的墙上，和每个家庭的走廊上），国家已经开始从深处失去了控制。 同样的情况上周也发生在了al-Ahram，这家媒体转向公正地报道新闻。对埃及人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是通往真正的媒体自由的开端。在众多正在找寻的自由中，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是取得真正胜利的第一个标志。 尼罗河畔的这一波浪潮看起来似乎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到目前为止，承诺的改变还没有出现在伊朗人的生活中。尽管人们一片欢腾，过去的旧军队的面孔仍在。如果运动是为了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伊朗的过去也许可以给现在带来一剂现实的良药，幸运的话，就可以照亮埃及的未来――尽管伊朗自己仍然处在阴影之中。 Roxane Farmanfarmaian博士是剑桥大学政治国际研究部的附属讲师。她也是犹他大学中东中心的访问学者。在伊朗革命和伊朗人质危机期间，她曾居住在那里。 本文观点为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半岛电视台的社论观点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