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我的環球之旅，第一站定於新疆，因為心儀此地已久，卻一直苦無機會踏足。新疆幅員廣闊，若計面積，就等於全中國的六分之一，但人口卻不足全國百分之二，只有約二千萬人。如果化身飛鳥，由北往南飛，是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和崑崙山脈三道山脈，中間有盆地、森林、沙漠、湖泊和河流等各種地貌，顏色紛陳，叫人目不暇給。 出門前，身邊朋友對新疆的印像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傾慕新疆的自然和人文風光，無論是北疆的喀納斯湖還是南疆的少數民族文化，對旅行者皆極有吸引力；另一種卻是對「安全」的猶豫，三年前的七五騷動使許多人對新疆的民族對立深以為憂，特別是烏魯木齊和南疆。「民族」叫人又愛又怕，我就在這種印像之中進入新疆。 2009年的烏魯木齊，漢族與非漢族人之間的衝突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中國官方指這是疆獨分子煽動出來的陰謀，西方社會則認為是中央政府對新疆持續漢化的反效果。三年之後的烏魯木齊巿街頭，你不會見到有甚麼明顯的民族衝突，而我在一路上遇見的不同民族，無論認識還是不認識，均對我這個來自香港的漢人非常友善，絲毫感覺不到印像中的「危險」。在巿效徒步的路上，不只一次有陌生的人主動招呼我坐他的便車，載我一程；也有熱情的大叔大嬸，請路過的我喝茶吃饢－－他們都是「印像」中危險的新疆少數民族。 然而身在烏巿，只要張目一望，看見那無處不在的攝錄鏡頭，以及數量不正常地多的保安哨崗，又難免感覺這種「和諧」如何如幻似虛。我和維族朋友走在烏巿的解放南路上，在繁華的街道上「零零舍舍」有一烏燈黑火、似是廢置的大樓，一問之下，朋友悄悄地告訴我這是熱比婭的物業，所以一直廢棄至今。我拿出相機想把大樓拍下，維族朋友看看了四周，輕聲說了句「小心點」，令我也緊張起來。 我想起王力雄在《我的西域，你的東土》提到維族人如何不會對漢人說實話，我那在烏魯木齊讀書的另一位香港朋友也有同樣觀察－－即使相識了一段時間，也不容易從他們口中聽到對漢族及政府的看法；有時候無意中說了一兩句，同族的朋友往往就會用自己的語言阻止，然後話題就無疾而終。不發表意見，不是因為滿意，而是因為不信任、不想惹麻煩。大概在一個被緊密監控的國度，將意見藏在心中，是最能保護自己的方法。 除了維吾爾族和漢族，新疆還有十多種較主要的少數民族，如回族、哈薩克族、塔吉克族等，這些民族各有歷史、恩怨情仇並非輕易說得清。然而在這「新的疆土」上，本屬外來者的漢族正主導著這地方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對這土地及這土地上的人，影響至深。別的不說，只是旅遊，就在使新疆不斷改變。 聞名的喀納斯湖、「中國最美村落」白哈巴、以及南疆等地區，來到的遊人，多希望看到「原生態」的新疆。可這與世上所有面對旅遊和發展這兩難的地方一樣，遊人一旦大量來到，又怎可能可以還有「原生態」呢？我在白哈巴村時，住進一家圖瓦族人家開的家庭式旅店（在這條小村子，基本上每一家都成了旅店，有些還兼營接送遊客）；同行友人是位來自北京的旅行攝影師，對屋主提出真誠建議，就是要保留這地方的原生態，例如避免在裝修上用上具「城巿」和「現代」的風格。屋主為難地一笑，說道：「話是不錯，可是大部份遊客不像你們，他們會投訴厠所不好、沒有浴室、供電不穩啊！」既要看「原生態」，又要可以像在家般舒適地旅遊，大量的旅客和他們帶來的金錢正是改變新疆人生活的重要因素。 新疆和西藏一樣，對外國遊客的管制比中土都要嚴格，加上近年內地旅遊風大盛，因此新疆遊客都以內地漢族為主。漢人帶來的不只是金錢，還有隨著金錢而來的話語權，在這個越益仰賴內地經濟的地方，自覺或不自覺地迎合著中土漢人的文化。然而非漢族新疆人的情感，並不只看金錢，還有日常生活的切實感覺；宗教、文字、語言、生活習慣，均可比經濟更能牽動人的情緒，每天面對著洶湧而來的內地自由行的香港人，應該不難理解。 當政府一邊刻意引入大量的內地資金、人口，並透過政策確保「主流」的漢族文化可以在新疆落地生根；另一方面以高度的監控去維穩（去過新疆西藏，更明白每年六千多億的維穩費是怎樣花掉的），以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時－－我雖然只是一個過客，卻覺得真正的「不安全」正因此越來越近。 （刊於第29期《陽光時務周刊》） (圖為烏魯木齊之「熱比婭大樓」)

（獨媒特約報導）近日觀塘的一棟工廠大廈有一個私營的五人室內足球場落成，甲組球隊南區中場陳銘剛是創辦人之一，他和七位中學同學用了近七位數字合資經營。陳銘剛和其他合夥人接受訪問時都認為這個足球場來之不易，全憑對夢想的堅持。另一邊廂，政府與足總推行的「鳳凰計劃」自2011年4月推行以來，已先後更換了兩位行政總裁，港隊教練摩力克亦在上任不足一年便下台；加上香港足球一直被人詬病的老細足球，港職聯推行一再押後。官方的鳳凰已經折翼，那麼民間呢？ 藏身工廈的足球場 記者走進位於開源道一座工廈的室內足球場，室內設有13部冷氣、配備最新款的彷真草和更衣室，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雖然樓底較低，但場地舒適，實在令人難以相信置身於工廠大廈之中。據老闆之一的 Philip 透露，整個計劃由六月開始構思，不消四個月，在九月作便開始試業。Philip 指為了節省成本和開支，鋪草皮、油漆、封板等均是八位合夥人親力親為裝修。他更自豪地表示球場使用的草比蒲岡村道運動場和青衣東北運動場的人造草更為新款。他們認為足球場的草地至關緊要，因此這塊草地是他們花很多時間和廠方商討後特製。草地下更有一層彷泥土的軟墊作防震之用，比其他彷真草更能避免令足腂受傷。 為何會選擇落戶在剛剛由「工貿區」變身為「商貿區」的觀塘？Philip 表示最初屬意停車場上蓋，但因為缺乏資金，而且要改變土地用途，所以最後還是選擇工廠。他用了兩個月時間尋找合適的場地，但基於香港工廈的租金昂貴，並曾經考慮過荃灣、葵涌、長沙灣和黃竹坑等地方，港九新界各工廠區都找過，但最後還是選擇了觀塘。先是因為觀塘這個單位空間較大和適合改裝成足球場；更重要的是自政府公佈「起動九龍東」計劃後，觀塘變得更多姿多采，尤其入夜後更甚。 觀塘的工廈其實也有不少其他運動場地。其中位於偉業街的恆生大廈，有一個佔地4,000平方呎全港首個室內滑板場，在今年2月落成。除了滑板場，鴻圖道的嘉士亞洲工業大廈中亦有一個面積超過一萬呎的室內運動場，一樓是室內滑雪場，二樓則是棒球練習場。可見工廈的可塑空間十分高，特別在發展體育上。 Philip 表示，當初他們和業主接洽時，對方也感到詫異。業主擔心人流出入會影響治安，而且更牽涉嘈音問題。陳銘剛認為相比起來，運輸物流行業會更嘈吵，所以最後更用外國的類同例子成功說服業主租出單位，整個過程說得上千辛萬苦。 Philip 慨嘆地方不足，小時候常常到街場踢波，但現在的場地卻常常出現炒賣場紙，令球場常常出現空置的情況。其次是香港足球面對的問題是沒有固定場地，缺乏場地辦青訓。即使在室外開班時，也無可避免受天氣的規限，令練習和課程進度受到影響。 他認為香港足球近年至所以一落千丈，正正因為缺乏場地，令青少年錯過了訓練和培養基本技術和足球基礎的黃金時間，新一代要到中學階段才有機會全面地接觸足球。早前馬來西亞大勝香港更說明了香港足球的退步，假若要重新起步便必須做到要做到足球普及化。Philip 明言，稍後時間會邀請全港小學的足球校隊來比賽或練習，甚至不收費也沒問題，最重要是能夠做到推廣足球之用。 圖：兩位創辦人之一 Philip 及陳銘剛。 熱愛足球 無悔無憾 香港職業足球前景灰暗，老闆之一陳銘剛是城大工商管理系的畢業生，但卻選擇投身被喻為江河日下的香港足球。 被問到對現時香港足球當前亂局的看法，陳銘剛自言作為香港體育學院足球部最後一屆的畢業生，政府的取態是最重要。尤其在東亞運足球金牌熾熱過後，一切像打回原形。他不諱言，從十二歲便聽到有關將軍澳會興建足球訓練中心的消息。十五年過去，也一直只聞樓梯響。他認為運動是持久的發展，需要長線的投資才能有收成。他表示能力雖然有限，但無悔無憾。全因為熱愛足球，才決定成為職業足球員和開辦室內足球場。而開辦室內足球場更是希望能夠為香港足球出一分力，並證明香港足球仍然有未來。他更希望能夠喚醒更多有心人，共同推動足球運動。 被問到對興建啟德體育城的意見，曾效力公民、愉園和飛馬等球會的陳銘剛認為想法是好，但落實需時；而實際受益人又是誰亦是值得商榷。再者香港的球場是絕對足夠，但編配上是否合適和用得其所則是另一回事。 圖：足球場的入口就是普通的工廈大門 香港無視世界五人足球發展 除此之外，陳銘剛指出五人足球賽其實在東南亞十分盛行，但偏偏香港卻只有七人足球賽，尤其亞洲足協甚至世界足協都要推行五人足球的時候，香港卻好像原地踏步。加上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生活節奏急促，都市人甚至做運動的時間也沒有。收工要踢波更是難上加難，所以五人足球更適合港人。因為需要的人數較少但觸球次數卻較多，更能享受運動。 運動員退休後，何去何從。是否該轉投其他行業，或是投身教練，陳銘剛坦言：「絕對有想過入職紀律部隊，但始終熱愛足球，所以才和一班中學同學開設這個五人足球場。而且自己亦在球圈長大，希望能為足球出一分力，回饋足球界。」 記者：麥馬高、Yiuman Fung

大師姐捐贈400個月餅給油尖旺食物銀行 2012年9月27日下午，香港月餅製造商大師姐捐贈了400個五仁月餅給油尖旺食物銀行（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營運）。獲贈月餅的朋友都非常高興，亦非常多謝大師姐的慷慨。 歡迎登入＜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視像頻道＞，重溫＜大師姐捐贈400個月餅給油尖旺食物銀行＞的部份內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KLSrRpiyH4 影像串流:  See video

大部份香港人一聽到「全民退休保障」，就會想到「大鑊飯」，「全民派錢」會打消人們儲蓄意欲，依賴福利。然後，總會想到希臘民眾上街，抗議政府加稅，減少退休金和失業救濟等開源節流措施。這是福利主義的惡果。 這種解釋無疑過份簡化希臘政治經濟危機的因果關係。危機爆發，是多種國外和國內因素互相扣連。筆者並非有獨到見解，只從不同的評論和研究文章歸納一些原因。 圖一：希臘國債和歐盟27國國債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2000至2011年，歐羅）綠色：歐盟27國 藍色：希臘 圖片來源： Eurostat ，2012 先說國內因素。最重要的一個是希臘根深蒂固的政治主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縱使希臘有著數千年的歷史，這個國家經歷大大小小的 整合和分離 ，是多民族國家，也有城鄉之別。 1974年 ，獨裁政權終結，中央政府之後選擇投放大量資源到地方， 確保維持體制，同時保證統治階層能夠延續 。其中一個策略是擴大公共部門，讓更多人當政府工，又擴大福利開支（縱使未追得上北歐國家，因為部分留給家庭承擔），但又不大幅增加富人和企業稅收，並且容忍大量 逃稅 ，結果就向外借款。有評論指過往二三十年的希臘國民，在選舉時不以意識型態或／和階級投票給政黨，而是政黨有多大能力和意願提供 主從關係 ，即跟政府有關的利益，取決於個人或家庭的連繫。撇除今年，泛希臘社會運動黨和新民主黨長期共佔去 七成以上 的選票。 然後簡述 國外因素 。希臘加入歐元區是主要原因。加入初期，受惠於歐羅良好的信貸評級，希臘容易發債，而2004年雅典奧運，國家又再借錢。然而，始終希臘的競爭力較德國等成員國低，不能以出口貿易減少國家赤字，加上國家失去自主財政能力，不能自行貶值貨幣，財赤問題就一直惡化。直至金融海嘯，其他國家紛紛「關水喉」，不願借錢，以致希臘缺乏資金。 圖二：希臘的退休年齡跟歐洲其他國家的相若。 圖片來源： Dimitri A. Sotiropoulos ，2012 真的跟福利，尤其是退休金制度沒有關係？ 有學者批評 希臘改革前的退休金制度，未能達致世代間和同代的資源再分配，而制度也對專業人士、公營部門僱員、固定職業人士有利得多。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OECD）去年的報告指出，希臘退休人士可以領回最後工作薪金的95.7%，比歐盟27國的62.9%的高。另外，在 2007年 ，希臘的退休金開支佔政府開支的26.3%，比OECD的16.5%為高。 2010年，希臘政府 改革退休金制度 ，配合緊縮開支，包括整合不同退休金計劃，減少退休金額，例如減少金額，向退休金徵稅，減少政府退休金開支，下調提早退休人士的退休金等。最大的轉變是計算方法。由2015年起，政府固定每月發放基本金額，其餘的就根據國民參與社會保險年期，工作年期總收入不平均，以及回報率（accrual rates）計算，即由供款決定。這有別於過往幾乎全由政府支付，以及只計算退休前五年收入的方法。改革目的，是減少政府在退休金的開支，增加退休年齡國民繼續工作誘因（縱使希臘人平均退休年齡並非過早），以及拉近不同社會階層在退休金受益的差異。 然後，是政府為了爭取歐盟注資救國，嚴格限制政府開支。剛在十月，國會通過 公共資產私有化 ，減少公共部門開支，削福利和退休金，以換取國際貨幣基金會，歐盟和歐洲中央銀行未來兩年共115億歐羅貸款。這還未計算之前過百億歐羅的貸款。然後，是民眾不滿把金融海嘯的責任推在他們身上，批評財政緊縮措施是政府不向人民負責任，也即是破壞主從關係。 筆者只是初步了解希臘債務危機的起因，也相信上文只是眾多原因一部份。篇幅所限，有太多嚇人的情節只能跳過，例如希臘為了加入歐盟，竟然 造假 ，把入歐盟前三年的財赤佔GDP比例修改至3%以下。再者，筆者不願跳進一些很難有答案的討論，例如希臘人每周工作時數跟 工作效率 是否相關。本文強調的，是希臘政府和人民深知國家債務越來越多，而政府不會有足夠財政能力滿足人民（包括退休金），但希臘進入歐盟，令國家容易伸手取得貸款應付財政，間接減低政府和政黨改革經濟的迫切性，也維持了劣質的政治主從關係。國家至今仍然相當依賴旅遊業和造船業──兩項極受外圍經濟影響的行業。即使是農業，人們也把生產收益，購買樓房汽車，而非改善產品質素。 希臘的福利開支還不夠北歐的優厚，而退休金制度演變至此，是政府籠絡公務員和專業人士，形成主從關係的結果。香港政府的債務甚少，財政充裕，而民間提議的全民養老金制度，並不會優待個別行業僱員，而且包含僱主僱員供款，並非全由稅收支出。讀者可以質疑全民養老金的供款能否延續，而且可以舉出其他國家和地區例子的問題，警惕香港不要重轁覆徹，但請不要以「希臘龐大的退休金開支拖垮了國家財政」這個極度片面的說法來嚇怕大眾。 主題圖片來源： 0neiros /cc

在第十屆香港社運電影節安排的多套 有關全球化和壓迫 的電影中，其中有三套有關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影片—《侵略紀》（11月11日）、《創生紀》和《怒》（11月22日）。 《侵略紀》（Occupation 101）嘗試從較廣闊的層面去介紹以巴衝突，並揭露一些甚少在主流媒體中出現的敘述。 《怒》（Enraged）講述一班反對軍事佔領的猶太裔以色列人，以及他們為結束佔領所付出的努力和掙扎。 《創生紀》（Inventing Our Life: The Kibbutz Experiment）探討的是以色列的農場公社（或譯基布茲）的歷史。這些共同體最初是由那些為逃離東歐的反猶迫害，在二十世紀初移居到巴勒斯坦的一些猶太人所成立的。 這個關於農場公社的故事頗為有趣。當在大眾媒體中的以巴衝突，通常都被定格為一個宗教、意識形態和種族衝突的同時，它所造成的經濟影響—有關金錢和資源的分配—很多時都被忽略。在社會大眾中，知道軍事佔領其實亦是一門賺錢的生意來的，應該不多。 而這些農場公社在夾雜著民族主義、錫安主義，和小量的宗教因素的同時，它本身其實是一個建基於社會主義理想，以經濟平等為目標的運動。然而，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些集體公社亦因為經濟壓力和其它因素，開始私有化和式微—金錢又再一次轉手了。若再考慮到部分公社是建立在那些被清空的巴勒斯坦村落之上的話，故事會變得更加諷刺。 從引發阿拉伯之春的突尼西亞自焚事件，以及本年在以色列及加沙所發生的類似悲劇，我們可以看到，當一些人過著奢侈浪費的生活時，對另一些人來說，簡單如食物和生計等事仍然是他們的憂心所在。而或許我們亦未有察覺，又或不願承認，別人與自己之間的共通點，其實比我們想像和認識中多。 說起食物，在加沙不久前有一間由聽力有問題的人士營運的餐廳開張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