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苦等兩年的菜園新村村民在記者會上忍不住流下眼淚。 石崗菜園村村民因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建設被迫遷離家園，至今兩年，可是，當高鐵工程全速進行的時候，菜園新村卻遲遲未能動工。村民仍然住在兩年前搭建的臨時房屋，重建家園無期。菜園新村村民今早於菜園新村工地召開記者會，解釋目前涉及的問題。 菜園新村綠色生活社執委高春香表示，問題的核心在於菜園新村對出的道路使用權。2011年2月9日，鄉議局宣布有善長人翁出錢買入路權，供村民及其他公眾人士使用。當時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表示：「我們樂見四十七戶集體復耕的菜園村村民得到各界人士的協助，令關於搬遷的問題一一得以解決，希望他們的新屋早日落成，安居樂業。」 當時菜園村民信以為真，忍痛遷離家園，成全高鐵工程。可是，我們後來才發現，原來路權問題並沒有解決，當菜園村民去年與承建商簽訂合約並打算開工時，不斷有人口頭警告承建商不要開工，亦在通往新村村口的道路豎起一支又一支攔路柱。過去兩日，先後有人在新村路口豎柱，工程車被逼截返。 高春香表示，菜園新村的建設工程已得到元朗地政處批准（期間有張貼告示諮詢周邊村民），而鄉議局當年亦宣布通往菜園新村的道路已開放給村民及公眾人士，世世代代享用。菜園新村工程合情、合理、合法，不應再受到無理的阻礙。政府和鄉議局責無旁貸，必須盡快處理當中的問題，令菜園新村村民重建家園。 自遷入臨時屋以來，菜園新村已有兩位村民等不及新村動工就過世了。堂堂特區政府，可以動用數以百億公帑興建高速鐵路，卻由得被迫遷村民住在臨時屋兩年，承受各種無理威嚇，重建家園無期，實在令人難以接受。今日有多位受新界東北新發展計劃影響村民前來聲援，他們看到菜園新村村民被政府拋棄，過橋抽板，對特區政府完全失去信心。他們絕不會重蹈菜園村的覆轍，輕信政府重建家園的承諾，堅持不遷不拆。 菜園新村綠色生活社執委展示鄉議局於二零一一年初發出的信件，表示路權問題已經解決。 菜園新村重建家園受阻事件始末： 2008年11月: 特區政府宣布逼遷石崗菜園村村民以興建廣深港高鐵停車廠 2010年1月: 立法會通過廣深港高鐵669億撥款 2010年12月: 菜園新村47戶村民合組菜園新村有限公司，於2010年12月買入錦上路DD106 LOT 1993, 1996, 2000, 2011四個地段，作為重建菜園新村之用。及後47戶將四個地段分為47個小地段，餘下為公共設施及公共耕地 2011年2月9日: 由於菜園新村村民一直解決不到通往新村的道路使用權問題，一直不能搬離舊菜園村。最後，鄉議局在2011年2月9日宣布，有「善長人翁」出錢買入「通往菜園新村」的路權，供村民及其他公眾人士使用。其時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表示：「我們樂見47戶集體復耕的菜園村村民得到各界人士的協助，令關於搬遷的問題一一得以解決，希望他們的新屋早日落成，安居樂業。」 2011年4至5月: 菜園新村村民於遷入建於新村選址的臨時房屋，準備興建菜園新村 2011年: 元朗地政處在諮詢附近兩條原居民村後，批准菜園新村的興建，卻延至2012年下半年才正式發出牌照 2012年3至4月: 菜園新村村民與承建商簽訂建築合約，準備開工 2012年10月: 村口渠務工程完成，承建商準備動工，從那時起，就不斷有人在村口的DD106 地段1842SA路段豎起攔路柱，阻止村民開工，並且以口頭警告承建商 2013年3月12日: 不斷被阻撓及口頭警告幾個月，菜園新村村民決定在3月12日(昨日)正式開工。3月11日下午及3月12日下午，連續有人在地段1842SA路段豎起鐵柱，阻止工程車進入。工程車於下午被逼離開。現場警察拒絕透露豎柱工人是代表誰來阻攔菜園新村動工 2013年3月: 去信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求助，暫沒有回覆 （資料來源：菜園新村綠色生活社）

（獨媒特約報導）浸會大學就李惠利的地皮與政府的爭議事件繼續升溫，3月11日下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事件。在立法會門外，有超過一百位浸大師生向與會的立法會議員請願，表達對政府處理李惠利用地的不滿。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表示，這個議題關乎社會公義及香港長遠發展，如政府批准在李惠利建豪宅，將會對香港教育開壞先例，除地產商外無人得益。 浸大政府各執一詞 會上最具爭議的地方是浸大有否向政府正式申請將李惠利用地用作中醫院用途，以及雙方在2012年10月10日的會面及電郵的取態。 浸大提供的資料指，他們於2012年10月已明確向政府表示有意將李惠利用地改建為中醫教育醫院。但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則反駁指，浸大在2011及2012年提交的中醫院建議書，浸大一直都計劃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合作，直至2013年2月28日方收到浸大正式通知，撤回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的合作。政府指，10月10日得悉浸大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的合作「出現困難」，校方亦的確曾發送過一次一頁的非正式電郵予政府，但內容並無告之會取消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的合作，同時指李惠利用地只是「其中一個可行的地點」。 然而，浸大校長陳新滋則指去年10月10日校方高層與政府的會面十分正式，同時大家亦同意尖沙咀街坊福利會不能做中醫院。副校長李兆銓及後補充亦指，10月10日的電郵已是一正式電郵告知政府浸大在李惠利建中醫院的意願，當浸大在12月21日在新聞才得知城規會將李惠利劃入住宅土地發展，使浸大上下十分震驚。 教育用地突變豪宅 此外，教育局署理局長楊潤雄指已按既定準則去計算浸大的長遠需要，因此批出李惠利北部的0.64公頃用地予浸會興建宿舍。而政府評估後認為浸大的教學需要已經滿足，不需要南面用地。 不過，會上大部分議員均認為，就算校方沒有正式向政府申請李惠利用地，該地段一直以來都用作教育用途，而且校園三面都被浸大包圍，政府根本沒有任何特別理據將該地段變為豪宅。陳新滋校長亦指，這個議題關乎到社會公義及香港長遠發展，如政府批准在李惠利建豪宅會對香港教育開壞先例，而且根本除地產商外無人得益，連豪宅居民也可能與舍堂文化出現衝突。 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指，政府只是在李惠利興建豪宅，根本不是社會最需要的公營房屋，不過是滿足地產商的胃口。教育界的葉建源議員則擔憂，李惠利用地發展為豪宅後就不能回頭，教育界將永遠失去這片土地，住宅發展將凌駕教育發展。雖然政府已滿足浸大直至2014-15年度的發展需要，但沒有顧及大學更長遠的未來發展。葉建源又表示，泛民及部分建制派議員都支持該地不應被發展成豪宅，「只欠政府能否聽取我們的聲音。」委員會最後以8票贊成、1票棄權通過無約束力動議，反對政府改變前李惠利校舍土地用途作住宅。 興建豪宅 漠視社區長遠發展 浸大學生會幹事會外務副幹事長林栢健表示，無論前李惠利校舍南部是否批給浸大發展，政府都不應將該處發展成豪宅，因這並不能滿足廣大市民的需要。他又批評政府只顧解決房屋問題而不理會及社會及高等教育的長遠發展。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副會長（公共政策）吳永順表示，他對於近日政府為求「交數」而未經考慮地去「製造」更多住宅用地感到不滿，「城市規劃並非只考慮住宅規劃，政府亦需顧及社會上的其他需要，包括醫療、教育等」。他批評政府如將前李惠利校舍南部發展成豪宅只會犧牲浸大未來的發展空間。 浸大政府爭地事件簿 事件爭議由去年開始。去年12月21日，政府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大綱圖修訂建議，將位於前李惠利校舍的南面約 0.88 公頃用地，改為興建住宅。當時浸大表示，該校於2005年起已多次主動正式提交建議書給政府，希望政府撥出整幅前李惠利校舍土地給浸大作長遠發展，並於2009年向教育局提交在前李惠利校舍興建學生宿舍和中醫教學醫院的計劃書。校長陳新滋於2月9日出席商台節目《政經星期六》時表示，若爭取李惠利地皮失敗，會考慮辭去校長一職。 政府並無理會浸大的反對，於今年2月15日刊登憲報，就前李惠利校舍南部用地改變為住宅用途的建議（九龍塘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K18/17，A項）作為期兩個月公開諮詢，至4月15日止，並於2月28日公佈2013-14年度住宅賣地表上，包括這塊前李惠利校舍南部用地，資料顯示預計該土地最早可供應日期為2014年2月。浸大對此反對強烈，翌日陳與六七十名師生及校友於校內抗議。在前日浸會大學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的 意見書 中表示，「對政府在城規程序的公眾諮詢尚未完成時，已公佈將會推出該幅土地拍賣，企圖造成既定事實，誤導公眾，感到極度遺憾和憤怒」。 政府也不甘示弱，在3月4日發表2000多字的「 嚴正聲明 」，並附一約3,000字的 附表 ，就浸大爭取前李惠利校舍用地發表聲明，反駁浸大連日來的說法。雙方繼而在前日立法會的會議上繼續交鋒，浸大並已發起 一人一信 行動，爭取李惠利地皮興建中醫藥學院。 記者：sinman、吳卓恆 編輯：黃俊邦

(從IATC轉載) 三幕室內歌劇《蕭紅》是今年香港藝術節委約作品之一，由陳慶恩作曲，新晉編劇意珩負責文本創作，黎海寧執導，並由指揮歌劇經驗豐富的廖國敏擔任指揮，帶領一隊十二人編制，中西樂器混合的樂隊，聯同全本港歌唱家—鄺勵齡(蕭紅) 、譚天樂(蕭軍)、黃日珩(魯迅)、連皓忻(丁玲) 及六人合唱團一起演出。 蕭紅，原名張乃瑩，是中國近代一位英年早逝的傑出女作家。她出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一生顛沛流離，幼年喪母，年輕時逃婚，與男友逃離故鄉，及後懷孕，卻被拋棄，幸得蕭軍等人救濟，並開始了寫作之路。她的作品受到魯迅的高度讚揚，令她一躍成為文壇新星，她的名作包括《生死場》和《呼蘭河傳》。可惜及因為戰亂、政治和感情上的波折，蕭紅輾轉來到香港，最後因病逝世，享年31歲。 故鄉，才是最安心的歸宿 這套歌劇聚焦於蕭紅的後半生，開場的序幕是她逝世前一個月做完手術後，發現是誤診後的一段自白，只見她站在水池中央，感受著生命的流逝，回憶著自己的一生。《蕭紅》的故事由逃婚開始，與蕭軍相遇、相戀和分手，得到魯迅的幫助，拒絕丁玲的勸告到延安，直至客死異鄉為止。但故事不是直線進行，劇情並不連貫，情景經常忽然轉換，例如在第二幕中，當蕭紅和蕭軍正在爭執，彼此欲斷難斷時，忽然台上一黑，然後手風琴手在台上演奏，接著魯迅便出現，並跟蕭紅對談。 意珩在編劇的話中明言她不想平鋪直敘地呈現蕭紅的生平，而是希望借藝術創作塑造出蕭紅這個角色的獨特之處。她在演後藝人談中表示人是複雜的，不可以單從某一面去認識一個人，因此她選取了構成蕭紅傳奇性的部份，期望使觀眾能更透徹地了解蕭紅。 這種非線性敘事手法能清楚交代蕭紅一生中幾個重要的相遇和事件，呈現出她各方面的思想和性格，例如她對生命的不安，對愛情的追求、文學創作上的依靠，自身的堅持等。此外意珩還用了二元對立的方法來突顯蕭紅的個性，例如第一幕村民們在慶祝蕭紅出閣，蕭紅卻選擇逃婚，突顯她的反叛和恐懼；蕭軍「喝醉時才叫醒了自己」，蕭紅則是「清醒了才發覺了恐懼」，突顯二人的性格差異；在第二幕蕭紅和魯迅構成一個生和死的對比，表達了蕭紅竟要從一個已歿之人得到慰藉，顯示出她的弱小。 然而，非線性敘事手法同時形成情節上的斷層，當劇情還有待發展的時候，下一刻便完結，跳至另一個情景去，令《蕭紅》在角色的性格刻劃和相互間的關係的描述未算深入。比方說，蕭軍因蕭紅的文字而愛上了她，蕭紅則從蕭軍眼中看到希望，到了下一幕二人已經是貌合神離。哪麼蕭紅是否真的愛上了蕭軍？這段愛情對蕭紅的人生觀和愛情觀有何影響？當蕭紅得悉魯迅已死，失去唯一的精神支柱時，她理應感到徬徨無助，但接著她卻有勇氣拒絕丁玲的建議，欠缺說服力。誠然，編劇給觀眾看到蕭紅的各個平面，卻未能把平面連結起來，建構出一個立體的角色。 意珩說蕭紅的《生死場》描寫呼蘭女人的悲慘事蹟，也成為作者本人決意離開的原因，吊詭的是蕭紅在死前寫的《呼蘭河傳》卻是在回憶呼蘭，使她覺得蕭紅仿如一名遊子，在異地飽歷風雨、洗盡鉛華後，才察覺故鄉才是最安心的歸宿，希望能鳥倦知還。為達到這個互相呼應效果，意珩安排在結尾部分最後播放了《生死場》中的錄音，直接用蕭紅的文字表達她的故鄉的惦念。黎海寧則安排合唱團在台上放滿稻草，像是回到呼蘭農村般，蕭紅亦慢慢地爬到開場時的水池旁邊死去，甚有回歸母體的意義。 用音樂說故事 音樂方面，整體來說不論是歌唱還是器樂部份，都與劇情一樣是斷續零碎的，極少長旋律，歌唱旋律主要都在較低聲域徘徊，音樂色彩暗淡、陰沉，充分反映劇中人物的不安、反叛、執著、死亡。 陳慶恩採用了類似華格納常用的主導動機(leitmotif) 創作。主導動機是將劇中各種事物，包括概念、人物、物件和情緒等賦予某段特定的樂句，每當這些事物出現，相應的音樂會同時奏出，從而加強音樂的敘事性。在《蕭紅》中，陳慶恩經常用某種樂器給某位角色伴奏，或是在某一段對話中，為某角色設計屬於他的伴奏樂器。例如每當蕭軍唱歌時，都會聽到小號在吹奏。而且吹奏方法會隨角色的情緒變化而有所轉變：當蕭軍感到失落時，便會用上弱音器演奏。除配器外，陳慶恩亦會為某角色設計特定曲式的音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合唱團經常以輪唱的形式演唱。 雖然《蕭紅》的音樂多是零碎、旋律性不強、無特定風格的，但陳慶恩偶然會根據劇情適量地加入不同風格的音樂，例如具東北農村音樂特色的歌曲、帶有俄羅斯風味的手風琴音樂、仿京戲的樂段。各種風格的音樂大大豐富了《蕭紅》的音樂語言，也能配合戲劇的情節。不過陳慶恩在演後談強調，他並不是「搬字過紙」地完全採用另一種風格的音樂，只是在音樂中滲入各類元素，因為他認為音樂只需做到提示的效果便已足夠。 由於音樂並無調性，陳慶恩必須解決歌手如何唱到歌曲的第一個音的問題。為此，他刻意在多段歌曲開始前，由一種樂器奏出第一個音，方便歌手演唱。例如魯迅的一段仿如宣敘調的樂段，低音單簧管會吹著一個音，這就是該段宣敘調的第一個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計，歌手能否唱準第一個音對整段歌曲的演出極為重要，唱準便能水到渠成，唱不準則可能會唱錯整段歌曲。 除合唱團外，整套歌劇幾乎只有對答式的獨唱，全劇唯一的二重唱是第二幕蕭紅與蕭軍在爭執時發生，這亦是一段設計非常精妙的樂曲。開始時二人的對答之間隔了一段過門音樂，而且他們各唱一段後，相應的樂器(笛子和小號)會立即重複他們的旋律。隨著劇情的推進，過門音樂越來越短，伴奏也越來越早開始重複旋律，最後兩人由對答演變為合唱，各個樂器交織在一起，成為音樂的爆發點。 讓世界聽到「香港之聲」 《蕭紅》是陳慶恩和意珩首次參與創作的歌劇，對他們來說絕對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不過以樂論樂，《蕭紅》難言是一套成熟的作品。從戲劇方面，意珩具野心地希望透過一小時十五分鐘的作品塑造蕭紅的傳奇性，惜劇情的安排令戲劇的張力未曾展開便消失，無法營造高潮。音樂方面也有類似的問題，雖然音樂設計精妙，但總的來說歌曲在氣勢建立上未如理想。 值得注意是，除了演唱者外，幾乎所有樂師和創作團隊都是香港人，即使不是港人，也是於香港演藝學院受訓(反映了演藝學院對本港藝術發展的重要性)，這點絕對值得港人自豪。 然而，在演後談中有觀眾提出一個更值得關注的問題：《蕭紅》會否再次上演，甚至到海外演出？這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畢竟一件藝術作品的優劣，只好是由時間來評價，同時也應給更多觀眾欣賞這套「香港之聲」。成事與否，當中的關鍵是人脈網絡，以上年來港演出的《趙氏孤兒》為例，就是靠有份參演的莫華倫從中牽線。因此《蕭紅》能否再次上演，相信須依靠香港藝術節的努力和網絡。

圖：親身採訪福島核災，David McNeill批評政府刻意隱瞞重要資訊 （獨媒特約報導）回憶3. 11事件，獨立記者 David McNeill 說：「地震發生當日，當時的內閣官房長枝野幸男對外界稱，褔島的核反應堆雖然發生『問題』，但已經安全關閉。」無人想到一場核災難已經發生，包括 David McNeill。原藉愛爾蘭的 David McNeill 在日本生活，定期為英國《獨立報》和《日本時報》寫報導，並在東京上智大學任教。（可參看早前記協日本福島核災兩周年回顧研討會紀錄之一《 內地教授談福島核災：核能是否必須？ 》） 政府封鎖核災訊息 David McNeill 在上週出席香港記者協會主辦的「日本福島核災兩周年回顧研討會」，在會上憶述當日緊接地震發生的連串事件，當中令他感受最深的，是核災資訊被刻意延遲發放甚至壓制，而且資訊內容偏頗。他說：「無論是政府或學者，都不斷透過電視和電台向市民表示福島核電站無安全問題，市民無需驚慌。到事態不斷惡化後，才逐少透露核電站有輻射外洩的狀況出現。事件發展到五月，東京電力公司才承認三個爐芯早完全熔毁。這時日本已經暴露在強烈輻射中整整兩個月。」 「3月12日，很多外國記者由東京北上，準備採訪地震和海嘯新聞。路上NHK電台突然在廣播中說福島核電站反應堆有問題，政府第一次建議不要靠近。」但到底反應堆發生什麼問題？問題嚴重嗎？ McNeil l和其他記者朋友決定繼續前往仙台。他說：「在無任何保護裝備下，猶如走入戰地採訪一樣，不知下一秒將要發生什麼事。」在七小時路程中，政府發放的訊息是：「反應堆問題已經受到控制。」 實際上，輻射威脅已經為距離福島核電站只有13公里的南相馬市帶來一陣騷動。3月12日，福島核電站1號反應堆發生氫氣爆炸，枝野幸男透過新聞直播表示爆炸無導致輻射洩漏。新聞報導沒有在南相馬市直播，市民也未第一時間獲知真相。McNeill 說：「記者後來追查發現，直播新聞被刻意推遲廣播。當時謠言四起，群眾進入極度恐慌的狀態。加上政府的說法極度違背常識，南相馬市的居民怎可能相信核電廠爆炸後無洩漏輻射？」 「結果，在未有政府指示下，南相馬市居民大規模逃亡。全市約7萬人口只剩下1萬人。但留下來的，並不代表他們自願留守。大部份被留下的都是走不動、走不了的，主要是老人、病人、窮人、傷者或者無活動能力的人。更滅絕人性的情況是，外界對南相馬市的情況竟充耳不聞。無水、無食物、無汽油，連續幾十天，南相馬市變成一個陸上孤島。」 圖：南相馬市變成死城 日本媒體未有盡責 不過，最令 McNeill 不解的，是專業記者也全數從南相馬市撤走。「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產經新聞、NHK等大型傳播機構的記者，像軍隊撤退一樣，在同一時間被調到仙台或者東京。過了40日，才有第一批記者回到20公里區採訪。3.11後，全球都在問：20公里區裡有無人？被留下的動物變成怎樣？偏偏只有幾個外國記者和日本自由撰稿人願意走進這個被日本記者視為『危險』的20公里區採訪。」 McNeill 補充：「需知道駐日的外國記者根本買不起昂貴的防輻射裝備，這些勇士幾乎都是毫無保護下闖進20公里區。」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爆炸後，日本政府強制疏散了方圓20公里範圍內的居民，並將區定為警戒區，禁止人們進入。 回顧日本媒體對福島核災的報導，McNeill 指日本媒體生態有很大問題：「有學者在災後完成一個電視內容分析，發現直到四月，只有一個反對使用核能的教授曾在3月11日上電視。因為他說『機芯可能熔化』，其他反核專家的聲音都在福島核災期間被禁。電視上只單調重複一個訊息：一切受到控制。」 「日本電力公司每年在廣告上的開支是各行業之冠，比 Sony 和 Toyota 花得更多。龐大的廣告收益令媒體不敢開罪電力公司，反核人士的聲音受到壓制，核電設施的安全性亦因此沒有保障。」McNeill 舉例出濱岡核電站作例子：「60年代初，在強大經濟原因下，政府不理地質專家警告，在東京附近建造濱岡核電站。幾十年來，濱岡的問題未從在電視上討論。我在日本生活這12年來，從未聽過濱岡這名字。直到2011年5月7日，前日本首相菅直人下令全面關閉這核電站，東京市民才知原來一場災難一直潛伏在他們生活裡。」濱岡核電站位於地震活躍，離東京不足200公里的靜岡縣。 市民打破沉默，走上街頭 福島核災後，日本關閉了所有核電站，去年在反對聲音下重啟了兩個反應堆。展望將來，McNeill 預計經濟壓力會迫使日本重推核能。他說：「幾乎每日都有報章警告，日本經濟將被核災後的能源政策拖跨。核電站本來供應全國1/3電力，現在要增加石油入口滿足能源需求，但每星期上千萬的花數，令日本經濟可能被南韓、中國趕過。這樣背景下，假如政府能完成全面安檢，核電站逐步重開的可能性相當大。」去年當選的現任首相安倍上任後表明不會廢核，但要求所有暫停運作的核電站接受安全檢查，通過檢查後才能重啟。 即使如此，反對使用核能發電的種子已經播下。去年福島事件一周年，有17萬人在東京示威反對核能。McNeill 引述當時的情況：「對上一次日本有過十萬人的示威已經要追溯到七十年代，大規模示威在日本十分罕見。更令人鼓舞的景象是示威者大多是家庭主婦、售貨員、上班一族等以往在示威中少見的一群。每逢星期五，都會有大量群眾自動聚集在首相府外示威，令媒體不得不報導事件。」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如果要放棄核能，關鍵在於全社會能夠迅速地轉換到新一種能源模式，這需要一個團結和目標一致的社會。寄望日本「核災後一代」能夠想出辦法，給全球一個新的能源典範。 影像：記者 Teddy Jimbo 闖入 20 公里區，拍下核災後日本政府不敢公開的影像 編輯：彩雲

（原載於：http://hkwolfslayer.blogspot.hk/2013/03/blog-post_12.html） 自戴耀庭教授拋出佔領中環方案，社會就普選的討論開始進入熱身階段，泛民展開相關籌備工作，親共人士亦在不同渠道放風試水溫。按目前建制派的口徑以及過往中共的劣跡，二零一七會是假普選應該毫無懸念。當局肯定會透過所謂的提名委員會，篩走反對派人選，令行政長官選舉變成幾個爛蘋果之爭。扼殺香港的民主選舉，當權者可能自嗚得意，但時間將會證明，二零一七年沒有普選，中共將永遠失去香港。 有民主自由，才有真正的繁榮穩定 中共想掌控香港，不外乎兩條路：一是董曾模式，透過建制精英、親共勢力間接管治香港；另一條是梁振英在走的路，消除所有反對力量、取代現有政商體系，中共直接治港。事實證明，前者的政府缺乏民意授權，根本沒動力觸動政商勾結的龐然體系，更遑論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去解決「深層次矛盾」，以致民不聊生、動盪不斷。至於後者更是天方夜譚，先別說要完全赤化香港是何等艱難，就算做得到，一個金融城市，首要條件就是資料流通、法制建全、傳媒監察，沒有了自由法治，外資撤走，香港只是一無所有的死城，中共要來幹嗎？ 當權者根本不明白，沒有普選，故非港人之福，亦對中共有害。香港對於中共最大的價值，就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中共是現實主義者，治港要訣就是一個「穩」字，港人愛國與否，它根本不在乎。穩定不是透過亟力打壓消音可以達到的，一個最穩定的香港，就是一個有民主、自由、法治的自治城市。有了民主選舉，民選政府有力解決社會經濟矛盾，人民得以透過選舉制度排解不滿，如此一來，香港真正繁榮穩定，中共承受的道德和輿論壓力又大幅消減，於彼有百利而無一害。有人說，有民主會動搖國家主權、政權穩定，先別說這個立論基礎荒誕，共產黨有百萬大軍，維穩輿論機器舉世無雙，區區七百萬人的蕞爾小島，豈能動搖政體半分？ 哪裡有壓逼，哪裡就有反抗 相反，假若二零一七年沒有合乎國際準則的普選，香港人必定作出全面反抗，局勢勢必一發不可收拾。當中的邏輯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地方打壓越猛，則反抗越烈，近年政治氣候冷峻，抗爭力量反而日見強大，甚至以往傾向保守的學者戴教授都提出公民抗命，連一些溫和泛民黨派如民協都表示支持，就是絕佳例證。更甚者，在近年中港矛盾下，本土意識空前高漲，本土論述磨劍十年，目今香港人不滿雖然日深，但尚且對中共普選承諾有一絲寄望，但一旦期望落空，極有可能選擇走向更激進的抗爭，發起獨立運動，出現練乙錚先生說的「以獨攻毒」。故此中共否決普選之日，就是大中華愛國派的民主回歸論崩盤之時，港獨運動抬頭並進佔主流，亦指日可待。 沒有普選，中共將在多重意義下失去香港。首先，否決了普選，港人走向全面對抗，社會將再無寧日可言，一個動盪的金融城市價值必然大減，中共會在經濟層面失去香港。港人對中共徹底絕望，轉向港獨旗幟、尋求脫離中國，中共將失去香港的人心。更甚者，當港人的抵抗日烈，動輒發起公民抗命（如佔領、罷課、罷工），以致完全癱瘓社會運作，政府不能再有效管治，屆時中國雖仍手執香港主權，但猶如燙手山芋，跟失去香港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