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周泽雄 评论作者 快成为惯例了，每年秋季入学之际，围绕各种语文教材的改变，都会引起人们热议。今年概莫能外，引发较大争议的，是人教版语文教材中，鲁迅经典小说《阿Q正传》被删除了，而当代先锋作家余华的“荒诞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第一次进入了教材。 对此，我愿从积极一面去看。在积极一面，我们的语文教材不再一家独大，一些地方教材得与曾经一统天下的人教版同台竞争，总是一件好事。日后，如果私人编著的教材也能获准竞争，使学校和学生得到更多“择善而从”的机会，无疑更是美事。在人文著述中，集体的力量弱于个人，乃是一个被无数经典证明了的事实。以为集中一群专家就能获得“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效果，不过是一种认知盲点。遗憾的是，在这个盲点里，我们沉陷过深。 在对语文教材的认知上，过往的做法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尤其表现在迫使语文教材兼任过多政治教化的功能上。无论主事者如何振振有词，此举总是包含着对语文本身的轻慢。近年来的语文教材改革，在这方面着力较多，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只是积弊较重，仍有余地可挖。 即使撇开“脱政治化”，仅从语文自身发展的角度着眼，每隔数年对教材作一些改进，也是必要的。在一个良性教育秩序里，此类改变不应引起太大争议。因为，语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不会一味怂恿创新，语文教学所必然附带的文化传承功能，使它具有某种保守天性，捍卫传统远比所谓“锐意进取、突破创新”来得可贵。但奇怪的是，坊间围绕语文教材的争议，每每流露一种舍大抓小的倾向，论者不是从教材编纂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上入手，而是性喜就哪位作者入选、哪篇文章落选争执不休，致使关于语文教材的探讨，滞留于人事之域，缺乏向前推进的势能。一个突出表现是，只要事关鲁迅文章的存废，总令人群情激昂，似乎鲁迅作品在教材里的一举一动——有时不过是总量略有削减或用鲁迅文章A替换了鲁迅文章B——都关联着一国文脉的存续。这难免有点神经过敏。 前人创造的作品是如此群星闪耀，课文可以容纳的篇数又是如此有限，这使得任何一篇作品，都难以被赋予标志性意义；所谓的标志性意义，往往是人为放大的。一篇作品的入选，更像是一种由机率左右的中奖，它不过是在数百篇条件相同的文章里侥幸胜出罢了。拿不同作家进行比较是这样，单独考察同一位作家也是如此。假使起鲁迅于地下，让他自己挑选适合入选中学教材的文章，几乎可以肯定，他的选择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有鉴于此，我们实不必对某篇课文的入选与否过于敏感，只要入选文章水准适宜，哪怕鲁迅文章一篇不选，也不见得坏事。 语文教材毕竟不同于文学史，在文学史里“光芒万丈长”的作品，也不见得适合进入中学教材。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世界也一样。荷马、但丁的作品曾经被西方人视为“世代相传的书和学校”，今日也已在教科书里风光不再。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哀伤的结语”一章里感叹道：“当我还是孩子时，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几乎是学校课表上普遍都有的，它是莎氏悲剧最精彩与最感人的入门之作。现在的老师却告诉我，许多学校都无法让学生读完这部剧作，因为学生们发现它已经超出了自己的兴趣范围。”他还说，为了方便学生理解莎士比亚，有些学校的老师不得不“制作纸盾纸剑来代替对该剧的阅读和讨论”。即使如此，难道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因此就打了折扣？ 此外，虽然鲁迅有其伟大之处，但人们对鲁迅作品倾注过多的情感，也有文学外因素。由于政治上的干预，鲁迅与其他作家，并非始终处于平等竞争的态势中。如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文字，曾经被蛮横排除在教材遴选范围之外，他们只能在鲁迅作品的注解里略略栖身。理由仅仅是：鲁迅批评了他们。就是说，人们对鲁迅先生独一无二性的体认，与他曾经被政治性地赋予独一无二的地位，密不可分。因此，在我们谈论教材里的鲁迅时，先对自身的这份情感进行约束和反省，去除其中可能残存的“情感滞留”因素，就颇为要紧了。 依我小见，中国文化和文学里，历来有一种重审美轻说理的倾向，理性之道长期被我们贬为文学审美的旁门左道，致使国人的思维能力较难得到系统培养。这是令人痛惜的认知痼疾，也是我渴盼语文教学予以重视并改进的。 我在新编语文教材里，既欣喜地发现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帕斯卡尔《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等文章入选，也哭笑不得地看到王羲之《兰亭集序》赫然在列。对《兰亭集序》文章义理上的种种错乱，钱锺书在《管锥编》里曾经批亢捣虚地予以分析，并化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名句，以“词肥意瘠”概括之，持论周正，足以服人。我们的某些教材编纂者不予吸取，固步自封，在一种惯性驱动下将其囫囵选入，未免过于粗疏。  

林贤治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的大会上做演讲，说到中国有两位“圣人”。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其实，在他那里，两人都并不怎么“圣”。七十年代，“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他发动的，将“圣人”和“乱臣贼子”并提，史上未有先例。对于鲁迅，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由他宣布“鲁迅的杂文时代”已成过去；及至1957年反右前夕，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对“假如鲁迅活着”的提问所作的坦率的答词，充满专政意味，不免令人震悚。 　　不过，官方几十年来对鲁迅一直维持“三个家”的正面评价。出九十年代，“告别革命”之风旋起，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的学者趁势将各种恶谥加在鲁迅头上，大张挞伐，以至于把他的作品清扫出教科书之外。几乎与此同时，“国学”大热，“新儒家”沉滓泛起，孔子再度袍笏登场而成摩登圣人。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不少地方举行祭孔的盛大礼仪，“孔子学院”多达四五百座，遍布世界各地，有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向世界“输出革命”一样输出“儒文化”。 　　古今两“圣人”在当代思想场域中的升沉变化，隐约透出某些历史的玄机。但是孔子和鲁迅的阐释者，大抵埋首于个案研究，并不曾把他们的思想言论置于更廓大的历史语境下进行比较，居间将玄机说破。在比较思想史的意义上，王得后先生新近出版的《鲁迅与孔子》，可以说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 　　 　　王先生承了五四精神的余绪，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著作建立在“为人生”的基础上。它既是学术性的，又是启蒙性的。王先生认为，孔子和鲁迅都是为人生的，而且都是为了改良这人生，但接着指出：鲁迅与孔子的思想的全部差异，仅仅在于改良之道的不同。按照鲁迅关于我们“当务之急”的意见，王先生把人生分解为“生存、温饱、发展”三个根本问题，其中又参考了孔子“三纲”中的男女、父子、君臣三项，构成全书的基本框架。作者从《论语》和《鲁迅全集》中找出相关的思想断片，《论语》还配了四家译文，以利于青年阅读；然后逐个梳理、阐述、比较、批判和总结。问题意识在这里是支配性的。由问题构成不同章节，每章结构大体相同，有如俄罗斯套娃，层层叠加，从多个方面凸显作为中国新旧文化代表人物的分歧所在。 　　孔子和鲁迅处于中国封建专制历史的首尾两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转型时期。孔子挽狂澜于既倒，维护一种封闭的、僵死的专制等级制度，鲁迅却在极力促使据说是“天经地义”的既成的秩序趋于瓦解。孔子培养奴隶道德，鼓吹苟活，抹杀个性，甚至灭绝人性；鲁迅对民族的奴隶根性深恶痛绝，终其一生，争取自由、平等，人的解放。孔子求“仁”，实际上是辩护“王道”的合法性；但无论对于“王道”还是“霸道”，鲁迅的抨击同样不遗余力，他主张“立人”，以人的生命个体为本位，建立“人国”。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深知，“人”的地位只能从争取中得来。“斗争”，在他那里是一个“关键词”。一方面，斗争是一个客观事实；另方面，斗争也是一种自觉意识。唯有斗争，才能改变奴隶的地位，在一个专制政体之内，主张无条件地取消一切斗争，只好沦为万劫不复的奴才。对此，王先生在书中特别强调，反复申论，可谓深得鲁迅思想的精髓。 　　譬如“争食吃”问题。王先生从人的物质生命出发阐释鲁迅的人学，认为“争食吃”是与温饱相关，几近“生死”的大事，由鲁迅提出来，反映了他本人的一种相当稳定的思想。书中分三个层次阐明鲁迅的这一思想：“争食吃”是谋生，“第一，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第二，“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在本能之上，作道德的考量；第三，“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王先生特别引用了鲁迅多处关于人类处于非常环境、非常状态中的行为的异端看法，指出：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鲁迅是认同做人在万不得已时可以“做些损人利己之事”的。结合鲁迅关于人类在一般及特殊情况下“争食吃”的思想，其中有一段很出色的发挥，说：“饥饿的一群，是弱势群体，忍饥挨饿到极致，惟有饿死而已矣！倘若性质强悍，愤然而起‘争食吃’，不仅可以免除暂时的饿死，恐怕也可能开出‘社会’的改革新途。从社会层面而言，‘争食吃’是对于社会贫富悬殊的反抗，对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的反抗，是对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抗，完全是正义的，这也是行将饿死者‘革命’的权利。”从“争食吃”说到群体反抗的正当性，社会运动乃至革命的合法性，这与今日“文化山”上宣言“告别革命”的学者是大两样的。 　　在讨论“争食吃”时，王先生连带说到竞争上岗，竞聘职务，说到今天数以百计的人竞争一个公务员职位的例子。像这样洞见现实，适时介入，书中随处可见，比如特权问题，大学教育问题，文化复古问题，“假冒伪劣”问题，歧视妇女问题，就业或下岗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农村世界”问题，自杀问题，等等。中国当今社会的这些问题，无论是援引文献资料，还是来自日常经验的累积，在书中，都是围绕题旨进行揭示和批判的。全书结构严谨，论证缜密，讲说《论语》部分还颇显露一些考据功夫，但是，当直面现实时，王先生完全无视学院的成规，慷慨为文，甚至出格地使用一种杂文笔法，以抒内心的愤懑。 　　 　　关于编写本书的学术动机，王先生说是为了探查“弘扬传统文化”的底细，实质上是通过“刨祖坟”，从根本上批判“今天新一代孔子之徒”。王先生坦言一生研读鲁迅，尊崇鲁迅，虽然其中不无质疑和困惑，却是力求以鲁迅的意见为标准的。正如王先生在书中所描述说的，自80年代末的一场“风波”过后，一群少的老的识时务者，纷纷谴责新文化，特别着重谴责鲁迅“激烈”、“激进”、“极左”。王先生一反时流，开篇即明确指出：“鲁迅是新文化先驱，是终身守护新文化，创造新文化，为扫荡妨害新文化成长的谬见而不遗余力、奋斗不息的一个先驱，有是文化先驱中最富思想、最有思想业绩的一个。”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宣传不同，这也仍如他所说：“鲁迅思想及人格的根本特质，在自觉自己的奴隶地位，和奴隶站在一起，为争取‘人’的资格而奋斗终身。”他面对学界，义正辞严地发问道： 　　 　　……“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一切谴责鲁迅主张斗争的学者，一切反对鲁迅咬紧牙关苦斗的教授，一切好心淡化、抹平鲁迅斗争的思想的人，请你告诉我：对付人间的压迫、歧视、侮辱、不平，受苦受难的人们，应该怎样？您给了他们/她们什么？现在，我们是不讲“阶级”而只讲“阶层”，我不懂德语，也不懂俄语，不懂英语，不知道“阶级”这个词在马克思的字典中，与“阶层”的根本特质的区别。当然，我们现在更不讲“斗争”，只讲“各阶层利益”的“博弈”。“斗争”与“博弈”的根本特质的区别在哪里呢？恰如“下岗”、“待业”与“失业”的根本特质的区别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博弈”也是一种“斗争”。要之，消解鲁迅用斗争实现人道的思想，消解鲁迅对黑暗势力的斗争以实现发展的精神，是对鲁迅的背叛。无论什么高谈阔论，都是花言巧语，都是帮闲帮忙帮凶的作为。 　　 　　世间大约有两种学者：一种是“教人死而不是教人活”的学者，还有一种，则是“教人活而不是教人死”的学者。前一种把“人生”拉向“学术”，用各种知识和文化符码制造镣铐，以驱使服务于权力或无形之“道”，但是又极力摆出平和、客观、超脱的模样来。后一种使“学术”、“知识”服务于人生，并助人生改善，但因此必得克服现实中的诸多阻障，故多不平、反抗挑战之音。《鲁迅与孔子》的作者明显是后一种学者，为人生的学者，战斗的学者，与鲁迅是同一个精神谱系的——虽然鲁迅连对“学者”一词似乎也没有什么好感。 　　为了辩护新文化，王先生把老子、庄子、墨子、法家、佛教的思想都一并算在“传统”里，认为孔子、儒家不过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端，“正统”的一端，以此力证五四并非“彻底反传统”。其实，“彻底”又如何？“决裂”、“断裂”竟有如此的可怕吗？儒、道、墨等思想流派不论差别如何，应当承认，它们都不过是小农经济及专制政体下的思想文化传统中的各个不同的子系统。五四的前驱者力图凭一代人的努力，推翻两千年的专制思想的统治，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挑战的勇气有什么可嘲笑可詈议之处呢？作为一场社会运动，一时间根本无从对何为“传统”作学究式的鉴别，无非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表明一种叛逆者的姿态而已。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尽相同。五四所张扬的观念是现代自由民主的观念，人权的观念，与传统观念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作为一种思想口号，“反传统”无论如何“彻底”，事实上都只能做到局部的消解；在“反”的过程中，革命力量与传统势力往往交相渗透，达致新的整合与平衡。传统的力量从来要比革命者敌意的描述强大百倍，正如鲁迅所说：“改革一两，反动十斤”。许多貌似稳健的反“激进”、反“斗争”、反“革命”的理论，实质上是传统的一部分；说五四反传统太“全盘”，太“彻底”，无非借口而已。试看五四已过去整整90年，反观当年之“反”，何“彻底”之有？古老的幽灵不是纷纷打回老家去了吗？ 　　可惜在锋刃下面，王先生给善钻的学者留下了一个小缺口。自然，这缺口无损于《鲁迅与孔子》之为一部战斗的书，批判的书；尤其当“国学”从讲坛进入社会，闹得乌烟瘴气的今日，我们需要这样一部书。 　　

作者： 何仁勇  |  评论(2)  | 标签: 梦回宋朝 【选自《梦回宋朝》】 陆游是鲁迅的老乡。他们都是浙江绍兴人。我常常想：绍兴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啊。书法家王羲之、革命先驱秋瑾、北大校长蔡元培、开国元勋周恩来、地理学家竺可桢、数学家陈建功、历史学家范文澜、经济学家马寅初、物理学家钱三强……这些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角色，都是从那片土地上走出来的。 陆游12岁就会写诗文，而且写得挺不赖。小伙子人也长得帅，很受小姑娘的喜爱。当时陆游有一个表妹，叫唐婉。也长得眉清目秀，人见人爱。两人经常在一起玩耍，关系特别好，看上去就像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于是就有人建议：“你们干脆结为夫妻吧，来个亲上加亲。” 亲上加亲当然是好事儿，那时候也没有《婚姻法》约束，这事儿就成了。陆游20岁时，两人结婚了。这一对夫妻结婚后那是更加的恩爱。陆游甚至荒废了功课，学习成绩哗哗哗的往下掉。陆游母亲见了，觉得不妙，长此以往，陆游还谈什么功名呢？恐怕以后找份工作都难。再加上唐婉也是一个文青，才华横溢，在“女子无才就是德”的时代，这样的女子另类的不招人喜欢。因此，陆游母亲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决定：要陆游休掉唐婉。 陆游当然不同意。因为他与唐婉的感情已经很深了。他向母亲苦苦哀求，却遭到母亲的责骂。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南宋，一国之中皇帝最大，一家之中父母最大，谁也不能违抗。陆游就想了一招来曲线救国。他在外面租了一间出租屋，让唐婉搬进去住，继续他们的二人世界。可惜很快就被陆游母亲发觉了…… 棒打鸳鸯，一对好好的恋人就这样被拆散了。万恶的旧社会啊……之后，陆游重新娶了一个姓王的女人，唐婉也嫁给一个叫赵士程的文人。 好吧，那就安安心心读书吧。 1153年，28岁的陆游到京城参加高考。陆游的文章清新脱俗，如鹤立鸡群，但他的运气不太好，碰到了秦桧的孙子秦埙。秦桧在考试之前就给众考官们打了招呼，第一名的位置一定要给他孙子留着。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内定”了。这事儿搁在今天操作起来也没什么难度。须知，秦桧是宋高宗眼里的大红人，朝廷的当红炸子鸡，只手可以遮天的主儿。他的孙子考第二名，谁敢考第一名？不过，秦桧和秦埙的运气也不太好，他们碰到了一个脾气比较倔的主考官。 该主考官叫陈之茂。第一轮乡试完毕，他捧着陆游的文章，看得个爱不释手，当下就给了个第一名。而秦埙的文章里全是抄他爹跟他爷的口水，如果这也能叫文章，那天下写文章的都得羞死。不过，鉴于考试之前秦桧请陈考官吃过几顿火锅，陈考官不好直接让秦桧他孙子下课，马马虎虎给了个第二名。 秦桧知道考试结果后，把陈考官骂了个狗血淋头；后来又找了个借口炒了他鱿鱼。 第二轮会试，四个主考官全是秦桧的亲信，第一名自然就是秦埙囊中之物。而不幸的是陆游。秦桧迁怒于他，从他文章中找到“收复国土”几个字，说他破坏和议——各位，这罪名在当时可大了，跟现在破坏和谐社会是一个道理，因此陆游就此下课，没能进入第三轮殿试。 秦桧满以为秦埙在殿试中没有对手了——所有的潜在威胁分子都被扼杀在前两轮。不过这一次他碰到了另一个猛人，张孝祥。他多猛？有人将之与苏轼相提并论。虽然难免有注水的嫌疑，但也足见其不是泛泛之辈。 殿试的主考官是宋高宗。他对秦桧的小算盘甚为了解：不就是想他孙子拿个状元，为继承宰相位置做好铺垫嘛。宋高宗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又不好太过得罪秦桧，因此就把状元给了张孝祥，秦桧他孙子只拿了第二名。 当然，整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只有一个：陆游。 陆游灰溜溜的回到家乡，借游山玩水抒发心中郁闷。这一天他来到了当地著名风景区沈园，正在欣赏风景之际，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熟悉的笑声——陆游浑身一震，转身看时，只见一位美妙少妇与一位俊朗公子牵手而行。正是陆游昔日恋人唐婉。 唐婉也发现了陆游。两人双目相接，却又很快滑开。虽然曾是枕边人，如今已是陌路人。 唐婉和赵士程是来沈园搞野炊的。他们在亭子里拿出食物，喝酒作乐，不亦悦乎。陆游再无欣赏风景的心情了，要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这时唐婉叫住了他。唐婉亲手捧一杯酒请他喝。 菜，是什么样是菜？红酥手； 酒，是什么样的酒？黄藤酒。 那一刻，陆游心都碎了…… 唐婉一行人离开后，陆游还呆呆的留在园子里。往事一幕一幕在眼前晃过……于是，他提笔在粉壁上奋笔疾书： 红酥手，黄藤酒， 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 泪痕红邑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过了一段日子，唐婉回到沈阳，见到陆游题写的词，不禁泪飞顿作倾盆雨。她也挥笔题写了一曲《钗头凤》： 世情恶，人情薄， 雨送黃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 欲笺心事，独倚斜阑。 难，难，难！ 人成个，今非昨， 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 瞒，瞒，瞒！ 唐婉回家后，抑郁寡欢，终于因心病难解，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后来，年近8旬的陆游又来到沈园，见景生情而写下两首绝句。他与唐婉的爱情悲剧流传至今。沈阳也因此成为了一座爱情之园。每到春暖花开时，总会有红男绿女进去缅怀陆游与唐婉的爱情事迹。 陆游虽然胸怀大志，但没有官运。在主和派当权的宋高宗时代，连岳飞、张浚等都受到排挤，他一个无名小卒，更是没有用武之地。后来，已经33岁了，陆游才被朝廷到福建做了一个小官：任宁德县主簿，相当于现在的文书，靠笔杆子吃饭。当年宁德县人口不到4万人，地广人稀，社会风气与工作环境无比的好，就如诗人自己所描绘的“民淳簿领闲”。陆游在那儿基本上处于无所事事的状况，唯一需要干的就是喝酒和写诗。当地盛产海鲜和荔枝，让陆游大饱口福。这些都是纯天然健康食品，吃多了也没害处，因此陆游身体倍儿棒，80几岁了思维还相当清晰，大呼：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当地确实民风淳朴，陆游在这儿只做了一年多，他们也不忘给他记上一功，据《宁德县志》卷三《宦绩》中记载：“陆游，字务观，即放翁也……绍兴二十八年任邑薄，有善政，百姓爱戴”。 憋了一口气的宋孝宗上台后，下决心要跟金世宗干一架，因此重用了许多主战派。陆游也因为其坚定的主战派立场，被调到国防部（枢密院）做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这个职位是个虚职，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不过，陆游总算到了中央部门，光明的前途似乎正在向他招手。 但这一切随着张浚北伐的失败而成为泡影。 张浚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爱国将领，有激情，却无与之匹配的能力。匆匆忙忙发动的北伐，难免匆匆忙忙的失败。失败之后，张浚受到主和派攻击不在话下，连与此没有多大关系的陆游也不能幸免。居然有人向皇帝告状，说张浚发动北伐，是受了陆游的唆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陆游的下场就只能是卷铺盖滚蛋。 陆游的仕途坎坎坷坷，相当的不顺利，差不多过了十年之后，负责川陕一带军事事务的将领王炎听到陆游的名声，把他请到陕西汉中去给他做秘书。陕西是抗金前线，陆游觉得自己到了那里，应该会有许多机会参加抗金战斗，为国家效力，这比窝在地方上吃闲饭更符合他的人生理想。因此陆游欣然前去。 在前线，陆游曾经骑马到大散关一带，观察金人占领的地区。大散关，位于陕西宝鸡县南大散岭上，古时关中四大雄关之一。大散关是关中通住西南唯一要塞，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南宋与金国之间经常在此发生战斗。47岁的陆游骑在马上，眺望着夕阳下的沦陷区，想象昔日此地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感慨万千，写下气吞山河的诗句，《书愤》：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职场生存第一法则是：跟对一个领导。对于陆游来说，王炎就是这样一个好领导。他沉着稳重，知人善用，更重要的是，对抗金运动充满激情。这样的领导也深受百姓爱戴。在王炎衙门里，陆游经常看见金军占领区的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宋军送来军事情报。这些情景使陆游对抗金前途充满了希望。 陆游经过详细考察之后，向王炎提出一个计划。他认为恢复中原一定要先收复长安，要王炎在汉中积蓄军粮，训练队伍，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向金国发动进攻。王炎接受了陆游的建议。但是，当时的国内大环境与当地小环境限制了他们不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首先，经历了几次打击之后的宋孝宗逐渐心灰意冷，对北伐失去了热情；其次，川陕一带的南宋将领大多骄横腐败，王炎对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等待合适的时机。 但是没过多久，王炎被调走了，这是对前线抗金力量的釜底抽薪。陆游的满怀希望又落空了。紧跟着也被调到成都，在安抚使范成大部下当参议官。 范成大是陆游结交多年的老朋友，两人都是当时写诗的高手，因此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却并不讲究官场礼节。陆游的抗金志愿得不到实现，心里异常郁闷，常常喝酒写诗，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感情。但是官场上的人都看不惯他，说他为人处世不讲礼法，写诗作文很不主流，两个字：“颓放”。陆游听了，索性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放翁”。叫来叫去后来人们就称他陆放翁了。 在主和派吃香的时代，陆游这样老是哭着喊着要北伐中原的干部注定得不到重用。最大也只做了一个相当于6品的官，这还是宋宁宗看到他一生勤勉的份子上，半卖半送的；就这个官他也没做多久。随着陆游支持的韩侂胄北伐失败，他再一次遭到株连惩罚：提前退休，回家养老。 陆游临死之前，把儿孙们叫到床前。他不是叫他们来分家产的，而是留下了一首叫《示儿》的诗歌。嗯，这诗歌太熟悉了，我想，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会背诵的。不如在这儿背诵一遍？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何仁勇的最新更新： 记忆中的碎片：暂住证、孙志刚、溜冰场…… / 2010-09-06 10:26 / 评论数( 9 ) 像包容韩寒一样包容李敖 / 2010-09-05 11:06 / 评论数( 12 ) 你看你看领导的脸 / 2010-09-03 23:47 / 评论数( 4 ) 手机实名制的两个突出问题和一个明显漏洞 / 2010-09-03 10:08 / 评论数( 6 ) 宋孝宗：这个皇帝有点囧 / 2010-09-01 09:57 / 评论数(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