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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年x月x日，陈教授因公到某市出差，见到了多年的老同学唐经理，晚上唐经理为老同学接风洗尘，并邀请了李科长、曾主任、王秘书、张局长、李局长五人于晚上6：30在x市x酒店x包厢吃饭。   　　品味这场官场饭局，不难看出官员的到场顺序反映出官员权力的大小；称呼后面玩的是面子游戏；酒是官场饭局的精华所在；吃腻了山珍海味反而觉得土豆好吃则是对官员的一种绝妙讽刺。   　　一、到场顺序：权力大小的反映   　　官员迟到：看似无意实则是摆官谱。官员迟到，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是官员的一种习惯，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唐经理与陈教授5点50分就到了酒店，5名官员在6：30分这个约定的时间，则是一个也未到，6：35分李科长到酒店包厢，6：42分曾主任到酒店包厢，6：50分张局长到酒店包厢，7：02分李局长到酒店包厢，7：13分王秘书最后到酒店包厢。5名官员都迟到，是偶然？是巧合？还是必然？不可否认，有的官员事情比较多，因为公事而迟到那也无可厚非。5名官员都迟到，这样的现象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请吃饭的是几位官员的领导，还敢迟到吗？官员迟到：表面无意实则有意，是在摆官谱，“所谓官谱、官派，就是做官的排场、派头”。“官场中人的普遍看法是：做官就应当有官谱、官派，不然算什么官？所以，一旦为官，便要摆谱、摆派。”迟到的根本原因在于请吃饭的是生意人，在官员面前处于弱势低位，似乎不摆摆谱就不能表示自己是一个官，难以体现自己尊贵的身份。   　　到场先后：权力大小的反映。官员迟到是一种常态，科长迟到几分钟，而局长迟到半个多小时，权力越大的官迟到的时间也就越久。唐经理要等官员，官员也要等，当然只是小官等大官，权力小的科长要等权力大的局长，局长要等更大的官。权力分三六九等，位低者只有等的份，“等上级”是一条重要的官场原则，并以权力大小为依据，无权者等有权者，位低者等位高者，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秘书：权力递延的获益者。表面看来，秘书最后一个才到是对到场顺序是权力大小反映这一规则的颠覆，事实上并非如此。“近水楼台先得月”，领导的权力很容易递延到秘书这里。“所谓权力递延就是非权力拥有者因与权力拥有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接或间接行使着权力，也就是权力递延到了他们身上。”作为市领导的身边人，王秘书在该市拥有的政治资源并不会比其他在场的官员少，“宰相家人七品官”，在该市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下”，接近领导、与权力核心联系密切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往往容易获得实质权力，是权力递延的最容易获得者，甚至大权在握。科长、局长办不好的事，王秘书则很有可能办好。不是因为秘书本身的官有多大，权力有多大，而是王秘书是市某领导的秘书，“不看僧面看佛面”，官职不大，但权力却有可能约等于他的领导，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的也是市领导。   　　二、称呼：面子游戏   　　鲁迅先生说过“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中国人爱面子，甚至死要面子，往往“打肿脸充胖子”，做事处世，最忌抹面子。“‘面子’代表中国社会中广泛受重视的社会声誉，它是个人在人生历程中借由成就和夸耀所获得的名声，也是个人借由努力和刻意经营所积累起来的声誉。”“与某某领导在x酒店一起共餐”，对于唐经理而言，本身就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而副教授称教授，经理称老总，副局长称局长，虽然“副”说起来的确有点拗口，称呼中变“副”为正，这也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当然也有“转正”的期待，更是一种有面子的行为，玩的是面子游戏。“人是脸，树是皮”，面子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息息相关，“正”比“副”更有面子，于是“你给我面子，我给你面子”，大家互给面子。   　　三、酒：饭局的精华   　　“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同志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同志不能要。”“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为了本单位。”“穷也罢富也罢，喝罢！兴也罢衰也罢，醉罢！”“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也没有；中层干部不喝酒，一点信息也没有；基层干部不喝酒，一点希望也没有；纪检干部不喝酒，一点线索也没有。”这些民谣都体现了酒在饭局中的重要性。   　　“无酒不成宴”，酒是饭局的精华所在，没有酒的饭局就说不上真正的饭局，在饭局中没有哪样东西比酒更重要了。以酒助兴，借酒消愁，酒还化解官员个人之间以前的恩怨，“一杯泯恩怨”；我敬你，你敬我，“酒肉穿肠过，交情心中留”，喝了酒，大家的感情自然也就会升温。   　　酒的档次。饭局当中的每个人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酒的档次太低也不行，浏阳河、金六福这种档次的酒在农村可以说是高档酒，在官员的眼里这种档次的酒是上不了台面的；但是档次太高也不行，毕竟有教授在场，担心老同学不习惯，此外，一些名酒价钱太高，也没有这个必要，最终要了2瓶52度的茅台酒和1瓶葡萄酒。   　　敬酒。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无孔不入，敬酒看是无关紧要，实则充满了权力的音符，敬酒后面隐藏的是权力崇拜，表现为权小者对权大者的媚权行为。敬酒前大家齐举杯并相互碰杯，每个人嘴里都念念有词，但是谁也不知道其他人具体说了什么，杯里的酒也没有一口干，只是象征性地喝一口。   　　唐经理首先向王秘书敬酒，其次才敬局长，最后才敬李科长和曾主任；李科长首先也是向王秘书敬酒，其次才敬2个局长，最后才敬曾主任；2个局长也向王秘书敬酒，但是没有向李科长和曾主任敬酒；王秘书回敬了2个局长的酒，也没有向李科长和曾主任敬酒。在敬酒的过程中，5名官员都向唐经理敬酒，毕竟是唐经理请客，能在一起吃饭，私人感情或多或少还是有的。5名官员也都向陈教授敬酒。   　　陈教授并不是没有敬酒的经验，只是与官员在一起有点不适应，作为一个官场的局外人，刚开始不知该如何是好，也许是看不惯敬酒中逢场作戏的表演，更多的还是没有“入场”，不是局内人，敬酒的游戏规则还不是很懂。但在其他的政府官员敬酒后，才慢慢意识到应该“入乡随俗”。陈教授首先也是先回敬王秘书、其次才是2个局长、最后才是曾主任、李科长，敬酒的顺序与其他官员完全吻合！教授不愧是教授，一学就会！其实敬酒的规则很简单，无权者敬有权者，权小者敬权大者。不是每个人天生就会敬酒，只要经历几次，自然而然就会了，关键在于有没有资格“入局”。敬酒玩的是权力游戏，谁拥有的权力最大，谁就掌握游戏规则，权力较大的人则可以对某些游戏规则进行变通，权小者或无权者则只有遵守的份，对权力的崇拜、追逐与抵制通过敬酒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酒量。在官场，饭局很多，不喝酒的人很难在官场生存，仅仅喝酒是不够的，还要有酒量才行。喝完2瓶白酒，也没有什么醉意，看来官员“喝白酒一斤两斤不醉”并非言过其实。难怪有的领导在选用干部的时候，认为“酒场就是战场，酒风就是作风，酒量就是胆量，酒瓶就是水平”，把会喝酒、酒量大作为选拔干部的一条重要标准，“喝得满地爬，这样的干部要提拔”，就是不去理会是否“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   　　谈酒。中国的酒文化是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曹操煮酒论英雄，李白举杯邀明月，苏东坡把酒问青天，酒给了多少英雄豪杰不凡的壮举，赐予文化浓厚的生活气息。酒桌上，官员当然会谈酒。   　　1.与酒有关的故事：如数家珍。如十八碗酒醉上景阳岗的打虎英雄武松，“鸿门宴”，“杯酒释兵权”，周恩来总理为什么独爱茅台等等。   　　2.意外：吟诗助兴。或许是为了显示自己并不是大老粗，或许是有教授在场想展示自己的“才华”，或许是今天兴致很好的缘故，唐经理无意之中说“酒逢知己千杯少”、陈教授说“葡萄美酒夜光杯”，看到唐经理与陈教授都说了，几个官员也不甘落后，张局长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曾主任说“借酒消愁愁更愁”，李科长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李局长说“酒不醉人人自醉”。吟诗助兴在官场饭局中非常少见，这次完全是意外。   　　3.怪论：酒与人才的关系。“对酒的历史不了解，对酒文化一窍不通，也能算是人才？“连酒圣是谁都不知道也能称得上专家、教授。”“不喝酒的人就不是人才，酒量不行的人也不是人才。”难怪有的领导在选拔干部时把酒量作为一条重要标准。   　　四、吃：土豆胜过山珍海味   　　官员的饭局多，应酬多，哪个酒店有什么特色菜，厨师的手艺怎么样，都了如指掌。   　　投其所好。“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一些生意人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李科长喜欢x鞭，曾主任喜欢吃狗肉，李局长喜欢燕窝，王秘书喜欢吃红薯、土豆；谁喜欢吃酸味，谁喜欢吃辣味，谁喜欢吃甜味，唐经理心里有一本帐。其实在一起吃的次数多了，连某某官员喜欢吃什么这点本事都没有，又怎么可能与官员“称兄道弟”。在官员没有到酒店之前，唐经理就已经把菜点好了，当然，在邀请这些官员时，唐经理也不会忘记与他们说“X酒店有您喜欢的xx菜”。“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生意人抓住官员吃的爱好这块“软肋”，“吃别人的嘴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官员迟早要为“吃”付出代价。   　　想吃土豆讽刺了谁？官员喜欢吃土豆不是因为土豆营养成分高，有治疗习惯性便秘和预防血胆固醇增高等功效，其真正原因在于吃腻了山珍海味，山珍海味吃多了，也就不是山珍海味了，土豆反而成了山珍海味。土豆更多是农村那些原汁原味的农产品的代名词。要是让官员连续吃上几天土豆，还会说土豆的味道好吗？   　　五、说：双重角色   　　一方面，官员表现出普通人粗俗的一面，言语中充斥粗话、脏话、笑话；另一方面，官员就是官员，官员话官场，小心翼翼，点到为止。   　　粗话、脏话、笑话。官员是官不假，但是官员也是人。吃饭喝酒过程中粗话、脏话连篇，“他x的”、“操你x的”、“顶你个肺”，脏话粗话基本不离口。有吃有喝是不够的，还要喝得痛快才行，笑话是酒桌上的调味品，特别是说起黄色笑话来津津乐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让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这样酒桌上的气氛也就浓了。   　　有的高见其实很荒谬。有的官员虽然有本科文凭、有的甚至有研究生文凭，其实并没有多少“墨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不简单，农民多赚钱就行了”，“和谐和谐，像我们这样有好吃的、好住的就和谐了”。荒谬的高见！   　　官员话官场：点到为止。官员在一起，交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提到一些与官场有关的人和事。如“x普通话说不标准、一口XX腔，写文章也不行，可现在在x单位做一把手。”“某某领导最近怎么样怎么样”、“谁是谁的人”、“谁又可能被提拔”。尽管大家都是熟人，还算“信得过”，但是几个官员说话时都很注意分寸，知道哪些事可以说，说到什么程度，哪些事不能说，不该说、不能说的的坚决不说，“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点到为止就行了，反正都是官场中人，大家心知肚明。

废话不多说，上图！且看“重庆模式”！

随便让一个人列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腐败永远名列前茅。但尽管贪污腐败现象猖獗，中国经济仍持续增长。 魏德安(Andrew Wedeman)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的教授，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他在自己的新书《双重悖论：中国的迅速增长与腐败加剧》(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中解释了中国的腐败与经济增长何以能够并存。 本报“中国实时报”栏目记者前不久采访了魏德安，他谈到了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的不同之处以及该现象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我报记者是否为了探得内幕消息而塞给他一个装有不连号的百元人民币旧钞的红包，这可不好说。)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节选： 《华尔街日报》：腐败现象一般来说都是与经济的低速增长相伴而生，但中国却不符合这个模式？ 魏德安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施经济改革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而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却远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于是中国也就成了一个谜：为何日益猖獗的腐败现象没有造成其经济增速下降？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一些最严重的掠夺式腐败有类似之处，而那些国家猖獗的腐败问题已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华尔街日报》：您能谈谈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发展型腐败”与中国“掠夺式腐败”之间的区别吗？ 魏德安 ：“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肮脏的秘密就是，它们都是建立在腐败基础上的发展型国家。也就是说，资金从商业领域流入执政党手里，然后执政党再将其分配给在政治上坚定支持自己的人和选民，以打造稳固的执政联盟。 中国的情况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共产党不依赖私营行业的资金支持。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少不了非法钱财的支持，而中国的腐败问题则符合腐败的标准定义，即滥用公共权力以谋私利。 《华尔街日报》：您的意思是，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为腐败在更大范围的滋生创造了新机会？ 魏德安 ：中国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产权从国家向市场转移的问题。 这些资产的名义价值常常远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因此，如果买家能以政府设定的低价拿到这笔资产，那么只要将资产控制权转售给第三方，就可以获得暴利。 由于存在巨额暴利，所以政府官员在把国有资产控制权转给第三方时有着强大的索贿动力，而买家也愿意从预期暴利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回扣返给政府官员。 《华尔街日报》：腐败是否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魏德安 ：腐败远远没有刺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是借经济的快速增长得以滋生。从根本上说，腐败官员掠夺了改革所创造的部分利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激励他们支持经济改革。但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政治动力并不来自官员对腐败收入的欲望。 《华尔街日报》：但从长远看，大多数专家认为腐败会削弱中国经济，你认为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 魏德安 ：从长远看，腐败会伤害中国经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有害影响。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遏制腐败，则可能开始破坏中国经济状况。 我不确定是否会发生最坏的情况。有关中国遍地腐败的种种炒作常常忘记了一点，即虽然中国的腐败程度比全球平均水平更严重，但它还不至于到我们或可称之为“腐败危机”的地步。 我的感觉是，如果腐败不加以控制，它会开始拖累经济增长率，尤其是在资产转移规模下降和总体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但腐败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将经济推入崩溃。 《华尔街日报》：你更为乐观，你的理由是？ 魏德安 ：和其他人相比，我对中国的反腐败之战更有信心，原因并不是这场战役能大幅减少腐败现象，而是因为它成功防止中国腐败问题严重恶化。 无论是看因腐败而被起诉的人数，还是国外专家估计的中国腐败严重程度，你会发现近十年来中国腐败程度大概都在同一水平。 《华尔街日报》：今年是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本届政府最后一年任期，你如何评价他们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绩？ 魏德安 ：功过参半。他们正在打一场反腐败的攻坚战。在改革初期，法律结构和制度刚刚恢复。调查员和检察官常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打击腐败，并常常仓促跟进。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末期，中国才拥有了基本的反腐败能力。这些制度在继续改进，但仍有大幅提高的空间，尤其是在打击高层腐败方面。 在胡温二人的领导下，一批官高权重的官员遭到了起诉和指控。这表明他们将反腐败之战引入高层的部分决心。但我没有见到证据表明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华尔街日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打击腐败而崭露头角。如今他已被免职，他曾经的得力干将王立军也正在接受调查，你对此案的看法是什么？ 魏德安 ：这真是一滩浑水。在薄熙来和王立军到重庆之前，重庆显然是一个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高发的地区。虽然表面上看薄熙来和王立军打击了一大批不法分子及其同伙，但还远远不清楚他们是一视同仁地打击所有不法分子，还是采取了打一派拉一派的做法。如果说薄熙来-王立军事件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是在中国控制腐败之复杂和艰巨。

乌坎，汪洋也说了，本身不是体制的改进。那些教授也不用去调研了。乌坎的特色是他们的自组织形式。就是他们有一个宗族组织。无论是他们的维权，和策略，离开这个宗族组织都是无法实现的。而今天中国的问题，在于缺乏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因此要不一盘散沙，军阀混战，要不是一党一家一姓的专制专政。汪洋搞的公民社会路子没错，乌坎只是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乌坎事件本身不可能普及，因为他们是一个家族种族的组织。 而中国社会缺少一个全社会的自组织形式。而是各自为政。因此矛盾和问题冲突很多。因此，如果乌坎模式推广，那还是容易产生社会纷争甚至动荡。 因为乌坎模式是一个宗族组织和价值观的统一体，不是一个全面的全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观统一体。 因此，乌坎的模式不具备推广性。但具备其标本意义。就是社会的自组织。其实也正是中共这几年搞的所谓的公民社会，和对社会组织的逐步开放。 我们知道，以前社会和党、政府是一元的。或者说现在政府和党凌驾于社会之上。 中共也担心搞民主体制社会会乱。就是因为社会是一盘散沙，缺少自组织形式。 现在中共靠暴力维稳是难以为继。他们的意识形态也无法在让中国人真正的信仰。 其实答案已经给出了。那就是先搞民族文化和信仰，新价值观的建设。配合公民社会的建设。 这样，社会稳定了，理性了。很多事业和问题可以交个社会自己解决。这样，政府权力不过于垄断，也避免了很多现实的问题和冲突。 乌坎模式不能普及，但乌坎人的组织模式需要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