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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牛集团最近爆出致癌物黄曲霉素超标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但有消息称，中宣部已经下令禁止媒体继续报道此事。 12月24日，蒙牛集团在四川眉山的子公司，在国家质检总局派出检测小组的一次抽查中，被查出，其10月份生产的一批次盒装鲜奶，疑似因饲料被致癌物黄曲霉素污染，导致成品鲜奶中检出黄曲霉素M1超标140%。 这一抽查结果由国家质检总局在网站公布后，中国媒体广泛报道，舆论哗然。蒙牛公司不仅涉及三年前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几年来，与蒙牛相关的食品安全负面新闻屡屡出现。 2008年9月，蒙牛爆出“三聚氰胺”事件；2009年2月，蒙牛特仑苏被爆出含激素类OMP；2010年10月，蒙牛被指策划“圣元奶粉性早熟门”；2011年4月3日，陕西榆林251名小学生饮用蒙牛纯牛奶集体中毒；4月，蒙牛财务总监称出口香港产品出问题几率要比内地小得多，舆论哗然。 因此，连日来，在被认为是中国网络舆论晴雨表的微博上，有不少知名网友提出抵制蒙牛等激进号召。 中国媒体的对此事的进一步报道遭到中宣部的新闻禁令的阻止。 12月27日晚间，《21世纪经济报道》的产经版的编辑在微博上抱怨说，“说件狗血的事情，（就算）违规，我也要说，今天关于蒙牛的禁令不是一条，是两条！” 他描述说，第一条禁令说“不让炒作”，于是，该报自然而然的认为，“可以报道”；第二条禁令才是（完全）禁止报道。于是，“我版面上的稿子从改好，到被撤、做调整”，连发两道（金牌），以为我是岳飞呐！“ 他透露，中宣部今天晚间发出的第二条关于蒙牛的报道指令内容是，“再次重申，关于蒙牛乳品事件，除了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外，其他来源包括自采消息一律不报道不评论，请严格遵照实行。”很快，他的微薄不明原因地被删除。据了解，除了该报外，全国不少媒体都陆续收到禁止继续报道此事的禁令。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说，“谁要是禁止这样的信息传播，谁就是非人类。” 而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守谦则评论说，“搞不懂有些部门。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此禁言只会换来更为恶劣的社会观感，引发更大规模的舆论喧嚣。” 有知情者称，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刘云山虽是山西忻州人，但其公开简历显示，从1964年，他在内蒙古集宁师范学习起，就长期在内蒙任职，一直到1993年，他从中共内蒙古赤峰市委书记任上，调任中宣部副部长才离开内蒙进京。 一位内蒙古籍新闻从业者称，一直以来，“蒙牛、伊利利用广告投放和中宣部内蒙人的关系，两种渠道操纵媒体，不让大众看到其负面新闻。” 据她的描述，这两家奶业巨头，虽然互为对手，但却都能掌控宣传机器。“如果拿广告搞不定，就通过搞定个别人假传”圣旨“什么，屡次发生，跟禁令库比对过，有时候根本没有(正式禁令)，真“圣旨”的情况比较少，真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几个月前，帮助举报另一家内蒙大型奶业巨头伊利董事长潘刚涉及贪腐的的《内蒙古商报》60岁的社长李希晓，被刑事拘留后推上法庭，可能将以“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的罕见罪名被判刑。 值得关注的，刘云山的长子刘乐飞管理的号称内地最大规模人民币基金“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募资规模为90亿元，伊利集团是股东之一。当时，中宣部也发出禁令，禁止继续报道伊利董事长潘刚因可能贪腐而被举报的事件。

        近来，网上又掀起了一个辩论的小高潮，起因是旅居法国的刘学伟老师撰写了《 论带路党 》一文，将矛头对准了那些愿意帮西方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人。这个似乎带着明显价值评判色彩的标题，再一次触发了“左右之间”的激烈争论。 　　“ 你不接受外国势力，外国势力照样会找上门来，你不接受外国势力，别人照样会接受外国势力，而且总是最会运用外国势力和国内力量相结合的一方取得最后的胜利 。” 　　一位网友在刘先生旧文中的留言惹怒了他。不过，那些反对该文的人，或许会认为刘先生言下的“带路党”正是那些对美国所持的体制、价值观有好感的人。这么一来，打击面就被理解放大了。例如：在赵进斌先生的回应文章中，指责刘先生将那些肯定普世价值的人都定性成了“带路党”。 　　争论之余，一个首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澄清：是不是说几句美国的好话就是“带路党”、汉奸?反过来，是不是骂几句民主或西方就是“左粪”? 　　这里，我还是想引用刘先生对自己定性的一段话，来澄清这种非此即彼的“扣帽子”的认定方式： 　　 我自己呢?很遗憾，明显地既不属于毛左，也不属于自由派。我站在中间，凭良知艰难地两面作战，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称半自由派，折中民主派。与毛左派相比，其实我还是和正统右派更接近呢。 　　尽管有人质疑刘先生的自我认定，但我还是尽可能相信他真诚的一面。退一步想，我们对于左与右的划分是否过于绝对?以至于快上升到类似于毛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步?专栏作者赵进斌就在他的回应文章中如此说道： 如果我是选网的值班编辑，如果你类似的文章落到我的手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删除掉。这也是中国自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传统 。看得出，这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姿态，其中间没有任何可价值共享的余地。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对立局面，以至于长期来看，会造成一种不可弥补的价值鸿沟。政治学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群的价值偏好从左到右几乎是个连续的序列。中国亦不例外，以下我大概描绘了一幅有中国特色的左右序列图： 　　极左(毛左、五毛)——偏左(新左派、保守派)——中间派(改革派、法治派)——偏右(宪政、自由派)——极右(革命派、带路党) 　　这里的极右，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在国外的划分中，极右往往代表复兴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者。相反，他们在中国却恰恰被左派封为“汉奸”，几乎与极端的种族论者背道而驰。客观地讲，我们不排除真的有一些愿意带着美军打进来的极端论者，正如我们不排除真的有左得“可爱”的五毛存在一样。从人群的情感取向来说，处在序列两端的人是有的，但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无论任何社会都排除不了这两类极端群体，只不过，一个健康的社会舆论都不会对这群人太过在意。 　　在西方，左派被誉为西方世界的良心。因为，他们极力主张福利社会，并以自由、平等的名义关注异化的人。在中国，一个健康的左右图景本应是：左派寻求社会公平，右派寻求自由宪政。两者的声音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分享普世价值的两个面向。90年代的英国给了我们提示了一个中道的场景：即布莱尔所代表的工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这个理念就是既要维护社会公平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同时，也要维护自由市场的某些开放性原则。既然，一个有着最悠久自由民主历史的国家，也在协调左与右各自的合理因素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互将对方视为水火不容、泾渭分明的敌对双方呢? 　　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站在偏左、中间以及偏右派的阵营中的。其中，民间声音以偏右派居多。无论这种反应是历史的，还是来自现实利益的相对剥夺感，这是他们对这个六十年体制的某种本能反应。而部分学者的新左派取向，则是对中国崛起以及西方相对衰落的正常反映。 　　近些年，一些左派分子扛出毛来极力批判今天已成为社会毒瘤的“贫富不均”和“官本位主义”，也多少代表了他们基于社会同情的良知。试想，在美国这样发达的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本位的国家里，当最后金融界、实业界形成了寡头式的压榨力量时，民众也会扛起“99%”的大旗去高喊“占领华尔街”。不过，这不应该成为左派指责民主自由的口实——这是因为，美国在社会保障、社会公正上远比我们做的好。学习比批判更重要! 　　当然，有一部分左派人士走得太远，为此，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回避历史，以至于要重新拎出文革式的基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那就是真的走火入魔了。因此，这是一个健康的左右共存的社会应当警惕的。不过，就我的编辑经验来看，真正的极左派人数比例是不多的，但是这部分人非常团结、异常勤劳，并常以结社的方式而搏得社会的关注，以至于令人感觉声势浩大，大有逆天之象。 　　对于一小部分近乎无赖的声音，我们大可采用视而不见的策略。相反，对于一些能够提出问题的左派、积极表达社会问题意识的左派，我们则应是另一种态度。我们不仅要宽容那些说民主坏话的人(如果不是无赖式攻击民主的话)，还要重视这些人的话。正是因为他们挑出了毛病，你才需要用更缜密、更负责的逻辑去修正存在问题的民主。如果，说了民主两句坏话学者就是“伪学者”、“无良知识分子”。那么，那些代表西方民主思想旗帜性的人物——如约翰·密尔、托克维尔、萨托利、罗伯特·达尔——就都成为了无良思想家了。可是，他们都在他们伟大的著作中，表达过对民主问题的忧思。我们应该清醒的是，反民主与客观分析民主是决然不同的两码事情。或许，一个公正地对待民主的态度，就是要始终不断修正民主中的问题，而使得民主能够更加完善。 　　还记得方绍伟先生09年以《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这篇文章开始在选举网投稿时，有多达数百个留言对他进行批评与指责，并因此被认定为选举网的“异类作者”。不过，他这几年的文章不断表明，他一直在用逻辑客观地分析事物，也因此获得了许多网友对他的重新认识。这说明，指出问题比简单认同更有助于思维的成长。 　　无论是方绍伟先生，刘学伟先生，还是其他一些执着的“左派”学者们，他是我们改革阵营的提醒者。民主不仅是一种政体，一种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方法。是方法就有完善的余地，不是吗?在这个程度上，我们是志同道合者。

到了年底，人们急切地希望给过去一年做个总结，越简洁越好，年度汉字就是这种社会心理的产物。2011年度汉字昨天揭晓，制服“控”的控字荣登榜首。专家说，之所以是它，乃因去年遍地涨声，有涨就有控，“控”字反映了政府和百姓的共同期盼。专家总能把一样东西说得了无生趣，幸亏汉字的解释权不掌握在他们手中。 当说到“控”字时，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意境：盲人骑瞎马，黑夜临深渊。控是一定要控的，不控就万劫不复了。物价要控，房价要控，贪腐要控，公车要控，官员假问责真复出要控，强拆要控，稳定要控，城管打人要控，地沟油要控，毒奶粉要控，校车也要控。 控来控去，民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痛在身上。因为控不住的东西太多，而且很多方面恰恰在控制中走向失控。既然有专人控制，就不要匹夫有责了。老百姓眼睁睁地看着调控大戏一幕幕上演，被控的滋味不好受，怎么越控制越不舒服呢？霸着控制权的人都在干啥呢？ 一个控字把人分成两类：一是上面发号施令的，一是下面受摆布的。上面的人玩得很high，成瘾了，控制就成了一种癖好。而为了让这种癖好万古长青，就想自个占着，不让别人来玩。如此，控制就不讲究实事求是了，而成了选择控：对自己有利的就控，没有好处的就不控。长此以往，爽了上面苦了下面，控“制”就成了控“诉”。 在人间，有多少控制，就有多少控诉。到了一定阶段，控制成了一件苦差事，别看表面上风光，华袍下面也是一身的腥臊，洗刷不掉；而控诉的人也很辛苦，他们辛苦劳累，辛苦地活着，辛苦地上访，辛苦地不要受控。玩火者自焚，失去约束的控制权，就会把人们推到了悬崖边上，大家都郁郁寡欢，很不高兴。 参照普遍逻辑，控制权是一种责任，是民众的信托，它应该代表潮流和进步，向着正确的方向伟大进军。可一按照中国逻辑，控制就变味了，这是为什么呢？我研究了一下，主要是因为“太喜欢”！这与制服控、微博控、苹果控还不一样，那些都是个人趣味，风花雪月抵不上爱国情怀，人家玩的是权力控、利益控，境界空前绝后。 只要不违背人道精神，大可以一控各表。但卖弄控的“稳、准、狠”就不对了，控能否长久，主要在于看你维护的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