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BBC | 英媒:薄熙来的高调破坏中国为官规则

薄熙来被认为过于高调张扬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3月18日发表欧洲智囊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伦纳德的文章,分析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到撤职的事件。 伦纳德在文章中形容,“薄熙来这位富有魅力的共产党书记的崛起和败落,可能标志着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最严重政治震荡。” 文章说,薄熙来突然遭到解职。他的最大罪名是,在一个仍然把一致性看得高于一切的体系中显得太个人化。 保持平淡无味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希望自己的高级官员平淡无味,最好是达到隐身的境界,而个性独立的薄熙来固执地拒绝了这一规则。 文章说,薄熙来之所以显得对中国的未来如此重要,并不是因为他的毛主义言辞,而是因为他获得的公众支持度,他的平等主义思想和他所实施的自由市场政策。 另一方面,他努力提倡内向投资,同时致力于提高国有企业规模,建设75万所社会保障房,以土地交换计划补偿被征地农民,并且为200多万农民工提供福利。 薄熙来的行动当然不仅仅是改善这个落后地区的民众的生活状况,还包括为了在中共最高层换届时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努力。 政敌的机会 文章说,有关“王立军事件”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但这一事件为薄熙来的政敌撤销他的职务提供了理由。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薄熙来遭到撤职的前一天公开地批评了重庆市委,并且警告中国存在回到文革的危险,显然是在批评薄熙来的“红色文化”。 但是,这是导致薄熙来下台真正的原因吗?还是因为他在一个禁止公开竞争的体系中公开竞争领导位置?或者是因为他在“打黑”的行动中触犯了不该触犯的人。 文章最后援引薄熙来一位大学同学的话说,薄熙来的行动仅仅是政治姿态,并不意味着他想返回文革。“薄熙来的家人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很难想象他想把重庆带回文革的道路。” 点击 页首

阅读更多

王立军事件证明: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黄秀辉 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王立军大戏”余热不减,在这次“两会”上又成为“热点话题”。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拼图式’的……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建议你不要做过多的想象。”尽管赵启正没有回答王立军是否寻求过“政治庇护”,但不需要“拼图”和“做过多的想象”,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作为中共执政以来闯进外国使领馆的最高级别干部(重庆市副市长为副部级),如果不是遇到了很不安全的事,绝不会走“非正常上访渠道”!一个红得发紫的副部级官员,居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休假式治疗”,这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文革”中被“打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就有122人,全国被迫害致死的有2000万人(董宝训、丁龙嘉著《沉冤昭雪》),他们宁可选择自杀,也没有一个人跑到美国使领馆。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时,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跑到美国大使馆,并获得政治庇护被成功转移到美国。难道王立军也是“忧郁症”?在他的名片上有两个体现“学者型”的职务——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带头人。作为一个心理学专家,比常人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不会得抑郁症或精神失常。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叛徒”的风险去“美帝”领事馆“上访”呢?笔者分析,只有一个理由可成立。公安局长都知道,有个别进京上访者在走“正常上访渠道”走投无路时,就去闯外国大使馆,虽然闯不进去,但“外交无小事”,把影响造大了,就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只有得到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王立军可能从中得到启示,认为即使美国不给他“政治庇护”,也会把他直接交给北京,这样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王立军走到“休假式治疗”这一步,是偶然中的必然。据民间传说,当年的“打黑英雄”文强“黑打”张军时,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轮到王立军“黒打”文强时,文强临死前对张军说过同样的话。张军与文强之所以敢这样断言,并不是他们会算命,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检验了一条定律——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一个“官员自杀必定忧郁症,平民上访必定精神病”的国家里,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其中,官员的高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高危来自司法不能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机关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党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2011年4月12日,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贺卫方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单独对王立军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仅隔了10个月,贺卫方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就在王立军的身上应验了。 官员高危来自“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然而,在中国唯有政府没有社会,所谓的社会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公开干预不利于“维稳”,民间组织又因官方背景而没有公信力,因此使用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成为最佳的选择。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去赶走老业主;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作为政府官员,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无间道。 官员高危来自“成王败寇”。中国的强权政治带有浓厚的封建特色——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而这一切盖因“成者王侯败者贼”:成者不仅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本派系也会鸡犬升天,成为“先富起来”的利益集团,即使触犯国法也是“刑不上大夫”;而败者呢,不仅自己被精神病、被处决、被软禁,本派系的人还会深受“连坐”和“族诛”之苦……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时,即使手举宪法也无人理会,他与妻子王光美向毛泽东求情“回老家种地”,但这样的最低要求也是非分之想,最后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少奇牵连的邓小平“三起三落”,而当上“皇帝”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又败于邓小平发动的政变,被“人间蒸发”。 官员高危来自选择性执法。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我们都知道,黑社会吸收新成员时首先就要求他去干一件犯罪的事,否则别人就要把他赶走,甚至还要加害于他。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坏的,但为了“显示中央反腐决心”,就要选择性地执法,就要抓典型,抓谁呢?当然是抓那些后台不硬、根子不深、平时不听话的干部。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冉建新(曾任利川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局局长),因为多次在市领导面前为被“强拆”的市民说同情话,某市领导怀恨在心,多次扬言“要收拾冉建新”,冉得到信息后,多次向这名市领导“赔礼道歉”,但没有得到原谅。2010年11月13日,冉被“双规”。2011年1月3日,巴东县检察院立案侦查。2011年5月26日,市检察院批准对冉逮捕。9天后,冉突然死亡。冉死后,天涯等多家网站发出尸体图片,发帖人描述“死者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其状惨不忍睹。”冉的妻子游小玲公开了冉写在卫生纸上的“绝笔信”,其中揭露了市领导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的详细过程,求助于中纪委和省纪委还其清白。2012年1月,鹤峰县法院对这起刑讯逼供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刑讯逼供罪分别判处原巴东县检察院反贪局教导员任中海、法警大队教导员谭发明三年和一年的有期徒刑。而对市领导的责任,至今没有追究。 正因为官场险恶,中国的官员们时刻准备移民国外,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官员把儿女和妻子都送到了国外,自己当“裸官”,但其中一些官员仍然不能实现“安全著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往往选择自杀,这样能保护其他官员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王立军没有选择自杀,他想为中国官员探索一条以“叛变”求生的路子,但他不懂得“政治庇护”是专门为那些因反抗专制而受到迫害的政治异见者提供的,而他从来没表示过对专制政治的异见,反而是中共镇压政治异见者的工具,他背叛中共是因为内部权力分赃不均。如果美国给了他政治庇护,就等于用政治庇护这种方式奖励那些贪官污吏们,这是违反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在道理和道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官员到哪里去寻找安全?投资移民门槛太高,投靠儿女申请绿卡的时间太长,潜逃国外很容易被引渡,寻求政治庇护已被王立军证明此路不通,难道只有患抑郁症而自杀这一条路吗?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又有一名中国官员自杀,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其前任邬学新于2010年10月16日由政府办公楼七楼坠下身亡,警方称邬学新因遭好友实名举报其违纪违法而轻生。谁能拯救中国官员?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我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作者: 黄秀辉,民主中国

阅读更多

秦晖、陈子明:新民主主义还是宪政社会主义?

  本文为作者在共识网主办的《改革三十年与中国转型困境分析》研讨会上,对张木生《用新民主主义的标准看改革三十年》和胡星斗《 反规则的政治和反市场的经济 》主题发言的回应。   周志兴:好,上午发言讲完了,现在是12点,咱们有半个小时时间可以稍微讨论一下,我想比较简单的讨论的办法是谁反对谁的观点可以说出来,比如说秦晖老师反对星斗讲的民主,有没有反对的可以提一下。   秦晖:我觉得现在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确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几乎不存在,真正存在的界限是专制与民主,这个界限越来越分明。   胡星斗:它是一个旗帜。   秦晖:我不反对这个旗帜,但是这个旗帜不敢用。最近这几年,我们现在有一些得势的人,他们反对民主,主张专制,完全抛开意识形态,社会上任何地方出现专制,他都认为是好的,任何地方出现民主,哪怕是共产党民主他都认为是坏的,这个现象都到了非常怪诞的地步。一个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杀共产党非常厉害,剩下一帮伊拉克共产党跑到外面去,美军打进去,成立了6人委员会,仇恨萨达姆,支持把萨达姆干掉,我们国内一大帮人说伊拉克共产党是汉奸,应该支持萨达姆。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我首先要活命。共产党被抓住,千方百计要引渡,因为被抓住就必死无疑,活命就有机会反击,我们活命是第一位的!乌克兰革命不久就出现摩尔多瓦的事,内部的事件很多,他们搞了一次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把摩尔多瓦共产主义者党选上去了,这个领导人是俄罗斯人,通过民主程序当选了,成为摩尔多瓦的领导人,他采取了跟西方合作的态度,我们国内很多骂的,说这叫自我颜色革命。更怪的是白俄罗斯,大家可能知道白俄罗斯跟乌克兰也发生了颜色革命,白俄罗斯颜色革命就是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非说这是西方阴谋,共产党领导民主运动也是西方阴谋!现在一些权贵已经非意识形态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讲资本主义如何,社会主义如何,我觉得意义不大,尤其在经济意义上,如果资本主义不行,现在世界上哪有资本主义?要说有,那也是中国,中国发生的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讲的过剩危机,中国现在就是靠外需来消解过剩,如果没有外需,中国出现1929年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的状况,马上是转眼间的事,但是对美国,我们讲西方出现的危机都是相反的,是消费过分的危机,不是生产过剩,如果按照马克思的逻辑,那美国的危机应该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危机才对。   秦晖: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再谈资本主义只能把思想搞乱。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就是民主和专政的区别,在专政条件下,你搞社会主义你就是要约束老百姓,你搞资本主义就是要防控权贵,我们讲话不一定这么讲,因为涉及到话语空间问题,但是我们心里不能糊涂,怎么表达是一个问题,木生讲新民主主义,星斗讲宪政社会主义,假如他们的意义都在于推进民主的话,我觉得不如讲新民主主义,但是这里头,新民主主义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宪政社会主义共产党没有提过!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如果从这个词本身来源讲,新民主主义比宪政社会主义更可取。但木生讲的东西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的顾虑,因为共产党的口号里,关键在于党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即使在延安时期,共产党把新民主主义讲的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你讲的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最杰出的文本代表就是西方宪政,讲的非常高了,包括海外人士都没有超过。但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延安内部是绝不搞这套的,包括三三制,是我制定拟代表党外人士。试想,在延安允许有反对党吗?   新民主主义如果真的要有价值,就在于新民主主义怎么限制共产党的权力,要不然共产党照样可以为所欲为,今天给你,明天就可以收回来,如果是这样,你还是跳不出来。   张木生:中国共产党有两次比较成功的试验。一次是延安时期三三制,毛泽东专门有一篇文章,和刘少奇一块搞的,就是说新民主主义宪法那就是宪政。所谓的三三制你可以看,有一系列的文章,从党团次序上,第一,共产党在议会,那时候有9000万人口的根据地了,这个三三制有几头互相制约的过程,共产党在参议院和政府是占1/3,第二,共产党如果没有备选1/3的,都不许派共产党,小于1/3就少于1/3。第三,你的领导只能是政府说服和党团在政府和议会中的作用。实行的结果没有毛的话,只要你能够代表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如果拥护你,我觉得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达不到,这是那一次的事件,就是把大批的像胡继伟这样的知识分子吸引过来。第二次建国初期的政协和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共产党也只占1/3,也实行了民党,那么,所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到中国来,毛在十大关系中讲的很清楚,斯大林一直怀疑我们在进行铁锅式改革,我就是第二个铁锅,所有的民主国家的首脑来访问中国,都认为中国在封闭资本主义,搞的是阶级调和论,实际上毛和刘在七大上,刘做的报告就和毛达成了非常大的共识,新中国建立以后阶级合作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是第二位的。党内斗争最高,如果你属于党内少数派,党内斗争绝不能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多免去你的职务,党内可以有派,党外可以有党五,绝对性标准就一个,谁能给人民带来利益?那么他就说一个是公司兼顾,劳资两立,工会发挥作用,统筹四面八方,双方签订合同。毛说,当时如果打了朝鲜战争才使斯大林对我的压力小了点,不然这个压力就去不了,打了朝鲜战争,就必须打,没有办法,冷战没出现前,美英苏是盟国的时候有它的新民主主义,美英苏一旦是冷战格局就有站队的问题,我没有办法,他说我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我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新中国,我对斯大林抬高了,说100年之后中国才有可能走到苏联的道路上,不然就要把西式资本主义一直搞下去,但是实际上一边倒了以后,他也从解放战争所带来的他一人说了算,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他一人说了算对他自己有党和国。   周志兴:为什么后来改变了呢?   张木生:列宁有一篇文章叫批两种人,一个是批孙中山的,一个是批俄国的。毛是随年轻时代起就有圈套的社会主义思想,写过很多文章,到延安后他慢慢的接触面越来越广,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改变了,他也改变了。那么,一边倒了之后,就是他和杜润生谈话那次,如果出现中国和斯大林争论你站哪边?杜不敢说了,他就笑了,说你就是搞坚持长期过度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政策,但是他说我告诉你一条,斯大林打赢了二战,就这一点你就否定不了他。所以不是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想,而是国际大秩序允许你怎么想,不是你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我们很多东西都了。是国际大的次序允许你这么变,我现在的这一套,说新中国的基本矛盾,和继续要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矛盾不反映基本任务,这是很大的矛盾,我自己知道,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不工业化,中国是一个联合国,穷人也有一条打狗棍,你不把两弹一新弄到手,你永远在这个世界上不算数。你有什么高招使我跳出这个大环境?你没有!你就得听我的。他和杜谈的就是这个。所以有这个就越走越走。   陈子明:我说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以政治保守主义的态度来做选择,星斗说的宪政社会主义和木生说的新民主主义,宁可选择新民主主义。因为新民主主义在共产党里有比较大的历史渊源和合法性,宪政社会主义虽然你把社会主义提得很高,但是毕竟是体制外的东西,在共产党内没有根基。体制外的东西又想用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跟共产党讲合,共产党不会听你的。现实价值不太大。   从星斗的描述说,从宪政社会主义走向真正的宪政,这个我觉得逻辑上有问题。从宪政社会主义走向宪政主义,这个说得通说不通?还有一点,能不能提这样的口号?因为以前有人批宪政社会主义的文章我也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政”,这个概念成立不成立?如果能成立,你这个有一定意义;如果“共产党领导”和“宪政”根本就是不能够合在一起的,那就没有意义。因为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称为“共产党”的政党也可以执政,但是“共产党领导”这个东西是与宪政民主制度根本不相容的。   第二,对于新民主主义,我过去和木生也讨论过,也提过不同意见。这个口号现在提出来有好处,有启发性,我支持木生提出这个口号,但是不支持他刚才讲的“1938年到1948年的新民主主义”的概念。“1938年到1948年的新民主主义”比1949年到1956年这套东西好,这个我同意。但是从1938年到1948年实际上有三个新民主主义。一个是毛泽东在1938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个里头有一个根本的误点。他说这个宪政是几个革命阶级对什么什么的联合专政,那么,他讲宪政的时候,比无产阶级专政弱化了,但是专政还是专政,只不过这个专政站在人民这一边的阶级多一点。   张木生:三个敌人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除此之外,全是合作的对象。   陈子明:我觉得把宪政理解为“联合专政”是有问题的,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错误。。   张木生:宪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陈子明:第二个新民主主义集中体现在1944年和1945年这两年,也包括1946年2月份以前。这个东西受到“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宪章”的影响,毛在1945年和路透社记者谈话中谈得最到位。当时斯大林也是同意了的。   秦晖:是斯大林力推的,南斯拉夫跟斯大林有矛盾,不是因为南斯拉夫右,而是因为南斯拉夫是最早搞一党专政,最早搞合作化,就不听斯大林的。   陈子明:所以我说,这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跟上一阶段的有根本区别,毛准备从延安去淮安的时候他的思想是有变化的,这个时候他准备和国民党大家都来搞选战,搞合法斗争,他是愿意接受一个多党政治局面的。所以“和平民主新阶段”——毛刘准备去淮安的这段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今天可以给予最高评价的新民主主义,但到了1946年冷战兴起以后……   张木生:1946年冷战没兴起。   陈子明:冷战已经提出来了。丘吉尔铁幕讲话这些东西以后,随着苏联转向,中共也跟着转了,48年以后放弃宪政的提法,对“共产党领导”这一套,是坚定不移的,比39年的还厉害。对这10年里的三个新民主主义,我比较欣赏1944年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就是毛泽东对美国人讲的那些话。   张木生:毛这块很多人都认为有国民待遇,所以我们才提新民主主义,即使国民党完全溃败,我们还要搞新民主主义,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包括林垦的一套东西。他们是由多党或者两党中的所谓竞争胜利一方组织单一的政权,那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接一个专政,我们所主张的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的专政,它的阶级斗争是第二位,阶级合作是第一位。   陈子明:我再补充一点。如果要在理论口号中提到社会主义,也应该有更强的针对性。1989年那一年,曹思源曾经想做一项大工作,我们当时那个所的陈小平也跟他在一块搞。曹思源在《经济学周报》发表的文章中,提了一个口号叫“社会主义议会制”,我觉得当年这个口号比现在提“宪政社会主义”的口号更有价值。木生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忘了问了,你提到毛说“100年新民主主义建设”,木生是从哪儿发掘出来的?   张木生:毛泽东讲的搞100年是几次和美国记者谈话,实际上我们告诉你一个秘密,真正能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咱们提四个现代化,那时候提六个现代化,我们在世界上大规模的依靠外资,进入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大量的进入中国,苏联共和国。到了七届二中全会,有人问毛,说苏联到1913年,俄国工业占到42%,我们的工业连10%都没有,凭什么你要否定100年?毛讲着就笑了,他说不是我想凭什么,你去斯大林他允许我们凭什么!   孙立平:在新民主主义地方,党的位置究竟是什么位置?是一个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张木生:动态的。   孙立平:今后是什么样动态的过程?   张木生:是这样的,他把社会主义推得很远。   秦晖:我们现在多一点社会主义不是坏事。   孙立平:在你构想的体制中?   张木生:毛认为,邓小平也反复讲这句话,我们到2049年之前肯定是不够格的。   周志兴:要坚持党的领导,四项基本原则嘛!   孙立平:社会主义概念中就是党的领导。   张木生:为什么自由知识分子都往共产党这搞,为什么中研院97个院士跑台湾6个,都往我们这跑。都说中国成为联合国常理事国,实际上6大军阀各占各的地段。蒋介石笨到根本就解决不了中国的军阀的问题,对外毛讲的很激烈,说这个协议就是重新瓜分中国的协议,他们完不成这个任务,由我们共产党来搞新式资本主义就行。   李伟东:你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吗?对共产党有某种竞争式、选举式的合作。   张木生:没有别人,你肯定要官僚化。但别人不能代替我的领导!   陈子明:上次我跟木生一块开会,我也问了这个问题,木生最后有一句话,表示不赞同作为斯大林模式核心的一党制。这个在网上已经可以查到了。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黄百炼:精神懈怠与执政危险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0 次 更新时间: 2012-03-19 23:41:20 黄百炼:精神懈怠与执政危险 进入专题 : 精神懈怠 执政危险    ● 黄百炼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这四大危险中的任何危险都足以造成亡党亡国的危害。总结我们党建立90年和世界上一些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精神懈怠的危险相对于其他三大危险更为首要,更为容易导致党的机体功能衰竭。精神相对于个体来说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包括人的情绪、意志、良心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的精神状况就是党的“灵魂”,是党的理论和思想活动、党的意志力、党的生机和活力、党的风貌、党的作风的总称。如果党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我们可以从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和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政党的兴衰成败中,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党的精神风貌的产生、形成、凝练和发扬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在成长、壮大过程中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挫折中坚强、在失败中奋起的一大宝贵财富。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1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全过程,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理直气壮的底气。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付出艰辛的探索,还要受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嘲笑、干扰、打击和错误处理。特别是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干预,使不少党内同志对自己的理论创造产生了怀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说成是“山沟里不出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懂马列主义的“土包子”;中国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相信新民主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取得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后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的理论,具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理论自信,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底气。他们以坚毅的理论勇气,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排除了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     二是蓬勃向上的朝气。我们党在处于被围剿、被屠杀的地位时,任何摧枯拉朽的革命工作都充满了危险。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整个国家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是西方政治家预言收拾不了的烂摊子。但是,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人们不被眼前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所吓倒,而是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对自己的才能有机会展示而无限向往。中国共产党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和海纳百川的吸引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像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一切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青年和知识分子都向往延安,向往革命根据地。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心向往新中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是有了这么一股子蓬勃向上的朝气,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三是奋发有为的锐气。近代以来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有不少志士仁人为了民族复兴进行了各种改革尝试和社会革命,都因为找不到正确道路,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而失败,而苦闷和彷徨。由于中国共产党真理在手,正义在手,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对于前进中的艰难险阻无所畏惧,运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3的积极进取精神,干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壮举,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工农红军能够在围追堵截下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重大战略转移;地脊民贫、四面受敌的陕甘宁边区能够在13年内成为我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革命圣地;埋葬蒋家王朝的军事指挥部署竟然能够在西柏坡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简陋小屋里完成;短短几十年新中国走过了许多国家要花数百年才走完的路,“东亚病夫”一跃成为“东方巨龙”。     四是大义凛然的正气。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品格。他们对于腐败深恶痛绝,19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发布了第一个反腐败公告,并且对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坚决清除,绝不留情。共产党人具有闻过则喜、虚怀若谷、正身清心的自我批评精神,乐于接受人民群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哪怕是十分尖锐和尖刻的批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4正因为这样,才能通过遵义会议,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拨正航向;敢于彻底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行战略重点的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先辈们率先垂范,发挥正身率下的强大榜样力量,在危险时刻冲在前,困难面前干在前,艰难岁月苦在前,用浩然正气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直形象。     五是攻坚克难的勇气。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长期处于逆境和困境之中,强大的敌人、巨大的困难、复杂的矛盾、全新的问题像大山一般压在共产党人头上。但是共产党人具有压倒一切敌人(困难)而不被敌人所吓倒的英雄气概,就好像是天生为了战胜敌人和困难而存在的。正因为有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5的大无畏精神,共产党人敢于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点燃星星之火;在封锁和包围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两弹一星”;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处于低谷的严峻形势下,“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抓住机遇,有所作为”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阔步前进。     六是苦中求乐的豪气。虽然我们党长期处于艰苦、清贫、恶劣的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深邃眼光,深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先辈们志存高远,豪情万丈,身处险境,放眼未来。1936年2月,经过一年长征的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8.6万人的队伍已经到了“不到七千人,瘦成皮包骨”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却在陕北一个叫袁家沟的小村子里,坐在一尺多见方的小桌子边写下了“沁园春·雪”这样的宏伟诗篇,展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充分自信。方志敏在慷慨就义之际依然憧憬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前途”。在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我国面临严重自然灾害的艰难时刻,党和人民表现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壮志豪情。邓小平同志怀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7的坚定信心,满怀激情地设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正因为有了这种苦中求乐的豪气,无数先烈把砍头当成风吹帽,无数前辈把苦难当成磨刀石。     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彪炳史册伟业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一再证明了一个道理:保持充沛的、良好的精神状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一大法宝,是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首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丢掉了这个前提,什么危险都可能存在。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是党的一大思想文化优势。丢掉了这一优势,就丢掉了党之“魂”、国之“神”。          二          经过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执政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物质基础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政权也十分巩固,然而,过去那种锐意进取、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却开始有所减弱,表现出精神懈怠的症状。所谓精神懈怠,作为个体来说就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产生松弛,缺乏积极主动的心理状态,出现不思进取,情绪、意志、精力和活力开始下降,道德品质开始出现滑坡甚至蜕变的情况。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弱化和丧失的表现。作为一个政党来说,精神懈怠是党的思想理论活动的活力发生递减,产生保守、迟钝、停滞或禁锢的状况,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始弱化,体现党的性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出现退化甚至败坏的情况。     精神懈怠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引起高度警觉。我们党内之所以会产生精神懈怠的危险,主要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主观因素开始发生病理性的退化:第一,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权,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全局性阶级斗争的消灭,没有了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没有了大难临头的致命威胁,没有了刀枪相向的凶恶敌手,没有了逆水行舟的艰难处境,警惕的神经开始松弛,斗争(竞争)的意识开始放松,顽强的毅力开始减弱,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面临和潜在面临的各种危险,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抵御、战胜各种风险的竞争(斗争)意识。第二,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党执政的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动用物质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力也大大增强,于是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开始迷信于“用人民币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缺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注意用真挚的感情、良好的作风、饱满的激情去解决群众的困难和社会发展的问题,甚至全然不顾群众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用物质的、简单的、粗暴的方法解决问题,用搪塞推诿的态度对待矛盾,带来一系列发展失衡的问题,使一些地方的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感情逐渐疏远。第三,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强大,党和国家应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有所加强,特别是制止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和制造动乱的能力大大加强。于是一些领导干部迷信用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的作用,动不动就动用国家机器来解决群体性事件,缺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缺乏“人性执法”、“温情执法”的工作作风,而在采取强制性措施的过程中,不认真调查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诉求,不放下身段同群众平等地、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和沟通,遇到矛盾总是试图以势压人、以力服人、以权制人,甚至以拘禁、强拆、“被神经病”、“被自愿”、“被安居”的方式限制或者剥夺“不听话”群众的权利,“滥用警力”、“暴力执法”现象的存在,在一些局部地区造成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的严重对立。第四,进入和平年代,个人的提拔、使用和工资福利奖金的提高一般都是按照工作年限和制度规章有序进行,没有了革命战争年代和拨乱反正年代那种人生的大起大落和跨越式的变化,也没有了那种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挑灯夜战的群众运动式的激情。人们生活在有序、安康、稳定的环境中,在规则秩序下正常工作。在人们注重物质利益追求、注重生活质量提高、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时候,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了所谓的“天花板现象”、“59岁现象”和“愤青现象”。有的已经没有提拔重用希望的干部,工作缺乏动力,上班无精打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快要退休的领导干部,“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为自己谋后路作准备,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以权谋私;有的在官场上、工作上、生活上失意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个人的得失,不深刻反省个人主观能动性方面的欠缺,把所有的不满归咎于社会和党组织,成天愤世嫉俗,骂骂咧咧,看什么都不满意,而自己又不愿意为改变社会作出必要的付出和努力,成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愤青”。第五,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党和国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尽管30多年来我们遇到了国内政治风波、国际金融危机、特大自然灾害等不测风险,但我们都比较顺利地克服了,虽有风浪却波澜不惊。于是一些人对中国目前取得的成绩盲目乐观,自我欣赏,陶醉于“中国震撼”、“中国速度”、“中国之谜”、“中国奇迹”的满足之中,对我国目前尚未转型的粗放型、外向型、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所造成的问题认识不足;对我国社会已经处于矛盾凸显期心理准备不足;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世界性难题缺乏应有的警醒,对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和前进道路上潜在的艰巨性、风险性、危险性缺乏忧患意识,对应对未来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和心理调整也做得不够。     一些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1. 思想糊涂,信念不坚,精神动力不足。对中国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模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等重大理论界限划分不清楚,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缺乏为捍卫和实现理想信念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的激情。不是积极主动地想做好工作,而是机械地、被动地或者仅仅为了得到领导满意而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不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而是仅仅把它作为谋生手段而工作。缺乏远大志向,精神萎靡不振,做事拖拖沓沓。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因为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悲观失望,为自己谋求后路而走上贪污腐败、蜕化变质的道路。     2. 说得好、做不好,讲得多、做得少,实干精神不强。这些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要求、执政目标应当说越来越准确,越来越细化,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贯彻落实很不够,没有真正把这些执政理念落实到各项事业的具体发展中,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地方充斥大话、假话、空话、套话;工作是隔空喊话,隔靴搔痒,决而不行,行而无果。相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衙门作风比较浓重,用会议指挥会议,用文件贯彻文件,用汇报来检查汇报,人民群众越来越不满意“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状况。     3. 自我满足,盲目乐观,自我解剖精神缺乏。改革开放30多年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确实前所未有,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种快速发展是因为抓住了一些机遇,带有粗放型、扩张型的性质,而今后我国的发展形势会更加严峻。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别人跟你打交道就会更加算计和提防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会更加复杂,任务会更加艰巨,难度也会更加增大。然而,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这一点,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自我满足,对未来的前途盲目乐观。看不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深入查找目前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清醒地反省自己并严格地解剖自己;不能正确认识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群众、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对取得的成绩评价得过高,对个人的作用估计得过高。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如果盲目自信,就会丧失襟怀坦白、闻过则喜、敢于揭短、勇于纠错的锐气和勇气。     4. 固守陈规,求稳怕乱,创新和开拓意识不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大家有一股子大破大立、敢闯敢干的精神。短短几十年我们就初步完善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领导体制和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实现了对社会有效的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开始习惯于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习惯于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下工作。对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社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社会进步提出的新任务不愿勇敢地面对,看不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愿意不断适应新时期的新要求,用开拓进取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对于基层和群众蕴藏的巨大首创精神不够尊重、不够支持,甚至用现行的条条框框去阻止、扼杀基层和群众的改革创意和萌芽。     5. 讲究排场,追求享受,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衰减。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有的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开始讲究排场,追求享受,贪图安逸。“节省每一个铜板”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同甘共苦”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有的地方看不到了。一些领导干部追求奢华,办公楼成为当地的一道豪华风景;讲究级别等级、座次礼仪、官阶待遇,“官本位”观念全面渗透;对迎来送往、公务接待、圈阅文件乐此不疲;指导检查工作习惯于踩点彩排,边界迎送,警车开道,禁行戒严,走马观花,摆姿作秀;不发生突发性事件很难在急难险重的工作场合看到领导的身影。艰苦奋斗精神的衰减,不仅会导致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而且会大大提高执政成本,大大削弱执政党的竞争力和执政效率。     6

阅读更多

译者 | 《华尔街日报》 中国罢免薄熙来表明共产党处于十字路口

核心提示:罢免薄熙来并不会自动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更加开明的人物走向党内最高层铺平道路。薄熙来的职位由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关系密切的张德江接任说明这一派别的势力仍然强大。 原文: China Purge Sets Up Scramble at Top 作者:JEREMY PAGE 发表:2012年3月15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在3月5日开不的人大会上,薄熙来(左)坐在徐才厚(政治局委员之一的将军)的旁边,周四,张德江(右)接任了薄熙来的职务。本文配有 英文视频 :薄熙来被免职,华尔街日报的Li Yuan 和 Andrew Browne讨论这位引起争议的领导人的未来会如何】 在共产党内两派对立的精英争夺控制权之时,领导了”毛主义”的复苏的薄熙来的下马可能导致日益公开的党内高层斗争加剧。 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前,他还被视为最有希望被提拔至政治局常委的人选。这无疑是党内自由改革派的胜利。 但罢免薄熙来并不会自动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更加开明的人物走向党内最高层铺平道路。汪洋最近因和平处理乌坎村民抗议强占土地事件而赢得称赞。 这实际上会促使与薄熙来有关联的人物采取行动确保自己在新政治局常委(由九人构成)中的席位。习近平预计将在今年秋天进行的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中成为党的总书记。 领导层的斗争表明共产党正处于十字路口,两派之间的分裂日益严重。一派以薄熙来为代表,他们主张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发挥更有力的作用,另一派以汪洋为代表,他们支持私有部门、公民社会以及法治。 在温家宝总理周三罕见地公开批评之后,就发布了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温家宝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重庆市领导”要反思并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周四就宣布了薄熙来的职位被接替的新闻。 分析人士说,尽管自由派不喜欢薄熙来的政策,但分析人士说,薄熙来真正的错误在于,他傲慢的个性、民粹主义行事风格和公开挑战上层的做法破坏了党内敌对权力中心之间微妙的平衡以及通过达成共识来作决策的文化。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中国政治方面的专家,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助理谢淑丽(Susan Shirk)说”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领导层就一直努力保持着暗箱操作。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打黑唱红活动就是他必须下台的原因,而不是他所作的一切。”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他的下台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是平衡迅速得到恢复还是对立阵营继续斗争,破坏党内团结。在共产但面临缓慢增长的经济和日益苛求的民众之时,团结对共产党掌权至关重要。 上一次出现领导层的严重分裂是在1989年,数百万中国人在街头,在北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举行支持民主的抗议,最后以军队镇压收场,死亡数百人,也许高达数千人。同情抗议者的改革派领导人后来被清洗。 2006年,一次有限得多的权力斗争导致政治局委员、上海党委书记陈良宇因腐败指控而被定罪。接替他的是习近平,几个月后,习被提升为常委。 薄熙来看来可能已经逃过类似的命运。分析者们说他有可能会保留(25个)政治局委员的一席。只要他同意不干涉政治事务,他可能会得到一个虚职,比如政协机构里的一个副职。 如果他不合作的话,他可能会面临基于王立军提供的有损于他的材料的调查。王曾是薄熙来的公安局长,上个月他在成都的美国领事馆滞留一夜后被中国的安全人员拘押。 除了说这是由中组部的李源潮正式宣布的之外,国营媒体对薄熙来周四被免职一事,没有提供更多详情。李也是有可能入常的领跑候选人之一。 对于出于个人和意识形态原因支持薄熙来的党内领导人以及支持他振兴毛泽东主义做法的下级官员和学者(统称为”新左派”)而言,薄熙来被免职是一记重创。 但接替薄熙来的张德江在朝鲜学习过经济,是负责工业和能源的副总理,而且被认为与国有工业巨头关系密切。这表明与薄熙来有关的派别势力仍然强大。 人民大学精英政治问题专家张鸣说:”他们皮很厚。他们可以找新的领导人来依靠。” 党内派系和利益集团是流动的,往往相互重叠,但分析人士认为,张德江显然不属于自由改革派阵营。 2003年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张德江因企图隐瞒非典疫情而受到普遍批评。 张德江也是常委候选人之一,虽然未具明文的党内惯例暗示他只能任满一届,因为他已经65岁了。 和薄熙来一样,张德江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关系密切。与江泽民关系紧密的其他领导层候选人包括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和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政治专家李成认为,最大的赢家将来自薄熙来的同一派别。他说:”这就像共和党初选——如果一个共和党人失败,另外的共和党人会获利。” Brian Spegele 和 Tom Orlik对本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查看 更多相关译文 及外媒报道综合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九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