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编者按/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82岁高龄的江平教授，被称为是中国民法的“教父”、“法学界的良心”。 　　作为时代的智者，江平不但亲身参与了构建中国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立法进程，还始终以呐喊者的姿态，宣扬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和思想。 　　在全国两会前，围绕中国法治进程与各相关领域存在的问题，江平在北京南四环的公寓中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仅有制度是不够的 　　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 　　《中国经营报》：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时指出，到2010年年底，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你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进程，能否评价一下这三十余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 　　江平：我们法律人讲的法治是“治理”的治而不是制度的“制”，过去谈到更多的法治其实是制度的制。 　　我认为，法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最低的是制度层面，第二层面是方法，第三个层面，是认识到法治是一种理念。 　　目前，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的法律，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过程中，经过大规模的立法，可以说法律体系相对完善了。以前，无法可依的问题已经改变，这一点是好的。 　　但是，有法律制度并不等于有很好的法律理念。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光有制度，缺乏理念是不行的。就像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一样。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了。 　　因为制度有好有坏，有的制度制定时是好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可能就会过时了，需要修改了。 　　市场与法治应协调 　　在我们的市场自由法治里面，国家干预还是很多的。 　　《中国经营报》：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与法治的关系? 　　江平：我们一直在谈市场和法治的关系，我认为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自由的法治，一个是市场秩序的法治。 　　自由与秩序，这两个方面从法律来看，性质是不一样的。如果讲的是自由的法治，国家应该是尽量少干预，给予市场主体以自由，让市场自己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的行政许可法里面的精神，能够由当事人自己解决的问题，尽量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当事人自己不能解决的由社会来解决，只有当事人自己和社会都没有能力解决时，国家政府才来干预解决。 　　这体现了大社会小政府的思想，即尽量由社会自己来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理想，我们始终没有很好的实现。也就是，在我们的市场自由法治里面，国家干预还是很多的。 　　有些人始终认为政府办的才可靠，企业还是国企好、信用高，私营企业信用差，是骗人的，这种观念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在很多事情上都盲目的依赖政府，希望政府大包大揽解决所有问题。 　　当年制定《产品质量法》时便遇到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法律，但是人家叫产品责任法，没有产品质量法。他们的立法理念是，不强调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如何去监督，除了药品、食品等涉及到人身健康的特殊产品外，其他的产品质量政府是不管的。 　　但是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给消费者带来了损害，会面临诉讼，甚至集体诉讼，以及高昂的赔偿。他们强调的是，你要为自己生产的不合乎规格的产品负责，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去执法监督企业如何生产。 　　而我们则强调行政管理，一旦出现比如假酒等产品质量问题，政府机关就要忙着去执法，但是不重视维护消费者的维权诉讼。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国家的行政干预会如此之多呢? 　　江平：这里面有个利害关系，市场的资源分配，市场的准入资格关系着政府的利益。比如，土地资源的分配，矿藏资源的分配等等这些资源的分配都由政府的权力控制着，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的利益也就越大。 　　而另一方面，市场秩序的法律，它的精神是不一样的。因为秩序是强制性的，不是自由的。法治强调开放、任意，由当事人自己来解决问题。而秩序的问题不是由当事人自己来解决的。市场秩序需要国家政府动用权力，以严格的禁止性的行为，管理性的行为来解决。 　　可是这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做的并不好，而且管理的方式也有问题。比如西方国家环境保护搞的比较好，可是他们也没过多地动用政府的力量来管，可见问题的关键是动员什么力量来解决环境问题。 　　西方国家是在动用社会力量来解决环境问题，比如绿色环境保护组织等很多社会公益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像阻拦日本捕鲸船的就是民间环保组织，也没有见到哪国政府出面干预。 　　可是，我们是不敢发动民间力量的，因为怕威胁到社会稳定，就严格限制社会组织的设立。 　　民众的法治观念与政府有关 　　我认为如果吴英案判死刑是量刑太重了。 　　《中国经营报》：现在有人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法治进程缓慢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法治观念薄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民众的法治素养?

德国之声中文网 从王立军躲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避难”，到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一夜之间被撤职，中共”宫廷”政治的幕布一角被揭开。香港时政评论员林和立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薄熙来的今天是早就可预见的。 德国之声：上周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表示，”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第二天新华社就发布了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您当时对这一消息感到意外吗？ 林和立：这个是不意外的，因为很明显中共领导层，特别是胡锦涛和温家宝一直不赞成”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所以在出了王立军这样重大的国际丑闻之后，薄熙来作为重庆第一把手需要负最大的政治责任。但可能要等到秋天才能知道薄熙来是否能保住政治局的位子。不过薄本人可能也会受到有关以前他在大连为官执政时一些贪腐案的调查。 德国之声：您认为等待薄熙来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林和立：最坏的结果可能会像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结果。薄熙来在大连执政十几年，有关他的传闻确实有。所以如果中共纪检委开始对他进行调查的话，他可能会受到牵连。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前途恐怕是完结了。他可能平平安安地退休，也可能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法律制裁。 德国之声：有人评论说，薄熙来陨落可能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最严重政治震荡”。您觉得这件事会不会再继续发酵下去，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吗？ 林和立：我觉得薄熙来这件事并没有严重到像89年的天安门运动。当然薄熙来这件事标志着党内的派系斗争比较严重。一般人的看法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同太子党之间存在政治斗争。薄熙来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同胡领导的中央保持一致，所以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胡温都没有去重庆。薄熙来和胡温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的。可是目前来说，薄熙来被撤职之后，党内还是希望至少保持表面上的高度一致团结，尤其是十八大秋天就要召开，我想信，中共高层还是会想办法保持表面上的一致，至少会避免分裂。不过，薄熙来这个事情可能会让恢复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政治运动停下来。知识分子们可以进行一些反思，目前中国需要的是和普世价值接轨，多学习西方社会的先进的文明和政治制度，不要再恢复封建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内容。 德国之声：薄熙来之前因为在重庆搞的一套”唱红打黑”被称作是”左派”领导人。您认为薄熙来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代表吗？ 林和立：我觉得薄熙来是个比较有魅力的政客。他过去搞的”唱红打黑”的运动是一种政治表态。主要目的是打响自己在全国的知名度，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钱。他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搞这么多政治运动，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十八大晋升政治局常委。他本人不一定很左。如果他真的很左，不会把自己的儿子从中学时候就送到英国读书。他本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也很西化。我觉得，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政治行为，不代表他内心世界很左。毕竟太子党经商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他们真的要恢复毛的时代，包括薄及其夫人在内的太子党不会做这么大的生意。这就是一场政治游戏，和他们本人的信仰关系不大。 德国之声：如果我们回过头看薄熙来经历的仕途，您认为薄熙来今天会面对这样的结果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偶然？ 林和立：我觉得薄熙来的政治欲望很大，他也是魅力型的领袖。他的政治手腕是比较高超的。从2007年年底去重庆，短短几年之内他变成全世界都很关注的中国很有活力很具魅力的领袖。但是无论唱红还是打黑他都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他在打黑中暴露出来很多弱点，例如没有按照司法程序处理黑帮案件，不符合依法治国和法治的精神。王立军名义上是打黑英雄，事实上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法治精神打黑，所以出问题是可以预料得到的。薄熙来恐怕是野心太大了，他没有按照中共的规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而且他和胡温的团派矛盾比较深，所以很明显他的政治敌人利用王立军事件把他打下去，这个结果也是可以预料到的。 德国之声：薄熙来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在预测这件事是否会对中国政治改革产生影响。您的看法呢？ 林和立：薄熙来这个事情和中国政治改革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目前中共高层已经有一个高度共识，也就是在明后几年恐怕不会推行任何政治改革，因为无论团派还是太子党，还是上海帮或是其他的派系都没有推动政改的动机和魄力。稳定压倒一切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恐怕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上台后也不会改变。所以薄熙来这个事情和政治改革是两码事，没有什么影响。 采访记者：洪沙 责编：石涛

　　布罗茨基的回忆是从他和他父母在列宁格勒分享的那一间半屋子开始的：父母一间，他自已半间，一道书架为他挡住了一切。而这个“小于一”（“less than one”）的所在，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成长的世界，甚至书架上摆放的威尼斯小船和奥登的肖像，都奇迹般地预示了他的未来。 　　而我们“这一代人”或我自己呢？命运却没有给予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没有那样的幸运，当然，我们或许也不具备那种惊人的才赋。我自己在成为一个诗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现在，当我回顾过去，也不得不付出更艰难的努力，以从事一种自我辨认。 　　在收到一个杂志的约稿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现在，既然约稿的主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诗歌地理”，那我就从我来到北京谈起。1985年5月，我从湖北一个山区师专借调到北京诗刊工作（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那年被发配到那里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和我的大学女友已在北京成了家并有了孩子。在武汉上学期间，我也来过北京两次，我至今还留有那时在长城和圆明园废墟间的留影。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来说，来北京必上长城（我记得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那时都会背诵江河这样的诗：“我把长城放在北方的山峦/像晃动着几千年沉重的锁链……”），也必到圆明园的残墙断柱间去凭吊一番。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过于悲壮，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时的精神状况就是这样。 　　具体到在北京的生活，那时我每天从新街口马相胡同的家中骑车到虎坊桥诗刊社上班，虽然我对官方诗刊的那一套并不怎么认同，但这份工作可以解决我的“两地分居”问题，也使我有机会为诗歌做一些事情，这就行了。对于北京的市民文化尤其是那种拿腔拿调的“皇民文化”，我这个外地人也很难适应，常常有一种“被改造”之感，但北方在地理和气候上的广阔、贫瘠、寒冷、苍茫，却和我生命更深处的东西产生了呼应，也和我身体中的南方构成了一种张力。北方干燥，多风沙，而一旦下雨，胡同里那些老槐树焕发的清香，便成了我记忆中最美丽、动情的时刻。 　　更重要的是，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个文革后期地下诗歌和今天派诗歌的发源地，我能“呼吸”到我渴望的东西。1979年早春，当我还是大二学生，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带回了北岛、芒克他们刚创办的蓝色封面的《今天》，且不说它发出的人性的呐喊是怎样震动人心，它在诗艺探索上的异端姿态和挑战性，也深深地搅动了我的血液。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氛围下，我们武汉大学和全国十多家高校的文学社团也创办了一份刊物《这一代》，我是它的诗歌编辑和文学评论编辑，也是它的最激进的一员。我们在办刊过程中和《今天》有了更多的联系，也准备在第二期上转载《今天》的诗歌。我们有几位来自北京的同学，如张桦、张安东等，也在《今天》与《这一代》之间来回穿梭，一时间颇有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由于过于激进，《这一代》只办了一期就夭折了。不过，夭折也有着它的意义，使它获得了我们都没预料到的强烈而广泛的反响。回看我们办的这份刊物包括我那首发在上面的惹起很大麻烦的《桥》，我现在肯定会感到幼稚（其实，《桥》写出后不多久，我自己就不再提它了），但我依然感到庆幸，那就是我们正好赶上了文革结束后那个要奋力冲破重重禁锢的时代！正是那个年代赋予了我们那样一份诗歌冲动和和精神诉求。诗，被禁锢的诗，地火般涌现的诗，如雷霆般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年代隆隆滚动的诗，它对我们的唤醒和激励，真如帕斯捷尔纳克一首著名的诗《二月》（荀红军译）所写的那样：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到北京后，这一切慢慢沉淀下来，我和今天派诗人们也有了更多的实际上的接触。在大学时代，我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就有联系，记得有一次在顾城情绪低落期间我给他回了一封十多页的长信，极力肯定他和其他今天派诗人对中国诗歌的意义，他在回信中这样说“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评价你的吗？他说你是中国的别林斯基！”顾城他爸即是老诗人顾工。不过当时我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我那时的兴趣已转向了现代主义，一册新出版的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尤其是那上面艾略特、叶芝、里尔克的诗，不知被我读了多少遍！ 　　因此初到北京后的那些日子，我主要是和江河、顾城、杨炼、林莽、田晓青、雪迪、一平以及北大五四文学社的老木等人交往。杨炼住在中央党校，我那时很喜欢他的诗，也和他一样相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时我们几乎每周都要见面，在他家里，他爱给我们展示他当年一次次穿着长风衣从党校图书馆里“顺”来的“战利品”（书），还慷慨地借给了我他珍藏的台湾出版的叶维廉的译诗集《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的复印本，并嘱我几天后一定要还。顾城则爱给我们讲他童年的故事，有一次还诡秘地告诉我他的名诗《一代人》乃为梦中所得（这句话刚出口，他又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说那两句诗本来放在一首长诗中，后来他单挑出来，并加上了“一代人”这个题目。江河则住在西四白塔寺的一个胡同里，离我们家较近，我和沈睿每次去都要带上两个大苹果，有一点朝拜大师的感觉。在江河那里我的确学到了不少，不仅了解了他们那一拨人的经历，他对艺术的见解也使我颇受益。只不过江河人很精明，谈事论人也比较刻薄，这和他的诗风有很大反差。不过对此他也无所谓，那时他最爱对我们谈的就是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原则”！ 　　在北京这拨诗人中，因为种种原因，北岛要难以接近一些。还在上大三时，我来北京，听北大的黄子平讲到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发表屡遭挫折的事情，我听说后，就把它带给湖北的《长江》丛刊，并极力给他们做工作，后来《波动》的未删节本包括马德升的配画全部在该刊上刊出。因此我来北京后，北岛在他位于前门西打磨厂胡同的家中请客，那晚他本来要和他的画家妻子一起参加一个聚会，他让黄锐陪着去，他自己则亲自掌勺，并叫来杨炼、顾城作陪。我很感动。北岛在这方面没说的，可以说他总能给人一种“老大哥”的感觉。他在那些年也的确顶住了、承担了很多东西。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也时不时流露出一种“美学上级”的感觉。记得下一次见面，他骑车到新街口马相胡同我家，送我一本油印诗集，那时正好杨炼也在，北岛便谈到了他前不久同艾青在电话中“绝交”一事，艾青说“别忘了你在我家吃过饭”，北岛说“那我把粮票给你寄回去！”后来不知怎的又谈到了江河，那时杨炼还有点和稀泥的意思，“朋友嘛”，他嘻嘻一笑，没想到北岛这样回了一句：“这样的朋友，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冷冷的一句，听得我不寒而栗。 　　我要说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北岛“肩抗黑暗的闸门”、对中国诗歌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他们那一代人，作为诗人和叛逆者，也是历史上光辉的不复再现的一代。但是，这只是就诗和他们曾体现的“诗歌精神”而言。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这里借用诗人柏桦的一个说法），权力和权力斗争，还有“唯我独革”那些东西，是不是也像毒素一样渗透到他们（或者说“我们”）的血液中了？人们与他们所反抗或厌恶的东西究竟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对于这些，当然不会有回答，有的是北岛自己在那时的一句诗：“大伙都是烂鱼”（见《青年诗人的肖像》）。他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 　　话再回到80年代中期，正当“朦胧诗”在与诗坛“保守势力”的角力中刚刚站稳脚跟时，“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烽火四起了。我在诗刊（那时我在作品组，具体分管华东片诗稿和外国诗），经常收到这类刊物或宣言，似乎空气中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那时“圆明园诗派”的大仙经常到我家来“侃诗”（我家那台十四?寄档づ坪诎椎缡踊?褪峭ü??潜本┣嗄瓯ㄌ逵?钦叩纳矸莶怕虻降模??淮嗡?詹渭油暌桓鼍刍岬轿壹遥?患?婢托朔艿靥傅奖钡涸谏厦娼不埃?旅嬗腥送蝗缓?ldquo;打倒北岛”，并说把北岛“吓了一跳”。我问是谁喊的，他说是刑天。刑天也是圆明园诗派的一员。这一次刑天舞干戟了。 　　接着，徐敬亚他们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约稿也来了，虽然我支持这种倾向，但我本人没有参与。说实话，我对这种“集体兴奋”有点兴奋不起来。文革时期因为父母出身不好，我连红小兵也入不了，这倒也好，从此形成了我内向的性格。记得我从小还在小本子上抄有“小动物成群结队，狮子独往独来”这类“外国格言”，看来它对我毒害甚深。我虽然不是狮子，但我却渐渐认定了诗歌是孤独的果实，是一项个人的秘密的精神事业。在中国现代诗人中，我感到最亲近的是冯至，他翻译的里尔克的一句诗，多少年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因此，一次黄翔带了六七个人闹哄哄地到了虎坊桥诗刊社，像红卫兵大串连似的，我给他们递上了水，但说实话，我和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说。还有一次廖亦武和他的崇拜者一起到我家来，嚷嚷着要吃回锅肉，好，我带他们去买，但对于这路豪杰，我只是以礼相待罢了。我既不“结党”，更不想“入伙”。后来见到有些诗选或论述也把我的诗划入什么“第三代”，对不起，如果说起“代”，用欧阳江河的话来说，我也只能属于“二点五代”。更确切地讲，我什么“派”或“代”都不是。 　　80年代属于我的“练习期”或“成长期”，我知道我还有更远、更艰巨的路要走。因此我希望自己更沉潜一些。如果要做什么事，我也只是想为一些年轻而优秀的、不被更多的人认识或“认可”的诗人和诗歌做一些事情。凭心而论，80年代的诗刊是它办得最好、最开放的一个时期，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邹狄帆、张志民、邵燕祥、刘湛秋以及王燕生、康志强（她是严文井的夫人，他们俩口子一直支持青年诗人的探索）、雷霆、李小雨、唐晓渡、宗鄂以及后来调入的邹静之等编辑，都为诗歌做了很多事情。只不过对一个“主旋律”的刊物来说，它受到的牵制太多，做很多事情都比较难，而且那时人们对诗的认识也在那个“份”上，比如我曾在诗刊送审过海子的诗无数次，我记得只通过了一首。还有一次诗刊作品组为1986年度“青春诗会”提名，我提了韩东、翟永明等，在场的另一位资深女编辑拿腔拿调地问：“这个翟永明是谁——呀——”。 　　但有眼光和勇气的人总是有的，1986年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邓荫柯来信，约我编选一个青年诗人诗选或先锋诗选，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于是我约在诗刊评论组的晓渡一起来编。我们一起确定了名单和编选体例，并分了工，经过一两个月的工作，最后在我新搬入的家——前门西河沿街196号那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楼里定了稿，并确定了“中国当代实验诗选”这个集名。记得在定稿时，我和晓渡对欧阳江河的《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一诗还有些担心，担心它能否在出版社通过，但我们还是决定不抽下这首诗。因为晓渡主要从事批评，我提出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比较合适，他最后也就同意了。顺带说一下，在这本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诗选中，我们并没有编入自己的诗。 　　这里还有一件事是，这本诗选在1987年出版后，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当时的诗刊常务副主编刘湛秋特意把晓渡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要我们注意“倾向问题”。这个自由派副主编说得并不是那么认真，而我们依然是这个“倾向”。 　　这就是那个召唤我们、让我们为之献身的诗歌年代。难忘的是1987年夏在山海关举办的青春诗会。这不仅是历届青春诗会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切身感受到一种能够提升我们、激发我们的精神事物的存在。与会的诗人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力虹、杨克、程宝林、张子选等。不过，会前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们的邀请刚发出去几天，有关部门就找到诗刊社，说“不止一位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刘湛秋急得从诗刊社的四楼上咚咚地跑下三楼来找我，要我马上提供一份与会者名单，并介绍每位的情况，我一边列名单，一边说“我保证他们会没事！”但他哪里在用心听，“上面”还在等着他呢。 　　好在一切又“没事了”。诗会按原计划进行，我随同诗刊作品组组长王燕生一同前往山海关组织诗会。荒凉而开阔的山海关，以满山坡蓬勃的玉米和苹果树迎向整个大海的山海关。记得一次我们在山坡上散步时，有人随口就说出了一句“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但我已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是西川？也许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那个年代蓬勃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想象力。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暴雨下冲向海里游泳的情景，一张张灌满雨水的嘴中发出“啊——”“啊——”的声音，欧阳江河还站在雨中的海滩上当即作诗：“满天都是墨水！” 　　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名诗《玻璃工厂》。那一天我们在白天参观秦皇岛市玻璃厂，晚上我和他去彻夜看护一个生病住院的女诗人。夜已很晚，我们仍守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我已困得不行了，欧阳江河灵感来了，但是没有纸，我就把我的香烟盒掏空给了他，他就在那上面写下了诗的初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他的这首诗本来叫《在玻璃工厂》，我认为“在”字有点多余，他就把它去掉了。那时欧阳江河嘴快笔也快，最爱讲的玄学话题是“蛇的腰在哪里”（讲完就是他自己的一阵哈哈大笑），最爱谈论的是??德、艾略特、斯蒂文斯，因为不愿意听他“布道”，郭力家拒绝开会，整天穿着喇叭裤和尖头皮鞋在外面溜哒，我看他满脑子转悠的就是怎样和欧阳江河打一架，好在此事并没有发生。 　　现在看来，山海关的相遇和相聚，的确预示了诗歌后来在90年代的某种发展。我想正是因为在那里的交流，陈东东后来有了创办《倾向》的想法。而“知识分子写作”或“知识分子精神”这种与“第三代诗歌”有所区别的说法，在这之后也在西川等人的文章中出现了。 　　也正是在山海关期间，我抽空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取回了刚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样书，记得欧阳江河拿到这本书后就读里面张枣的诗，边读边赞叹“天才！天才！”在这本诗选中我们选了张枣的《何人斯》、《镜中》、《十月之水》等四首诗，在编选过程中我还写了篇读张枣诗的随感《朝向诗的纯粹》（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歌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1989），很可能，这是关于张枣诗的第一篇评论。张枣很高兴，到处给人看，包括给北岛看（这是北岛后来告诉我的）。那时张枣已出国，我时常收到他那有着一手绢秀字体的信，落款是“你的枣”。有一次他回国（应该是1987年冬），来到前门西河沿街二楼上我家昏暗的屋里，一进门，我放上了音乐磁带，他一听“啊，柴可夫斯基！”然后就坐在那里久久不说话了。我可以体会到他内心里的那种感情。说实话，我也真喜欢那时的面目清秀、裹着一条长围巾的张枣。但后来因为我回绝了在一件在我看来很严肃的、我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去做的事情上给他帮忙，我们的关系从此疏远了。

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历史表明，权力更迭时期就是统治内部危机发生之时。2002年中共第三、四代权力交接顺利完成之后，西方一些中国专家曾经赞叹这一黑暗传统将在中国结束。但2012年中国发生的高层权力斗争再次证明，这一黑暗传统并未结束。 这次权力斗争有与改革30余年以来历次高层权力斗争不同的特点： 一、2012年高层权力斗争被给定的性质之宽泛前所未有，从路线错误、政治错误、腐败（即刑罪嫌疑）三方面都预留了定罪之由。 路线斗争。这是温家宝3月14日答记者问露出的口风。温在要求“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后，接下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联系到温相在同场记者会上谈到“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肃清”，而薄熙来又主张“唱红打黑”，可以看出，温相谈话明显是指北京与薄熙来的斗争属于文革与改革开放二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清除腐败变质分子。这是习近平发表于3月16日《求是》杂志上的文章所持说法。习近平说，要求各级党员保持廉洁，“别以为入党就是为了捞好处，对屡教不改、无可救药的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将会坚决革除出党”。按习的说法，罪名大概应在“无可救药的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这个框架内做文章。考虑到习近平的文章应该至少在半月前交稿，发表时间晚于温讲话，温讲话应该是高层新口径。 重大政治错误。据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指出，2 月9日上午，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王立军事件的有关情况汇报。会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私自进入外国领事馆滞留的事件，情况复杂、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社会关注度高，一定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稳妥处理，努力把这一事件给党和国 家事业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该通报指出王、薄关系恶化的原因是辽宁省调查的重要经济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其他消息源说家人就是指薄妻谷开来）。 邓小平废胡耀邦总书记一职，理由是胡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态度过软，犯了政治错误；1989年整肃赵紫阳，是说赵在处理“六四”事件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江泽民将陈希同投入监狱，胡锦涛整治陈良宇，打的都是“反腐败”旗号。薄熙来与后两位的政治地位接近，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胡温等中央高层对其预定的罪名却用上了对地位相当的政治对手才使用的“路线错误”。此前只有毛泽东将其与政治对手的斗争称之为路线斗争。 非常宽泛地预定罪名，说明北京目前尚未就薄的罪名达成最后定议，还得在查办过程中搜寻各种证据，审时度势，根据党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情况再做决定。 二、与历次高层政治斗争相比，应对格局之高、处置手法之重，超出薄熙来的政治身份。 北京宣布将薄熙来免职之后，还要求将胡锦涛在两会期间对各大省（区）、直辖市党政负责人的重要讲话层层传达，并要求各地方党政负责人明确表态，服从以胡锦涛同志为领导的党中央。中国各网站与媒体上都登了重庆各界（尤其是警备区）表示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消息，却不知其他省区也在传达、表态，比如上海电视台报导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向县区一把手传达胡的讲话，各级干部明确表态与中央保持一致。 要求各省（区）明确表态与中央保持一致，只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出现过。在陈希同与陈良宇案件时未有此现象。但薄的政治身份仅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无法与身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相比，其个人声望更不如在广东改革及总理任上积累了声望的赵紫阳。因此，上述措施只能让外界猜疑：胡温等人要对付的政治敌手，绝对不是薄熙来一人，而是薄熙来背后的支持者。否则对胡来说，实在有点自降身份与防卫过度，并抬高了薄熙来的份量。 三、薄熙来背后有支持者？ 这里谈的“支持者”并不是指那些为”重庆模式”出谋划策的新左派学者，以及孔庆东、司马南及乌有之乡等浮在面上的各路附从。这类人再多，在中共高层眼中也不过是小菜一碟。如果引起胡温担心，只能是那些能够真正参与政治博弈的重量级人物。 细心的观察者当然会注意到，在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受到国内新左派为主的各界人士热捧时，对胡锦涛政绩的否定之声也非常明显。 2011年6月，在以香港为基地的共识网上，一篇由该网负责人周志兴亲自采写的“共识之途——采访张木生”，是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其关键看点如下：一、“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样把我们的国家从本来已经走错的道路上拉回来一点”；二、对当朝者的指责，“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张木生与刘源交往甚密，这在中国媒体上是公开言说的事情。张木生父亲是老干部，曾为董必武、周恩来当过秘书，张本人任职不高，1996年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至今。知内情的人大都认为，张的底气不是来自于他本人，而是其身处的圈子。 与此同时，胡温政绩还遭受到“红二代”群体以各种形式发出的批评。在中共高层眼中，有些红二代还有政治要求，比如“延安儿女”曾于2011年发表了“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 ”。该文干脆对如何组建党委提出具体建议，“采取在原有各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的盘子上增加20%的直选党代表。在增加直选党代表中选拔20%的优秀分子，进入党的核心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政策委员会”，“人大、政协可考虑面向社会层面开放”，这些人应该从对红色文化有感情的人中产生。 上述言论与活动，如果不是这些人具有的特殊政治身份，早就被中共的国安系统扼杀消除。胡温等人如何看待这些活动（尤其是这些活动之间有无联系），以及这些人对薄被“免职”的反应，都将决定薄熙来今后的命运。中国名记杨海鹏在其【午夜政治观察86】中说，“铁幕后面的角斗正激烈进行中，至少50个以上交叉关联的圈子在彼此缠斗，几乎卷入所有已退未退大佬。”中国是个信息不透明的社会，这种以真名实姓发表的来自京城的小道消息不可忽视，其中“50个”这数字不必较真，但牵涉之广却可从胡温等高层的高度防卫可见。 最后一个特点比较有趣，即这次权斗发生于网络2.0时代，即自媒体时代，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宛如在半透明幕布遮掩下的一场大戏，形式有如日本的歌舞伎，除了中共高层等各位演员登场演出之外，还有各类人士充当“旁白者”串场，在网上发布各种信息与评论，使得台上台下形成了一种不由自主的互动。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被互联网拼接在一起，再加上杂然纷陈的中外视角，使得这台政治戏剧具有前所未有的观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