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农场201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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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日本时报》 中国需要新的邓小平
核心提示：中国正在走向经济长城，即其他国家所知的”中等收入陷阱”。30年以来有效的经济模型已经达到保质期。北京必须进行会损害既得利益的彻底经济改革，否则增长将会持续放缓。 原文： China in need of new Deng | The Japan Times 发表：2012年3月13日 作者：KEVIN RAFFERTY 为《日本时报》特别供稿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香港】 就在中国努力成为经济强国之际，新的邓小平－－为中国的新时代描绘前景的那个人－－在哪里？ 当我在中国的人大会议上看见身着灰色制服的人大代表在温家宝总理宣布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时机械地鼓掌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与中国大肆吹嘘的30年来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这个数字要低得多，但它传达的明确信息是中国的增长率将变得更慢、更低－－一些经济学家预言它可能降至3％的爬行速度－－除非、直到北京采取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而这些措施肯定会与大增长造就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冲突，并将永久改变中国的面貌。 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北京披露的468页的重磅报告详细阐明了改革的信息，他强调了更自由的必要性以及对市场经济的重新承诺。 我将把它称之为”世行报告”，但佐利克费了很大劲强调该报告是世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努力的结果。该中心由常务副总理、候任总理李克强领导。 佐利克称赞了李克强作出的”坚定承诺”，援引世行中国项目组负责人维克拉姆·尼赫鲁的话说：”结束的那一天，中国和世行团队真正变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目标和深厚友谊的联合团队。”世行行长还召唤了他称之为”中国现代发展之父邓小平”的灵魂以”实事求是”。 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谁在给谁提供保护。正如《经济学人》残酷指出的，”就世行而言，中国仍然很重要，但对中国而言，世行算不了什么。世行的贷款余额（价值206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0.6％。”中国的改革家一定是希望世行的名称将给改革诉求带来重大的催化作用。 该报告还裹了一层糖衣，对中国自邓小平开放国门以来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大加赞扬，这表明所建议的改革仍将面临尖刻而强大的抵制。甚至连报告的名称《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都充斥着感觉良好的术语，掩饰了给改革设置陷阱的严峻政治问题。 正如佐利克和这篇报告所描述的，严峻的现实是中国正走向经济”长城”，即在其他国家已闻名的中等收入陷阱。 30年来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统制模式已经到了清货之时。该报告给出了6个战略支柱： ★重新定义国有和私营行业的作用，以使中国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 ★促进创新，采用与全球研究和发展网络相联系的开放社会体系。 ★推动绿色发展。 ★确保所有中国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社会保护。 ★加强财政制度、增强金融稳定。 ★确保中国作为国际利益攸关方继续与全球市场实现一体化。 报告对中国目前的五年计划作出了响应，但五年计划有所保留，谈到调整和改善收入差距、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时用词更为温和，好像现有的增长势头能引领中国在没有太多痛苦的情况下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情况并非如此。中国需要的远不只是敷衍了事，它需要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政府应转变角色，实行法治，在减少国有企业的作用和力量的同时，增加私营企业的作用和力量，将创新、竞争和企业家精神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不是依赖政府。 就拿第一个观点来看，这需要改革中国的户口制度以让工人更自由地流动，加大对农民的农耕地的保护力度，扩大土地登记和出租权利的范围，这一切都将削减共产党官员和老板的权力。 此外，政府必须不再干涉市场，同时限制国有企业。 博主”中国旁观者”称这篇报告为”以经济蓝图为幌子的政治宣言”，并指出它对中国改革者给予了深具影响的支持去继续推进重振经济的改革，改革”现在已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最坚硬的岩石，速度慢得犹如冰河时代”。 改革对共产党的存在构成了挑战。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在实行全面市场改革的同时仍是一个一党制国家。中国必须面对如下事实：报告提倡的自由和平等将损害共产党的控制权，控制权被共产党视为对这个庞大而复杂国家的政府的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刊登了一幅罗伯特·佐利克的漫画，他对一位身着毛式制服、抱着一个也穿毛式制服的超重孩子（其标签为”国有企业”）的家长祈求道：”把他的奶瓶拿开。”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的评论积极乐观。他说，中国做好了加快改革的准备。他以中国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国有企业和银行实行的重大改革为例，说明中国有能力采取强硬行动。 这是错误的敷衍了事派。中国以出口和大规模国有投资为主导的模式压制了消费（现在仅占35%），已不再适用。 这一次，政府必须将其自身和国有企业的规模都削减下来。引用报告里的话就是，它必须”更多地关注制度、规则和法律”，与此同时，”重新定义国有企业的作用，打破某些领域的垄断，使所有权多样化，降低进入私营企业的门槛，使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 报告并不建议将国企私营化，或许认为这会激怒旧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支持者。 如果中国不改革，它将陷入其高速发展带来的无情矛盾中：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增长将放缓；污染将吞噬特权阶级的收益。在中国变得富裕之前，中国的整体人口有老龄化的风险，因为5年后，从劳动力中退休的人要比加入劳动力的人更多。 今年晚些时候和明年初，北京政局发生的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尚未有新的邓小平－－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出现的迹象，一个可以领导仍是发展中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度过危机、进入阳光灿烂的高地的人。 但邓小平本人也是有争议的人物：正是他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怦然关闭了向往自由的年轻人的理想之门。 KEVIN RAFFERTY为PlainWords Media主编。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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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记者: 申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VOA 百度网上出现的有关六四事件照片的截屏 至于目前的蛛丝马迹是否就是有可能平反六四的舆论和行动先导，戴晴认为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在中国网上严遭屏蔽的有关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的照片，星期天出现在搜索引擎百度图片搜索结果中。美国之音日前收到热心听众的电子邮件，告知在中国大陆的百度网站上，已可以搜索到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照片。美国之音今天(3月25号)傍晚在华盛顿随即进行的核实中也获得同样结果。 *如法炮制* 在百度图片搜索中，输入“六四 0天安门”后，记者便看到了与那次血腥历史事件有关的图片搜索结果，并能随意将任一图片点击打开。在栏目的第一页上，有七幅六四照片出现，其中包括：学生簇拥民主女神像，躺在地上的死难者和自行车，纪念碑基座上的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和遗像，以及戒严部队身后的人民大会堂等。其余页面上也能搜到大批六四照片。 上述六四天安门事件历史照片得以出现在百度图片搜索中的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听众和记者搜索的方法，也不是一般常规搜索方式。 *天安门母亲的关注* 一直为平反六四事件奔走，六四事件中自己痛失爱子的天安门母亲之一的丁子霖对美国之音说，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以来，她一直关注有关动向，不过还很难判断有关平反六四问题的走向。 她说：“到现在为止，问题还很难说。自从前两天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报道，说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温家宝在高层近年来曾经三次提出平反六四。加上百度发出这些照片。当然，这些消息跟我直接有关。我是六四难属，当然密切注视这些情况。但是这些消息，尤其是金融时报的消息，我未经证实。” 丁子霖说，温家宝那是否是表演需要以后的事实来检验:“温家宝记者招待会我全部看过了。余杰去美国前我们一年能见几次面，他对温家宝完全是负面的看法。温家宝这是表演呢，还是真的很沉重，这也要以后的事实来检验。如果，他真有诚意，想在任内（启动）政改，中国的政改是很艰难的，任内完成（政改）是苛求他了，但是如果任期内能够启动，那就算不错啦。” *对“六四”一再降格* 戴晴是中国异议作家，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因为支持不同政见者在同年7月14日被捕并在秦城监狱关押，次年1月21日被释放后被监视居住三个月。听到能够从百度网上搜索到六四事件照片的动向时，她对美国之音说，事实上六四以来当局一直在试图修正对六四的说法，她呼吁开明政治家应该充分利用六四这种政治资源。 戴晴说：“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从江泽民当政的时候，当局对动乱和暴乱的提法，就在不断地降格，降格，降格，最后变成了一个风波。我觉得，中国在李鹏之后，以及江泽民执政的时候，他们就在想着中国老百姓的民意，以及国际上的压力，他们就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 *是资源，不是包袱* 至于目前的蛛丝马迹是否就是有可能平反六四的舆论和行动先导，戴晴认为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另外，她不大认为，今年就会出现令社会震惊平反六四的大动静。不过，趋势是逐渐朝这个方向前进。她重新再次呼吁：在平反六四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中国官方和遇难者家属应该“互动”，当代中国政治家不应把当年六四事件当成包袱，而应将其作为一笔推动社会变革的宝贵“政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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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外的王立军事件至今已近一个半月，王本人既失踪又失声，官方提供的只是没头没脑的“性质严重”和“影响恶劣”等等判词。在王形同人间蒸发的同时和背后，是公民人身安全和自由的权利的被藐视，也是与此相关的司法程序在当代中国的弃如敝屣。现在王立军的这个被“黑掉”的命运看来又由他昔日的老板薄熙来分享了。 我常常想，中国文化确实象很多人说的那样，有很强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的表现之一，就是把很当代的事情看作是历史，从而在它们和自己之间建立其一段心理距离，把它们的后果很心安理得地承受下来。这种历史感其实是一种麻醉剂，起到的是淡化，减轻甚至遗忘的效果。当然这种历史感又常常是逆向的：越是离自己的近的，就越强调其“历史”性，例如六四，文革，大饥荒，大跃进，反右，等等；越是离自己远的，越是强调其“现实”性，最突出的是从1840年到1945年的所谓“百年耻辱”。 以王薄为主角的重庆事件很可能再一次强化这种“历史感”。当王立军投奔美领馆的消息传开后，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然是大事，中央应该也必须很快会对公众作出交代。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人们在等。等到薄也出事了，很多人认为，这一下好了，说明王的问题也搞清楚了，中央很快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等啊等，等到现在，这样的交代还没有下文。从中国官方媒体的页面上来看，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中南海很迫切地想给等得心焦的人民一个交代。与此同时，中国网络空间不乏对官方的嘲弄和幸灾乐祸，中国特有的民间嘲讽文化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发泄。但是，人们应该认识到，王薄固然被“黑打”了，中南海的洋相也出大了，但中国的公众也再一次遭受了极度的轻蔑和羞辱。在党的“家事”面前，公众的等待是无足轻重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也是可以置之不理的。什么“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你越是关心的事，我越是不会让你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个现代国家的政权对“民意”如此轻藐的吗？ 至少在现在看来，如果中南海的政治文化不出现根本性变化，王薄事件的结局非常有可能象无数让中南海觉得难堪和棘手的问题一样，在一段时间的消声和冷处理之后匆匆结案，寥寥数语对外做个交代，从此谁也不准再提，就这样成为“历史”。而中国公众也很可能只能象过去无数次地重复过的那样，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并在一刹那把它归入“历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就在最近十年间，形形色色的大事和要案出得还少吗？每一次开始时不都是惊天动地，最后不都是不了了之，现在回想起来还不是恍如隔世？ 王薄事件不由得让我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写过的一篇评哈金的小说《等待》的文章，感叹中国人的宿命就是只能“等待”。哈金的那本小说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等待了二十年才终成眷属的故事，他们之所以等待了这么久，完全是因为特定制度和文化的束缚。是那个特定的制度和文化把个人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存在，他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愿望被时间碾磨成随风而逝的粉末。文章中这样说： 有心的读者还能在《等待》中读出一层更深刻的涵义，这就是小说主人公二十年的等待实际上浓缩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为 什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从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开始，中国人就在等待，等待一个叫做慈禧的女人改变她对中国和世界的想法，变得开明一点，宽容一点， 让国家民主，给国人自由。然而，慈禧的所作所为逐渐断绝了人们的希望，但他们又开始了另一种等待，等待慈禧的死亡，希望她的继承人能比她开明和宽容，一直 等到1908年。就这样，一个顽固的老妇人让几亿中国人等待了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并不能说慈禧统治下的中国没有进步。相反，中国有了铁路，有了电报，有了 无数新的产业和运输业，大城市的面貌也改观了。然而，这些物质层面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治和思想的进步，而这种滞后将使得中国付出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动 荡作为代价。 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很多中国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毛泽东的共产党皇帝死亡。在70年代中期，很多人都有一种预感：毛 泽东的死亡将会结束一个时代。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垮台成全了这种乡愿，中国人有了可以正大光明地讲“四个现代化”的自由，但却没有讲第五个 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自由。在这一点上，70年代末的中国人比不上1911年在民主的旗帜下推翻独裁的先人。 到了80年代，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再一次开始在中国传播，于是很多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邓小平的人改变想法，变得更加“向前看”，让中国融入“国际大循环”，加入民主化的世界潮流。1989年 “六四”之后，他们从等待邓小平改变想法转为等待他告别人世，想当然地以为他的继承人至少会比他开明。就这样，在邓小平退出政坛之后，一个叫江泽民的扬州戏子又让人们等了至少十年。在人们对江泽民不抱希望之后，根据同样的乡愿，他们又开始等待一个叫做胡锦涛的人。一直等到2004年，当听到这个人说要向北 朝鲜和古巴学习、并向知识分子开刀的时候，他们等出一个“胡不如江”的结论。而现在，又有消息说，胡锦涛也在挑选接班人，其中有一个叫李克强，很年轻很能干，说不定到了他那一代接管政权，中国会有大的变化。 在哈金的《等待》中，男女主人公年复一年，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等了二十年，终于等出了头，但他们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他们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这是他们的宿命。每当读到这里，我都会想：难道无尽的等待也是更多的中国人无法逃脱无法改变的宿命吗？ 程映虹， 《纵览中国》
阅读更多杨恒均 | 杨恒均：香港选举那点事儿
主持人说明天香港大选，请我来讲讲香港的选举，我说，选举很乏味，大家不会感兴趣的，尤其对生活在无奇不有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民众来说。要讲就讲 28 岁的年轻人如何一夜之间继承最高领导人职务，手持核子牌威胁美国；或者揭秘卡斯特罗是否又做手术了；再不然，可以讲一下北京神秘的大风，伤了 28 个人；当然还有疑似北京市民庆祝油价高升的夜半鞭炮声。这些都比较刺激，至少比选举与宫廷穿越剧好看。 好了，开个玩笑，大家别介意，在座的有没有“特殊网友”？没有反应，说明你们早上起来没有看新闻。新闻说，佛山市领导透露，小悦悦事件后，他们启动了“特殊网友”上网发帖，引导舆论，维护佛山和谐。他强调这些“特殊网友”不是“五毛”。大家看，“五毛”有了学名：特殊网友。在座有没有“特殊网友”呢？好，没有人举手，那我就不开玩笑，言归正传了。 为什么请我来讲？我不是研究香港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我 1997 年前在香港生活了五年，两年前又回到香港工作的缘故吧。不过，大家注意到没有，中国大陆研究香港问题的专家学者非常少。为什么？原因大致有两个： 1997 年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97 年后是大陆的领地，香港都是被动的小二，要研究香港不如研究英国的殖民政策或者北京的“一国两制”。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则是 1997 年后实行“一国两制”，中央政府担心落下干涉香港内政的恶名，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研究所与大学都是官办的情况下，自然不能设立研究香港的政策研究机构与智库，否则，你的研究结果一出笼，西方就会解读为“干涉香港事务”，所以，北京有研究非洲任何一个小国家的专家学者，却很少有研究香港的。即便有，你请他来讲，他也会浑身上下都敏感，讲不出什么。 可我要告诉大家，香港非常值得研究。我们现在侃侃而谈，说什么西方的自由与法治，研究美国和欧洲的人一群一群的，可其实呢，最值得研究的香港就在我们眼前。香港是一个大大的“怪胎”，是世界唯一没有民主却拥有最好的自由与法治的城市。每年都被评选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城市。最重要的是，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你不研究香港，却去研究其他的？ 1997 年之前，香港是殖民地，从英国空降港督来管制港人，但由于宗主国英国是老牌的民主国家，港督也都是民选的政府派来的，香港最终拥有了法治与自由。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大家可以反问，英国有几十个殖民地，为什么唯独香港才开出了这么好的自由与法治之花？这个大家可以研究研究。（请参考我的博文：《漫步两岸三地，漫谈中国文化》） 1997 时，有一位外国人说“香港死了”，引起了一阵恐慌，他的观点在西方很普遍。他们就是认定北京政府不可能贯彻执行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可北京还就真的严格地实行了这个政策。从政治上保住了香港。当然后来香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那都是经济上的，主要是因为大陆实行市场经济，尤其是十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香港作为自由港与转运站的地位大大下降，并非政治原因。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中央政府是坚定地执行了“一国两制”的，但小鬼难缠啊。例如，有很多部门和利益集团，还有一些权贵，都因为个人私利或者自做主张，而去“干涉香港内政”，迫使一些香港媒体自我设限。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央政府的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 1997 年前一些以批评中央政府甚至专门揭露领导人隐私的杂志依然在香港报摊发行。当然，有些同大陆做生意的连锁店，就主动拿下了这几份杂志。可那是他们的自由。 说起香港的自由法治，有些人就说了，既然没有民主也有自由与法治，我们为啥还要民主呢？这话不全错，如果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自由与法治，民主确实没有那么重要。可问题就出在这里，“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一个“承诺”，虽然也写进了中国宪法里，可我们有些人如何对待宪法，人家香港让人又不是瞎子？我想，这就是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哭着喊着要民主的主要原因。 香港的民主运动由来已久，但成气候是 1989 年之后，那场运动让他们感到了紧张，也看到希望。当然这些年受到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人的崛起，带动了港人对民主的渴求。现在的共识是：只有民主才能保证自由与法治。 另外一个大背景是政府的“合法性”——这可能说得严重了点，那就说“特首”的合法性吧。民主提供政府与行政长官的合法性，这个很重要。董建华是个好人，是位红色资本家，人品也很不错， 1997 年他上台时，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让很多人热泪盈眶。但倒霉的他偏碰上了金融风暴，加上 23 条，不得不在 2005 年辞职。商人治港失败了，中央政府改弦易辙，使用了港英培养起来的曾荫权。不得不承认，这哥们很专业，从 2005 年至今，很有点兢兢业业的味道，可结果呢？去年“七一”大游行就让他下台，今年又发生了到立法会“含泪道歉”的事情（请参阅我的博文：《从香港特首含泪道歉看北京两会》）。 这就凸显了非民选特首的困境：你干的好，得不到多少好评；你干得不好，民众立即吵着嚷着让你滚蛋。谁让你不是咱们选出来的？你想，一个民选的领导人，你还真不能动不动就让他走路，人家是合法选举出来的，你得等到下一次选举，或者启动合法的弹劾程序才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选特首不是给北京找麻烦，而是帮北京排忧解难。 此外，还有一个大背景，香港人试图从民主中寻求新的发展动力与前进的活力。希望保有自由与法治，真正“港人治港”，当家作主。港人希望用民主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增强民众的信心，挑选出能够带领香港走向光明未来的政治家，这是香港呼吁民主的原因。 这次选举的看点 一、假戏真做。去年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现象，按说，有选举权的只有 1200 个人，可一旦启动选举，加上有 2017 年在远处召唤，香港立即焕发出了不一样的活力。看看那三个候选人，走街串巷，面对全港 700 万观众进行辩论，弄得像真的似的。更有意思的是民调不停，网络选举热火朝天，民间选举特首的运动也开始了。我在想，香港各团体与市民的热情，让那 1200 位选委很郁闷，你想，要是他们选出来的特首与民调、网络选举及市民选特首的结果不一样，那就不只是难堪的问题，而是他们没有脸，没有合法性了。候选人的假戏真做与市民的热情也让北京很关注，民主这东西啊，你给点阳光他就灿烂。 从这次假戏真做的选举，我们大家都能感觉到，民主是个不归路， 2017 年肯定需要动真格的。 二、真假难辨。有些香港人看到候选人互相“抹黑”，就觉得马上要天塌地陷了似的，感叹香港民主的质量不行，政治家素质不行。这些人啊，就是叶公好龙，民主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香港的候选人已经很出色了，要知道，他们可是世界上最难当的候选人。你想一下，世界上有哪一场选举中的候选人会像他们那样必须迎合三个主人？首先是有投票权的那 1200 位选举委员会的委员，这些人难搞，因为他们是无记名投票，想投谁就投谁，根本不必考虑被他们“代表”的那些人的意愿；其次是没有投票权却最终有权批准他们哪一位可以成为特首的中央政府；排在第三的主人是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决定谁当选，却可以决定当选者未来四年是否可以平安度过以及决定他历史地位的 700 万香港民众。要在这三者之间左右逢源，实在是历史上自从有了选举后从来没有过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看了他们之间的辩论，两位主要的候选人都在言词之间迎合三位利益并不相同的“主人”，让人想笑，又有些心酸。 当然，也有值得兴奋与期待的，这是 1997 年后唯一一场投票结果没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结果的选举，充满悬念啊。这场选举锻炼了香港市民，更锻炼了政治家。不过，输赢并不重要，这只不过是一场预演，好戏还在后头。我能够理解大陆有些人提心吊胆的心情。这里我想引用温总理的话送给他们：民主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香港选举的意义及其对我们的启发 下面是我今天的点题，我要从三个方面入手谈谈香港的民主与选举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一是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与“特区”理论谈一下中共执政理念的变化。（略） 二是谈一下香港模式与香港的成功对我们的启发，他带给大陆民众与北京执政者的信心。我们不必跨过太平洋与台湾海峡去研究民主、自由与法治，我们只要跨过罗湖桥就可以了。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吸取香港的经验，例如我们这里整天还在争论文化决定论、素质与民主，其实你到香港去生活一段时间就能搞明白。 第三，也是今天我们要集中讨论的问题，那就是顶层设计与宪政民主。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不是一日建成》，我这里所说的民主是成熟的民主，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也在一日之间成功了。从法国、美国到英国原生民主，到二战前后纷纷走向独立民主的国家，到苏联东欧的垮台，再到北非中东，你说是不是都是这种情况？专制被推翻，民主就建立起来了。 唯一例外的反而是中国的台湾，现在又来了一个中国的香港。台湾的宪政民主就是顶层设计：一个独裁专制政权弄出了一个民主宪政的宏伟蓝图，然后一边独裁一边碎步奔向民主。大家也看到了，这样实现的民主，质量并不比那些一夜之间建成的要差，甚至更好。还有南韩也可以参考。下面是中国的香港。很值得我们研究（参阅博文《解读温总：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 杨恒均 2012 － 3 － 24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世界华人周刊》特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系杨恒均做客腾讯网“燕山大讲堂” 156 期部分内容整理，根据“一国两制”政策，有删减，第三部分内容略，原版内容请看稍后推出的视频） 参考博文： 漫步两岸三地，漫谈中国文化 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 从香港特首含泪道歉看北京两会 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不会一日建成 把香港的制度引进到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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