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 2012年2月25日广州大学城招聘会，几名“90后”大学毕业生在排队等候面试机会。即将步出校园的他们逐渐体味到什么是生存的压力，无助、焦虑与疲惫全写在脸上。 （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图） 编者按 ： 一代人身上会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吗？或者“××后”真的只是一个伪问题？ 2012年夏天，被认为独立、反叛、张扬个性、自信而脆弱的第一批“90后”，将走出校园。南方周末关注“90后”的毕业季，无意给他们贴上新的标签，而是试图记录一个人群告别自己的天真并与之为敌的过程，记录他们在成人世界里的第一次淬火。 我们借此回顾自己的毕业季，并重温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哈罗德·罗森堡的名言：“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毕业戏》 2012年夏天，全国将有680万高校毕业生迈出校门，这是历年来毕业生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于1990年。 毕业离校的倒计时牌只剩三个月了，周奇仍没有投出第一封简历的打算。在同学们都忙着查询考研成绩的时候，他完成了毕业电影预告片的剪辑。 “电影名字叫《毕业戏》，算是拍给我们自己看的。”周奇和身边热爱玩电影的毕业生们凑在一起，准备拍一部校园故事，纪念他们的毕业季。在即将到来的夏天，全国将有680万高校毕业生迈出校门走向社会，这是历年来毕业生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中大多数人和周奇一样，生于1990年。  这批在世人眼中贴着“卖萌、非主流”标签的90后，就业压力并不比80后轻松。在周奇高考的2008年，膨胀的考生人数迎来了史上最大值——1050万，在扩招的背景之下，那一年有600万人和周奇一样走入大学校园。连年递增的毕业生人数，已然超过社会的容纳量，大学生毕业工资低于民工早已不是新闻，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我估计只能找到一个两千多块钱的工作，现实骨感啊。”周奇曾经去招聘会取过镜头，毕业生挤破头的场面让他觉得压抑，那种“密集恐惧感”令他记忆犹新。 没工作的周奇仍有玩心的原因很简单，一则他并不想把自己“贱卖”出去，二来父母都是家乡小城里“吃穿不愁”的单位人，“不指望着儿子赚钱养家”。 妥协之下，读研拿个文凭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样的谋划促使周奇和身边的同学本能地选择了考研。周奇戴着眼镜，说话间隙会拿出手机不时地刷刷网页。 工科生周奇喜欢贾樟柯的电影，觉得他拍出了“摇摇欲坠的生活”。站在梦想和现实的两端，周奇如今似乎更加理解了这一句话的重量。 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生达165.6万，比2011年增加14万余人，录取比例达到1∶3。面对着研考越来越高的门槛，周奇明白以自己“溃不成军”的复习，无异于以卵击石。 2012年1月5日，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随着寒流的侵袭到来。复习了四个月的周奇还是选择在这天“补觉”，睡了过去。 “除了学术帝，很多读研人都有一颗不想长大的心吧。”周奇分析自己和身边读研同学的动机，发现读研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延缓进入社会，“或者多玩两年”。 南方周末记者随机调查了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两个毕业班级，读研率均超过50%。前述十余所高校的班级中，准备找工作的人则不足四分之一。 新年刚过，江芝言就收到香港一所高校的offer，对工作的忧虑结束了。她曾在实习时发现，写字楼的白领们工作“充满了重复和透支”，那些穿着正装，蓬头垢面的形象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选择了和江芝言一样的道路。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1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有近35万人，连续三年增幅超过24%，预计2012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将达到43万。 而对于更多社会资源匮乏的毕业生来说，“不想长大”则是一句难以出口的呐喊。比起诸多毕业生拥有的“退路”，2011年毕业就开始找工作的王佳芬走得可谓“磕磕碰碰”。直到最近工作才终于有了眉目：她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分数线，获得了面试资格。 在这寻寻觅觅一年多的时间里，王佳芬明白走入社会生存，“并不仅是一件付出努力和汗水的事情”。和她拥有相同体会的李敏，也深知“自立”的不易。在汉江边小城读完三年中专加两年高中的她发现，想要找到一份有“三险一金”的工作也是难上加难。 考研的闹剧之后，周奇和父母“讲和”，他会在明年继续考研。但是，他仍背着父母开始拍摄自己的毕业电影。“这也是最后一次玩这个东西啦。”他有些感伤地说。事实上，他又争取到一年的时间，可以不用面对就业的“腥风血雨”。 曾经的“留守儿童”长大了 曾经的“留守儿童”王佳芬曾希望自己能通过读大学改变命运，却发现大学无非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日子接着另一个浑浑噩噩的日子。 在周奇还在为考不考研纠结的大四上学期，江芝言曾与不少内地学生一起去台湾交流研讨。台湾同龄人的潇洒和自信，令她这个内地最好高校的学生也感到诧异。 “他们也快毕业了，但却在徒步旅行，搞乐队。”那种状态，完全不像自己身边的同学“焦急而灰暗”。让她真正羡慕的是一个同龄的女孩子，“她会每天都跟妈妈报自己的花销，并跟母亲贴脸交谈”。这是她和母亲之间从未有过的亲密。 对于江芝言来说，父亲就像一个社会。在她成长的过程里，父亲和母亲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青春期里的她开始发现家中的微妙，这些裂痕让她感到恐惧，身边的同学父母不少都离婚了。 在江芝言对父母的争吵恐惧时，王佳芬的童年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在看电视，翻来覆去地看《灌篮高手》。在王佳芬出生后不久，父母就前往广州打工，她与弟弟则跟随爷爷奶奶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像王佳芬父母一样背井离乡的人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了5800万人。作为较早一代的留守儿童，童年的经历形成了她孤僻冷静的性格。 上大学，对于江芝言来说是阶段性远离父母，尝试寻找自我；对王佳芬来说则是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逃离父母居住的乡村。 大学开学没多久，王佳芬的“知识天堂”幻想就被打破了。她发现不少老师第一堂课都会扛来自己写的课本售卖，课堂就变成了“签售会”，之后则是他个人作品的“朗诵会”。扩招给老师的嗓子带来了挑战，大班大教室上课，往往就是老师只顾在讲台上自说自话，声音越来越小，而学生们睡自己的。 “我不会讲这门课，不晓得他们怎么安排的。”在江芝言上课的经历中，竟然两次听到这样的开场白。老师想来就来，她也就三心二意地当了“逃课生”。 大学的多数时间，王佳芬都宅在寝室养花养草，练起了毛笔字，成绩便败落了，还挂了两门课。虽然过了补考，学校教务处还是没有将其成绩及时登入。这使得她完全没有机会去参加毕业典礼，接受拨穗的洗礼。“大家都去了，我却因为成绩没登入不能去，就像被抛弃了一样。” 大学生服务员 找工作屡屡撞壁后，王佳芬在武汉郊外的一家乡村菜馆做服务生，包吃住1400元一个月。 性格的慢热让王佳芬在求职中频频受挫，快餐化的面试使得她还未来得及展现自己，就被HR们pass掉了。她希望能去银行或者航空公司工作，投递的也都是这些企业。 毕业了，同学们纷纷离校，她还只能窝在同学的寝室里，投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为了去苏州面试一家银行，她问父母要了近千元前去，去了“仅仅是做完一个自我介绍”，便回来了。走到汉口火车站，手机还被偷了，她跟母亲打电话时哭了很久才平复下来。 在比较阴郁的时候，她甚至想到了自杀，那一阵子她所在的学校一连三名学生自杀。她仍要生存下去，而且要减轻父母的负担。为此她找了一份工作，在武汉郊外的一家乡村菜馆做服务生，包吃住1400元一个月。 每天她都要乘坐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达工作的地点。“满城挖”的武汉基本上是一个工地，等公交车趟着坑坑洼洼摇摇晃晃地到工作地点的时候，悬挂一路的她早已经精疲力竭。 让她不能理解的是老板娘的“狂浪”，这些半老徐娘很会和官员们勾勾搭搭，他们也会有意无意地蹭老板娘的臀部。顾客们颐指气使，老板娘也只能郁闷地赔笑。老板娘受气后，会把气撒到王佳芬这样的服务员身上，骂她们“苕样子，都不晓得招呼客人”。 一个月时间刚到，她就辞掉了这份兼职，带着“眼不见为净”的快意。然而，在接下来的求职面试中，她的手机再次被偷。 这次她不再打电话给母亲求援了。她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说，看我长大了。说完，还是哭了。 “毕业就结婚” 毕业季则在同学的喜宴中慢慢地流逝着。李敏也想找一个有些家底的男孩子嫁了，将自己的负担分割一些出去。 周奇觉得自己的人生，如同孙悟空般完成了“从反叛到归顺”的过程，《西游记》一书他曾读过16遍。信奉“棍棒教育”的父亲，一直希望他成为一个工程师，不允许有差池。初中时，他和朋友到游戏室玩，被父亲逮到后，都会被一脚踢出。 曾经，周奇也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个工程师，直到高中时他看到《三峡好人》时，他完全地被导演叙述的故事所折服，他想要自己也成为那样的人。然后，在父亲的重压之下，他高考时并没有填报北影的导演系，而是报考了当时热门的电气专业。 进入大学，逃开了父亲的视线，他便开始沉迷于视频的拍摄和制作。家人对此，完全抱着鄙弃的态度，他仅仅是自得其乐。如今，面对着就业的压力，父亲要求他“迷途知返”坚持专业。“反现状的人，终究要成为现状的一部分。” 周奇将《毕业戏》定为自己的收山之作，纪念自己的一塌糊涂的青春，从此以后他会忘记自己的导演梦想，回到工程师的道路。“毕竟现实意味着钱，没钱是活不下去的。”他会这样地安慰着自己。 “现在我们还分得清是非，未来就分不清了。”王佳芬始终记得工作的朋友送给自己的这一句话。但她觉得在是非烦扰之前，生存下去毕竟还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年多的困顿使得她放下自己一直以来对公务员职业的偏见，下定决心报考，“偏往虎山行”。 为了通过面试，她不惜血本参加了培训机构开设的面试培训班，对于即将到来的面试志在必得。虽然只有短短几堂课，培训费却花去了四千多元。 李敏的毕业季则在同学的喜宴中慢慢地流逝着。和她一样出生于1990年的同学，之前还烫着爆炸头戴着耳钉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已经成为了“毕业就结婚”的践行者。她并不觉得这都是爱情，不过是找不到工作，无事可做“只能结婚罢了”。 想到身上的千百种负担，李敏也想找一个有些家底的男孩子嫁了，将自己的负担分割一些出去。瘦小的李敏有着精致的五官，这是她几乎最大的资本，学会化妆的她黑色的眼影衬出大眼睛，寒冬腊月也仅仅只穿着丝袜。 张扬自我的90后毕业生们或许已然发现，在他们迎向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时，可供他们挑拣的余地并不多，更多的时候他们还不能想清楚，便已经被逼仄的现实捕获。不想长大不再被提及，藏在背后的纯然也将渐渐隐没。 临近去往上海面试的日子了，王佳芬开始和好朋友模拟面试题目问答，以期面试表现更从容。 “如果你撞见你的上司正在收受别人的贿赂，你该怎么办？”好友问。 “标准答案应该是‘先退出来，然后向上级或纪委监察机关汇报’吧。” “鬼才管这样的闲事嘞。”看到好友点了点头，她报以单纯的一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原文： 点击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范承刚 记者 雷磊 不受约束的一代人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陈伟的眼里，70后、80后读大学时，他们的父辈尚未完成原始财富积累，谁贫谁富不大明显；而90后进入大学时，有很多已是“衔着金汤匙长大的官富二代”了。 如今，常有学生开着宝马车上学，而他骑的是5年前花1000元买的自行车。 优渥生活带来的也并非全是坏事。在北大教师胡续冬看来，生长于互联网、优渥家庭与全球化浪潮中的90后，能更自由地穿梭于东方与西方、主流与非主流、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更善于利用技术，也更有“怪异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在一门文化通选课，胡续冬给学生布置了一道介绍巴西最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的作业。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一名学生竟交了一篇“穿越式的报告”：若干年后，李白转世投胎，流落巴西，以唐人的眼光及古文的文风，对异域的南美风物作了别样的剖析。 与富足生活、高速网络相伴而生的，是90后一代的自我意识的崛起。他们更加自我，也更加开放而开明。 华中师范大学的一家超市里，十余种不同品牌的盒装避孕套，摆在了收银台旁一米，伸手可取。该校一名研究生吴达说，四五年前，避孕套还不会那么显眼，关于性的话题及讨论，“也不会像今天那样被摆上台面”。 活在手机与网络里 自90后步入大学，在一所大学里以缝补衣服为业的朱永芳，感觉工作“更有挑战性了”：装饰物越来越多，缝补更加困难；布料从单一的棉布、牛仔布，悄然增加了羊绒、皮衣；就连店里所用的丝线，也从前几年的10余种颜色，飙升到了现在的130余种颜色。 同在校园修鞋的丈夫，也极少再修补那些破损的球鞋及运动鞋。如今他店里的鞋架上，摆满的都是低帮长筒、款式各异的高跟鞋。 90后也将许多人抛在了身后。在武汉，像“小宋CD店”这样专卖打口碟的地方，全城也只有3家了。店主小宋很无奈——生于网络化浪潮中的90后，早已对打口碟这种十年前曾盛极一时的事物陌生而疏远。如今，小店仅靠200个左右的回头客艰难支撑，都是些“慢慢有肚腩也开始老了”的80后、70后。 偶尔有个卖萌打扮的90后小朋友误撞进来，都会惊呼：“哇，CD店，好复古呀！” 作为中国戏曲学院的辅导员，郑琳也觉得“懂网络、懂技术”，才能与学生沟通。如今，他用微信或飞信群发班级信息，用咆哮体、火星文写公告，还学会了在人人网、微博上抓翘课、熬夜的学生。 他不得不哀叹自己的落伍：“这帮小朋友，就像只活在手机和网络里。” 爱自拍、爱卖萌 武汉大学旁的电脑城里，店主王博林开店快7年了。在他眼里，伴随着90后踏入校园，店里所卖的东西愈发“幼齿化”，并成为商务系、家用系之外的另一大派别：“卖萌系”——笔记本外壳要七彩的，粉色、红色的特别好卖；U盘做成小浣熊、小海豚、Hello Kitty，要比傻呆呆的长方体更受欢迎；摄像头的像素最高都到1200万了，“这样更方便自拍”。 2011年年底，胡续冬被派去审阅北大自主招生的自荐材料。前些年，他还看不出谁是官家孩子，父母单位顶多写个神秘的门牌号码，职务就填个公务员。 如今，这批“爱炫耀”的90后全然不同了：有个娃的父亲工作单位是××市委，职务是“市委书记”；母亲的工作单位则是××房地产开发公司，职务是“董事长”。他感觉顿时被亮瞎了眼。 胡续冬挖掘出的另一大动向是：许多娃儿商量好一样，纷纷往材料里塞了一堆自拍照，一个赛一个娇媚，不是Cosplay服就是葱绿的包臀小长衫，下身则是带流苏的紧身裤或短裙，小身板后还摆着个硕大无比的“爱”字…… 胡续冬觉察到：这批看着卡通、玩着QQ秀、听着绵羊音的90后，行为模式与思维特征也愈发“动漫化”、“小清新化”。相伴而生的，是“萌文化”、“宅文化”、“腐文化”等各种奇异之风刮进高校。 有时候批改作业，胡续冬发觉学生们会出现“语体混淆”的情况：一大段正经严肃的论述之后，会加入“怪蜀黍”、“草泥马”、“默默飘过”之类的网络词汇，或是画上几个小猫咪举爪、抹泪的表情。 而在学期末的论文里，居然有三十多个孩子在附件里加上坐在第一排、摆着剪刀手的“卖萌自拍照”，向他宣称：“我是整个学期都坐在第一排的好孩子！”“胡老师你一定要给我高分喔！” 武汉大学旁的百草园书店里，店主王国林正在感叹“顾客的变化”。作为热爱阅读的80后，他常会感叹：如今这批90后大学生，阅读的趣味愈发轻质化、清新化。开店一年多了，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本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因为有近700页，从没人翻过；至今最受欢迎的一本书是《小王子》，一共卖了248本。 书店旁的一家文具店，近200种不同图案的笔记本摆满了一面墙。店员林晓芳说，这四五年来，单色笔记本卖不动，得弄出花样来：小清新系列，三叶草田园碎花啥的；动漫系列，海贼王、银魂之类；非主流系列，比如古怪涂鸦…… 林晓芳还注意到：内页是没格子的笔记本，要比有格子的卖得更好，销量相差2倍左右。她说这是因为90后“爱乱画，爱涂鸦，不喜欢受约束”。 烦恼与忧愁 90后很欢乐？华中科技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指导老师章劲元却是担忧的一个。自2006年起每天都会约8名大学生访谈。近年来，他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在经济浪潮的助推下，90后的孩子们在享受父母所提供的优渥生活之时，也丧失了抗拒父母意志的能力，变得愈发脆弱与柔弱。 章劲元记得不久前的一天，接到一名母亲打来的电话，帮儿子约心理咨询。这个孩子对父母的依赖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如果不把衣服放在床沿，就不起床。章尝试着让男孩去反思：“假如有天你父母不在了，怎么办？” 男孩的回答让他无语凝噎：“那我死了算了。” 父辈一代对90后的影响，细微而又明显。在学生们聊天厮混的日子里，胡续冬发觉90后们，对“家庭出身”这一问题特别敏感。比如常会谈起“某某家老爸是煤老板”、“某某家是哪个行业的老大”之类的问题。交友时，也常是“抱团式交往”：穷孩子和穷孩子玩，富二代和富二代玩。 同样的，胡续冬还发觉，这帮90后的“小萝莉”和“小正太”，虽然有着“天然呆”、“小清新”的外表，谈起人生理想时却极为简洁、清晰——往往都是“世界500强”、“美国东海岸某所名校”、“年薪××万”等极为精确的目标。 陈伟认为，这是如今社会完成阶级分层、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后，一代年轻人所培养的生存本能。“他们或许爱卖萌，或许天然呆，但生存压力并不小，有钱的要忙拼爹，没钱的要去拼搏。他们总要长大，也正在长大。” 在武汉豆瓣书店，店长陶志臣同样悄然发觉了顾客们的心事。这家书店曾是武汉文青的“心头爱”，只卖严肃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书籍。而如今，近年来生意难做。他曾问过隔壁以卖教材和各种辅导书为主的书店老板，仅开学那一个多月的利润就有近二十万。 而豆瓣书店则相形见绌，一天营收多则不到千元。“90后的大学生们，精力多数都在考证考级上。” 原文： 点击

编者按： 安芯，间隔年套餐推广者，北斗七星人物曾有其 访谈 ，足迹涉于美国，墨西哥，四川，马来西亚，西藏，尼泊尔，印度，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她的间隔年鼓舞了很多人，“我还年轻，我正在路上”，本连载为她间隔年路上的一些记录，以飨同好。       我说等我把记录他们生活的片子做好了，就给他们寄一份过去。等他们老了，还可以给自己的孙子辈说，你看，这就是爷爷当年在印度留学时候的青春。 其实，无论是在哪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荷兰等等，对于大部分留学生来说，无外乎就是四个字：冷暖自知。 但这些关于青春的印记，需要人去记录。 至少我们在异国他乡都来过，狂热过，存在过。     毕业就思奔，安芯的间隔年（一）： 中国90后留学在印度   文/安芯(暨南大学)     在大多数人眼里，90后不都是娇生惯养的么？ 在大多数人心里，印度，这个脏乱差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去留学，去居住，去生活？ 印度中国留学生目前有2000左右，大部分是学计算机类专业，其余的就是商科，金融，管理，语言类。而加尔各答的中国留学生有16个，圈子并不大，但几乎都是90后：90年的温章，89年最后一天的何斌，91年的韩晨，92年的李万祥，90年的高凡，还有90年的马群。     1. 89年最后一天出生的何斌来印度加尔各答留学，已经三年了。 “Just because，仅仅是因为喜欢。”问到他为什么来印度留学，眼前这个清瘦的男孩放下手里的报纸，淡淡地回答。 他当年高考填志愿，第一志愿是古巴，第二志愿是新疆的某211大学，但毕业后需要留在那里援新10年，索性就放弃新疆来了印度。 “从小打到做决定都是自己，去哪个学校做什么事情，父母都会问我为什么，我再把原因细细地告诉他们。” “我的感觉就是在路上，on the road，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着什么，也许在寻找这个的时候不经意间就发现了其他。” “那你在寻找什么？” “这个问题我得在三十岁的时候才能回答你，那时候有了一定的阅历和经验，关于人生的一些观念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 喜欢也好，寻找也罢，其实说到底都是个感性的东西，在它们的背后总会有理性的支撑吧？ “调查，各种调查，顺便借用别人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因为不同的人都有他自己的观察思维模式和方法，最后你才将不同的眼光综合起来，有时候也会形成你自己所特有的。” “我也会根据市场走势，从网上获取各种信息，比如大的方面就是中印两国的贸易政策趋势，小的方面如中资公司业务方向，零售市场的开放程度，市场潜力值，劳资关系如何，很多东西值得深入探讨。” “那你调查市场会有偏向性么？” “印度的话，这边的电子市场非常大。我在出来的这两年一直在探索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但是我现在学的这个专业，也许以后未必会从事这个行业。其实用不着想太多，因为一个人在四五十岁之前需要的是睿智和磨练，而最好的途径就是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何斌学的是商务管理，很明显从大部分话里都能够感觉到他的专业敏感。 韩晨，91年出生的小伙子，河南沈阳人。他说，他来印度的那一天是2010年9月26日，他会一辈子都记住的。 为什么来印度留学？我抛出了同样的问题，因为这是这群人的起始点。 “高考没考上理想学校，考虑过欧美国家，但费用偏高。再考虑新加坡，又觉得文化底蕴不够深厚，但又想通过留学锻炼下自己。索性就选择了印度。”他回答得很坦诚。     2. “2009年来的时候，刚下海德拉巴的机场，哇，印度这么现代化啊。” 那晚，我和这群90后中国留学生，坐在加尔各答广场的草坪上，听他们讲故事。 “等我坐上机场大巴到市中心时，就看到贫民窟了，心立即从天上掉了下来，哇凉哇凉的。”何斌坐在草地上，抿了口印度姜茶（Masala Tea），开始回忆当初的模样。 恩，甚至包括我自己，下飞机后，尽管坐在加尔各答特有的黄色出租车里，也是闷出了一身臭汗。再看窗外，公车爆棚得像人肉炸弹，地上横七竖八地散落着垃圾纸屑，光屁股的小孩满大街地跑，旅馆的房间里裹着一缕咖喱味。 那时我同自己说，以后再也别来印度了。 “后来连续三天，我也没吃饭。不知道吃什么啊，就吃面包，但面包也太难吃了，好不容易找到炒饭可以凑合着吃。这才没把自己饿死。” “那跟家人抱怨过吗？” “有啊，接着我就给爸爸打电话，说想回来了，他让我再坚持一个星期，实在不行就回去吧。” “那怎么忽然想通留下来到现在的呢？” “不经意和一位学长聊天，他说，既然来了，换一种心情看待环境。这个环境差，到底差在哪里，多了解一下，一旦了解，就带入感情了，自然而然也就适应了。” “坚持一件事情肯定会有困难，有些事情是心里想做，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去印度留学坚持几年，是应该做的，想通这一点，生活条件这些也就没那么在意了。”91年的韩晨抚了抚金丝边眼镜框，在旁边补充着。 印度是穷，但当我们没有来到这里的时候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印度是山，是海，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穷至少还是家徒四壁，但是这里睡觉，今天晚上睡了这块地，明天就不是你的了。 “你在街边看到的那些小摊小贩，每天赚的钱可能只有20卢比，但是要知道，若是他们不做，可能一分钱都没有。这边扫垃圾的人，下水道啊，赤身裸体地就跳下去了，用最简单最原始的方法去处理。但是他们认为他们很幸福，因为比起非洲人，他们还是有得吃，非洲人他们是连吃的都没有啊。” 何斌是个细心观察生活的人，言谈举止就能略知一二。 “那你觉得这三年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换一种眼光去看待世界。当你看到一个扫大街的人很脏不愿意靠近的时候，也许这份工作对于他而言，就是满足的，也许对他而言，这就是美啊。当你觉得瞧不起他的时候，也许你毕业出来的工作还不如他，毕竟这个市场是瞬息万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交流沟通。” 恩，交流和沟通，才能慢慢地将那些因为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误解消除。 “三年，现在的你和当初没来印度时的你差别大吗？” “以前高中所在的地方很小，当时就觉得以后毕业了找份工作，拿两三千的工资，可以有自己的房子，讨个漂亮的媳妇，就满足了。” “在哪里发生了转变呢？” “西安，我后来去西安呆了段时间。发现自己眼光很短小，看做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有自己的目标，也许他们的目标很小甚至和我的相似，但是他们的眼光并不是和我一样局限于小范围。因为他们追求的是物质与精神的质量，而我还只是停留在短短的基本要求之中，并没去设想其中的质量到底怎样。” “有的时候世界很小，近在咫尺，但是视野可以很大，自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只有思想观念的转变，才会慢慢学会怎么去生活，怎样去珍惜生活，怎样去拥有与享受，在印度苦中作乐亦是如此。” 思想观念的转变？恩，我想是这样的，经历，感悟，最后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少了最开始的经历，哪会那么轻易就质变的。 “所以我现在特别珍惜周围的朋友，你看在国内咱两相隔那么近都没有机会相遇聊天，而几年后在国外，我们能够坐在灯光下畅谈，这就是幸福。” “你有宗教信仰吗？” “我想我已经超越宗教信仰了吧。信仰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反倒是我自己，在听完他们对印度看法的转变后，扭头再去看这片土地时，先前的厌嫌也荡然无存了。     3. 次日清晨，90年的温章和高凡带我去他们的学校旁听，加尔各答大学圣泽维尔学院，泰戈尔的母校。 在印度留学，听他们说，不同专业不同学校的收费都是不同的，但一般生活费加上学费一年3-5万就足够了。贵一点的如南部的韦津格尔理工大学一年是8万。 转悠了一圈学校，我转身问高凡，“在这里念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考试，我们专业的考试，一场考试，大都是宽泛的开放式问题，写不到二十页纸是拿不到高分的。比如解释“管理”的意思，你必须得把不同学者对管理的定义写出来，最好还要分别对它们评论，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商务管理专业的他回答。 “考试很难，过不了就留级，听说这里的计算机专业没有一个外国人过，好多人上了一年就转专业了。”温章补充着，同样也是考试。 不仅是国际学生，这里印度人的学习压力更大。“以前在海德拉巴学语言的那个学校，我呆了六个月，就听说了三四次跳楼自杀的，都是印度人” 印度理工和印度商学院是整个印度最好的两所大学，简称IIT 和IIM。IIT在印度有7所分校，其中以孟买理工为最好，IIM则以加尔各答最强（IIMCA）。光是东，北部这边来说至少每年有40万以上的人报考印度理工大学，而每年录取率只有千分之一。印度商学院只招收研究生，每年的学费是4万美金。 印度人多，贫富差距大。于是，小学开始上补习班，中学条件好一点的请家教，再是补习班，最后就是参加邦（即国内的省份）一级的统一考试，再去考想报考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 至于印度的教育和国内教育的差异。何斌说这边更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所以平时作业不多，但考试就显得灵活多样了，以论述题为主，都是考当前的一些实际问题。怎么去解决处理。 其次就是教育体制上的，印度大学主要以公立和私立为主，公立的比如加尔各答大学沿用的英国教育模式，私立的主要财团投资或者是和欧美大学合作创办的。 “那其他方面呢？” “学校的限制太多了，吃饭不方便，上网不方便，每天还要求五点钟必须回到宿舍。校规规定不准谈恋爱，不准带手机。校长每天会站在校门口查勤，若是被查到缺勤，今天会查明天的，也会查前天的，若是被发现了就会被罚钱，10卢比。” “我都被罚过的呢。”温章腼腆地笑了笑。 “还有就是气候太差了。这里不像国内有些地方，四季分明。这里只分旱季和雨季，而实际上从三月份开始就达到38度了，四月到七八月份是最热的时候，气温差不多四十多度。” 坐在教室里，印度老师在讲台上课，我偷偷地打开了机子。 “这里的大学老师经常缺课，大多是我们来了才知道今天没课。”温章在旁边悄声对我说着。 “这是为什么啊？” “那主要是一般的公立大学，由于是政府出资，老师工资低，所以大部分大学老师就到外边开补习班之类的。” “这里的假期也挺多的。”说到这里，温章乐乎了起来，从包里翻出一张学校的日程安排表，摊在我面前。 “你看，10月放一个月，因为是印度的新年，11月也是各种假，夹杂着些考试，一个星期考一科。12月放一个月，寒假，5,6月份放暑假，再加上每个月的大小节日和星期天，总共算起来放假的时间就有半年。” 每天都期待着放假，这是从小到大我们共同的心声。     4.

他爹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