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

“他花十年的时间说服台电拆去围墙、整理社区；他用十三年的时间去联结一栋社会福利馆、一座有屋顶的路桥和宜兰河上的步行栈道，为了让严整的机构打碎淹没在环境里，让地貌可以被意识到，让人们可以自由出入；他也在各个建筑项目的缝隙里悉心布局了道路，让它们缩小、曲折、安全，让老人和孩子有更舒适的步行。” 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每一个建筑都好像一段乐章飘在街巷里，期盼着下一段的到来。 这是在宜兰看建筑师黄声远的房子时常有的感受。 一个冬日寻常的下雨天，黄声远带我们信步走进宜兰的田野街巷，看他和伙伴们在地二十年做过的大大小小的房子。他脚步不停，语速飞快，手势悬在半空，一路走，一路连，几乎没有放下来过。一座房子，连上一段路，然后是一座桥，旁边再一座桥，隔开几十米，再一条路，再一个房子……如今的宜兰，遍布黄声远和伙伴们的建筑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公共建筑，它们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街道、稻田与河流之间，每一个点都以未完结的姿态，继续生长，彼此呼应，勾连起一个流动而充满可能性的公共空间。 2012 年 12 月，黄声远和他带领的“田中央”联合建筑事务所的最新作品，宜兰罗东文化工场，获得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公民建筑奖。这一年，黄声远 49 岁。 在领奖现场，黄声远温柔地向这座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县城宜兰致敬：“每一个小地方都需要相信自己能够往前连接历史，往后建构传奇……宜兰就是宜兰，不疏不密，城不是乡的下一步，乡也不必为了城扭曲……田中央有幸身在其中。” 1993 年，台北出生、长大的黄声远，带着耶鲁大学建筑硕士的学历和美国著名事务所的工作经验回到台湾，一头扎进宜兰，一待就是二十年。他与镇里上上下下打成一片，城镇乡大大小小的设计工作他都做，盖房、修路、做景观、做规划。他的工作队伍，从最初的一个人、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将近三十人。因为大多数工作都是在田野之间完成，伙伴们亲昵地称呼自己的团队为“田中央”。 黄声远和“田中央”一直坚持只做“离宜兰车程三十分钟以内”的项目。 “我们就在这里，就住在宜兰”，黄声远坚持，“设身处地”才能最大限度地发现使用者需要，而这一点对于公共建筑，至关重要。很多建筑师事务所从一个专案从开始到完成只见甲方两面，第一面签合同，第二面交货；“田中央”不同，他们和建筑的使用者和建造者生活在一起，随时待命，随时到达工程现场，与施工队一起讨论，发现需要修改和弥补的地方，时时调整。除了做设计，“田中央”的成员甚至还熟悉砌墙、木工或者焊接技术。 在黄声远看来，要“从生活细节往上构架”，一座城市才不会无序地扩大，而只有“在地”，才可能细细打磨出这些符合理想城市的生活细节。 他喜欢在宜兰四处走、四处看，看见哪里不对劲，就想说，这里可不可以改一改。这些“不对劲”，有时是人行道的位置，有时是一栋房子开门的方向，有时是被马路阻断的公共空间……如果暂时没法改，就存着念想，一旦有哪个专案涉及，早就写好的计划书立时交上，念想才可能变成了现实。在公共建筑严格的预算和繁复的审批和中，黄声远和伙伴们早就习惯了以十年为计时单位的工作。 他花十年的时间说服台电拆去围墙、整理社区；他用十三年的时间去联结一栋社会福利馆、一座有屋顶的路桥和宜兰河上的步行栈道，为了让严整的机构打碎淹没在环境里，让地貌可以被意识到，让人们可以自由出入；他也在各个建筑项目的缝隙里悉心布局了道路，让它们缩小、曲折、安全，让老人和孩子有更舒适的步行。黄声远说：“人们一开始会好奇我到底要建什么，怎么这么多年也建不好。我慢慢让大家明白，我们做的不是项目，也不单单是在建房子，而是环境改造活动。” 二十年里，宜兰县换了四届政府，政党轮替了两次，“田中央”的“专案”始终不结，建筑师也迟迟不走。人们送他们一个戏称：“铁打的田中央，流水的县政府”。 黄声远说自己越界做了很多规划的事情，在宜兰县政府一个一个单独的项目里，埋下了脑海中早就有的理想城市的规划图景。他相信不管有多少麻烦事，自己终究能做成，因为“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而“政客一定会下台的啊”。 什么是黄声远心目中的理想城市？他这样说：“她要可以让小孩安全地骑车，进出政府机构像进出自家后院，而且，发生过的故事，以后还都找得到痕迹。” 那么，什么样的建筑才可以构成这样的城市？ 2013 年初，我们邀请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建筑评论家朱涛与黄声远对谈。黄声远和田中央在宜兰的建筑实践被视为华人世界公民建筑的典范，他们的经验是什么？又是什么机缘，让黄声远和“田中央”扎根宜兰？他们的经验，能够在其他地方复制吗 连接与可能性 朱涛（以下简称“朱”）：你被公认为台湾“在地建筑师”的代表之一。很多同行都佩服你在宜兰持续近二十年的空间实践，帮助强化了宜兰地区的地方身份和特征。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你的工作：一来，你一直在建筑和地景语言上努力探讨和表现宜兰特色；二来，我觉得你的工作更富特色的是，你不光设计单个的房子和地景，还经过多年努力，把你那些分布在宜兰各地的作品，利用各种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桥、公园等，逐渐都串连起来，形成一条条连续的地景廊道。有些地景廊道的伸展范围已经相当大了，有了区域性尺度。但你还在继续“栽培”，让它们像超级藤蔓一样，持续生长、蔓延，连成“地景网络”。你为什么老是连来连去的？ 黄声远（以下简称“黄”）：有一个原因：台湾的公共政策。你做完一个房子，没有什么机会去修正它。一个房子做了以后，其实是有生命的，它会坏掉，也会因为我们的年幼无知，因为我们被厂商骗，材料用得不对，对人的估计也会错误……既然它一定会在一个什么地方是坏的，那我后来想出个方法应对。比如西堤屋桥，后来修过很多次。开始犯了很多错误，材料不了解，漆也不对，后来我知道，要面对时间这个事情，要有一些策略。大多数的材料，最好还是它原原本本的材料，凡是有套路的建筑系统里面的一部分，通常都会有事。因为建筑系统本来设计得就是要更替的，这样才可以花钱。可是政府的预算是不会有后面那一笔的，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在它旁边搞另一个 project 出来，这个 project 可以伸手出来去救原来那个。因为你不可能花钱再去改原来那个。真正认识到设计的核心部分，取得一个重大价值，细节慢慢修正，这个在私人住宅可以的，但是公共建筑根本不可能。我只好在它旁边再搞一个什么东西。没办法靠得很近，就得离稍微远一点，中间再搞一搞，我才有机会让所有事情是在一个永续的状态。我们开始也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改，所以需要实践，需要动手做才知道。所以我都是逮着机会就做做做，做的过程里会有体验。所以说我“连来连去”，动机跟这个有关。 朱：你光说用后一个修复前一个也太简单了……比如你修西堤社福馆，一栋建筑觉得不够，非要从基地里伸出一个西堤屋桥，超出边界，跨越公路，到达宜兰河边，在河边修一个观景台，然后继续在过河的混凝土桥旁边修人行道桥，一直把“气”贯通到河对岸——这显然不光是为了修复自己，而是为了两岸的连通。城市空间的打通，我觉得你是一以贯之的。可能一开始是做单个建筑物，但不知什么时候，你开始 zoom out ，开始画区域空间联结，想生发出更整体、更大尺度的能量。 黄：我有个奇怪的个性，你看我都不喜欢跟人家约时间。我也不喜欢被绑住。一旦觉得被卡住，就很不舒服。比如西堤屋桥到了堤防上，面对着宜兰河。我觉得河比湖厉害，呜地就出去了。做宜兰河的时候，我才知道水是这样流的，水有削切面和堆积面，削切和堆积，我想让两岸的不同被感觉出来，想要让这个河被意识到，而想要感觉出来，人最好实地去体验。 那个步行桥（津梅栈道）真的做了好多好多年，都不知道怎么算它开始的时间。我一开始异想天开，说可不可以装个电梯，一个按钮，呜就划过去。还想过在河里拉筏。但（这里归）河川局管，几公里几棵树都管得紧紧的，所以很多最初的设想，技术上被调整成今天的样子。（当时）怎么一脚踢，踢进去，我们也不晓得。（能做的）就是含在嘴里，不要放，一直关注着。郝柏村上台，“中央政府”要扩大内需，一下撒钱出来，地方政府一下不知道钱要往哪里花。可我们做设计的一早就想好，做社福馆时就想，这里通不过去有点难过，于是伸一只脚在这里，设计先做好，等扩大内需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把图给你了，弄不好大家高兴把它给做了。可是要做横跨宜兰河的桥，要花更多的钱。当时赶上一个“竞争型城乡风貌”的热潮，全台湾讲究工程要减量，所以一定要看不出来，才要得到钱，如果是凸显性的就要不到钱。所以那时我们想到，在河旁边做一个裂缝，那个裂缝其实就是椅子，可以坐，我想象中秋节，河两岸的人可以一起看月亮……一千人一起看月亮，那是多么壮观！ 我们这个年代的愤青，你总是看到一样的努力产生不一样的命运，就觉得不爽。有一个议员，每次去申请水泥桥，他只要改变桥的弯度，下到哪条街，那条街马上就被改变了，对面的能量通通被吸过来，乡村的能量全部被吸进城市，没有倒灌回去。我一直觉得，要想个什么办法，让这些能量倒灌回去。 这些思路，老实讲没有多少头绪。我们的人生就只有那么点时间，能够让它挣脱现在的、闷在那里的感觉，能够动就先动。我纯粹是想要挣脱一点什么东西，没有深思熟虑。可是每件事情我们都没有把它做绝，都只做了一个头，我会很小心地保留可能性，因为知道随时可能有新的东西、新的计划出来，只做一个头，必要时还可以扭过去。这是蛮有意思的。 朱：你这里说的是策略上可以很灵活，每一点都是比较开放的。但是“连”的这种意识，你不妨好好想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描绘的动作都很生动，比如“不愿意闷在那里”、“疏通”、“倒灌”……这种对“空间能量”的形象化体验和描绘，我觉得很重要。刚才你提到，一条高速公路修过来，整个区域空间格局全变了，老城可能迅速衰落，郊区可能迅速修建起新区；很多河流在历史上曾是重要航道和地景廊道，但铁路、公路一通，它们便迅速没落。你的工作室最近就在帮助宜兰修复过去的水道、水网……不管具体策略上多么灵活多变，或者迟疑不定，但是这种“连接”意识的确不是典型建筑师的思维，因为建筑师的做法是受片段化土地开发模式局限的：单个地块划定边界后，独立业主在里面该修多大的建筑，你建筑师给我修出来…… 黄：对，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干建筑师了…… 朱：通常建筑师对城市的地面、水流，所有的大尺度的连续性，实际上是不在乎的，他也没责任、权力去在乎。但你这种“连接”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东西你觉得“闷”，要往外长、往外冲，一连二十年，发现好多东西连起来成了网路。其实在你这里，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地景设计，是合在一起了，甚至从城镇规划到区域规划都在做。 黄：你讲得有道理。我曾经出了一次台湾的建筑师考试的题目，一个题目让所有人都大为惊骇。我是反过来出的题，我照了照片，里面有一些房子，请建筑师们做出它们的基地。让他们想，这个基地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应该要有什么功能。很多人是完全做不出来的。 朱：这让我想起来，我的导师 Kenneth Frampton 作为建筑史家特别重视地景。他有时说建筑不可能了，只有整体的地形、地景设计（ landform ， landscape ）才能修复城市空间的连续性。因为当代建筑就是一个个孤立的 object 。传统的城镇是有连续性的，它通过街道网、通过低密度的城市肌理实现空间的连续性。但现在的私有开发，就是划分地块，各自往上修房子而已，只剩下地面才可以维持或修复连续性。通常的建筑师，做房子有红线。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有红线？是不是宜兰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上来就根本看不到红线…… 黄：我们大部分的 project 都是这样……比如礁溪林宅，看起来是个住宅，可它摆明了又不是一个住宅。主人一直跟我说，他要回妈妈家去吃饭，他们村子的人也可以统统到他们家来……他家根本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来到宜兰后，我才发现，其实不是有产权限制，公共性是可以渗透到我家客厅里面的。这些人确实在一个熟人社会里，所以空间都是流动的。（朱：不受产权界限影响）。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感受：你去主张你的产权，是一种丢脸的行为，是在那个社会会被唾弃的行为。这确实是宜兰的经验，我在台北和台东就没这样的经验。我非常讨厌他们要在兰阳溪口做什么社区农地重划。下一场大仗我不惜跟县政府翻脸——它要在兰阳溪口做社区的农业重划，就是为了取得公共设施，把它划出一些地块，可那些地块一定会是台北人买啊。那么漂亮的地方，台北人一定可以出一个比较高的价钱拿下来。那是咽喉之地啊，三条水汇合的地方，宜兰最有象征意涵、最敏感的地方！那个地方怎么可以把它拿来，规划得让它有被私有收购的可能？这是伤害我感情的，理论上政府应该买下来，然后去补偿那些人，替大家贡献所负担的损失……我好不容易选择做建筑这一行，就是我还以为建筑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一些事情。老是觉得，搞空间的人可以让我们解放。去当建筑师和这个有关，结果自己把自己绑住了，只能在框框里做…… 朱：这涉及一个空间政治问题。我们在说“连接”，连通的主要是开放的公共空间。你好像特别不赞成宝贵的公共开放空间被私有开发占据。比如，你宁可在宜兰火车站门前广场，花巨资修“丢丢当”森林，占据地盘，彻底杜绝以后私有资本开发的可能性——这种意识是怎么来的？大部分的建筑师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在产业链里，建筑师往往处于很下游的环节，在开发商决策的下游。 黄：我非常不喜欢在别人的下游。总有一个方式我要翻到他上面去。我如果是公共，我就最大。谁会比“公共”更大呢？而且，我觉得“空”最大。好多地方给了我们这样的经验，反正趁机会，只要他一不注意就把它挖空。通常政府不会让你“空”的，有空地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塞”东西进去。政府想要制造很多“面包”——感觉上我做了很多事，可以被数得出来的东西。可是如果是这样子，假设我们罗东文化工场盖一个房子，里面有很多功能，换了一个党上台，新上台的会说，哟，我们再盖一个把它包起来——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好险的是，换党的时候要降低预算，我们就趁机把上面的给它铲掉。你看到就像个废墟一样，整个上面一层完全是空的。拿掉了之后，我觉得好高兴。从此以后它就自主了。空了以后，就没有人敢再让它往上加东西。我也赶快去计算，把结构的强度降低，让结构的强度不能再支撑盖回来。我很怕下一任政府想要再加盖什么东西。保持它是空的，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没品位到，硬要加盖一个什么东西。掌握了这个“空”，就掌握了一个时间上的优势。因为你不管怎么换，这个东西先护住了，掌握了这个“空”，不管怎么变，都不会变得太多。 朱：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理想中的公共空间，一是绝对不能被私有开发占据；其次是，即使是公有的空间，你也希望，从剖面上、从地面上，尽可能留“空”来营造无穷多的可能性，而不要被限制死？ 黄：对，还有我觉得用它的人都需要付出代价，都需要努力，要奋斗才可以用到它。不能说分到他就是他的，“公共”不是这样分的。我总喜欢在“空”里引入不稳定的软体，这让很多人不愉快。像文化工场的美术馆做成一个漂起在三楼的东西。美术馆负责人非常生气啊，他说我们的画放在一楼都没人看，放在三楼谁要看啊？我觉得说，你说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的画根本不好，我不要你在一楼随随便便给人看啊。放在地面就完蛋了，初一到十五全部排满，一群野狗扑上去，完全动弹不得，还占了一块地，把地气的那个“通”也破坏掉了。所以我直接把文化馆放到三楼。所有人都不理解我在搞什么。 朱：它也不能妨碍其他的可能性——像你说的三楼的画廊，上面在布展，下面还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事情。宁可把这个“空”给未来，给各种其他的可能性。 黄：对。忽然有一天它不是画廊了，不是就不是吧。如果一开始做死了，就很惨。这个思路按王俊雄（台湾建筑评论家）的解读是，我们这种出生在“戒严”时代的人，骨子里有恐惧，怕什么事情被人家说了算。他觉得说这是“戒严”时代走过的人心里的伤痕。 （张洁平：香港《号外》杂志副主编。） （本文有节选，全文刊载在《东方历史评论》第 2 辑，文章链接： http://history.orientalpatek.com/newsdetail.aspx?id=435)

编者的话 2013年9月8日被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形容为“台湾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立法院长王金平受控干预司法、败坏民主制度，面临被国民党考纪会开除出党的处分，进而丧失立委和院长资格。 素来温和的马英九冲天一怒，引来各方猜疑：绕开司法而以党纪惩办立法院长，是否符合程序？王金平和民进党若即若离的关系，是否导致了他的困境？在多党制之下，党派政治与民主制度、多元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张力？本期一五一十周刊不仅试图描绘马王之争的来龙去脉，也带您一探党派政治如何适应日益多元的社会环境。 马英九的批评者们注意到，他和王金平虽为“同党”，却在诸多议题上意见相左。而马在王出国参加女儿婚礼之时发难，也有失厚道。诸多细节，有赖龙谨汐的梳理。在理清事实的基础上，郑东阳提醒大家，国民党是苏联栽培过的党派，其“以党治国”的基因，既不能容忍王金平与民进党保持良性关系，又引导马英九以党规操作对立法院长的指控。至于马英九是否能用党规驾驭全党，杨平不以为然。民主转型之后，赢得选举已经成为国民党精英的头等大事。与其和党魁保持绝对一致，不如向选民抛橄榄枝。 在政治理论层面，党派政治和民主大有南辕北辙之处。郭忠华和刘军宁的论述表明，党内的民主和党外的民主几乎相辅相成。松散的政党是没有战斗力的，而过分严密的组织势必导致官僚化和暗箱操作，进而加深党派和民众的隔阂。尤其是开除党籍的手段，简直无视结社自由这一基本民主权利。 放眼欧美，党派政治正在追赶多元的现代社会。袁超看到，党派归属远非决定美国议员举动的唯一标准，而且美国党派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和高高在上的党魁。徐贲则提醒大家，只受党性支配的政党政治还应是美国继续堤防的风险。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党的影响力则不复当年的风采。弗农•波格丹诺发现，民众越来越适应不依附任何党派的政治生活，这使得政党内部的管理丧失活力。 在中国大陆，党派政治和日益多元的社会也亟需调和。郑永年相信西方制度可以保证政府在种种分歧中运行，而中国则不然：一旦意识形态层次的分歧波及高层，就会与社会分化所产生的极端情绪绞在一起，从而引发政府议程瘫痪，甚至权力斗争。 告别城邦时代之后，庞大的人口不再允许人人直接参与政治。客观条件要求政党继续代表民众。但如何为多元的社会提供有效服务，同时逃离以党谋政的窠臼，需要当今世界的政党深思。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观】 8-1 龙谨汐：马英九“快刀痛斩”王金平引争议 8-2 郑东阳：马英九和王金平九月政争——苏联式政党的政治遗产 8-3 杨平：台湾国民党转型的经验与教训 【论】 8-4 郭忠华：西方政党与民主：在共生和悖论的结构中 8-5 刘军宁：党内民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照】 8-6 袁超：浅谈美国的政党与政党制度 8-7 徐贲：对美国“党性”政治的不信任与降级 8-8 弗农•波格丹诺：英国政党政治的兴衰 8-9 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及其恶果

没有民主，政党就不具有其存在的基础，而没有政党，现代民主则不可能得到实现。但是，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倾向、中间人投票定律以及现代兼容型政党等内在走势，又从不同的方面蚕食了民主的基础。   近代以来，西方政党与民主在一种共生和悖论的结构中发展。没有民主，政党就不具有其存在的基础，而没有政党，现代民主则不可能得到实现。政党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性关系。但是，从现代西方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倾向、中间人投票定律以及现代兼容型政党等内在走势，又从不同的方面蚕食了民主的基础。政党与民主之间从而存在着一种悖论性关系。政党与民主之间的这种发展结构，是民主在规范层面和经验层面之间动态发展的反映。 政党与民主之间的共生① 西方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国家。但是，作为不争的事实，这些国家都超出了古希腊城邦的范围，所有公民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直接民主显然已经没有实行的可能。民主的政治要求与西方国家的现实国情相结合，要求它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变通或限制，使它以间接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成为顺应这种要求的产物。它不仅解决了民主与人口之间的张力，而且还保证了民主的实施质量。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对代议制民主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除开人数最少的社会，民主的有效范围不会没有某种局限性。在人数众多的社会中，局限性更大，因大量问题迫切需要间接的决策而使这种情况难以避免。的确，设立代表机构就是有意缩小民主的有效范围，这种机构常常是必不可少而且合乎需要。”1 约翰·密尔则对代议制在保证民主质量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一切旨在成为好政府的政府，都是由存在于社会各个成员中的一部分好的品质为管理集体事务而组成的。代议制政体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社会中现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诚实，以及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并赋予他们以在政府中较之在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下一般具有的更大的影响。”2 然而，代议制民主作为架通人民民主与治国精英的桥梁，是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来实现的。脱离了现代政党，代议制民主也就无法实现。 我们可以从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理解政党与民主之间的共生关系。它认为，经济和政治虽然差异迥然，但却都是人类的经济、人类的政治，内在于其中的是人性中最难以改变的自利性。3 但是，自利并不是恶，而是正当的、完全符合道德原则的。在经济生活中，自利使人们理性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并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促进了经济繁荣，使成功者从严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企业家。在政治生活中，自利则驱使公民时刻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做出各种政治选择，同时也驱使政治积极分子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使之从更为严酷的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家。公平竞争的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民主政治实际上通行同样的原则，即交易费用的最小化和收益的最大化。如果从公共选择的视角衡量，我们可以把民主看作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公平竞争机制，竞争的目标是该国的稀缺政治资源，如总统的职位、议会的议席等。竞争越完全，政治也就越民主。政党是为节约政治交易费用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其目标是要实现人民主权，使主权者能够节约交易费用。同时，通过政党的过滤作用，把大众民主转换成精英民主，从而保证政治民主质量。 在代议民主的政治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公民通过其手中的选票来兑现其作为主权者的权利，通过竞争选民的选票，使政治家或政党脱颖而出，成为主权者的代理人，并转换为精英民主。但是，正如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没有交易费用的完备市场制度不可能存在一样，在政治生活领域，也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信息费用或交易费用的完全政治民主。不论在什么时候，政治活动都不会是免费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使民主变得不再完全。对于投票者来说，这些费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投票者在时间、精力和金钱等方面所付出的成本。任何投票者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是有限的，参加投票活动可能使投票者付出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它们都必须由个人所承担，但他从事投票所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却不那么确定，或者即使确定，也是由整个社会所分享。二是投票者在收集信息方面所付出的费用。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常态，投票者参与投票通常需要搜集各方面的信息，而搜集信息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等。交易费用的存在使投票者不可能对政治问题或者政治候选人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投票者也没有充分的积极性去获得更多的信息，甚至即使掌握了相当多的知识，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利用。4 这些情况说明，民主不可能是完全的，不完全民主才是常态，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5 不完全民主的常态使政党组织的介入成为必须。在不完全民主的条件下，为了节省选民在选择议员或政治性行政官员时所付出的高昂交易费用，或为了节省后者在寻求选民支持时所形成的庞大交易费用，就必须具有一种专业性政治组织。它一方面可以代表选民来选择议员或政治性行政官员，另一方面又能够代表后者来寻求选民的支持，这种组织就是现代大众型政党。国内学者毛寿龙在谈到现代政党的功能时指出：“政党组织是代表选民来选择议员和政治性行政官员，同时也为议员和政治性行政官员寻求选民支持的专业性组织。政党实际上是节约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交易费用的产物。”6 哈德罗·德姆塞茨则从相反的角度阐述了政党的功能。他指出：“如果政治民主是完全的，政党就几乎没有存在的理由。”7 可见，政党是不完全民主的产物，是在人类社会已经有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但又不可能实行全体社会成员直接管理的条件下，为了节约主权者与其代理人之间的交易费用而产生的政治组织，是少数代理人与多数主权者之间的中介性组织。政党存在的理由是，要以较低的技术和费用来实现人民主权的原则。正如李景鹏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政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在“人类的政治发展已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使得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多数)能够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成长到能够直接管理社会(即不需要借助于凌驾在社会之上的组织而由全体社会成员直接管理)的程度。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人类的政治发展所提供的能使多数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条件、形式、方法等等，同时又在限制着人们对于社会的直接管理。这样便形成在多数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条件下的少数人的政治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党政治。”8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党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和集团所组成，它树立起鲜明的党纲和党章，提出明确的执政方案，郑重推出其候选人，并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和各种宣传工具，向选民反复宣传其政纲和候选人，以便使自己政纲为选民所接受，把自己的候选人输送到总统、首相或议员等岗位上去。政党的行为降低了选民的时间、精力和信息费用等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候选人在吸引选票方面所产生的通常是极其庞大的费用。在政治选举中，政党的通常方略是：针砭社会问题，确立自己的政治立场，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推出将要实施这些方案的候选人。问题、立场、方案和候选人四位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竞选纲领。它与其他政党的竞选纲领结合在一起，供选民判别和选择。这样不仅使问题得到了集中，而且还降低了选民在面对分散问题时所存在的无力感，使之从幻觉上感到自己对政治结果的投资影响力上升了，满足了选民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偏好。 总之，政党的存在无不以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交易费用为基础。政党的功能就在于节约双方的交易费用，拉平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实现人民民主的主权原则和精英民主的治国方式。民主是政党政治的舞台，而政党则是实现民主的手段，两者缺一不可。 政党与民主之间的悖论 从社会历史角度看，早期政党的活动只局限于议会或政府内部，并没有将触角延伸到社会，使各社会阶层的民众都卷入到政党的活动中来。1832年英国的议会改革，使选举竞争从议会内转向议会外，导致政党性质发生根本性变革，即从派别性、体制内政党向现代大众型政党转变。自此以后，任何政党想要在轮流执政的格局中获胜，都不能停留在议会或政府内部，而必须走向社会，依靠社会大众的支持才能上台执政。获得选票的压力还使政党建立起强固而庞大的全国性组织。着名政治社会学家奥罗姆指出：“直到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现代政党才充分具备了它的外部标志——强有力的组织和公众卷入。”9 但是，强有力政党组织的出现和社会大众的大量卷入，却不同程度地使政党走向与民主相背反的一面，这就是突出体现在如下的三大悖论。 首先，政党的寡头化与民主之间的悖论。在现代西方国家，人民主权不可能通过社会大众的普遍直接管理来得到实现，而必须借助于政党，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间接地实现这一目标。从政党与民主之间的正向关联角度看，政党组织、交易费用与选民利益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政党组织的规模越大、组织化程度越高，政党也就越坚强有力，它就越能为其选民节约交易费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选民的利益。但是，政党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也产生了与民主的发展要求相背谬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政党的官僚化和寡头化发展趋势上。随着政党组织的扩大和纪律的加强，必然会发展出一套专业化的政党官僚来主管党务，而且领袖在政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会越来越得到加强。随着领袖地位的加强和政党官僚化的发展，政党的发展目标也发生相应的蜕化，成为把自身的生存当作第一需要，而其原来服务于选民的目标则被放弃，加上政党在政治过程中掌握着比普通选民多得多的政治资源，政党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一般选民等因素，造成选民对政党和政治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的结果。10 随着政党官僚化和寡头化趋势的发展，本来旨在实现民主目标的政党却变成了一股反民主的力量。诚如罗伯特·米歇尔斯所言：“任何政党组织都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寡头化权力。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我们总是发现当选领袖具有对于选举他们的大众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一寡头结构窒息了民主的基本原则。”11 其次，中间人投票定律与民主之间的悖论。与代议制民主相关联的是竞争型政党制度，主要体现为两党制和多党制等形式。不论哪一种形式，政党的竞选和施政纲领都是其选民的公共物品偏好的集中反映。政纲实质上是政党为选民所提供的一揽子公共物品。在竞选过程中，为了赢得多数选票，政党必须尽可能许诺为最大多数的选民提供他们所希望的公共物品。竞争型政党制度始终存在中间人投票定律的现象和趋势。在两党制下，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如果政纲是单维度的，而且选民的偏好也正好呈单峰正态分布，那么将政纲设定在中间投票人位置上的政党就能够赢得最大多数选票，这是两党制下中间人投票定律的体现。12 在多党制下，选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政党所提供的一揽子公共物品也更贴近特定选民的偏好，但它同样存在按照中间人投票定律运作的选举。那就是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很少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单独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通过妥协和联合等方式而首先演化成为一个两极化的多党联盟结构，然后再通过这种两极化的政党联盟向中位选民的偏好趋拢，从而形成多党制下的中间人投票定律。13 中间人投票定律对民主所构成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政党过度趋同所带来的危险上。在大选中，任何想要赢得选举的政党都必须将自己的政纲设定在中间层次上，使得各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异越来越小，意识形态越来越不存在原则性差别。政党的这种发展趋势对社会大众所造成的普遍印象是：政党之间的一致性大于彼此存在的分歧，政党在基本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纲等方面都存在着大量的雷同之处，政党竞争总是围绕着一些微小和细枝末节的事情而展开。民主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之上。这种多元化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上，而且还体现在政党竞选纲领的多元化上。民主不仅需要一致，而且更需要以多元化为基础的冲突和竞争。当中间人投票定律使政党之间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不断拉拢和趋同的时候，不仅会导致社会大众对政治参与的冷漠，而且还会削弱政党的民主功能，造成能否赢得选举主要取决于政党候选人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政党的公共亲和力的结果。查特尔·墨菲指出：“民主的危险不仅出现在它所体现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同和效忠的时候，当它的竞争性的动力被太多的一致性所限制时，民主也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常常是掩盖着令人不安的冷漠假象。”14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中间人投票定律导致政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交叉趋同，由此导致政治冷漠和政党民主功能削弱的现象，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已经得到了印证。 最后，现代兼容型政党或全方位政党与民主之间的悖论。二战以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大部分都建立在特定人群的基础之上。如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主要局限在工人阶级身上，农民党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农民身上，天主教党主要集中在天主教徒身上等。但是，伴随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条件的变化，公民权利的扩展和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成熟，这些国家的主要政党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型，越来越向规模庞大、意识形态暧昧、超越特定人群基础和尽量包容各方面关注和需要的方向发展。德国政治学家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创造性地用“兼容型政党”(catch-all party)来描述这种新型的政党。兼容型政党的特征主要有：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上层领导集团的地位加强；单个党员的作用下降；减少对某一个具体社会阶层的重视以利于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更广泛地吸收支持者；保持和各种利益集团接近的渠道等。15 工人、农民、商人、天主教徒、妇女等阶级或团体的利益，只要你能举得出来，兼容型政党都试图去代表。兼容型政党在当代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日本的自民党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兼容型政党的出现与中间人投票定律相关联。在竞争性政党民主的格局下，任何旨在获得大选胜利的政党都必须努力去代表最大多数选民的利益，以致迈克尔·罗斯金指出：“要想获得大选胜利就必须成为‘兼容型政党’，这几乎成了一条公理。”16 兼容型政党的出现是选票逻辑的产物，但却不利于民主的发展。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它日益淡化了政党的集体认同感。17 政党的集体认同必须以特定的社会群体为基础。当政党日益超越自身的群体基础而扩展到其他社会群体时，它也就必须越来越多地放弃其原有的价值观和集体认同。兼容型政党的发展与集体认同感的淡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政党集体认同感的淡化显然容易使民主偏离其价值追求而走向完全形式主义的轨道。另外，全方位政党的出现也使政党之间的竞争性民主转换为政党组织内部的派系斗争。由于兼容型政党十分庞大，组织内部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党内派系林立，使得围绕重大问题而展开的斗争主要发生在党内，而不是党派之间。18 这种情况使发生在社会大众之间的选票竞争转换为政党内部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政党组织的发展导致反民主倾向的产生。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以外，政党与民主的悖论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如政党政治的决策活动容易对一些小型社会团体的公民利益造成损害，从而损害民主的平等原则等。总之，无论是何种悖论，作为一条总体性规律，政党本来是为民主而生的，但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寡头化趋势、中间人投票定律以及兼容型政党的走向等，也使之越来越蚕食了民主的基础。 政党与民主关系的思考 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透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与民主，既展现了政党在实现代议制民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支撑性作用，也展现了政党对民主所造成的异化后果。然而，对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共生性和悖论性的解读，还有赖于我们从更深层次去思考民主的内涵及其对现实生活的意义。 民主历来存在“两张面孔”：规范性面孔和经验性面孔。19 前者表现为价值层面的追求，后者表现为经验层面的制度、程序等。民主的价值追求表现为人类社会对理想的公共生活的追求和设计，如自然权利、人民主权和社会自治等；规范层面的民主体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民主的经验层面表现为现实的民主制度，如普选制、代议制、政党政治、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等；经验层面的民主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或程序设计。千百年来，民主始终是在这种规范与经验的结构中得到实现的。以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民主为例，它旨在通过公域与私域的严格界分、通过全体公民的直接参与、通过演说和辩论来说服其他公民等程序性设计，达到充分展现个人德性、创立某种永恒功业、实现永恒和不朽等价值追求。从这种角度出发，可以看出，在政党与民主之间的共生和悖论关系后面，隐含的实质上是民主的“两张面孔”之间的关系。政党与民主的共生关系体现了在人民主权的规范性价值条件下，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来实现这一价值追求。具体地说，由于现代国家都建立在利益分化、疆域辽阔和人口众多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公民个人的经常性政治参与来实现其作为主权者的权利，通过政治家个人的活动来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势必产生令人难以承受并足以使之退出这种活动的交易成本，使个人的主权在分散和杂多的主权者中无限趋近于零，最终导致人民主权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政党组织的介入，使选民和政治家的交易成本得到了极大的减少，使个人左右选举结果的心理幻觉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等。正是通过这些条件，才使得人民主权在现代民族国家具有其现实可能性。从这个层面上说，政党代表了民主的经验性面孔，它从制度和程序上使民主变得现实可行。 民主的规范面孔和经验面孔也并不总是表里如一，“两张面孔”之间的偏差有时也会变得非常刺目。当过分强调民主的程序而忽视其价值追求时，就会使民主走向异化。前面所论述的政党与民主之间的悖论性关系，其实反映了民主发展的工具化趋势，反映了经验层次凌驾于价值层次之上的倾向。那就是，民主仅仅成为一套游戏规则或选举程序，选票逻辑成为民主赖以展开的核心，把获得最大多数选票作为民主的目的，忽视了民主的自由、平等、权利和自治等价值追求。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两张面孔”之间出现偏差的情况并不少见。法西斯党徒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登上权力宝座的。但是，这并不说明法西斯暴政具有其政治合法性，而只是说明，当民主丧失其规范价值而完全演化为经验程序时所能招致的危险。无政府主义向往民主的价值，并不遗余力地将这种价值兑现在现实社会中。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是有目共睹的，究其根本，在于它过度强调了自主和自治的价值而降低了民主制度或程序所具有的重要性。可见，民主的“两张面孔”缺一不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张面孔或过度强调其中哪一张面孔，都足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较之于雅典城邦民主，现代民主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古典民主表现为全体公民直接参与的“人民的统治”，而现代民主则是权力委托和责任机制基础上的“人民的同意”，它以政党或政治领袖所能提供给民众的有效选择为前提。“人民的同意”既隐含了主权在民的价值原则，又隐含了相关的制度设计。但是，在民主的价值追求与民主的经验实践之间，总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一种制度的设计即使几近完美，也会因操作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条件限制而难以兑现其设计的初衷。这点对于旨在实现民主理想的政党组织来说也一样。尽管它旨在实现人民主权的理想，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负面的功能。然而，这并不足以因此而放弃对民主理想的追求。在民主的现实化问题上，卢梭曾不无清醒地指出：“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20 民主的价值不在于这样一种理想在现实社会中何时或如何可以得到实现，而在于这种理想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所带来的希望和力量。如果从这种意义考察，将会使我们认识到，政党对民主的促进不过是人类在追求良善生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部分硕果，而两者之间的悖论则是其中的变奏曲，追求的过程并不会因此而悬搁。 注释： ①对于政党与民主之间的共生关系，国内学者毛寿龙和李瑞昌曾做过极具启发性的论述。本部分借鉴了两位学者的观点，参阅了毛寿龙的《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李瑞昌的《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晶：政党与民主》(《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并向他们表达由衷的谢意。 【参考文献】 1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页。 2J. S. 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页。 3柯武刚.

松散的组织是没有战斗力的。然而严密的组织与民主政治是相冲突的。民主的政党，其组织纪律性不能太强。通常的情形是，外部民主越少，内部纪律就越严。因为政党越松散，越开放，就越有包容力，群众基础就越广泛，当然也就越有代表性。   党内民主不等于党内选举，甚至不等于差额选举。检验民主的尺度不是看是否有选举，而是要看是否有竞争者、挑战者，他们是否有言论自由。如果没有后两点，就没有党内民主。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党内民主是其基本组成部分。政党的民主化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在党内实行民主？ 党内民主的第一要求就是党的领导人须通过竞选的方式产生。党内是否有公开、健康、透明的政治竞争，是衡量党内民主的关键尺度。就是说，党的最高领导人，是由某个人或小团体指定的？还是通过公开的、充分竞争的、公平的、选举产生？党内的派别是不是公开合法的？如果是由指定的或秘密协商的方式产生的，那么这种做法肯定是不民主的。 党内民主不等于党内选举，甚至不等于差额选举。检验民主的尺度不是看是否有选举，而是要看是否有竞争者、挑战者，他们是否有言论自由。如果没有后两点，就没有党内民主。不仅最高一级的领导人是以民主方式产生的，而且地方的政党领导人也是以民主方式产生的，即通过公平的、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来产生，而不是由党的领导人或党的组织部门任命来产生的。 实现党内民主，必须建立一套民主的党内权力结构，即党的内部组织结构的民主化。换句话说，党内民主要求党内的权力构成是由下至上、以民主程序逐级授权形成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在全党之下，而不是在全党之上。党内民主没有党中央和领导核心，党中央和领导核心的存在意味着权力结构是由上至下的、由核心到外围的。以美国为例，共和民主两党都没有中央委员会，都不实行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党内民主应该落实在民主上，而不是落在集中上。 党内民主同样应该体现在政党的组织方式上。按照通常的理解，松散的组织是没有战斗力的。然而（尤其是形式上）严密的组织与民主政治是相冲突的。民主的政党，其组织纪律性不能太强。通常的情形是，外部民主越少，内部纪律（至少在形式上）就越严。因为政党越松散，越开放，就越有包容力，群众基础就越广泛，当然也就越有代表性。 党内民主也反映在政党的扩展方式上。个人参加政党是个人自主决定的，还是被政党决定的？一个公民是哪个党的党员，是由该公民自己个人决定的，而不是党组织决定的。只有入党的决定权在个人那里，这样的政党才是民主的。自主入党是党员和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是结社自由的具体体现。党员对党的参与度与忠诚度是靠政党的代表性和包容度决定的，而不是靠纪律与惩罚或是分赃多少决定的。民主政治下，没有叛党一说，自由改换政党是公民结社自由与政治参与权利的应有之意。 党员所享有的公民权利高于对其政党所承担的义务，所以，政党不能强迫其党员（宣誓）放弃党员作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不能强迫党员永远效忠，更不能强迫党员献出生命。 党内民主需要充分的外在条件，没有充分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没有多党竞争，是不会有党内民主的。在民主政治之下，各政党内部必须民主。如果一个政党不民主、不包容，就很难争取到党员和选票，无法获得选民的参加和支持，无法在选举中获胜，因而也难以生存。党内民主是政党的事，而不是全民的事。 民主政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党内民主，不是基层民主，不是全民民主，不是人民民主，不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自由民主，是宪政民主，是代议民主。 总之，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党内民主。党内民主不可能独立于（自由的、宪政的）民主政治而独立存在。党内民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原题为：《刘军宁：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在党内实行民主？》） （刘军宁：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影响美国政治过程的不是单一执政党的意志，也并非两大党不同意志的碰撞、妥协，而是不同国家机构之间就政策本身而进行的博弈，这种博弈不具有明显的政党色彩。可见，政党在美国只是一个能够获取选民支持、最终赢得执掌国家权力机会的平台。   政党对于一国政治发展的作用方式、大小总体上取决于该国的宏观国家制度架构，具体则主要受到该国的宪法、法律规范、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等影响。当然，美国的政党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受到立法、司法等制度的重要影响，但限于篇幅，此处仅主要从政党制度的角度，简要分析美国政党。 政党与两党制的特点 应该说，政党与政党制度之间是一个相互塑造的关系，政党的特点与政党制度的特点紧密相连。学者们一直认为美国的政党，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党相比较，具有十分显着的特点： 其一，美国政党注重现实而不执着于主义。美国的政党所重视的是如何应付现实问题，而不是追求理想主义。 其二，党的地方组织强于中央组织。美国两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每四年选举总统之前召开，以产生总统候选人及起草政纲宣言，会议结束后无任何活动，中央委员会也只在总统选举之年最为活跃，其余时间，除在中期选举年从事国会两院议员选举外，很少有所作为。而党的地方组织是党的基础之所在，尤其选区委员会是全年为党工作，巩固党的基础，地位十分重要。 其三，党的各级组织无自上而下的领导指挥体系。美国政党各级委员会的权力不存在自上而下的安排。除了财政支持以外，中央委员会不能指挥州委员会，州委员会也不能指挥郡委员会。州和地方党部的组织，大都是自主的团体，所以分权制为美国两大政党最主要的特征。 其四，不存在固定的全国政党领袖。由于美国的政党实行分权制，全国性的领袖既不是党中元老，也不是采用选举方式产生的，而是以该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者为领袖。政党为了能够在选举中获胜而推选当时社会上有号召力的人为总统候选人。比如，美墨战争的英雄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麦金莱、二战的英雄艾森豪·威尔都曾经是被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原因不言而喻。 其五，没有反对党观念。英国在责任内阁制度下，认为民主政治不仅要求有一个在国会中的多数党，而且要求一个国会中的少数党，多数党组织政府治理国家，少数党在国会中批评监督政府。与英国的执政党和反对党状况不同，美国的在野党不一定为少数党，白宫与国会可能会是各自不同的政党居多数，因此，反对政府的可能是多数党。 美国政党的这些特点实际上也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塑造和维持了美国的两党制。那么，美国的两党制又有什么特点呢?国内政党研究学者周淑真在《政党政治学》一书中，归纳了美国两党制的五个特点： 第一，美国的两党制主要是通过总统选举实现的。总统所属的政党为执政党，执政党地位的确定是总统选举的结果，而非国会选举的结果。因此，执政党未必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当总统所属政党不是国会中多数党时，两党的对抗可能发展成为国会同政府的对抗，这种情况下，两党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过程。 第二，美国两大政党之间的政治分野不明显，没有大的差别。两党党员在选举过程中常常跨党投票，跨党派的现象一方面有利于把最合乎民意的人推上总统宝座或入选国会;但另一方面，跨党派现象模糊了阶级，淡化了政党代表和追求特殊利益的现象。 第三，美国的两党制是区别于英国的独特的两党制。即使总统所属政党同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也不能总是保证总统和国会的一致，而在英国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总统不能给国会中的本党组织下命令，国会议员也享有很大的独立性。因此，不管国会、白宫内出现怎样的不同政党人数比例，其政治过程都充满着不确定性。 第四，美国两党制比较稳定。100多年来，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基本上一直保持着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的格局，虽然也曾出现过第三党运动，但没有对两大党形成大的威胁。第三党没能产生大的影响力，也可看作是因为两大党能够及时进行自我调适以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不同利益格局。稳定、成熟的两党制有利于美国的政治稳定。 第五，21世纪初，一些标志性的事件预示着美国两党制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是2000年总统选举，民主党派的戈尔在赢得多数选民票数的情况下，因佛罗里达州选票的争议，却未赢得多数的选举人团票，导致其选举失利。二是2008年总统大选，奥巴马以非洲人后裔和有色人种的身份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 通过对美国政党和两党制特点的归纳，大概可以综合得出一个结论，即影响美国政治过程的不是一个单一执政党的意志，也并非两大党不同意志的碰撞、妥协(因为两大党没有明显的区别，没有各自固守的不可撼动的政党意志，只是在政策倾向上有所差异)，而是不同国家机构之间就政策本身而进行的博弈，这种博弈不具有明显的政党色彩。可见，政党在美国只是一个能够获取选民支持、最终赢得执掌国家权力机会的平台。 党代会及其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尽管美国的党代会也肩负着重要政治使命，但它对于美国政治过程的影响不至于那么重大。 美国的党代会有两项重要任务，一项是确定该党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的候选人，另一项则是确定该党未来四年的“执政纲领”。相比而言，党代会的第一项任务无论对于本党还是对于未来美国政治走向，乃至国家发展都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但是，自1972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开始采用通过预选的方式选出候选人以来，总统候选人不再在党代会上产生，而是在当年年初和年中预选中获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中产生，党代会对候选人的正式确定从此成为一个过场。党代会的第二项任务，所谓的制定该党未来四年的“执政纲领”，实际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党内各派对“执政纲领”的文字和精神的表述上面，比如1996年共和党的党代会上，党内不同派别就堕胎的论述意见产生了很大冲突。 如此看来，美国的党代会有点像在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出征”前开个大party的味道，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这样一个会议的内容仅仅是呈现了之前长时段政治过程的一个结果，而且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在整个预选过程中已经表现得七七八八，外界能够通过这样一个透明、公开的竞选过程与公民投票结果来确定各党的最终总统候选人名单，而无需等到党代会来宣布。 政党政治从其发源至今，已然不是一种政治模式那么简单，政党政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现象。美国的两党制有其历史渊源，更有在其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政治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复杂经验基础，种种因素促使政党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美国两大党界限的模糊、政策选择的相互融合、党员自由度的保持等种种特点使得美国的政党在发生着微妙的有超越于理论形态“政党”趋势的变化。政党组织“平台化”使得国家运行机制中政党意志色彩淡化，国家政策的出台并非是政党意志的绝对体现，也并非是两党意志妥协的结果，白宫与国会中多数党为同一政党情况下也会出现相互“扯皮”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美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的这些特点使美国呈现出与别国不同的特有政治生态。 （本文原载于《阳光杂志》总第130期） （袁超：《阳光》杂志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