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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党常被看作在起一种“补充宪法”的作用，它们以既平衡又维护宪法原则的方式，授予权力，又限制权力。这种权力是用来为全体选民办事的，不是用来对付对方，拖对方后腿的。一直到今天，美国国会还在学习如何克服和排除只受党性支配的政党政治。   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出于对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断增加的担忧，把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顶级的AAA级下调至AA+级。这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历史上首次遭“降级”。在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后，白宫迅速作出反应，称标准普尔犯了严重错误。在这之前，标准普尔事先通报白宫的时候，白宫指责标准普尔结算的数据与实际情况有“数以万亿美元”出入。标准普尔修正了数据误差，但仍然坚持降级的决定，并声明：“美国国会和政府最近达成的财政巩固方案，不足以达到我们所认为稳固美国政府中期债务状况所需要的程度”。更重要的是，鉴于美国国会两党就财政政策有深刻分歧，标准普尔“对国会和政府是否有能力把它们本周达成的协议变成更广范围的财政巩固方案、尽快稳定债务形势”感到悲观。8月6日，美国许多报纸指出，标准普尔担忧的并不仅仅是数据，而是美国政党的“党性”太强，相互之间严重对立冲突，没有协商诚意。 在辩论国家预算和国债上限时，共和（含茶党）、民主两党在国会中各自坚守“党性”，不愿妥协，久久僵持不下。这样的党派“原则”和“路线”之争，在民众眼里，是把党的利益放置在公众和国家利益之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和《华盛顿邮报》7月28-31日的一项民意调查，1001位接受调查的成年人中，有72%对各政党在这一决策过程中的表现表示不满。与此相比，持中立立场的为11%，持肯定态度的仅为2%。对共和党、民主党和茶党的厌恶感有所增加的民众分别达到42%、30%和37%，增加好感的比例分别为11%、13%和11%，其余的维持不变（分别为44%、53%和45%）。 美国的政党常被看作在起一种“补充宪法”的作用，它们以既平衡又维护宪法原则的方式，授予权力，又限制权力。这种权力是用来为全体选民办事的，不是用来对付对方，拖对方后腿的。因此，一位总统候选人虽然代表某党，但若要赢得总统之职，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迎合更加广泛、更加各不相同的利益集团，这叫做超越党性。里根是一个以善于两党合作着称的总统，他在一些重要任命上常常会走中间路线，而无视共和党的右翼。 政党的“补充宪法”作用是温和、理性的，而坚持党性，绝不妥协，则是激进或极端的。美国人对民选政治代表的态度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把议员们看成是直接选民的代理者，应该为直接选民谋利益，争取政策的优惠；另一方面又认为，议员们进入的是一个更大的决策机构，有责任从整体公共利益的委托人（trustees）立场提出独立见解，代表整个国民共同体。 民代的这两种职能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大多数的民代都会至少照顾直接选民的利益，而同时也会对什么有益于他的政党和国家有独立的思考。至于具体偏重哪一种职能行为，则往往与他们参与协商的政策的性质有关，而预算或其他与钱财有关的问题是最具分裂性的。标准普尔担忧的是，如果没有政治人物的睿见、胸怀和担当精神，单靠美国的政治制度，解决不了不同政党之间分裂深，合作少的问题。 早在18世纪，杰出的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就指出，议会不应该成为不同政党在局部利益上相互讨价还价的场所。他说，来自各地域的代表应当与他们的直接选民保持密切的接触，但是，“国会不是敌对利益的民众大使们的聚会场所。国会议员不能像代理或说客一般，各自坚持一己的小群体利益。国会是国家的政治议会机构，国会只有一个利益，那就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在国会中，起指导作用的应该是以总体理性为基础的总体之好。”美国目前的政党政治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总体理性”，看来，一直到今天，美国还在学习民主政治中最艰难的一课，那就是如何克服和排除只受党性支配的政党政治。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党员数量减少，大选参与人数减少，以及对政党的认同度下降，这些现象并不是只发生在英国。事实上，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它们都发生了。政党由此成为了最不被信任的社会组织之一。   普选运动之前，政党政治就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代议制度的根基。但是，有现象表明，目前群众性政党正在逐渐走向终结，许多政党的存在根基已经出现了消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工党大约有一百万党员，而保守党大概是二百八十万党员。从那以后，两党的党员数量有了大幅度下降。1975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保守党领袖时，保守党大概还有150万名党员。但是如今，这个数据已经降到了25万。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虽然保守党在超过一半的时间内处于执政地位，但是它却失去了五分之四的党员。1996年年底，约翰·斯密斯和托尼·布莱尔发起的入党动员之后，工党的党员数量大概是四十万。而如今，工党的党员数量已经不到20万。在工党执政的最近几年内，工党失去了将近一半的党员。50年前，11个选民中有1个隶属于某一个党派，而如今88个选民中才有一个党员。此外，如今的选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觉得自己依附于某一个党派。1966年，大概有百分之四十二的选民承认自己非常依附于自己选择的政党，如今这个数据已经降低到了百分之十三。这无疑是造成如今选民选举面向摇摆、选举参与人数减少（2001年为具有资格选民的59%，2005年为62%）等现象的原因之一。 党员数量减少，大选参与人数减少，以及对政党的认同度下降，这些现象并不是只发生在英国。事实上，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它们都发生了。政党由此成为了最不被信任的社会组织之一。欧洲晴雨表的一份调查显示，欧盟成员国中，只有17%的受访者表示信赖政党，但是有65%的受访者表示信任警察，还有49%表示信赖教会。群众性政党的兴衰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部还未被人书写的大书。群众性政党死亡将会带来的影响势必十分深远。 政党政治在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段时间内达到了顶峰。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人们仍旧相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觉得可以使当时混乱的经济发生质的改变。1945年，工党在自己的宣言中称：“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即使是在Croslandite的修正主义版本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仍然相信社会能被人类意志所改变。因此，工党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置身于进步社会观以及组织化的工人阶级之上，并且以后者的名义行动。当时的工党信条中有很明显的父权主义特征。1959年，Hugh Gaitskell对Richard Crossman说：“我们作为中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需持有深层次的谦虚。虽然这听上去可笑，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要领导他们，因为没有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他们将无法自己领导自己，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对工人阶级保持谦虚的态度。” 但是二十世纪后期的历史对于这样的观念并没有抛出橄榄枝。如果当初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势的工党或者是一个更为强势的工人阶级，那么社会或许的确能被随之改变。Aneurin Bevan显然是持这种观点。“历史给了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却没有抓住机会。现在，一切都已经太迟了”1959年，Aneurin Bevan在对他的记者朋友Geoffrey Goodman谈论英国工人阶级时曾如此说道。修正主义者的圣经《社会主义的明天》于1956年出版。书中，Anthony Crosland无奈地引用了恩格斯的担忧：“在如此长久的繁荣之后，大众已经产生了可悲的麻痹。” 在战后的英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小。1979年，大约有1300万人隶属于工会组织。如今，只有不到800万人隶属工会，而且工人阶级并不是一直持一种进步主义的社会观。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追寻的是个人以及家庭的进步，而不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解放。他们更支持Tony Benn所说的“个人从阶级向繁荣的逃离”，而这种逃离正是蚕食欧洲社会民主政治的癌细胞。用Ralf Dahrendorf的话来说，阶级运动已经被转化为个人化的社会动员。上面提到的那种父权主义看法也逐渐退去了，其中的原因在于，尽管领袖们仍旧努力实行领导，但是被领导者已经不愿意被领导，或者说被领导者已经不再将自己看成被领导者。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构成了当代政治的主题，因此，社会民主政治不得不走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创的道路。后者在1959年的波恩Bad Godesberg地区的一次发言中正式放弃了任何改造社会的理念。 群众性政党是集体主义时代的产物，因此它随着集体主义的消亡而消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政治领域因此出现了政治学家所说的由“立场”政治向“效价”政治的转变。在“立场”政治下，不同的政党在根本性问题上（比方说，基础工业的国有化，降低或者提高税率、保持或者放弃核武器等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而在“效价”政治下，不同的政党在根本性问题上并没有分歧，比方说各个政党都支持有效的国民医疗服务，更好的教育服务，各方的争议仅限于由哪个政党执政来实现这些共同的目标。 虽然群众性政党已经从根本上出现了消亡，但是政党对于政府机构的控制力仍旧如之前一般。另外，正如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的Ben Rogers所指出，如今的政治已经被职业化的政客所控制，这些职业政客将政治当作自己的工作，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确保自己能够维持在政坛的位置。如今的议员之间的相似度远远高于他们与各自理论上需要代表的选民之间的相似度。威斯敏斯特已经逐渐与人民切断了联系，它已经变成了职业政客的大本营，变成了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 地方政府也逐渐被职业政客所控制。过去，地方政府的官员往往是那些之前就在社区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人。但是，如今的地方政府官员往往都是因为与自己所在政党的联系而走上岗位。在大多数时候，地方议员只是他们党派在地方的使节，而不是其所在社区的代理人。他们不再被看成是“我们”的代表，而是被看成是“他们”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今的地方政府已经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抵抗来自中央政府的进攻。这样的进攻从撒切尔时代开始就时有发生。 地方权力机关和政党一样，已经不再是群众民主参与的途径。令人吃惊的是，在英格兰的十二个直选市长中，有六个是以自由参选人的身份参加的选举。很多人开始有这样一种意愿，他们希望代表他们的政治人物是有独立精神的人，而不是那些被党派政治所限制的人。 政治领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从而适应这变化了的现实。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撒切尔和1997年以后的布莱尔都试图改革他们所属的政党，从而使政党能够与他们自己对于政治领导的理解相一致。如今，大卫·卡梅伦正试图做同样的事情。2000年1月，布莱尔曾这样说：“我从来不是真正的政坛中人。我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一个政客的成长过程，即使现在，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政客。”在我看来，布莱尔的意思是他并不是遵循政党政治原则的政客。撒切尔和布莱尔都是平民导向的领导人，他们都选择了越过各自党派，直接诉诸于大众。 群众性政党的死亡给民主政府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说政党已经不再是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那么选民们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老迈的机制？需要承认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政党仍将在政府组成与确保领袖通过选举机制向民众为其执政行为负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什么将会替代政党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21世纪的民主实践将以什么形式进行？ 与许多人所预料的不同，政党的消亡事实上并没有带来社区参与度以及社会资本的减少。调查显示，民众对于政治的热情仍然和过去一样强烈，而且英国民众仍然拥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在英国，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公民参加了志愿性质的社会组织，此外，大约有300万18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虽然参加选举投票的热情虽然不高，但是却每年都参加志愿者活动。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一的英国成年人参加了海啸募捐，这个数据是美国的两倍，是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二到三倍。国家基金会大约有一百万会员，这个数字超过了所有党派党员数目的总和。民众的政治热情仍然很高，但是选民们已经不再将政党看成是政治参与的最好途径。或许他们的选择是对的。但是我们该如何进行机制设计从而引导民众的公民精神与政治参与？ 1992年，在一册名为《激活大众性会员制度》的费边主义宣传手册上，高登·布朗认识到了以上这个问题。他写道：“在过去，想要改变社会的人加入了工党，他们希望通过选举代理人来促成社会变革。如今，他们想要自己做自己的代理人。”在布朗看来，类似租房者协会、居民社团、学校治理会以及社区协会这样的组织都是公民想做自己代理人的意愿的具体体现。不容质疑的是，在未来的民主实践中，直接民主虽然不会完全替代代议制民主机器，但是其所起的补充作用必将上升。工党如今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在对修宪性质的问题进行决策时（比方说，《2000年地方政府法案》有关百分之五的地方选民可以要求对直选产生的市长进行公投以及保留语法学校等提案），工党已经诉诸于全民公投。既然民众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信任来决定与直选市长、语法学校相关的议题，那么或许群众也有能力来决定像地方政府预算、国家医疗体系这样的议题。这其中的危险之处也很明显，即大众参与的民主可能会被巧言令色的政客所绑架。 下一任的英国首相仍将是问题缠身。但他将面对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改革我们的民主制度，从而与我们时代政治参与已经跨越了政党这个现实相符合。 （弗农·波格丹诺是牛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但是他对卡梅伦的一些政策却并不满意。波格丹诺说：“他（卡梅伦）似乎已经忘记了我教给他的一些东西。我很乐意现在再给他在公民自由方面补补课。”） （本文译者：Huzexi，原载于译言） （弗农·波格丹诺：牛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在西方多党制，一些领域如同性婚姻、堕胎、环保等不时会出现“党争”，造成社会和政治的高度分化。但因为民主机制的存在，“党争”不至于瘫痪政府。中国的情况不同。一旦“党争”波及高层，后果便会不堪设想，搞不好就会瘫痪政府的议程，甚至演变成为权力之争。   近来，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来的“党争”趋势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抱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在社会层面，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已经有年，只不过是没有对执政党本身造成巨大的影响。或者说，社会层面的“党争”和执政党本身的权力和政策运作是分隔开来的，也就是一种“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局面。但今天，有很多迹象表明，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党争”开始向党内逼近。这不仅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研究机构和智库开始卷入，更重要的是一些政治人物也开始有意识地展示其意识形态上的偏好，给予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机会，试图与权力运作关联起来。 社会层面，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不仅不可避免，更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除了传统没有利益分化的社会和近现代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专制社会，所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会呈现出多元性。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出现“党争”表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已经缺乏了任何妥协的空间，各自原教旨主义化，各方努力把自身道德化，而把对方妖魔化。既然自己是道德的化身，而他者是妖魔的化身，那么自己和他者的关系便是水火不相容，结果便是党同伐异。中国现在就出现这种趋势。各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者拼命占据道德高地，从意识形态、理论到个人品德和生活，给对方扣帽子、怒骂、诅咒，非常类似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各个派系之间的纷争，所缺的只是现在还暂时停留在文攻层面，还没有到达武斗层面。 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至少在社会层面，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分化远超西方多党制国家。例如，西方多党制国家也有左、右派，但左、右派之间在大多数问题上是有很大的共识的，或者说“同”的地方多于“异”的地方，只是一个左一些，另一个右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条道路成为可能。当然，左、右派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是基于大多数西方国家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一事实。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制约着社会大多数的极端化，避免社会的激进化。但在中国，左、右派之间没有任何共识，双方各说各的，各做各的，没有任何的交叉和交流，激进化和极端化是左右派之间的最大特征。尽管也有人一直在呼吁超越左右，寻求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但从近代到今天，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实际上没有多大的空间。当然，这也和中国的中产阶级非常之小这个社会现实相关。中产阶级很小表明社会极端分化。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的“党争”和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社会冲突甚至是政治冲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拥毛”和“拥邓”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实际上并不新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重大的意识形态上的“党争”，主要是围绕着对毛泽东的评价，出现“拥毛派”和“反毛派”。这次“党争”以1981年执政党出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告终。尽管激进的左派和激进的自由派对这个决议有不同的评估，甚至严厉的批评，但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这是一个可接受的妥协。这个文件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身所犯的一些错误区分开来。毛泽东思想被定义为那一代领导人的集体结晶，而毛泽东则是主要贡献者。即使是对毛泽东本人也有公正的评价，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和其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经历了第二次意识形态的“党争”，这次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这次“党争”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和随后的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告终。这也是一次妥协，是传统社会主义理想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妥协，所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和前一次一样，激进的左派对之不满，激进的自由派也对之不满，但这种妥协则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和认同。 那么，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再次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近来的“党争”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不同评估。左派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而自由派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左、右派之间的互相否认，导致了两个三十年之间的互相否认。对前后三十年的“党争”进而又导致了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政治人物的“党争”，出现了“拥毛派”、“拥邓派”和与之相对的“反毛派”、“反邓派”。现在，在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这个基本面上的“党争”开始迅速向其他所有重大领域扩展，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宪政与政治改革、国家权力与执政党合法性、市场经济、私有化、政党制度等等领域。 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党争”，如果从经验的视角来看，毫无意义。人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既非左派想象的世界，也非右派想象的世界。很简单，出现“党争”仅仅是因为双方都不敢正视历史和现实的产物。无论是左右派所热衷谈论的价值观、信仰体系、概念理论，还是他们所向往的社会，所拥戴的政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异常复杂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一个简单的否定或者肯定所能了事的。 当然，对这些简单的道理，左、右派也不是没有认识的。左、右派之间的“党争”背后更有其复杂的因素。这里，既有其社会背景，更有其对现实利益的追求。社会背景主要是中国社会的分化，财富分配的不公，社会正义的缺失。但出现“党争”显然不仅仅是对诸如政治自由、社会正义等价值观、信仰体系的追求。通过表面上的意识形态的“党争”，左、右派实际上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历史上历次“党争”如此，今天也如此。 意识形态多元化不可免 今天的中国，因为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但意识形态领域的原教旨主义化则是必须加以避免的。人们必须对党争的恶果具有深刻的认识。一旦“党争”变得不可遏制，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而执政党本身也不可置身事外。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特定领域的“党争”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波及和影响到其他各个领域。在西方多党制，一些领域如同性婚姻、堕胎、环保等不时会出现“党争”，造成社会和政治的高度分化。但因为民主机制的存在，西方的“党争”不至于瘫痪政府。中国的情况不同。尽管现在的“党争”还没有深入到执政党的高层，但一旦波及高层，后果便会不堪设想，搞不好就会瘫痪政府的议程，甚至演变成为权力之争。中共历史上历次路线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权力交叉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恶性“党争”的产生呢？中国历史上每每“党争”发生，皇帝便是决定因素。因为皇帝可以超越任何特定的利益，最后对“党争”做一个决断。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是政治强人来最后解决“党争”问题。无论是王权时代还是强人政治时代，“党争”的解决往往要不依赖于暴力机器的使用，要不依赖于重新把官方认定的意识形态加于社会之上，或者两者同时使用。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常人政治时代。很显然，没有人会相信现在使用暴力机器可以消除意识形态层面的“党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逃避少数社会群体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党争”，就要从建设新型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入手，也就是说，要做“加法”，或者增量改革。而重建意识形态正是今天执政党最薄弱的地方。 那么多年来，执政党本身在意识形态上可以说一直处于哑口无言的状态，没有任何建树。不仅如此，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完全沦落为只会思想控制，而没有能力进行思想生产。现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至多也就是一些口号的积聚罢了，对此有多少人信呢？不用说在社会群体中了，就连党内能有多少人信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没有人信，那么就是说，这个社会处于意识形态的真空下。而任何社会是需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凝聚一个社会的软力量。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意识形态。传统数千年，意识形态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准宗教的角色。 鸵鸟政策再也行不通 意识形态上没有建树，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领域的高度不自信。在概念上，人们都知道应当如何“求同存异”，实现“和而不同”式的和谐。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人们一直所做的则是相反的事情，做的不是“求同”，而是“扬异”。实际上，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近代以来数代政治精英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当然，他们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往往因为历史和个人的因素，选择了不同的途径，一些成功了，一些失败了，而失败了之后再去使用新的方法。这些成功和失败的故事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历史都有其自身的延续性。现在人们不去正视历史，而是各取所需，做着互相否决的事情。这种相互否决发生在不同历史的阶段、不同的政治人物、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在普遍互相否定的情况下，要确立一种社会大多数能够接受的意识形态变成一种不可能的使命。这是中国的现实：只有分化社会的少数人的意识形态，而没有整合社会的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只有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没有具有妥协精神的普世主义；边缘社会群体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主体社会则处于边缘状态。 没有思想的自由也是缺乏普世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没有区分，一切过于政治化。社会思想对意识形态当然具有影响，但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思想史表明，当人们对一特定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早期阶段，必然具有很大的争议，但随着思考的深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很大一部分就会具有政策意义，可以为政治所用，转化成为政治和政策共识。在缺失思想自由的情况下，社会没有共识，意识形态也就没有根基。自己没有自由创造和生产思想的机会和能力，只好到外国去搬用，结果使得社会更加分化。 意识形态领域愈演愈烈的“党争”局面说明，执政党已经不能象传统王权或者强人政治那样来管控社会意识形态，而执政党一直所秉持的“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鸵鸟政策也已经显得不可持续。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总有一天，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延伸到政治权力领域，将酿成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很多人认为，王金平作为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并且高居“国会议长”，却经常充当“和事老”，不仅给民进党人留下好印象，还深深伤害了马英九政府。在正常的民主社会，“国会议长”难道不就是扮演各政党议员的统筹者和争议调解者？这种“以党领政”的传统思维已经成为国民党人的“政治是否正确”的标准。   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入关说，引爆国民党政治风暴。王金平否认关说，强调自己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国民党考纪会11日上午做出处分决定，王金平被撤销党籍。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党员若遭受撤销党籍处分，经过一年以上，可以申请恢复党籍，意即王金平最快一年后，即可申请恢复国民党党籍。 所谓“关说”的意思介于打招呼、说服之间。台湾人民超有文化，很多词大陆已经不用了。“关说”出自《史记.佞幸列传序》，“公卿皆因关说”，用言辞打通“关节”。也就是说，国民党认为王金平为了民进党立委召集人涉及到的案件，向法务部部长打招呼，此举干涉了“司法公正”。 根据《台湾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公职人员之关系人不得向机关有关人员关说、请托或以其他不当方法，图其本人或公职人员之利益。本法第八条定有明文。其中所称关说、请托，指其内容涉及机关业务具体事项之决定或执行，且因该事项之决定或执行致有不当影响特定权利义务之虞者。 事态下一步会怎样？ 台北地方法院11日下午证实，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已经委托律师邱太三，派人到法院递状提出“假处分”诉求，要求国民党将撤销党籍的处分暂缓送至台湾“中选会”，另外也同步提出“确认党籍”民事诉讼。 王金平如果依循前台湾“立委”许舒博模式提起上诉，在没有确定处分前，就可保留不分区“立委”资格，而且胜算很高。 许舒博曾因涉及中药案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不分区“立委”身份差点丧失，最后却以1000万元新台币取得“假处分”裁定书，国民党被法院要求不得在审判定案前注销许舒博的“立委”资格。 在许舒博成功告赢国民党再度夺回党籍身份后，国民党已修改党章，明订“申诉期间，不影响考纪会决议执行，”也就是所谓的“许舒博条款”。在该党章的规范下，国民党员如不服党内处分，就算向法院声请“假处分”，也无法在申诉期间阻止国民党将决议送交台湾“中选会”。 因此，台湾媒体分析，如果国民党在做成撤销王金平党籍身份决议后，立即将决议送达台湾“中选会”，王金平将立即丧失“立委”资格，亦即将一并丧失立法机构负责人一职；届时，就算王金平再声请假处分，亦无任何实益；因为法院不可能有办法在一天之内完成收案、分案、开庭等作业程序。 苏式政党的政治遗产 有关马英九与王金平的心结，不得不提及2005年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2005年，国民党完成了历史性的首次差额直选党主席，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成为新党魁。他用选票击败了党内最具政治实力的王金平——当年，王金平已经连任三届“立法院”院长。 过去百余年，这个自诩为“亚洲第一个民主政党”的权力交接从来都是“钦定”接班人，公众提前多年就能目睹接班人的成长。党的改革甚至远比地区民主化进程还要慢。 彼时，刚完成大陆“世纪之旅”的连战宣布不参选，但连爷爷没有表明自己属意的接班人是谁。当连战走到投票所投票时，他希望能留下这个历史镜头，彰显自己的让贤之举，因此在投票时多停留了几秒钟，配合媒体拍摄。但也因此，电视媒体事后通过技术手段证实，连战将票投给了王金平。 连战的决定，代表的正是党内大佬的真实想法。若不是马英九人气旺盛、实为党内最有希望在2008年胜选的人物，论资排辈远远轮不到他。1954年，江丙坤从政时，马英九才5岁；吴伯雄1973年担任桃园县县长时，马英九刚从台大法律系毕业。没有地方人马和党内派系支持的马英九，无疑是第一个从党内民主中受益的主席。 2008年以后，马英九开启了国民党深化改革之旅，包括党产的处理、地方派系的整合。中常会选举透明公开化，并且在有贿选疑云时，立即宣布改选。但显然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且马英九的能力和他身边的学者政客们往往因为魄力和能力受到各种质疑。 2012年年初大选时，国民党曾经营造出极为团结的场面，几乎每个场合，马英九和其现任及未来的副手萧万长、吴敦义等纷纷上台演讲，连战、吴伯雄、王金平等党内重量级大佬纷纷站台，试图对外说明国民党无比团结，大佬们没有因为马英九启动的改革而与之产生心结。 但是这些大佬们的表现，显得毫无新意。在吴伯雄到场时，前排所有人均起立迎候，唯独萧万长岿然不动。直到连战到场，较连战更晚当上“副总统”的“微笑老萧”才赶紧站起来，频频致意。 这种特殊的文化，让国民党看起来极为不像民主社会的选举型政党，苏联式政党的文化展露无遗。比如在两岸交流过程中，国共平台是最主要的途径，因此国民党党内的各个大佬极为重视自己的职位，以便于在两岸交流中获得自己的地位。比如国民党十八大时，为了调整各方利益，设置了八个副主席，被台湾媒体调侃为方便与大陆九常委交流。 在这次马英九与王金平的政治风波中，很多人认为，王金平作为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并且高居“国会议长”，却经常充当“和事老”，一些举动不仅给民进党人留下好印象，而且还深深伤害了马英九政府，比如一些法案，国民党籍立委明明在“立法院”占据多数，通过却很艰难。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国会议长”难道不就是扮演各政党议员的统筹者和争议调解者？“国会”难道不应该严格审理政府的每一项法案和决议？这种“以党领政”的传统思维已经成为国民党人的“政治是否正确”的标准。 台湾的政治制度与这种思维有很大的关系，国民党人在解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受到党内保守派（当年马英九也属于保守派，他反对“总统”直接选举）的影响。当年，改革派认为，直选符合民意，而且美国式“总统制”正成为所有新兴国家效仿的对象。保守派则坚持孙中山的“五权体制”，认为国民大会不能废除，过去的“总统、内阁混合制”可以有效制衡权力。最后的政治制度的确立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为了满足“以党领政”、延缓执政生命的需求，孙中山的五院制度被保留，“总统”也被允许直选。因此台现行“宪政体制”既不是“总统制”，也非“内阁制”，被称为接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总统”、“行政院”以及“立法院”三者之间的也常因权责不清而导致政局纷乱，王金平与马英九的冲突也与此有关。（壹读-台湾边角料有删节） （郑东阳：专栏作者，曾供职于凤凰周刊等媒体，历任记者、主任记者、编委。）

在威权时期，国民党通过提名地方政治精英参选党议员，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但是，随着民主政治转型，国民党党产资源的萎缩、党机器的弱化，使得党不再拥有权威和能力提名议员，同时也不能以政治资源的给予来换取他们对党的忠诚。   台湾实行民主转型已20多年，自外部观察，台湾稳定的两党竞争格局已经形成，民主转型之初的参与混乱已经过去，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感日益明显，一个新生的公民社会也已经出现。但以长时段观察，台湾转型之后的弊端也十分明显，诸如媒体乱象、蓝绿恶斗、族群撕裂迄今并无改变。更为糟糕的是，民主政治导致行政效能下降、重大决策难以达成共识，经济发展绩效不彰，已从20年前位于亚洲四小龙之首，退居四小龙之末。 观察台湾的政治转型，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是政党转型。国民党从一个执政的威权型政党，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逐步向议会型民主政党转变，其间的遭遇和调适，以及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台湾民主政治成熟与否的重要参考点。与此同时，国民党从一个执掌政权及全部党政军经济资源的政党，经历2000年丢失政权，并于2008年重新夺回政权，这中间的政党调适、组织再造、职能变迁，对于面临政治体制改革压力的大陆而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2012年5月底，笔者带着上述问题造访了台湾国民党中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曾经担任国民党面对政党轮替前后的党内重要角色，亲身经历了台湾政治和政党的转型。其中包括曾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的李建荣，历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新闻局长”的程建人，历任国民党基隆市、台北市党部主委的郝龙斌、台北市长竞选总部总干事的潘家森，历任台北市副市长、文化局长的国民党新生代政治家李永萍，曾在民进党担任要职后因陈水扁贪腐事件转而投向国民党、对两党都有深刻观察的郑丽文，以及曾任《中国时报》总编辑、现任《旺报》社长的黄清龙等人。我们谈到了七个方面的问题，既关注国民党转型中党机器的运行情况，如党内竞争与协调机制、“中央”和地方基层党组织、党的文宣系统，以及人才选拔培养机制等，也关注转型中的党与资本的关系、党与政权的关系、党机器与选举的关系等问题。 竞争与党内利益冲突 在威权时期，国民党通过提名地方政治精英参选党议员，并为其提供竞选经费和配票，以保障其顺利当选，将地方精英纳入到政治统治之中，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 但是，随着民主政治转型，尤其是2000年政权轮替之后，国民党党产资源的萎缩、党机器的弱化，使得党不再拥有权威和能力提名议员，同时也不能以政治资源的给予来换取他们对党的忠诚。参加选举的人主要依靠自身实力赢得选举，他们往往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和资金来源。而且，在2000年新的提名制度中，国民党将民意调查纳入正式提名机制，并占有70%的比重，强化了参选人作为民意代表的分量。对于那些参选国会议员的人来说，党的标签更多是为了增加选民对其本人的认同；而对于参选地方议员的人来说，选民“选人重于选党”，政党的标签作用明显减弱。 因此，国民党与其“议员”（民意代表）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从前的“侍从关系”。议员往往把选区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民意为借口不支持党中央的决策；或只顾自身的政治前途与党唱反调，阻碍党的政策主张的形成与执行。这些造成了党内意见不一致，个人意志与党意志发生冲突，使得党内凝聚力减弱，执政效能下降。不仅如此，民意代表的问政、对“总统”和行政官员的质询和抵制，再加上媒体的传播和放大，往往使官威扫地，公权力被大大削弱。 2012年5月的“美牛案”便是很好的例证。面对民进党立法委员对通过美国牛肉进口案的阻挠，马英九亲口下达党纪命令，规定国民党立委不得有其他意见，要求无论如何，美牛案要在本会期通过。但是由于国民党立委很多出自养殖业极多的农村，他们的选民都反对美国牛肉进口，如果支持“党中央”，就会得罪自己的选民，因此他们只是消极服从，并没有人愿意与民进党发生冲突。台湾媒体将这次立法院美牛大战中“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士气涣散，视为马英九成为“跛脚总统”的开始。 基层组织的瓦解 政党轮替之前，国民党在各政府机关、各行业、各企业中都有党组织，以党领政，党国体系相对完备，并保证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层到基层皆能完整贯彻党的意志。政党轮替后，迫于反对党和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从军队、媒体、行业、企业中撤出，大量党组织被迫取消或自动解散，党组织只在四个层级保留：中央—县市—区—里。在都会区，里以下的党组织已经不存在实体性组织，在县区，乡以下党组织也大多瓦解。与此同时，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严格的组织生活基本消失了。党的活动大多转换为联谊会形式，组织的约束力和效率大幅度减弱。 2000年丢掉政权后，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组织了国民党改造工作，其内容大致包括：（1）大幅度精简人员，国民党专职党工从2000多人骤减为500多人，从县市党部到乡镇党部，大批党工失业，一个乡里只保留一位专职党工；（2）精简组织层级，取消省党部，党中央的大量一级单位（比如妇女、青工、海外部门）降为二级单位；（3）设立国策基金会，安置大批失去工作的国民党政务官，同时组织他们研究国策和政策，一方面借以支持“立法会”国民党议员与民进党争斗，一方面为下一轮选举执政储备人才。 党产的萎缩与金钱政治的影响增大 面对政权交替，国民党的几千亿党产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党产中有一部分是由后来的经济发展而来，但主要被民进党攻击的是二战之后国民政府来台接收时所承接的公家财产以及后来一党专政时期占有或垄断的巨额资产。一直以来，民进党都将党产问题作为攻击国民党的重要手段。有人戏称，国民党的党产是民进党的提款机。 在民进党的施压下，国民党卖掉了大部分党产。缺乏党产的国民党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有能力与资本力量博弈，逐渐成为资本家影响渗透的对象。缺乏党产，也使国民党无力再凭借财力和资源动员地方派系，而失去地方派系基础的国民党，越来越依赖资本家的政治献金来进行政治动员。目前，国民党的经费主要来自三块，一块是党费，所占比例很小，一块是竞选中的财政补助，平均每年可获6亿—7亿台币，再有就是政治献金了。因此，在未来的政治局势中，金钱政治的影响势必越来越大，资本将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导致政党执政自主性的弱化。 文宣功能的转变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党的文化宣传事业拥有庞大的资源和管道。国民党控制着仅有的三家电视台（中视、华视、台视），党报《中央日报》是主要的平面媒体，中央通讯社是党的喉舌，党还控制着最大的广播电台、书局和电影公司等。政权交替之后，立法院通过了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条例，国民党只保留了《中央日报》和《中华日报》。到了马英九执政时期，连《中央日报》也因长期亏损被关闭了，仅有网站还在。台南地区的地方性媒体《中华日报》成为国民党拥有的唯一党内媒体。原先党的文宣文化机构几乎全部国营化了。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文宣主要为选举服务。连战担任党主席时期，在短短四年中曾换了五任宣传部长，可见国民党文宣工作的转型面临很大压力。因为党不再管控媒体、主导舆论，又处于在野党位置，需要更加积极地与媒体合作。2000年末，台湾的电视媒体开辟了政论类节目，成为两党政策宣讲和选战辩论的重要舞台。连战组建了工作小组专门负责为每位参加政论节目的党代表搜集舆论和资料，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也常常邀集党内人才定期召开会议，为各种辩论出谋划策、设置议题。在选战中，文宣制定各种策略为党赢得更多选票，在这种情况下，文宣对党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往往不再重要，而越来越受制于选民的现实诉求，被民意所左右。 干部培训选拔机制严重弱化 在民主转型后，政务官系统已经从传统的党内推荐转向由社会管道输送。原先党的人才培训机构，比如“革命实践研究院”（类似于中央党校）都已精简，有的连校址都已卖掉，训练只能到外面借场地进行。过去的培训多则半年，少则一个月，现在则仅有一天。作为党的后备军的团系统也式微了，已经蜕变成为青年或青少年的联谊活动。 党在选拔、推荐人才上的作用也大大减弱了。过去党有能力推荐人才，将地方精英有效纳入统治体系之中。但在民选政治条件下，党不再有资源和能力推荐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参选人主要依靠自身实力，党也不能再根据对党的忠诚度来提拔人选，参选者也不再凭借与党的关系和忠诚度当选。 因此，过去的组织系统和培养人才机制已经严重弱化了，不能再支撑党的人才体系，党和国家的主要干部很多来自社会输送。因为民主政治的胜选者要拥有广泛的人脉和金钱，没钱没势的优异者很难进入，因此也很难做到选贤任能，反而容易导致党内凝聚力差、个人意志与党的意志不相协调。 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与调和2008年，国民党重新赢得大选，夺回政权。一般而言，每逢“总统”换人，便会有近万个职位需要重新分配。政党政治的要诀在于，赢得政权，政党“分赃”。这对于政党精英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政治动力。但由于台湾民主不是原发性民主，而是引入外部民主制度，在权力分配上便面临着观念、利益以及其他方面的冲突。 马英九上台，当时靠的一是陈水扁贪腐，民众痛恨；二是个人形象清廉，基本未依靠党的机器，这使马英九对国民党组织的依赖程度不深。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传统利益盘根错节，官僚化的国民党各利益集团尾大不掉，马英九极欲甩掉包袱。更为重要的是，马英九本人深受西方政治理念影响，上任后坚持要做超越党派的“全民总统”，希望以此化解族群对立，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马英九的“全民总统”理念导致他大量延聘专家型人才和体制内的事务官，而置大量拥护他并在选战中出力的党内精英不顾，使他们不能进入国家政权体系，由此造成党与国的矛盾，并进一步打压了国民党内精英效忠追随党的积极性，使得国民党组织进一步受到削弱。 自2009年以后，随着马英九个人声望的下降，一系列选战的压力（台湾每四年有三次重要选举：“总统”选举、“立法会”选举、县市长选举），马英九不得不重任国民党主席（总统、主席一肩挑），重新依靠党的机器为其选战提供支持，并同时通过党机器来统一“立法会”国民党议员以及地方派系的意志，以利于执政。然而，由于党内精英通过选战进入政权的管道仍然不畅通，同时也由于马英九在整合国民党内各派系时缺乏办法和手段，国民党的组织效能仍然在大幅减弱。 向“选举机器”转型的国民党 在访谈中，笔者发现，所有国民党的受访人关注重点都是选举，按他们的说法，“没有政权，一切都免谈”，但一旦提到国民党正在蜕变为一个选举机器时，所有受访者又都心有不甘，不希望国民党仅沦为一部选举机器。笔者认为，这深刻地反映了国民党作为一个传统的“革命党”在民主政治条件下自身定位的窘境。 以台北市党部为例，党组织的全部工作几乎都是选战，每逢选举，才有组织活动，没有选举，什么事都没有。一般而言，选举有政见发表会、造势活动、催票、拜票等多个环节，每逢选举，市党部就会召集各种联谊会，向党员介绍选情和党的主张，并分派造势活动各个区、里的动员人数，造势活动后，再通过信件、短信等方式向选民表达政见，选举前通过电话进行催票，选后再陪选举人逐一拜票。关于选举，国民党已经操作得相当熟练，但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其他功能，却都在迅速弱化。 比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及宣传，党组织培养选拔人才的机制，党制定长期战略并加以实施的能力，以及党动员群众实现共同目标的功能，都在民主选战的强大压力下逐一消失，选票成为唯一支配性因素，民意的短期诉求压倒政党的政治主张。在今天的台湾，政治行为短期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多年的选举民主竞争，台湾早期的政治参与热情已经消退，民众的政治冷漠感正在出现，政治在民主的旗号之下已经逐渐蜕变为少数精英的游戏，政党已经不能代表人民，“代表性断裂”等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弊端也已经开始在台湾出现。这种局面，恐怕是政治转型之初的台湾人所未能料及的。 （原题为：《从执政党到议会民主党的转型之痛——台湾国民党转型的经验与教训》）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