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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效率为代表性诉求的现代性，以及以性别差异为典型的等级性，在当代以及未来办公空间的设计趋势里，将以“暧昧气质的公共空间”作为主要呈现形式。宏观层面上，它仍然言说的是男性气质明显的、社会空间的精英文化。以办公室作为文本，现代性在空间、家具、光环境、装饰等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显现出它独有的理性魅力；微观层面上，在办公空间的诸多设计实践里，各种无法规避的等级性被设计转化为柔性的、彰显多元主义价值的各种差异，职位的、行业的、种族的、性别的、年龄的……各种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不再那么肆无忌惮地呈现于视觉表面了。” 从1890 年开始的百年岁月里，“办公室”一直都被西方文化视为“现代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原型场所”1 ；也正如英国建筑设计师、著名国际设计咨询集团公司DEGW 的创始人之一达菲所言，“办公室已成为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雇员最普遍的……体验之一。20 世纪晚期的主要景观就是办公室”2。19 世纪手工家庭作坊的专业化曾被视为工业化进程的标志性现象之一，但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办公室转向’——19 世纪末开始，大量雇员的工作场所从工厂集中迁移到办公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的文化与历史意涵甚至“被完全忽略了”3。本文将从设计史以及文化研究的角度，从方法论层面重点关注“效率性”在办公空间设计历史中的演变过程，以及从性别范畴的切入点讨论“等级性”对于不同性别身份的办公室雇员的差别化意义。 一、现代办公室设计的历史流变：1890—1990 现代办公室的内部空间规划、路线移动导向、办公家具与设备、光线与灯光布置、色彩策略、材料运用、装饰风格等都被统一于“科学管理”、“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等凸显“效率性”的泰勒主义原则。20 世纪办公室设计准则“效率至上”是泰勒主义的主要体现，正如英国学者沃德海森指出的，“泰勒主义对于以效率为导向的设计美学的影响力正如包豪斯对于现代主义设计的影响力一样深刻”4。19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泰勒主义，最初被运用于工厂等以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模式的工作环境，其宗旨是实现科学化管理：将整体任务分解为若干单元环节并分配给每一个工人，并认为当单体效率最大化的时候即可预见整体效益的最大值。这种分工合作、化整为零的理性主义在工厂车间得到了有效地印证之后，“也被20 世纪初期的办公空间设计所效仿”5。“从工作的例行程序来看，办公室职员与工厂工人更加相似了。”6 办公室内部被划分为负责各种具体工作的部门，同一部门的雇员处理同一环节的相似工作。除了工作环境不尽相同之外，在工作流程方面，两种群体都好似易被替换的标准零部件。从办公空间的规划来看，泰勒主义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内部空间的规划设计通常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效率为导向，以工作流程为依据，以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或空间移动为具体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办公室职员对工作与自我的控制权也被进一步削弱了。 20 世纪20 年代至30 年代的英美等国，求职市场不甚景气，很多办公室职员宁愿自降薪酬也要保住工作，雇主也因此无需在改善工作环境等方面增加任何投入，这十年也成为办公室设计史当中最平淡的年代。（图1）当时的办公空间，不论在家具设备、空间规划、光线环境、室内装饰等各个方面，与工厂车间的工作环境并无本质差异，“工业化风格的办公设备、寡淡的装饰，……只能从职员所穿的服装上才能看出与工厂环境的差异”7。工厂化、工业化、机械化的办公空间特征一直延续到20 世纪40 年代末。（图2）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 世纪50 年代，办公室设计出现了有意识的风格转型，“去工厂化”、树立不同于工厂车间风格的办公室设计意图十分急切。同时，随着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设计意识形态的逐渐式微，办公场所内部空间的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即时”的后现代 风格转向：多元价值与人性关怀成为20 世纪后半叶办公空间设计的认识论主导。然而，与私人空间以及其他公共空间迅速承载了后现代主义设计教义演变路径的不同，尽管办公空间的设计程序里补充了多维向度的价值考核，以及从“雇主为导向”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以“雇主——雇员为整体”的立场，“效率”、“效益”等直接与资本逻辑挂钩的核心价值仍然处于强势的中枢位置。在办公空间设计领域，与“技术”、“机械”、“工厂”、“车间”等概念撇清关系是当时企业雇主最迫切的意图之一，也成为设计师努力创造独特视觉特征的主要推动力；各种新兴的办公设备，诸如打印机、复印机、录音机、电话应答机、出票机等，从体量、结构、工艺、材料、色彩、造型等各个方面进行重新设计，目的只为尽可能地消弭办公设备的“工厂化气质”；尽管如此，以结构作为基本造型语汇的机器美学及其视觉特征还是相对突出，且跨越了相当长的历史周期。（图3）   1.1933 年使用巴勒斯（Burroughs）计数器设备的簿记办公室场景。图片来源：明尼苏达大学查尔斯·巴贝奇研究所，巴勒斯公司系列收藏，编号cb000186。 2.1934 年，美国公平永安保险公司的簿记工作人员正在使用穆恩·霍金斯（Moon Hopkins）品牌的速记设备办公。图片来源：美国历史国家博物馆， 史密森学会， 茱莉及其儿子（P.A.Juley & Son）系列收藏品。 3. 打印机设计的历史演变，由上至下依次为1880 年代、1900 年代、1920 年代、1930 年代、1940 年代、1950 年代、1960 年代以及1970 年代的典型打印机产品。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办公空间设计的真正改变发生在进入20 世纪60 年代的这十年。如果说之前囿于技术限制以及意识滞后等时代局限，办公空间的设计始终无法摆脱与工厂车间的工作环境的视觉关联的话，进入60 年代以来，以“模仿富有家庭的居住环境”8的思路更新，才真正确立了办公室与工厂工作环境相迥异的设计风格。当然，这一设计变革的成功，与当时就业时局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也不无关系；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从事文职工作，与工厂以增加薪酬为主要手段不同，办公室以休闲舒适的工作环境作为主要卖点。在20 世纪60 年代的西方国家，办公室职员与工厂工人的薪酬水平大致相当，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工作环境及其隐喻的身份认同。另外电脑办公自动化技术的逐渐普及，也是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办公空间实现“脱工厂化”目标的重要外部因素。在这些技术的铺陈下，办公空间变得紧凑、简洁、干净，更加现代化了。从女性职员的性别身份视角来看，这一改变也具有另外的社会学意义。已婚女性成为白领工人，到现代化的办公室工作，一方面办公室里的新型人际关系网络弥补了久居家庭、与社会公共空间之间的断裂感；另一方面模拟家庭环境的办公空间设计也为其延续了熟悉的安全感。在雇主的立场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有助于女性职员能更好地投入文职工作当中，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泰勒主义对于现代办公空间美学的持续干预，以至成为20 世纪70 至80 年代崇尚自由、强调个体价值的英美文化中的“不和谐”因子。在企业利益为主导、雇主思维为本位的办公空间设计领域中，不论社会整体如何诉求去官僚化、去等级化，始终无法摆脱泰勒主义的辐射势力。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英国环境心理学家大卫·唐把20 世纪80 年代的办公室设计称为“企业效益的十年”：高速电梯、规则化空间、电脑控制的灯光系统、中央空调”等技术霸占的工作场所，消除了个人的控制力，从而实现了统一管理的可能性。9 在这种被技术掌控的人造空间里，人与外界环境的完全隔离，季节、天气、时间、地理等变化不会对室内办公工作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但长此以往，对久居办公室的白领人群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却产生了较大的伤害。20 世纪80 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集中出现大量“高楼综合症”10 患病人群，甚至导致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出现了“熟练办公技术型员工的用工短缺现象”11。至此，“效率至上”的设计价值受到了舆论与市场的双重质询，办公室设计方法论于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再次出现明显的“柔性”转向。 从办公室设计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办公空间最有效的利用方式并非尽可能地提高公用办公空间的占有率，而是尽量合理化规划个体员工的人均办公面积，并扩大拓展公共空间的面积与功能——诸如咖啡室、瑜伽房、游戏厅、露天休息区等各种多用途的社交空间的设置——才能最大程度地缓解快节奏以及高压力的办公室工作对员工精神与心理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益及其对企业的忠诚度。事实表明，当雇员处于放松、舒适、宜人的工作环境时，才会主动地开发并高效利用其全部的工作效能。“这种思路很大程度上肃清了泰勒主义时期在办公空间设计领域遗留下的‘等级性’的符号意涵。”12即使如此，在标榜多元化、人性化、自由主义的21 世纪办公空间设计领域，在视觉层面仍然呈现出统一的、理性的克制面孔，有节制的后现代主义成为21 世纪以来办公空间设计的风格特点之一。可以说，在热闹的“反现代主义”的设计民主进程中，办公空间及其家具设备的设计独树一帜，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以方盒子等简洁几何造型为主的视觉语汇传统，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等中性稳重的商务色彩仍然是无法撼动的主流色系。正如梅尔森所言：“甚至直到今日，很多人在五步之外都很难辨别传真机、复印机和打印机之间的差异，这就是现代技术美学对于办公室（设计）的挟持。”13 二、办公室（Office）的“知识考古”：现代性与性别区隔 英语词汇“Office”作为名词，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里对应的中文意思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办公室、事务所”、“政府机关、其建筑物”、“职位、职务”、或“职责、任务”14；Office 来自拉丁语Officium，在古罗马时期亦代表了多重含义，诸如“服务”、“责任感”与“礼仪”等。“办公室”在中文语境中的意思可从字面进行解读：“办理公务的房间”，引申开，对内部员工来说是工作的地方，对外部消费者而言则是提供服务的地方。 1. 办公室：现代性的浓缩物 如前文所述，自19 世纪90 年代起，“办公室”作为一种新兴公共社会空间类型出现伊始便被视作“现代性”的典型浓缩物。办公室及其工作类型集合了理性生产、高度流程化等现代性的主要特点。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一书中写道： “我们的现代生活已经创造了……一流的办公家具。”15 密斯·凡·德罗于1958 年设计的纽约西格兰姆大厦，一方面被视为国际主义设计风格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钢框架结构与玻璃幕墙等新技术的试水之作，同时也为之后20 年的办公大楼设计奠定了基础、树立了经典，更被视为“现代性”标签的集大成所在。密斯·凡·德罗曾将办公室比喻为“工作的机器”，显然是受到了柯布西耶在机器美学理念中将建筑比喻为“居住的机器”的灵感。不论如何，19 世纪末至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办公室设计美学确实受到了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直接且深远的干预力。 西方现代办公空间的需求以及设计项目集中涌现于战后年代，即20 世纪50 年代初，基本上等同于现代主义设计思想成熟，并逐渐演化为国际化设计原则的初始时期。基于科学化、效益化等管理学理论的办公空间设计，其主要特点呈现出以简洁、开放、灵活为主要视觉风格、功能化、模块化的空间组合体成为现代办公空间设计的主要趋势。20 世纪70 年代之后，办公室景观的开放空间设计原则不再新鲜，取而代之成为代表了低成本、高效率、现代化的办公室图像（Office Image）：所有雇员聚集在无隔断的开放空间同时工作，由此而呈现出竞争力的、活力的、市场化的热闹场景。然而，开放化的“办公室景观”（Office Landscape）16 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设计模式（图4），荷兰学者迪·克鲁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开放布局的办公空间的设计益弊兼有：益处主要表现在一是强化了对工作量的认知，二是提高了工作期间的沟通效率。其弊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降低了雇员对于私密性功能需求的满足感，同时也相应影响了对工作的满意度；其次，这种开放式布局的办公室也并没有促进雇员之间的人际关系。17   4. 位于慕尼黑欧司朗办公室的平面图以及室内实景，典型的办公室景观（Bürolandschaft）布局， 由德国建筑师沃尔特·海恩（Walter Henn）设计，1963 年。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由此可见，开放式的办公室空间的设计趋势，其背后推动力仍然在于资本逻辑以及以雇主为主的价值导向。对于企业而言，开放式办公空间设计显然利大于弊；对于职员个体而言则当它论。完工于1973 年荷兰中东部城市阿培尔顿的比尔希中心（Centraal Beheer）保险公司办公大楼是设计师赫曼·赫兹伯格（Hertzberger H）的代表作品之一。（图5）该设计采用堆栈的方式，将每一个独立的办公空间作为一个模块，以线性但非规则的方式，按照个人化的需求进行排列分置，每一个“工作岛屿”单元中的六名员工可以按照各自的喜好来装饰其内部空间。这种人性化的方式仍然符合了以功能主义为主要原则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从外部宏观看来每一个模块尽管各自独立，但仍然从属于某种连贯的整体风格；从内部微观来看，模块为体现个人意志、自由表达权利提供了操作空间。综合而言，比尔希中心很好地或解决或协调了企业与员工、整体与个体、公共与私人、稳定与变化、工作与社交、建筑与室内等矛盾关系，被称为办公空间设计史上的里程碑作品。   5. 比尔希中心办公空间的室内景观。图片来源：网络资料。 2. 办公空间的性别化与等级化 在办公室女性文职人员（Office Lady）这种新身份出现之前，绝大多数女性被囿于家庭生活，其身份认同主要途径来源于私人关系以及家庭生活。因此，办公室这种新型公共社会空间的出现，在宏观层面上，对设计史来说具有研究价值，对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大众启蒙具有重要意义；在微观层面上来说，也是得以窥视女性身份在自我认同以及社会实现等两个方面的生动文本。从设计史视角来看，大量存档历史图片资料也都描述出了女性与办公空间的亲密关系。（图6）   6.1930 年代英国办公室图景，大部分基层文职人员为女性。图片来源：办公室博物馆（Office Muesum）在线档案。 在父权制社会，不论是宏观的城市规划，还是微观的建筑及其室内环境，办公空间的设计往往直接而显在地体现了男女两种社会群体的存在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1819。办公室作为两种社会性别群体的共存空间，它的布局、位置、区域划分等也体现出了或隐或显的性别化差异。美国地理学教授多姆斯（Domosh，1992）将城市意象作为父权制社会的典型隐喻：“办公室以及办公室工作成为父权制经济的来源与站点；办公大楼的建筑造型可被视为勃起的男性生殖器；是一种被包装过的权力存在。”20 老式传统的办公大楼多采用严格的楼层区分，也因此被解读为“社会阶级制度”21 的结构表征与符号隐喻。人们首先在物理空间被严密地区隔开来，于是，在工作层面和精神交流层面的沟通、共享、移动、灵活、变通等新型办公工作的特点只是新兴办公室空间设计的伴生物。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琳达·麦克道尔以伦敦市中央商业区的办公空间为例子，论证了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互为同构异形物的论点。一方面，办公大楼的空间设计规制了员工的工作模式与人际关系准则；另一方面员工在办公空间的日常工作也成为“其定义、围合以及控制的公共与私人空间的关系产物”22。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于1906 年设计的位于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拉金行政办公楼（图7）“第一次将办公楼建筑设计与管理学哲学结合起来”23。在拉金行政办公大楼里工作的大部分职员都是女性，为了迎合女性职员的心理需求，赖特特意采取了女性化的设计风格：简洁、轻质体量、采光充盈，与粗陋笨重的、男性的、工业化视觉语汇截然不同。一方面以自然光线增加空间的通透感，减少压抑的、闭塞的等负面心理感受；除此之外，安全感也是以女性职员为主体的办公空间所需的基本空间属性。在看似矛盾的需求面前，赖特一方面创造性地采用了减少建筑外立面的窗户数量以塑造出完整的建筑实体观感，同时也以中庭天井的方式尽可能地引入自然光线的方式解决了上述两难问题，成为20 世纪初首个以性别要素作为设计考虑的办公大楼建筑作品。   7. 拉金行政办公大楼（Lark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建筑外景与室内办公环境。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1875 年之前，英国的办公室职员清一色为男性24，随着就业技术的推广和从业人员的基数增大，办公室职员的社会地位与薪酬待遇不断下降。与工人相比，文职不再是具有显着社会优越感的职业，于是薪酬成本较为低廉的女性开始大量补充其中。最早的电话接线员也都是男性，直到19 世纪80 年代被女性取代；一个世纪之后，几乎90% 的电话接线员都是女性25（图8）。另外，19 世纪80 年代，随着打字机等新型办公室设备的引入，打字员这一新的文职工种的出现成为女性进入办公室工作的敲门砖。从此之后，女性群体迅速取代男性，成为办公室文职人员的主流性别群体；19 世纪90 年代末，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办公空间采用男女职员分处两室的做法26，尽力为人数居多的女性职员提供更人性化的办公环境，隐私性与“男女有别”的性别观念曾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社会意识。（图9）20 世纪初，行政秘书类工作逐渐成为女性化职业，一方面来自于女性群体自身的工作意愿，另一方面雇主也更倾向于雇佣薪金水平较低的女性员工来担任此类工作。27“1911年的英国办公室文职人员总数中，女性占据了3/4 的比例。”28   8. 西部联盟电报公司主办公间，大部分电报操作员都是女性。纽约，1889 年。图片来源：早期办公室博物馆在线档案。 9.1896 年， 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办公楼内部实行以性别分区域的办公空间规划。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来自纽约城市博物馆， 拜恩（Byran）系列收藏品， 编号：93.1.1.6910。 办公室的空间大小以及家具类型会影响到员工的自我身份认知，因为空间与设备作为线索，常被解读为“能力、地位以及人际关系的表征”29。在以父权制为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形态中，基于性别二分的空间划分系统将女性归属于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领域，而男性则掌控以社会为主的公共空间。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与男性处于相同的工作空间时，公共场所的相对私密性成为新的特权形式。对空间的自主划分权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灵活的资源掌控权。空间的独立性和私密性与信息密级成正比，与信息流通级数成反比；也就是说，信息的传播路线一般是由密闭空间向开放空间流动，由男性雇员向女性雇员传达。隐私权、光线、空间配置权的多寡直接与个人身份相关联：由于女性通常从事着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例如接待员、文秘、后勤等，一般处于办公室空间的入口或中间的地方，使得上层领导可以随时快捷方便地找到她们；由于处于空间中部或入口处，缺少户外的自然光线，只能较多地依靠人造灯光的使用；与男性高层管理人员的独立办公空间相比，隐私权对于身处基层工作岗位的女性职员而言也是另外一种很难获取的优越资源。另外，女性职员所占据的平均空间面积与她们的薪金一样，也远低于她们的男性同行。20 世纪80 年代末，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金融行业是最典型的“性别区隔空间”，“经理清一色是男性，而行政办公人员绝大多数是女性……除了办公空间的物理隔断之外，男女雇员日常工作的交流与沟通也很疏离”。30 女性白领雇员的工作空间主要集中在“开放的”楼层与位置，相反“男性工作空间的私密性就要好很多”。31 大量研究认为，尽管职位，而非性别，才是员工办公空间位置排列的首要参考因素，然而现代白领阶层的职位系统实质上仍然是“基于性别的社会劳动分工”准则的产物，因此，从办公室内部的空间分配来说，性别化的特征还是相对明显：女性员工多居于办公室格局中的开放空间或边缘位置。美国犹他大学教授桑德斯托姆等人的研究表明，职业等级的高低与办公空间的私密性成正比：大概75% 的秘书（大部分为女性）需要共享办公室；55% 的图书管理员、会计等共享办公室；只有18% 的中高层管理人员（2/3 为男性）共享办公室。3233秘书等女性主导的职位与高级管理人员等男性主导的职位相比，前者在物理空间的私密性权利上配比最低，后者最高。 20 世纪以来，办公室室内空间的规划设计及其家具设备的配用等，都普遍遵循两种线路：高级别员工的办公环境呈现等级化与符号化特点，而普通员工的办公空间则表现出明显的模块化、集约化的设计原则。空间的位置、布局、光线、设备、装饰等都具有明显的等级与符号差异。（图10）“私密隔离的、与外部空间联通的、大尺度办公桌、独立卫生间、木制书柜、价值不菲的艺术品”34 等都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办公空间属性；级别较低的普通职员，他们的办公环境往往具备开放、与外部环境相对较远、模块组合等特点。模块化、集约化的空间与设备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强化企业主的统一管理与调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成本，便于日后进一步灵活调整。这种棋盘布局的空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工厂的生产装配流水线的形式特点，突出团队合作的空间语义，用标准代替风格，用共性取代个性，从而也符合泰勒主义关于科学化管理的精神原旨。 在20 世纪60 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等级性突出的、符合科学管理原则的、功能效率为导向的传统办公空间格局，逐渐被市场所淘汰。   10. 上图为芝加哥录音机公司地区经理的独立办公空间， 照片摄于1941 年；下图为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会计部门基层职员的办公空间，照片摄于1940 年。图片来源：根据办公室博物馆在线档案整理。 因此，英文的“等级”（Hierarchy）一词在很多时候被解读为“有层次的”、“差异化的”、“有层级变化的”、“有逻辑秩序的”空间诉求或组织构架，号称与“办公室权力或政治无关”35，而是理性方法论的产物。以位于康涅狄格州格罗顿市的辉瑞全球研发药物创新实验室的办公空间设计为例，该空间采取了层级化设计思路，既是为了体现企业取值内部“命令链条”的逻辑与方向，也是为了更好地呈现有利于制药学领域创新的特色工作流程。36 如前文所述，起源于德国20 世纪60年代末的“办公室景观”（Office Landscape）的设计方法，自由、灵活、开放是其主要特点。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办公效率及其交流效果，根据实际交流的需要制定办公空间的格局规划，以实现最佳工作流程与移动路径。“景观式办公空间”至少在两个方面符合环境行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第一，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令人愉悦的工作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益；第二，对工作环境有自主控制权的员工对雇主有更亲密的认同感，因此能发挥更大程度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从空间配置方面消弭普通员工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可视差异的方式一度被认为是“去等级化”、倡导自由平等意识形态更新的产物，然而在达菲等人的研究看来，等级化的差异仍然存在于各种办公空间的各种细节之处：家具的细部造型、材质、摆设、方位等。37 三、当代办公空间设计的两种思路：环境行为心理学与企业身份 现代办公室设计的三重目标曾被归纳为：“提高高效的办公功能，提供舒适的员工体验，保障伴随公司成长与变化的空间灵活性。”38 不论是工厂还是办公室，尽管具体形式不尽相同，但两类场所的本质属性是一致的——都是工作的物理环境，因此对于两者设计的方法原则，也已经达成基本共识：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率。围绕这一目标，办公室设计的主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探讨何种设计最能体现工作的属性；二是不断实践何种设计最符合员工的行为模式、心理需求、精神满足以及身份认同，从而更好地投入工作当中。换言之，将雇主与雇员、效益与满足等矛盾双方也包涵在内，办公室设计有待处理的主题体现在三个方面：工作、人、以及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1. 行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20 世纪40 年代初，薪酬、福利、晋升等机制被视为企业吸引员工的传统资源，而办公空间及其设计则很少被视为企业的有形资产39 ；但这种观念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得到迅速改变。英国设计史家弗蒂研究发现，20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西方社会的行政人才市场供过于求，改善雇员的工作环境、对已有办公空间进行重新装修或设计改良成为当时吸引人才的主要手段之一。40 直到今天，办公室设计对人才的吸引以及企业整体文化形象的传达仍具有无法忽视的优越性。办公空间具有已被广泛证明的“场所效力”41，用来改善工作环境的投入，是企业用来优化员工表现的最有效投资之一。到了20 世纪60年代，空间与行为的关系，逐渐进入环境心理学家的研究视域。“所有的社会互动都会被其所处的物理环境所影响。”42“ 物理环境规定了行为模式的背景，它表征了社会规则、习惯及其主流期望的部分特征，亦可用来定义社会交往的性质。”43 实证主义研究者已经发现，基于办公用途等工作场所的物理空间设计，将对员工的认知、行为、情绪以及心理等层面产生潜在且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方式、群体凝聚力、友谊的形成方式、亚群体等”。44 研究认为，人们对某一环境的偏好与好感，主要通过以下三种维度来实现：“复杂性、神秘性以及关联性”。45 空间设计的复杂性主要指涉视觉感知的丰富程度、装饰物类型以及所涵盖的信息级别等，它有利于激活人们的情感接受；而关联性则代表了秩序、清晰以及整体感，有利于强化人们对于空间整体情感感知的正面评估。46 环境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空间设计更倾向于自然元素而不是人造感太明显的设置（包括布局与物），因为前者代表了天然的秩序感与完整性，而后者则被视为对空间整体感的破坏。开放的空间与组合的家具成为20 世纪后半叶办公空间的主流形制，也是因为有利于表现出统一的空间整体以及模拟了自然界环境。在美国城市规划设计师怀特的经验研究发现，人们的行为模式，特别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女性行为，是丈量评价空间设计质量的最直观方式。47 人们的脚只会选择那些方便的、舒适的、宜人的空间行走。另外，美国密歇根大学瓦因曼博士的研究还指出，细微处的设计改造即能很大程度地提升用户体验，增加公共空间的功能性及其利用率。48 研究表明，物理环境对个人心理的干预一般导致两种行为模式：趋近式行为或避免式行为。49 前者包括空间对行为产生的所有积极效应，比如高效、放松、归属感等；后者则所指相反，即所有消极反应，诸如厌恶、懒散、紧张等。环境对员工心理以及行为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工作的满意度、对职业的幸福感、以及对企业雇主的忠诚度等几个方面。50 2. 办公空间：企业身份的符号系统 办公室等服务行业的实体空间的功能而言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影响行为，一种是创建形象”51。通过对空间环境中各种要素人为控制与设计：光环境、声环境、色环境、物环境以及空间环境包括布局规制、路线引导等，对内实现对员工行为的高效化组织与有效化引导，从而对外创造出符合企业发展立位与战略方向的整体文化形象。20 世纪90 年代，中央商业区域的空间属性与其工作性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新时代特点：“创意的、反思的、灵活的、问题导向的、自治的、正规、客户为中心的。”52 这些新特点的出现，不仅是企业组织结构更新的结果，也是社会进化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设计创新的产物。就办公室这一企业存在元素看来，物理层面的设计与非物质层面的改造息息相关，两者互为促进关系。达菲将办公室的设计创新视为从根本上改造企业与组织整体形象、打造整体化企业文化、以及输出其核心价值观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办公室设计使得组织能够掌控企业变革过程，设计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强大、最持久、最可持续性的媒介与途径；没有任何一种沟通手段比物理环境更有表现力地、更强烈地、更稳定地表现出企业的价值观与发展愿景。”53 办公空间的设计不仅生动言说了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成败”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正如一句话所说的那样，“如果物理环境因素没有被考虑在内，组织变革过程则可能失败。”54 研究表明，办公空间的符号化设计策略对雇员的影响力要远小于对公司文化的塑造作用55，例如办公空间设计精心呈现的企业文化对来访者、客户等非企业人员的效用更为明显56，属于显性符号系统，但对于内部员工而言，符号系统的意义阐释机制则大部分失效了。 尽管办公空间并非企业产品及其服务生产与制造的第一现场，但它的存在及其方式却对客户对其企业产品及其服务质量的感知效果、满意程度、认知水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诸多学者5758 的定量研究证实。不论办公空间的诸多设计是否为了凸显统一清晰的企业形象而故意为之，客户群体在进入企业办公空间时总会潜意识地寻找了解企业信息的细节线索59 ；尤其在客户与员工共同参与的服务空间类型里，例如机场、酒店、银行、学校、图书馆、医院等，由于办公空间本是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场所，对外宣传并非其主要职能，因此也更被客户视作企业状态的真实表征之一。 结语 以效率为代表性诉求的现代性，以及以性别差异为典型的等级性，在当代以及未来办公空间的设计趋势里，将以“暧昧气质的公共空间”作为主要呈现形式。宏观层面上，它仍然言说的是男性气质明显的、社会空间的精英文化。以办公室作为文本，现代性在空间、家具、光环境、装饰等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显现出它独有的理性魅力；微观层面上，在办公空间的诸多设计实践里，各种无法规避的等级性被设计转化为柔性的、彰显多元主义价值的各种差异，职位的、行业的、种族的、性别的、年龄的……各种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不再那么肆无忌惮地呈现于视觉表面了。 奥尼尔等人曾在针对悉尼中央商业区域办公空间的研究指出，“悬而未决的公共性”是当代新型办公空间设计的显着特点之一。60 对内而言，办公室设计最大程度地消融边界与隔离，致力于打造整体化的通透感，在企业内部形成黏滞的团队关系与统一的组织凝聚力；同时对男女两种职员而言，空间的划分、位置的规划、光线条件、隐私性等仍有显在的差距；对外而言，当代办公空间设计仍然旨在营造出社会精英人群专属的社交与工作场域。 注： 1 Jeremy Myerson ：After Modernism ：The Contemporary Office . McKellarS，Sparke P，eds. Interior Design and Identity，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191.

1、 你知道在英国最酷的办公室吗？一个搜索网站求职网站新思路（Adzuna）已经发布了英国最酷的十大办公室，从尼古拉风格建筑师的禅意，可以俯瞰湖水的宁静的环境，还有红牛（Redbull）主题风格公园的房间、会议室、放映室、乒乓球馆等。你最喜欢哪个呢？ 2、儿童网游公司Mind Candy 职位空缺数：23 地点：伦敦肖尔迪奇（Shoreditch） 为什么他的办公室很酷呢：这是一家儿童网络游戏公司，在公司的小办公室里，可以播放每一个你能想得到的玩具。工作人员可以在这里放松，也可以玩音乐游戏《吉他英雄》 3、墨尔本服务器托管IT（Melbourne Server Hosting）公司 地点：曼彻斯特 为什么办公室很酷呢？服务器托管公司是一个家族经营的IT公司，公司相信他们的员工是最重要的资产。因此，他们创建了这个充满活力的办公室，体现团队的个性。 4、思暮雪饮料制造商（Innocent Drinks） 职位空缺数：4个 地点：伦敦绿林墓园（Kensal Rise） 为什么办公室很酷呢？人们亲切地称为“水果塔”，办公室里挂满了人造草坪、野餐桌、还有典型的英国红色电话亭。 5、红牛 职位空缺数：31个 地点：伦敦Soho 为什么很酷呢？红牛的伦敦总部，由Jump Studios工作室设计，表现出现代设计与情趣，谁不希望办公室里有乒乓球会议室和巨大的幻灯片呢？ 6、耐克 地点：伦敦牛津街 为什么很酷呢？耐克的伦敦办公室，由Jump Studios工作室设计，表现了现代和超现实风格。你可以在每个墙面看电视，运动器材设备在每一个拐弯处。 7、英国维珍集团（ Virgin Money） 职位空缺数：4个 地点：爱丁堡 为什么很酷呢？维珍爱丁堡总部抢先获得了英国“最佳回收与翻新办公室”，建筑风格、可持续和经济构造方面赢得了“银河酷评级”（Galactic cool ratings）。 8、发动机集团（The Engine Group英国最大的私营传播集团） 地点：伦敦 职位空缺数：零 为什么很酷呢？这是伦敦通讯集团办公室，3.5百万英镑的项目，包括了圆形的“座位群”，是用可丽耐（corian）做的，还有房间里用软木布置。 9、麦格理集团（ Macquarie Ropemaker） 职位空缺数：20个 地点：伦敦 为什么很酷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家位于伦敦的银行集团占地21.7万平方英尺，在六层楼区，有一个开放的空间，色彩鲜明，象是蛋糕上的樱桃，红色的电梯，还有高层钢通道。 10、麦迪逊邦（ Mother London） 地点：伦敦肖尔迪奇（ Shoreditch） 为什么很酷呢：麦迪逊邦是一家英国广告巨头，在市区最酷的办公室里。整个公司的办公室围着一个圆的大大的混凝土工作台，适合团队集思广益。 11、长谷仓建筑工作室（ Nicolas Tye Architects） 地点：贝德福德郡 为什么很酷呢？贝德福德郡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全景室外，优美的环境，提供了创作的灵感，还有平和与安静。 （文章来自译言网，译者龚蕾，原文来自《英国每日电讯报》）

“不论是什么，我们都不免忘记：读过的书、日本的庙宇、卢克索的陵墓、航空公司柜台前排队的队伍、我们自己的愚蠢。于是，我们又会逐渐把快乐寄托于家乡以外的异地：一间窗外能够眺望港口景观的旅馆房间，一座号称埋有西西里殉道者阿加塔遗骸的山顶教堂，一栋四周围绕着棕榈树的小屋，附有免费招待的自助晚餐。不久之后，我们又会再次想要收拾行李，想要盼望，想要尖叫。再过不久，我们就又必须重新学习机场带给我们的重要教训。” 按：机场原本只是旅行中的过渡性空间，发生的不过是“出发”与“抵达”，但在阿兰·德波顿的眼中，却成为了一个综合各种文化面貌的博物馆。 2009年夏天，阿兰·德波顿获邀担任英国希斯罗国际机场的“首位驻站作家”。他可以结识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访谈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安检人员、飞行员、首席执行官，乃至机场牧师；他还可以在出境大厅、入境大厅、机场限制区和机场酒店随意进出，德波顿以他独特的视角探索着机场这个熟悉又神秘的“非场所”，观察着其中的奇妙与庸俗之处，以及旅客与员工的互动。 一周后，根据他的所见所闻，以他融合了风趣和智慧的一贯笔触，写出了这部非凡的跨界文化创意之作，探讨旅行、工作、人际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本质。让我们知道，待在机场里，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具启发性。   入境大厅 1 过去，我们抵达一个地点之前总是有许多时间可以预做心理准备，心绪可随着地理景观的逐步变化而转换：沙漠转为灌木丛、莽原转为草地。船只人港之后，接着卸载骆驼，人住一间窗外可望见海关大楼的房间，到汽船上交涉摆渡事宜。飞鱼掠过船体边，船员打着牌，空气中满是凉爽的气息。 现在，一个旅客可能星期二在尼日利亚的阿布贾，星期三就到了希思罗机场新航站楼的卫星站入口。昨天中午还在阿布贾的伍瑟区伴着西非杜鹃鸟的啼声享用油炸大蕉，今天早上8点已在一家科斯达咖啡分店旁的下机口看着机长关闭波音777客机的双引擎。 尽管身体疲惫不堪，感官却是活跃不已，不断接收着周遭的一切——明亮的灯光、四面八方的标志、光亮的地板、深浅不同的肤色、金属般的声响、五颜六色的广告——所有感官经验都极为鲜明，仿佛吃了药，又像新生儿，或有如托尔斯泰一样。突然间，家乡仿佛是个完全陌生的地点，一切的细节都因为对比于个人刚见识过的他乡景观而显得新奇无比。和奥布杜山丘上的黎明相比较，眼前这道晨光显得多么奇特；和大阿特拉斯山上的风声比较起来，回荡在机场里的广播声响显得多么怪异；在卢萨卡街道市场的嘈杂声响仍然萦绕于耳际的情况下，两名女性地勤人员相互交谈所使用的英语听起来竟是那么陌生（她们自己一定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这种清澈无比的感受让人迷恋，让人不禁想要一再以异国的种种——例如突尼斯或海得拉巴的景象——对比于家乡的一切，让人永远不想忘却身旁的一切其实一点都不寻常。威斯巴登与洛阳的街道各不相同，我们的家乡只是缤纷多元的世界的其中一员而已。 2 在航空发展的短暂历史上，能够满足旅客期待的机场建筑并不多，尤其“抵达”这项行为的重要性更是难以充分表达。过去，前往圣城的旅人一旦穿越了酷热的谢费拉平原与盗匪充斥的犹大山丘之后，总是能够获得耶路撒冷以宏伟的雅法门郑重欢迎。尽管现代少有机场懂得学习这个榜样，第五航站楼却勇于一试。 在希思罗其他比较老旧的航站楼里，第一件映人眼帘的事物大概就是地毯，融杂了青、黄、褐、橙等颜色，到处遗留着呕吐物以及让人联想起酒吧或医院的残迹碎屑。相对而言，第五航站楼里触目所及都是利落美观的合成瓷砖；走廊光线明亮，侧边安装着一片片玻璃，灰绿色的色调具有沉淀心灵的效果；厕所里设置了各种卫生用具，隔墙板与人同高，一扇扇门皆采用实心板材制成。 第五航站楼的建筑呈现了英国的新形象。这个国家将接纳科技，不再沉浸于自己的过往，也将充满民主、宽容、明智、活泼的特质，不再耽溺于怨气或嘲讽当中。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只要到第五航站楼西北方20公里处，即可发现那里的许多洁净小屋与破败庄园，丝毫看不到航站楼墙壁与天花板所象征的新思维。 尽管如此，就像杰弗里·巴瓦在科伦坡设计的国会大厦或是约恩·乌特松在悉尼设计的歌剧院，理查德德·罗杰斯设计的第五航站楼也是一座充满野心的建筑。这种建筑拥有创造认同的特权，而不只是单纯反映现状。这座航站楼希望利用旅客身处于这个空间里的一个小时左右，也就是护照接受盖章以及领取行李的时间，向他们传达英国将来有一天可能成为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当前常见的模样。 3 下了飞机之后，步行一小段路，入境旅客就会进入一座致力于淡化其权威色彩的大厅。这里看不到栅栏、枪支，或是安装着防弹玻璃的柜台，只有在天花板上挂着一块点了灯光的招牌，还有在地板上以花岗岩铺出一条线。在这里，政府的权力极为稳固，所以才有足够的自信保持低调，让出生于本国的人民不必感受到这种权力的存在。每天，清洁人员会到这里清理三次，游走于那条界线两侧，一边是国境之外的飞机起降地，另一边则正式属于英国境内。不论是英国的居民或访客，都可在跨过这条界线之后享受到商品丰富的药店、温和友善的蚊子、慷慨大方的图书馆借阅政策、污水处理厂与行人穿越道。 不过，护照一刷之下，只要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不合格的信息，这一切心照不宣的承诺就可能随即破灭。海关人员会召唤警卫前来，把这名不幸的旅客从入境大厅带到两层楼底下的一排房间。其中一间是儿童游戏室，这个房间内的陈设尤其令人不禁心伤：室内有一列玩具火车，还有乐高积木堆叠而成的城市景观，以及一盒卡朗达什笔。而且，每个拘留于此的孩童都可以把一盒点心和塑料制成的动物带回家。因此，在若干来自厄立特里亚或索马里的儿童心目中，英国将永远是他们记忆里惊鸿一瞥的国家，充满了香脆美味的零食点心和柳橙汁——一个极为富庶的国家，竟然能够免费送人数字式闹钟，而且那里的警卫还知道怎么组装玩具火车的木头轨道。儿童游戏室隔壁，在一间仅有简单桌椅的房间里，他们的父母则会见识到这个国家的另一方面，在警方的全程录音下对着一名面无表情的移民官员说明自己为何企图闯关入境。 4 有史以来，行李提取处向来就不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地方，但第五航站楼倒是极力扭转这种印象。 这座行李提取大厅的天花板相当高，水泥墙平整无瑕，还有充足的推车可供旅客使用。此外，行李的送达速度也非常快。输送带的制造商是荷兰的范德兰德工业公司，原本从邮购与快递行业起家，现在已是全球行李物流界的领导厂商。长达17公里的输送带在航站楼底部不断运转，每小时可输送12000件行李。140部电脑负责扫描标签，确认每一件行李的目的地，同时也检查行李内部是否装有爆炸物。这些机器对待行李的细心程度少有人能及：行李等待转机的时候，机器会轻柔地把它们带到一间宿舍里，把它们放在黄色的床垫上，任由它们懒洋洋地等待登机的时间——就像它们身在楼上休息窒里的主人一样。等到旅客从行李提取大厅的输送带上提起旅行箱的时候，许多行李都已经历了远较其主人精彩得多的旅程。 尽管如此，和自己的行李重逢，不免带给人一股无可化解的忧郁情绪。旅客在空中毫无羁绊地飞行了几个小时，因为俯瞰着海岸与森林的美丽景观而对未来充满希望，但一站在行李输送带前面，就不禁又想起了人生中的物质方面与各种压力负担。行李提取大厅与飞机代表了某些基本的二元性——物质与心灵、沉重与轻盈、肉体与灵魂——其中负面的一端全都属于那一件件几乎没什么不同的黑色新秀丽旅行箱，在范德兰德公司设计精巧的输送带上不断滑行而过。 在行李输送带周围，一部部推车紧紧靠在一起，就像拥挤车阵中的车辆一样，丝毫不肯让出一分一毫的空间。尽管每一件行李箱的内容物都反映了引人人胜的个人特色一这一件也许装着青色比基尼和一本还没看过的《文明及其不满》，那一件也许装着从芝加哥一家旅馆偷来的浴袍和一盒罗氏药厂出品的抗忧郁药物——但每个人在这里都绝对没有时间想到别人。 5 然而，行李提取大厅只是前奏曲，机场真正的情感高潮还在后头。任何人，不论多么孤独寂寞，不论对人类多么悲观，不论多么看重金钱，终究都不免盼望自己重视的人会在入境大厅迎接自己。 就算你心爱的人已经表明自己当天必须忙于工作，就算对方说他不喜欢你出远门，就算对方已在去年6月和你分手，或是早在12年半以前就已去世，你还是不禁觉得他们可能会来接机，就只为了给你个惊喜，让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每个人小时候一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否则我们绝对活不到现在）。 因此，我们走向接机区的时候，实在很难决定自己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我们如果就此抛弃自己平时走在陌生环境里的那种严肃又充满戒备的神情，未免太过莽撞，但至少应该让脸部保有露出微笑的可能性。我们也许会因此呈现出乐观又暧昧的表情，就像员工听着老板讲笑话，等待着笑点出现的那种模样。 所以，我们一旦在穿越入境走道的12秒间扫视了两旁的群众，结果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孤独一人，唯一的去处只有希思罗机场快线列车售票机前的购票队伍，这时我们必须具备多么强烈的自尊，才能够不显露出一点点的迟疑。就在我们身旁两米处，一个衣着轻便，也许以担任救生员为业的年轻男子，刚刚在一阵欢呼声中与一名真诚而体贴的年轻女子相遇，两人现在正深情拥吻，这时我们必须多么成熟，才能够不在乎眼前的这幕景象。此外，我们又必须多么务实，才能够不盼望暂时摆脱这个令人厌倦的自己，而成为刚从洛杉矶飞回英国的加文——他在斐济与澳洲度了一年假之后，现在他热情的父母、兴奋的阿姨、雀跃的妹妹和两名女性朋友全聚集在入境大厅，拿着气球迎接他，待会儿就将带着他一同返回伯明翰南部市郊的家里。 在入境大厅里，有些人获得的热烈迎接足以让国王嫉妒，甚至连当初威尼斯为了迎接从东方丝绸之路归来的探险家而举办的庆祝活动都比不上。一个个没有崇高地位或突出特征的人，在22小时的飞行期间只是毫不显眼地坐在紧急逃生口旁的座位上，这时却抛开了羞怯的模样，成为各种旗帜标语和自家烘焙的巧克力饼干的欢迎对象。在这些人身后，大企业的总裁则准备搭上冷冰冰的豪华轿车，前往高级饭店装饰着大理石与兰花的大厅。 由于离婚现象在现代社会极为普遍，于是机场里也就随时都可见到父母与孩子团聚的场景。在这种时刻，再也没有必要假装理智或冷静：这时就该紧紧拥住一双脆弱而圆润的肩膀，呜呜咽咽地啜泣起来。我们在职场上也许随时都必须表现出坚强刚硬的模样，但人类终究仍是极度脆弱而且容易受伤的动物。我们对身周的千百万人虽然大多视而不见，但其中总是有少数几人掌握着我们的快乐。我们只要嗅到这些人的气味就可以认出他们是谁，没有了他们甚至活不下去。有些男子在入境大厅里面无表情地来回踱步。他们期待这一刻已有半年之久，一旦见到一个和自己有着同样灰绿色眼珠、脸颊和母亲一样红润的小男孩，牵着机场服务人员的手从不锈钢门后面走出，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在这种时刻，感觉就象是自己逃过了死神的追杀——不也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永远都能这么骗过死神。也许这正是一种面对死亡的练习。多年后的某一天，长大成人的孩子将会在例行出差之前向父亲道别，然后短暂的寿命就会突然结束。这个孩子将在墨尔本一间位于20楼的旅馆房间内接到一通午夜的电话，得知自己的爸爸在地球的另一端突然发病，医生已经无能为力。自此之后，对于这个长大成人的孩子而言，入境大厅里的人群中将永远少了一个他熟悉的脸庞。 6 不是所有的接机过程都那么感人。机上的一个旅客也许来自上海，抵达机场之后便与马尔科姆和迈克一同开车前往伯尔尼茅斯，打算利用暑假期间上英语课程：在码头边一幢房子里旅居两个月，接受一名家教的指导，学习“ought”的发音，并且企图精通商务英语——这种能力将有助于他们日后进入珠江三角洲的半导体或纺织业里工作。 另一侧，穆罕默德则是等待着来自旧金山的克里斯的班机。穆罕默德出生于巴基斯坦拉合尔，现在住在伦敦近侧的绍索尔；克里斯则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现在住在硅谷——不过，这两人并不会知道彼此的这些人生细节。在这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一个人竟能轻易和另一个人一同默默乘坐在一辆黑色梅赛德斯S级轿车里，实在是相当奇特的现象。对于司机和乘客而言，只要对方不是杀人犯或小偷，这趟旅程就算是顺利成功。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里，只有偶尔响起的导航语音会打破车里的静默。最后，梅赛德斯轿车终于抵达金丝雀码头一幢以玻璃饰面的办公大楼。克里斯在这里下车，准备参加一场研讨金融信息储存议题的会议；穆罕默德则是把车开回航站楼，准备展开另一趟旅程。这一次的目的地是肯特郡，搭乘的对象是来自成田机场的K先生，和克里斯一样神秘寡言。 7 许多比较普通的团聚景象令人不禁纳闷其中的兴奋之情要怎么持续下去。玛雅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12个小时。自从她的班机飞越了爱尔兰海岸，她就一直觉得坐立难安。飞机下降至9000米的高度之时，她已开始期待詹弗兰科的碰触。不过，等到他们终于见面，紧紧拥抱了8分钟之后，这对情侣已别无选择：他们该出机场去开车了。 人生中有一种说来古怪、但终究颇为恰当的现象。在我们满怀激动地与心爱的人重逢之际，人生却总是要为我们的情感关系投下一大障碍：也就是必须缴付停车费，并且在立体停车场内找寻出口。 话说回来，我们在毫不留情的荧光灯底下努力维持文明有礼的表现，也许会因此想起我们当初踏上旅途的原因：借此让自己能够抵御世俗生活经常造成的庸俗而愤怒的情绪。 停车场的粗暴环境——水泥地上布满胎痕与油渍、停车位旁到处可见被人遗弃的推车、天花板回荡着关门声与汽车加速的声响——正激励着我们坚定决心，避免再次落入我们最糟的一面。我们也许会这么祈求我们的度假地点：“请赐给我更多的宽容，减少我的恐惧，让我永远保有好奇心。请在我和我的困扰之间设置一道屏障，把我的耻辱驱逐到大西洋的另一边。”旅行社与其只单纯询问我们想去哪里，还不如问我们希望怎么改变自己的人生。 认为旅程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预示，是宗教朝圣的一项关键要素，认为外在世界的旅行能够促成并强化内在的变化。基督教神学家对于朝圣之旅所带有的危险、艰苦以及花费丝毫不觉苦恼，他们认为这些表面上看似不利的元素其实是一种机制，能够让旅程背后的宗教意图更为鲜明。阿尔卑斯山上大雪覆盖的山隘、意大利外海的风暴、马耳他的盗匪、奥斯曼帝国的腐败守卫——这些考验都有助于确保这趟旅程不会轻易遭到遗忘。 不论航空旅行的普及与便利有哪些效益，我们仍可能咒骂这种旅行方式颠覆了我们企图通过旅程而深切改变人生的做法。 8 该是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的时候了。在通往索菲特饭店的走道上，我被一名机场员工拦了下来。他正在针对初抵希思罗机场的旅客进行意见调查，要求受访者表达自己对第五航站楼的印象，包括标示、照明、饮食乃至证件查验的过程。意见表上把满意程度划分为零到五，调查结果将纳入希思罗机场总干事下令办理的内部稽核活动。面对这份异常冗长的意见调查表，我心中不禁浮现一项疑问：市场调查人员虽可接触到深富影响力的当权人士，却极少要求我们省思人生中真正令人深感困扰的议题。按照零到五的满意程度回答，我们对自己的婚姻有多么满意？对自己的事业觉得如何？是否能够平心接受自己终将告别人世的事实？ 我在饭店休息室里点了最后一份免费招待的总会三明治。今天飞越头顶的飞机特别嘈杂——中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贝鲁特的空中客车起飞之时，服务生甚至大喊了一声“拜托！老天帮帮我们吧！”而把休息室里仅有的两名用餐客人吓了一跳，其中一人是我，另一人则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生意人，正准备前往加拿大。 我只怕自己不会再有理由离家远行。作家要把视野拉到家庭生活以外的事物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梦想着自己是不是有可能以作家身份进驻现代生活的其他重要机构——银行、核电站、政府机关、老人之家——而且撰写的作品能够一方面报道世界的现状，同时又能保有不负责任的评论，以及充满主观与微带乖僻的特质。   9 在入境大厅里，每一位旅客的旅程都即将告一段落；但在他们头顶上，出境大厅里的旅客才正即将踏上新的旅途。来自孟买的BA138号班机已转变身份，成为飞往芝加哥的BA295号班机。机组人员四散返家：机长开车返回汉普郡，事务长搭火车回布里斯托尔，负责上层客舱的乘务员已换下了制服（也因此卸去了原本的耀眼光芒，就像没有穿上军服的军人一样），即将返回位于里丁的公寓。 旅客在不久之后就会忘却自己的旅程。他们将回到办公室，而必须以短短几句话概括一座大陆。他们将再次与配偶及孩子争吵。他们将望着英国的景色而毫无所感。他们将遗忘自己在伯罗奔尼撒看到的蝉，以及共同涌现的希望。 但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再次对杜布罗夫尼克与布拉格产生好奇，并且重新感受到海滩与中世纪街道的魅力。明年，他们又会想到该去哪里租一栋别墅度假。 不论是什么，我们都不免忘记：读过的书、日本的庙宇、卢克索的陵墓、航空公司柜台前排队的队伍、我们自己的愚蠢。于是，我们又会逐渐把快乐寄托于家乡以外的异地：一间窗外能够眺望港口景观的旅馆房间，一座号称埋有西西里殉道者阿加塔遗骸的山顶教堂，一栋四周围绕着棕榈树的小屋，附有免费招待的自助晚餐。不久之后，我们又会再次想要收拾行李，想要盼望，想要尖叫。再过不久，我们就又必须重新学习机场带给我们的重要教训。 （该书的封面和右侧的书目基本信息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933087/ ，文章节选自《机场里的小旅行》一书）   作者: 阿兰·德波顿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副标题: A Heathrow Diary 译者: 陈信宏 出版年: 2010 定价: 25.00元 ISBN: 9787532751549 （阿兰·德波顿：英国作家，毕业于剑桥大学，现居伦敦，为《机场里的小旅行》一书作者。）

“以往地铁站仅被视为一条人流输送带的年代已经过去，地铁二十五周年的口号“联系交通，更联系生活”正好道出这点，唯有在空间上入手，才可使一个交通网络，附加生活场所的意义。个中变化，与香港后现代商品发展逻辑密不可分。” （一）从时间转向空间 一个女子在手机通话中向男友撒谎，说自己身在美术馆，但原来她正在地铁站中，与同在地铁站的男友撞个正着，镜头拉远，原来地铁站真有几分美术馆feel，这是新近一个地铁公司官方广告。跟八十年代家传户晓的地铁广告“话咁快就到”（还记得广告里那一捺风吗？）相比，其间明显看到由时间至空间的轴心转向。 时间，或者说速度，是现代性的，功能性的，曾几何时是作为城市新事物的地铁所标榜的，而现在，当速度已成为基本要求时，在这个品味消费年代，打造空间已经成为一个新方向。以往地铁站仅被视为一条人流输送带的年代已经过去，地铁二十五周年的口号“联系交通，更联系生活”正好道出这点，唯有在空间上入手，才可使一个交通网络，附加生活场所的意义。个中变化，与香港后现代商品发展逻辑密不可分。 媒体化 今天，说地铁站是一个媒体浴场，并不为过。地铁站的媒体化，九十年代来了一个大跃进，这跟广告物料技术的发展相关，随贴随剥巨型广告画的技术突破，将地铁站带入我称之为“墙纸广告”的年代。当然，这跟九十年代消费主义抬头息息相关，但物质与文化的关系，也不容忽略。 在“前墙纸广告”年代，地铁站基本上无景观可言，不同的颜色与地铁的搭配主要是功能性的（识别作用）。现在，甫从地面走进地铁站，你即被重重的广告包围，沿电梯两侧的小幅广告只属小儿科，更令人晕眩的是覆盖墙身、柱体、车厢的广告画、月台上一整列或动或静的广告，已达无孔不入的侵入（intrusive）程度。发放“资讯”的电子屏幕不断增生。电子媒体外，又有免费刊物派发，如果以往的《招职》、《去街Guide》只是借地铁站作散发点的话，二○○二年推出的《都市日报》便是一份地铁刊物，像欧美地铁刊物Metro（英文名字也一样），成了不少上班族的精神食粮。地铁站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广告平台，及“资讯”发放的多站据点。屏幕的增生、广告视觉元素的过剩（excessive），都是后现代社会的景观特征，香港地铁站是后现代景观的缩影，比起世界不少大城市如巴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商场化 地铁站也再不只是乘客穿梭往来的瞬间站台。近年来，地铁站空间，特别是中环、尖沙咀、旺角等黄金旺站，有明显的商场化转向。地铁打造它们独有的mtrshops，标榜“生活消闲一刻”，于地铁站内我们可以找到速递公司、面包店、便利店、西饼店、银行、汽水机、快餐店、咖啡店。地铁公司标榜“名店逐一进驻”，招标的商店种类，包括潮流服饰及精品、保健及美容产品、运动用品、激光视盘、旅游服务、修鞋配匙、电脑软件及配件、外卖饮食。其中，星巴克咖啡店的进驻最具象征意义，它正式标示着地铁空间，由过客空间转变成可以停驻歇息的空间。但地铁站作为商场，本身就带有矛盾性，它人流量高，但流动的速度也高；从交通角色考虑，人群不宜集结，但站在商户利益角度，能够吸引你多留一会才是好事。结果，这种过渡商场便诞生出矛盾的宣传语句：“生活消闲一刻”（消闲本来就不应是一刻吧），对于行色匆匆、惯于忙里偷闲的香港人，这语句却道出香港人的矛盾特性。 品味化 曾几何时，地铁夸示的是其功能性强项：速度。看看其名字：Mass Transit Railway，大量的运输铁路，本来就极之功能化，无甚感性可言（不同地方的地下铁有不同称呼，譬如台湾叫捷运、巴黎叫Metro、伦敦叫Tube，香港名称与新加坡MRT最接近）。但进入后工业社会，单单夸示现代化功能，已然不足。服务性行业、高科技商品（地铁也是high-tech交通工具），都汲汲于打造感性的软性形象。 多亏了几米，一向予人冷漠感觉的高科技交通工具，被扭转成感性浪漫的符号，攀登前所未有的温情指标，足见大众化绘本的普及力量。香港的地下铁亦捉紧时机，推出几米地下铁纪念品，并“食住条水”，自行推出”小克crossover地铁”绘本（又是crossover），炮制于地下铁暗生的情愫。 品味空间的打造，亦见于地铁站的空间艺术化──除商业广告外腾出少量空间展出画作及艺术品，又在某些地铁站展出“社区艺术作品”，强化社区形象，予人一种更人性化的味道。当然，艺术感的经营是相当规范化的，譬如说，反映年轻人文化的纽约地铁涂鸦，在香港若不是被视为破坏行为，就只能是被商业收编的行为。巴黎地铁的流浪艺人当然也是看不见的，自然也没有它的乌烟瘴气。 反过来说，一些潮流商店，在命名以至装潢设计上，都以地铁站为模彷对象（譬如米兰站、法国站、重庆站等），这多少亦反映出地铁站超越纯功能性，成为时尚指标。 拉阔来看，由速度至空间的轴心转向，除地铁之外，亦可见于两“大”快餐店；快餐店最初就是标榜其速度的（此之谓“快餐”），但近年快餐店的翻新设计，明显是空间品味的提升，如杜汶泽所言：“系时候有更高既要求。”这种转向，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由现代性过渡至后现代性的表征。新的大家乐广告以地下铁为场景，看来便并非偶然。 我们当然知道，这种品味感性离我们的真实地铁生活甚远。真实的经验是，地铁很挤、人们你推我撞很没礼貌、人们无精打采神情冷漠，但商品的形象打造，从来不需要符合现实，正如几米于澳门举办的展览名称──方寸中的梦想飞行，后现代商品必须令人有梦想的空间（超出纯功能主义），即使你明明知道它是骗人的。 （二）流行文化的地下铁想象 地下铁作为实物以外，也提供我们不少文化想象。深圳地铁于二○○四年十二月廿八日通车，传媒镜头所见，试搭乘客都一脸雀跃。曾几何时，这种对城市新事物的兴奋，香港人也有过。 由时间至空间 通车不久，地下铁已被写入香港流行文化，最早的要算是八十年代初陈百强的《几分钟的约会》。这是一首地铁恋曲，歌词以地铁的速度写爱情的短促，像“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局，期望再会一秒钟”。如果数分钟只能划一个爱情的逗号，今时今日，老调重弹，却足够为爱情写上句号。且看看地铁公司推出的“小克crossover地铁”绘本的文字：“一段地下情发生于地下铁，一切都速来速往，正如交通工具本身”、“十五分钟内经历了爱情的整个过程”。所谓时空压缩，莫过于此。 一九八四年黄泰来导演的《缘份》，后段一场的“缘份游戏”，张国荣与张曼玉在地铁车厢与月台之间寻寻觅觅，以地铁表现timing的错失，同样着墨于时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列车车门其实是命运之门，开合，早一点或迟一点，人生大大不同。这样的题材，好莱坞电影有《缘份两面睇》（Sliding Door）。如果不分地铁还是火车，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盲打误撞》（Blind Chance）当然要算在其中。 后来，地铁于香港电影中渐见更空间化的处理，如电影《赌神3》里便以车厢格局炮制出一段少年赌神黎明与陈小春的精彩对打；当然还有后来《幽灵人间》被禁播的地铁闹鬼片段。 由灰调至缤纷 现代化的关键在于速度，加速意味着进步，但也是在无休止的加速之中，沿路风光掠目而过，人与人之间更形疏离。电影里的地铁映像，也多是灰调。 电影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法国新浪潮旗手戈达尔的《法外之徒》（Band of Outsiders）。女主角Anna Karina在地铁车厢中有感而发：“People in the Metro always look so sad and lonely”，紧接这话，镜头以高达式的跳接，特写几张地铁乘客的疲乏面孔，最后不无反讽地停在一个叫LIBERTé的车站。 近者较深刻的是米高曼导演、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同行杀机》（Collateral）。城市冷漠，汤姆·克鲁斯说即使有人死在纽约地铁，三十分钟也乏人理会，结果一语成谶，成了这个杀手的结局。 说到香港，我想起黄碧云一篇中篇小说《暗哑事物》，小说出现大量人物重叠，你可以是我，我可以是你，个人不如想象般独特，贯通的是地铁场景：“那一列装满尸体的地车，将残躯送回人们的墓穴，那个他们叫家的地方。”韩丽珠的小说《宁静的兽》也贯穿地铁意象，“房子建在地铁站之旁，总有隆隆的声音充塞其中。从窗口看出去，列车慢慢驶出，加速、晃动、消失，不断循环着这样的过程”，不期然在我脑海勾起王家卫《堕落天使》中杀手黎明住所与飞驰列车一窗相隔的片段。独立漫画则有智海在《香港春卷》中的地铁作品，将“sorry”与“疏离”重叠。 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你与我，大抵都有点疲倦了。 不过，现实中，地铁空间的确是愈来愈明亮化。不难发觉好些地铁站都换了新设计，盖顶伸长以遮挡风雨，砖头凿开以扩展玻璃范围，让更多阳光透射进来。影像上亦愈见缤纷。几米的《地下铁》自不用说了。绘本先后被改编成音乐剧（由台湾演到澳门；有趣在澳门根本没有地下铁，舞台演出成了一个纯观影经验）和电影（马伟豪导演，梁朝伟、杨千嬅、范植伟饰演）。色彩斑烂的超现实地铁世界，从此不限于盲女双目，而变成跨媒体文化想象。有流行杂志以地下铁做封面故事，当大家开始怀旧怀到七十年代时，年龄不大的地下铁，已经进入怀旧行列，地铁通车成为七十年代怀旧事典必不可少的一项（地铁观塘至石峡尾部分最早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通车）。 地铁的浪漫化建构，电影《缘份》是开山作，新力军有《地下铁》、人气韩片《我的野蛮女友》（男女主角在地铁相遇）；张一白导演的《开往春天的地铁》，就更加看到北京创作人的新城市感觉，共同将地铁打造成感情的载体。 大众文化文本中，广告不可忽略。那个女友向男友扯谎说自己身在美术馆的广告固然是幽默例子。如果这是官方广告的话，麦当劳将列车变身Graffiti涂鸦、大家乐两男一女三人行方力申邓健泓于地铁站食饭盒的广告（虽是搭景），以至近期容祖儿取景于地铁车厢的可乐广告，都将地铁打造成一个年轻化生活空间，一除其灰调感觉。 （三）地铁作为艺术空间 说到公共艺术空间，在当今所有国际都会中，地铁都占一位置。 台湾有一位捷运迷叫杨子葆，长期投入捷运系统相关的研究与实务工作，着有《艺术进站──捷运公共艺术》（台北文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公民美学．公共艺术系列”之一）、《捷运就在邮票里》（专谈世界各地捷运邮票作品）、《世界经典捷运建筑》等地铁专着。台湾对于公共艺术的触觉，在华人世界中走得比较前。读着杨子葆的《艺术进站》，令我反思自身城市的地铁艺术，到底发展得有多成熟。 二○○四年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主办了一个“都市神韵──艺术与公共空间国际研讨会”，其中有地铁发言人论及地铁公司支持公共艺术的角色。这要从一九九八年说起，这年，香港地铁公司开展“地铁车站艺术”计划，包括机场快线艺术计划、车站艺术建筑、地铁画廊、社区画廊、车站表演艺术、流动艺术、地铁隧道艺术计划七部分，当中容纳了中外名师作品（如纽西兰艺术家Neil Dawson的雕塑品）、巩固社区凝聚力的社区艺术作品等（如香港设计师何弢及北角区儿童创作的壁画）。 地铁广告说地铁站可媲美美术馆，但日常生活所见，鲜有乘客真的会把地铁站看成一个公共艺术空间。（说地铁站是公共艺术空间，当中亦存在一定“矛盾”，因为地铁空间是有专属物权的，不像露天的街道、天桥，但话说回来，即使是街道也不一定属于公共，像香港的“星光大道”，管理保养权便为新世界集团所有。）香港人对地铁艺术品的意识很低，你可以说，视而不见是城市人的特性，尤其在地铁这快来快往的运输带上。如果艺术品是需要停驻观赏的话，地铁的流动属性，本身便与艺术属性相违。“大众想要涣散，艺术却要求专注。”本雅明说。这情况不独是香港所有，虽然香港人的脚步可能真是全世界最快的。 人们的艺术敏感度是一回事，艺术品本身的特性是一回事。在杨子葆的《艺术进站》中，我看到不少好的地铁艺术作品，都是建筑学上的，如巴黎地铁１号线的“罗浮－希留利站”，月台特色是彷罗浮宫石壁的月台壁面、展示罗浮宫收藏的复制品橱窗，还有与罗浮宫设计一模一样的座椅，又如“协和广场站”，设计师以印有字母、标点符号与数字的蓝白色陶片，在月台墙壁上拼凑出《人权宣言》的全文，来突显协和广场这个地方的特色。 这恰恰却是香港所缺乏的，我的意思是，地铁的公共艺术太重fine art味而太少建筑味。这正正是美术馆那个广告比喻的问题所在。我们需要的不是将地铁站变身传统画廊，而是融入更多更好的建筑美学，而现时地铁画作虽然不少出自名家，却完全与其空间属性脱离，就是放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未能真的做到艺术与空间两者有机化的结合，思维仍停留在以艺术美化环境，结果作品在乏人专注之下，只能退入背景真的与美化的墙纸无异。 香港地铁站的艺术味道，更浓厚的却是来自商业广告。曾经看过尖沙咀一个地铁站入口被粉饰成一个杯面广告站台，煞是有趣，如果你对普普艺术不反感，这也可算是一件装置艺术品。 因普普之名，香港地铁更堪玩味。最近，中环地铁站出现了一个大型的飞机轮子，游人经过莫不感到新奇，不时见游人拍照留念，这个轮子其实是一间速递公司的广告装置，我以为，把它看成一件装置艺术品，也无不可。当然，这个飞机轮子不是“正规”艺术品，而只是一个广告现成品而已。但这正正是吸引我游戈地铁景观之所在。 所谓地铁的公共艺术，不应只限于从博物馆走出车站的物理空间转移，还包括其特有性质的表现──地铁作为一个大型资本主义媒体场，好些别具特色的广告设计，包括铺满整列车卡的广告画、把地铁站装饰成观赏性不下于城市凋塑的广告装置等，都经常透现着重重的普普艺术气息，尽管它们快生快灭，转眼就是另番面貌。但这正正是香港特有的地铁景观，流露着香港的个性──商业与艺术互相紧扣、即用即弃、快起快拆，一种高度资本主义、资讯超载、拟像充斥的后现代城市气质，于地下空间中任意散发。搭地铁不像搭渡海小轮可以看海，但连绵的景观未尝不是一片符号海洋，我也许说不上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浪漫诗人，但也够我这彻彻底底的城市人徜徉其中，目不暇接，神思迸发。 （文章节选自《城市学——香港文化笔记》一书） （潘国灵：香港作家、文化评论人）

“中国人的公众场所60年来历经流变，，从“公家空间”，到“公用空间”，再到今天“公共空间”的初步萌芽。我们开始明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在于其规模之大小，而在于其是否以人为本，服务于公众生活，不只是政治表达的工具。” 顾名思义，公共空间就是属于所有公众的场所，无论男或女，老或少，穷或富。中国人熟悉的公共空间有广场、礼堂、街道、公园，等等。但公共空间不仅仅只是个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进入空间的人们，以及展现在空间之上的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包括公众自发的日常文化休闲活动，和自上而下的宏大政治集会。 1978年以前，在中国人的公共空间里，主导的人物是领袖、干部和群众，压倒一切的活动内容是宣誓、口号和报告。那时候的公共空间，其实只是“公家空间”。改革开放以后，在公园、街道等“公用空间”里，群众的自发性活动开始回归，而且花样繁多。进入新世纪，中国各个城市中规模宏大的广场遍地开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缺憾，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却从虚拟网络中抽出最稚嫩的枝芽。   公家空间：政治集会的场所 1949年以前，宏大的公共空间十分罕见，纵有一些公共表达的活动，大街是更加常见的场所，如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这一切在1949年得到彻底改变。建国前后，随着中南海被确定为中央政府的落脚点，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的修缮、扩建就破土动工了。浩大的工程之后，在原来的帝王宫殿之前，赫然出现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巨大广场。 在首都的规划问题上，苏联专家最终战胜了梁思成等本土学者。天安门广场附近拆旧建新的规模越来越大，更多宏大建筑矗立起来，如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等等。连同修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这里成了整个国家的“公共空间”，见证了60年以来每一次的重大政治活动，例如开国大典、五次国庆阅兵、文革时期的大接见等。这里是中国人“公共空间”的典型，所有的活动都是有组织、目标明确的。公共表达也是整齐划一的。 在远离首都政治心脏的地方，宏伟的广场暂时还难以复制。革命政治功能的载体，于是被各式各样的“礼堂”所取代。甚至在偏远落后的乡村，顶上一颗硕大红五星的礼堂也并不少见。工人、农民、学生在劳作之余，“集中”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仪式， 广州的小洲人民礼堂。 50年代大规模建设后的天安门广场。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公用空间：公园里的百姓生活 1978年之后，自上而下的政治集会越来越少，广场和礼堂里的政治仪式也慢慢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褪去。群众空间逐渐拥有一定的自主性，成为“公用空间”，比如城市里的公园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很多在史无前例期间遭到破坏乃至关闭的公园，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例如北京市的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于1971年2月关闭，1978年3月重新开放。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们成群聚集在公园里，不再是为了某种事先规划的政治活动，而纯粹是个人化的散步聊天、唱歌跳舞、交友恋爱。 更难能可贵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活动”已经开始出现了。在当代中国艺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星星画展，就是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办。北岛领衔的《今天》群体，在玉渊潭公园连续举办了两次诗歌朗诵会，一次虽然天气不好，依然有四五百名观众，另一次则有近千名。作为民刊的《今天》，还曾在紫竹院公园举办过一次作者与读者的见面会。这种具有公共空间属性的活动不仅空前，而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有绝后之势。 即便是主题和过去并无二致的政治集会，公共表达也开始出现个性化的内容。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在政府组织的天安门游行活动中，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据称这完全是学生的自发行动。标语的内容虽然还是和领袖有关，但已经变成了对话式的问候，而不是膜拜式的万岁。在这张著名的照片上，大学生们潇洒的步伐、自由奔放的笑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对那个开放年代的重要记忆之一。   1978年之后，城市里的公园给人们提供了谈情说爱的空间。 星星画展1979年开展，被称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起点。 1984年国庆，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 公共空间：期待从网络走进现实     礼堂的消失 从1990年代开始，“商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大潮，所有的东西都要为之让步，包括曾经最为神圣的广场和礼堂。不消说，各式各样的礼堂早已褪去了政治的功用，尚有利用价值的，变成了歌舞厅、录像厅、展览馆，而小城镇的礼堂大多在岁月的风雨中日渐衰败，终至坍塌。就连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商业的身影也随处可见。 国家引导并培育了人们对商业的热爱，人们的公共意识也在同步消退。在改革开放之初，非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严肃的问题，而到了今天，人们都退回了自己的领地，这样的问题甚至连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了。   “新广场”遍地开花 受惠于经济的腾飞，大到人口上千万的大都市，小到几千人的村镇，形形色色的“新广场”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它们的名字叫“人民广场”、“市民中心”、“城市广场”，不一而足。好像一场新时期的跃进比赛，它们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巨大。 然而，这些地理名词上的“公共空间”，与公众活动大多数处于割裂状态。一方面，其政治功能弱化，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承担浩大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公众自发的文化、休闲活动也很少在这些空间上演，更别说公共表达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广场弥补了中国城市缺少公共空间的遗憾，却大多流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与民众的生活无关。   公共空间的雏形在虚拟空间出现 在现实的空间成为公家空间、公用空间、唯独没有成为公共空间的时候，从论坛到博客再到邮件组，直至今天的豆瓣、饭否和Twitter，虚拟的公共空间开始出现。网络上的互动极其活跃，而且还推动了现实中公共空间的成长。各种网友聚会打破了年龄、职业和地域的界限，更多的是精神认同，而非外在的身份认同。 近年来公民社会的成长，得益于网络的十年培育。从最初触目惊心的话语暴力到“打酱油”、“躲猫猫”，说明公共空间的话语规则逐渐形成。从虚拟的公共空间，到现实中的公共空间，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也有可能是一道天堑。即使是天堑，迅速成长的公民们也终将跨越。   结语 中国人的公众场所 60 年来历经流变，，从“公家空间”，到“公用空间”，再到今天“公共空间”的初步萌芽。我们开始明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在于其规模之大小，而在于其是否以人为本，服务于公众生活，不只是政治表达的工具。 而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空间的涵义更加广泛，它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他强调，在公共空间内，公民间的交往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以公共事务为话题的“公共交往”。显然，我们距离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还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