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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政坛三股最主要的政治力量虽然已达成妥协，同意共同推进国家转型，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然存在，特别是政府与少数民族政党和武装组织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很大分歧，因此，“协议转型”的各方相互妥协，减少分歧，避免冲突，是保证改革平稳、顺利推进的关键。 吴登盛出任缅甸联邦总统以来，推行的改革前所未有，令世人震惊，但改革既非吴登盛个人的即兴之作，亦非缅甸政府的权宜之计，而是对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的深化，是一项长期战略。虽然面临如何提高治理水平、真正实现民族和解、避免落入“资源诅咒”陷阱等难题，但缅甸改革总的进程不会逆转。 2011年3月吴登盛出任缅甸联邦总统以来，缅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主动与政治反对派和解，推行民主改革；积极推动民族和解，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停火协议；加强宏观调控，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注重民生。吴登盛政府这种自上而下的大胆改革令世人所料不及。在缅甸国内外，人们普遍对吴登盛政府的改革表示欢迎的同时，也对其改革动机存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怀疑其改革的诚意。本文在回顾一年多来吴登盛政府推出的改革举措的基础上，从国家转型战略的角度评析吴登盛政府改革的动机、难题及前景。 　一、大胆务实的改革 吴登盛在就职演说中曾明确表示要推进国家民主转型，实现民族和解，强调要加强法治和善治，改善国民的基本公民权以及社会、经济、教育状况等。他的这些主张与前军政府的立场明显不同，但当时缅甸国内外没有多少人对吴登盛新政府抱很大希望。“许多外交官、分析人士以及民主人士认为，新的准文官政府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然而，在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吴登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改革措施。 在政治上，吴登盛政府采取和解的立场，切实推进民主化改革。一是主动向最大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示好，说服其参与政府主导的政治进程。2011年8月，吴登盛亲自与昂山素季进行会谈，并表达了真诚变革的愿望。吴登盛政府还提议修改选举法，取消了被判入狱者不得参加政党的“昂山素季条款”，使全国民主联盟得以重新登记为合法政党。2012年4月1日，全国民主联盟参加议会补选，一举赢得了45个席位中的43席，从而进入议会。昂山素季还历史性地被允许出国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东亚会议，出访欧洲五国和美国。在最近访美期间，吴登盛公开称赞昂山素季，在谈到她成为总统可能性时表示，“如果人民接受她，我也必须接受她。”二是释放政治犯。到2012年1月，政府已释放了300多名政治犯；9月17日，政府又释放了500多名犯人，其中至少有80名政治犯。三是放松对新闻媒体的审查。吴登盛上台不久，政府就开始放松对新闻媒体的审查，如缩小出版物的审查范围，开放Skype、雅虎和YouTube等曾被禁止的网站。2012年8月20日，缅甸政府宣传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宣布取消新闻审查，9月17日，又宣布成立一个更独立的临时新闻委员会，在新《媒体法》实施前进行行业管理。四是切实改善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2011年9月，缅甸成立了全国人权委员会；2011年11月，吴登盛签署《和平集会与和平游行法》；2012年3月，新《劳工法》颁布实施。著名的反对派人士昂梭（Aung Zaw）说：“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缅甸新政府所采取的政治改革措施比前军政府二十年所采取的政治改革措施还要多。”政治改革是吴登盛政府整个改革的最大亮点，它不仅开启了缅甸包容性政治进程，为实现全国和解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且注重改善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展现了政府民主改革的决心。 在民族问题上，吴登盛政府开启了和平进程，倡导政治解决民族问题。2011年8月，吴登盛公开呼吁所有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参与和平谈判，还成立了两个和平谈判小组，负责与所有主要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进行会谈。到目前为止，已参加和谈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除克钦独立组织外都与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这些协议大同小异，主要包括四点：结束战斗，实现停火；建立联络处；在辖区外有军事行动须通知对方；未来举行进一步会谈。签署停火协议只是民族和解的第一步，吴登盛在2012年3月1日的议会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基于彬龙会议精神实现民族和解的路线图。第一步是在邦一级进行会谈，实现停火；第二步在联邦一级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会谈；第三步由包括政府、各民族领导人、各政党与各政治力量以及人民代表在内的所有政治参与者在议会签署协议，并以相互理解、平等和发展为原则，保证永久和平。目前第一步已初步完成，第二步已开始进行。5月17日，缅甸成立了以吴登盛为主席的联邦和平中央委员会和以副总统赛茂康（Sai Mauk Kham）为主席的联邦和平工作委员会，以推动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和谈进程，争取实现国家的永久和平。 尽管民族和解路线图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要求仍有不少距离，但吴登盛还是展现了极大的诚意。一是明确提出民族和解应由所有利益攸关方共同达成。这比少数民族要求的三方（军方、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少数民族）对话更具广泛性。二是明确提出互相理解、平等、发展的原则。路线图虽没有直接提及联邦精神、自治原则，但互相理解、平等、发展三项原则反映了广大少数民族民众的切身利益要求。 在经济上，吴登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改革措施。一是鼓励出口。政府先后两次降低出口税，2011年6月由10%降为7%，8月再降至2%。二是改善民生，增加对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入。2011年6月底，吴登盛政府宣布增加2010年1月1日前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每月最低退休金由750缅元提高到2万缅元。与上一财年相比，2012-2013财年预算中教育投入增加了三倍，卫生投入增加了两倍，而军费开支则相对下降了，其占总预算的比率由23.6%降到14.9%。三是实行统一汇率制。长期以来，缅甸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并存，官方汇率一直固定在6.4缅元兑换1美元，2012年3月黑市汇率则是800缅元兑换1美元，二者相差120多倍。3月28日，缅甸中央银行宣布，自4月1日起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官方参考汇率为815-820缅元兑换1美元。四是增加贷款，刺激投资。2011财年，银行降低了利率，贷款利率由17%降为13%，存款利率由12%降为8%；2011年9月，议会通过了《小额信贷法》，以扩大对农民的小额贷款。此外，新修改的《外国投资法》即将出台，外国投资者将获得更多的投资优惠。 与政治改革相比，吴登盛政府的经济改革显得有些温和，但仍不乏亮点。一是改革举措务实。汇制改革改变了长期存在的混乱汇率，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修改《外国投资法》，改善投资环境，有助于吸引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二是注重改善民生和平等发展。提高公务员的退休金、增加对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入、扩大对农民的贷款、刺激出口，既有助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也有助于平等发展。从实效来看，缅甸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由过去四年平均4.9%（2010年为5.1%）提高到2011年的5.5%，预计2012年为6%，2013年为6.3%；外汇储备由2010年底的5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3月的8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好缅甸经济发展前景，称缅甸“有望成为亚洲的下一个经济边疆”。 二、改革是对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的深化 吴登盛政府的改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改革推进得如此迅速，以致著名的缅甸问题专家也不能确定是什么促成了改革。”不少人称缅甸的改革为“缅甸之春”，称吴登盛是“缅甸的戈尔巴乔夫”、“缅甸的德克勒克”。 尽管改革受到了外界的普遍欢迎，但人们对吴登盛政府的改革动机仍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怀疑其改革的诚意。一些人认为改革主要源于吴登盛个人的推动。与吴登盛政府和反政府人士关系都不错的乃温貌（Nay Win Maung）说：“变革是临时性安排，没有过战略，它基于个人。”毋庸讳言，缅甸新政府的改革与吴登盛个人密不可分，但是，缅甸长期以来一直是由军人直接或间接执政，新宪法也确保了军方的领导地位，因此单凭吴登盛个人的力量是无法突破传统体制束缚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改革是吴登盛政府迫于现实需要的权宜之计。一是为了获准担任201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二是为了让西方国家解除对缅甸的制裁，吸引外资，维护军人集团的利益。融入国际社会和争取外资，是缅甸政府长期以来的愿望，并非吴登盛政府上台后才有的，而且西方对缅甸的制裁坚持了20多年，粉饰性的改革是不可能让西方满意的。因此，把吴登盛政府的改革视为迫于现实需要的权宜之计缺乏充足的说服力。 如果从1988年军人执政后缅甸发展的轨迹考察，我们会发现，缅甸政府的改革既不是吴登盛个人的即兴之作，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吴登盛政府对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的深化，是一项长期战略。 1988年军人接管政权后即开始改革，并明确提出向多党选举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军政府采取的是国家主导型发展战略，坚持先制宪后交权。在1990年大选前，军政府多次公开表达了这一立场。1990年4月12日，国家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第一秘书钦纽（Khin Nyunt）说：“军方在选举后将继续执政，直到起草一部新宪法和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1993年国民大会召开后，军政府明确规定了国民大会制订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目标：联邦统一不分裂、民族团结不破裂、国家主权永存、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等。2003年，军政府提出的缅甸民主化进程七步路线图明确规定，先根据国民大会确立的基本原则和细则制订宪法，再进行议会选举，组成新政府。2008年新宪法规定军队在议会中拥有1/4的席位，在法律上确保了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1988年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纷争和动荡，军政府的国家转型战略推进得并不顺利，但缅甸国家的转型还是按照军政府的设想一步一步地缓慢推进：经济上，颁布《外国投资法》，鼓励和扶植私人经济发展，扩大对外贸易，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政治上，颁布政党登记法，废除一党执政，举行多党制大选，召开国民大会，制订新宪法，进行议会选举，成立新政府。在推进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同时，军政府还试图化解民族矛盾，1989-1997年政府先后与17个主要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和一些小的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从本质上说，缅甸军政府奉行的国家转型战略遵循的是印度尼西亚式的“国家领导发展的模式”（model of state-led development），强调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军队承担安全和政治双重职能。 2008年新宪法不仅明确了“努力建立符合国情的多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确保了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提供了宪法保障。吴登盛政府正是根据新宪法选举产生的，其进行的改革显然是对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的深化。第一，吴登盛始终强调要在宪法框架内推进改革。吴登盛政府迄今为止出台的所有改革措施均没有逾越宪法，没有改变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的原则。第二，深化改革是为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执政以及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提供合法性。2008年宪法公投和2010年大选被外界认为并非公正、自由，全国民主联盟拒绝参加，因而军人集团虽然获胜，但胜之不武，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执政以及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的合法性广受质疑。寻求“政绩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是发展型国家的普遍做法，选择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军人集团自然希望新政府通过进一步推行改革做出政绩，以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对军人集团来说，让吴登盛出任总统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吴登盛清廉、较少遭人憎恨、眼界开阔，能够在国内外树立好的形象；另一方面，吴登盛在军内没有根基，也没有野心，且忠诚、守纪、踏实，善于妥协，因而能够更好地推进改革。有不少人认为，丹瑞（Than Shwe）选择吴登盛推进改革，就是为了自己能安度晚年。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改革是丹瑞军政府的既定方针。第三，吴登盛政府的改革得到了议会的支持。没有议会的支持，吴登盛的改革是不可能兑现的，特别是一些法律是无法通过的。不仅如此，有些改革动议还是议会提出的。如人民院在军队代表的支持下通过了反对派的动议，请求总统大赦政治犯。所有这些说明，吴登盛政府的改革既非个人行为，亦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战略。 三、改革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 在任职周年演说中，吴登盛在肯定改革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坦言国家转型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必须迈更大的步伐”。事实也确是如此。 政治上，缅甸还远未完成向多党选举民主转型。在《经济学人》信息部2011年民主指数排名中缅甸在167个国家中位列第161位。修改制订一部真正反映民意的宪法，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缅甸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但是，吴登盛政府短期内不会面临来自民主派的巨大修宪压力。全国民主联盟接受吴登盛政府的和解立场，参与政府主导的政治进程，意味着修改宪法将按宪法规定程序进行。昂山素季说，“修改宪法，我们需要75%以上的议会赞成票，而军方在议会占有25%的议席，所以我们至少需要军方的一票，再加上其余75%的选票”，因此修改宪法很困难，它将是一项长远计划。如何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提高治理水平，是吴登盛政府面临的现实挑战。在2011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治理指数中，缅甸总得分为19，远低于得分大都在130分以上的东盟邻国，甚至低于得分41的朝鲜。 吴登盛执政后缅甸国家治理虽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一些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官僚机构能力不足。长期以来，缅甸一直是由军人直接或间接统治，军人几乎掌控了整个官僚机构，吴登盛政府虽然是文官政府，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实际掌权者绝大多数是军人或前军人，由此造成了缅甸官僚机构能力弱。一方面，部队的等级制、服从命令、高级官员任用靠任命等做法移植到官僚机构中，使官员们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官僚机构中起决策作用的军人或前军人接受的主要是军事教育，他们不懂技术，特别是缺乏经济管理技能。就连吴登盛总统的一位重要顾问也说：“我们知道需要变革，但我们不知道哪些需要变革，也不知道如何变革。”二是法治不彰。自2002年以来，在世界银行治理指数排名中缅甸在法治方面一直排在213个国家中最后5%的国家之列。一方面，缅甸法律体系不完备，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建设需要的法律缺失，一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需要修改；另一方面，“缅甸缺乏独立、公正、有效的司法体系，而这不仅是向民主过渡所必需的，也是维护法治所必需的”。三是与前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在2011年透明国际发布的世界廉政指数排名中缅甸倒数第三，仅排在索马里和朝鲜之前。缅甸民族院议长钦昂敏（Khin Aung Myint）坦承，“反对严重的腐败是当前缅甸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民族问题上，吴登盛政府面临的难题是如何真正实现民族和解。吴登盛政府虽然与主要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了停火协议，但要实现真正的全面停火并非易事。一方面，目前克钦独立组织还未与政府正式达成停火协议，并且克钦独立军与政府军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停火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武装力量如何安置仍是难题。在目前的形势下，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是不愿轻易放弃已拥有的武装力量，而根据目前的宪法规定，国家只能拥有唯一的联邦军。对于缅甸民族和解进程来说，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只是迈出了一小步，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才是关键。缅甸民族问题由来已久，其根源在于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在国家建构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少数民族领导人的诉求主要包括四点：（1）主要民族一族一邦，即建立由掸邦、克钦邦、钦邦、克耶邦、克伦邦、孟邦、若开邦和缅族邦八个邦组成的缅甸联邦；（2）联邦议会由权力平等的两院（民族院和人民院）组成，民族院每个邦均享有平等的代表权；（3）各邦自治，联邦政府除保留外交、防务、发行货币等权利外，其余的权利交给各邦，特别是自然资源的所有权；（4）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由各邦平均分配。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少数民族领导人所要求的联邦制和民族平等是建立在一族一邦和各邦自治之上的。对吴登盛政府来说，这两点难以接受。其一，缅族占多数的地区目前分为七个省，一族一邦意味着要彻底改变这种行政区划。其二，如果实行一族一邦，缅族无论在议会享有的代表权还是从联邦政府税收收入中所分配的份额都会大为减少，而缅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2/3。其三，目前七个民族邦的面积约占全国领土的2/3，且资源丰富，各邦如果按少数民族的要求实行自治，就意味着人口占少数的少数民族将占有更多的资源。 经济上，吴登盛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使缅甸避免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消除贫困。缅甸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是，如果政策不当、治理不善，缅甸有可能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其一，缅甸资源的出口收益到目前为止未能真正转化成生产资本。2006年以来，缅甸每年仅天然气出口收益就在20亿美元以上，但这些收入并没有进入政府帐目或政府预算，其管理和使用的具体情况外界不得而知。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收入实际上是由军方掌控，且主要是用于军事目的。其二，在产权制度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诱使资源使用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寻租活动的产生，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掠夺性开采，从而破坏自然资源产业的良性发展和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三，缅甸石油、天然气、宝石、木材等自然资源大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本来就动荡不安，时常发生武装冲突，而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强制劳动、非法征用土地、环境破坏等问题可能会引起新的矛盾和冲突。缅甸环境工作组一位工作人员说：“缅甸正处在建立和平的进程之中，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即达成初步停火协议，我们担心，如果政府在这一和平脆弱的阶段加快对这些冲突地区的投资，它会引发更多的战斗、冲突，使局势更加紧张。”不稳定的局势无疑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四、改革总的进程不会逆转 尽管吴登盛政府的改革面临着许多难题与挑战，统治集团内部对改革也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反对意见，但缅甸改革总的进程不会逆转。 第一，摆脱贫穷是改革的最大推动力。民族冲突和贫穷一直是独立以来缅甸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贫穷问题直接影响缅甸政局的稳定，甚至危及政权的生存。吴奈温领导的社会主义纲领党下台的最直接原因是经济建设的失败所引起的民众不满。军人执政后，缅甸经济并没有大的改观，缅甸依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民生问题仍是引起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2007年8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突然宣布取消所有燃油补贴，致使柴油和汽油价格上涨了66%，天然气价格上涨了500%，食品和运输等商品的价格也随之暴涨，由此引发了所谓的“藏红花革命”。缅甸水电资源丰富，全国却有75%的人用不上电。2012年5月，因经常性停电，曼德勒爆发了近五年来缅甸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并波及其他城市。上述事件说明，如果不彻底摆脱贫困，解决民生问题，缅甸将永无宁日。因此，以改革谋发展是缅甸唯一的出路。 第二，改革是缅甸执政当局的基本共识。吴登盛政府的改革是前军政府内部达成基本一致的结果。即使吴登盛政府内部和军方内部有人反对改革，但没有迹象表明存在一个明确反对改革的强硬派。外界不少人认为军方可能不太支持改革。为了打消这一疑虑，今年6月4日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部长拉敏（Hla Min）不仅声明军方百分之百支持吴登盛总统的改革议程，还表示军方在议会拥有1/4席位的规定“在时机适当的时候将作修改”。不仅如此，改革派在政府中的地位在不断加强和巩固。7月，强硬人物副总统丁昂敏乌（Tin Aung Myint Oo）辞职，联邦议会选举温和的前海军司令年吞（Nyan Tun）接任。9月7日，议会批准了吴登盛上任以来进行的最大一次内阁改组。这次改组，总统府部长增至6人，9名部长调整了岗位，12名新人出任部长，文职技术官员和改革派官员得到了重用。正如缅甸著名历史学家吴丹敏（Thant Myint-U）所言，这次内阁改组“无疑是对吴登盛总统改革议程的巩固”。 第三，改革已步入“协议转型”的轨道。吴登盛上台后开启了包容性政治进程，允许全国民主国盟为代表的反对派参加议会补选，进入议会；一些少数民族政党进入议会；几乎所有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皆与政府达成停火协议，愿意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争端，实现民族和解。这样，缅甸政坛三股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军方支持的政府、以全国民主联盟为首的民主派、少数民族政党和组织，不管它们之间存在多少分歧，实际上已达成妥协，同意共同推进改革，实现国家转型。吴登盛称，缅甸“宪政民主转型已有条不紊地踏上了一条和平之路”。39按转型理论说，缅甸已踏上了“协议转型（pacted transition）”之路。对于各主要政治势力长期纷争不断的缅甸来说，“协议转型”无疑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初步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缅甸政坛三股最主要的政治力量虽然已达成妥协，同意共同推进国家转型，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然存在，特别是政府与少数民族政党和武装组织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很大分歧，因此，“协议转型”的各方相互妥协，减少分歧，避免冲突，是保证改革平稳、顺利推进的关键。  

在埃及，当下的冲突反映出在几十年独裁统治后，各种团体对于初生民主各自不同的反应。对于兄弟会，这意味着倔强地跟随它所相信的正确而合法的政治路径，即使这疏远了其他人且导致灾难；在军队方面，这则关乎执行多数派最糟糕本能的问题。在任何一方，你都可以认出民主本性的种子，但它却以扭曲的方式成长，只因政治和社会环境已被过去半个世纪的体制所破坏。 为何是现在？遥望埃及，这是我们中大部分人的疑问。将近一个半月以来，甚至在军队罢黜总统穆尔西后，当局仍允许他的支持者在开罗两处进行长期而和平的静坐。但就在之前周三早晨，警察突然袭击了这两处地方，拆毁了帐篷并动用武力驱赶示威者，而暴力在这个国家一触而发。据报道近三百人被杀害，大部分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在这些死者中有17岁的 Asmaa al-Beltagy，她是兄弟会领导者之一 Mohamed al-Beltagy 的女儿。而主管外事的埃及副总统巴拉迪已辞职以示抗议。2005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巴拉迪一度是政府国际合法性的关键。几个星期来，他和外国外交官尝试过说服军队和平地处理示威活动，等他们出来让这些反对者自行离去——对任何外人来说这看起来是个靠谱的策略。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埃及，多少人期待着这场暴乱。上个月在开罗，我与一位外国外交官朋友见面，她告诉我她从安保人员那里听到他们将让这场静坐持续大概一个月，但将在八月底之前动用武力驱赶。“现在是斋月，没太多事，而交通堵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当时这名外交官表示。她所指的是兄弟会组织每日游行以封锁开罗交通的策略。她说军队将在斋月之后失去耐心，会希望在九月新学期开始前城市能恢复正常，而斋月在上周结束。而当我跟警察谈话时，他们看起来接受甚至欢迎暴力的必要性。兄弟会和安全部队之间有着一段长期的仇恨历史，而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官员们示反对抗议为一种恩惠而不是一种权利。上个月，我问一名在上埃及的官员是如何看待兄弟会在开罗的示威。“如果你从一个小孩那里拿走一个玩具，难道他不会哭闹一阵子吗?”这名官员说，“那就让他们闹一会儿吧。” 但一直可以预见的是军队最终将进行制止。当我周二电话一位在开罗的好友，形势仍比较平稳，但他强调军队将在接下来两天内行动。他并没有内部消息——只是感受到街上的气氛。“军队感受到来自民众的压力，”他说，“开罗的人希望军队有所作为。他们说军队如果不能搞定静坐者那未免也太弱了。”今晨，在死亡人数达到上百后，过渡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再次电话我朋友。“现在我们处于紧急状态，警察和军队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他说。他认为大部分埃及人将支持这次行动，而谴责兄弟会反抗安全部队。“兄弟会正失去他们一度拥有的大众支持，”他称，“没人对他们感到满意。对他们的同情已消散殆尽。这就像狗在巷子里奄奄一息。没人关心。” 埃及阿拉伯春天的悲剧之一在于许多错误建立在民主该是怎样的错误理解上。在过去兄弟会当权的一年半中，它的领导者们过分强调“投票箱”，以为自由和公平选举的胜利给予了他们权力以自己的意愿去统治。事实上，兄弟会获得的支持并非那么深——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2012 年 5 月，穆尔西获得的普选票还不到 25%。但穆尔西和其他兄弟会的人都表现得好像自己得到人民授权。他们对于民主中更微妙和实操性的元素并不理解，他们未能作出妥协或者联合其他团体。他们的治理方法看起来抽象且理论化——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以草根组织出名的队伍，兄弟会却不了解埃及事实上正在发生什么。这个特点在穆尔西下台后愈发严重。在过去的一个半月里，兄弟会的主要策略是诉诸外国媒体和外交使团。在某种程度上，它起了一定作用——兄弟会明显占据了道德制高点，鉴于其选举而出的政府在军事政变中被解散，而它的领导者被囚禁。但它也严重脱离埃及社会主流，其堵塞开罗交通的策略也使其在首都树立了更多敌人。 与此同时，军队则将相反的方法推向极端。它采用了民粹主义的策略，用直升飞机巡逻和挥动国旗以吸引普通的埃及人，而这些符号对经过几十年军事统治的人们很受用。从一开始，国防部长塞西就将军队描绘为执行人民意志。在初期阶段，这是真的——毫无疑问大部分埃及人希望穆尔西下台，正如大部分人觉得静坐和游行是一种干扰。但是，在军队给予人民他们所要的过程中，却糟蹋了核心民主价值：合法程序的重要性，和保护少数派声音的需要。 对决中的双方通常被从宗教角度进行阐释：支持兄弟会的伊斯兰主义者，站在军队一方的非宗教主义者。在中东地区的问题中宗教确实有其支配方式，以至于很容易忘记还有其他作用力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埃及，当下的冲突反映出在几十年独裁统治后，各种团体对于初生民主各自不同的反应。对于兄弟会，这意味着倔强地跟随它所相信的正确而合法的政治路径，即使这疏远了其他人且导致灾难；在军队方面，这则关乎执行多数派最糟糕本能的问题。在任何一方，你都可以认出民主本性的种子，但它却以扭曲的方式成长，只因政治和社会环境已被过去半个世纪的体制所破坏。 对于普通埃及民众来说，过去两年给他们带来的教训并不是那么容易忘却。在上个月政变后，我前往上埃及，因为我很好奇首都以外的人们怎么理解这些事件。上埃及是这个国家 40% 的人口的所在地，在革命后的选举中，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兄弟会在这个地区获得多数人的选票。但上个月我所交流的大部分人对兄弟会的感情已不再。“我对他们感到很同情，”在 El-Balyana 的镇上，一个男人告诉我，“在他们罢黜穆尔西后我对他很同情。而无论下一个是谁，我已准备同情他。” “我们就像足球迷，”在一个叫 El-Araba 的村里，一位叫 Mohamed Latif 的工程师告诉我，“当有人进球，我们欢呼。但这无关紧要。你真的认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有作用吗？为什么你想跟我们说话？我投给了穆尔西，我为他祈祷，但他失败了。我反对现在所发生的。我们应该将他作为名誉人物保留。我们可以将权力交给军队和其他人，但留下穆尔西作为名义上的总统。” 我问他是否觉得政变是个错误。“不，”他说，“他失败了。我不会再投给他们了。我不想要民主。”他继续道，“中国有民主吗？它的经济表现如何？我不关心民主和自由。” （翻译：黄缎子） 在埃及，当下的冲突反映出在几十年独裁统治后，各种团体对于初生民主各自不同的反应。对于兄弟会，这意味着倔强地跟随它所相信的正确而合法的政治路径，即使这疏远了其他人且导致灾难；在军队方面，这则关乎执行多数派最糟糕本能的问题。在任何一方，你都可以认出民主本性的种子，但它却以扭曲的方式成长，只因政治和社会环境已被过去半个世纪的体制所破坏。

此次清场并非突然发动，实际上在上个月的 25 号，军方就曾经发过 48 小时最后通牒要求清场，一直到 8 月 7 号，埃及临时政府宣布国际外交调解已经失败，军方再次发布命令准备清场。 8月14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埃及安全部队开始对前总统穆尔西支持者集会展开清场行动，出动推土机铲走两处营地的帐篷及施放催泪弹，更出动机关枪向人群开火。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宣称，分处城市两端的两个营地中，2200多名抗议者被杀，10000多人受伤，而临时政府说，全国范围内只有500多名平民被打死，还有43名警察。警方拘捕至少200名穆尔西的支持者。临时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埃及部分地区实行宵禁。 无可避免的杀戮 是次清场行动并非偶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表示，事发前已有先兆：“此次清场并非突然发动，实际上在上个月的25号，军方就曾经发过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清场，一直到8月7号，埃及临时政府宣布国际外交调解已经失败，军方再次发布命令准备清场。” 埃及总理贝卜拉维（Hazem Al Beblawi）辩护称当局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来结束“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哈利克则支持这个说法，认为在国际斡旋失败后，除了武力清场之外，临时政府已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结束目前的对峙局面。 镇压过后强硬派占尽上风 今次镇压后，虽然未必会出现大规模内战，但摆在埃及面前的是长期不稳定和动荡。埃及的中东政治学者塔里克判断，流血冲突是暂时的，整体局势应该还在埃及军队控制之内。中国前驻埃及大使安惠侯亦表示同意，认为穆兄会本身没有军队，况且多方势力都不会支持埃及出现内战，但双方还是难免继续僵持。 当临时政府和反对派撕裂后，埃及的出路在于建立一个有公信力，并有能力领导埃及的政府。英国卫报专栏作家索玛斯·米尔尼（Seumas Milne）评论，中东人民对独立和社会公义的追求会让他们更加团结一致，此刻唯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民主领导人，才能带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地区走出困局。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Adly Mansour）曾是埃及首席大法官，亦曾担任政府多个部门的法律顾问，熟悉政府运作。据埃及当地媒体报导，“曼苏尔生性冷静，行事十分低调，极少在媒体面前露脸”，于国内拥有人际网络。但于是次对反对者的打压却大失民心，于国际上更恶名昭彰。 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埃及临时副总统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虽比曼苏尔少一些于该国政府工作的经验，但曾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及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的他，却更熟习国际治理模式。他原本有望担任过渡政府总理，但由于国内支持度却不高，被最大的保守政党反对，所以只被委任为临时副总统。在这血腥的清场行动时，他已经辞去副总统一职。开罗美国大学的贾法教授（Adel Abdel Ghafar）指出：“巴拉迪辞去副总统，代表政府内部有两种矛盾的方针，亦象征强硬派盖过中庸的声音，令人更加怀疑埃及能否建立民主和包容的政府。” 民主元素要结合埃及特点 筹组政府之余，亦要惦量适合埃及的民主模式。“阿拉伯之春”之后，民主治理只能向前走。“他们没有退路，不可能退回到穆巴拉克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指出。布鲁金斯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阿舒尔（Omar Ashour）认为，对于埃及而言，任何解决方法，都必须以确保基本自由和民主机制为前提，它们是埃及革命的唯一果实。 与埃及目前政治风格相似的是土耳其。土耳其模式先定立一套严谨的非伊斯兰化的法律，以军队捍卫世俗主义，在军方支持下演进民主化。这套方法尽管专制，但土耳其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许多中东国家的发展典范。然而，埃及前总统穆尔西下台和今次临时政府动用武力，都令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叶海亚教授担心，许多中东国家必须反思，类似土耳其那样的亲伊斯兰政权，是否能够在本国长期维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李国富主任同样忧心：“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我没看到哪个阿拉伯国家发展出了一套比较成功的民主模式，埃及也没有可以完全借鉴的物件。我认为，只有将民主的基本要素与埃及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才是比较好的途径。但这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很难。”埃及是阿拉伯国家的心脏，中东秩序的重建离不开埃及的参与和支持。中东能否恢复秩序，就在于埃及当权者能否不把宗教与管治混为一谈，走上民主路。

阿拉伯之春给予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分支以机遇，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可是，现在他们自己反倒成为了暴力抗议的目标。我们一起来检视他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取得权势的。 2012选举中的穆尔西支持者 25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锁在清真寺里5小时了，但是抗议者却无法决定该如何处置他们。有的人简单地想用这些人交换被穆斯林兄弟会抓捕、殴打的抗议者。“我们的宗教是宽容的”，一名抗议者透过窗户向里面的兄弟会成员说。“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可是其他抗议者不同意。“他们是异教徒”，一名男子大叫。“就让他们死在里面吧。” 这件事发生在3月22日星期五，当时的开罗笼罩在一片白灰雾霾中，这是喀热新风的杰作——携沙带土的大风每年春天从撒哈拉沙漠吹来，把街道和天空染成模糊单一的黄褐色沙尘堆。但是高出地面的莫卡坦区——这里是城东贫民区岩石隆起的小山，以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总部所在地——的空气中，却更加弥漫了一股肃杀的气氛。 兄弟会大本营周边的街区里，有不少燃烧弹、石头、鸟弹和催泪弹。其他地方，黑烟滚滚向天冲去，抗议者烧毁穆罕默德·穆尔西——埃及总统、兄弟会坚定成员——的画像。抗议一开始只是为了反对穆尔西及其声称的顺从兄弟会的利益，而目前已演变成为全方位街头混战，交战双方是兄弟会死忠和反对的游行者。 星期五混战的发生地点和原因一样值得关注。自从2011年埃及人推翻独裁者穆巴拉克以后，抗议者通常关注的是国家体制，而兄弟会官方则声称这样的行为引发了更广泛的暴力。但是上个月，抗议者只选了兄弟会总部为目标。个中意味十分明显。对于反对者来说，穆斯林兄弟会现在已是革命目标的政治、军事敌人，成了和穆巴拉克相同的人。“穆尔西就是穆巴拉克”，从开罗以西10英里小镇赶来参加抗议的马哈·哈塔布说。“两场革命完全相同。” 反对伊赫瓦尼——阿拉伯知名组织——的案情记录长之又长。然而如果它可以因为某个评判而烟消云散，这评判就该是如此：民主不会终结于投票箱——也不会终结于兄弟会及其分会的所作所为中。 反对者当下尤其愤怒的是穆尔西看似独裁的行动——他11月时为自己加官进爵，强迫他人接受高度争议的新宪法。草案由兄弟会支持者掌控的委员会起草。言论自由、女权、少数族裔正当权利描绘得模糊不清，而且草案意在建立伊斯兰国家。   埃及亚历山德拉自由与正义党党部前有人抗议 在两极分化的埃及社会急需建立政治共识之秋，穆尔西还被批评任人唯亲，指派盟友领导埃及行政机构。美利坚大学开罗分校首席历史研究员卡勒德·法赫米解释道：“大家普遍担忧的是，埃及可能会变成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更为细化的担忧包括政治——无情的穆尔西让人感觉不到他想改革——以及爆发严重厌女症。上月，兄弟会一分声明说，如果女性未征得丈夫许可便参加工作，就会导致“社会完全崩解”。兄弟会支持者希望把埃及建立成类似土耳其的现代伊斯兰国家。但是这样的声明强化了如下观点：尽管当前两性平等不会比穆巴拉克时期差，兄弟会的做法却是想把埃及变成第二个伊朗。 可是兄弟会对这些指控充耳不闻。在他们眼中，这是一场长期痛苦的运动，他们拥有民意支持，还有社会工作的丰富历史基础，试图整合经济环境，团结全国。正当失业率上升，生活成本提高之时，面向政府和兄弟会的愤怒可能产生于埃及社会上上下下。然而兄弟会始终认为自己有权管理国家，特别是它所属的政治派别自由与正义党赢得了2011年以来的所有选举。而且兄弟会觉得，批评者都是并未真正理解普通埃及民众感情的都市精英。 兄弟会发言人吉哈德·哈达德今年早些时候对《卫报》说：“这么多民众相信同一件事，支持同一个人，让那些批评家感到恐惧。”“其实”，他补充道，“穆斯林兄弟会也许中东是最成熟、非暴力的政治运动。” 回到2011年早期，有些人可能会惊讶于兄弟会当今的地位。中东独裁者一个接一个倒下，从远望之，取代他们的，会是一代年轻的西化网民，深刻理解自由主义，熟练把玩爱疯。兄弟会成员在自由广场起到很大作用——但当时，甚至连穆尔西都说，兄弟会无意争权夺利。“我们不想领导革命”，他说，“但我们想成为革命一部分。”兄弟会甚至除名了一个想参与总统选举的人。相反，自由派领袖如巴拉迪——前联合国外交官，则受到吹捧成新一代埃及领导。 可是巴拉迪没有参选。两年来，阿拉伯之春最显著的两个国家——突尼斯和埃及的权力真空终被穆斯林兄弟会的化身取代。在突尼斯，2011年起义的源头，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在革命之前还流亡海外，它被视为突尼斯版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兄弟会政治派别控制力2012年短暂存在的议会，曾经是高级官员的穆尔西，去年6月得到民众选举为总统（之前他推出运动，以示独立）。在利比亚，学到了政治分支并未在去年的选举中收到理想结果——但仍是第二大政治派别。同时，兄弟会叙利亚分支在内战中角色凸显（也有人认为其难以驾驭）。“兄弟会”，记录革命过程埃里森·帕吉特总结道，“一夜之间就从半隐密反对者变成了合法政治强权。” 真是惊人的转变。兄弟会成立至今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积累基层社会工作的管理经验：开诊所，服务社会地位低的人，在埃及最贫穷地区发放食物。这些工作让他们受到埃及人的广泛欢迎——也使其有能力在穆巴拉克倒台后迅速动员。“他们组织有效”，《阿拉伯简史》作者约翰·麦克雨果说。“他们在全埃及都有选举组织，而其他人做不到这点。” 兄弟会还发展到国外——叙利亚、约旦、科威特和利比亚都有他们的分支。兄弟会成员在加沙建立哈马斯，突尼斯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也是有兄弟会支持者创建。“大家都觉得复兴运动党的思想和兄弟会的思想如出一辙。他们都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有力传人或盟友”，政治伊斯兰专家、布鲁金斯多哈中心研究主任沙迪·哈米德解释道。“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所有伊斯兰运动的源头。”   穆斯林兄弟会实际掌门沙特尔 兄弟会历史不短。到上周六已有85年。其实，兄弟会建立于1928年3月的埃及——创建者是教师哈桑·巴纳。他厌倦殖民主义和埃及西化的生活，巴纳认为有必要建立组织，推行传统伊斯兰价值。20年后，据估计兄弟会成员发展到5万人。到了今天，他们声称这一数字已到达100多万——大部分普通成员都是中下阶层，但是领导人则多为医生或商人。他们每人都捐出一部分收入，为兄弟会的运动提供金援。 成员从20名左右元老组成的指导办公室获得命令——指导办公室通常由最高领袖穆尔西的·穆罕默德·巴迪领头，但是由他的副手之一，商人海拉特·沙特掌权。“穆尔西的不指挥行动”，一名中层兄弟会成员说。“我们若想组织游行，海拉特·沙特就会具体负责……他的个性很强。他知道如何让众人跟随他。” 巴纳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同僚都说他乐于从穿西装改回穿阿拉伯长袍，再次取得他五花八门听众的支持。他讲求实用，又多才多艺，这几乎构成悖论——如此特质也能用来形容他形形色色的继任者，包括从渐进主义者哈桑·侯德比到原教旨主义者赛义德·库特布。 但是兄弟会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国际力量。虽然80年代的尝试使其各派别紧密结合，可是兄弟会的国际委员会“无法真正有效控制各地分支”，哈米德说。“没错，他们的确会共同商讨事务，打成某种程度的合作，但世人看不出兄弟会有能力监督一些大型区域活动。他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紧随运动中出现的分歧，兄弟会的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分支曾经不再听命于上级——尽管他们和上级的关系比其他同盟都来得密切。 “他们的关系温暖又友好，许多人都一同流亡——比如流亡到伦敦”，哈米德说。“所以你会在聚会中看到他们拥抱，他们相见甚欢，因为这些人都有共同的事业……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在过去数十年选择了稍微不同的发展方向。”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就是个好例子。它的创始人拉希德·甘努奇曾在开罗上学——他在那里受到埃及兄弟会激励——直到1970年代返回突尼斯。然而，甘努奇的女儿、复兴运动党发言人于斯拉说：“两场运动并不相同。他们有许多共通之处，但本质不一样。” 比如：无论是信念还是实用，拉希德·甘努奇和复兴运动党部分成员似乎更青睐多元社会，而不是埃及那样。去年3月，甘努奇发表了演说，认为世俗主义和伊斯兰教义不冲突。“宗教的基本范围不应涉及国家组织”，他说，“而更应该是个人、私人的信仰。” 虽然复兴运动党和埃及兄弟会可能都有相同的广泛目标，但是他们运作在不同的政治环境里，各自行动也就不一样。从90年代早期起，复兴运动党遭到突尼斯独裁者的强烈打压，也就是说，革命发生时，他们的组织结构相当脆弱。运动党不少高级人物流亡多年，“其实他们回到了自己不再了解的社会”，哈米德说。 2011年后，复兴运动党几乎要白手起家。尤其是他们要在看似比埃及世俗得多的政治环境中成长。“突尼斯总有土著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政党”，于斯拉·甘努奇说，“我觉得差异总会存在。” 相反，埃及兄弟会用了40年时间扎根，2011年起义发生的社会，早已受到强烈的基层伊斯兰热潮影响。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代是非法组织，但从70年代开始，埃及当局默认他们发展自己的社区组织。到2005年，兄弟会成员已经是议会最大的反对派。有时看起来就像当前的行动一样无望，兄弟会作为反对派的日子教会他们相当多的组织技能，远胜过新出现的世俗对手。 兄弟会去年11月快速制定新宪法，就是这种成熟特质的例子。用他们的话说，埃及急需新宪法确保埃及民主转型。虽然穆尔西并未动用他的权力来推行新宪法，但是争议还是出现了，宪法面临忠于旧政权检察官的拖延——拖延埃及后2011时期的状态。纵然这场运动短期内看似独裁，长期来说，新宪法确实限制了穆尔西的权力——兄弟会自认为好意为之，如果他们没有弄巧成拙的话。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对于来到莫卡坦抗议的人，或上月数百个于此再现哈林舞的人，或数千个于赛义德港准备进行非暴力反抗的人来说，如此说法十分可笑。批评家认为，兄弟会作为反对派的日子使他们过度防卫、神经兮兮，因此，他们在文化上无法驾驭民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自兄弟会肇建始，许多领袖——包括穆尔西——都曾进过监狱，有的还遭处决。好几十年来，他们都是非法组织。为了生存，兄弟会的运动仰赖于隐蔽，以及严格的等级。“兄弟会长期以来都不是透明或民主的组织”，麦克雨果说。“你要是忠诚者，就要执行一切命令”，一名开罗兄弟会成员补充道，“然后你就能够晋升”，穆尔西就是最好的例子。 穆尔西本可以绝对多数赢得选举，批评家承认。但是他们感到，穆尔西获得的支持都是不甘不愿的。去年6月，许多人并不是因为坚信政治伊斯兰而投票给穆尔西，而是穆尔西比对手阿默德·沙菲克——最终选举的对手，也是穆巴拉克时代过来的人——好出一点点。其实，去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55.7%的选民投给了非伊斯兰主义候选人。 穆尔西甫为总统时，他似乎认同选民的意愿，承诺“将以全埃及人的名义”执政。可是批评家说，他和同僚心中只想着兄弟会的利益。他们引用宪法危机，即所谓的伊赫瓦尼主义，还声称，自由与正义党政治家起草的选举法草案，允许自由与正义党为近在眼前的议会选举重划选区。 兄弟会否认这项指控。“我们确实赢得了上次的议会选举，但是总理不是我们党的”，自由与正义党发言人瓦利德·哈达德说。“我们在内阁里有最多6-8名部长。” 尽管如此，一般大众还是认为，许多部长——包括内政部长希沙姆·甘迪勒在内，都不是同情兄弟会的人。前兄弟会成员也说，自由与正义党——通常独立于政治运动——其实都从伊赫瓦尼组织处获取命令。反对穆尔西者也说，虽然他辞去兄弟会职务以示独立，但还在领导沙特尔和兄弟会指导委员会。 不意外，自由与正义党否认这说法。“这是弥天大谎”，该党选举小组前成员说。“他听取他们的意见，每天每时都在听取。但是他不唯唯诺诺。他不盲从……这很正常，不过就是分享观点，实在不意味着穆尔西只会听从他人安排。” “我们是有伊斯兰背景的公民政党”，哈达德说。“我们不会只考虑穆斯林兄弟会”。他补充道，就算是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合法指派重要职位给盟友：“英国执政党也都有自己的纲领。” 另外，兄弟会证明，该党目前为止，还无法在埃及这个僵化的国家机器里实施任何类似的纲领，更不用说伊赫瓦尼组织了。警力就是个例子，兄弟会成员说。许多埃及人更愿意看到安全部门进行改革，他们的残暴逼迫2011年民众起义，可是穆尔西到现在还未究其责任。但他的盟友说，穆尔西是受制于穆巴拉克时代的警察系统遗老。所以，权利活动家得到就是这样的回答：从独裁时代成长起来的穆斯林兄弟会，不会把改革当作要务。 “不仅是他没有作出任何变革”，埃及人权观察负责人赫巴·莫拉耶夫说，“他还不愿公开承认警力存在严重滥用。” 兄弟会民兵也有许多传闻，以便绕开警察监视。兄弟会则力拒此说法：“穆斯林兄弟会没有民兵”，哈达德说。兄弟会也可以对反对者这样说，因为他们周五在莫卡坦沙坡上殴打、拖行落单的兄弟会成员，至少想1名兄弟会成员开火。可是反对者也可以回应说，上周发生的事情是迟来的报复，以回击去年12月出现在总统府外的冲突，当时伊赫瓦尼组织成员据报拷打了游行者。 他人实在无法容忍伊赫瓦尼的宗教立场。埃及所有政治派别都信仰虔诚——不过大多数人都希望兄弟会（包括原教旨主义的萨拉非派）能够让民众自己理解宗教。“说伊斯兰制造了这些立场，确实是误解”，埃及国家女性委员会发言人索德·色拉比上月在一场贬低女性的风波中说，当时兄弟会以伊斯兰的名义宣传厌女思想。“伊斯兰和穆斯林兄弟会不一样”，马哈·哈塔布戴着头巾在莫卡坦说。“2011年以前，我们认为兄弟会是真正的穆斯林。我们现在认识到，他们不是。” 哈塔布一句话道破兄弟会长期面临的挑战。分析显示，2011年前，兄弟会诉求主要是超越世俗政治的肮脏游戏——渠道是通过埃及平民，以及补偿实施未经实验的伊斯兰主义。然而犹如哈塔布所说，伊斯兰主义在获得权力之后丧失了原本的纯洁——脱离社会工作，受到政府失职的玷污。“曾几何时，你可安心呆在兄弟会，而不用过问政治”，哈米德说。“当时的兄弟会就是教学，就是教育，就是社会服务。但是当下的兄弟会政治味太浓，这都在消费兄弟会。” 权力会成为兄弟会的命门吗？帕吉特认为不会——或至少现在还不会：“政治运动还是要依赖选民，因为他们要站对立场，要有政绩。”没错，她说，“他们联系群众的通道，非伊斯兰组织都没有。” 可根据哈米德的观点，兄弟会最大的选举威胁不是非伊斯兰政党，而是伊斯兰组织，象是强大埃及党，或是萨拉非派组织。“如果你是年轻的埃及宗教信众，就会想加入运动，你可以希望呆在兄弟会里10年左右”，哈米德说。“然而现在的兄弟会政府备受争议，你能感觉到：好吧，他们政治味太浓，我可能应该考虑萨拉非派，他们没那么深陷政治。” 哈米德说，如此难题是兄弟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你如何平衡宗教运动的要求，和特定政治对象？”对于上月25名困在埃及高地清真寺的兄弟会成员来说，答案一定相当痛苦，明晰。这的确非常困难。   ·穆斯林兄弟会等级森严，注重服从：“你要是忠诚者，就要执行一切命令”，号称百万成员之一的开罗兄弟会成员说，“然后你就能够晋升”。 ·通常，他们的行动都有穆尔西德或最高领袖穆罕默德·巴迪指挥。但根据内中人说，真正的权力由巴迪副手之一沙特尔掌控。他是超市大亨，留大胡子，沙特尔据报从新千年起就开始运筹帷幄——甚至在服刑期间也不中断。 “穆尔西德就是个普通人”，中层兄弟会成员解释道。巴迪的责任主要是宗教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沙特尔掌权了12年”，沙特尔的影响力部分来自金钱，以便为兄弟会提供金援——他也因此获得绰号：财政部长。 沙特尔是20名副手之一，他们又来自更大的180强人咨询委员会——这些成员制定兄弟会日程。 学术水平能为寻求委员会职位的人加分。有学位会外语的人更受委员会欢迎。 ·委员会之下有几个等级：从区域首领导负责市区的人，甚至是管理临街事务者。每个在地部门每周会面一次，区域事务讨论每3月举行一次，全国会议每6月举行一次——“取决于沙特尔的时间安排。” ·组织内的新星得到鼓励扩大阅读。“他们每周给我一本书”，一个成员说。这些书分析《古兰经》，扩展读者见识。“他们还跟我讨论这书。” ·兄弟会通过其政治派别——自由与正义党——参选，它通常比较独立。不过自由与正义党党员和前领袖都说，该党十分依赖兄弟会。“沙特尔有眼力”，一名党员说，“穆尔西没眼力。” （翻译： endhx）

联合起来反对一件事情是相对容易的，联合起来达成一项建设性任务却是极为困难的。正是因为埃及的三大主要政治力量——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不愿意变通和妥协，才使一场推翻专制独裁的革命变成了一出最终还是得靠枪杆子说话的悲剧。我们还可以预计，如果未来它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忙于相互指责而非开启新的合作的话，那么我们只有眼睁睁看着埃及的“旧邦维新”之路一步一步走进死胡同。 对于那些将“稳定”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埃及的最新乱局提供了一部绝好的反面教材。 自7月3日军方罢黜穆罕默德·穆尔西的总统职务以来，在埃及各地，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与军警之间已连续发生多起暴力冲突，造成近百人死亡，逾千人受伤。更令人感到不祥和担心的是，军方在未出具任何罪名的情况下逮捕了数百名伊斯兰主义者，其中包括穆兄会的多位核心领导人。我们却没有听见埃及自由派提出过什么异议，他们之前曾为了捍卫“自由权利”而坚决抵制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议会、宪法和政府。这样一来，埃及的政治斗争便重又回归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以前的旧模式。 但革命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便再也无法收回去。由于表面上的“稳定”已经打破，埃及社会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分裂之中。 而在国际上，埃及的政治变局将舆论分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民主派”认为，试图维护独裁统治的埃及军方发动了一场粗暴践踏民主的政变；“宪政派”则一口咬定，是穆尔西及其党派妄图复辟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军方的行动是在捍卫自由。 的确，不管怎么说，政变就是政变，这种危险的先例一点都不不鼓舞人心。在一个拥有稳定宪政框架的正常的民主国家，无论什么都不能成为发动政变的理由。如果总统肆意妄为，违法行使权力，可以启动弹劾程序。但在剧烈转型的埃及，各项制度建设百废待兴，宪法和相关法律本身尚在争议重重的修订之中，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总统的施政是否超越了法律赋予他的权力进而对他提起弹劾？因此，试图以西方现成的民主政治坐标去定位埃及的现实，无异于刻舟求剑。 除了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对立论调，中国互联网上还弥漫着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阴谋论，它坚称，是美国政府的“黑手”在幕后操纵了这次兵变。同样是这群阴谋论者，在两年前也曾义愤填膺地指责美国煽风点火，策动了“阿拉伯之春”革命。这令像我这样自认为拥有正常心智的人不禁纳闷：美国政府在自己拥有重大利益的地区挑动社会不稳定，而且前后行为相互矛盾，是不是因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比中国的这些业余国际政治观察家的智商更低？ 在我看来，两年半来的埃及政局走势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联合起来反对一件事情是相对容易的，联合起来达成一项建设性任务却是极为困难的。正是因为埃及的三大主要政治力量——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不愿意变通和妥协，才使一场推翻专制独裁的革命变成了一出最终还是得靠枪杆子说话的悲剧。我们还可以预计，如果未来它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忙于相互指责而非开启新的合作的话，那么我们只有眼睁睁看着埃及的“旧邦维新”之路一步一步走进死胡同。 从投票站到解放广场 条条大路通往解放广场。 如果作一个简单回顾的话，开罗的青年会发现，过去两年多来自己不断地往返于投票站与解放广场之间。的确，兴奋的选举与愤怒的示威主导了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生活。 2011年3月19日，也就是在穆巴拉克下台后不到40天，埃及选民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军方公布的宪法修正案，从而为未来的议会和总统选举铺平了道路。不过，正是这份着眼于应付选举而未对许多根本性问题作出深思熟虑的修正案引爆了后穆巴拉克时代的第一次政治纷争。世俗自由派反对派领袖、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首先打破之前推翻“法老”时的“和谐”，呼吁民众投票否决这份宪法修正案，他认为，需要有足够时间让分散无序的反对派组建政党，以备日后参选，急于举行选举只会让旧政府的残余势力或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团体获益——众所周知，军方正控制着政局，掌握了埃及社会的绝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而穆兄会则几乎是唯一拥有良好组织的反对力量。 但77%的人投了赞成票，令自由派一败涂地，巴拉迪的预言很快便不幸言中。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军方绘制并公布这份草率而混乱的过渡路线图，正是为了达到巴拉迪所反对的目标——让旧政府的势力在未来选举中获益；而穆兄会全力支持这一路线图，也是因为它从中看到了有助于让自己迅速掌权的重大契机。但这却埋下了日后一次比一次更加尖锐的政治纷争的引线，事实证明，这份草率的修正案后来成为军方和穆兄会日益沉重的负担。 从2011年6月底开始，越来越多认为民主梦碎的埃及人再度回到解放广场，抗议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迟迟不向人民交权。这场被称为“二次革命”的抗议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的议会选举之前，陆续造成了数十名平民死亡，几千人受伤。它一度被认为是埃及民主运动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人们开始挑战军方的权力。许多人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并非穆巴拉克，而是他所代表的军事独裁政权。他们从质疑军方的恋权逐渐转而质疑1952年纳赛尔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军方强势主导政坛的埃及整套权力结构，一手策动穆巴拉克政权谢幕的军方最高领导人坦塔维元帅第一次被民众高呼为“独裁者”。 反对派指控说，自军方执掌大权后，他们拿出了比穆巴拉克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硬的态度镇压抗议者。仅在2011年1月底到7月底，被军事法庭处理的平民人数就上升至1.2万，而整个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不过两千人；与此同时，政府控制的媒体则从对穆巴拉克阿谀奉承变成了歌颂军方的“喉舌”；2011年 12月29日，埃及警察还突击查抄了17家国际民主、人权机构驻埃及的办事处，其中包括美国赞助的多家机构，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 在这次挑战军方权威的“二月革命”中，还醒目地出现了埃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妇女示威抗议。一则流传于互联网上的视频令人震惊地显示，两名士兵将一位女性示威者拖倒在地，不仅粗暴地对她拳脚相加，还将她的衣服扒至露出内裤……这一暴行不仅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引起了愤慨，也遭到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强烈谴责。 2012年2月2日，埃及北部第二大城市塞德港发生了一场导致73人死亡、千余人受伤的严重的足球骚乱事件，更令军政府声誉扫地。民众质疑军方保证稳定和安全的能力，而这本是其在过渡时期掌控权力的基础。一些人甚至指责军方故意制造混乱，以其维持对国家的控制，延迟民主化进程。 迫于国内国际的压力，军方不得不承诺加快交权，修改旧的选举法，并结束不得人心的紧急状态法。但坦塔维依然强硬地表示，军方将在新宪法中保持原有地位。“军方的地位在上一部宪法中是这样，在当前的宪法中是这样，在下一部和以后的宪法中都会是这样。” 2011年11月28日开始的议会选举，被认为是埃及历史上第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真正拉开了埃及民主的序幕。但后来的事态表明，与其说这次议会选举拉开了埃及民主的序幕，还不如说它拉开的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斗争的新的一幕。这的确是一次在国际监督下的自由公正的选举，投票率也出奇地高。然而，正如巴拉迪所担心的，由于埃及国内的反对派力量中几乎唯有穆斯林兄弟会有着强大的基层组织能力、雄厚的资金和从事政治活动的长期经验，这次选举仿佛就是专门为它度身定制的。选举结果显然不具有代表性：点燃革命之火的年轻人最终只赢得了有限的几个席位；占埃及一半多的女性在议会中得到的席位不足2%；占埃及人口总数约10%的科普特基督徒只拿到了少于2%的席次；而连同穆兄会和萨拉菲派在内，伊斯兰主义者赢得了压倒多数的70%席位。 在议会选举结果的阴霾日益浓重的政治气氛下，2012年5月和6月，埃及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民主选举。在这次选举中，一年多来与伊斯兰主义者争执不断的世俗自由派大多选择了给穆斯林兄弟的候选人会站脚助威，他们希望携手穆兄会共同遏制军方对埃及新政治体系的控制。老资格的反对派人士哈桑·纳法阿的话代表了自由派的心声：“我们并不支持穆尔西，反对沙菲克（受到军方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穆巴拉克政权的最后一位总理），我们支持民主……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企图无限期地操控并扩大权力。这完全是反民主的。” 然而，在6月17日第二轮（决胜轮）投票的前3天，军方任命的埃及最高宪法法院突然裁定，议会下院三分之一的议席因违宪而无效。这实际上相当于解散了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议会，令埃及全国上下在选举前陷入空前混乱。但即便如此也没有能够阻止穆尔西赢得足够的选票去击败沙菲克，于是，在投票站关闭后不久，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又发布了一份补充宪法声明，收回了立法权，重新界定了总统的权力，并把对所有军事事务的最终发言权都留给了自己，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军方的支配权力。 这些举动再度引发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自由与正义党立即发表声明拒绝承认军方的宪法补充声明。穆兄会称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变”，并组织万人大游行表示抗议。 挑战、清洗、扩权、垮台 面临大权几乎由军方独揽的困局，穆尔西开始了对军方的大胆挑战。他上任第九天就下令恢复议会并举行新一轮宪法公投，虽然在遭到最高宪法法院否决后作出了让步，但一场穆兄会与军方之间的白热化的权力斗争就此展开。 穆尔西很快就等来了机会，更准确地说，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穆尔西及其穆兄会一旦掌权，便很快地展示出其老练的政治手腕。 8月5日，一股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分子在日出开斋之时袭击了位于加沙边境的一个埃及军队哨所，杀害了16名士兵并夺走两辆装甲车，随后遁入巴勒斯坦。据以色列情报官员透露，他们事先获悉可能会发生袭击，并将情报转交埃方。埃军情报首脑莫瓦菲将军也公开承认他向国防部长坦塔维元帅和总参谋长沙米·阿南将军汇报过。 这一事件让公众在怒不可遏之余对军方的战备状况和执行能力产生了强烈质疑，穆尔西总统在几天内果断罢免了军方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北西奈省省长，并趁机更换了总统卫队司令和负责开罗安全的军事指挥官。 8月12日，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埃及军方第一号人物、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担任国防部长达21年之久的坦塔维元帅及其副手、总参谋长阿南将军被宣布“光荣退休”，一并被解职的还有军方主要部门、海空各军种的多位首脑。受命接替坦塔维的是现任军方情报机构负责人阿卜杜勒·赛西将军，按惯例，穆尔西授予坦塔维和阿南最高勋章，并任命他们为自己的军事顾问。 这一次针对军方的重大清洗距离穆尔西就任埃及总统不到两个月，而在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坦塔维领导的军方最高委员一直牢牢控制着埃及政局。至此，埃及过渡阶段的军权也已似乎掌握在了穆尔西总统手中，一些原来对被军队重围之下的穆尔西不抱多少希望的人现在从他身上看见了当年精明强干的萨达特的影子。 以埃及军方在一年后的政变中展示出来完好无损的实力来看，穆尔西当初要解除一位在国防部长位子上稳坐了20多年的军界强人的职务，恐怕绝非表面上看似那么容易。至少不像穆斯林兄弟会宣称的那样，这是因为“穆尔西的命令代表了三千万埃及人的心声。”因此，与其说这是穆尔西的一次成功的放手一搏，不如说它更象是军方与穆兄会政府之前的一次默契妥协——审时度势的坦塔维用个人的隐退换取了声誉日下的军队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和利益的保全。 外人也许永远也没有机会窥探穆尔西当时与坦塔维达成了一份怎样的协议，但这却是我所看到的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中唯一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妥协。 本来，穆尔西如果见好就收，借助其通过漂亮果断的“勋章释兵权”行动换取的巅峰人气推动埃及的政治和解，着手恢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性工作、并利用穆兄会的高效社会网络在短时期内取得一些令人信服的实效的话，他的确有可能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帷幕，同时也为自己今后的施政赢得更稳固的民意空间。但或许是被压制了几十年的穆兄会对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渴望太过强烈的缘故，穆尔西决定趁热打铁，一举扫除自己未来权力之路上的所有障碍。 2012年11月21日，穆尔西总统下令取消6月17日军方颁布的宪法补充说明，并公布了扩大总统权力的新宪法说明。根据这份说明，过渡阶段政府将不受司法审查；如果现有制宪委员会因故不能完成任务，总统将在15天内任命代表社会各阶层的新的制宪委员会；而制宪委员会应自建立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宪法起草。 这份后来遭到强烈抗议的“扩权令”实际上赋予了总统及其所做决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无限权力，理所当然地遭到经历过上一次革命“启蒙”的许多埃及民众的坚决反对。他们担心，自己刚刚赶走一个靠军队撑腰的独裁者，转眼又迎来了另一个声称带来真主启示的更加令人不放心的独裁者。 自2012年11月底开始，越来越多的埃及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解放广场，抗议并要求废除扩权令。虽然穆尔西政府做出了部分妥协，强调该法令只是临时性措施，实施范围有限，但依然在随后举行的公投中强行通过了强化伊斯兰主义的新宪法草案。尽管数据显示有64%的投票者投票支持这部新宪法，但由于遭到自由派和基督教徒的抵制，仅有33%的合格选民参与了这次公投。公投加剧了埃及社会的分裂和对立，甚至数名穆尔西政府要员——其中包括副总统马哈茂德·马基——宣布退出政府以示对公投的不满。 到2013年1月穆巴拉克被推翻的纪念日前夕，反对穆尔西的抗议活动升级为暴力骚乱，穆兄会位于开罗的总部遭纵火。而几个月前发生伤亡惨痛的足球骚乱的塞得港，抗议者第一次打出了穆尔西是“真主的敌人”的标语。 今天回头再来审视，正是这份“扩权令”以及随后强推的宪法公投和议会选举拉爆了埃及政治纷争的引线。它不仅坚定了自由派与穆兄会“一干到底”的决心，也将不少原本投票给穆尔西的中间派乃至伊斯兰教徒推到了穆尔西的对立面。它还给了士气受挫的军方借民意翻盘的机会，并直接导致了穆尔西及其穆兄会政府的最后垮台。 穆兄会的失败与伊斯兰主义 我曾在本文的上篇中指出过，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失败根植于他们一开始便对这场“阿拉伯之春”革命所作出的一厢情愿的错误理解之中。在掌控议会和政府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忙于巩固自身权力，几乎全然无暇回应革命的发动者——埃及中产阶级群体——的要求。 穆尔西就任埃及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后，他应该看得很清楚，自己接手的是一付怎样的烂摊子—— 持续的政治动荡对本来就危机四伏的埃及经济和财政状况造成了新的毁灭性的重创：由于资金持续流出，埃及的外汇储备已经从360亿美元迅速消耗至不足150亿美元，只能勉强再维持到3月；财政赤字达到225亿美元，约占GDP的10%；制造业的开工量不足50%，约有1000家工厂已经关闭；旅游收入因国内政局不稳和暴力事件增加而骤降一半多；外国直接投资停滞和撤离，失业率高达创纪录的12%以上；在GDP增长率从5%以上下降到2%的同时，通胀率却攀升至18%……用当时的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的话说，他觉得在自己那个职位上“简直像一个犯人”。 除此之外，革命之前的埃及政府为了“维稳”的需要，每年把大约四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维护一种奇怪的国家补贴制度。尽管这种国家补贴制度名目繁多而低效，但毕竟让不少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得以保证，例如燃料和面粉的价格稳定地保持了几十年没变。政治动荡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加之随后的财政危机，使得政府无力继续大规模地推行国家补贴政策，市场上享受国家补贴的商品供应日渐枯竭。 本来，在这种堪称“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穆尔西政府应当在站稳脚跟后立即着手经济秩序的重建，并对积弊重重的传统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这才是这场中产阶级革命的根源——即反对特权，争取普遍的经济权利和经济自由。也只有在这方面有力地回应了民众的呼声，风雨飘摇中的新政权才会在民众心目中赢得更大的合法性，从而也才有机会同以军方为代表的特权利益集团展开持久的博弈。 但这显然不是穆兄会所擅长的，作为一个组织良好的政治团体，长期的反对派身份使它缺乏一套只有执政者才需要认真考量的处理经济问题的一贯理念和政策方案。穆尔西的自由与正义党在国内自上而下施行的经济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是把消除贫困看做是一项慈善工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既秉承了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也是穆兄会在过去长期深入开展社会服务的思想遗产。为此，自由与正义党政府甚至试图规定将“扎卡特”（zakat）——即伊斯兰教徒每年一度的慈善捐款——规定为强制性的而非自愿的。这不仅丝毫于事无补，还毫无必要地招徕了世俗主义者的强烈疑惧。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穆兄会表现出来的反美和反以政治倾向，旧政权时代高度倚重的来自美国的财政援助也变得岌岌可危，一笔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48亿美元的至关重要的贷款也因为许多原因被搁置…… 所有这一切，使得穆尔西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失败。穆尔西的铁杆支持者也许可以辩护说，他所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腐败的体系，这些都不是他的错，相反，他本人也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况且他实际上没有多少实权，他需要更多时间……等等。这些理由都是相当充分的，但民众并不会因此原谅和同情一个失败者和受害者，因为他们将他送上权力宝座，就是期待他来改变这一切的。 而从另一方面看，穆尔西一直在强调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他和穆兄会也许认为，选战胜利赋予其在政策决策中自行其是的权力，因为是选民授予了自己改变社会行为的权力。但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位子实际上是那么脆弱，并且也严重误判了埃及社会的多元性和推翻旧秩序者的决心。 我一直坚持认为，只有考虑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客观和公允地分析人们众说纷纭的关于穆兄会试图推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政治的问题。 鉴于穆兄会过去一贯坚持的那套不宽容的意识形态，加之它为了争取萨拉菲派支持而作出的姿态，无论是埃及国内的自由派、基督徒还是外部世界的美国和以色列，对它的掌权产生不安，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而，人们一方面希望穆尔西成为“曼德拉第二”，另一方面是举着放大镜来看他和他的党派的一举一动的。 穆尔西在竞选时曾公开宣称自己是“真主的候选人”、“《古兰经》就是我们的宪法”；他当选后也将转变与伊朗和哈马斯的关系作为埃及的重要对外政策，并宣称要“重新考虑”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议……但他在当选之初也曾信誓旦旦地承诺，将保证基督徒和妇女的完全权利，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联合政府，甚至“如果可能的话”，还会任命一位基督徒和女性担任副总统…… 穆尔西政府上台以后，发生在艺术、教育、媒体、新闻许多领域里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国家电视台开始改变风格，播出的政治节目与爱国歌曲越来越多，电视剧和情爱视频越来越少；一些规定禁止亵渎神明和进行侮辱，并允许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媒体实施审查；一位脱口秀主持人因为涉嫌侮辱总统而被判处4个月监禁，据说6个月内，由于污辱穆尔西而受迫害的记者人数超过穆巴拉克近30年统治期间受迫害的记者人数。 然而，仅凭这些我们不能下结论说，穆兄会已经推行了多少试图使国家政治伊斯兰化的政策。但自由派的担心也是必要和正确的：必须在它取得过去穆巴拉克那样的绝对权力之前就果断扑灭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一旦穆尔西的“扩权令”得逞，事态就有可能朝那个方向发展。 确实，穆巴拉克倒台后，并不仅仅是追求自由权利的中产阶级和青年人得到了解放。在革命之前，许多埃及人——其中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领袖巴拉迪——几乎都不知道色拉菲主义的存在。突然之间，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色拉菲发言人的讲话。受到来自保守的沙特阿拉伯资金支持的萨拉菲派现在公开鼓吹绝对遵守伊斯兰法，避免伊斯兰教的一切“革新”。在政治上，他们经常发表一些强硬提议——包括设立宗教警察、禁止公共娱乐活动、禁酒、强制女性佩戴面纱、对基督徒征收历史上的特种税……他们在议会选举中的异军突起自然引发了埃及开明派和国际社会的恐惧和不安。 2011年5月至10月间，开罗连续发生多起保守派穆斯林与科普特基督徒之间的武装冲突，导致数十人死亡。而在2012年元旦那天，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亚历山大港的一个科普特教堂制造爆炸案，致使21名礼拜者当场丧命……这些愈演愈烈的恶性暴力冲突无疑加剧了世俗自由主义者和基督教徒对伊斯兰主义者把持的政府的怀疑和害怕。 但实际上，就我本人而言，我非常同意一位埃及科普特主教所分析的：真正的问题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而是国家治理的崩溃。 结语 开罗街头目前正在上演的的这场政治变革至今仍未结束，它的意义或许要等到许多年以后才能完全浮现。但作为阿拉伯世界怦然跳动的心脏，埃及革命已经为整个中东地区打开了一扇再也无法关上的大门，虽然前方的路途难测。推翻一个可恶的独裁者并不难，但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对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却都是一个巨大挑战，也许花一代人的时间都难以彻底完成。 未来，在主导埃及政治的最重要的三方力量中，军队在维护国内局势、阻止国家滑向极端主义的过程中仍将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柱作用。它也的确是在笨手笨脚地摸索着，例如它已经越来越显现出试图披一层法治外衣、通过掌握“立法权”和“释法权”来影响政治的意愿——毕竟，频繁发动政变是一件有损于军队声誉且成本越来越高的事情。因此，预计军队未来将更多地躲在最高宪法法院的身后行动。 但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近60年的军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一个试图维持一个“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体制”将是徒劳的。的确，埃及人民尽管可以赶走穆巴拉克和穆尔西，他们却很难瓦解军队在埃及政治体系中异常稳固而且盘根错节的控制力。但经历了大革命洗礼的埃及人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卷土重来的军事独裁面前逆来顺受，2011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便是明证。为了国家和他们自己的长远利益，军队必须尽快完成现代转型。 埃及的民主还需要容纳伊斯兰主义者和穆斯林兄弟会，过去几十年的残酷镇压都不能将它赶尽杀绝，新世纪的一次兵变就更不可能让它从此一蹶不振了。未来的选举必须给予穆兄会以平等的机会，否则，主流的伊斯兰主义者将被赶回地下，而某些极端派别很可能放弃民主途径，重拾暴力手段。类似的苗头已经出现，许多兄弟会成员深信自己是旧政权和旧体制“复辟”的受害者，他们宣称将无法控制年轻人的激烈情绪。 但就穆斯林兄弟会自己来说，尽管有多年秘密反对派活动的经验和组织良好的全国性网络，真正走到台前领导正在变革中的埃及也绝非易事。一位穆兄会高级负责人曾承认，遭到群众而不是政权的反对，这在兄弟会历史上还是头一次。相信这足以激发他们的震动和反思，未来的穆兄会也必须尽快完成由一个宗教性质的半地下组织向开放的现代政党的转型。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首先必须清晰地认识并认同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在一个现代社会，一切政治权力来自人民而非真主。 对于世俗自由派而言，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从过去的一盘散沙和内部争斗中走出来，迅速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团体并开展有效的工作。此外，受到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他们还必须认识到，在一个拥有1500年伊斯兰教传统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试图实现全盘西化式的自由主义政治既是不可能，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未来的埃及注定仍然是一个穆斯林社会。 其实，伊斯兰教教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一种原教旨的心态追求这种教义并将它强加于人。只要有了一个稳定法治框架，伊斯兰文化只会有利于丰富未来埃及的民主政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自由派应当努力主导在立法和选举之前首先想办法通过一个宪法原则，它可以取美国权利法案的形式，规定一些不受侵犯的公民基本权利——如保障种族性别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等。任何法案，只要违背这些原则，均不得通过，这样便可一劳永逸地解除民主政治带来的神权复辟威胁。 最后，所有的埃及人都应该认识到，一旦各方停止合作，转向全面对抗，那么所有人都会成为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