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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是个包含两阶段的过程。首先要推翻旧政权，然后再代之以一个可持续的民主政权。由于第一阶段相当激动人心，许多人认为，独裁者下台就完事了。但第二阶段才更加艰难。有许多例子显示，广泛的联盟团结在一起推翻了独裁者，却较少能够继续合作，并就新政权的面貌达成一致。反抗运动往往会偃旗息鼓，成为内斗和旧政权卷土重来的牺牲品。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经写道，历史总是在重复自己，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他想到的是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当时，反对王朝的民主起义分崩离析，一切以拿破仑党建立独裁统治而告终，与6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别无二致。 1848年，法国工人与自由党人携手进行民主反抗活动，推翻了王朝。不过，旧秩序刚一覆灭，反对派几乎立即就四分五裂，自由党人认为工人阶级的要求“激进”，并对此越来越警惕。于是保王党招安了心怀恐惧的自由党人，建立了新型专制统治。 在今天的埃及，正在上演同样的戏——自由派和威权派本色出演，而伊斯兰派则充当了当年的社会党人。又一次，缺乏经验和耐心的群众运动在夺权之后因不自量力而失败。又一次，自由派被他们曾经的伙伴的变革诉求吓倒，转而乞求旧政权的保护。与1848年一样，威权派也乐于重新掌权。 如果埃及军方将镇压继续下去，而自由派又继续予以支持，那么他们就会正中马克思当代后继者的下怀。“全世界伊斯兰派，联合起来！”他们可能会呼喊道，“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且不幸的是，他们将是正确的。 埃及自由派曾与伊斯兰派携手推翻了威权政权，短短两年之后，自由派却恳求军方发动政变来终结该国的首次民主尝试，但这并不是什么意外。一国政治进程的前期，除了推翻旧制度的渴望，自由派和民主派往往没有其他共识。 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是个包含两阶段的过程。首先要推翻旧政权，然后再代之以一个可持续的民主政权。由于第一阶段相当激动人心，许多人认为，独裁者下台就完事了。但第二阶段才更加艰难。有许多例子显示，广泛的联盟团结在一起推翻了独裁者，却较少能够继续合作，并就新政权的面貌达成一致。反抗运动往往会偃旗息鼓，成为内斗和旧政权卷土重来的牺牲品。 1848年是“民众之春”的鼻祖，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首次登上政治舞台，而他们的诉求吓坏了自由派。中产阶级期望经济自由化；许多工人要求更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自由派青睐有限开放的政治体制，而工人团体希望能全盘民主化，并能掌握由此带来的权力。当情况变得清晰，即工人和社会党人可能会赢得胜利，自由党人却退却了，回到了保王党的怀抱之中，认为恢复威权体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今天的埃及上演的几乎是同样的剧情。多年的威权统治意味着，允许民众和平地表达异议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遭到了系统性压制。政府还有意加深社会分歧。因此，当民主到来的时候，长期休眠的不信任和敌意以极端的言辞、大规模抗议活动和暴力的形式喷薄而出。这些东西往往会吓坏自由派，因为他们青睐秩序和温和，厌恶极端的社会实验。1789年和1848年的欧洲是这样，今天的埃及自由派也是这样。 问题是，面对这种恐惧，自由派应该作何反应。在东欧和南欧国家于20世纪末期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极端主义和宗教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不同的集团能够就游戏规则达成一致。而且，这也不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第一次尝试民主制度，更何况还有欧盟(European Union)在旁出手相助。然而，在埃及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极端主义的威胁让自由派恐惧，由于历经多年威权统治，这些国家缺乏妥协文化，也没有一个奉行民主的强大邻国来引导他们。 1848年的惨败以温和派消亡为代价，强化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元素，在自由党人和工人之间划下一道经久不愈的恶毒创痕。当自由党人抛弃民主，温和的社会党人看上去就象是被耍弄的傻子，宣扬非民主策略的激进分子变得越来越壮大。1850年，马克斯和恩格斯(Engels)提醒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London Communist League)，说他们已经预见到，一个代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德国政党“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即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赢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他们继续警告说，“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声讨这个从胜利的头一个小时起就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拥有武装和严密的组织。”这可不是任何人希望今天的伊斯兰派吸取的教训。 自由党人在19世纪的欧洲犯下的错误是，他们把所有的社会党人都看成了极端分子。然而，虽然有部分社会党人是极端分子，其他人依然是反对暴力、信奉民主的。那些人后来成为了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希望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但不是对资本主义或民主制度构成致命威胁的改革。然而，在极长的一段时期内，欧洲的自由派都不愿意承认这种区别；他们反对全盘民主化、积极地镇压整个运动。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暴力分子和非民主分子开始质疑，为什么工人们要加入一个不愿对他们可能获取的胜利予以认可的制度。当社会党人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政治力量，自由党人接受了和保皇党之间肮脏的交易，把左翼摒除在权力之外。结果就是，欧洲社会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矛盾重重。 今天，埃及的自由派正在重蹈覆辙。他们再一次把他们的对手视作狂热分子，认为这些人决意废除自由派珍视的一切。然而，就像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所有的伊斯兰派都想实施神权统治。现在存在乐意按游戏规则行事的温和伊斯兰派，他们应该受到鼓励。 伊斯兰派依然是埃及规模最庞大、组织最完善、最受支持的政治力量，重要的一点是，埃及军队和自由派盟友要让伊斯兰派明白，在该地区民主化的未来中，伊斯兰派拥有一席之地。如果所有的伊斯兰派都被妖魔化了，埃及社会的分歧会增大，温和的伊斯兰派会变得边缘化，而埃及的政治前景会陷入泥沼。 1848年过去一个世纪后，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乃至温和的保王党最终联合起来，在西欧创建了稳健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本应建立得更早，并且经历更少的暴力冲击。中东的自由派必须从欧洲的动乱历史中吸取教训，而不是盲目地重蹈覆辙。

一个社会将走向良性进步，还是恶性退化，要看政治家对形势的期盼。在恶性政治下，对手就是敌人，敌我关系即“不是你死，就是我生”的关系，政治家会盼着对方盼着对手分裂，盼着对手互相之间大打出手，对方越分裂，自己越有可能坐大。对手不分裂的话，甚至要用点离间计来促使对手分裂。而在良性政治下，自己是打算和对手谈判来处理问题的。 西班牙首相体制内推动和平政治改革的故事 1975年底，西班牙著名独裁者佛朗哥去世，1977年，包括流亡海外如共产党的所有反对党合法化，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82年制宪后西班牙举行第二次大选，执政权力向反对党和平转移，西班牙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佛朗哥独裁体制到现代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被誉为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民主改革。在这个政治转型过程中，有个传奇人物，这就是当时的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一、旧制度的可靠接班人 从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开始，佛朗哥维持了将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四十年里，西班牙的唯一合法政党，就是佛朗哥亲自领导的“民族运动”。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能由“民族运动”统制。西班牙灾难性的冲突历史，使得佛朗哥相信以镇压取得稳定。他严酷镇压一切政治反对党，镇压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呼声。从二次世界大战前，走到七十年代，谁都知道，世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耳边世界进步的脚步声隆隆响过，外面已经是一个新世界，西班牙也已经完全不同于内战时期，虽然，从六十年代开始，西班牙经济起飞，通过新闻法，制度层面开始有限改革，但是，应该相应出现的根本变革并没有出现，佛朗哥一党独裁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到佛朗哥晚年，要求变革的压力，形成表面稳定下的不安张力。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规律，强人国家在减少，镇压不可能永远是治理之道，所有人都明白，变革的转折点就在眼前。该变不变，强压的反弹反而会形成不必要的不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如果说，佛朗哥作为西班牙历史过渡人物的地位，这时已被所有人看清，那么，可以说，最早明白这一点的，其实是佛朗哥自己，佛朗哥是个明白人。佛朗哥也和大家一样看到，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开始转变和改革的时期。因此，他培养了一个知识构架完全属于新时代的预备国王，却并不想在晚年给自己找麻烦。这几乎是老人政治的规律。在他突然病重的一刻，他曾经被迫向国王交出权力，可是，稍一好转，就匆匆收回。把既定局面维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是晚年佛朗哥给自己开的药方，而这锅药却要全体西班牙人陪着一起喝。连佛朗哥自己都知道，他一撒手，西班牙必定会发生深刻变化。 可是，问题还在那里：大变革是最危险的时刻，拖得越久，越是如此。面临危险一刻，西班牙何去何从？ 佛朗哥死后，第二共和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年仅37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正式恢复了君主制。但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开表示，未来西班牙是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将展开政治改革转型，从佛朗哥时代的一党专制，向主权在民、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转变。胡安?卡洛斯一世本人，只是一个虚位君主，并没有最终行政权，不能干预政务。所以，胡安?卡洛斯一世需要选一个首相，来具体领导这场变革。 1976年，佛朗哥留下的旧国会，根据国王指示，开始讨论新首相人选。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运作，新首相候选人，从一个长长的推荐名单缩短到只剩几个人。名单最后，是大家都认为是陪衬的一个年轻人，年仅43岁的苏亚雷兹。当时旧体制内还有不少走过内战的佛朗哥战友，占据军政要位。多数人认为，怎么也轮不到这个小伙子。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国王选择了苏亚雷兹为他的首相。 一般来说，一个打出来的政权，资历是按照战功排队。那么，一个年轻人怎么就上了这个名单？这也是一个打出来的政权在长年累月维持之后，培养接班人的常规做法，就是要有“青年团的团派接班人”。苏亚雷兹正是这样一个“团派”。在体制内老人们眼里，苏亚雷兹经得起检验。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内战，但他的人生道路一开始就在佛朗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对派没有丝毫瓜葛。他是从参加“民族运动”的青年组织开始，一步一步爬上政坛。30岁出头，他就担任过塞哥维亚省长，积累了地方行政经验。后经佛朗哥亲信推荐，担任官方西班牙电视台台长。佛朗哥去世那年，他是 “民族运动”副秘书长，掌管着最关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职位。苏亚雷兹能适应体制，也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年轻人，任电视台长期间，他尽量满足老前辈们塑造自己形象的愿望，也就皆大欢喜。所以，他不但在年青一辈中脱颖而出，能进入首相候选名单殿后，而且在当选时并没有引起体制内反弹，因为他毫无疑问地被看成是旧体制的可靠接班人。 对苏亚雷兹来说，对这个意外也许不那么惊讶，他肚子里存着一段和国王的老交情。在当电视台长的时候，他和国王一个36岁，一个31岁，结下了年轻人之间的友谊。那时候，保守老一代还不把作为王子的胡安·卡洛斯放在眼里，而苏亚雷兹和王子却很有共同语言。他们都没有老一辈的负担，能够用年轻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变迁。 作为专制体制内的新一代政治家，他们确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唯一出路。西班牙停在老路上，就总是欧洲的另类，作为政治上的落后国家，不能真正进入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列。 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苏亚雷兹受命起草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苏亚雷兹的结论是，西班牙军队里的将军们、现有体制的老一代人，能够接受温和渐进的政治改革。现在回头来看，似乎平淡无奇，当时要下这个判断却很难，这不仅需要对旧体制内的人事有详尽深刻的了解，而且必须有洞察力。这一判断，为政治改革找到了一个出发点。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当他作为旧体制的食禄者，在官僚阶梯上一路爬得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是有政治理想的。他看到了改革必然性，愿意站到前列。苏亚雷兹的这一判断，给了未来国王以深刻印象。当新国王需要一个首相，一方面，他只能选择一个能够被旧体制接受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有强烈改革愿望、坚信改革可行性的人。他要善于和体制内保守人士对话，引导他们参与改革，还要有能力和体制外反对派沟通，把他们整合到政治转型过程中来。 惟苏亚雷兹，有这样的个人能力。 二、走出政党合法化的关键一步 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转变的关键是从一党制转为多党制，从法律上认可各在野党的合法性，即政党合法化。在佛朗哥时代，所有反对政党都是非法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小组遍布全西班牙。政治改革一经启动，左右翼政治力量都看到了未来多党制不可避免，纷纷开始组党，有体制内人士组织的右翼政党，也有受到社会党国际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但是，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被旧体制看成死敌。军队保守人士警告说，政党合法化不能包括西班牙的敌人，不包括共产党。如果让共产党也合法化，保守将军就可能动用西班牙军人干预政治的传统，动用武力阻挡，以避免国家走上危险道路。 于是，怎样让保守派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可能。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到“可能性”。他和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对谁都是如此。他也和经常抱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不一样，认为理想是可能实现的，先不预定成败。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么操作。他是一个有政治想象力的政治家。他认为，在变局深不可测的时候，有时候，一个重大变革，可能取决于事后看来微不足道的细微末节，比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行事分寸，甚至一句话该怎么说，在什么场合说。特别是在不透明的专制体制下，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全凭个人判断。而苏亚雷兹一辈子就活在体制内，作这种判断不仅是他的特长，几乎成为他的本能。 1976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经历政治改革起步。那一年，开始撤除已经维持久远的高压，是最危险时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极端出头肇事，可能使得转变缩回去、改革半途而废，或可能一乱而不可收拾。此前，国王和苏亚雷兹已经分别派密使去法国会见过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参与西班牙民主政治，条件是，在撤除高压阶段，共产党不利用形势发动暴力革命。苏亚雷兹也知道，这样的默契只是临时的，他必须抓紧实现承诺，否则对方会认为“你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6月，苏亚雷兹以一种令人叹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多党政治。 在政治气氛逐步宽松后，一些失踪了几十年的左翼组织重新出现，其中最大最老牌的是西班牙社会党。这是个重新组建的政党，承继的却是老牌子。总书记冈萨雷兹只有三十出头。苏亚雷兹和他多次会见长谈，取得共识。社会党是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的左派政党，但他们也与时俱进、大幅度修正党纲，放弃了完全摧毁旧制度的理想，认为只要在现有政权下实现国会的自由选举，那就是民主成功。 显然，不论政治上的左右有多大差距，年轻人对未来取得共识，要容易得多，难的是如何说服保守老人。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他的政治改革计划，主要是让政党合法化，实现多党政治。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他请求这些爱国的西班牙将军们，支持他实施。对将军们来说，国王同意，分量很重，而苏亚雷兹的低姿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来向长辈求助。事实证明，苏亚雷兹对他们能够接受温和改革的判断，是对的。他们问到最关心的问题，政党合法化是不是包括共产党？他们和共产党在内战中的结仇难以消融，无法接受让共产党堂而皇之回到西班牙。这是军内保守势力无法支持的。 可是，他们尚能接受没有共产党的多党制。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让他们合法化是不可能的。 这一回答，让将军们放下心来，将军们承诺，他们会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 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们没有反对。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法，先开放工人组织工会，一位将军阁员表示反对，理由是，当年就是众多工会组织先乱，失控而导致内战。可苏亚雷兹认为，工会是让工人参与政治的必要途径，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将军坚持反对，苏亚雷兹出乎意料地采取强硬态度，迫使这一反对的将军从内阁辞职。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这也体现了改革是一个潮流，体现了议员们的勇气，他们并非不知道，旧国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执行书。苏亚雷兹的判断再次得到证实，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旧体制，是可能的，也是当代和平的政治改革必然的一步。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其中高达 94.2％的人，投票赞同。按照政治改革法的计划，半年以后，西班牙将举行全民选举，所有国会议员将由选举产生。佛朗哥时代留下来的权力结构即将寿终正寝。这时，体制内外的政治家都开始组党，投入选举前的竞选活动，因为这意味着权力来源将发生180度的转变，原来权力来自上面，你对上面负责，以后权力来自下面，是民众的选票决定权力的分配。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治游戏规则的根本变化，所谓政治权力或政治势力，不再由体制内或政党内的组织来操纵，而取决于你能得到多少选票。 可是，此刻的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地位，还是地下非法组织。苏亚雷兹认为，如果把共产党排斥在政治改革之外，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 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密谈，取得了共识和协议。苏亚雷兹要求共产党先从改变自身做起，要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西班牙的君主制，采纳王室的旗帜，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遵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让共产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 1977年4月，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流亡国外38年的共产党领袖立即回到西班牙，参与了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取得9.2％的选票，在议会中得到20席。苏亚雷兹本人，率领一个中间偏右的多党联盟民主联合会，成为国会的最大党，继续担任西班牙首相。佛朗哥的独裁体制正式结束。但是，这只是民主转型的第一步。 三、何塞·路易斯之夜 第一次大选成功后，还有一系列制度建设步骤要走，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律上确立民主制度。新宪法必须回答一系列既涉及国体政体，又牵涉千家万户生活的问题，比如君主立宪制中国王和王室的地位，国家权力的分布，经济体制，劳工关系，宗教，婚姻，家庭制度，区域自治和独立等等。就是这些问题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引出过交错纠缠的麻烦。四十年前，就是这些问题的分歧，令左右两翼众多党派和工会组织，都坚持自己主张唯一正确，各不相让，引致暴力冲突，滑向内战深渊。现在，西班牙左右各政党赞同的只是政治改革的必然，面对具体问题仍然分歧多多。可是，绕使绕不过去的。制定新宪法，就是要对这些具体分歧达成妥协共识。 走出政治改革第一步后，整个国家突然减压，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在西班牙也出现经济困难。民主改革第一步后出现经济危机，几乎是20世纪后期民主转型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有大变革带来的新旧衔接问题，也有改革前已有经济隐患的滞后发作。当时西班牙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福利保障制度不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率在15％以上居高不下，失业率比1973年增加两倍半。民主改革并不能承诺立即改善经济，可是对政治改革抱着希望的民众，首先是对经济和生活抱着希望。如果政治改革随后的经济表现和期望相反，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是政治改革搞坏了经济。 在这样情况下，要民众继续支持政治改革，就特别困难。这时候，也是所有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出来表示自己“先见之明”的机会。经济困难事实上会在民众中造成困惑和怀疑，如果这种困惑和怀疑持久下去，政治改革仍然有可能中途夭折，仍然会有人出来，呼吁民众拥护旧的秩序，拥戴强权出来整治经济。 苏亚雷兹面对经济困难，仍然坚定推行实行政治改革计划。他非常清楚他手里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的西班牙和40年前第二共和时期完全不同。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左右完全对立，各种国际思潮在西班牙安营扎寨，引发民众四分五裂的局面。而现在，第一次大选之后，西班牙从大选前蜂拥出现的几百个政党，迅速整合成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两个大党，再加右翼的人民联盟，左翼的共产党两个小党。这样两大两小，中间大两头小，是比较稳定的格局。苏亚雷兹本人，是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的代表，是第一次大选获胜的第一大党。苏亚雷兹看到，这种格局对于政治求同非常有利：民众没有四分五裂，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或反对派别是在政治改革进程之外、一心和政治改革作对的。也就是说，第一次大选后，虽然西班牙还没有一部宪法，但是各政党具备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一点，是和历史上的西班牙完全不同的。 一个社会将走向良性进步，还是恶性退化，要看政治家对形势的期盼。在恶性政治下，对手就是敌人，敌我关系即“不是你死，就是我生”的关系，政治家会盼着对方盼着对手分裂，盼着对手互相之间大打出手，对方越分裂，自己越有可能坐大。对手不分裂的话，甚至要用点离间计来促使对手分裂。而在良性政治下，自己是打算和对手谈判来处理问题的。这时候最麻烦的是对手不断分裂，自己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协商对手，政治问题可能拖而不决，渐渐酿成大麻烦。对手如果统一稳定，令行禁止，那么政治运作反而好办了。只要和这样的政党沟通，谈判，甚至讨价还价，达成共识，那么千千万万民众的说服工作也就做好了。这就是国王和苏亚雷兹在政治改革初期，要煞费苦心到国外去寻找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设法把他们请回来的原因。同样是出于这个理由，苏亚雷兹设法到法国去把加泰罗尼亚的地区流亡政府首脑请回国，甚至答应他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有军事仪仗队的正规迎接仪式。 苏亚雷兹的有利条件是，他只要说服为数不多的各反对党的领袖，他就等于是说服了各阶层的民众。而面对面的谈话，苏亚雷兹是一个天才。 在苏亚雷兹看来，西班牙政治家之间的沟通对话，不是抽象的观点传递，而应该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之间的交谈。同样一句话，面对面的谈话，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什么气氛下，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苏亚雷兹担任首相主导政治改革的时候，经常和反对党领袖进行这样面对面的谈话，成功率极高。西班牙各政党领袖之间，也经常进行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谈话。这种面对面谈话，把政治家之间作为政治机器的动作，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桌上没有笔记本，只有葡萄酒，周围没有秘书，只有饭店的侍者。这样的面谈经常通宵达旦，于是，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 1977年9月，第一次大选后经济危机趋重的时刻，一天，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这是一次“何塞·路易斯之夜”式的对话。不知道他们谈了多长时间，开了多少次会，最后他们宣布，他们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40页的文件，各党派的31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这次达成的协议，苏亚雷兹代表执政方，作出了一些承诺，国家更多干预经济，控制工资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城市住房，控制城市土地投机，实行农村土地改革，等等。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方承诺，说服民众承担经济困难的负担，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来给政府制造麻烦，获取反对党的政治利益。 一个政党和政治家有正派和不正派的，不正派的政党会盼着对方犯错出事、经济恶化，盼着对方让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老百姓越苦，自己的机会越大。而正派的政党、政治家会真正以民众利益为重，在国家面临困难的关头，不顾自己眼前的机会，而协助自己的对手挽救国家的危机。这次危机考验了西班牙左右不同立场的政党。 这次盟约的具体实施，在以后的数年里，有利于政府继续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民众必须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这种通过对话达到朝野政党政治整合的方式，使得以后的政治改革得以顺利展开。 下一步，起草新宪法。西班牙各大党的七个代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称之为“求同联盟”。 1978年1月，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初稿。这一初稿回避了西班牙历史上左右对立最激烈最敏感的问题，留待进一步沟通。在议员们审阅批评以后，起草委员会逐条讨论议员们提出的1,333条修改意见。在地区自治、宗教问题、教育问题上，求同联盟开始分歧，分歧一度越演越烈，中间偏左的大党社会党愤而撤回代表，一个月后才回来。最后，求同联盟终于拿出了初稿，西班牙制宪进入第二阶段。 从1978年5月起，国会宪政委员会的36个委员开始公开讨论宪法初稿。这是非常艰难的讨论，多次到达了分裂的边缘。渐渐地，中间观点占了上风，左右两翼的激进观点被边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让一步，走中间路线，才可能达成一致，坚持激进观点则用无出路。 可是，5月22日，委员会在教育问题上陷入僵局。这天晚上，左右两大党的四个代表，在何塞? 路易斯饭店会谈。左右翼的另外两党，左翼共产党和右翼人民联盟则预先表态，不管这何塞?路易斯之夜达成什么协议，他们都将签字，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怎样，制宪必须成功，协议必须达成，如果他们不签字，他们就会在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第二天清晨，这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 经过148小时的议会辩论，总计1342次演讲，议会宪政委员会终于在6月20日签字，完成了宪法文本。1978年10月31日，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宪法。12月6日，西班牙再次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68％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只有7.2％投了反对票。12月27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签署了宪法。西班牙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在佛朗哥死后两年，终于正式确立。 四、五年首相，历史留名 在制宪确立民主体制后，西班牙于1979年举行制宪后的第一次全民大选，苏亚雷兹继续以最大党领袖身份出任首相。进入八十年代，政治转型以后必然出现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加上西班牙特有的巴斯克地区自治要求，对民选政府呈现越来越大的压力。军队里的顽固保守势力则认为，是苏亚雷兹把西班牙带上了一条歧路。由于健康原因等多种因素，苏亚雷兹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渐渐感觉力不从心，萌生激流勇退之意。1981年底，他向国王提出辞呈，请求国会批准国王任命的临时首相。 此时的苏亚雷兹还不到50岁。在佛朗哥旧体制下，他是从底层开始辛辛苦苦爬上国家领导层的官员。他不会不懂，正是旧制度给了他官运亨通的时代。如果旧制度再维持几十年，他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不会没有他的官当。但是，他很早就和国王一样明白，改革是必然的，顺应时代潮流，在体制内启动造福百姓后代的政治改革，是自己的责任，也是命运给予自己的机会。他不会不懂，启动历史性政治改革的人，命定是一个过渡人物。改革以后，实行民主了，自己铁打的官运就到头了。国王是终身的，自己却随时要做好下台的准备。 命运给了苏亚雷兹最后一次亮相的机会。1981年2月23日，国会为通过临时首相的任命举行投票，电视对全国实况转播。突然冲进来一批军人，朝天花板开枪，命令议员们趴在地板上。这是几个保守军官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议员们惊恐地趴在地板上。只有两个人面对士兵的枪口，端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一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另一个就是文质彬彬的首相苏亚雷兹。 这次政变，在国王的亲自干预下被化解了。苏亚雷兹面对政变士兵毫无惧色的尊严姿态，留在了如今还记得他的人们的记忆里。此后，苏亚雷兹渐渐地淡出西班牙政治舞台，渐渐地不再有人提起他。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我们在各地城乡看到国王的照片画像和雕像。在西班牙的报纸新闻上，还时不时地能读到，在政治改革时期，和苏亚雷兹一起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左右各大党领袖们的消息。可是，新闻中从来没有苏亚雷兹的消息。一直到2005年3月，苏亚雷兹的儿子透露了父亲的情况。多年来，苏亚雷兹身患老年痴呆症，渐渐的失去了记忆。他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是西班牙首相了。 西班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和平的政治改革，使西班牙从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重新成为一个先进民主国家。这是二十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和这个奇迹一起留传后世的，还有创造奇迹的重要人物。

目睹民主在伊拉克两年的运行，祖拜里和其他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民主，其实与政府架构无关。正如同，君主制并不一定意味着独裁。伊拉克人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符合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构，但也相当清楚，距离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还十分遥远。 尽管时快时慢，但伊拉克的一切仿佛是按“时间表”运行的。尤其是和时下的利比亚、埃及、叙利亚正在上演的无序相比。 2011年12月18日，距离这一年结束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进入科威特。美军完成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复保证的“严守撤军时限”的承诺。 把时间往前推，8月，美军作战部队脱离战斗启动了正式撤军计划。 2010年3月中下旬，325位伊拉克议会新当选议员们选举出了总统、总理。 3月7日，伊拉克举行议会选举，伊拉克人迎来历史上第一次由选民直接投票的选举。这被视为伊拉克人真正开始掌握自己命运。 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士兵在街头巡逻。铁丝网、水泥掩体成为伊拉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AHMAD AL-RUBAYE/东方IC/图） 选举，一个不错的起点 26岁的穆斯塔法·萨巴赫在一家西方公司设在巴格达的办事处从事翻译工作。对于已过去两年的那次选举，他至今记忆犹新，“起码，我们有权利投出自己的一票。尽管最后当选的人也许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我们毕竟发出了声音。”他说。 那是一次顺利得超乎想象的选举。选举成功的原因部分得归功于萨达姆。拜萨达姆常年重视教育投入所赐，伊拉克选民整体素质较高，在没有国家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素质高的选民不会轻易为人左右，即使是恐怖组织的袭击也不行。 选举结果，没有一个阵营获得超过半数的议席，前总理阿拉维、现任总理马利基和总统塔拉巴尼这三方所控制的议席数分列前三位。阿拉维阵营仅比马利基阵营多出一席。民主的第一波就是竞争的白热化。 选举过后，与很多刚刚走入民主阶段的国家类似，有关舞弊的传闻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指责说，控制政府资源的马利基一方多印了数十万张选票作弊。压力之下，负责选举组织工作的独立高级选举委员会在投票次日对选举进行了重新计票，一个多月后的2010年4月19日宣布选举结果有效。所有的舞弊指控均被宣布为查无实据。 在伊拉克，投票是件可以让人失去生命的事情。投票日前夕以及当天，“基地”等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全国发动多起袭击，试图阻止人们去投票。 2010年3月3日，最严重的一起恐怖袭击发生在迪亚拉省首府巴古拜，两枚汽车炸弹致使33人死亡，55人受伤。 萨巴赫回忆，投票日当天，在他投票的选区——巴格达曼苏尔区，一枚炸弹导致3人受伤。一名轻伤男子在用沾满鲜血的手投完票后才去医院。萨巴赫说：“鲜血染红的选票，成为这个投票日给我最深的印象。” 并不是所有伊拉克人都像萨巴赫一样为选举欢喜。年过半百的逊尼派人士会怀念萨达姆时代没有自由但有保障的生活。逊尼派穆斯林，在伊拉克的人口比重不足30%。萨达姆时期，他们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都享受优厚的福利，可谓伊拉克的幸福族群。 53岁的媒体工作者贾迈勒·艾哈迈德甚至说：“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义不合。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很多行为守则，要求人们服从长者和智者的意志，多年形成的传统在看得见的未来，不可能改变。” 这让人联想起尚在混沌中的埃及与利比亚，对伊斯兰有了解的人都没有为独裁的结束而急于欢呼，都在观望，民主的急雨，究竟能浇灌出怎样的花朵？ 伊拉克特色的茶馆议政 萨达姆倒台后，穆塔纳比街沙赫班达红茶馆里的辩论声大了起来。 穆塔纳比街位于巴格达城东，长约600米，宽约3米，以十世纪伊拉克诗人穆塔纳比的名字命名。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巴格达省政府位于这条街上。上个世纪初，这里渐渐成为知识精英的聚会所。 起初，街道的两侧开了很多小书店，接着，在书店外的街面上自发聚集了一些贩卖旧书刊的商贩，最后，逐渐形成了在巴格达乃至全伊拉克赫赫有名的旧书市场。 有句阿拉伯俗语说：“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开罗人写，大马士革人出版，巴格达人阅读。”巴格达人具有喜爱读书的传统，同时又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一样嗜好饮茶。 在这条街上，不仅可以找书，还可以欣赏街道两侧奥斯曼土耳其风格的米色矮楼，逛累了，就到穆塔纳比街尽头的沙赫班达红茶馆小坐喝茶。由于茶馆聚集的都是文化精英，茶余难免把盏清谈，逐渐形成了茶馆议政的文化现象。 沙赫班达茶馆于1917年开业。那一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束了对伊拉克的统治，英国军队占领巴格达，将伊拉克纳入其殖民体系。从那一年起，巴格达的知识精英在沙赫班达茶馆举行“政治沙龙”，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议论风生。这逐渐形成了传统。在那一时期，茶馆议政的主题是“独立”、“反殖”。 在萨达姆时代，沙赫班达的茶馆文化也未中断，议论的关键词变为“民主”与“自由”。萨达姆的秘密警察经常“光临”茶馆，一些发表反政府言论的知识分子随后被投入监狱。于是，有一个时期，茶客们将话题转向了文化和体育等软性话题。 不过，即便是在政治高压下，仍会有人在沙赫班达茶馆出没，散发匿名材料，抨击萨达姆。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美国撤军”和“马利基政府”成为沙赫班达茶馆当然的主题。美军的行动，奥巴马关于伊拉克的表态，马利基政府如何擅权但不办实事，美军是否应该留下……都会激起茶客们的众声喧哗。 巴格达大学学生加尼受够了美军的存在，他只要在茶馆都会毫不忌讳发表自己的观点，“是的，美军应该离去。过去这些年里，总是看见他们的车辆满街跑，直升机在我家上空飞过。我受够这一切了。” 加尼认为，没有任何国家的国民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被别国占领，尤其是视尊严为生命的阿拉伯人。他甚至表示怀念萨达姆统治时期，“至少那时我们有尊严，没人看不起我们”。 63岁的什叶派学者布尔汗算是加尼的“同盟”，老人家的观点鲜明——美国方面声称留驻伊拉克是为了帮助伊拉克进行安保，但其实，美军恰恰是造成伊拉克安保危机的因素。 布尔汗说：“他们（美军）对武装组织拉一派，打一派。打击反对占领的武装组织，又训练、支持亲美的武装组织。而且，他们的存在为武装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创造了借口。” 逊尼派的商人优素福·阿比德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美国人走了，可能会有别人来填补空白。“我们的邻居，好比伊朗……”他说。 阿比德代表着为数众多伊拉克逊尼派民众的想法。他们担心，伊拉克政府和什叶派的伊朗太过接近，将来会导致伊拉克政局被伊朗所控制。而美军的存在，则可以对伊朗起到制衡的作用。 现在，常常有不同政治派别的“宣传手”在沙赫班达茶馆，散发反对马利基总理所领导政府的宣传材料。宣传材料指责马利基政府行政效率差，腐败现象严重，应当对伊拉克目前糟糕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负责。 “宣传手”们脚步轻捷地在茶客间穿行，并不多话，但一阵一阵声浪伴随着茶客对小册子阅读而被激起。 伊战爆发8年后，伊拉克知识精英不仅在穆塔纳比街和沙赫班达茶馆，他们在更广泛的空间，能够自由地发出声音。然而，这样的自由空间笼罩着新的阴云——“恐怖主义”。 沙赫班达茶馆的茶客多数不愿公开姓名，即便讲也不愿讲出全名。他们主要担心会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 2007年3月，穆塔纳比街遭遇炸弹袭击，导致近30人死亡，另外数十人受伤。死者中包括沙赫班达茶馆老板哈吉·穆罕默德的两个儿子。 那次恐怖袭击事件后，伊拉克政府短暂封闭了穆塔纳比街，直到一年后的2008年才重新开放。 那次恐怖袭击的前后，哈吉·穆罕默德都经常收到恐怖组织发来的威胁信，要求他停业，声称茶馆业务与伊斯兰教义冲突。 之后，茶馆改全天营业为上午半天营业。原因是，午饭后，在穆塔纳比街执勤的军警陆续下岗，容易造成安保空虚，为恐怖分子实施袭击提供机会。 另外，茶客也担心，有恐怖分子混迹在茶馆中，一旦他们的相关言论与恐怖组织观点不一致，也可能为发表言论者带来危险。因此，为防止被恐怖分子盯上，熟悉的茶客之间虽然交流起来毫不避讳，但和陌生人交谈时他们都十分小心，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与姓名。 民众的声音必须被聆听 在距离沙赫班达茶馆大约十分钟车程的自由广场，民众集会已经成为每个周五礼拜日的常例，让人联想起开罗的解放广场。这在萨达姆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情形。 46岁的媒体工作者夏兰·祖拜里说，在萨达姆时代，人们无权说出自己的想法；现如今，人们可以说出自己的任何想法，但当权者并没有真正地聆听。 目睹民主在伊拉克两年的运行，祖拜里和其他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民主，其实与政府架构无关。正如同，君主制并不一定意味着独裁。伊拉克人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符合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构，但也相当清楚，距离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还十分遥远。 其实，萨达姆政权同样具备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施政架构。总统萨达姆与国家部委之间，设立了有二十多人规模的国务委员会，萨达姆兼任委员会主席。按规定，国家大政方针应由国务委员会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协商决定。 而实际上，萨达姆在委员会中说一不二，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完全是走过场与橡皮图章的作秀。 今天，伊拉克在选举基础上建立起内阁总理负责制，但种种围绕权力和利益的纷争，让人感到，这仍是完全与民主无关的角力。 2010年11月的议会选举，实际上成为库尔德人、马利基领导下的什叶派力量以及阿拉维领导的“伊拉克名单”团体三方瓜分政治利益的谈判桌。最后，马利基勉强获得组阁权，保住总理位置，但为了妥协与平衡，新政府竟设立多达46个部长职位，以满足各路势力的权力需求。 庞大的官僚系统永远与高效或廉洁无缘。马利基在最关键的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与安全部长3个职位上，迟迟不肯做出任命，把住核心权力不放。恶果是导致国家安全形势不稳，据非官方统计，2011年伊拉克全国平均每天发生14起恐怖袭击事件，首都巴格达更是每天都在爆炸与枪声中度过。而美军撤离后，伊拉克治安形势进一步恶化。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也渐露端倪。 库尔德人、马利基阵营与阿拉维阵营三方杯葛造成政治上互不信任，有时呈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 2011年6月份采访巴格达省省长拉扎克，就出现三重保安的奇景：库尔德人枪手负责院墙外警戒，阿拉维派武装人员负责院墙内警戒，马利基派武装人员负责随身防护（拉扎克属于马利基派）。只有各派均派出安保人员的情形下，才能确保政治人物的人身安全。假使某派安保人员缺位，该派的武装人员就可能作为袭击者向安保对象下手。这就是伊拉克政治乱象的一角。 除了“安全”与“效率”，“电荒”是另一个可能引发恐慌的议题。伊拉克正在利用一年中难得的凉爽的日子，加紧谋求解决电力短缺问题，比如与外国企业合作建造发电厂，向邻国伊朗和叙利亚买电，还采取优惠政策，发展私营发电机。 等到漫长的夏季来临，巴格达的骄阳足以燃起民众的愤怒。 有关电力部长侯赛因·沙赫里斯塔尼涉嫌贪腐的传闻一直不绝，甚至几度传言马利基已经将其免职，过后总理办公室又出面辟谣。多数民众认定，电力部门不作为，电荒实乃人祸。 回到自由广场，人们的诉求贴近一个民主社会的标志，人们有发出声音的权利，但还缺少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样的声音有没有得到聆听，能不能得到尊重。 尽管时快时慢，但伊拉克的一切仿佛是按“时间表”运行的。尤其是和时下的利比亚、埃及、叙利亚正在上演的无序相比。 2011年12月18日，距离这一年结束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进入科威特。美军完成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复保证的“严守撤军时限”的承诺。 把时间往前推，8月，美军作战部队脱离战斗启动了正式撤军计划。 2010年3月中下旬，325位伊拉克议会新当选议员们选举出了总统、总理。 3月7日，伊拉克举行议会选举，伊拉克人迎来历史上第一次由选民直接投票的选举。这被视为伊拉克人真正开始掌握自己命运。 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士兵在街头巡逻。铁丝网、水泥掩体成为伊拉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AHMAD AL-RUBAYE/东方IC/图） 选举，一个不错的起点 26岁的穆斯塔法·萨巴赫在一家西方公司设在巴格达的办事处从事翻译工作。对于已过去两年的那次选举，他至今记忆犹新，“起码，我们有权利投出自己的一票。尽管最后当选的人也许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我们毕竟发出了声音。”他说。 那是一次顺利得超乎想象的选举。选举成功的原因部分得归功于萨达姆。拜萨达姆常年重视教育投入所赐，伊拉克选民整体素质较高，在没有国家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素质高的选民不会轻易为人左右，即使是恐怖组织的袭击也不行。 选举结果，没有一个阵营获得超过半数的议席，前总理阿拉维、现任总理马利基和总统塔拉巴尼这三方所控制的议席数分列前三位。阿拉维阵营仅比马利基阵营多出一席。民主的第一波就是竞争的白热化。 选举过后，与很多刚刚走入民主阶段的国家类似，有关舞弊的传闻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指责说，控制政府资源的马利基一方多印了数十万张选票作弊。压力之下，负责选举组织工作的独立高级选举委员会在投票次日对选举进行了重新计票，一个多月后的2010年4月19日宣布选举结果有效。所有的舞弊指控均被宣布为查无实据。 在伊拉克，投票是件可以让人失去生命的事情。投票日前夕以及当天，“基地”等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全国发动多起袭击，试图阻止人们去投票。 2010年3月3日，最严重的一起恐怖袭击发生在迪亚拉省首府巴古拜，两枚汽车炸弹致使33人死亡，55人受伤。 萨巴赫回忆，投票日当天，在他投票的选区——巴格达曼苏尔区，一枚炸弹导致3人受伤。一名轻伤男子在用沾满鲜血的手投完票后才去医院。萨巴赫说：“鲜血染红的选票，成为这个投票日给我最深的印象。” 并不是所有伊拉克人都像萨巴赫一样为选举欢喜。年过半百的逊尼派人士会怀念萨达姆时代没有自由但有保障的生活。逊尼派穆斯林，在伊拉克的人口比重不足30%。萨达姆时期，他们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都享受优厚的福利，可谓伊拉克的幸福族群。 53岁的媒体工作者贾迈勒·艾哈迈德甚至说：“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义不合。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很多行为守则，要求人们服从长者和智者的意志，多年形成的传统在看得见的未来，不可能改变。” 这让人联想起尚在混沌中的埃及与利比亚，对伊斯兰有了解的人都没有为独裁的结束而急于欢呼，都在观望，民主的急雨，究竟能浇灌出怎样的花朵？ 伊拉克特色的茶馆议政 萨达姆倒台后，穆塔纳比街沙赫班达红茶馆里的辩论声大了起来。 穆塔纳比街位于巴格达城东，长约600米，宽约3米，以十世纪伊拉克诗人穆塔纳比的名字命名。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巴格达省政府位于这条街上。上个世纪初，这里渐渐成为知识精英的聚会所。 起初，街道的两侧开了很多小书店，接着，在书店外的街面上自发聚集了一些贩卖旧书刊的商贩，最后，逐渐形成了在巴格达乃至全伊拉克赫赫有名的旧书市场。 有句阿拉伯俗语说：“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开罗人写，大马士革人出版，巴格达人阅读。”巴格达人具有喜爱读书的传统，同时又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一样嗜好饮茶。 在这条街上，不仅可以找书，还可以欣赏街道两侧奥斯曼土耳其风格的米色矮楼，逛累了，就到穆塔纳比街尽头的沙赫班达红茶馆小坐喝茶。由于茶馆聚集的都是文化精英，茶余难免把盏清谈，逐渐形成了茶馆议政的文化现象。 沙赫班达茶馆于1917年开业。那一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束了对伊拉克的统治，英国军队占领巴格达，将伊拉克纳入其殖民体系。从那一年起，巴格达的知识精英在沙赫班达茶馆举行“政治沙龙”，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议论风生。这逐渐形成了传统。在那一时期，茶馆议政的主题是“独立”、“反殖”。 在萨达姆时代，沙赫班达的茶馆文化也未中断，议论的关键词变为“民主”与“自由”。萨达姆的秘密警察经常“光临”茶馆，一些发表反政府言论的知识分子随后被投入监狱。于是，有一个时期，茶客们将话题转向了文化和体育等软性话题。 不过，即便是在政治高压下，仍会有人在沙赫班达茶馆出没，散发匿名材料，抨击萨达姆。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美国撤军”和“马利基政府”成为沙赫班达茶馆当然的主题。美军的行动，奥巴马关于伊拉克的表态，马利基政府如何擅权但不办实事，美军是否应该留下……都会激起茶客们的众声喧哗。 巴格达大学学生加尼受够了美军的存在，他只要在茶馆都会毫不忌讳发表自己的观点，“是的，美军应该离去。过去这些年里，总是看见他们的车辆满街跑，直升机在我家上空飞过。我受够这一切了。” 加尼认为，没有任何国家的国民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被别国占领，尤其是视尊严为生命的阿拉伯人。他甚至表示怀念萨达姆统治时期，“至少那时我们有尊严，没人看不起我们”。 63岁的什叶派学者布尔汗算是加尼的“同盟”，老人家的观点鲜明——美国方面声称留驻伊拉克是为了帮助伊拉克进行安保，但其实，美军恰恰是造成伊拉克安保危机的因素。 布尔汗说：“他们（美军）对武装组织拉一派，打一派。打击反对占领的武装组织，又训练、支持亲美的武装组织。而且，他们的存在为武装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创造了借口。” 逊尼派的商人优素福·阿比德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美国人走了，可能会有别人来填补空白。“我们的邻居，好比伊朗……”他说。 阿比德代表着为数众多伊拉克逊尼派民众的想法。他们担心，伊拉克政府和什叶派的伊朗太过接近，将来会导致伊拉克政局被伊朗所控制。而美军的存在，则可以对伊朗起到制衡的作用。 现在，常常有不同政治派别的“宣传手”在沙赫班达茶馆，散发反对马利基总理所领导政府的宣传材料。宣传材料指责马利基政府行政效率差，腐败现象严重，应当对伊拉克目前糟糕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负责。 “宣传手”们脚步轻捷地在茶客间穿行，并不多话，但一阵一阵声浪伴随着茶客对小册子阅读而被激起。 伊战爆发8年后，伊拉克知识精英不仅在穆塔纳比街和沙赫班达茶馆，他们在更广泛的空间，能够自由地发出声音。然而，这样的自由空间笼罩着新的阴云——“恐怖主义”。 沙赫班达茶馆的茶客多数不愿公开姓名，即便讲也不愿讲出全名。他们主要担心会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 2007年3月，穆塔纳比街遭遇炸弹袭击，导致近30人死亡，另外数十人受伤。死者中包括沙赫班达茶馆老板哈吉·穆罕默德的两个儿子。 那次恐怖袭击事件后，伊拉克政府短暂封闭了穆塔纳比街，直到一年后的2008年才重新开放。 那次恐怖袭击的前后，哈吉·穆罕默德都经常收到恐怖组织发来的威胁信，要求他停业，声称茶馆业务与伊斯兰教义冲突。 之后，茶馆改全天营业为上午半天营业。原因是，午饭后，在穆塔纳比街执勤的军警陆续下岗，容易造成安保空虚，为恐怖分子实施袭击提供机会。 另外，茶客也担心，有恐怖分子混迹在茶馆中，一旦他们的相关言论与恐怖组织观点不一致，也可能为发表言论者带来危险。因此，为防止被恐怖分子盯上，熟悉的茶客之间虽然交流起来毫不避讳，但和陌生人交谈时他们都十分小心，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与姓名。 民众的声音必须被聆听 在距离沙赫班达茶馆大约十分钟车程的自由广场，民众集会已经成为每个周五礼拜日的常例，让人联想起开罗的解放广场。这在萨达姆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情形。 46岁的媒体工作者夏兰·祖拜里说，在萨达姆时代，人们无权说出自己的想法；现如今，人们可以说出自己的任何想法，但当权者并没有真正地聆听。 目睹民主在伊拉克两年的运行，祖拜里和其他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民主，其实与政府架构无关。正如同，君主制并不一定意味着独裁。伊拉克人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符合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构，但也相当清楚，距离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还十分遥远。 其实，萨达姆政权同样具备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施政架构。总统萨达姆与国家部委之间，设立了有二十多人规模的国务委员会，萨达姆兼任委员会主席。按规定，国家大政方针应由国务委员会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协商决定。 而实际上，萨达姆在委员会中说一不二，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完全是走过场与橡皮图章的作秀。 今天，伊拉克在选举基础上建立起内阁总理负责制，但种种围绕权力和利益的纷争，让人感到，这仍是完全与民主无关的角力。 2010年11月的议会选举，实际上成为库尔德人、马利基领导下的什叶派力量以及阿拉维领导的“伊拉克名单”团体三方瓜分政治利益的谈判桌。最后，马利基勉强获得组阁权，保住总理位置，但为了妥协与平衡，新政府竟设立多达46个部长职位，以满足各路势力的权力需求。 庞大的官僚系统永远与高效或廉洁无缘。马利基在最关键的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与安全部长3个职位上，迟迟不肯做出任命，把住核心权力不放。恶果是导致国家安全形势不稳，据非官方统计，2011年伊拉克全国平均每天发生14起恐怖袭击事件，首都巴格达更是每天都在爆炸与枪声中度过。而美军撤离后，伊拉克治安形势进一步恶化。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也渐露端倪。 库尔德人、马利基阵营与阿拉维阵营三方杯葛造成政治上互不信任，有时呈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 2011年6月份采访巴格达省省长拉扎克，就出现三重保安的奇景：库尔德人枪手负责院墙外警戒，阿拉维派武装人员负责院墙内警戒，马利基派武装人员负责随身防护（拉扎克属于马利基派）。只有各派均派出安保人员的情形下，才能确保政治人物的人身安全。假使某派安保人员缺位，该派的武装人员就可能作为袭击者向安保对象下手。这就是伊拉克政治乱象的一角。 除了“安全”与“效率”，“电荒”是另一个可能引发恐慌的议题。伊拉克正在利用一年中难得的凉爽的日子，加紧谋求解决电力短缺问题，比如与外国企业合作建造发电厂，向邻国伊朗和叙利亚买电，还采取优惠政策，发展私营发电机。 等到漫长的夏季来临，巴格达的骄阳足以燃起民众的愤怒。 有关电力部长侯赛因·沙赫里斯塔尼涉嫌贪腐的传闻一直不绝，甚至几度传言马利基已经将其免职，过后总理办公室又出面辟谣。多数民众认定，电力部门不作为，电荒实乃人祸。 回到自由广场，人们的诉求贴近一个民主社会的标志，人们有发出声音的权利，但还缺少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样的声音有没有得到聆听，能不能得到尊重。

【编者的话】 8月3日，25万人走上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为在军中猝死的陆军下士洪仲丘送终。在25万人的游行中，我们看到了台湾民众对洪仲丘在军中所受遭遇的同情，对军中特权滥用的反抗，对兵役制度改革和军中人权保障的诉求。在传统的观点中，“军人”是光荣的职业，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普遍的观点之下，一方面军中滥用特权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军人为“人”的权利往往被忽视、被践踏，洪仲丘在军中被“虐死”的事件并非个案，只算得上无数因无视军中人权而发生的悲剧的其中之一。 本期周刊我们聚焦激起台湾25万人走上街头的“洪仲丘案”，试图呈现台湾军营的真实经历，分析洪案发生的根源，贯穿其中的，是对“军中人权”的探讨。 洪仲丘在退伍前夕被关禁闭，后因“不当操练”而猝死。台湾媒体人张正回忆了自己服兵役时被关禁闭的情形：“在照了会痛的烈日下，在怀着恶意的黄色沙土上，连续做着没有止尽的伏地挺身、仰卧起坐、交互蹲跳。十几位禁闭室的‘同学’围着圆圈青蛙跳，我跳一步，跌一步、吃土。跳一步、跌一步，吃土。”这样过度的操练在国军军营中并不少见，正如江河清指出的：“国军管教问题其实一直都在，各种潜规则、次文化多年来不曾有巨大改变。军队杀人，岂止一个洪仲丘？” 洪案发生之后，引起了台湾各界对国军管教、军中特权滥用、军中人权等问题的关注。天下杂志总主笔何荣幸认为，虽然台湾一周高唱“军队现代化”，但一代又一代的职业军人，并未真正改革军中积弊陋习，致使禁闭室仍然是军中不当管教的具体象征，直到付出人命代价才被迫调查真相及进行惩处。在司法方面，中研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黄丞仪认为，洪案让社会成员亲眼见识到军事司法体系的不透明与无能。调查显示，洪仲丘死前在禁闭室内遭过度体能操练，台湾著名作家南方朔由此发出疑问：军官为何变魔鬼？他认为，军队动用私刑，致人于死，是由于军官被赋予特别权力。必须要改革如此的虐他文化，让军队回归人权法治。 洪案的发生让“军中人权”的保障情况得到关注，台湾《破报》发出三问：拒绝当兵就是不爱国吗？军队中资深志愿役长官就等同于“爱国者”的化身吗？被“长官们”用作管训工具的恐惧空间──禁闭室──的存在，究竟是为符合国家需要？雕塑其成为爱国者？抑或是吓唬小兵符合“长官”个人喜好的私刑室？军中人权的保障需要法律的保护，吕启元从人权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应该怎样制定一部能够保护军人权益兼顾国军传统与军事需要的“军人法”。 “由于军队存在的目的是国家、是保家卫国，所以如果说一般公民享有的权利是建立在相对于国家的个人自由，军人的权利则刚好相反，是以国家优先于个人。”如此，在军人和公民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台湾想想论坛的文章提出：不再把军人当作以“服从”为己志的专业人员，而在于养成民主、人权等相关的知识和观念，跳脱以往军人所习惯的二元思维。 对于死去的那个洪仲丘来说一切弥补恐怕为时已晚，但正视问题，积极行动，或许还来得及拯救军营中无数个“洪仲丘”。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编者的话】 【忆】 8-1 张正：那天，我被关禁闭 8-2 江河清：军队杀人，岂止一个洪仲丘？ 【析】 8-3 何荣幸：看不见的禁闭室──谁该对洪仲丘案负责？ 8-4 黄丞仪：废除军事审判，此其时也！ 8-5 南方朔：军官为何变魔 【谏】 8-6 吕启元：从人权保障论军人法的立法原则 8-7 陈虹颖：义务役、行政滥权与国家暴力拒绝当兵就是不爱国？ 8-8 台北国见无郎：军人和公民间的两难：以及阿根廷留给台湾人的答案   一五一十周刊119期 “从洪仲丘案谈军中人权” 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101424

“军队动用私刑，致人于死，是由于军官被赋予特别权力。必须要改革如此的虐他文化，让军队回归人权法治。” 军队动用私刑，致人于死，是由于军官被赋予特别权力。必须要改革如此的虐他文化，让军队回归人权法治。 许多人一定看过好莱坞影星阿汤哥主演的《军官与魔鬼》，一个部队的上校指挥官，居然可以下令，对士兵动用私刑，致人于死。这个军官为甚么会变成魔鬼？ 一个军官会变成魔鬼，这实在是个值得追究的问题。在绝对王权的时代，权力的差别已绝对化，官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可以任意处分。 到了现代的初期阶段，由于天赋人权的理念增强，于是君主立宪时遂设定了一些黑区，认为某种人身份特别，国家和这种人属于某种“特别权力关系”，这种人应尽到某种“特别义务”，像公务员和军人这种职业的人，和国家就是“特别权力关系”。 天赋人权对这种人无效，这种人对国家必须特别效忠。为了效忠的需要，这种人由于他们的身份，他们当然必须舍弃一些人权的保障，或者制定特别法来规范，甚至于无法一切按陈规办事。 这种“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涵盖了公务员、军人、学生等。过去长期以来学生的体罚制度，就是“特别权力关系”下的衍生物。 部队的不当管教，也是“特别权力关系”造成的。“特别权力关系”这种法律概念，等于制定出了一些人权法治的黑色小王国： 一、这些黑区不讲究合理的管理与效率，它相信无条件的服从与效忠才是最大的真理，因此遂有《军官与魔鬼》里，那个把服从无限上纲化，将服从与爱国等乱扯一通，用来合理化他的暴行的行为模式。 那是一种法西斯道德，在爱国、服从、国家安全等似是而非的理由之下，隐藏着魔鬼一样的质量。 二、在一个人权法治的社会，等于有些区块仍按照封建时代的标准在办事，当主官的部属有如古代的藩臣或藩兵，这些人不能有意见，要像个只知道绝对服从的机器人。 主官认为只有如此，才会有效率。这种靠着服从而培养一致性的方式，在古代或许有效，但到了现代，人们已知道自由表达形成的共识，才是效率的保证，高压的命令只会反效率，甚至形成暴政。 三、“特别权力关系”的法概念下，会使得某些区块形成暴虐的制度与文化。1950年代，台湾整顿公务员，许多人被整肃清算，“人二”即是它的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