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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出版界在俄国历来被誉为“革命的母亲”。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对“革命的母亲”进行限制，是所有统治阶级最愿意干的一件事。然而，当他们自己走上权力舞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革命母亲”开刀。   革命与变形之二:“革命母亲”之死 在对待出版自由的问题上，列宁曾经发誓革命胜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闻自由。他认为，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他说，“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他常说，比民粹派“土地与自由”更加明确的政治口号“应当是政治自由”，是否坚持“政治自由”是当时辨别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主义、工联主义的标志性区别。抛弃了这个原则，就“完全等于抛弃了社会主义”。这时他特别喜欢马克思的一句话:“没有出版的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托洛茨基在革命动员的时候更是大声呼吁道:“捍卫言论自由对工人来说，言论自由就是面包，就是空气”。出版界在俄国历来被誉为“革命的母亲”。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对“革命的母亲”进行限制，是所有统治阶级最愿意干的一件事。然而，当他们自己走上权力舞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革命母亲”开刀。 与列宁誓言相反的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颁布《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临时的书报检查制度。在法令中明文禁止反对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属于自己控制的、反映不同声音的报纸都说成是“毒害大众心灵并使群众意识发生混乱，……危害性甚至超过炸弹和机枪”的“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以后出版业很快被国有化，只有党所认可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有使用印刷设备和纸张的权利。对这种做法，列宁解释说，出版和集会自由这类“纯粹的民主”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向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卢森堡对此曾尖锐地批评道:“只有仅仅予与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成员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自由应当总是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会等自由，公共生活就会逐渐死灭，就只能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而列宁却反唇相讥道，暴力夺取政权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任何阶级都没有“彻底的民主”和“无限制的公开性”，“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到上世纪20年代初，任何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行为”。 即便如此，当时党内的卢那察尔斯基、党外的高尔基都曾对俄共的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粗暴做法表示过愤慨，他们大力呼吁尽快出台正式的出版法加以规范和限制权力对新闻出版业的干预。高尔基曾以放弃俄国国籍来抗议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质问道: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整个沙皇时代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要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革命与变形之三:“消灭劳动自由” 在对待工人罢工的问题上，革命前列宁曾发誓一定要给“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废除身份证，流动和迁徙完全自由”，并把这一条作为社会民主党争取政治自由的具体条款写入党纲。列宁说:俄国“工人如果不能像西欧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争取政治自由”是“工人的迫切事情”。托洛茨基说，沙皇专制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支配大多数人的劳动和生命，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军队投入杀戮。”他又对临时政府说，凌驾于工人民主之上的政府是工贼。 然而十月武装夺权刚刚落下帷幕，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厂工人罢工，列宁立刻下令，把罢工工人当作流氓处理，他认为苏维埃政府太软弱了，下令对公民实行“等级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他说:“这个等级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明确，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当有面包，……无赖(包括任何想要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狱里，或是从事最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应当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的下场”。从此，在列宁式的体制下，任何乞丐、流浪汉和“盲流”，都被归入“无赖”之列;而如果“不服从分配”老老实实干派给你的活，更不用说还要罢工，那就更是“流氓”。哪怕你身无分文，也与“资产阶级——富人”一样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1917年12月25日，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铁腕镇压罢工的工人，即所谓“流氓”。“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他们是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寄生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必须置于全民的特殊监督之下，必须为他们最轻微的违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和规定而受到无情的惩罚，在这方面表现出人性的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都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犯罪”。 我们知道，西欧一些国家当年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出现过抓捕流浪、乞讨者并施以强迫劳役的法律，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痛斥的“血腥立法”。由于下层人民的抗议，这些恶法在英国等地到19世纪前期均已被废除，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讥笑西方发达国家居然还有流浪汉。但马克思万没想到的是，这种“血腥立法”在号称是以他的思想为指导的国家却重现了，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苏维埃式的“血腥立法”以所谓的“劳动义务制”为依据。所谓“义务”是与“权利”相对而言。自由人有做某事的权利，即“想做某事则别人不得阻拦，不想做也可以不做”;而相反的状态，“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做某事”则意味着做某事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没有不做的自由。在欧洲左派运动和劳工运动的传统中，劳动被视为劳动者的神圣权利，工人要求职业保障，失业者要求得到就业机会，资本家不得随意开除工人，这就是在争取劳动权利。但是“劳动义务”或曰强制劳动则只有奴隶制或农奴制下才存在，自由的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当然就不可能被强加以“劳动义务”。尽管在劳工运动中也曾有人把反对“剥削”、反对“不劳而获”的意思表述为“劳动义务”，但其所针对的通常只是富人和权势者，意在制止他们通过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即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去剥夺劳动者，而从来没有针对穷人、弱势群体和工农讲“劳动义务”、主张像农奴制时代那样对民众实行强迫劳动的。 尤其是无偿的劳动，在文明社会通常不会具有强制性，而只能是高尚公民出于公益心志愿从事的一种奉献行为，所以称为“志愿者”，他们是自愿奉献，当然就不能说是什么“义务”劳动。 但是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却开始宣传针对民众的“劳动义务制”。当局大肆批判“劳动自由”，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苏俄理论家布哈林声称:“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而代之。这种“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可以是有偿的“劳动军”，也可以是无偿的“义务星期六”，但都以军事化的强制为基础。在他那本极有影响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布哈林就专列一章曰“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他指出，“专政”决不仅仅意味着对“阶级敌人”的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于是，1920年代的苏联曾特别流行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组织劳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对付“落后工人”的说法。 对流浪者可以抓起来劳改，星期六无酬干活成为强制性“义务”。在这种“专政下实行的劳动义务制”下，当然不可能存在什么罢工权利。布哈林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增加罢工自由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不给报酬的白干都成了强制性的“义务”，更何谈发了工资你还要讨价还价?! 而列宁的说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称，工人罢工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即使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厂(按:这两家工厂是著名的”红色堡垒“，”十月革命“时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按列宁的说法，这些人视国家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习惯”，“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这些“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吗?无怪乎读到这类话的人说: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 于是几乎从“革命”一成功起，俄国就不断发生镇压罢工的严重事件。 1918年从2月到10月物价上涨，通胀率达到258%，第二年在这个基础上又翻了一番。为表示抗议，1919年3月16日，当年作为“十月革命中心”的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发生罢工。特别委员会立即出手镇压，逮捕了900人，此后数日内未经审判处决了其中的200人。1919年春图拉、奥廖尔、特维尔、伊万诺沃和阿斯特拉罕等地多次发生工人罢工，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同样的粮食配给(按:当时参加红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可以获得粮食配给)，这些罢工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其中很多镇压令正是列宁、托洛茨基等人亲自下达的。与列宁把罢工工人骂做“坏蛋”、“流氓”相比，托洛茨基的说法更有“逻辑性”，他认为现在工人已经被组成“劳动军”，工人罢工就等于军人开小差，“应把开小差的工人关进惩罚营或送进集中营”。 1921年2月24日，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决议把工人的罢工定性为“反革命破坏”，命令对罢工工厂立即实行军管，对工人们进行重新注册，在所有的机关和企业中都组成可以调动军队的特命全权“革命三人小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三人小组的所有命令和决定，三人小组具有至高无上的、包括采取极端惩罚措施在内的“镇压权”，“可在每一个别情形下使用军事力量”，“如若街上有人群聚集，部队可动用武力，如有抗拒者，就地枪决”，尤其是对那些具有煽动能力的工人活动分子决不手软。 如今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契卡”就是“肃反委员会”，批评它“肃反扩大化”的声音也很多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实际上这个机构的全名叫“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换句话说，它要“肃清”的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反革命”)，还包括更加漫无边界的所谓“怠工”者。“怠工”都要镇压，更何况罢工?从此之后，在沙皇时代工人可以频繁罢工的权利就再也不复存在了。1929年苏联的劳动法典规定，工人旷工3天，企业就可以开除，行政部门有权不经过冲突评议委员会批准，独立地对“违反考勤规定者”进行各种处罚。我们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开除工人”就会使他成为失业者。不会的。1929年的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失业现象据说已经被“消灭”。乞丐与流浪汉都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盲流”就等于“流氓”，专政的铁拳在等着他们;而做小生意、揽私活等个体谋生手段也是“资本主义”的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开除工人”当然不仅仅是把他们撵出工厂让他们到社会上乱跑，而通常就意味着把他们送进劳改(劳教)营，在“劳动义务”的强制下服苦役。 就这样，俄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罢工的“工人阶级政党”。 当时也有些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在战争时期不得不如此。但是最高领导层很快反驳说:这些强制“绝不仅是紧急措施”，而应当是“常规”。托洛茨基甚至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然以苏俄经济自比农奴制，他说:“根据经济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劳动调控，对每个工人来说就是强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说强制劳动总是没有效果的，这是最可怜、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见，奴隶劳动同样有生产成效，农奴的强制劳动不是封建地主恶意的产物，(当时)它是一种进步现象”。“也许是现代唯一一次坦率地为强迫劳动辩护”的这番话甚至吓坏了后来的波兰托派思想家多伊彻，毕竟是外国人的多伊彻对自己崇拜的这位革命家“讲话竟非常近似于一个过去的强迫剥削制度的辩护士”而深感惊愕。的确，听到这些话的人们都会问，既然如此，那就让封建农奴制一直持续下去好了，还搞什么革命，还要什么社会主义? 正如苏联史学权威刊物《历史问题》前主编伊斯肯德洛夫所说，“新政权推行国有化政策的极其残酷的做法，国有化最终成了全面‘剥夺剥夺者’、不仅强行没收大资产者，而且强行没收中等私有主甚至小私有主的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财产，而且其中的多数人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成为在自己的国家中被抛弃的人”。紧接着托洛茨基提议，由军事人民委员会承担劳动人民委员会的职能。列宁全力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1919年12月27日便由托洛茨基主持成立了劳动义务委员会。当时一些老革命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们不相信凭军事命令能使经济的车轮运转，不相信“用法老建造金字塔的办法可以建立计划经济”，便把托洛茨基称为“新的阿拉克切耶夫”。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苏联共产党在93年的建党、74年的执政历程中，由建党之初几十人的小党发展成为近2000万党员的世界性大党，然而其纯洁性则呈现出重力加速度下降的现象，执政时间越长纯洁性流失越明显，越是到执政后期纯洁性流失越急剧，由一个发展上升、先锋模范、核心领导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政党演变成为隐性流失、显性流失又急剧崩溃的殇党。这其中有一系列待解的难题、规律、特点和教训，值得世人沉思和鉴镜。   发展上升期 列宁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实体形态的开创者，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纯洁性建设的开创者。列宁建党和执政时期，成为苏共纯洁性积累发展和显著上升期。 一是主张组织建党。1903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组织建党的原则，主张: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党;凡是党员，不仅必须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而且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坚持地方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二是注重质量建党。打天下时和建政期间，列宁十分重视党员队伍的质量建设。他强调:“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重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的人’”。 三是实行纪律固党。列宁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仅要有严密的组织，还要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以维护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是依靠群众建党。列宁用古希腊关于安泰的神话来强调党群关系建设。他形象地将无产阶级政党和党的领导干部比作安泰，把人民群众比作大地母亲，并指出，我们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就在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就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里。因此，密切联系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危险。 正因如此，列宁领导的苏共，不仅从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地下党，迅速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的革命党，进而发展成为一个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多重考验、展示出先进性和纯洁性形象的执政党;不仅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能够有效地克服和纠正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和不足，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显性提升与隐性流失并存期 斯大林执政时期，是苏共纯洁性显性提升与隐性流失并存期。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斯大林借助列宁的革命权威和政绩红利，依靠苏联模式的短期效应，明显提升了苏共的先进性形象，推进了苏共的纯洁性建设。 其一，列宁革命和建设巨大红利的延续效应。列宁革命和执政期间，是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创业期，创造了苏共的辉煌成就、革命政绩和崇高威望。但不幸的是，他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未竟的遗憾，怀着对斯大林能否十分谨慎地使用权力的忧思，过早离世，其红利则被后世、不断释放。后来执政的斯大林，充分享受和运用了列宁的革命和建设红利。 其二，卫国战争和二战的重大胜利形成的光环效应。斯大林执政时期，领导苏共成功击退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反扑和围攻，特别是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性胜利。由此，不仅树立了苏共的先进性、纯洁性形象，而且在全世界树立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神圣形象，确立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地位。 其三，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的短期效应。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是以“议行监合一”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依靠这一模式，动员和集中全国资源和力量，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基础，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基础体系，成为当时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但是，斯大林执政期间，为了垄断绝对权力、打造“教主”地位，依靠不受监督制衡的无限权力，以“红色恐怖”手段，不断搞政治清洗、等级授职和造神崇拜三大运动，消灭现实和潜在的敌人与对手，消除对斯大林模式的不同看法和声音，培养在册权贵和“圣剑骑士团”，给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造成了重大的隐性损伤。 大搞清洗运动。斯大林上台执政后，采取结盟联合、分化孤立、各个击破、整体清除的方法，对持不同政见的阶层和人士进行大清洗，压制和剥夺各社会阶层和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全苏联遭到他迫害的人数达千万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受害者，给广大家庭和党员干部造成的心理创伤持续几十年。 大搞等级授职运动。在清除反对派和大清洗的同时，斯大林抛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普选制精神和苏联宪法原则，以等级授职制和职务终身制取代普选制和任期制，设置了一套以任命制为核心的《职务名册》，其本人主要控制着《职务名册》的第1号和第2号名单，插手和操纵第3号名单，形成以其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整个政治局成了斯大林的政治局，形成了清一色的斯大林党中央。通过排斥异己的所谓纯洁性“大清洗”，致使苏共以党代政制、一党独政制、一把手一人治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官僚特权制等，在苏联代代相传，甚至愈演愈烈。 大搞造神运动。为把自己打造为精神图腾和“教主”，斯大林一方面垄断意识形态，对各阶层人士和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和言论管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和运用，“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使全党“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大搞造神运动，树立个人崇拜，打造绝对权威，塑造其在全党全国全军中的神圣形象，教化全党全国人民对斯大林模式的遵从和固守，将其一言一行当成全党全国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绝对真理。 隐性流失加剧期 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他们执政时期的苏联，尽管综合国力、军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与美国分治世界近半个世纪;尽管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边脱下鞋子敲打发言桌、一边声称要埋葬帝国主义，勃列日涅夫将飞船送上天、导弹部署到美国的家门口;尽管形成和拥有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但由于他们既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和受益者，又必然是斯大林模式的执行者和传承者。他们共同将斯大林模式推向了固化和极化的境地，不仅消耗完了斯大林模式的红利，而且隐性地损伤和流失了苏共的先进性、合法性和纯洁性，留下一个盛极而衰的苏联给戈尔巴乔夫。 赫鲁晓夫充分利用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特别是执政后期，无法摆脱绝对的权力和谄媚的腐化作用，同样搞党政合一，同样搞个人极权，同样搞个人崇拜，同样搞党内斗争，同样搞霸权主义，重新走向斯大林式的极权道路，致使斯大林“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反弹和回归，使苏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受到了隐性损伤。 作为等级授职制复制的“武大郎”式干部的杰出代表，勃列日涅夫无能研判和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无心融入和顺应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潮流，无力担当和推进继往开来的时代变革重任，痛失苏联历史上的最佳改革时机，维稳抑变18年，使斯大林模式更加成熟、更加固化，走向极端，成为苏联历史上的“超稳定时代”。特别是从1982年到1984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苏共连续三任年老病弱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在职病逝，成为苏共执政危机和纯洁性危机的隐性加剧期。 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苏共经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丧失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革新的最好时机，也由纯洁性的隐性流失期迅速走向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1985年3月11日，在“别无其他的选择”的情况下，在苏联人民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怒吼声中，苏共挑选旧体制内“最合适”人选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但此时的苏联已到了“极度萧条衰退时期”，出现了全面危机，党和国家开始显露出“苏联之灾厄”。 加之，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始终在激进派与传统派的夹缝中犹豫摇摆，始终在“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中折腾回复，始终在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中选人用人，在内外交困、慌不择路的情况下，超越党内分权和党政分工两个阶段，直接搞党政分开，最后将最高权力中心由党内转移到苏维埃再到总统，自己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超级总统和民主利己主义者。 由此，不仅激进改革派抛弃了戈尔巴乔夫，而且党内保守派也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最要命的是各阶层和人民群众都对戈尔巴乔夫感到极度失望，苏联已再也没有改革的时间和空间了，也无人并无能替苏联负责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成为苏共执政危机总爆发时期，成为苏共合法性、纯洁性显性流失乃至急剧崩溃破产时期。 苏共纯洁性丧失过程中的乱象 苏共的纯洁性不断丧失的过程，既是苏共蜕化变质、脱离群众的过程，也是苏共执政危机积累、加剧到爆发的过程。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自斯大林时期起，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形态并没有朝着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不仅总体上形成和固化、甚至极化了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而且丧失了苏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推进权力结构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苏共不断走向“四大危险”。 精神懈怠。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苏共党人，依靠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严格的舆论言论管制，搞教条化、垄断化、实用化的马列主义，不仅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而根本的问题;而且道德人格物化、核心价值缺失、理想信念坍塌、话语体系阻塞，形成说谎机制和伪善氛围，形成“万马齐喑”甚至“听不到人民声音”的可怕局面，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懈怠危机，从精神上和心理上不断解构苏共的纯洁性资源和执政根基。 能力不足。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党人，在不断扩大阶级基础的同时，忽视了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质量建设，党员发展过多过快，干部队伍膨胀腐化，许多不知党、不信党、不爱党的人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入党提干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队伍的整体质量、形象和战斗力。特别是长期推行封建社会的等级授职制，形成了“武大郎式”的用人导向和干部标准，产生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契尔年科式”的维稳型、执行型干部，庸人得道、奸佞当权，精英淘汰、士在游寓，整个队伍“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问题日益突出，执政能力层层矮化、代代矮化。因而，最终无人、无能也不愿替苏联负责了。 党群疏离。由于苏共长期推行以牺牲人自由全面发展权利为代价的现代化，大搞政绩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始终未能解决广大民众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同时，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发展壮大，苏共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安泰”离开了大地，党群干群日益疏离，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苏共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苏共解散前，已有400多万名党员退党。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过程中，全国近2000万党员、2600万团员、2亿工会会员和300万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几无一人抗议和救护。 消极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苏共各级干部非常信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只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口号，升官发财成为公开追求，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权力成为一种乐趣，形成了以“一把手”为核心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苏联解体以后，那些“在册权贵”摇身一变，大都成了新国家新体制新权力结构的新成员。 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努力 苏共在74年的执政过程中，自斯大林时期起，其纯洁性总体上是隐性损伤与显性流失并发，期间也有过三次挽救性改革，但要么人亡政息，要么人没亡政就息了。 列宁的晚年顶层设计努力。列宁晚年特别是病重期间，认真反思了苏联体制和模式的弊端和执政危险，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政权建设不能“盲目”地、机械地“重复”巴黎公社经验，必须借鉴和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主张推进党内权力结构改革，顶层设计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第一张“议行监三权分开”的权力结构草图，意在以此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但遗憾的是，人亡政息。斯大林及其后的一代又一代苏共党人剑走偏锋，形成和固化了一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畸形权力结构和以牺牲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赫鲁晓夫的改革努力。赫鲁晓夫执政11年间，对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弊端和危害有所认知和反思。 他从思想文化“解冻”、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等入手，实施了“非斯大林化”的修补性改革。但由于其始终没有找到斯大林犯种种错误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根本原因，始终没有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始终没有抓住党内特别是各级党的“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只是在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的窠臼中进行技术改良、局部修补、同义反复，最终陷入人没亡政就息了的宿命。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努力。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着手进行以加速战略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但立马遭到了党内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此时，他意识到陈旧腐败的政治体制是制约和阻碍苏联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他转而进行以公开性、民主性、多元化为“新思维”的政治体制改革，然而难以形成共识，并遭到了旧体制旧模式的强大阻碍。于是，他又进行揭老底、晒旧帐、改宪法、行多党、破垄断的民主利己主义改革。虽然打破了苏共特别是党内传统派对权力长期垄断的局面，但仍然回到了“权力过分集中”和“武大郎开店”的老路上，落入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窠臼，更重要的是使本已严重受损受伤的苏共先进性、纯洁性形象和合法性、合理性地位彻底丧失，最终改革破产，亡党亡国。 鉴镜与启示 苏共纯洁性的丧失，亡党亡国的特大事故，根本原因是“议行监合三为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的任命干部方式，这不仅是“苏联模式”的核心，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的主要症结;这不仅是世界政党研究的典型案例，也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遗产，还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读的必修课。以苏联解体为鉴镜，总结和转化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破解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使命。 进行以发展党内民主，保持党的生命力、纯洁性为目标的权力结构顶层设计。深度挖掘、总结和转化中国历史上权力结构和监察制度建设经验，借鉴人类社会权力结构建设的有益成果，进行权力结构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党内国会”之下“议行监分开”的等腰三角形权力结构改革目标，明确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的权力结构改革三阶段的路线图，建立一种能够保持和发展党的生命力和纯洁性、很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权力结构。 建立推进权力结构改革、保持党的生命力、纯洁性的基层试验区。按照邓小平关于权力结构改革的要求，借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经验，围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遵循分权制衡的原则，在全国市县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以及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的基础上，创办县级党委权力结构改革试验区，从县级党内的分权入手，科学分解县委特别是县委书记权力，合理配置县级权力结构，点上试点、面上突破，以基层突破带动全局突围，逐步推进全党乃至全国的权力结构改革，以真正实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保障并促进以维护党的生命力、纯洁性为共同目标的公民社会和权利社会建设。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有利于民主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党的生命力、纯洁性的保障和发展，有利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加强。因此，权力结构的改革和转换，必须厘清权力与权利的授受、制衡和回归三大关系，最终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保障和促进公民社会和权利社会建设，构建比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更具内涵、更具实质、更具特色的等腰三角形权力结构，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政治本色。 本文来源于《人民论坛》杂志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一幅工人画像需要精确的真实，还是艺术家的笔触所表现的真实；一首无韵诗可以表现积极的社会主义内容，还是社会主义诗人需要遵循某种形式，这类问题不取决于批评家和艺术家，而是取决于文化官员。他们的决定往往出于政治原因和个人爱好。   苏联统治东欧国家后，大力推行苏维埃文化。1949年3月，苏联外交部出台一系列针对东欧各国文化的建议，认为东欧国家知识分子仍受西方资产阶级影响，需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这包括翻译和传播苏联电影和书籍，建立苏联文化中心和苏联式学校。苏联文化官员不仅要传播苏联艺术，而且想从根本上改变东欧各国文化。 苏维埃文化的范式便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东德成立之初，苏联占领军文化官员便公开批评前卫艺术家们“试图装作革命者”，其艺术是“毫无内容的形式”。许多东德艺术家所喜爱的毕加索的绘画，更被指斥为颓废、堕落。这引起艺术家困惑，他们没想到“进步”的苏联居然在艺术上赞成保守。实际上，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艺术的社会责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就禁绝了实验诗歌和前卫建筑艺术。 谴责艺术家们创作抽象艺术、无调性音乐和实验诗歌很容易，他们可以去创作“工业化养猪场的合理化和机械化”之类主题。但一幅工人画像需要精确的真实，还是艺术家的笔触所表现的真实;一首歌的抒情是“进步”的，它与音调的难度有没有关系;一首无韵诗可以表现积极的社会主义内容，还是社会主义诗人需要遵循某种形式，这类问题就不取决于批评家和艺术家，而是取决于文化官员。他们的决定往往出于政治原因和个人爱好。 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控制艺术家的工具，连布莱希特的作品也未能幸免。他作词的歌剧《卢克勒斯》就因为充满不和谐音和机械敲打的噪声，被冠以形式主义罪名。官方既不喜欢歌剧里只有九种打击乐器，没有小提琴，也不喜欢其中的反战调子(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布莱希特不得不给当时的东德总统威廉·匹克写信，承诺在歌剧里加进三首咏叹调，以表现“积极的内容”。布莱希特明白了，不是艺术家而是党才具有最终决定权。 另一位艺术家斯汤培尔没这么好的运气。他在地铁站画了一幅大型抽象壁画。起初，这幅画被誉为“一首歌颂重建的多姿多彩的交响乐”，但在苏联文化官员谴责形式主义艺术后，由于斯汤培尔公开表示反对，壁画被官方宣判为“毫无意义的产品”，最终被刷上油漆，永远销毁。 建筑艺术同样需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波兰华沙在战争中遭受巨大破坏，城市变成废墟。面对战后重建，有人主张完全建一个钢铁和玻璃的现代城市，有人主张混凝土街道和高楼按照野兽派艺术风格重建，而公众则希望恢复旧城风貌，尤其是恢复中世纪、巴洛克时期、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建筑，以免民族的建筑遗产消逝。 到1949年，官方认为这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符合波兰政府对环境决定论的信仰:如果环境可以影响人，建筑家们就有责任帮助创造新现实，新华沙不能恢复战前反映资产阶级个人品味的大杂烩布局，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风貌。这种情况下，官方重建华沙的蓝图基本上来自莫斯科，波兰国家出版社甚至还出版了一部名为《苏联建筑》的书，赞美苏联建筑艺术的成就。 莫斯科的办公楼、公共场所和街区体现出巨大、笨重和豪华，街道宽阔而很难通过，广场宽平而适合游行。但莫斯科的设计并不适合华沙，这座城市从前是为马匹和行人设计，广场和公园是用于闲暇而不是游行，地上铺的是草而不是水泥。但此时的土地已经全部属于国有，建筑家们全是政府雇员。重建华沙的设计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样板:农业部大楼两层高的圆柱、为“五一”游行设计的大街、水泥灯杆和阳台，没有一个源自波兰的建筑传统。 波兰建筑学家戈尔扎姆曾是英国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的拥趸，后成为新政权的拥护者。他在论运动领袖莫里斯的书中认为，建筑可以“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形式上是民族的”。体现这一思想的著名建筑便是华沙科学文化宫。宫殿位于市中心，俯瞰华沙城。这是斯大林送给波兰人的礼物——按照斯大林的旨意，要建“一个从城市任何点都能看到的宫殿”。文化宫的设计、材料和工人都来自苏联，同时吸收了波兰巴洛克时期的风格。从远处看，就像莫斯科那些婚礼蛋糕式的高层建筑，与周围显得很不协调。 华沙的重建在美学上是失败的，在经济上是浪费的。那些支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波兰艺术家们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他们证明了艺术家与政府合作是可能的，却没有证明这种合作是成功的。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   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理论 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消除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矛盾，首先要消灭一切罪恶之源的私有制，即改变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其次，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在未来社会商品生产也应消除，价值关系必将消失。这样，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自觉调节的，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没有商品生产的与自治的社会。从而，社会可以十分简单地直接计划生产与计划分配。 这就是计划经济理论的渊源。在这种产品经济观支配下，就出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可以立即全面实现“一个国家=一个工厂”的设想，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可以按照预先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进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提出的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种预测，在考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时往往带有一般的推论性质。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在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时做出明确无误的理论结论。 从思想理论上讲，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一直赞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但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而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此理论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其在这一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服务。 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需要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资源，斯大林认为，必须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不能通过市场，而是要通过集中分配的办法来实现对整个经济的控制。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农业全盘集体化是合乎超高速工业化逻辑的产物，是从农村榨取资金与粮食的重要办法。如果在这个时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该按照商品交换原则运行经济，重视市场的作用，那么，也就不允许对农庄这样的集体经济下达几百个指令性指标，更不允许工农业产品存在十分严重的剪刀差，就得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国家就难以从农村获得大量的粮食与资金，也就无法保证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 另外，强化计划原则与权力斗争是实现政治集权的保证。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展开的种种斗争，往往与权力之争密切相关。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把各个反对派逐—击破，在这过程中把权力日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同时，他必须牢牢地控制经济，其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延续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把整个经济转向军事轨道，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并在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对后来的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经济体制与认识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点有:除了农业外，几乎对全部经济 (包括对超过5人的小企业)实行国有化，以此来达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国有制企业;对农民，通过余粮征集制征收全部农业剩余产品;从生产到分配全部经济活动，其决策与管理权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强制的行政方法进行管理;在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下，经济关系实物化;国有企业与国家(总管理局)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各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全部物资供应，而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上缴国家，是完全的“统收统支制”;分配上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实行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当时很不发达对外经济也完全由国家控制。 很明显，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迫采取的特殊政策。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的总结，并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军事上战胜了敌人，但在经济上没有取得成功。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把握分寸。”(《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但俄(共)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然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的，这也是后来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层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过早抛开新经济政策 为实现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决议中有一些重大经济政策:首先是取消余粮征集制，改行粮食税;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在农村允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工，在城市允许私人占有中小企业，把原来收归国有的小企业归还私人，还允许私人开办不超过20人的工厂;在工矿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租让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即允许外国资本在苏维埃俄国开办工厂和开采自然资源;进行货币改革，同时消灭预算赤字。 可以说，列宁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到1924年逝世这段时间，他的全部精力几乎都在研究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些政策。但由于列宁过早逝世，没来得及在对新经济政策头几年实施的情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使其系统化。他也没来得及去解决新经济政策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在社会主义观念上及未来经济体制模式设想方面存在的矛盾乃至冲突。列宁逝世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俄共(布)党内领导层的分歧与斗争日趋尖锐。1929年斯大林在击败布哈林之后，就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已被最后否定。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了党的指导思想，这也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初步确立。 斯大林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左”倾路线。他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大转变”，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 超高速工业化加速经济集中 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共13年左右。 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最主要特点是: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农民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化所需资金的1/3以上。 苏联工业化时期工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成指令性计划制度，这是苏联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内容。 其次，不论部还是总管理局作为国家行政组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与指挥，都是通过行政方法实现的。 第三，与上述特点相关，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 第四，形成部门管理原则，这有利于中央对分布在全国各地企业实行集中领导。 第五，由于工业管理体制的上述变化，使得工业化时期力图实行扩大企业权力和加强经济核算的目的实际上都落空了。企业在人、财、物方面基本上没有决定权的情况下，经济核算只能徒具形式。 第六，工业企业管理一长制得以实际的执行。工业化时期斯大林推行的一长制，并没有建立在经济民主管理基础上，企业厂长独揽大权，成了企业真正的官僚独裁者和斯大林模式基层的组织基础。 第七，在工业化时期，企业国有化迅速发展。 工业化运动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1929年全面中止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思想开始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得以初步确立，那么，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标志着不只是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全面建立和已扎了根，还标志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 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而且是“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 农业全盘集体化成了新的“农奴制” 从斯大林根本改变对农民的看法为起点，随之而来的就是根本改变农民的政策，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其结果不仅仅是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统治经济体制之中，而且意味着在苏联在朝斯大林整个社会主义模式迈进。 斯大林用强制乃至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的主要目的有: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斯大林对此解释说:“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作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页)就这样，把在苏联社会中人口众多的农民当作“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消灭了。”这样就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最后形成了完整的斯大林经济体制。农业集体化完成过程中，苏联也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并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形成的农庄计划体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计划的指令性，即国家下达的指标，集体农庄必须执行;二是指标繁多;三是完全忽视集体农庄是集体经济的特点，实质上实行的是与国营企业同样的计划制度;四是从农业集体化时期开始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前，国家在规定集体农庄生产计划制度时，都以有利于国家控制粮食为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的。 斯大林宣传说，他的农业集体化是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与列宁的晚年思想有着重大原则区别。列宁主张“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强调自愿原则，认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1922年11月底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到列宁那里做客，在交谈中列宁说了以下一段被弗拉基米罗夫叫做“赠言”的话:“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了，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 粮食征收制几乎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使农民难以生存，导致在内战后期终于揭竿而起，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 说“揭竿而起”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历史。那时就有一宗起义叫做“叉子暴动”，农民没有武器就把叉子当做战斗的武器，可以说是“揭叉而起”。农民高呼“打倒康姆尼”，“康姆尼”是共产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打倒公社”，也可以理解为“打倒共产主义”，反正农民不要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了。那时官方把农民暴动叫做“盗匪活动”，但这并不改变农民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实质。 列宁承认，那时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各个省份。最后爆发喀琅施塔得兵变。喀琅施塔得本来是革命的堡垒，十月武装起义时著名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就是从喀琅施塔得军港开过来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突击力量，在革命和内战中哪儿有困难，就派水兵去支援，如今连这后院也举行暴动，而其纲领并不反对革命，而仅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策。这些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激流，使布尔什维克政权遭遇到革命胜利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参见郑异凡:《列宁在1922年的赠言》，(《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 “大清洗”结束夺权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与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针与政策所展开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复杂斗争过程中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与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一起，称之为三大运动。“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的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的“大清洗”涉及各个阶层的人，既包括原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也包括苏联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与广大干部队伍与人民群众。不论是“大清洗”的规模还是手段之残酷，都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最可怕的悲剧。 “大清洗”运动结束了夺权过程。由于大规模的镇压，集中制发展到了专制主义，使全党全国服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意志，按照他的思想在苏联建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历史传统的潜移默化 要对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有深刻理解，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的问题时，显得尤为重要。 革命前的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在沙皇一人手中。斯大林所继承的俄国历史传统，最主要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当然，这种扩张是以世界革命名义的扩张。而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依靠它来建立军事经济或战备经济，并把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个人手里，成为其推行各种政策的财政经济基础。 斯大林的个人品性 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执政长达30年，因此，斯大林个人品性对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详细摘录斯大林传记中有关对他描述的材料，在这里是不必要的。笔者只想根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实践，来考察他个人对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产生的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坚毅、刚强和政治敏感反映了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一个方面，而粗暴任性、强烈的权力欲、冷酷无情、崇尚暴力、主观片面、妒贤忌能和孤僻，是反映斯大林个人品性的另一个方面。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十分复杂的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品性对体制模式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很多方面。 斯大林的粗暴使他容易犯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错误，从而使政治体制中的这一弊端不断发展。斯大林的强烈权力欲，使得他不惜一切地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排除不同观点的人，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斯大林在工作中不需要顾问，只需要执行者。他要求下属对他完全服从、听话、百依百顺、完全遵守奴隶般的纪律。他不喜欢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他用特有的粗暴把这样的人推开。 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不仅表现在领导工作方面，在对很多学科的命运问题上，也毫不犹豫地扮演了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对待遗传学是这样，对待语言学是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还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对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不只是极不尊重，还加以粗暴的污辱和嘲弄。譬如，对经济学家雅罗申柯对政治经济学家教科书提出的意见，斯大林说他“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4页)，是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雅罗申柯请求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种请求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的气味”。 斯大林的主观片面导致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进展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理论，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对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斯大林崇尚暴力和冷酷无情导致大规模的镇压。1934年7月，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的是自发的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1页)“大清洗”运动中，滥杀那么多无辜，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他从不检讨自己，从不后悔，他考虑的只是为了不间断的“革命”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拼命向前，不惜用火和剑粉碎任何反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即使来自最亲密的战友。后来，实践向人们表明，斯大林逐步对强制与暴力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在斯大林看来，革命、所有制的改造、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管理等等，都是强制暴力的同义语。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场合下赞赏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甚至还认为，伊凡四世专权和残酷得还不够，伊凡雷帝在处死人之后总是后悔和忏悔个没完，这表现得不果断，说彼得一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 斯大林妒贤忌能也是他个人品性中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弱点。他一方面把与他同代的革命领导人通过各种手段排挤出去，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他竭力压制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知识分子。斯大林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不懂外文，而在他的周围有不少智慧非凡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斯大林有着无止境的想领导一切的欲求，却是才能有限，因此不能不感到自己作为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演说家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的嫉妒心以及对任何真正有教养的党内知识分子心怀仇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成为斯大林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和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按对革命贡献来说完全可以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甚至比斯大林有更大贡献。(参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2-533页)在苏联国内再版300多次，译成31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共发行了约4.7亿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也反映出斯大林个人的品性。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无疑是属于斯大林的。该书的特点是:伪造历史、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民族主义(在不少情况下变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方面的情况很多人熟知的，不需要进一步论述。但要指出的是，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经常出现为沙皇的许多侵略战争辩解，不能不说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并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不时地有所反映。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人民抛弃了前苏联共产党，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人民利益。   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已不再也不需要关心。在中国，研究前苏联的重心还是如何吸取前苏联的教训，探究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国家解体的原因 2011年底，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俄罗斯，不仅仅因为那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也因为整整20年前，那里发生了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宣言，宣布苏联不复存在。20年过去了，人们至今仍然充满了疑问与困惑：拥有1800万党员的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了74年的国家，为什么突然间就轰然倒塌？ 中国曾经长期将前苏联作为学习的样板，因此前苏联解体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当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曾召开了十个半天的座谈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前苏联东欧为什么发生剧变”？虽然没有结论，但是前苏联解体无疑对中国改革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迄今为止，中国各界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法不一，争论激烈。前苏联如同一面镜子，不同的解说折射出中国各界对世界形势和改革前途的不同认识。 前苏联解体20周年前夕，《财经》记者采访了三位资深的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南泉先生、原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黄苇町先生和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他们从多方面剖析前苏联解体的制度根源。 接受采访的三位学者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只有正视前苏联垮台原因，坚守改革底线，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从历史上看，前苏联没有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如果人们不能从中真正地吸取教训，那么历史悲剧就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前苏联 “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财经》：前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在1991年以前，前苏联虽然有各种困难，但仍然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一个超级大国竟然会在几乎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解体。这究竟是为什么？ 陆南泉：东欧开始发生剧变的时候，不少人认为，苏共是列宁创造的党，基础比较牢固，不至于发生剧变，但很快前苏联也发生剧变。这时候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 可是，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来说明前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站不住脚，也不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于是人们就开始从民族问题、体制问题、经济问题、对外霸权、外交政策等各个角度来研究前苏联东欧剧变的内在原因。 学界共识是，前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但前苏联剧变的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从1996年开始，学界一直在寻找和思考。 沈志华：至今仍然有人把前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称他们搞的修正主义和非斯大林化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这种说法严重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恩格斯还特别批驳了领袖“出卖”论，他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 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黄苇町：我认为，斯大林时期就种下了前苏联垮台的恶果。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缺乏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 赫鲁晓夫既是斯大林的掘墓人，但本质上他仍然是斯大林模式的守墓人，并没有突破权力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因为他把问题错误地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是体制造成的。 革命时期需要权力高度集中，但是夺取政权之后，革命党要转变为执政党，可是前苏联仍然延续原来的体制，党内没有民主，人民民主更谈不上。前苏联的选举都是走形式，各级官员都是上面指定的，甚至农庄主席也都是上边任命的。虽然前苏联有1800万“人民监察员”，都是虚的，老百姓被愚弄，没有什么权利和自由。 《财经》：那么，前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 沈志华：对于前苏联的瓦解，执政党负有重要责任。 前苏联共产党与西方的政党不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先立国、制宪，后建党，政党是相对稳定的群体利益的代表，其执政与失政是平常之事，并不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震动。 苏共则不同，它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承担着改变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苏共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逐渐排除了其他政党，成了前苏联唯一的政党。 由于没有人民和社会的监督、制约，苏共作为执政党，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思想僵化，特权泛滥，盛行个人崇拜；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也只重强国，不知富民。 苏共创建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体制和制度又导致上述弊端长期存在和发展。苏共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 黄苇町：我把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总结为四条：第一，缺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第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而是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老百姓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现实与空洞的口号形成巨大反差，必然导致民心丧失；第三，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僵化守旧，脱离实际。因为害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采取“铁幕”政策，严禁公民出国。封闭、保守造成前苏联落后，也导致其意识形态弱不禁风，没有免疫力；第四，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没有社会公正。某种程度上，前苏联解体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种自我政变。前苏联解体后的权贵绝大部分都是前苏共高官，前苏联解体后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了。 陆南泉：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长期未进行根本性改革。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由于没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 正如普京所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是人民抛弃了前苏联共产党” 《财经》：为什么在70余年的历史中，前苏联一直“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而不进行改革？ 黄苇町：前苏联有过多次改革机遇。最早是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本来要搞25年，列宁死后5年，前苏联就重新回到了单一公有制和全面集体化。这是斯大林的“功劳”。 “二战”结束以后，也有一次改革机遇，结果被斯大林葬送了，要求改革的官员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处决。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前苏联的农业还没有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人均工资的购买力也低于40年前。 赫鲁晓夫上台后也进行改革，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最后被赶下台，第三次改革也中止了。 接着上台的勃列日涅夫也有部分改革，主要是总理柯西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利益刺激提高个人积极性。然而，改革始终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不敢突破。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事件，前苏联出动坦克镇压，国内改革也随之停止。 陆南泉：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僵化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不仅经济改革半途而废，而且政治改革出现倒退，在很多方面“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积累了大量问题，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是前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期，为后来的垮台准备了条件，到戈尔巴乔夫时已经回天乏力了。 沈志华：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不完善的，如果这种制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或曰“改革”），那么它就是有生命力的，反之则必然灭亡。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上出现的最有影响的两种社会制度，它们的出现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资本主义制度因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所以一直存在至今，这种制度不是完美无缺的，但确实是适应历史潮流的。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存在的几十年中，却没有能够进行调整，反而日益僵化，最后走入死胡同，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无法调整，只有死亡。 那么，为什么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法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革？我研究的初步结论是：前苏联共产党是为了夺取政权而组建的，这就是它与现代国家中一切为了选举上台执政的政党的最大区别。 所以，前苏联共产党核心的问题是保卫政权，一切可能威胁到政权生存的变动（调整）都是无法接受的。这就是前苏联三次改革失败或错过良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财经》：前苏联共产党拥有近2000万党员，在丢掉执政地位之时，既没有任何地区的共产党员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也没有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行动。这种现象很令人费解。 黄苇町：前苏联共产党各级官员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各级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 当时有一个调查，80％的人认为苏共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前苏联人民，只代表苏共官员！这意味着前苏联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改革进行不下去，执政党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前苏联垮台也就变成了现实。 沈志华：前苏共的问题就像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苏共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 在思想文化领域，它进行专制，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相关人士被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 在政治上，它垄断了权力，前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 在经济上，它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人民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日积月累，执政地位必然丧失。 陆南泉：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执政的前苏联共产党蜕变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环法制、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的政党。 斯大林模式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反过来，这个政党又维护了斯大林模式，使得各种改革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逐渐失去了信任。 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人民抛弃了前苏联共产党，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人民利益。 前苏联教训： “最重要的是坚持改革” 《财经》：中国曾经长期将前苏联作为学习的样板，因此前苏联的剧变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中国应该从前苏联解体中吸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沈志华：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前苏联的剧变也表明，按照少数人的意志，用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不可能牢靠，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没有可持续性。前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逐年下滑，进而发展成危机和负增长，是前苏联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已不再也不需要关心。俄国关心的是如何进一步“去斯大林化”，进一步消除前苏联时期遗留的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腐败、官僚主义等。在中国，研究前苏联的重心还是如何吸取苏共的教训，探究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前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至关重要。 陆南泉：中国从前苏联剧变中可以吸取多方面教训。但从当今情况看，最为重要的是坚持改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断地“去前苏联化”，摆脱斯大林模式，才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黄苇町：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主要阻力是观念，现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阻力。这些人的特点是：既不喜欢计划经济，也不喜欢市场经济，因为计划经济下不能把占有的资源变现，市场经济下权力不能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 这些既得利益者就是想维持行政权力能够长期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状。如此既能利用权力占有资源，又能利用市场变现，这其实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亵渎。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中国的市场改革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就像人们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看得见的手越来越闲不住。”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就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这一套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来的，在前苏联就不成功，更别说在中国。因为没有很好的制度，最后导致了很多的悲剧。邓小平讲得很好，现在对于前苏联的认识，至少不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认识和“南方讲话”再退回去。 《财经》：俄罗斯已经抛弃了斯大林模式，可是为什么中国有些人仍然在为斯大林模式辩护，这种现象值得思考和警惕。 陆南泉：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一些人认为中国只有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才有前途。在他们看来，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偏离前苏联模式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垄断、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等问题，这不是因为改革改错了，也不是改革过了头，而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所以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决不能走“回头路”，再回到斯大林模式。 前苏联正是由不断痛失多次改革机遇，特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倒退。从而成为停滞时期，成为前苏联走向衰亡时期。这个惨痛教训值得吸取。为此，必须牢记邓小平关于“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著名论断。所以我认为，对照前苏联剧变，中国应吸取的最重要教训就是坚持改革，特别要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 黄苇町：中国的许多问题至今和斯大林模式有联系。因为新中国的社会制度最初就是照搬前苏联那一套建立起来的，虽然现在改革了许多，但是仍然有许多前苏联模式的残余。研究前苏联解体，可以为中国更好地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要客观、科学地揭示苏共垮台的原因，吸取前苏联垮台的历史教训，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冲破既得利益的阻力，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铺平道路。 如果中国不能从中真正地吸取教训，那么历史悲剧就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沈志华：中国曾经照抄照搬前苏联模式，重复犯了前苏联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就是去斯大林模式化，即革除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历史告诉人们，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才没有重蹈前苏东国家的覆辙。 当然，今天不能用现在中国的理论和做法，机械地评判前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 但有一点必须清楚：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离开不断改善民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仍然处于从前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其最后的结果如何，取决于抛弃前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是否真正实现了让人民当家作主，取决于中国社会是不是一个实现了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