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

包修平，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IAIS博士生 一国在进入民主转型时期，失败者的一方扮演破坏者角色。这种破坏者对于民主转型非常危险，有可能朝向不可收拾的结果。在今日透过街头暴力获得政治利益的情势已经出现，但这种策略不允许发生在民主转型的埃及社会中。如果想取得政治权力，则应该透过选票(Ballot)，而非子弹(Bullets)。 埃及前总统穆尔西(Morsi)于6月30日执政满1周年，然而这1年来没有满足民众期待。治安的败坏、失业率高居不下、能源短缺与物价高涨等经济问题，导致大规模群众涌入街头，呼喊穆尔西总统下台。穆尔西与其所属团体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则不断捍卫其民选合法性。但随着军方表态，局势瞬息万变。7月3日军方宣告免除穆尔西总统一职，并终止新宪法的进程。外界视军方介入为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但另一方面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群众却欢声雷动，视军方为人民救星，在广场上彻夜庆祝狂欢。 笔者发现台湾媒体对埃及革命报导过于简化，一说穆尔西团队企图将埃及伊斯兰化，建立“神权”国度，严重影响民主价值。另外则是强调埃及世俗主义(Secularism)与伊斯兰主义(Islamism)的抗衡。事实上穆尔西政府的倒台并非如此单纯。一味地指称穆尔西与穆斯林兄弟会要建立不宽容的神权国度，似乎陷入了“东方主义”论述的困境。 笔者将根据当前研究埃及专家学者们的文献，试图分析这次埃及二次革命的现象，以及未来埃及所面临的挑战。 1.为何再度爆发革命?

陈婉容，独立记者。 无人不希望埃及的这场乱局只是民主的阵痛，然而这种失序的状态，即使不演变为如同叙利亚的境内武装冲突，恐怕也会令重新选举更加困难。永远的广场起义只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   我们都知道历史总是不断重演，只是谁会想到来得那么快。 埃及有句谚语——Repetition teaches even a donkey。驴子在阿拉伯世界是愚钝的象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即使是一头蠢驴，只要重复做也就学会。而埃及学会并不断重复的，似乎是广场革命。两年前，茉莉花革命浪潮从阿尔及利亚蔓延至整个北非和中东地区，埃及群众成功推翻了“最后的法老”前总统穆巴拉克；这年盛夏，开罗解放广场上同样遍地红白黑三色的旗海，埃及人在同一地点如样摇旗吶喊，要把穆巴拉克三十年威权统治后的第一位民选总统穆尔西撵下台。一切都似是排练好的演出：埃及军方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以凌驾一切的姿态介入，在最后通牒时限过后罢黜穆尔西，宣布终止新宪法，成立由宪法法院领导的过渡政府。每年大额资助埃及军队的美国也配合演出，对“coup（政变）”一字绝口不提，对埃及人民揭竿起义表示欣赏。 穆尔西坐了总统之位仅一年又三天，纵然有威权统治倾向兼且能力不足的他未必值得同情，然而埃及在威权体制统治下逾六十年的挣扎，在一场挟群情而生的军事政变后似乎化诸乌有，军方又向穆尔西的支持者开枪并搜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种种皆叫人怀疑埃及群众的集体选择：他们想要民主，结果却似乎失去了民主，把军事统治的阴霾带回埃及的土地上。在历史的永劫回归之中，埃及人民得到了什么？ 威权体制的衰落与公民觉醒 在茉莉花革命以前，埃及的威权体制就有所动摇，而穆巴拉克成为最后的法老，其实在他上台以前已露端倪。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与埃及宪政民主的挣扎，要由穆巴拉克的前任萨达特（Anwar Sadat）的“纠偏运动”谈起。在从以色列手中收复油藏丰富的西奈半岛后，萨达特在1974年颁布“十月文件”（October Working Paper），撤销前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治下所有与外抗衡的偏激经济措施，释放政治犯，撤销新闻审查，废除一党专政，目的是令埃及逐步成为开放的宪政民主国家。兄弟会在此时名义上仍是非法组织，但却开始有民主参与，甚至获准出版党报。然而在相对自由的政治气候中，伊斯兰激进派同时崛起，兄弟会当中的激进派系在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约后刺杀了萨达特。继任的穆巴拉克上台后随即宣布国家实施紧急状态法，结社集会等公民自由被限制，警权无限扩张，以至可以毋须经司法程序拘捕公民并送交军事法庭审理。紧急状态法至茉莉花革命后才正式废除，是史上实施最长的戒严令。 穆巴拉克重新实行一党专政，修改宪法容许总统无限次连任，威权体制以更强硬的姿态重临。但萨达特的纠偏政策还是在无声之中松掉了威权统治的螺丝。穆巴拉克上台后继续实行经济自由化，在数十年的发展中扩大了私人领域，也壮大了一群中产阶级，要求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的声音日隆。同时议会选举也成为了这些新阶级固定的政治参与机会，新旧力量此消彼长，埃及的民主化已非萨达特时代由上而下的，缺乏民间回响与有机脉络的政策口号，而是潜伏于威权统治下的主流民情。茉莉花革命就是这种民情的爆发。 换汤不换药的后革命时代 弱势威权主义遇上革命随而瓦解是自然过程，而在茉莉花革命浪潮中，被推翻威权体制国家的模式皆大致相同：从殖民时代终结始屹立的威权统治、坐拥大权的军队、重心向外的经济体系与议会政治残存的痕迹。然而茉莉花革命代表的虽是民众的觉醒，是威权体制自身的衰落，却未必是民主派的壮大。埃及的示威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表面事实：广场上的民众以民主为名，要求坐拥超然权力六十年的军方罢免一个民选总统。就此，美国国际事务学者Samer Shehata指出，许多反对阵营里的人对民主的理解是肤浅的。他们是不相信真正民主的自由派，虽笃信少数权利、个人与公民自由；但出于对伊斯兰政党的厌恶，宁可军队挟民意发动政变，也要逼一个民选总统下台。 两年前开罗解放广场上群情汹涌，然而当中的民主派系其实流于松散短视，对民主的理解仅为集会与示威，缺乏长远在民主体制中的执政准备。埃及的Revolutionary Youth（革命青年）是茉莉花革命时广场上的指挥，有庞大的网络动员能力，然而却没有把握机会建立政治势力，在革命成功后被迅速边缘化。在去年的选举中，兄弟会穆尔西以仅过半数的选票胜出，第二位是穆巴拉克的最后一任总理沙菲克，而年轻的社运界候选人只获1%选票。穆尔西虽然曾经尝试整饬军队，一度拥治国实权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坦塔维（Hussein Tantawi）亦被迫退下政坛，但结果只是让军队年轻一代提早接棒，军方势力根本未受打击。一场革命无法消除建制里的旧有势力，达至平等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新势力自然只能永远留守广场。埃及民众二度重返解放广场的原因，其实仍与两年前一样，是对于缺乏政治参与途径的控诉。 广场政治与公民社会 茉莉花革命之后，广场政治似乎大举复兴，从伊斯坦堡的塔克西姆广场到开罗解放广场，大型集会与长时间的留守成为了民众不满的出口。然而群众运动的浪漫却不代表坚实的社会愿景，广场的革命情绪对于巩固民主制度未必有作用，甚至可能会令社会深陷民粹主义的困局，造成政权的不断更迭。从得枪杆子得天下，到得广场得天下，二者性质或有不同，但离成熟的民主一样遥远。 威权体制转型期间的最大问题，是革命后虽建立了名义上的民主选举制度，然而候选人都只会利用民众对于前政权的厌恶赢取信任，在选战中夸夸其谈，许下无从实现的承诺；选举后因国家最重要的机器仍受旧势力如军队控制而交不出政绩，受群众压力黯然下台。埃及的后革命时代完全复制了这种模式。穆尔西固然不值得同情，然而若军队乘势重新坐大，埃及民众其实是将两年前的成果推倒重来，打开大门容许威权主义重临。 无人不希望埃及的这场乱局只是民主的阵痛，然而这种失序的状态，即使不演变为如同叙利亚的境内武装冲突，恐怕也会令重新选举更加困难。永远的广场起义只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   【原文链接】

张洁平，记者 革命从来都不是发生在一夜之间，更不是来自任何一个群体的设计。在去中心化的时代，“顶层设计”正在变成一种优美但无效的古董，雪藏在博物馆里。真实生活里的革命，是每一个个体选择积累出的结果   【编者按】这里记载的是革命半年过后埃及的一些变化，当人们读到“在解放广场的一切像是一场恋爱，革命就像一个最完美的情人。她是我生命中最爱的人”时，或许会对两年后广场上迟迟不愿散去的人多一种理解。然而“解放广场共和国”终究不等于埃及，人们需要这两个世界合二为一——所有的机会和挑战也在这个维度展开。 在探访了一个个革命者的个体后，作者判断：在去中心化的时代，“顶层设计”正在变成一种优美但无效的古董，雪藏在博物馆里。真实生活里的革命，是每一个个体选择积累出的结果。 的黎波里与班加西的枪声终结，卡扎菲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面仿佛电影画面：I will be back！但谁都知道，和本阿里、穆巴拉克一样，这位驰骋北非沙漠数十年的强人，政治生命已经终结在了2011年。 2011年冬天，三千万人口的突尼斯在阿拉伯世界播种了一支茉莉花，这场席卷北非、中东的革命由此有了一个浪漫的名字：茉莉花革命。这片陆地上的集权政体们在青年人的激情与反抗中面临着半世纪以来最大的动摇。在人民坚持不懈的和平示威中，突尼斯的本阿里下台，埃及的穆巴拉克下台，然后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利比亚。叙利亚的反政府示威与政府镇压仍然胶着。 即使是在以色列，这个和众多阿拉伯国家势不两立的国家，被西方认为是阿拉伯革命后，构成这一地区最大不稳定因素的犹太教国家，也爆发了三十万人的反政府游行，年轻人打出的标语是：Walk like an Egyptian。 而埃及的年轻人，前一天还习惯性地称呼以色列人为“以色列猪”，后一天就在facebook上转发以色列大游行的视频。——这两个宿怨深重、剑拔弩张的国家，一场世俗革命会给它们带来什么？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巴勒斯坦人伊扎特认为，两个地方的变革趋势，最可能左右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开罗、大马士革。“阿拉伯之春”是否能够降临，埃及与叙利亚的转型，将是两个最重要的判断指标。 埃及已经在路上。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的这个古老国家，如今被人记住，再不仅仅是因为七千年前的三角锥，而是因为有了二十一世纪的2.0式广场革命。如何从街头革命进入到全面转型，如何在宗教、互联网与普世价值之间找到未来政治之路，埃及肩头，停着全世界的目光。 追寻这道目光，记者来到革命之后的埃及—— 从开罗机场往市中心的路上，出租车在漫长而闷热的地下隧道堵得一动不动。这是辆八十年代的苏联产LADA，空调发出沉重的噪音，已经无法让蒸笼一样的气温再下降一点。司机Ahmed不以为意，摇下车窗，开大了车里的阿拉伯音乐，挂在后视镜上的埃及国旗卡片轻轻掀动了一下，露出后面几张年轻人的照片。 “他们是谁？”我们和司机东拉西扯，想要分散炎热的注意力。 “哦，他们是解放广场上的烈士。”Ahmed说：“你们，知道革命吗？”他语调自豪地和我们讲起了半年前发生在埃及的革命。 “埃及人很好，但是埃及政府很坏。” “我们在解放广场赶走了穆巴拉克。” “现在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自己了。” “生意没有以前好了，因为革命之后游客少了。但是以后一定会好。” Ahmed用简单的英语重复着上面的话。埃及国旗和烈士的照片在车里飘荡。这样的场景，在开罗的一个月里，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碰到。 都快要到住地了，Ahmed才说起金字塔。他塞给我们他的电话，说如果要找便宜的旅馆，要去看金字塔，玩尼罗河，去亚历山大，或者沙姆沙耶赫，都可以打电话给他。这才有一点Lonely Planet上介绍的埃及的感觉了——所有人都会向你推销旅游。只不过如今，只要打开了“革命”的话匣子，旅游就可以下一步再谈了。 革命：最完美的情人 这是六月的开罗，想要寻找革命在这里留下的痕迹并不难：这座城市如今每一道缝隙里都填满了国旗的颜色——墙上到处是国旗演绎出的各种涂鸦，路边截断的树桩被涂上红白黑的国旗色，灰秃秃的桥墩也被刷成国旗色，商店的玻璃门上贴着国旗贴纸，住宅楼的窗户里伸出国旗，年轻人胳膊上带着国旗色的护腕，走上广场的姑娘围上国旗当头巾，连卖冰激凌的小店铺墙上，都挂满了烈士和国旗的照片…… 在开罗大学教授英美文学的专栏作者Sonia，身材娇小的美丽女教授，一直悉心关注着这个政权与社会的变化。对于今天开罗遍地国旗的样子，她说，这是从没有过的。 “埃及人并不总像现在这么爱国”，Sonia说，以前只有埃及国家队赢了足球才能看见国旗，“我觉得对政府的厌恶多多少少也会影响人们对国家的感情。”Sonia提到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埃及的移民潮，“许多年轻人想要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太失望了，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给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穆巴拉克时代，她参加各种知识分子的时局讨论沙龙，和一批火力十足的作家一起写批判文章，在感受绝望的同时，体会着这个国家四处的暗流涌动。 2011年1月25日到2月11日，她每一天都在解放广场，和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们站在一起，支持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变革。 开罗市中心这一片最大的城市广场，从被改名为“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开始，游行示威、抗议集会，便一直是它历史功能的一部分。六十多年前人们在这里抗议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后来反抗法鲁克王朝，然后悼念纳赛尔总统……但从没有哪一次集会，像2011年的广场革命一样，让Tahrir从此深植人心。 2011年1月25日，百万埃及人走上广场要求改革、清除腐败、要求公民权利、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经历了切断通信、警民对峙、暴力冲突，经历了847名普通人的死亡，坚守整整18天之后，执政三十年的总统穆巴拉克宣布下台。 纪录片导演Dawood在那十八天里拍下了无数画面：穆斯林与基督教并肩而立，穆斯林祷告时，基督徒保护他们，基督徒做礼拜，穆斯林保护他们；女人解开头巾，和男人一起高喊口号；人们在广场上举行婚礼，新郎新娘们在坦克前拍摄婚纱照——那18天里，共有170场婚礼在解放广场举行。 “许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做一个记录者还是一个参与者。刚开始，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活着离开广场，站在那里，我只感觉我必须首先做一个埃及人，国家需要我站出来。一直到后来，记录的工作才能慢慢多做一点。”Dawood说。 他慢慢地讲：“在解放广场的一切像是一场恋爱，革命就像一个最完美的情人。她是我生命中最爱的人。” 在一个男人可以合法娶四个老婆的埃及，带着儿子上广场的Dawood，还真动过娶一个“revolution wife”的念头。“我就想，是不是应该在广场上认识一个姑娘，然后跟她结婚，加入那广场上的170场婚礼，纪念我人生中最动人的这场恋爱。” “后来……”Dawood羞涩地笑了：“后来，我老婆就到广场上来找我了。” Sonia说，很多人都无法忘怀那一个18天的世界。冬天里，挤在帐篷一起取暖的人，不分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所有人站在Tahrir，只有一个名字：埃及人，只有一个目的：要回属于我们的权利，拿回属于我们的国家。 人们在解放广场完成了一次新的身份认同。这一次，不是伊斯兰，也不是阿拉伯，而是“埃及人”。解放广场凝固成世俗埃及的精神高地。Tahrir的故事印刷成书本、画册在大街小巷出售，国际和国内的学术讨论、演讲一场一场围绕Tahrir展开。它被广泛地用来指代革命、理想、新时代，乃至指代一种新生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权利、国家认同。 这种价值共识，在独裁政权退出历史舞台，让这个国家重新充满了可能性。 满街都是总统候选人 当然，可能性并不意味着确切的未来。 在革命前到访埃及的中国作家许知远说：“一个专制、傲慢的政权令人憎恨，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愤怒的大众与反抗情绪，就可以被浪漫化为正义和希望。二十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了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经常是这种希望与幻灭交替作用的温床。” 而“丧失了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常常是独裁政权匆匆离去，留下最令人遗憾的遗产。埃及是否要经历这样的轮回？全世界都在小心观察。 在一个曾经掌管一切的独裁政权垮台之后，各种力量浮上水面： 第一线的示威者，那些曾经促成了革命的青年活动家们，他们一次次重返广场，从五月二十七日就第一次打出“二次革命”的口号，一遍遍要求迅速审判穆巴拉克和独裁政权的作恶者，责备过渡军政府改革的缓慢，并质疑军政府的诚意和退出权力舞台的决心。在革命之后的每一个星期五，示威者们都会聚集在解放广场，有时为了庆祝革命果实，更多的时候，他们希望用这种曾经被证明是成功的方式，继续敦促这个国家朝向民主、自由改变。 在此前的执政党压力下无处施展的反对派政治家们，一夜之间从社会的各个角落涌现到台前，他们参加电视辩论节目、广场演讲、新闻发布会，注册成立自己的政党，甚至宣布参选总统。“到处都是新政党，满街都是总统候选人”的盛况出现在此时的埃及，并不让人意外。 穆巴拉克时代的“主流”公众人物，悄无声息地隐匿了。曾在广场上支持穆巴拉克的演艺明星，或者在官方媒体上诬陷广场上的青年“别有用心”，受到“境外势力”挑唆的作者，他们在革命前后的言论被详细列出来，在facebook上疯传。他们如今是民间的“清算”名单，再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话，购买他们的作品。 曾经的执政党NDP，三千万党员仿佛消失在一夜之间，没有人承认自己曾经是这个党的一份子。在亚历山大，我们遇到建筑师Bassal，革命之后，他加入了一个为新政党提供咨询服务的年轻组织NEXT，而曾经是NDP党员的身份让他在同事中饱受了一番质疑。“我仍然喜欢穆巴拉克，他是个称职的军人，他没有抛弃他的国家逃走。”在亚历山大的深夜，在热烈地讨论完“政治正确”的革命时，他静静地说：“只是这些话现在不能对外说了，没有人敢说。” 而草根百姓，在结束了夜夜守着电视，看广场上激动人心变化的日子之后，回到柴米油盐和日常工作。他们就像我们遇到的司机Ahmed、工人Hetem、导游Mohamed、书店店员Mohamed等人一样，一边为身为“埃及人”而骄傲，一边为了现实生活日渐忧虑。人们希望革命的成果早日显现，可以尽快迎来一个更繁荣、和平的埃及。 六个月前的广场上，军人与青年紧紧靠在一起，每天都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自发地给帐篷里的革命者送水和食物，解放广场上的坦克堆满鲜花——浪漫的热恋终将结束，今天的广场上，革命者与军队之间的冲突暴露了这一点，而普通百姓与革命者之间的罅隙也渐渐浮现。 由最高军事委员会（SCAF）执掌的埃及过渡政府，甚少表露心迹。在广场上，军队曾经违抗穆巴拉克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赢得了埃及民众的热烈支持。但组成过渡政府之后，他们用武力驱散示威者、逮捕抗议者的行为，让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心存忧虑。 八月十四日，二十六岁的著名活动家、青年组织“四六运动”的领袖之一Asmaa Mahfouz被临时政府拘留，罪名是在Facebook上“污蔑”最高军事委员会。Asmaa在Facebook的主页上是这样说的：“如果司法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那么即使军队指使暗杀，人们也不会惊讶，因为现在没有法律，没有司法。”Asmaa后来获得保释。 像Asmaa一样的革命者与军队之间的裂痕显然越来越深。同样，Asmaa们与草根百姓之间也罅隙丛生。 八月，当军队和警察驱逐持续在解放广场上抗议的年轻人时，解放广场附近的许多小店主纷纷叫好。他们希望尽快回归正常的生意。据当地媒体报道，广场之外的公众，大多数也支持军队“清场”，让埃及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两个魔鬼与一个天使 如果说革命是一场恋爱，直到七月二十九日之前，大多数埃及人还沉浸在蜜月期。 七月二十九日的这个周五，走上解放广场的示威者不再是年轻人，而是身着白袍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月的埃及“世俗革命”之后，这是解放广场第一次迎来“回归伊斯兰”的主题示威。人们的口号变成：“抬起你的头来，你是穆斯林。”而他们中间的沙拉菲派（SALAFIS，伊斯兰教强硬派别，鼓吹绝对遵守教法，拒绝一切“革新”）则高喊“伊斯兰，伊斯兰，不要世俗化，不要自由化”，甚至有人喊：“奥巴马，奥巴马，我们都是奥萨马（Osama Bin Laden）”。 这一天，埃及著名博客Dalia Ziada正在美国与学者和政客们讨论埃及的未来走向。她29岁，已经是埃及很有影响力的人权活动家。“在华盛顿的讨论中，学者们在伊斯兰和军政府之间，都选择站在军队这一边”，她写：“人们如此担心中东地区出现第二个‘伊斯兰共和国’。” 她遇到的每一个美国官员、学者、分析人士都跟她说：“这是两个魔鬼，我们了解的那个总比我们不了解的要强！” 但她并不认为西方世界对这件事的理解是正确的。“美国人都相信，埃及要么会走向那个他们知道的魔鬼——独裁的军队，要么会走向那个他们不知的魔鬼——伊斯兰主义；但他们为什么看不见那个天使呢？埃及的变化不同于以往，推翻强大的独裁者的力量，并不来源于军队或者伊斯兰，而是年轻的、非暴力的革命者，和他们对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诉求。” “我希望华盛顿不要再重复他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为了抑制一个魔鬼而支持另一个。我也希望埃及的天使可以飞出那个让他们感觉安逸的地方——解放广场，向世界证明，埃及可以像推翻独裁者一样，建立起自由民主的国家。” Dalia Ziada说。 许多年来，世界对穆斯林世界的想象陷入一个怪圈：为了防止他们走向伊斯兰主义，宁可支持世俗的独裁政权。美国此前对穆巴拉克政府的支持就如是。 在埃及著名作家阿斯旺尼（Aswany）看来，这也正是许多独裁者精心设计的二选一选择题，竭力渲染本国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借外面世界的恐惧，维护自己不可撼动的统治。“穆巴拉克就是这样做的，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只有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巴拉克两个选项。要民主就要伊斯兰，要世俗就选择独裁。这是完全扭曲的。也是违背事实的。”阿斯旺尼说。 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创办人Peter Ackerman并不认为埃及会由此走向伊斯兰主义，本拉登一派更早就没有了市场。他说：“事实上，埃及发生的事情在美国海豹特遣队第六小队之前，就已经杀死了本拉登。” Peter说的是埃及广场革命中展现的非暴力、自由化、开放的本质，这种新的价值共识，实际上早已大大削弱了本拉登式理论的影响力。 在解放广场上，我们询问了无数年轻人，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许多人认为拉登是个英雄，或者至少不赖。但认为拉登是英雄的人，绝大多数，反对埃及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 刚从军队退伍的23岁小伙子Mohamed告诉我们，他认为拉登是英雄，是因为拉登敢于“和美国佬打架”，但这和他自己信仰的伊斯兰没什么关系：“埃及是一个开放的旅游国家，埃及有百分之十的基督徒，我们不可能变成一个伊斯兰主义的国家。我不接受，我的朋友们也不会接受。” 他热爱埃及革命，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他觉得革命让年轻人在这个国家抬起头来。“以前我说什么我爸爸都不在意，现在他认真听了。你去餐厅，感觉到餐厅里的人看你的眼光都不一样。他们都知道，是年轻人发动的革命，改变了这个国家。” 但Mohamed不再参与后来常在广场上聚集的“二次革命”。“我以前做导游，可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我还是希望埃及尽快恢复经济。”他说。 埃及的国民经济百分之七十依赖旅游业，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与动荡令埃及旅游受到长期影响，四月埃及入境游的数量比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八十，这个数字尽管在缓慢好转，比起往年仍有很大差距。 在Dalia Ziada看来，如何重建军队、革命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共识，如何重建经济，这才是革命之后的埃及最重要的任务，比伊斯兰主义更令人担忧。 八月十五日，十四个政治团体宣布成立名为“the Egyptian Bloc”的联盟，并以联盟的名义，参加年底将进行的议会选举。这十四个团体包括了老派反对政党华夫脱党、自由埃及党、埃及民主社会党、民主前线、埃及社会主义党、埃及共产党、埃及农民联盟、国家变革协会等等，是左翼、右翼政治团体的大联合。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次左右翼的大联合，是建立共识的一次努力，有利于自由派政治力量在议会选举中，与实力雄厚的穆斯林兄弟会抗衡。 革命之路 革命之后，围绕埃及革命与转型的讨论每一天都在进行。革命是怎么发生的？从革命如何走向转型？在开罗大学、开罗美国大学，全世界各地研究民主转型的学者和活动家，都把目光聚集在埃及的解放广场。 1月25日的革命直接导火索是邻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也有相当程度的偶发因素，如同许多媒体所分析的，带有“自发的”、“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特质，但显然，这并不足以解释穆巴拉克30年执政的垮台。 April 6 Youth Movements（四六运动）的发起人Adel以自己的经历给出了一个视角。这个2008年成立的组织，是引导埃及革命最重要的青年力量之一。 2003年，Adel才上高中，当时美国入侵伊拉克，埃及掀起反战游行，人们聚集在解放广场，掀起了埃及二十多年来爆发的最大规模的游行。人们抗议美国，但第一次有人在游行中喊出反对穆巴拉克的口号——这位统治埃及近三十年的法老式人物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如果说街头需要学习，此后每一年，埃及年轻人都有了学习的机会。 2004年，在高涨的物价和封闭的政治气氛下，一群社会精英发起了“受够了”（Kefaya）运动，2005年大选之前，Kefaya达到高潮。人们发现，统治了二十四年的总统不仅不愿下台，还准备让自己的儿子继任。Adel印象深刻地记得，那一年，是人们第一次清晰地喊出要“穆巴拉克下台”，“以前人们不敢想象这些，穆巴拉克可是我们的父亲啊……从那以后一切都不同了。”Adel说。 2008年，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工业城市El-Mahalla el-Kubra，因为通货膨胀、工资太低，工人宣布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举行罢工，罢工的消息引起一群网络活跃者的注意，其中就包括Adel。埃及的工运近十年来渐成规模，年轻人决定，用互联网帮助他们。 Adel们建立了一个Facebook群组支持工人罢工，一夜之间，就吸引了7万人加入。相比他们之前在街头小打小闹的成果，这个迅速增长的人数让他们意识到，状况不同了。这个群组被命名为“四六运动”（April 6），尽管罢工后来走向暴力，并遭到镇压，四六运动的声援也并没有在那一次事件中奏效，但这个组织长期存在了下去，并最终成为点燃2011年埃及革命的重要火把。 2009年夏天，Adel去了贝尔格莱德，在那里的CANVAS（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实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的组织参加培训。该中心缘起于九十年代末青年学生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运动。他们用在CANVAS学到的经验，把严肃的威权政治，消解在快闪、恶搞等一系列年轻的抗议形态中。“我们在等待一个机会”。 突尼斯革命成功，让积攒了多年的社会愤怒情绪看到一个爆发的可能。 “那些日子有无数的人问我，埃及会不会也迎来一场革命，从老家的乡亲到开罗的朋友都给我打电话，”Adel说：“我甚至接到了一位法官的电话，他问，1月25日（埃及的警察日，往年也会有人选择这一天上街抗议）真的会发生点什么吗？我肯定地说：一定会。” 然后发生的事情，已经被铭刻进历史。 站在余温犹在的历史现场，听23岁的青年领袖、24岁的人权律师、27岁的社团领导人、30岁的人权活动家讲述他们多年的抗争故事——他们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到，变革真的会以这样的方式降临——你会清晰地意识到：革命从来都不是发生在一夜之间，更不是来自任何一个群体的设计。 在去中心化的时代，“顶层设计”正在变成一种优美但无效的古董，雪藏在博物馆里。真实生活里的革命，是每一个个体选择积累出的结果。 Adel们努力的每一条轨迹，看似轻浅难以察觉，却都埋下了历史的伏笔。甚至后革命时代的样貌，也已经由这条浮现出的轨迹，逐渐决定了。 后记 在今天车流喧嚣的解放广场，想要忘掉革命的发生，其实也很容易。 比如过马路时，没有人看红绿灯，也没有红绿灯，实在需要视死如归的精神，才能在车流里腹背受敌地穿行。有时候，身旁的埃及人会跟你搭讪：“过马路吗？很简单。站在马路中间，闭上眼睛，相信真主。你就过去啦！”比如海关工作人员会伸手管你要小费；不少人在相谈甚欢后伸手跟你要采访费，狮子大开口的竟然要一万埃镑……山无棱天地合了都不会改变的，只有埃及人的幽默和精明。 尘土滚滚，一切庸常。只是每到晚上，灯光映照下的解放广场，会透出不一样的气质。 夜深了，三三两两的年轻人仍然聚集在广场中心，总有人在高声发表演说，更多的人没有什么事，只是闲坐，聊天。晚晚如此。有些人会穿着印有有革命标志的T恤，有些人在胳膊上、额头上画着埃及国旗，大部分人只是和朋友掐成一团，高声调笑。他们讲阿拉伯语，我很难听懂，却总是觉得，来到这里的他们，脸上有一种回家的表情。 Sonia也感到了这种表情。她说：“埃及是一个世界，Tahrir（解放广场）是另一个世界。许多人都很想念六个月前，Tahrir的世界。而我们要做的努力，是把这两个世界合二为一。”   【原文链接】

王淼，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1934年，纪德发表了自己的《日记》散页。他在其中这样写道：“（我）盼望活得够长久，看到俄国的计划成功，看到欧洲的国家对着他们硬是不承认的事实俯首无言……我从来没有抱着这么大的热忱注视未来，我由衷地赞同这个巨大却完全人道的事业。” 1936年6月17日，六十七岁的法国作家纪德接受苏联政府的邀请，正式开始了他历时两个多月的苏联之行。纪德访苏归来的三个月后，即同年的11月，他的苏联游记《访苏联归来》写成问世，一时之间，在东、西方世界掀起轩然大波。 要想真正弄清纪德对苏联的真实看法以及他访苏归来之后的所思所想，我们首先需要对纪德访苏之前的思想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世界形势变幻、波诡云谲的时代，世界大战的威胁与经济危机的阴影，使得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普遍陷入了一种生活困顿与精神迷茫的状态之中。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与不满，那些具有正义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在焦虑与不安的情绪中试图去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在他们眼中业已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彼时的他们，则纷纷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身上——安德烈·纪德无疑即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作为一位知名作家，纪德身上有着浓郁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的左翼情结也由来已久。鉴于西方社会的现状，纪德开始对马克思的著作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他的非洲之行，则让他亲眼目睹了民族之间敲诈勒索的残酷现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给他的心灵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触动。所以，纪德既被《资本论》中的道义力量所打动，同时，他也执著地相信“马克思主义付诸实施，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建立一个新社会，可以使人飞跃发展”。他甚至进而认为，世间无疑存在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解决方法，能够一劳永逸地避免人剥削人所造成的人间惨剧。纪德不无欣喜地看到，终于有一个国家拥有了这样的真理，这个幸福的国度就是苏联。1934年，纪德发表了自己的《日记》散页。他在其中这样写道:“(我)盼望活得够长久，看到俄国的计划成功，看到欧洲的国家对着他们硬是不承认的事实俯首无言……我从来没有抱着这么大的热忱注视未来，我由衷地赞同这个巨大却完全人道的事业。”次年6月，纪德与另一位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一起，参与筹建了极具左翼色彩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在该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和罗曼·罗兰双双进入了由十二位重要成员所组成的大会主席团。 苏联官方对纪德的举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次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并借以摆脱孤立处境的机会。就在纪德公开发表支持苏联的言论期间，苏联政府曾经多次邀请纪德访苏。纪德本人在经过了一番犹疑之后，方慎重地提出与五位朋友共同出访的要求。苏联政府很快接受了这个条件。一切准备就绪，纪德在作家希夫林·吉尤、杰夫·拉斯特、欧仁·达比，以及曾经在莫斯科住过两年之久、精通苏联各项事务的皮埃尔·埃巴尔等人的陪同下，正式开始了访苏的行程。纪德本人无疑非常重视这次苏联之行。在日后的追忆中，他仍然坦言这次旅行在自己“一生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肯定是大精灵之一”。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这次行程将要记下的也未必都是歌颂苏联的话语。的确，他虽然是抱着去亲眼目睹“所有国家中最幸运的国家”的目的前往苏联，但他也极有可能会面对一个他并不希望看到的现实。不管怎样，纪德总算得到了一次验证自己理想的机会。无论是好是坏，他都要正视自己即将看到的那个“榜样”与“向导”，却决不能昧着良心去信口雌黄——“只有真实可靠的才可以接受，一切神秘论调都要从那里赶走。”纪德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作为一位作家，纪德在苏联所受到的礼遇之隆，是他本人也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享受到了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够享受到的待遇。从纪德踏上苏联国土的那一天起，他就非常惊诧地发现，自己已经处于鲜花与掌声的包围之中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一定会有盛大的欢迎仪式，随之而来的即是地方行政官员全程陪同的参观和游览。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个村庄，只要是纪德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上面写着“欢迎安德烈·纪德，法国最伟大的作家!”更让纪德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他走进一个剧场时，正在演出的戏剧竟然也会马上中止，全体观众起立，在法国国歌《马赛曲》的伴奏下向纪德致意。值得一提的是，纪德还很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了高尔基的葬礼。他不但走上了设在红场的高尔基追悼会的主席台，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等苏联领袖们站在一起，甚至还亲自为高尔基致了悼词。当纪德站在红场高处，凝望着如此壮观的场面，凝望着下面川流不息的人群时，他既为苏联感到骄傲，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在任何别的地方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人情味。他觉得，那是同志加兄弟的真正情谊。他说:“我们的思想中是把文化的命运和苏联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捍卫苏联。”“为了它我可以放弃世界上最美好的景致。”至少从表面看来，苏联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井井有条、那么高尚、那么完美，但是，随着游览的不断深入，纪德仍然凭着自己的直觉感到了其中的虚假。很显然，他们每天的日程都是策划好的，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也明显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安排。在纪德眼中，这里的社会虽然看起来的确像一个人类的乐园，但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总是带有一种表演的痕迹。而且，随着时间流逝，这样的蛛丝马迹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这让纪德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终于，纪德寻找到一个可以打破官方安排的机会。那是在从莫斯科到奥尔忠尼启则去的列车上，纪德一行本来有自己的包厢，但他们却通过与列车员的交涉，与另外车厢中的一群到高加索去度假的共青团员交上了朋友。在与他们无拘无束的交谈中，纪德既被这些年轻人的热烈情绪所感染，同时，也深为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无知，以及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感到惊讶。如果说这次偶然的相遇还让纪德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充满了疑惑，那么，纪德以后的经历则让他完全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有一次，当纪德询问一位大学生的外语成绩如何时，他竟然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东西可以让我们学学。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外国学习的了。因此又何必去讲他们的语言呢?”对此，纪德在自己的游记中作了如是评价:“苏联公民对外国的无知非同一般。更有甚者，苏联公民被告知国外各方面一切都不如苏联。他们巧妙地让苏联人保持了这种幻觉。因为重要的是让每个人庆幸自己处于让他免遭更不幸的痛苦的政权之下，即使这个人并不很满意。”也正是基于这种见闻，纪德认为，由于阻止了和外界的联系，苏联人的幸福实际上是建立在期望、信任和无知之上的。于是，纪德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文化完全朝着同一方向，无公允可言，涉及各个方面，几乎完全没有批评精神。” 应该承认，纪德的眼光是非常锐利的。虽然纪德在苏联只有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面对的是一个经过了层层美化之后的现实，但他还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与分析，看到了苏联政治隐秘的另一面。而他游记的笔触也同样涉及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莫斯科，纪德这样记录了自己的观感:“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莫斯科的街上让人如此感到社会平均化的结果: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个人的需要似乎都是一样的。……人人都异乎寻常地穿得一样。如果能够看到人们的思想的话，无疑地这种千篇一律也一定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也正因为这种一致，每个人能够快乐，并且表现出快乐的样子。”同样是出于绝对平均化的结果，苏联人对于商品的需要也显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喜爱，而只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因而，“那些商品几乎都不堪入目，简直让人以为这些商品是尽可能地为了倒人胃口而制作的”。苏联人的住宅也好不到哪里去，里面除了千篇一律难看的家具和同一张斯大林像外，其他几乎一无所有，“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没有一点点私人纪念品”，以致“每一住所都是一模一样，完全可以互换，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如果他们互相换一下位置也不会被人察觉的”。当然，令纪德感到震惊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在他看来，最不可思议的个人崇拜在苏联人眼中竟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纪德所到之处，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人住宅，“到处都悬挂着斯大林的头像，人人嘴上都挂着他的名字，每一个人的讲话中都无可遗漏地颂扬他”。在斯大林的故乡戈里，纪德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他出于礼貌发一份电报给斯大林，对自己在苏联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谢，只是因为电文中没有加上“您，劳动人民的领袖”，或者“各族人民的导师”的字样，营业员竟然拒绝拍发。直到纪德妥协之后，电报才如愿发出。这些记述很容易让人想起“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类似情节。但纪德的文字不是想像力的产物，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虽然他的确无心讽刺，但他的文字却具有更加深刻的讽刺力量。 如果说上述记录触及的仍然只是苏联人的日常生活表象的话，那么，无疑纪德已经开始透过这些表象，逐渐触摸到苏联政治的实质。通过与苏联文化界与艺术界人士的接触与交流，纪德发现，“在苏联，不管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路线，它就会遭到羞辱。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一旦有人不同意使自己的艺术堕落，并拒绝俯首听命，官方就会迫使他们保持沉默。而一直就被苏联官方所竭力吹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质也不过是相互揭发与相互指责，“在线内可以任意批评，出线的批评是不允许的”，“谁企图走得远一点谁就会遭殃”，“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众人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为了得到幸福，就得听话、随大流”。于是，在苏联文化界，你根本听不到任何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声音，艺术家的思想已经被消磨得没有棱角，奴性与虚伪竟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之常态，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禄之所系，因为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益，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乃至最终从平均主义的樊笼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新贵。 对于纪德而言，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与他当初的理想大相径庭。这一点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不过，客观地说，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却仍然写得相当节制，这一方面是因为纪德对自己的观察有点半信半疑，另一方面，他对苏联的制度尚存在一定的幻想，对乌托邦社会的热情也并没有完全熄灭。纪德在前言中这样说过:“三年前，我公开宣布我赞赏苏联、我爱苏联。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前无古人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我们期待着那里取得巨大的进步，出现能够带领全人类前进的飞跃。”可见，在纪德眼中，苏联所施行的各种社会制度，其实均是带有一种试验性质的。既然苏联的各种制度正处于“建设之中”的实验阶段，那么，那里就难免会“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有时即使“花了努力并不一定总是取得预期的效果”，乃至“最不好的负面效应伴随着最好的正面效应”，都应该属于情理允许的范围之内。毕竟，从最光明到最阴暗的过渡就像是一次分娩的过程，阵痛是难免的，代价也是必须付出的，正如苏联正在施行的闭关政策，那只是因为“在建立新秩序以前，在情况得到改善以前，为了苏联居民的幸福起见，重要的是将这种幸福保护起来”。但纪德终于还是不无沮丧地发现，自己对于苏联的谅解之词往往并不能自圆其说，他看到的苏联是单调的、令人窒息的，专制社会所有的特征在这里竟然一点也不缺少。虽然在这里“实行专政是显而易见的，但那是一个人的专政，不再是团结起来的无产者的专政，不再是苏维埃专政”。而且这种专政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个体之间的差异，把个人改造成为傀儡，以利于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纪德在经过了反复对比之后，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事情往往如此，我们只有在失去了某些优势之后才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在苏联逗留过，更有助于我们体会到我们在法国享有的无可估量的思想自由，而我们有时还自由得太过分了。” 离开苏联前夕，纪德已经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人民的询问，因为那些对苏联依然抱有殷切希望的人们，无疑都在等着他作出鲜明的评判。是实话实说，还是避重就轻?不管怎样，苏联政府为了取悦纪德，已经用尽了他们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仅仅是版税一项，已经足够让纪德成为亿万富翁了，更何况纪德还曾经那般地赞美苏联、并一再声称把人类“文化的前途和苏联的辉煌命运联系在一起”呢?但纪德毕竟是一位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既无法欺骗自己，同时也更不能欺骗自己的读者，根本无法保持沉默。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使然，其中并不存在个人的自尊心和任何私念。所以，纪德一旦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就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因为他所要捍卫的从来都是象征着真理的苏联，而并不是苏联自身。在他的眼中，远比苏联更为重要的事情是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纪德之所以赞美苏联，是为了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纪德了解真相后批评苏联，显然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当然，纪德批评苏联的态度是相当友好的，也是充满善意的，他只是想以诤友的身份进言，因为他觉得只有毫无保留地坦诚相见，并把那些最有害的事情充分显示出来，才是对苏联及其所代表的事业最为切实有效的帮助，反之，所有的吹捧与献媚最终都会转变成为一种危害。他说:“我是出于对苏联及它已完成的奇迹的赞赏才提出我的批评。我也是出于我们对它依然怀有的期望，尤其是因为它让我们有所希望，才对它提出批评的。”但是，让纪德始料未及的是，他自认为对苏联的帮助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访苏联归来》刚刚问世，他本人马上就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之中。苏联官方将他视作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小人。而那些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则对他落井下石、疯狂围剿，极尽侮辱、漫骂之能事。甚至连罗曼·罗兰也不能原谅他。这位同样看清了苏联真实面目的著名作家，竟然选择了放弃自己干预现实的权利，在宗派利益面前，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抛诸脑后——直到罗曼·罗兰逝世五十周年之后，他的《莫斯科日记》才公布于世，他个人对苏联的真实看法才大白于天下。而此时的苏联却早已烟消云散。当然，让纪德更为愕然的还是苏联的反应。他根本无法相信在苏联强大的外表之下，竟然掩藏着一个如此弱不禁风的躯体，纪德心目中的那个“能够创造出想不到的光荣业绩的超人”就此死去，而他对社会改造所一直抱有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至此亦彻底宣告破灭。 就在世人对纪德的人身攻击方兴未艾时，纪德已经开始对《访苏联归来》的第一版进行全面修订。彼时的纪德已经真正看清了专制社会的本质，进而对一切乌托邦社会反人类的实质也有了更加清醒的把握。他的《“访苏联归来”之补充》几乎涉及了苏联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更加广泛的层面和更加深刻的视角，全面展示了苏联社会的黑暗。他说:“苏俄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能受骗。”他说:“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的确是个流放的地方。”他说:“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面对着世人的责难与围剿，这，就是纪德的回答。 ((法)安德烈·纪德著，朱静、黄葆译:《访苏联归来》，花城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兼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苏东剧变问题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与前景方向）博士生导师。   1970～ 1980年代初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稳定的时代，但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却危机暗藏，致使苏联社会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197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11月7日，苏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和列宁像制式、大小一模一样的勃列日涅夫肖像，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的勃列日涅夫喜不自禁。 1977年对于苏联而言，也确实是重要的一年。10月7日苏联第九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非常会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在此之前苏联全民就此宪法进行了公开讨论，尽管民众的意见大都未被吸收，但该事件本身给人的印象是苏联是很民主的国家。该宪法强化了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写进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向世人描述了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的盛况:在苏联共产党这个核心的领导下，“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加强了，苏联各民族的友谊巩固了。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的苏联社会的社会与政治一致和思想一致形成了。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它已成为全民的国家。”“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这个阶段，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新制度的创造力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劳动人民越来越广泛地享有伟大革命胜利的果实。”“这个社会已经建立起强大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和文化，人民的福利不断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强大的背后当时苏联确实有其值得骄傲之处:在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签署的《最后文件》中，苏联战后取得的成果，特别是苏东国家的边界得到了最终确认。苏联与美国的差距缩短，基本达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目的，在某些武器装备上苏联甚至还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由于柯西金改革的刺激，1966~1970年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是自斯大林时代以来最成功的一个五年计划，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收入增长了15%，农业产量增长了21%(上一个五年计划只增长12%)，工业增长了50.5%，居民收入增加了50%，集体农庄庄员也可以每月领工资了。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工业总值增长43%，农业增长13%。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统计数据表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1965年，苏联人的平均工资只有96.5卢布，到了其执政晚期上涨到170卢布。很多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内搬进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到1980年有1亿人改善了居住条件，购买了像样的家具、服装甚至汽车。 但是，苏联的强大有其潜在致命的弱点。尽管苏联在宇航、核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整个经济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一倍，苏联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在国内生产的便宜一倍。1979年苏联生产的产品总额不超过美国的60%。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37%，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1980年代初，苏联人均消费水平在世界上排名第77位，苏联的医疗保健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4%，而在发达国家占10%~12%。苏联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却养活不了自己，只有1966年、1973年两年苏联粮食能够自给。1975年进口1590万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五大隐患 苏联在197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便一路下滑。苏共在争吵中庆祝了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却未能庆祝75周年，1991年底苏联这个超级大国解体了。回头看，勃列日涅夫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安于现状、好大喜功、在稳定的口号下坐失了改革的良机，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问题，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其一，勃列日涅夫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上。 1967年苏联有洲际弹道导弹570枚，美国有1054枚，到1979年美国仍是1054枚，苏联增加到1409枚。同时生产了数量过多的核武器。这一时期美国军队从350万人减少到206万人，苏联军队则从368万人增至419万人。军事工业集团、军方势力的影响膨胀，在国家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有60%以上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产品，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仅占5%~6%，75%的科研经费被用于满足军事的需要，采掘和加工工业全部工人的1/3从事武器及军事技术装备生产，而美国为12%~14%，西欧各国为6%~7%。苏联对外奉行进攻性战略，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甚至出兵入侵阿富汗。苏联在世界上扩张，也是不计经济效益的。 人们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人民的需求与国家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出现了在边远地区只向几类居民(哺乳妇女、参加过战争的老兵、重病患者)凭票供应某些食品的情况，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大多数地区都如此，只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和一些有特殊意义的城市，情况好些。 其二，在稳定的口号下，勃列日涅夫拒绝改革并压制创新。 勃列日涅夫反对柯西金的改革。苏联经济体制的无效性日益显现，经济进入停滞状态，速度逐年下滑，第九个五年计划和第十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完成任务。1973年石油危机后，世界石油价格提高了19倍，原料价格提高了7~9倍，苏联靠出卖原料获取了巨额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原材料工业占的比重高达40%。苏联经济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苏联错过了科技革命，电子计算机、机器制造、机器人技术处于落后状态。 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占上风。1967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发达社会主义概念，1971年这一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理论被苏共二十四大所确认，后来又写入了苏联宪法。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一切都完美，与苏共观点不同的人精神有问题。于是，许多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一些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对苏联现实有意见的人被打成持不同政见者。在苏斯洛夫的领导下，当时意识形态的高压政策和严格的新闻检查，遏制了创新，苏联的精神生活也停滞了。 其三，干部终身制和老人政治严重，形成了稳定的居于各级领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和官僚特权阶层。 勃列日涅夫掌权的秘密，首先是干部的稳定和终身制，主要是高级官员等“在册权贵”地位与利益的稳定。他上台后废除了赫鲁晓夫时期规定的领导职务任期制和轮换制，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使拥有特权的群体逐步定格，并且形成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社会终于从最初的某些官员拥有某些特权，演变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特权阶层。苏共实际上已成为这一阶层的利益代表。 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造成了高层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人政治。1976年夏天勃列日涅夫中风，难于正常工作，但在干部终身制的体制下，他仍掌握着最高权力，从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苏共中央委员实际连任率达到90%。政治局和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在1971~1981年平均年龄从60岁提高到68岁，其中许多人患有重病。 国家的停滞却是“在册权贵”的繁荣时期。“挑选干部不是根据职业素质和成绩，而是根据候选人是否善于处理好同高层人物的关系，是否善于在党的各级机关建立人情关系。”他们从为国家服务的阶层变成了试图完全控制国家和社会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了苏联的统治阶级。勃列日涅夫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们都按照对自己的忠实程度提拔亲信，排斥异己，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界领导人大多数都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但1970~1980年代，精英的增补通过特殊的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系统:高级党校、团校、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外交学院进行，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的推荐。评定直接取决于领导们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许多地区同乡关系和裙带关系发展，长官的子女和其他亲属独立生活后一开始就处于特殊的地位。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副部长，连襟领导着机器制造部。 其四，社会风气失控，贪污、腐败和特权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由勃列日涅夫带头，授勋、送礼、崇尚奢侈成风，他本人生活非常奢侈，在扎维多沃的猎场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 其五，苏联没有很好地处理与世界的关系。 1970年代美国对苏实行缓和政策，向苏联提供技术和资金，以换取苏联延缓扩张的势头，成为国际体系的一员。但对抗思维仍然压在苏联领导人心头，他们仍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全面对抗出发分析任何事，苏联借此全力发展武器和对外扩张，坐失了良机。 总之，1970~1980年代初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少有的、非常稳定、祥和的时代，但只是表面繁荣的时代。稳定转化成停滞，苏联社会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促使几十年积累的矛盾和危机在1980年代末期来了个总爆发，最终导致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出乎意料地轰然倒塌。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