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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   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当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兰0.35(2005年)，罗马尼亚0.32(2008年)，塞尔维亚0.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警察局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相对稳固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舍洛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的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金雁指出，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忧虑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姚望，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     （ 2011年） 12月 25日，是苏联解体 20年，而在此前一天，反对派们将在莫斯科的萨哈洛夫大街举行联合示威，据说比 12月 10日还要大，而示威存在的本身，可能就是这个国家转型以来的最大后果。 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红旗在克里姆林宫降下，这是苏联的旗帜最后一次在这里飘扬。成千上万的人在红场，或者通过电视目睹了这一刻。 2011年12月，随着俄罗斯杜马选举落幕，人群再一次在街头大规模聚集。他们要么高喊着“普京，走人!”要么喊着“普京，挺住!”最紧张的时候，大批军警让人依稀想起20年前。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需要面对政变的国家干部，更不必用坦克炮轰议会大厦。 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谁都知道俄罗斯不会回头，他们只不过是希望生活得更好。 2011年12月18日，俄罗斯莫斯科，数万民众举着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讽刺像进行抗议游行。这是苏联解体以来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反政府运动。80岁的戈尔巴乔夫依然忙碌。除了因为4月的脊椎手术和术后必要的恢复时间，他的日程被各种社会活动挤满。11月，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筹办了名为“苏联1989-1991，着眼于未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国际研讨会。但基金会的日程上至今没有给2011年12月25日留下项目。 这些天进入基金会的网页，会看到网页上用大号字写的，“1991年3月17日，为了保留苏维埃联盟而举行的全苏联公民投票，76.4%的民众支持保留苏联。”苏联时代的最后一次全民公决成为这位苏联末代总统的心迹证明。 戈尔巴乔夫妻子赖莎已经听不到莫斯科街头的喧嚣。她于1999年去世，安葬在新圣女公墓。公墓紧挨新圣女修道院，与克里姆林宫遥遥相望。 同样听不到这喧嚣的还有叶利钦、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在今天的俄罗斯，不乏有人要他们为今天一切的“糟糕”负责。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的老对手，俄罗斯第一任总统，被认为摧毁了苏联。但奇怪的是，对他的评价常让俄罗斯的左派右派陷入价值混乱。盖达尔总理任内以推动休克疗法著称，他“卖掉了国企”。切尔诺梅尔金则是盖达尔继任者。如今，他们继续搭档葬在这个墓园。 叶利钦的墓距离赖莎的墓地三十米左右，一面俄罗斯国旗状的雕塑覆盖其上。盖达尔和切尔诺梅尔金的墓和叶利钦相距也不远。只不过，切尔诺梅尔金2010年刚过世，墓碑尚未安放，暂时是一个简易的木十字架。 曾被赋予转型重任的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现在只剩下了叶利钦最后选定的普京。而且，他没法像自己的两位前任那样彻底撒手不管。 对于普京来说，苏联解体20周年的前夕，不仅仅有杜马选举后的大规模街头抗议、骚乱这样的坏消息，也有历经18年艰苦谈判，俄罗斯终于能够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样的好消息。俄罗斯正越来越被世界接纳。 现在最重要的是明年3月4日举行的总统大选。12月17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宣布将再接再厉。次日，造势大会在马涅什广场拉开，乌拉声中，红旗猎猎。 而更早的一周前，支持普京的集会也在马涅什广场举行，他们的口号是“普京，我信任你”。有趣的是，亲克里姆林宫组织的集会的主席台背靠克里姆林宫，而俄共的主席台则面向克里姆林宫。 不过，俄罗斯的民众顾不上研究这些形式，他们现在会不由自主想起20年前，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些人究竟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腐败 “统一俄罗斯是小偷和骗子。”在俄共的集会上，有人高呼着。这已是最近示威的流行语。统一俄罗斯和腐败之间被这口号划上了等号。 “腐败现在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莫斯科大学教育系副主任马什金娜副教授这样说。列瓦达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53%的俄罗斯人承认，曾通过贿赂解决问题。 不过，这并未给执政党带来困扰，反腐在执政党那里同样响亮。5月，“统一俄罗斯”的一个青年组织在莫斯科举办反腐集会，几位模特穿着超大号的老鼠装，晃着大肚子一摇一摆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组织者们还给参与集会的青年们发放白色的围裙，象征要把国家打扫干净。 腐败总是和转型如影随形。如果转型中，权力的监督体系不健全，而官僚主义又没能清除干净，那么腐败的滋生就成为必然。近十多年来，反腐几乎已经成为俄罗斯各党派的众口一词，可见腐败的严重。 高调反腐始自叶利钦。他在1997年4月宣布，他第二个任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反腐败，并宣布所有的官员在一个月内都必须向税务局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而到了普京当总统时，国家再也不容许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了。 但这个任务，普京还没完成。2007年在回答《时代》周刊的提问时，他坦陈:“这个问题我们解决的不成功，也未能控制住局势。”梅德韦杰夫当总统时，他更进一步，推动反腐败法，让官员公布财产等，有一批官员因此丢了乌纱帽。 但是俄罗斯人不满意。 政治学家阿列克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布财产。只是公布可见的一部分……你去任何一个城市看看，再小的城市，城市周边好地段的漂亮别墅，都是官员住的。就他们那点工资，怎么买的起这么贵的房子?”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引用“清廉国际”指数——2000年俄罗斯的排行是82位，而到了2009年是146位，向记者直斥，普京任内，腐败恶化。 杜马选举已经清晰地释放出了人民的不满。虽然统一俄罗斯党利用执政所掌握的资源补仓，但是统一俄罗斯获得选票的下滑超过十个百分点。 但阿列克谢的朋友仍然投了统一俄罗斯一票，“虽然他认为统一俄罗斯，正如反对派所宣传的那样，是小偷和骗子的政党。但是其他党派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上台都一样。与其养肥了一拨，之后再养肥另一拨，还不如继续养原来的那一拨。” 保障人的安全感 俄共的集会，老年人总是特别多。除了情感因素，苏联曾经给予他们生活的安全感，恐怕这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当前俄罗斯所给不了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安全感。这也是这个社会的任务之一。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府的官员们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马什金娜副教授说。 “比如完全的免费医疗，良好的服务。”政治学者阿列克谢视其味当然。因为在苏联，这些都是免费的。 今天的俄罗斯其实保留了医疗免费的渠道，尤其是在急救领域，比如如果因为急病打了急救电话，从救护车上门，到随车医生初步诊断，到最后医院治疗都是免费的，甚至还包括免费的三餐。虽然这三餐的口味未必好。 但一位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症结，理论上的免费，其实是国家和公司共同购买保险负担的。有钱的公司购买的保险比较多，所以对应的医疗服务也比较好。免费的治疗有时候需要用到新引进的药，或者是新的机械设备，医院没有，总会让病患自己购买。 提起医疗，伊万诺夫就牢骚满腹。“国家对这个领域投入的财政越来越少。服务质量也比较差。还要自己买药，需要一些治疗的时候还要排队……”伊万诺夫很怀念苏联时期的疗养体系，那时候，每隔一段时间，工人都有机会度假或免费疗养。 除了医疗保障外，退休保障也是一个问题。退休金多少暂不说，眼见得政府部门的退休金总是以看得见的速度增长，就足够让人生气了。 马什金娜副教授认为，在苏联时代，退休者们知道退休金是足够养活自己的。 正是这些基本的医疗以及退休保障，构成了人们对于自己未来的预期。这是怀念苏联的最基本动机。 “或许富裕了，但是社会没发展。” 告别革命 选举前，所有的集会都在努力和“颜色革命”划清界线。久加诺夫在讲话中“着重强调，这不是黄色革命”。(黄色革命特指2004年发生在乌克兰的抗议事件。)“我们不是阿拉伯，我们不需要武力，我们不会打仗。”这是12月10日，波罗特诺沃广场反政府示威中，一位组织者在台上呼吁。当外界纷纷以阿拉伯之春指代这是俄罗斯之冬的时候，12月10日大示威的组织者，就这样和阿拉伯的事情划清界限。 而一些支持普京的青年团员表示，如果革命发生，他们会上街保护政府。“我们并不希望这里发生革命。”“我们不需要革命。”马什金娜副教授说，“革命会破坏很多。我们希望生活的好，我们不希望战争。”二十年前，那个历史关键时刻，两度让俄罗斯滑进了战争的边缘，让俄罗斯人深深庆幸。 一次是“八一九”事件，保守派发动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动员军队，进驻莫斯科。叶利钦以俄罗斯总统名义接管军队，避免了军队分裂。 另一次是，1993年10月，俄罗斯苏维埃和叶利钦为代表的总统力量火并。但幸好总统掌握着军队。武力的不对称，使战斗迅速结束。如今在总理府白宫的背后，还有那次事件死亡者的纪念碑。 还是普京? “普京、梅德韦杰夫，普京、梅德韦杰夫，普京、梅德韦杰夫。越来越老、越来越老……”2011年12月18日，红场边共产党举行的集会上，一幅图画试图向路人说明，为人所诟病的连任可能恢复苏联历史上的老人政治。 二十多年前，苏联总统制度确立的时候，总统任期四年，只可以连选连任一次，但是普京用出人意料的曲线连任规避了这一规则。 但不管反对派如何不喜欢普京，所有人都知道没可能发生革命。这一方面是因为，42%的支持率虽然是普京个人的最低点，但仍然领先其他政治精英。必须承认，在总理任上的四年中，普京没有取得重大的成就，淡化了人民对普京的印象。作为总理，他一方面要表现出对总统的尊重，另一方面还得继续尝试，实践自己的承诺，给大家一位有个性的总统候选人。梅德韦杰夫作为总统的名声在解除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的职位和视察南千岛群岛期间达到了顶点，而普京本人则顶多是秀一秀肌肉。在缺少对民众不断的新刺激的情况下，普京声望的下降在所难免。 但即使这样，大多数的观察家，还是预计普京在2012年3月会赢得总统的选举。问题只是在于第一轮当选还是第二轮当选。 马什金娜认为，很多领导人可以提出很多漂亮的口号，但不能以自己的行为做榜样。目前大多数政治人物没有关心社会的理想。 对于未来，有人灰心。“俄罗斯行政体系改革那么多次了，每一轮改革，都要减少公务员，但是越减越多。比苏联时期比率高多了”。所以这次杜马投票率创了新低，没投票的人会告诉你，自己影响不了国家，什么也改变不了。 也有学者对未来有所期许，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潘科娃教授对我说，她支持修宪延长总统任期，因为完成国家一些战略任务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到底是怎样的道路?普京十年前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多痛苦，但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他的一段话为人所熟知:“给我二十年，我给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现在他正在一点点地使用这二十年，但留给他的时间够吗?

余亮，从事读书研究     固然很多读书人仍纠缠于苏联道路与美国道路，而且这样的争论也确有必要，但大多数时候已经变成无趣的精神恐吓，令自己生活在自己制造的紧张感里乐此不彼。   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为了能收获如潮的差评，《小时代》、《富春山居图》等制作方都不惜动用巨额投资和豪华明星阵容。反观一部由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制作的动画短片，仅用八分钟时间和网络自发传播就收获了铺天盖地的评论。豆瓣网上目前已经有1万多人评分（电影《小时代》目前收获6万份评分），其中差评和好评几乎一样多。 没错，我说的是《前进，达瓦里希》。这部90后制作的毕业设计作品，于无声处升腾而起，震动了各个年龄段的人们。正如之前有人评价的那样，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引发观众如此态度鲜明的对立。甚至只要看到片名，你大概就已经感受到自己的态度了。因为涉及苏联题材，观众评分变成了一星和五星的对决。争议的双方，尤其是那些给出一星评价的读者们，就仿佛收到了“决战的最高指示”一样，进入不依不饶的搏斗状态，甚至把所有支持该片的网友名单一个个列出来“示众”。 我觉得导演可以在电脑后面狡黠地微笑了。这真是决战的最高指示，能让无数宅男宅女身不由己。 “决战的最高指示”，这大概是片中最催泪的一句话，一直珍藏于主角小女孩的心中。短片开始，这个貌似生活在北方的小女孩，在老旧平房里用积木建设未来的家园（看看，是不是和你小时候玩得那套一样？）。“妈妈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支持我们的建设，但并不能否认它的伟大。”积木高楼里依次住着猫咪扮演的弗拉基“咪”尔同志、小鸡扮演的菲利克斯•捷尔任斯“鸡”同志、小鸭扮演的贝利“鸭”同志。 “贝利亚同志”，一星观众们火了：你们称这个恶魔为同志？你们懂历史吗？另一边的观众大约会和影片强大的志愿顾问团队一样微微一笑。这当然不是事件历史，除非你认为积木房子是真的房子。这是普通人的情感历史，是那些来不及告白就被风云诡谲的90年代埋葬的情感的重返。 房子拆了，积木扔了，电视里那个脑门上有地图胎记的人正在宣布苏联解体，妈妈却忙着推销美式化妆品。列宁同志、菲利克斯同志病死了，贝利亚同志被卖进小饭店熬汤了。全家搬进了曾经梦寐以求的高楼，却是以抹去过去的一切信念为代价。小女孩在电梯里黯然问妈妈：“我们的大楼会不会被美国炸掉？”砰，脑袋上挨了重重一记。 这真是经典的梦魇。看似无厘头，却一下戳中了多少人。99年曾经发生过的惊梦就这样被作品消化了。这一定是那些剧本顾问们，那些活跃于各个军坛、爱国论坛的精灵鬼宅们的鬼点子。记忆不受时间束缚，自顾自挤到一起，反而更具有历史穿透力。 反对者们急着控诉苏联的“黑暗”史，为编剧和支持者的“无知”捶胸顿足。支持者们也没有轻松到哪里去，同样使劲寻找影片与现实的一一对应。积木被妈妈扔了，只有贝利鸭“盗窃”的那几块幸存下来。观众问：“贝利亚保存的社会主义大厦屋顶说明了什么？”小女孩说：“妈妈背叛了我们。”观众问：妈妈又是谁？ 当电视里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时候，小女孩冲出家门，穿过黑夜的城市奔向昔日的家园，这幕景象令人动容。接近施工重地时，大爆炸发生了。星火如雨，小女孩终于来到人民英雄的世界。昔日玩伴们身披戎装冲向前方，同志们在坦克前面依次立正敬礼。菲利克斯再次将小蜡丸交给她，里面保藏着决战的最高指示——“前进，达瓦里西！” 部分观众纠结，小女孩死了吗？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一起工地施工事故，小女孩在死亡后穿越回了卫国战争时代。但穿越还真需要死亡么？在我看来，工地废墟就是那不可触摸的精神坟墓，埋葬着记忆与理想。工地后边就是遥不可及的地平线，来自那里的召唤千言万语也无法诉说清楚，只能用一场大爆炸来启示。大爆炸也是小女孩世界坍塌的一个迟到的回响——世界已经改变，该如何面对昔日的信仰和全新的世界？ 从小女孩冲出大厦开始，不再有旁白和对话，只有悲锵有力的音乐。最终的镜头既是结束也是开始——女孩怀抱步枪守卫在积木的废墟之上，守护在昔日的精神遗产上。这是否触摸到你心中关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记忆？网友甚至为片尾的一张张插画找到了现实中对应的苏联照片。无论如何，短短八分钟把一个昔日的国家及其所创造的崇高幻想重新推到了人们面前。作为艺术作品，成功地触动我们各方面的情感记忆。有人慌忙说要理性看待这部作品。可是谁在乎理性不理性呢？无论怀念还是谩骂都是烟火。用理性来遮掩自己苍白的情感，或者掩饰自己那颗颤栗的心是没有用的，就像《阿凡达》里的飞龙面对真命骑手拼命而徒劳地抗拒心跳。情感并非虚无，而是支撑这个世界的终极基础。在情感面前，书呆子们的理性因为发现自己的虚无而惊恐。 有人热泪盈眶有人跳脚骂街，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看到的一副漫画：巨人列宁笑眯眯地俯下身子，会议桌上的小人物们便惊慌失措四散而逃。 说这部作品想要反攻倒算的人当然是神经过敏，不过每个人确实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支持者也许看到这背后中国人的筚路蓝缕，今天的中国已经恢复力量可以重新“怀旧”，而且是怀理想主义的旧了。 一位评论者说得对：影片中明确标示出来的意识形态恰恰不是真实运行的意识形态，谁盯着苏联符号去赞美或者诅咒都是不自觉掉到沟里。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心魔。交上这份毕业设计作品的年轻人王一琳，她在回应观众批评时候远比争论双方想象的更通达更轻松。她可能无意于把90年代政治经济分析得清清楚楚，她只需要造出这个迟到的梦境，让无处告白的情感获得净化，她只需要造出这面历史情感的镜子，让每个人都不经意间在它面前现形。 面对歇斯底里的争论者，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放轻松，因为这些仅仅是符号。说是符号，虽然也对，但似乎没有说完。拿符号怀旧是文艺界常见的伎俩，云南原始风情的符号，西藏雪域高原的符号，阿凡达异域神话的符号……都不过是从历史情境里抽离出来的表演物，体现着现代人的精神欲望而不是过去。然而这部作品里的符号并非仅仅作为表演者出现，实在是象征了新的情感形式。 那些甚至能从《黑猫警长》里解读出纳粹思想的青年固然无趣，但一切仅仅是宅男宅女们的精神内战么？这些终将失去青春并掌握未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类？ 无数人质疑，没有经历过那段时期的90后怎么会拍出这样的作品来？有人说片尾感谢姥姥和姥爷的字幕给出了解释。但依然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90后需要这个？这绝不只是在为上一辈人捡起碎梦，这正是90后自己的梦！ 按照符号说，那么他们也可以借用欧美符号或者电影记忆来做同样的事情。但在我看，恰恰是越来越多的人厌倦了美式符号。美国梦已经千疮百孔，欧洲梦也萎靡不举。90后的中国梦如果要回溯过去，更愿意向一个被毁的伟大梦想致敬。这正是符号-情感领域的博弈。或许他们讨厌的是这些符号在中国的使用方式。怪不得美国，也许要怪公知和消费社会对美国符号的透支。斯诺登事件就很清楚，一切来自美国的崇高话语都失效了，美国（政府）粉们无法面对斯诺登。他们说斯诺登不是英雄是叛徒。我认为这话非常真实，因为正好说明美国文化已经不能产生英雄。有志青年们也已经厌倦了普世大片的情感表达方式。 对，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也要警惕英雄主义的欺骗。但人作为启蒙所许诺的高贵生物，是无法整天承受“小时代”之猥琐庸俗的。人必须要有精神，要有对英雄气概的体验。这是再多的腹诽，再多的“新启蒙”也阻挡不了的。当那声启示的爆炸声传来，为之兴奋的人们将毫不在乎暴露心中所有会让雅致的阿伦特主义者们颤栗的崇高光线！ 如今依然占据主流舆论的人们不肯面对的一个事实是，新生长起来的青年已经没有了前人念念不忘的历史负担。固然很多读书人仍纠缠于苏联道路与美国道路，而且这样的争论也确有必要，但大多数时候已经变成无趣的精神恐吓，令自己生活在自己制造的紧张感里乐此不彼。 拉开距离，并且站在今天的中国来看，新青年们认为被毁灭的梦想依然是梦想，而那些至今仍然守着苏联坟墓，随时神经过敏准备镇压幽灵的公知以及少年公知们，其实也就是幽灵的伴侣，他们已经死去，却自以为还活着（人鬼情未了？灵异第六感？） 通过一部短片固然无法判断全部情况，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新的崇高感正在新青年当中升起。影片中的人民战争不过是崇高的终极隐喻。那些出生在消费时代文化中的青年们，他们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一定更让“启蒙公知”们感到痛苦和无法理解。但我们也不能断言，这究竟是绝地反击，还是回光返照，毕竟精神结构需要实践形式的支撑。无论如何，“决战的最高指示”，和无数曾经激励过一代人的启示言语，将始终是一个幽灵。当你认为已经忘却他的时候，他就微笑。当你凌辱作践它的时候，你就会收到那一声爆炸的久远回响。 （本文来源于观察者网）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学生批斗王光美场面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文革前，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登在《新清华》头版上。《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灌输这些。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6月13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6月19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派？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得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激辩工作组   文革初期蒯大富在一次大会上演讲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月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它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月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注1）。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如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第二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的工作作风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还是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月28号到7月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揭发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3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开始绝食。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他们就是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被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   毛泽东救了我   文革中清华井冈山编印的《井冈山》报 后来是王力告诉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7月20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了我18天。我们班的团支书到我那里告诉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 大约21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他们就回去了。 7月29号，学校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7月28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的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到毛主席了。 从7月20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7月27号，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王小平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女儿，雷蓉是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她们应当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去算账。叶林在8月3号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是表示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就这样算了。 与周总理长谈   周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天。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得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和开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的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13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所在地。 周恩来很亲切，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6月1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了20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20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7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7点多讲到10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8月5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月4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余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后来我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月17号到20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注2）。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10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注3）。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声名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吧。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 骗斗王光美   1967年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地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1月6号行动的，李振言是在6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捉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台子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学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 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秘书就来了。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1月6号斗王光美那次，因为没准备，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这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电话中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根本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注4）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去斗了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是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1966年的9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注5）。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12月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注6）。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12月25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月25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月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的话。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内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她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1967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建工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华来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名气比他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文革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4月10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这是江青在接见我们后闲扯的时候说的，项链的事她没说。戚本禹当时在场。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快就找到那个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   注释： 注1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文革初期的临时权力组织称“文化革命委员会”，后期的权力机构称“革命委员会”。 注2整理者注：韩爱晶对此提出更正意见，他记得应当是开了三天会，应为9月18日起，20日结束。又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此处蒯大富记忆有误。 注3这个大会是以北航红旗等组织为首筹备的。 注4文革中七机部的一派群众组织。 注5见前注。 注6据《王力反思录》的记载，与此有很大出入。整理者于2010年12月29日再次求证于蒯大富。蒯大富答复：“1991年夏，我去北京蓟门桥的王力家。王力对我说：1966年底张春桥见你，让你反刘少奇实际是主席的意思，我们文革小组都知道。当时他夫人也在家，我记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记混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本文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炎黄春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