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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用她那双小脚走过了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百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所见的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几乎全是非法卖血和输血导致的，面对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她拒绝沉默，从而揭开了血祸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真相。”   一双被裹过的小脚只有34码，走起路来颤颤巍巍，说话略一激动，便喘息与咳嗽不止，这就是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尽管已是79岁的老人，但她对日期和数字却仍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1996年4月7日下午在一次会诊中遭遇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这个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42岁农村妇女临死前拉着她的手哭着说：“老奶奶，俺咋会得这脏病啊？俺不想死啊！”从此，高耀洁便义无反顾地踏上防艾之路，至今已近十年。 十年来，高耀洁用于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印制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和书籍已花费近100万元，包括她获得几个国际大奖所得的奖金总计8万美元和全部个人积蓄。截至2005年11月，她自费编印的宣传小报“预防艾滋病知识”已出20期，累计印数102万份，远远超过任何一级卫生防疫部门的宣传量。所有书籍和小报，只要来人或来信到河南省文史馆索取（高是文史馆馆员，地址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4号河南省文史馆，邮编450003），一概免费赠送，如果对方没有附上邮票，高耀洁还得倒贴邮资。她能清晰地背出每种书的挂号邮资：《艾滋病与性病防治》是3.8元；《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是4.5元；《中国艾滋病调查》是4.8元；《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则是她的专业著作，是她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数十年的经验总结，高耀洁准备连同上述几种书一起陆续寄给全国各省市图书馆，邮资合计10.8元。在所有这些书中，她对《中国艾滋病调查》的编校质量最为满意，出版社给她的两千册样书很快送光了，一位台商和深圳女企业家又买了一千余册赠送给她，高耀洁有点不舍得送，让人把一捆捆的书塞到靠墙的柜子后面，只有熟识的人来了才给。   图一：高耀洁 与今年年初到郑州采访时相比，高耀洁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原本堆满客厅一面墙的书不见了，“这些书和小报只有全送出去才是胜利！”高耀洁用她浓重的开封口音说。她告诉我，从2004年10月至今，仅《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就送出去4万册，很多地方举办艾滋病预防培训班，专门派了汽车来拉。尤其让她高兴的是，邻省的几个县乡政府也专门派人向她来要书。但也有让她极为生气的事：某省级图书馆向她要了两万册书，答应逐级发给下属的各市县图书馆，但结果竟是高医生被经办人骗了。“他们发不下去也应该退还给我，我辛辛苦苦印的书怎么能去卖了废纸！我被他们骗了一次，不会再被他们骗了！” “这些骗子都该杀！”   提到防艾领域的骗子，高耀洁立即怒气冲冲：“现在真是诈骗成灾！想在我身上打主意的骗子太多了，真让我伤心！老天爷啊，怎么会这样？” 仅从1999年至2003年的四年间，在高耀洁收到的8326封来信中就有812封属于骗子信，都是自称发明了百分之百包治艾滋病的中药制剂要求合作之类。但从2004年开始国家出台各项艾滋病救助政策，社会各界也更加关注这一问题，骗子就不再满足于这种低劣的骗术，转而纷纷成立“孤儿学校”、“艾滋病救助协会”等机构敛财。有一个姓王的农民成立“艾滋病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所”，多次打电话和上门向高耀洁反映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和孤儿得不到救助的问题，由于当时手头正好没钱，高耀洁提出先给对方寄上几百本书和小报，希望他在当地宣传防艾，不料竟被对方拒绝，表示不需要防艾资料，只需要钱。这使高耀洁起了疑心，随后和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雇车前往调查，在王某新建的三层楼房里从中午等到傍晚，也没看见一个艾滋病患者和孤儿。此后，听说王某的研究所搬到了北京郊区，发邮件、打电话向北京各高校募捐钱款，还跑到各国大使馆去要钱，不少大学生信以为真，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大学生就每人每天省下一块钱捐给王某，但后来前往实地调查竟发现，除了装修一新的楼房外，一个患者和孤儿也没有。 另一个农民丁老汉，原是村支书，他的二儿子、五儿子和两个侄子都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高耀洁对他很同情，每次他从村里到郑州，都要从高耀洁处取走几百本书和几千份小报去做宣传，高也不时接济他。2004年秋的一天，他带着两个艾滋病患者家属提着五斤芝麻油来拜访高耀洁，说是让高尝尝自家新打的油，高给了他们每人50元共150元表示感谢。直到2005年8月31日，高耀洁才获悉丁老汉在90年代就是当地黑血站的头目，他从村里的艾滋病患者的政府补助款中扣除了100元，说这钱是那次给高耀洁送礼了。此后他拿着“艾滋病救助协会会长”的名片上门，就再也不要宣传资料和旧衣物了，张口就只要钱。另一个村支书，高耀洁募集了一车的旧衣物委托他送到村里，不料他一回村，就把其中的好衣服挑走，看不上眼的就全扔了。“现在的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为了钱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人来了说人话，鬼来了说鬼话，人鬼都来了说胡话。” 近年来高耀洁的防艾工作都围绕艾滋孤儿展开，按照高耀洁的定义，艾滋孤儿即艾滋病患者死后留下的遗孤，与艾滋病孤儿不同，他们并未感染。高耀洁以前曾多次强调当前防艾工作的“关键是孤儿，中心是孤儿，第一位的是孤儿问题”，但现在她发现，比孤儿问题更急迫的是诈骗问题，“钱都到骗子手里了，孤儿能得到什么？诈骗问题已经影响了整个艾滋病救助工作！”“现在应该告诉所有人，尤其是有爱心但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绝对不能盲目地捐钱！他们根本就没有人味，借救助艾滋病的名义名义骗老百姓的钱，这些骗子都该杀！”当然，法律对诈骗行为视情节轻重有不同的量刑，“这些骗子都该杀”只是高耀洁一种强烈情绪的表达，每每说到骗子的可恶和艾滋病患者的境遇，高耀洁常常激动得落泪。 记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骗子来打您的主意？ 高耀洁：总有骗子在我身上打主意，我总结了有三个原因：一我是个老人，“一个老婆子还不好哄？”其实我不好哄；二我是个女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男权社会；三我是中医学院教授，其实我是个西医，来找我的很多人自称是中医，其实根本就不是中医，竟然说有包治艾滋病的祖传秘方，艾滋病传入中国也才20年，哪里来的“祖传秘方”？他们想不到我有分析能力，我还会派人去调查，我绝不会为了钱和他们同流合污的！   仍是“不受欢迎的人”   高耀洁用她那双小脚走过了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百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所见的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几乎全是非法卖血和输血导致感染的，面对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她拒绝沉默，从而揭开了血祸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真相。她的正直与勇气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成为中国民间抗击艾滋病的象征人物。2001年在全球健康理事会“乔纳森·曼恩奖世界健康与人权奖”颁奖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高耀洁为“第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女性活动家”，并向无法出席的高医生表示“崇高的敬意”。2003年12月18日晚，在河南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吴仪副总理点名要求见高耀洁，并在下榻的黄河迎宾馆与高单独长谈近三个小时。高耀洁回忆那天的情形：“吴仪一见俺，就拉住俺的手说：‘老大姐，我比你小十岁，这里没有外人，你有啥事直接说吧。你以后有啥困难就直接找我。’”这无疑代表了中国政府已高度重视艾滋病现状，并决心最大程度地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尽管如此，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高耀洁仍然或多或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某些未公开的艾滋病高发区，竟然流传着“防火防盗，防止高耀洁来到”的民谣。甚至在某些乡镇，只要举报高耀洁到来，就可以奖励500元，而发现外地记者的行踪，奖励只有50元。一开始是基层为了所谓的政绩，怕一旦暴露会影响招商引资的形象，而现在则是怕公布了真实情况，国家就会要求当地加大防治的投入，这是一些基层贫困地区的官员不愿看到的。不过，至今还没有人去举报过，高耀洁说：“因为我做的事老百姓都支持，只有那些贪官才恨我。” 《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收录了一张华北某地非法血站的照片，照片上的农民争先恐后排队抽血，至今仍然在营业。“卫生部对单采血浆站有严格的规定，他们说自己是正规的，那为什么要在半夜和凌晨抽血？一个人一星期抽两次能行吗？一个人一次抽800毫升能受得了吗？抽800毫升只给80块钱合法吗？”高耀洁这样质问。然而不仅报道没能发表，拍摄照片的记者还被迫离开了那家报社，而带高耀洁去的人被所在单位处分，当地一个村支书指着高耀洁的鼻子大骂：“你浑蛋！你想断我们财路啊！”高耀洁义正词严地回答他：“你才是浑蛋！你要考虑民族的兴亡，不是光你一个人发财！” 2001年6月6日开始，高耀洁连续接到两个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病人电话，都说“高老师你年轻时肯定很漂亮吧”？高耀洁很奇怪地追问，原来是某部门的人说高耀洁年轻时嫁过蒋经国的秘书。气得高耀洁找到某部门的主管人员大骂了一顿。高耀洁坚持认为他们是别有用心：“他们想在生活作风上搞垮我，但我在妇产科接触到的男的只有婴儿，就只有造出这样离奇的谣言来了。”另一件让高耀洁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是，2000年3月18日，高耀洁去现在已是“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上蔡县文楼村访问艾滋病家庭，拍了30多张照片，当时医院的书记、宣传部长、老干部都非常支持，但院长却以“我们省至今没有一例艾滋病人”为由把照片全没收了。现在她升任某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高耀洁每次见到她就向她要照片，“这些照片她一定得还我！她不还我就一直骂到死！到死我就不骂了。” 高耀洁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子女，“但是艾滋病人太苦了，我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啊！”2003年非典时期，医院派高耀洁的二女儿郭竞先去大桥上堵汽车，一天站8个小时，整整站了一个月。而郭竞先既非传染科，也非内科，而是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高耀洁认为这分明是为了打击她，所幸郭竞先对此并不在乎。但同为医生的小女儿郭炎光由于受高耀洁的影响失去了工作，一气之下远走加拿大，却至今怨恨高耀洁。“我退休了他们没法直接打击我，他们就故意利用她来让我心里不好过。她多次打来电话，说‘你就是只知道为了你的名利管艾滋病人，从来不管我咋过的’，其实她应该理解我。如果为了名利，我安心做我的妇产科主任，退休后返聘开个专家门诊，早可以腰缠百万了。可是艾滋病是民族的危机，我既然走上这条路，就已经欲罢不能了。” 记者：武汉的桂希恩教授也是著名的防艾人士，您和他联系多吗？ 高耀洁：桂教授到河南时来看过我，他是个好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从不说瞎话。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就是桂教授最早发现的。桂教授那次和我说，你不应该和他们顶，不让你说就不说了。我说你比我小十岁，你以后还有说的机会，而我已经倒计时了，现在不说，将来就没有机会说了。桂教授说那他们就会打击你，我说我不怕打击，我就要拼上命和他们干架！ 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   高耀洁还有一个儿子是某大学的系主任，儿媳是另一所大专的副校长，他们对高耀洁的防艾事业都没有多大的兴趣。高耀洁非常担心在她身后，她的子女可能被人利用成立以高耀洁命名的基金会等组织诈骗，所以她专门写下遗嘱，“我这个遗嘱一定要公布于众，我不能让自己身后的清白不保！” 遗嘱： 本人年近八旬，既老且病，在世之日有限了。由于晚年从事“防艾”和“救孤”工作，引来了不计其数的骗子和政客来找麻烦。如2003年9月那场离奇的官司，2005年又招来所谓“108名中国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闹剧，我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骗害他人，给中华民族丢脸。我死之后，也不能让这些家伙们在我名下行骗获利。 我死之后，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在黄河激流处，永远让她销声匿迹，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如“基金会”、“教育中心”等，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我死之后，（你们）不能再受骗上当！切记！ 高耀洁写于2005年10月1日国庆节   所幸的是，高耀洁进行的已不是近十年前的“一个人的战斗”了。根据2004年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84万人，遍及所有31个省区，其中80%以上在农村，且已呈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趋势。在这样的严峻局势下，更多的人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斗中，高耀洁把这些人比喻为七七事变前后投身抗日洪流的爱国青年。她口中经常会提到杜聪和李丹两个人。杜聪出生于香港，哈佛大学硕士毕业，仅仅由于一次在中原地区的旅行，便毅然放弃纽约华尔街的银行副总裁的高薪，在香港创办了智行基金会从事内地艾滋孤儿的救助工作，高耀洁把手头联系的164个孤儿全托付给了他。 李丹则是在一次野外考察中误入艾滋病村，从此放弃了在中科院攻读天体物理专业博士的机会，毅然辍学从事救助艾滋孤儿的社会工作。 还有许多大学生尽管无法亲身投入到这场战斗中来，但高耀洁时常会收到他们寄来募集的衣物、文具、书籍等，委托她转交给艾滋病村的孤儿。不过有时也会让她哭笑不得，她在文具里发现数盒软盘，还有一支防晒霜。艾滋孤儿最迫切的是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他们既没有电脑用，也用不到化妆品。高耀洁不禁感叹城里长大的学生对农村太不了解了。 高耀洁戏称自己现在是“用技术换劳力”，她的助手、中文秘书、英文秘书、打字员、电脑维修员、印刷工、搬运工……都是她曾经治疗过的病人。高耀洁是治疗妇科癌症和不孕不育症的专家，1990年从医院退休后，却没有被取消处方权，单位领导的意思是希望她回去开专家门诊，被她断然拒绝。高耀洁告诉我，现在遍地开花的专治不孕不育症医院，基本上都是骗子，有一个原是她所在医院的药剂室的，现在成了不孕不育医院的院长，他女儿原是单位管后勤的，现在也成治疗不孕不育的名医了。“如果为了名利，我也去开不孕不育门诊了，那些不能生孩子的夫妻都愿意大把大把的拿钱出来啊。但我能推就推，因为我实在太忙了。”最新一期的小报，就是一位曾经的不孕症病人掏钱找印刷厂印的，总计7万份花了7千块。高耀洁要把钱给他，他说我7千块能买个儿子吗？国庆期间，高耀洁张罗着要把一批募集来的旧衣服送到疫区去，她找汽车站站长帮忙，站长马上爽快地答应让他的司机专程跑一趟。“站长生了个儿子，司机的老婆吃了我开的药也怀孕了，买药只花了30块钱，所以给我干活可卖力呢。” 在高耀洁家中，我看到她将书拆包后的包装纸一张张叠好，将塑料打包带撕成一条条连起来做绳子用，觉得她不免过于节省了。高耀洁告诉我：“我这不是抠啊，我是能省就省，因为用的这些东西都得用钱去买，又没有地方报销。我的钱都要用到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身上。”尽管如此，高耀洁却固执地拒绝一切现金捐助，她担心上当受骗，也不愿沾钱后成为某些人造谣的口实。台湾歌星姜育恒到洛阳演出，辗转打来电话，愿意捐30万人民币，高耀洁答复他不要说30万，30块也不敢收。新浪网打来电话要捐10万，也被高耀洁拒绝。有一对年近七十的香港老夫妇专程到郑州找了半个月，才找到高耀洁家，坐着不走一定要留下2万块钱，高耀洁后来只得叫来印刷厂厂长当场开具发票，将这笔钱用于印刷小报。 记者：您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去专家门诊坐诊呢？这也是救死扶伤啊。 高耀洁：我认为用技术挣钱是挣不完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多为别人着想，多为民族着想！中国缺少的不是妇产科医生，但真正愿意做防艾工作的人却太少了。   两个医生的“不健康”生活   高耀洁患有高血压、心肌缺血、肺空洞等疾病，双脚时常浮肿得厉害。她的胃在文革时遭武斗打伤被切除了四分之三，留不住食物，所以随时要吃东西。她出门时都随身带着一盒糖果，这倒不是她贪嘴，而是患有严重的低血糖。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比她大一岁，早年毕业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离休前是专为领导干部看病的保健医生，曾担任所在医院前身的门诊部主任。他的高血压比高耀洁厉害得多，得靠进口降压特效药维持，还患有严重的肾病。从2004年11月至今，几乎都在病房里度过。高耀洁也住在医院里陪护，因为郭明久性格内向，穿衣入厕只有高耀洁来服侍才安心。严重的高血压使得郭明久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于是高耀洁也整夜无法入睡。老伴的病让高耀洁的体力和精神大不如前。 趁国庆放假，两位老人暂时出院回家过节。郭明久只有躺着才稍微好受点，高耀洁在客厅忙着整理送疫区的衣物，把要寄到各地的书和小报捆好，不时进卧室看看老伴的情况，郭明久总是觉得口干，得随时用吸管让他喝水。 两位老人平时生活上极为节省，一天的伙食费一般不超过十块钱，通常就是咸菜、馒头、玉米糊糊，有客人来时会多一盘炒鸡蛋。但国庆的餐桌上，却多了鸭肉、鸡翅等荤菜，这是在南京工作的侄女特地带来孝敬高耀洁的。高耀洁让保姆把鸡翅用油炸得金黄，她的牙不好，用手指一缕缕撕下来翅，一个劲说好吃。我说蛋白质经油炸或火烤会产生苯并芘，这是国际公认的强烈致癌物质，您作为医生难道不知道？她放下筷子想了想，说苯并芘我知道，但偶尔吃一次应该没多大关系吧？高耀洁又让我吃刚从超市买的小粽子，粽叶碧绿，我说这粽叶是色素染的吧，如果是叶绿素的话，经过高温蒸煮早变黄了。高耀洁又想了想，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过这点？那次晚餐我吃了三个大馒头，喝了两碗玉米糊糊，又吃了不少菜，肚子实在塞不下了，她还得让我吃，说：“别浪费了，现在还有人吃不饱饭呢。”我说如果吃得太多把胃撑坏了要花钱治病，那浪费的钱更多。她说不会的，因为胃有延展性。 趁着老伴睡着了，高耀洁悄悄告诉我，在这次出院前，郭明久突然被发现咽喉部有白斑，而白斑是癌变的典型症状，“我怀疑老头得的是咽喉癌。”我问：“你们两位都是主任医师，怎么会到现在才发现？”高耀洁说确实是疏忽了，当时他只是口干、嗜睡，一直作为抑郁症来治疗，完全是误诊了。那晚离开前，因为忙碌了一天，高耀洁说觉得精疲力尽，我建议她把电话拔了好好睡觉，她却说不行，因为可能会有病人半夜打来求助电话，有时还哭哭啼啼的，不能不接的。 记者：郭爷爷这一病，对您影响很大吧？ 高耀洁：老头这一病，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但我的《十年防艾路》快写成了，可能是我最后一本书了，一定要完成。如果他真是癌症，我的精神也全垮了，到今年12月29日我们结婚就52年了，我不能不管他，实在不行我要带他到北京看病。我如果垮了，以后会怎样实在不敢想。 本文发稿前，记者通过电话获悉，郭明久被确诊为“晚期咽部高分化率鳞状上皮癌”，已从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病房转入省肿瘤医院。   （周筱赟：记者、编辑，专栏作家） 【原文链接】   本部分编辑推荐：   影片《辛德勒的名单》   1939年，波兰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党卫军对犹太人进行隔离统治。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连姆·尼森Liam Neeson 饰）在德军统治下的克拉科夫开厂生产军需用品，工厂雇用犹太人工作，大发战争财。1943年，克拉科夫的犹太人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辛德勒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贿赂德国军官，让自己的工厂成为集中营的附属劳役营，也成为了犹太人的避难所。德国战败前夕，屠杀犹太人的行动越发疯狂，辛德勒向德军军官开出了1200人的名单，倾家荡产买下这些犹太人的生命。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   环保团体：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是中国一家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1994年3月正式注册成立，致力于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支持全国各地的会员和志愿者关注本地的环境挑战。组织以开展群众性环境教育、倡导绿色文明、建立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文化、促进中国的环保事业为宗旨。自然之友最近五年的工作重点是回应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城市环境问题，通过推动垃圾前端减量、城市慢行交通系统改善、低碳家庭和社区建设、城市自然体验和环境教育等，探讨和寻找中国的宜居城市建设之路。

“巴伦-科恩的解释是，恶是一个人对他人的感受完全缺乏同情的能力（他用的是“移情”empathy一字）。他以生物医学的研究结果提出，特别无情的和特别替人着想的人都是少数，而大多数的人则是处于中间。”   在网易上读到一则发生在苏州的事情：2012年10月6日晚，苏州一名女子在该市一商场的停车场内准备上车时，遭遇持刀抢劫被割喉，腿部也被刺了一刀。这条残忍行凶的消息有8万多条跟贴，有一条说，“逼近基尼指数极限，经济衰退，这样的事会越来越多的”。还有一条说：“昨天是宁波，今天是苏州，受害者仍然是女子，仍然是割喉！对待恶性刑事犯罪当用重典。” 我正好在读一本去年才在美国出版的关于“残忍”的新书，叫《恶的科学：论同情与残忍的起源》（The 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这本书要是在中国出版，也许会遭到上面两位网友的痛骂，因为作者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残忍”问题上的观点是，人做出残忍的事情，是因为他的心理有“同情障碍”，形成了人格发展的自然缺陷。虽然巴伦-科恩也考虑到残忍者的环境生长条件（如儿时受到侵害和父母虐待），但他认为残忍主要与当事人的脑部基因状况有关。这种看法虽然与基尼指数极限或者不重罚则犯罪频发的外因决定论相左，但同样也是一种决定论。 《残忍》一书在美国受到关注，是因为残忍是美国人在生活中经常碰到，但又一直没有得到较好解释的问题。人们通常用“恶”来言说残忍，而恶是什么呢？恶又体现为怎样的社会行为呢？巴伦-科恩的解释是，恶是一个人对他人的感受完全缺乏同情的能力（他用的是“移情”empathy一字）。他以生物医学的研究结果提出，特别无情的和特别替人着想的人都是少数，而大多数的人则是处于中间。 这与大卫·史密斯（David L. Smith）在《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灭绝他人》（2011）一书中对残忍的讨论有不谋而合之处。史密斯说，我们如果把别人当与自己相同的人来对待（也就是具有“同情”）时，就不会有残忍的行为。马克·吐温说过，“人类是唯一残忍的动物”，但是，史密斯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残忍对待他人的幻想。谁没有想象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因为你觉得将渴望复仇的白日梦变成现实是错误的，然后就克制住了。或者也许你确实施行了报复，但是报复手段却没有幻想的那么夸张（你只是发了一封令人不快的邮件，而不是把他们大卸十八块）。人们在想象残忍行为时的愧疚程度与他们眼中该行为的残忍程度成正比。而愧疚程度则与约束程度成正比。这便是为什么杀人和折磨人的行为很难实施，尤其是在正常情况下”。 心理学家们讨论“正常情况下”的残忍，因为只有在正常情况下，人才必须，也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美国人普遍关心人的行为责任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坚信人的自由选择和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担负个人责任。但是，他们也知道，人的行为并不都是自由意志的结果，社会应该重视人有时会身不由己的情况，这是因为，兼顾个人责任和可使罪行减轻的情节，事关整个国家社会的司法公正和法治秩序。 巴伦·科恩讨论残忍的心理成因，将它与个人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正是在美国的法治文化环境中受到人们关注的。他在一次访谈中强调，“对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们并不叫他为他的幻觉负责；对糖尿病患者，我们不叫他为他的口渴负责。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水平低，我们说那是因为他的细胞对胰岛素反应不正常，也就是说，我们承认他的行为的生物医学原因。同样，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低同情心所造成，而那又是因为他头脑的同情电路 （empathy circuit）不起作用，那么这个人该在什么意义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 巴伦-科恩对大脑基因决定人的残忍的看法在美国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人担心，对犯罪行为的单纯心理学解释会给一些人制造逃脱刑责的借口，心理理由是很容易被滥用的，应该对此持审慎的怀疑态度，例如，一个人明明犯下了残忍的谋杀之罪（如薄谷开来），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允许这个人以“犯案时行为控制能力弱”为理由得到减刑？生物医学对残忍的解释也许可以满足人们的知识好奇，但不应该成为开脱残忍犯罪的借口。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教授，爱思想网学术委员。） 【原文链接】   本部分编辑荐书：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关于他人的痛苦》是苏珊·桑塔格继《论摄影》之后又一本关于摄影的专著，也是她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这本书聚焦于战争摄影，探讨影像反映出的人的痛苦与观者之间的关系。惨不忍睹的影像尽管能唤起观者的悲悯之心，但人们的无能为力感更让这些在生活中无孔不入，又格格不入的影像显得多余而荒诞　　 “……（把苦难放大、全球化）一个在这样尺度上构思的题材，只会使同情心不知所措，而且也会变得空泛。” 若不经思考而直接相信影像之内容，我们的道德判断力只会愈来愈弱。桑塔格以纯文字书写影像，为观者提供思考空间以正视“他人的痛苦”。   格鲁恩《同情心的丧失》 为什么今天在世界各地，经济的崩溃、衰退、战争、破坏、仇恨、兄弟反目、暴力、吸毒、犯罪、对妇女和儿童的歧视、野蛮和残暴行为日益加剧了呢？难道出现这一危机的原因仅仅是国家、经济和技术的问题？不，这一危机涉及到人的定义，涉及到我们自己对人的理解。 本书的宗旨同情心的历史、其发展和命运的角度去理解人这一物种。书中强调同情心是我们内心抵御非人性的堡垒。我们的文明史不仅同压制和扭曲同情心交织在一起，而且对同情心的压榨和扭曲也是文明史的基础。    

“照顾者可以帮助孩子理解其它人是如何感受的，比如，当一个孩子的玩具破了，或者被其它小孩抢走了。当孩子对其它人有友善的举动时，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心理学家Marjorie Taylor建议，说“你那样做非常友善”或者“做那么好心的事情你很友善”之类的话，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起很好的同情心。”   我的孙子Chasen在参加优等生的公车旅行的时候，有个男同学晕车吐了。其它的同学全都离他远远的，窃窃私语着“真恶心”这样的话。Chasen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你还好吧？”事后，他们的老师表扬了Chasen，因为他对于不舒服的同学表示了关心。老师当然表扬得对，作为奶奶，我深感自豪。同情心，就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知道他人的感受，并且对此做出反应，这样的能力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如果没有同情心，人们只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会顾及他人的状况和感受。同情心的缺失会滋生出反社会行为，冷血的谋杀，甚至屠杀。 同情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在其它种族的生物里也有存在——如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 和 Susan McCarthy在《大象哭了》(‘When ElephantsWeep’，Delacorte Press, 1995)里所说的，成年大象会去救陷在泥潭里的小犀牛，而不顾犀牛妈妈的攻击。 同情心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能表现出来，比如说，幼儿会把他喜欢的玩具或者毯子拿给另一个受伤的或者不开心的小朋友。一些专家认为，婴儿听到其它宝宝哭的时候，也会哭或者哇哇乱叫，这就是同情心的最初表现。 由于大脑的神经连接不一样，孩子们所具有的同情心能力是不一样。患有诸如自闭症或精神分裂症的人是不具有任何或者只有一部分同情心的，因为在那样的病症里，人的心理关注的只是自身。 但是对其它正常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同情心是被引导还是被抑制，成长环境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健康的自尊对于同情心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任何可以让孩子自我感觉良好的事情都有助于他们认识到别人的感受，并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   早早开始   如果想让孩子和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他们自己就首先得有安全感，并且“和另一个人有安全的依恋关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一位心理学家Carolyn Zahn-Waxler说。如果婴幼儿自己的痛苦被忽视、鄙视，或者甚至被惩罚，那么他们就会不信任他们所处的环境，没有安全感。 Nancy Eisenberg，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赞成这样的观点。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孩子需要超越他们自己去关心其它人，那么他们需要和他们的父母或者照顾者有一种积极的、充滿关爱的关系。”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和儿科学临床教授Stanley I. Greenspan在他的书《棒孩子》(‘Great Kids’， Da Caoo, 2007)中写道：“同情心源自于被同情。”书中还说，孩子需要成人的帮助去认识和表达他们的自己的情感。通过区分和命名自身不同的情感，孩子能更好的去理解他人的感受。比如说，当孩子弄不好他的玩具车，把车扔到房间的另一头时，他的照顾者就可以说这样的话：“你觉得不开心，因为玩具车没按它应该活动的样子活动。你不喜欢它坏掉了的样子。” Zahn-Waxler博士说，给孩子订规矩应该是“可以帮助他们控制情绪，冷静下来，而不是更加焦躁”。她建议家长们保持冷静：“你自己的情绪越激动，孩子就更可能激动。打孩子或者对着孩子大叫，会让孩子忿怒或者恐惧，从而影响孩子关心他人的能力的培养。” Eisenberg博士强调，除了要避免体罚，孩子做错了事情，“决不要威胁他不被爱了”。 照顾者可以帮助孩子理解其它人是如何感受的，比如，当一个孩子的玩具破了，或者被其它小孩抢走了。当孩子对其它人有友善的举动时，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心理学家Marjorie Taylor建议，说“你那样做非常友善”或者“做那么好心的事情你很友善”之类的话，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起很好的同情心。 专家们说，很小的孩子就应该知道他们的行为对其他人会有什么影响。成人应该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有些行为是伤害人的，有些行为是帮助人的，当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怎么去弥补。 Taylor博士说，“要解释得非常详尽清楚，因为孩子还不能像成人那样自己得出结论。”她还说，看书并且讲讲故事中的人（或者动物）有什么感受，以及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受，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同情心。 例如Marilyn Sadler写的书《P.J.被宠坏了的小兔子》（‘P.J.the Spoiled Bunny’ Random House, 1986)就能帮助孩子理解自私、固执、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会有一些什么后果。在故事里，P.J.慢慢知道，换种行为方式可以和他们的朋友们玩得更开心。 对于年龄大一些的孩子，Greenspan博士推荐像《杀一只仿声鸟》（‘To Kill a Mockingbird’)和《安妮•法兰克的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这样的书。甚至电视上关于自然灾难的报道都有利于孩子同情心的培养——让孩子去想像，对于被地震或海啸摧毁了一切的人们来说，生活是什么样的。 早期开始培养同情心是最好不过了，不过专家们说，晚一点也来得及，甚至比如，情感需要在孤儿院里被忽视的孩子们。要想抚平创伤需要养父母们额外多的努力，以及无条件的爱。   树立榜样   家长和老师可以以身作则，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有同情心的行为。古语说“做我所做的”，这对于引导孩子的同情心非常重要。 Zahn-Waler博士说，父母需要为无私、热情、关爱树立榜样。孩子需要看到你这样在做，并且你也要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孩子。 如果家长能对于他人的情绪感同身受，并且在他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尤其是当事情与自己并没有太大关系时，这样的行为有助孩子理解情绪，超越自身，怀着同情心对待他人。 在学校里，能引导同情心的老师是能够解释孩子行为背后的感受的人。最好的老师是本身就热情的，温柔亲切的，并且在纠正不良行为能保持冷静，而不是惩罚性的。 （本文选自译言网。译者章潇怡。作者 Jane E.

“孟子所用的比譬极亲切：“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他接着推求原因说：“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他没有指出正面的原因，但是下结论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的意思是说恻隐之心并非起于自私的动机，人有恻隐之心只因为人是人，它是组成人性的基本要素。”   罗素在《中国问题》里讨论我们民族的性格，指出三个弱点：贪污、怯懦和残忍。他把残忍放在第一位，所说的话最足令人深省：“中国人的残忍不免打动每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人道的动机使我们尽一份力量来减除 九十九份力量所做过的恶，这是他们所没有的。……我在中国时，成千成万的人在饥荒中待毙，人民为着几块钱出卖儿女，卖不出就弄死。白种人很尽了些力去赈荒，而中国人自己出的力却很少，连那很少的还是被贪污吞没。……如果一只狗被汽车压倒致重伤，过路人十个就有九个站下来笑那可怜的畜牲的哀号。一个普通中国人不会对受苦受难起同情的悲痛，实在他还像觉得它是一个颇愉快的景象。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辛亥革命前的刑律可见出他们免不掉故意虐害的冲动。” 我第一次看《中国问题》还在十几年以前，那时看到这段话心里甚不舒服；现在为大学生选英文读品，把这段话再看了一遍，心里仍是甚不舒服。我虽不是狭义的国家主义者，也觉得心里一点民族自尊心遭受打击，尤其使我怀惭的是没有办法来辩驳这段话。我们固然可以反诘罗素说：“他们西方人究竟好得几多呢？”可是他似乎预料到这一着，在上一段话终结时，他补充了一句：“话须得说清楚，故意虐害得事情各大国都在所不免，只是它到了什么程度被我们的伪善隐瞒起来了。”他言下似有怪我们竟明目张胆地施行虐害的意味。 罗素的这番话引起我的不安，也引起我由中国民族性的弱点想到普遍人性的弱点。残酷的倾向，似乎不是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它是象盲肠一样由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还没有被文化洗刷净尽。小孩们大半欢喜虐害昆虫和其它小动物，踏死一堆蚂蚁，满不在意。用生人做陪葬者或是祭典中的牺牲，似不仅限于野蛮民族。罗马人让人和兽相斗相杀，西班牙人让牛和牛相斗相杀，作为一种娱乐来看。中世纪审批异教徒所用的酷刑无奇不有。在战争中人们对于屠杀尤其狂热，杀死几百万生灵如同踏死一堆蚂蚁一样平常，报纸上轻描淡写地记一笔，造成这屠杀记录者且热烈地庆祝一场。就在和平时期，报纸上杀人、起火、翻船、离婚之类不幸的消息也给许多观众以极大的快慰。一位西方作家说过：“揭开文明人的表皮，在里皮里你会发现野蛮人。”据说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得意的消遣是捉蚊蝇摆在蛛网上看他们被吞食。近代心理学家研究变态心理所表现的种种奇怪的虐害动机如“撤地主义”（sadism），尤足令人毛骨悚然。这类事实引起一部分哲学家，如中国的荀子和英国的霍布斯，推演出“性恶”一个结论。 有些学者对于幸灾乐祸的心理，不以性恶为最终解释而另求原因。最早的学说是自觉安全说。拉丁诗人卢克莱修说：“狂风在起波浪时，站在岸上看别人在苦难中挣扎，是一件愉快的事。”这就是中国成语中的“隔岸观火”。卢克莱修以为使我们愉快的并非看见别人的灾祸，而是庆幸自己的安全。霍布斯的学说也很类似。他以为别人痛苦而自己安全，就足见自己比别人高一层，心中有一种光荣之感。苏格兰派哲学家如培恩（Alexander Bain）之流以为幸灾乐祸的心理基于权力欲。能给苦痛让别人受，就足显出自己的权力。这几种学说都有一个公同点：就是都假定幸灾乐祸时有一种人我比较，比较之后见出我比人安全，比别人高一层，比别人有权力，所以高兴。 这种比较也许是有的，但是比较的结果也可以发生与幸灾乐祸相反的念头。比如我们在岸上看翻船，也可以忘却自己处在较幸运的地位，而假想自己在船上碰着那些危险的境遇，心中是如何惶恐、焦急、绝望、悲痛。将己心比人心，人的痛苦就变成自己的痛苦。痛苦的程度也许随人而异，而心中总不免有一点不安，一点感动和一点援助的动机。有生之物都有一种同类情感。对于生命都想留恋和维护，凡遇到危害生命的事情都不免恻然感动，无论那生命是否属于自己。生命是整个的有机体，我们每个人是其中一肢一节，这一肢的痛痒引起那一肢的痛痒。这种痛痒相关是极原始的、自然的、普遍的。父母遇着儿女的苦痛，仿佛自身在苦痛。同类相感，不必都如此深切，却都可由此类推。这种同类的痛痒相关就是普通所谓的“同情”，孟子所谓“恻隐之心”。孟子所用的比譬极亲切：“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他接着推求原因说：“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他没有指出正面的原因，但是下结论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的意思是说恻隐之心并非起于自私的动机，人有恻隐之心只因为人是人，它是组成人性的基本要素。 从此可知遇着旁人受苦难时，心中或是发生幸灾乐祸的心理，或是发生恻隐之心，全在一念之差。一念向此，或一念向彼，都很自然，但在动念的关头，差以毫厘便谬以千里。念头转向幸灾乐祸的一方面去，充类至尽，便欺诈凌虐，屠杀吞并，刀下不留情，睁眼看旁人受苦不伸手援助，甚至落井下石，这样一来，世界便变成冤气弥漫，黑暗无人道的场所；念头转向恻隐一方面去，充类至尽，则四海兄弟，一视同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有所养，幼有所归，鳏寡孤独者亦可各得其所，这样一来，世界便变成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的场所。野蛮与文化，恶与善，祸与福，生存与死灭的歧路全在这一转念上面，所以这一转念是不能苟且的。 这一转念关系如许重大，而转好转坏又全系在一个刀锋似的关头上，好转与坏转有同样的自然而容易，所以古今中外大思想家和大宗教家，都紧握住这个关头。各派伦理思想尽管在侧轻侧重上有差别，各派宗教尽管在信条仪式上互相悬殊，都着重一个基本德行。孔孟所谓“仁”，释氏所谓“慈悲”，耶稣所谓“爱”，都全从人类固有的一点恻隐之心出发。他们都看出在临到同类受苦受难的关头上，一着走错，全盘皆输，丢开那一点恻隐之心不去培养，一切道德都无基础，人类社会无法维持，而人也就丧失其所以为人的本性。这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极平凡而亦极伟大的发见，一切伦理思想，一切宗教，都基于这点发见。这也就是说，恻隐之心是人类文化的泉源。 如果幸灾乐祸的心理起于人我的比较，恻隐之心更是如此，虽然这种比较不必尽浮到意识里面来。儒家所谓“推己及物”，“举斯心加诸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指这种比较。所以“仁”与“恕”是一贯的，不能“恕”决不能“仁”。“恕”须假定知己知彼，假定对于人性的了解。小孩虐待弱小动物，说他们残酷，不如说他们无知，他们根本没有动物能痛苦的观念。许多成人残酷，也大半由于感觉迟钝，想象平凡，心眼窄所以心肠硬。这固然要归咎于天性薄，风俗习惯的濡染和教育的熏陶也有关系。函人惟恐伤人，矢人惟恐不伤人，职业习惯的影响于此可见。希腊盛行奴隶制度，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理斯多德都不以为非；在战争的狂热中，耶稣教徒祷祝上帝歼灭同奉耶教导敌国，风气的影响于此可见。善人为邦百年，才可以胜残去杀。习惯与风俗既成，要很大的教育力量，才可挽回转来。在近代生活竞争剧烈，战争为解决纠纷要径，而道德与宗教的势力日就衰颓的情况之下，恻隐之心被摧残比被培养的机会较多。人们如果不反省痛改，人类前途将日趋于黑暗，这是一个极可危惧的现象。 凡是事实，无论它如何不合理，往往都有一套理论替它辩护。有战争屠杀就有辩护战争屠杀的哲学。恻隐之心本是人道基本，在事实上摧残它的人固然很多，在理论上攻击它的人亦复不少。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攻击戏剧，就因为它能引起哀怜的情绪，他以为对人起哀怜，就会对自己起哀怜，对自己起哀怜，就是缺乏丈夫气，容易流于怯懦和感伤。近代德国一派唯我主义的哲学家如斯蒂纳（Sterner）、尼采之流，更明目张胆地主张人应尽量扩张权力欲，专为自己不为旁人，恻隐仁慈只是弱者的德操。弱者应该灭亡，而且我们应促成他们灭亡。尼采痛恨无政府主义者和耶稣教徒，说他们都迷信恻隐仁慈，力求妨碍个人的进展。这种超人主义酿成近代德国的武力主义。在崇拜武力侵略者的心目中，恻隐之心只是妇人之仁，有了它心肠就会软弱，对弱者与不康健者（兼指物质的与精神的）持姑息态度，做不出英雄事业来。哲学上的超人主义在科学上的进化主义又得一个有力的助手。在达尔文一派生物学家看，这世界只是一个生存竞争的战场，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就是这战场中的公理。这种物竞说充类至尽，自然也就不能容许恻隐之心的存在。因为生存需要斗争，而斗争即须拼到你死我活，能够叫旁人死而自己活着的就是“最适者”。老弱孤寡疲癃残疾以及其他一切灾祸的牺牲者照理应归淘汰。向他们表示同情，援助他们，便是让最不适者生存，违反自然的铁律。 恻隐之心还另有一点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它的最高度的发展是悲天悯人，对象不仅是某人某物，而是全体有生之伦。生命中苦痛多于快乐，罪恶多于善行，祸多于福，事实常追不上理想。这是事实，而这事实在一般敏感者的心中所生的反响是根本对于人生的悲悯。悲悯理应引起救济的动机，而事实上人力不尽能战胜自然，已成的可悲悯的局面不易一手推翻，于是悲悯者变成悲剧中的主角，于失败之余，往往被逼向两种不甚康健的路上去，一是感伤愤慨，遗世绝俗，如屈原一派人；一是看空一切，徒作未来世界或另一世界的幻梦，如一般厌世出家的和尚。这两种倾向有时自然可以合流。近代许多文学作品可以见出这些倾向。比如哈代（T.Hardy）的小说，豪斯曼（A.E.Housman）的诗，都带着极深的哀怜情绪，同时也带着极浓的悲观色彩。许多人不满意于恻隐之心，也许因为它有时发生这种不康健的影响。 恻隐之心有时使人软弱怯懦，也有时使人悲观厌世。这或许都是事实。但是恻隐之心并没有产生怯懦和悲观的必然性。波斯大帝泽克西斯（Xerxes）率百万大军西征希腊，站在桥头望台上看他的军队走过赫勒斯滂海峡，回头向他的叔父说：“想到人寿短促，百年之后，这大军之中没有一个人还活着，我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怜悯。”但是这一阵怜悯并没有打消他征服希腊的雄图。屠格涅夫在一首散文诗里写一只老麻雀牺牲性命去从猎犬口里救落巢的雏鸟。那首诗里充满着恻隐之心，同时也充满着极大的勇气，令人起雄伟之感。孔子说得好：“仁者必有勇。”古今伟大人物的生平大半都能证明真正敢作敢为的人往往是富于同类情感的。菩萨心肠与英雄气骨常有连带关系。最好的例是释迦。他未尝无人世空虚之感，但不因此打消救济人类世界的热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何等的悲悯！同时，这是何等的勇气。孔子是另一个好例。他也明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之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何等的悲悯！同时，这是何等的勇气！世间勇于作淑世企图的人，无论是哲学家、宗教家或社会革命家，都有一片极深挚的悲悯心肠在驱遣他们，时时提起他们的勇气。 现在回到本文开始时所引的罗素的一段话。他说：“人道的动机使我们尽一分力量来灭除其余九十九分力量所做的过恶，这是他们（中国人）所没有的。”这话似无可辩驳。但是我以为我们缺乏恻隐之心，倒不仅在遇饥荒不赈济，穷来卖儿女作奴隶，看到颠沛无告的人掩鼻而过之类的事情，而尤在许多人看到整个社会日趋于险境，不肯做一点挽救的企图。教育家们睁着眼睛看青年堕落，政治家们睁着眼睛看社会秩序紊乱，富商大贾睁着眼睛看经济濒危，都漫不在意，仍是各谋各的安富尊荣，有心人会问：“这是什么心肝？”如果我们回答说：“这心肝缺乏恻隐。”也许有人觉得这话离题太远。其实病原全在这上面。成语中有“麻木不仁”的字样，意义极好，麻木与不仁是连带的。许多人对于社会所露的险象都太麻木，我想这是不能否认的。他们麻木，由于他们不仁（用我们的辞语来说，缺乏恻隐之心）。麻木不仁，于是一切都受支配于盲目的自私。这毛病如何救济，大是问题。说来易，做来难。一般人把一切性格上的难问题都推到教育，教育是否有这样万能，我很怀疑。但我想，大灾大乱也许可以催促一部分人的猛省，先哲伦理思想的彻底认识以及佛耶二教的基本精神的吸收，也许可造成一种力量。无论如何，在建国事业中的心理建设项下，培养恻隐之心必定是一个重要的节目。   （选自《朱光潜美的人生》一书）   【原文链接】   本部分编辑荐书：   休谟《人性论》 休谟在《人性论》第二卷“论情感”中提出了同情原则。休谟认为，同情不是某种特殊的情感，而是人们观念和情感得以传导的心理学机制。这个心理机制建立在休谟印象与观念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之下。同情在休谟看来就是我们对他人情感的观念转为自身的印象的过程，也就是从“我看到你痛苦”转化为“我自己感觉到痛苦”的过程。这种心理机制是人类普遍共有的，而且它并不公正，会受到类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影响。从休谟对人类同情心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休谟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心灵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一部分并不涉及道德评价的问题。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的同情心理论同样是将同情心作为一种心理机制，而不是具体的情感，其同情论乃是以“想象的立场的交换”为前提的。这就是所谓“旁观者,无论如何,首先应该总是尽可能地把他自身置于对方的立场上”。然而,因为旁观者终究无法成为受难者自身的身体,为了实现当事者的激情(passion)和旁观者的情绪(emotion)之间的感情的和谐,双方就有必要“降低激情”，从而当事人的激情和旁观者的同情共感之间可以保持某种对社会和谐来说足够的一致。这样一种人类基于自身天性的立场互换,以及由此而调整激情程度的能力，在亚当斯密看来就是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所以,斯密的同情理论本质上是立足于“旁观者优势”的市民社会的道德哲学。从同情心理论出发，亚当斯密所达到的是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机制和社会秩序形成机制的解释。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量志愿者赶往灾区，其中许多人的汽车上贴着手写的“地震救援”标记。在通往龙门乡（那里的多数房屋被毁）的道路上，众多私家车带着饮用水、方便面和毯子前来救灾，导致道路严重阻塞，警察开始指挥后面的汽车掉头返回。”   上周六发生在中国西南四川省的破坏力巨大的地震，对廖文俊（音译）的打击很大。 在靠近震中的胜利村的一家解放军医院，这名30岁的医生在午休期间放下饭碗，回顾这个已导致近200人死亡、1.2万人受伤的创伤性事件。“我有一些亲戚被埋在废墟下，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救出来，”他说。 他指着房屋大面积倒塌、就像散落的火柴一样堆着的主要街道，然后脸上没什么表情地补充说：“我家的房子就在那边。” 在胜利村以及芦山县境内其它严重受灾地区，地震造成的破坏比比皆是。芦山地震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地震。 在胜利村的主要街道上，散布着脱落的横梁和受损的家具，仍未倒塌的建筑物岌岌可危，不能进入。 “快点出来！”一名军官在看到一个同事试图从商店购买电池的时候大声喊道。 昨日当地仍不断发生余震，村民们每次感觉到地动的时候，都吓得不敢动。不过，胜利村及邻近村子的情况与2008年导致9万人死亡的汶川大地震不可同日而语。 那场灾难之后的一大进步，就是公民参与救灾的积极性大幅提高。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量志愿者赶往灾区，其中许多人的汽车上贴着手写的“地震救援”标记。在通往龙门乡（那里的多数房屋被毁）的道路上，众多私家车带着饮用水、方便面和毯子前来救灾，导致道路严重阻塞，警察开始指挥后面的汽车掉头返回。昨日稍后，中国国务院宣布，为减轻交通拥堵，只允许官方组织进入灾区。 “2008年，我们都捐了钱，但这一次我们决定自己赶来出一把力，”一名骑在轻型摩托车上的男子说道。他的两个朋友骑在另一辆车上。“我们在自己的县里也感觉到地震，但我们知道灾区的情况糟糕得多，所以我们想要尽力而为。” 其他人则更有组织。来自华东杭州市的福音派基督徒冯光良（音译）介绍说，他所在的教会在2008年四川地震后组建了一个快速反应团队。北京方面对宗教活动严加管制，但在危机地区，独立教会的工作日益得到容忍。 “我们希望有一条途径显示主的爱，”冯光良表示，“我们买了一辆汽车放在成都待命，这样我们在发生地震后能够快速赶来。” 政府试图通过官方的志愿者计划来调动救灾热情。 “我们报名成为志愿者时，有几百人排队，”21岁的杨亚（音译）表示。他和几个朋友举着一面中国国旗和一面中共党旗在胜利村走来走去。但这些在附近的凤凰村长大的年轻男子不太清楚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政府的快速反应救援团队也随处可见。在靠近灾区的狭窄山路上，挤满了挖土机、水车、救护车和军车车队。移动通信网络的维修人员也投入抢修，截至昨晚，大部分地区的手机服务已经恢复。 但并不是所有官方救援努力都顺利展开。运载着数千顶帐篷的一个车队无法抵达灾区，因为这些卡车太大了，无法在山路上行驶。 结果，很多家庭在街上搭起的简易小棚里度过震后第一晚。村民们还抱怨缺乏食物和饮用水，因为供水中断了。 “很多人来到这里，但他们都空着手来，”太平镇一个村的原村长袁实华（音译）抱怨道。“医生有很多，但我们没有水，也没有电。昨天、今天都没人送基本必需品来。” （文章来源：FT中文网。何丽：英国金融时报记者。）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