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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四川芦山发生里氏7级地震，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志愿者赶往现场，更多民众则通过献血、捐款、捐物等方式向受灾同胞给予帮助，全国再度掀起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救灾潮。很多人说：这一次，我们都是雅安人。 这一切行为的源头，正是本期周刊月末版想要与你分享的话题，也是“精神生活三部曲”的结尾章——“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 人类发展史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自然灾害、疾病、环境污染，天灾人祸无一不摧残着人类的肉体和精神。让我们在冰冷的苦难下得以顽强生存、重新出发的动因，往往依赖于他人的同情，依赖于人间珍贵的关怀与温情。地震中大批志愿者的雪中送炭；地震后专家坚持不懈的研究质疑，知识分子的大声疾呼；文化人晚年“叛变”毅然投身环保事业；裹足老妇走遍中原大地调查病患……这些人凭一己之力对抗苦难的勇气都来自于他们“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情怀。 这样的情怀究竟源自何处？古今中外都有无数对同情心的定义和解释，孟子比喻“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推理恻隐之心非起于自私的动机，它是组成人性的基本要素；叔本华认为慈悲心即道德之奥秘 ；到了休谟口中，同情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情感传达的机制，并非具体情感；而亚当·斯密也将同情视为心理机制，他指出，当事人的激情和旁观者的同情共感之间的立场互换，以及由此而调整激情程度的能力，是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更有当代心理学家研究称同情心是天生的，但是环境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从小培养孩子的同情心非常重要。 触动同情的情感机制千千万万，会受到类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影响。然而，有了同情心，并不一必然能够作出道德行为。今天，爆炸、枪击、投毒、见死不救事件频发撩拨着人们脆弱的心脏，朱光潜直斥：“教育家们睁着眼睛看青年堕落，政治家们睁着眼睛看社会秩序紊乱，富商大贾睁着眼睛看经济濒危而漫不在意，如果我们回答说：‘这心肝缺乏恻隐。’也许有人觉得这话离题太远。其实病原全在这上面。”各国似乎都苦恼于人性日趋淡漠、无情、甚至良知泯灭。美国精神疾病研究者更将完全缺乏共情能力和悔恨心的人划为患有“冷血症”，俨然列为精神疾病。 这困恼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尚没有确实的答案，毕竟人类原本就是在善与恶的交缠中蹒跚向前，但至少在前往芦山的志愿者身上还能看见希望。   编者的话 【Part 1：无法遏制的同情！】 何丽：芦山地震灾区的志愿者们 汪韬：三年重建，隐患不休——民间地质学家杨勇发布汶川震区考察结果 梁文道：我们就是要持续盯着灾区 张泉：梁从诫：饮冰的余味 周筱赟：高耀洁：“我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Part 2：众说纷纭的同情…】 Tim Madigan：道德的基础：借我一双慧眼吧！ Jane E.

“梁从诫最令人敬重的，不仅是这些显赫的行动，还有他多年来秉承的生活。当他还健康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这个骑自行车的老人，他去政协开会时也不例外，以至有一次被门卫拦在门外。他外出时一直随身带着筷子，坚决不用一次性筷子，他用废纸复印名片，他会收集被丢弃的矿泉水瓶。”   一个世纪前，梁启超用“饮冰室”来命名自己的书斋，取《庄子》中的句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吾其内热与？”对国家与时代的热忱与焦虑，只能靠饮冰来降温。百年以降，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梁从诫，梁氏家族对国家理想的执著，以及对自身命运的彷徨，就在“饮冰”的隐喻中反复而悲怆地延续着。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的去世，让我们不得不再度反刍这些冰冷的余味。   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梁从诫这一代人在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根本无力企及祖父的高度，不是因为天赋愚钝，更不是因为不够勤奋。梁从诫后来用了一个九斤老太式的进化论来描述家族的理想与困境：“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现在我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 梁启超18岁时已经开始选择自己的命运，一意孤行，以举人的身份拜只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而18岁时，梁从诫刚刚过完自己颠沛流离的童年；梁启超22岁已经参与“公车上书”，迅速成为“维新变法”的主将，22岁的梁从诫则仍在时代亢奋的旋律中彷徨地寻找未来；梁启超30岁时已经创办《新民丛报》，用自己纵横捭阖的笔力，持续影响着整个时代的年轻人甚至年长者，刚到而立之年的梁从诫却只能无声地目睹着父母的一次次失望与恸哭；梁启超在40岁后达到思想的巅峰，梁从诫却在江西的“五七干校”里消耗了最宝贵的10年。梁启超没有见过长孙梁从诫，他不知道，自己的声望于子孙们而言，不仅是难以逾越的精神高峰，更是无法承受的历史负担。他们终生都要背负着他的名字，因为他而遭排挤，而被批判，而耽搁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与祖父的任性不同，梁从诫几乎从来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的一生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梁启超在52岁时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而直到这样的年纪，梁从诫才终于可以开始认真构思自己的将来。   晚年“背叛”     图：梁从诫 叛逆的种子似乎一直埋藏在梁氏家族的血脉中。梁启超的9个儿女，无一人继承他的事业；梁从诫同样没有遵循父母的嘱咐走上建筑之路，父母给他起名“从诫”，希望他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北宋建筑家李诫的追随者，然而，他最终还是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转投了历史系。对时代的使命感从未从梁氏家族的肩头挪开，他们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天真地将它们重新背负起来。 梁从诫在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收到读者来稿，他第一次发现，以发展经济为名，乡镇企业造成了大面积的环境污染，情形十分严峻。此后，梁从诫决定投身环保，他在56岁辞去公职，61岁创办“自然之友”，迅速成为一面旗帜。1998年，“自然之友”募集了40万元基金，拯救藏羚羊。此后，保护滇金丝猴，治理周口店人类遗址的粉尘污染，保护四合院……在与权力和效益的拉锯战中，梁从诫勉力维系着这个民间组织的尊严。人们还依稀记得，2002年《财富》论坛上，70岁的梁从诫在经济巨头们面前拍案而起：“为了市场份额，让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给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 梁从诫最令人敬重的，不仅是这些显赫的行动，还有他多年来秉承的生活。当他还健康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这个骑自行车的老人，他去政协开会时也不例外，以至有一次被门卫拦在门外。他外出时一直随身带着筷子，坚决不用一次性筷子，他用废纸复印名片，他会收集被丢弃的矿泉水瓶。   如果没有这些来自晚年的“背叛”，梁从诫的一生或许真的乏善可陈。然而，与祖父那杆毫无遮拦的笔相比，与父亲那根在青年时代衡量长度、在晚年拿捏分寸的卷尺相比，梁从诫以自己的方式保留了梁氏家族表述自我的权利，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留下了梁氏三代最后的声音。这种声音被他戏称为“爱国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e）。他从书斋走向更为艰险的世界，在66岁时登上昆仑山巅，点燃了焚烧藏羚羊皮的火把，那是祖父和父亲都未曾经历过的世界。   无声退场   也有人为“饮冰室”找到另一重含义，如饮冰凌，冷暖自知。梁氏三代都曾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自己的时代，也曾恭谦卑微地试图去迎合并匡扶一个时代，却最终发现，时代无情地辜负了他们。梁启超在日渐倾颓的国难中被庸医所误流尽了血，梁思成在北京城墙倒塌的烟尘里阖上眼睛，现在轮到梁从诫近乎无声地退场。他们都曾在自己的时代有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经历，然而，他们毕生致力的事业，都没有真正成功。 100年前，同样的10月，梁启超的文章正像《圣经》那样在公众手中传播，然而，梁启超的理想依然被时代与庸众一道演绎成一场夸父追日的闹剧。61年前，同样的10月，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在家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他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服自己笃信未来，然而，被他视为生命的老北京仍在为新时代无声地让路。时代对他的称呼也逐渐改变，从梁教授，到腐朽的“大屋顶”，再到“年纪太大，用处不大，也要养起来，留作反面教材”，他只有一句话来聊以自慰：“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祖父被自己信仰的西医误杀，父亲被自己信仰的未来折磨，现在轮到梁从诫，梁氏家族沉浮的百年间，那些从中国人身上流失的精神仍然未能复归，而对现代化盲目想象的恶果却已经集中显现出来，尽管“自然之友”和梁从诫的理念已经影响了众多的中国人，然而，环保依赖的往往仍是许多来自民间的力量。没有人知道，在失去梁从诫之后，这些未能完成的事业，还将面临怎样的波折与困境。 今年1月，梁思成、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的故居，经过长达数月的拉锯战，终于获得有关部门的承诺，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暂不拆除。然而，直到梁从诫临终，他都没有看到那个承诺的兑现。据说有关认定仍在走程序，已被部分拆除的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命运目前仍是悬而未决。   （文章来源：周末画报。张泉：《周末画报》作者。） 【原文链接】

“亚当•斯密（1723-1790）和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都曾指出，道德的基础并非什么神的旨意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同情、怜悯或慈悲心。这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能间接感受到别人所经历的那个世界的能力。”   亚当•斯密（1723-1790）和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都曾指出，道德的基础并非什么神的旨意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同情、怜悯或慈悲心。这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能间接感受到别人所经历的那个世界的能力。斯密认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生物。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开头所写到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摘自《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译注）叔本华同样认为慈悲确实是道德的起点，但他还坚信找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形而上学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他批评了斯密及其朋友兼支持者大卫•休谟，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试图逃避形而上学。     一个人能从多大程度上看到别人眼里的世界呢？一个人如何才能以某种方式分享别人的感受的？鉴于斯密和叔本华都认为小说家常具有捕捉这一现象的能力，而且阅读文学作品是培养理解别人生活境况能力的绝佳的途径，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是如何成为可能的。John Fante于1939年在小说《问尘情缘（Ask the Dust）》中有过这么一段描述：青年作家Arturo Bandini居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洛杉矶，他心仪的姑娘Camilla请他评论一部由他情敌Sammy创作的短篇小说，酒保Sammy和Camilla在同一所酒吧工作，因为肺结核的缘故将不久于人世。吃醋的Arturo心想， “Sammy，你可是落到我手里了！我要把你大卸八块！我要让你生不如死！Sammy小儿，哥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神笔Bandini的笔锋如剑吧！”他给Sammy的短篇小说写了一篇尖酸刻薄的评论，正当他要寄出这篇评论的时候，突然有一股力量制止了他：他突然感觉到了Sammy当前的处境，以及这封信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Arturo开始反思： “一想到这个可怜之人的悲惨命运，便袭来一阵骇人的感觉。我向南方的星空望去，我知道那片星空之下的某个棚屋里有一个跟我一样的男人，他可能会比我更早地被沙漠吞噬，而我手中可以促使其发生。处在南方的圣安娜沙漠，象征着他面对残酷命运叩门声所进行的无谓斗争。凶手还是酒保还是作家都已不重要：他的命运就是大家的命运，他的结局就是我的结局。今夜窗外此城中，还有千千万万跟他和我一样的人，如枯萎的草芥般渺小，以至于个体间的区别根本无法分辨。活着已是异常艰辛，而死亡乃至高终点，Sammy已经接到了死神的传唤。我踌躇在邮筒旁，用头抵着邮筒，为Sammy感到悲伤，为我自己感到悲伤，为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人感到悲伤。原谅我吧，Sammy！请原谅我的愚蠢！我踱回自己的小屋，花了三个小时为他的作品写了我能写出的最好的一篇评论。”   究竟是什么让Arturo Bandini改变了他原先的计划？更确切地说，斯密和叔本华会如何评价Bandini的这种道德行为？ 休谟在《人性论》（1739年）中表示，同情即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人可以超越自己的视角做出相对客观的道德判断。休谟这一论述影响了斯密。此外，休谟还在《人类理解论》（1748年）中表示，这种“同情心”是天生的，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我们为何会对他人抱有仁慈或同情心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再深究下去了。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这是人性的基本原则就足够了。在寻求原因的不归路上，我们必须在某处停下下。”斯密在探究人类这一特质时，似乎也是认同他这位朋友的建议的。他在探讨这一特质时，并没有深究其根本原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加细致地将其发扬光大。斯密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别人的身体或心理状态，但道德个体可以借助想象力、并通过自己的经验来识别别人经历过的或者即将经历的事情，此时人们认识到别人和自己其实并无二致。 叔本华深谙英国经验主义，他尤其欣赏的是休谟。叔本华曾经想把休谟关于宗教的著作翻译成德文。叔本华的英国“粉丝”Patrick Bridgewater在他的书中巧妙地展示了叔本华对英国和英国作家钟情的起因。1803年时叔本华只有14岁，这位德国哲学家在一所典型的英国寄宿学校当了三个月的学生。这是他父母在环游世界的途中安排的，主要原因是他母亲无法忍受他喋喋不休的抱怨。尽管叔本华很不喜欢学校里那种浓烈的宗教气氛，但语言天赋极好的他在此学会了英语，并在余生中一直保有英语阅读的习惯。后来他的作品中确实也不时地穿插了一些他从《泰晤士报》中摘录的事例。通过他的老师和他自己如饥似渴的阅读，他开始接触了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并深受其影响。他欣赏休谟、托马斯•佩恩和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等人清晰的思路，以及他们对经验事实刨根问底的态度，并试图在自己作品中对其加以模仿。正是在这段时期他接触到了亚当•斯密的作品，并在他重要作品《论道德的基础》（1837）中对其加以引用。Bridgewater在书中说：“在叔本华版的‘道德情操论’（即《论道德的基础》——译注）中，叔本华用英语写道，斯密道德体系的核心其实是荣誉感，即渴望他人的赞许，更确切的说，这是斯密所认为的道德的基础。叔本华还说：‘从斯密的全部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一套非常绅士的道德体系，这只能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可是亲爱的好好先生，这可不是问题的关键啊！’”很显然，叔本华认为斯密论述的道德体系过于关注教导年轻人如何成为绅士，并学会如何在社会体系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但“荣誉感”这种想在自己所属阶级同胞的眼中显得有价值的渴望，是不足以成为道德准则的基础的。道德的基础一定是一种超越阶级成分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也能从斯密自己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概念中看出些端倪来。   再回到《问尘情缘》的例子中。按叔本华的观点，斯密可能会认为Bandini之所以选择不将那封抨击信寄给垂死的Sammy，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人。整个小说故事中的Bandini确实是想做一名绅士，但这真的是他行此善的原因吗？当他克制自己不寄那封信时，只有天知地知、他知Sammy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不寄信的这个选择，就连他的挚爱Camilla也不例外。既然如此的话，Bandini到底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决定呢？ 斯密对此的回答稍后我会讨论，在此之前还是先说说叔本华自己是如何在《论道德的基础》中讨论道德的基础的。叔本华认为斯密没有充分理解同情心的本质，并在书中对其进行了抨击。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例子：两个男青年Caius和Titus，他们都想谋杀各自的情敌，但到最后一刻都改变了主意。叔本华觉得斯密对此可能会说：他俩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预见到他们的行为并不能引起目击者的同情，但叔本华认为这绝对不是他们做此决定的真正原因。叔本华写道：至于Caius要做出何种解释，读者自己作出决定（处于相同境况的两人，其实是叔本华用来进行对比的。他在Caius所给的理由中套用了费希特、斯密、斯宾诺莎等前人的各种理论，而Titus所给的解释是叔本华自己指定的，以此说明前人理论的荒谬之处——译注），但Titus会说 “真要做准备去杀人的时候，在那一刻，我脑子里想的已不是自己对那姑娘的激情，而是那个情敌。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将要遭遇到什么样的厄运。此时，同情和怜悯袭上心头，他的遭遇让我感到难过，我实在不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我做不出来。（摘自《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73页——译注）”叔本华认为这种“（别人之）感（如）同（自己亲）身（感）受”的同情心就是道德的基础。这是一种纯粹的动机，并不被想在别人眼中表现得比较善良的心理所影响，而是一种将别人的痛苦和自己联系起来的纽带。在叔本华看来，Bandini打破了人我隔阂的幻象，看到了Sammy作为自己的同类和自己之间的那个更为基本的纽带。叔本华斥责斯密和休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而致使他们止步于对道德形而上学的探索。正如Julian Young在《叔本华》这本传记中写道：“我认为善良的休谟之所以没有对其深究下去，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人的本性使人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休谟只是对人性的展现进行罗列罢了。而叔本华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角度天生受到自我意识的局限，利他行为便表现出一种（尼采所谓的超人那样）超越凡人境况的感觉，这与我们惊叹于艺术天才是一个道理。这种东西才是我们需要给予解释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叔本华跟他钟爱的英国经验主义家们分道扬镳了。不论是休谟还是斯密，都会对这种形而上学推论有所怀疑，尤其是叔本华所说的，利他行为是一种“与其他神秘主义核心内容同根同源”的“实践神秘主义”。叔本华认为慈悲心即道德之奥秘。而斯密则可能满足于将其视为通过培养想象力和他所谓的观察人生而发展出的社会纽带。正如Glenn Morrow在《亚当•斯密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理论》（1969年）一书中指出：“如果现在我们认同斯密和休谟所谓的适合人类社会法则的同情心的话，公正旁观者这个概念作为拟人化了的同情心，很显然是与良好的社会秩序紧密相关的。这种天然的或理性的同情心，可以使人类在同一个社会中更好地相处；公正旁观者作为这种同情心的具体表现，是社会福祉的守护者。”斯密所谓的道德情操，是从身处于人类社会、同拥有不同背景和爱好的人相处，以及人们试图解释所处世界的过程中发源的。因此我们也想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以及别人是如何评价我们所作所为的。Bandini对垂死的Sammy施以的同情，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俩其实同在一个大舞台上，同为人类社会的一份子。但是，正如叔本华尖锐地指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绅士化的道德体系，道德的基础并不仅仅是这种由于自己身处社会才故作的绅士风度。Bandini真的是因为突然领悟到了人类的共同命运才表现出了自己崇高的那一面。 斯密和叔本华都赞赏艺术家们拥有的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生活中的特殊能力，也许关于这种道德立场最好的表达莫过于斯密的苏格兰老乡，诗人罗伯特•彭斯了。Ian Simpson Ross在斯密的传记《亚当•斯密的一生》（1995年）中表示，彭斯曾读过《道德情操论》：“罗伯特•彭斯在1783年的时候应该读过斯密这部著作的第一版，可能是他父亲的藏书……因此他在苏格兰某教会看到一只趴在时髦女士软帽上的虱子才会引发如此的思考”： 啊，但愿上天给我们一种本领， 能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 那就会免去许多蠢事情， 也不会胡思乱猜， 什么装饰和姿势会抬高身份， 甚至受到膜拜！ 《致虱子》（摘自《彭斯诗选》，王佐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也许Bandini正要寄信的那一瞬间，是因为突然看到了别人眼中的自己才悬崖勒马的。不过问题依然存在：这种慧眼是从何而来的？ （文章来源：译言网。 作者：Tim Madigan：作家，记者，主要著有《The Burning》《A Life Among Humans》 译者：囧才才，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候选人，业余时间翻译国学、哲学类作品。囧才才系笔名。） 【原文链接】  

“冷血者表现出来的特征，例如有吸引力、聪明、不可靠、不诚实、不负责任、自我中心、情绪浅薄、缺乏移情能力、缺乏洞察力等。“除了非常浅层次的美丑观念之外，善、恶、爱、荣誉、幽默这些观念对他们来说都完全没有意义，一点都不能打动他们。”   美国西新墨西哥州监狱位于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市西部约70英里远的内陆沙漠地区，监狱不远处的格兰茨曾是一个依赖服刑人员开采铀矿的新兴城市。 监狱塔楼的顶部是一个玻璃房间，装着百叶窗，天花板处的曲柄把手可以控制探照灯。地板上的盒子里有一些催泪弹，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催泪弹马上就能派上用场。 塔楼下方监狱裙楼是座六面体建筑，周围以高耸的铁丝网隔离，铁丝网顶端的锋利金属丝在沙漠日头的照耀下闪着刺眼的光。监狱东面的Mt. Taylor终年被积雪覆盖，是附近一带的最高峰。往西面极目远眺能看到Zuni山脉。 去年4月份某天清晨，Kent Kiehl医生大步穿过监狱停车场入口，他边走边说：“我敢保证，一旦我们到达大门口，整个监狱的人都会知道，我来了。”这位犯人们口中的“大夫”那天穿蓝色外套，系黄色领带。他个子很高，宽肩膀、身板结实，褐色头发梳得很整齐。比起“认知神经科学家”的头衔，他看起来更像是个大学足球运动员。 不过他只要一开口，就立刻又变成了学校里博学的好学生，他嗓音极尖，那无所不知的学识和那粗犷的说话方式一定会让你震惊。 年仅38岁的Kiehl已然是全球精神疾病研究领域中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一种被称为psychopathy的“冷血症”。北美监狱中有15%至25%的犯人患有这种精神疾病，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全人类成年男性中有1%患有此病（女性患者的比例则小得多）。 “冷血症”患者们不会像其他精神类疾病的患者那样表现出狂热、歇斯底里或焦灼紧张的情绪，他们最主要的特征是完全缺乏共情能力（empathy）和悔恨心，心理学家称之为“严重情绪冷漠”。比起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它更为隐蔽，也更难描述。由于冷血症缺乏易于解读的症状，在精神健康领域的从业者中一直存在关于其诊断标准和诊断方法的辩论。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没有将“冷血症”明确定义；却用A.P.D“反社会性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这一宽泛的术语将之涵盖。 目前，专家们对“冷血症”的形成原因几乎没有达到什么共识。包括大范围双胞胎研究在内的大量证据显示，遗传组成(genetic component)扮演了一定角色。然而缺乏关爱的家庭比那些充满亲情、教育良好的家庭更易引发“冷血症”。 “冷血症”可以像血压那样被用数字来衡量；也可以像白血病一样被分类。研究人员们争论的焦点是，测量方法是应该集中在被试的具体行为上，还是应该包含对被试人格特征的分析，例如欺骗、油滑和不知内疚等。唯一令每位研究者都同意的是，“冷血症”很难治疗。 对某些研究人员来说，“冷血症”这个词与犯罪行为和大众文化形成了长久和负面的关系：开始是改编自真实犯罪事件的纸张小说，发展到现今如CBS“犯罪心理”的电视节目，还有Thomas Harris（《沉默的羔羊》作者）和Patricia Cornwell（以一系列法医探案小说闻名）等作家们“推波助澜”。“冷血”这个词饱含了负面、恶毒元素，使得与此有关的文学作品全都带上了诡异色彩。 精神健康部门对冷血症研究进展的漠视令Kiehl受挫，他说：“想想看，犯罪引发的经济损失每年都是天文数字，患有这种精神疾病的人在四十岁前平均因四起犯罪行为而获罪，但是目前还没有人将冷血症划入科研范畴。而对精神分裂症研究的投入资金则多了上百倍，其实精神分裂症引发的犯罪比例要小得多。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精神分裂症病人被看作受害者，而冷血症患者却被认为是施虐人。对前者，我们倾注同情心；而对后者，我们却将他们锁起来。” 2007年1月，Kiehl把便携式fMRI（功能磁共振扫描仪）带进了监狱——这可是第一个安装在监狱里的fMRI。目前为止，他已经在监狱内招募到好几百名志愿者加入研究工作。 Kiehl希望扫描得出的数据能证实他06年在《精神病学研究》（Psychiatry Research）期刊上发表的理论，他认为引发冷血症根本原因是脑内“旁边缘系统”（paralimbic system）的受损或缺失。“旁边缘系统”是一个大脑区域网络，自眶额叶一直延伸到后扣带回皮质，这个系统与人类的感情处理、抑制作用以及注意控制有关。 Kiehl梦想着有一天能扭转大众对冷血症患者的态度并且最终找到治疗的方法：“假如你能将相关脑区域准确定位，那么就或许能找到治疗那个区域的药物；即使你只治疗了那个区域中百分之五的毛病，诺贝尔奖也是囊中之物。” 西新墨西哥州监狱关押了406名犯人，他们的服刑时间少则一年，多则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新墨西哥州使用数字1至6的编排方式来标明犯人们的暴力程度（6指代暴力程度最高），Kiehl工作的监狱内的犯人们暴力指数涵盖了从1到5的范围。 尽管并非所有冷血症患者都很暴力，但大部分人的暴力指数被编为4、5、6。不像许多学院派的冷血症研究者，Kiehl花很长时间同他的被试共处。他告诉我：“在会议中遇到同事们时，他们总喜欢问我‘冷血症患者看起来怎样？’这群人花费二十年研究冷血症，却从来没见过哪怕一个病人。” 比起监狱里冷血症患者的人数，散落在社会群体中的患者数字要庞大得多，假如1%的概率正确的话，仅美国就有一百多万“冷血动物”。一旦脱离监狱环境，这种病症在社会上就更加难以被发现或确认。 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十分成功的“社会精英”，有着体面出色的工作，在各个领域大展拳脚。除非触犯了法律或者被犯罪行为评定系统给盯上，否则他们压根就不会进入研究者的视线。 西新墨西哥州监狱的典狱长Anthony Romero在会议室向Kiehl展示了几样从犯人那儿没收的东西，有手工制的剃刀和简陋的纹身所用器械等等。 典狱长Romero解释说，Kiehl不仅用扫描仪研究冷血症，同时也衡量滥用药物者在治疗过程中大脑的依赖程度变化，这个项目是由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出资、Kiehl主持的。 犯人中的志愿者人数超过了90%(尽管他们中有些人由于块头太大而找不到适合的扫描舱)，作为一项“附属福利”，Kiehl为志愿者们提供脑部临床检查（他在5%的志愿者脑部找到了之前未被发现的肿瘤）。 Kiehl以志愿者们脑部影像照片作为占用他们时间的报酬（西墨西哥州监狱规定监狱劳动力报酬为每小时1美元），犯人们还可以把脑部扫描成像张贴在自己牢房里。典狱长Romero说“犯人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谁的脑子最大的笑话”。 扫描仪封装在一辆牵引式挂车里，车子停在服刑犯资料中心库房的后面。我们一行人跟随教官穿过庭院来到供犯人改造用的侧楼，侧楼中间有一大片公共区域，四周围绕着一圈双人牢房。 犯人们都在自己牢房门口肃立，有些人手上还拿着拖把和扫帚。我走进一间空着的牢房，一眼就看到在这间牢房服刑人员的脑部扫描成像，已经卷了边的扫描图上显示着黑白双色的粗糙图像，被钉在书桌上方。 随后我们走过牢房通道，从另一头的门出去，其间经过的一副巨大的海报，上面的一行字被划了线：“我在这儿是因为我无力给自己提供庇护。”教官带领我们沿着一条走廊参观，走廊两边的办公室除了用来接待Kiehl在新墨西哥州大学的学生们探访精神疾病患者之外，也被用作“药物滥用”研究项目的会议室商讨工作。Carla Harenski是由Kiehl指导的一名博士后，她曾在自己的一间办公室接待过一名犯人，那位犯人身型魁梧，脖子上留着刺青。同所有研究人员的办公室一样，Carla的那间办公室也装着防止犯人突然发动攻击的求救按钮。 为了区分出监狱志愿者中间究竟哪些人患有冷血症，Kiehl和他的学生使用了一套修订版的“冷血症症状量表”（PCL-R）。该量表包含20个项目，是加拿大心理学家Robert Hare根据其常年在狱中对冷血症犯人们所作的研究而设计的。 Robert Hare是Kiehl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正是他本人亲自教授Kiehl如何使用这套量表。研究者们通常会与犯人面谈三个多小时，然后将犯人的记录和个人历史与他的陈述进行对比。 研究人员会依次对照20个项目为研究对象“评分”，比如寄生状态，病理性谎言，欺诈行为，无聊倾向，情绪浅薄，移情缺乏，冲动控制障碍，放荡行为，无责任感，青少年犯罪记录和犯罪类型多样化，以及其他一些行为趋势，并根据研究对象所表现出的特征明显程度用数字0、1、2来标注。 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同意，测试对象的评分若大等于30分就被看作是患上了冷血症。Kiehl说：“有的人得分35或36，他们明显异于常人。这时候我们就对自己说‘哈，逮住你了，你就是我做这些工作的原因。’” 最近Harenski与一名评分高达38.9的犯人进行了谈话：“他杀了他的女朋友，因为怀疑自己被欺骗了。” Harenski告诉我们说：”这个犯人描述犯罪过程的方式如此令人着迷，我都忍不住要笑出来，哪怕当他讲到一些恶心的事情。” 心理学家Reid和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