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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方向未必是坏事。这反而能让你有更开放的心态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最可悲的一种情况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确定了要进什么样的公司，多少岁要买车买房，多少岁要结婚，多少岁要爬到什么样的职位赚多少钱……这样的成长你想要吗？” 成长是个蛮大的话题，我想从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来现身说法一下。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太清楚自己该走怎么样的道路。考大学的时候，我不知应该报什么系，就填了一个分数最高的。毕业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以为最好的道路就是进一个大公司，获得更高的职位，领更多的薪水。可是，在工作了两三年后，我就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喜欢在企业中的工作，当时在电信公司上班，一到周日我就头疼，因为很焦虑周一的工作。随后我换了不少工作，但情况并没有多少变化。直到后来我开始做志愿者，才发现自己喜欢这样的工作，但也只是单纯的喜欢，并没有想到做成自己的职业。 我在2004年发起了多背一公斤活动，到了2006年，因为活动的影响日渐增长，我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全职出来做。但当时在中国做公益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业，所以自己一直犹豫了两三个月，直到后来我改变思路，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出来做三年，最大的损失是什么？我能不能承担这个损失？”我发现我最大的损失不过是我可能在三年后发现自己无法全职来做公益，而后果不过是重新回到企业里面工作。这个后果是我可以承担的，于是就马上向老板提出了辞职。 所以，我辞职进行公益创业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我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实际上，我完全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跳入公益领域的。 即使在全职做公益之后，我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团队发展的方向。从2007年到2011年，我和团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公益项目或产品，例如我们做过一个Twinbooks的项目，每在城市销售一本儿童图书就向乡村学生捐赠一本同样的图书，又例如我们做过乡村学校图书室项目，做过公益贺卡销售（每卖出一张10元的贺卡就向乡村小学捐赠一本图书），甚至做过一个希望解决小区问题的网站，这些项目的成果都不算很差，例如Twinbooks卖出了两千多本，图书室我们搭建了一百多个，公益贺卡我们卖了一万七千多张。但算下来，这些项目都没有取得我们预期的成功，它们或在模式上无法自我造血，又或者无法从更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但这个过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我知道怎么去判断一个项目或产品能够在多深多广的程度上影响社会，也知道怎么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快速设计和完成一个项目，这些经验和知识也使得我们找到了现在所投身的产品：一公斤盒子。 回顾这么多年的职业和公益创业历程，我实在无法说出一个清楚的自己的方向（即使在今天我也说不出），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真相。许多成功故事中的“远大理想”更多的不过是事后聪明的总结，而实情是，成功者在未成功前并不确认最终的方向，他们会有许多的变化甚至是转型。在创业故事中有大量这样的例子，例如twitter的团队最初做的是一个播客平台，在开发产品过程中团队发现有大量传输简讯的需求，于是做出了twitter，结果没想到播客平台没被市场接受，反而twitter爆红。又如Pixar，原来是做3D动画软件的，为了销售自己的软件它们自己制作动画来展示软件功能，没想到动画制作能力得到大众的肯定，Pixar最终也转型成为动画制作公司，为世界创作了《玩具总动员》、《虫虫特工队》、《汽车总动员》等等的经典。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方向未必是坏事。相反，这反而能让你有更开放的心态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最可悲的一种情况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确定了要进什么样的公司，多少岁要买车买房，多少岁要结婚，多少岁要爬到什么样的职位赚多少钱……这样的成长你想要吗？ 想想生命的成长是怎么样的吧。一棵树的成长并不想要成为什么，它只是吸收阳光和雨露。一个小朋友从六岁长到七岁，他也不需要一个这样的目标：身高从53cm增长到65cm，体重从37kg增长到43kg……他只是好好的吃，好好地玩，成长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 真正的成长不是靠计划、靠控制来完成的，相反，成长需要我们忘记目标，忘记成为什么的野心，而把注意力放到当下，去倾听、去理解、去学习。 我想这就是成长的真义。   （安猪，多背一公斤公益机构发起人。）

“如果我女儿觉得性开放对她是一件开心的事，为什么她不能自主地处理自己的身体？她只要采取充份的安全措施，不会择友不善被人欺侮，那么她就去追求自己的快乐好了，与我何干？” 有的评论有点刻毒，问我是不是希望我的女儿也性开放。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是啊，女儿要是性开放，我能拿她怎么样？ 认真想一下，我只好承认，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对付她。 女儿在温哥华读中学时，因为衣着暴露，时常要和她母亲吵架。那几年我回香港工作，她们不时在电话里各自向我投诉。我太太是古板人，看到她上学穿吊带背心就受不了，但有一次她苦笑说，女儿离家时穿得很密实，但把车子开出车库外，就把外套脱下来了，里头穿的还是吊带背心。我说是啊，你能拿她怎么样？不如“悭番啖气暖肚”(意思是省回一点气力暖肚子)。 有一次我和女儿开玩笑，说你再不听话，我以后不供你读书。她想都不想就顶回来，说：你敢不供我，我告得你裤子都掉下来。在加拿大，父母亲有法律责任要供孩子读书，女儿老早就懂得自己的权利，也懂得如何为自己做主。 她在香港电视台新闻部工作时，几乎每晚都与同事吃消夜泡酒吧，搞到三更半夜才回家睡觉，那时我们也从没有问她，到哪里去了，做了什么，是不是和男朋友乱搞，我们只是劝她早一点回家，要保证睡眠，注意安全。 在香港十八岁就算成年了，可以看三级片，至于交男朋友，十岁都没问题，与未成年少女性交是犯罪，但与成年女性发生关系，只要双方同意，属于个人自由的一部份，而且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没有数量之限。假设我们知道她滥交，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出门，那要干犯禁锢他人的罪名，把她打一顿，身上落下伤痕，她也会把我们告将官里去。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性滥交自然不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但新加坡前几年有一个女子，宣称与数以百计的男人上床，准备打破纪录云云。最近又有一个女子作此壮举，甚至还得到丈夫的支持。“世风日下”，你有什么办法？她们走得太远了，而我们也别回到文革年代去吧。 如果我女儿觉得性开放对她是一件开心的事，为什么她不能自主地处理自己的身体？她只要采取充份的安全措施，不会择友不善被人欺侮，那么她就去追求自己的快乐好了，与我何干？万一她因为性开放而受人欺侮或惹上爱滋，那也是她自己需要付的代价。她是成年人，在没有性开放之前，应该懂得这件事的轻重，准备接受最坏结果。 在大陆谈性开放，似乎还有禁忌，但多少性罪恶披着道德的面具在进行着。最近天下闻名的衣俊卿，还是中央编译局的局长，还是大教授、部级干部呢！那些被揭露出来的贪官，无一不有玩弄女性的罪行，前深圳市长许宗衡还说：当官的不搞钱不玩女人，当官来做什么？说到底，真正需要谴责的，不是性开放，而是以金钱和权势来玩弄女性，对于玩弄者与被玩弄者，都不是意识上的性开放，因为真正的性开放，是不附带任何钱权因素在内的。 我时常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家乡那个古板的小镇上，男女青年谈恋爱都是不许可的，说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学校文艺宣传队里，有一男一女偷食禁果，当下被开除出校，一生的日子都毁了。当年我和太太谈恋爱(我都二十六七岁了)，小镇上没地方好去，有一个晚上走到母校的操场上去晒月光，操场上有一群孩子在玩，发现一男一女躲在昏暗角落里，就围上来起哄。谈恋爱要被小孩子“围观”，令我们大窘，最后只好落荒而逃。这群孩子跟在我们身后又叫又笑，简直当我们干了什么下流勾当。第二天，几乎大半个镇子上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我庆幸这样的日子也一去不回头了，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拍拖，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偷尝婚前性行为的禁果。至于要不要性开放，开放到什么地步，那全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有权作这种选择，谁也奈何不了他们，父母奈何不了，政府也奈何不了。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   （颜纯钩，笔名慕翼、斯人，作家、评论家。）

“由于国家将教育视为更好服务‘社会主义事业’的途径，教育本身自然并不具有‘内在价值’，而仅有工具性价值。由于国家将教育的核心目标，并非放在‘培育健全人’与‘培育现代公民’之上，而是放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之上，‘教育’自然在原初状态时就已然变味。”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标语恐怕并不陌生。不过，吊诡的是，在这个宣称“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的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国度，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 1 。在这个高喊“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主张推行“素质教育”的国度，教育领域的问题却层出不穷、教育改革艰难迟缓。通往现代教育的道路，似乎荆棘丛生、步履蹒跚。反思今天的中国教育，其“特色”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会引领我们走向何方？ 如果我们相信，法律是立法者的创造物，那么创造者的意图必将成为理解与适用法律的指针。对于立法而言，明示“立法意图”，不仅可以有效地进行“立场宣示”，还可以有效左右法律规范的基本走向，从而确保法律实现立法目标。  或许，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切入，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教育的“特色”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开宗明义，“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然而，翻开台湾地区“教育基本法”，其立法意图是，“为保障人民学习及受教育之权利，确立教育基本方针，健全教育体制，特制定本法。” 根据《宪法》规定，“受教育”对于大陆人而言，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所谓权利是指，国家通过积极作为，落实对公民的承诺，保障公民享有教育权利。与此同时，在根本制度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成为了教育的核心目标。所以，教育在根本上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3条所示，“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4条所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称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然而，对于台湾人而言，“受教育”是“权利”。 “教育基本法”第2条明确地传递出，台湾的立法者对于“教育本旨”的认识：“人民为教育权之主体。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由此可见，台湾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育健全人、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 对于教育本旨的不同理解，自然决定了两岸对于教育的制度设计、政策安排的明显差异。台湾“教育基本法”第2条确立的“人民为教育权之主体”的原则，看似无可咀嚼，实则掷地有声、意义非凡。因为，在威权体制下，教育是一项被国家捆绑的活动，国家确立一种思想作为教育的基础思想，并将国家自身视为教育权的主体，向国民灌输国家认为正确的思想。而确立“人民”作为教育权的“主体”，实际上是，国家一方面通过积极作为保护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充分尊重人民在教育事务上的权利，特别是尊重“学术自由”“教师自主”“身体自主与人格发展”等等。 反观大陆，“健全人”与“现代公民”并未占据教育的核心位置。这一点无疑与现代文明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开始反思自身行为与观念，强调“人权”观念。 在《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2项针对“教育”有如下阐述：“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互动。”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缔约国，早在2004年亦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文写入宪法，如何在教育领域，进一步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要求，让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成为中国教育的根本点，确实需要进一步地行动。 由于国家将教育视为更好服务“社会主义事业”的途径，教育本身自然并不具有“内在价值”，而仅有工具性价值。由于国家将教育的核心目标，并非放在“培育健全人”与“培育现代公民”之上，而是放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之上，“教育”自然在原初状态时就已然变味。 然而，变了味的教育，却吊诡的成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而这样的“特色”，经过若干年的实践，似乎并没有让我们舔尝幸福的滋味。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苦恼与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我们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努力‘减负’，推行素质教育，却效果不佳？”“为什么用‘最崇高’的道德教化、‘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却依旧无力扭转学界的道德滑坡？” 习近平总书记在履新讲话时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然而，如果我们不对变了味的“特色”做出修改，如果我们忘记了马克思曾说的“人的全面发展”，如果我们不赋予“教育”以“内在价值”，一切有关教育的改革就只可能在小修小补中，依旧步履蹒跚。 1 根据温家宝总理2013年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3lianghui/content-3/detail_2013_03/05/22751846_0.shtml （蒙特利尔时间2013-3-4晚访问）   （冉夷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现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

“受过博雅教育意味着一个人能发现这个世界里各种各样的关系，并因此生活的游刃有余。我所描述的每一种品质、倾听、阅读、交谈、写作、解谜、追寻真理，了解他人，领导和合作都为了寻找关联。博雅教育的本质是引导一个人从中获得力量、智慧、优雅和自由，最终达到世界万物相连相生的境界。” 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受过博雅教育的人？像今天这样无数学院和大学都把“博雅教育”这个老套的词作为教育宗旨挂在嘴边，这个问题显得再简单不过。从高中生们信箱里塞满了的大学招生的小册子一直到进入大学后的动员大会，这个概念被重复了无数遍。难怪这个概念显得越来越空洞抽象，大学生也逐渐只把它当做学校招生的宣传口号和陈词滥调。然而很多人还和我一样仍然对这个词寄予厚望，并且相信这始终是所有学府最想要达到的终极目标。那么博雅教育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始终追求它? 当我们谈到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我们并不是指某种政治概念上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至少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一种热衷于培育自由人格的教育传统。如今liberal——“博雅的，自由的”和liberty——“自由解放”总是伴随着很多争议，作为一个极端的政治概念，它们不是被支持就是被反对。除了耳熟能详的政治口号，我们好像不知道还可以在哪里见到过它们，但它们的确和博雅教育密不可分。Liberal——“有教养的，文理的，自由的”，起源于拉丁文liberalis，意思是“与自由艺术有关的”，这个词又来源于另一个拉丁词根“liber”，意为“自由的”。实际上这个词还有更深远的源头，先是古英语的“leodan”意为成长，然后是“leod”也就是“人”。它也和希腊语的“eleutheros”有关，其意为“自由”，接着最终的源头是梵语“rodhati”——“行走生长的人”。自由和成长也就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博雅教育”的核心。 博雅教育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观上的：它相信一个人的进步和成长是为实现个人的自由服务的。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如果一个受过博雅教育的人是通过博雅教育发掘和施展个人天赋，最终实现个人精神上的自由，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一种能够实现人类自由的教育呢？难的地方就在这。为了在书本课堂和教育体系中体现“自由”和“成长”这样抽象的概念，很多针对教育方针的争论应运而生。我们应该强制要求学生学习美国历史吗？如果要，那这门课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应该强制学生学习第二外语吗？要了解实验科学吗？要掌握微积分吗？要以牺牲创造性思维为代价学习枯燥的语法吗（还是反过来）？应该熟读柏拉图，莎士比亚或马克思，达尔文吗？应该要求他们上那些能消除民族或种族偏见的课吗？即使我们都同意自由和成长的重要，但通过什么样的课程设置来实现这些目标仍引起广泛的争议。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讨论教育的时候常常花更多的时间谈核心价值观，而不是具体的设置，例如什么样的科目才能让年轻人们真正成为受过教育的成年人。 这个问题就更难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拿是一串串的清单来作为答案，这尤其能从E.D.赫希的《文化遗产》和上千所大学的课程目录里看得出来：必修课的清单，阅读清单，重点清单，上百部二十世纪英文小说列表，等等等等。创作这些清单其实就是博雅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前身就是中世纪的古典教育，那时候一个学生必须学习某些课程才能成为“自由的人”。那时候的“博雅教育”有很明确的要求：总共有七个科目，其中分为三门基础学科和四门高级学科。三学科（trivium）包括文法，逻辑和修辞；四学科（quadrivium）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一个人只有完成这些科目才算是自由人（free man）。这里我们也要留意当时的教育存在严重的阶级和性别歧视。享受这些教育的自由人（free men）都是男性贵族。这些知识也成为了用来分辨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奴隶和贫农或其他普通老百姓）的准绳。我们现代的博雅教育在中世纪的基础上拓展了学科的范围，容纳了更多有才能的人，同时争取让更多人都有机会能享受到这种为人类自由服务的教育体制。 然而为了试图弄清楚这个教育体制的模样，我们还是得列列清单。我们已不再开办中世纪大学的七门学科，也不再认为学习希腊语或拉丁语就等于受过教育。但我们的确提供了更多其他的课程，并且试图把这些课程和教育方针结合起来以实现所谓的博雅教育。每个学校的教育方针都有可能不同，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无论他们的课表或学分算法看起来多么复杂，尽管有时候复杂的令人发指，大部分学校都要求学生每学期修够一定的学分，一组基础课，至少一门微积分预备课，一门第二外语；学生必须略懂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接下来就是专业要求的课。 当然，我们早就远离中世纪古典教育的时代了，但我还是担心我们会在这么多要求和标准迷失我们的最终目的——博雅教育。无论这些教务委员会的人怎么精心设计这些课程，我们可能还是不清楚博雅教育体系里的这些标准到底和个人自由有什么联系。 当我们试图解释设置这些标准的原因是，竟感到有点语无伦次。比如说，我熟知的一所学府就列出他们“博雅教育的目标”是：（1）良好的沟通能力；（2）灵活运用多种思维角度；（3对各科知识的一定了解；（4）对至少一个专业的掌握。这明显是只有教务处才用的陈述，我觉得这实际上无法引起任何人的兴趣。 但问题是比起具体描述一个受过类似教育的人应有的品质，把其中的课程要求列出来似乎要简单的多。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必修课程恐怕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博雅教育，因为在我们列出种种要求的同时，学生们已经某种意义上失去了“自由“。 于是我只好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并试着借助清单去解答它（还是清单比较实在）。但我列的不是必修课的清单，而是个人品质的清单：十种来自我敬仰的，并能体现博雅教育价值观的人身上的品质。那么怎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受过博雅教育的人呢？ 1.他们懂得倾听。 这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但在这个或三心二意或过度忙碌的年代，我认为十分有必要重申一下有教养的人懂得如何倾听他们身边的人和世界。他们很认真的倾听别人说的话。他们能抓住论点，跟随推理，发现谬误，感受隐藏在逻辑或荒谬背后的情感，并最终与产生这些情感的人感同身受。 2.他们阅读并理解。 尤其是在这个有无数种阅读方式的世界里，这也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但有教养的人能同时欣赏《时代周刊》的头条新闻和其中的艺术、体育、商业、科学和评论版。他们能同时读《美国学者》、《纽约书评》、《科学美国》、《经济学人》、《国民咨询》（某八卦杂志——译者注）、《VOGUE》和《读者文摘》。他们能同时享受约翰·米尔顿（18世纪英国诗人）和约翰·格里舍姆（美国推理惊悚小说家）的作品。老练的读者看到的远不止文字和语言。他们因看到艺术博物馆里的精品或听到音乐厅里的旋律而感动。他们还看得懂各种各样的体育竞技。他们同时被古典和当代的戏曲电影吸引。他们能从电视里窥见现下的潮流。当他们在森林里，实地或沙漠中漫步，他们能辨识野生动物或分析脚下的土层。他们瞥见远远的农田，并马上分出哪些是豆子哪些是紫苜蓿。他们能告诉你这件艺术品是出自精工之手还是机动车间。他们也晓得畅游因特网。上面列的都是能把眼睛和耳朵调动起来，充分感受人类文明的方式。或许没有人能真的掌握所有这些“阅读”方式，但受过博雅教育的人应该能做到以上的某几种并对剩下的方式总是充满好奇。 3.他们能和所有人交谈。 有教养的人会说话。他们会演讲，会问问题，还能逗乐听众。他们能和中途辍学的人或诺贝尔得奖者，小孩或老人，工人或CEO自如地交谈。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愿意和这些人交谈不是为了谈论自己，而是真心地想要了解他人。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他父亲教会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发现为啥那个人就这么牛”。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能超越这句话的表达了。 4.他们能书写清晰明了和动人心弦的篇章。 能说能写同样重要：有教养的人知道怎么码字。我不是在指分析句子和段落，而是怎么样通过表达他们的思考和心得来教育，说服或感动读者。我把写作比作一种触动，就好比激动的对话所产生的触动。 5.他们能解各种各样的谜题。 揭开谜团需要很多技巧，包括对数字的敏感和对电脑的熟悉，还有就是相信任何抽象的现实都能转变成具体的分析。这些是分析师，管理者，工程师和评论家拥有的技巧：一种擅于分解看似复杂的表象，并捋清楚表象的背后与现实的关系的能力。这其中的挑战就在于如何把分解后的“零件”重新组合，嵌入现实。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逐渐且实际地改变我们想要改变的现实。 6.他们不是为了努力而努力，而是为了追寻真理而努力。 真正有教养的人热爱学习，但他们更爱智慧。他们会欣赏有力的论证，但不对严密的逻辑常怀于胸。他们明白知识是为意义服务的，于此同时他们努力把这两者结合在日常的对话中。所有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一种能逐渐领悟“为什么努力”的意识。但如果这种意识不是为更远大的志向服务，它就变得无用。 7.他们能做到谦卑，宽容和自我批判。 换句话来说，他们能了解和体谅别人或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和胸怀跳出自己的经验和偏见，并因此欢迎所有异己的观点。这一点正好与博雅教育反对人做井底之蛙，鼓励人拥抱世界的观点遥相呼应：学习另外一种语言，了解世界另一个角落的文化，探索历史长河里的故事。假如没有这些交际，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大差异，也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有多么相似。   8.他们会脚踏实地地做事。 西赛尔·罗兹(Cecil Rhodes)在谈他设立的罗兹奖学金时说到，他要寻找的是那些能把一生贡献在“与世界做斗争”的年轻人，也就是那些致力于改变当下世界的人。能实实在在的做些什么来影响世界是博雅教育当中最实际最重要的一课。诚然，在这个世界四处都是滥用权力的诱惑，但这并不是我们不去行动，不去影响，不去和世界做斗争的借口。我们就是要学习权力，并最终驾驭它。 9.他们回馈社会。 只有团结集体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正面的影响力。受过博雅教育的人很清楚，他们生长社会的好坏直接影响他们自身，因此他们通过帮助别人成功使社会变得繁荣富强。如果我们认同博雅教育是为自由服务的，那么博雅教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只有一个自由的社会才能塑造自由的人。社会和个人相互依存。理想的实现，正确的行使权力，对多样性的热爱，等等都离不开一种相信个人成功实际等于社会成功的理念。 10.他们就像E.M.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说的那样：“寻找关联…”。 最后，受过博雅教育意味着一个人能发现这个世界里各种各样的关系，并因此生活的游刃有余。我所描述的每一种品质、倾听、阅读、交谈、写作、解谜、追寻真理，了解他人，领导和合作都为了寻找关联。博雅教育的本质是引导一个人从中获得力量、智慧、优雅和自由，最终达到世界万物相连相生的境界。 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检查一下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看看我们是否有在成功地教育小孩或年轻人去追求这些品德。我认为我们还要通过检查我们自身和这个社会来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培养和实现这些品德。 我还要附上两条注意事项。第一就是我原来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受过博雅教育的人”其实是很容易误导人的。因为有的人会以为只要上了某些课，攒了一定的学分，或者完成了强制的学习指标就真的等于受过博雅教育了。这还差的远呢！博雅教育从来都不是什么我们能完成的，它并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尽管可能迟钝但也不放弃摸索真理的态度，一种引导我们领悟教育是永远也不会终结的态度。 我的第二条注意事项和个人主义有关。如果你觉得教育就是让个人从教学中获益，这也难怪。我提到的始终品德都来自不同的人身上。我也说过博雅教育最关键的就是要培养个人自由——帮助年轻人发现并发挥他们的才干。这些听起来都仿佛印证了教育就是为个人服务的本质。 光这两样就足够误导人了。为个人自由服务的教育当然也是为社会自由服务的，这两者必定相互依存。我所提到的每一样品德都是一种让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自如地运用力量和智慧的方式或技巧。如果我说的没错，所有的品质最终都是为了寻找联系，那我们似乎又碰到一个谬论。在我们追寻自由的同时，我们也被赋予我们自由的社会束缚住了。也就是我们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变成了一种约束。我们追寻自由的同时，已不仅仅是在改变自己，还要改变我们身边的世界。 于是我又不得不回到E.M.福斯特的那两个词“寻找关联”。这是目前为止我所能找到对“什么样的人是受过博雅教育的人”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他们更完美地描述了这个世界上最无私最强烈的人际关系——爱。我并不是指那些浪漫热情的恋爱，而是所有宗教信仰的核心都强调的爱：不是恋爱，而是博爱。博雅教育是为人类社会服务并培养个人自由的教育，其核心也是为了宣扬爱。无论我们现在谈学校还是谈自己，我们都牢牢地记住这意味深长的两个词，“寻找关联”。 *博雅教育也称文理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美国教育界的一种通识教育体系。译者选择“博雅”代替一般常见的“文理”是因为文理总是让人想起中国的大文大理，和英语的liberal（自由广博）的联系不够紧密，博雅的发音和liberal比文理要更靠近，意思也显得比文理要宽广。   （William Cronon，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地理、环境研究教授。原文链接： http://www.housing.wisc.edu/docs/reslife/lc/crc/crc-only-connect.pdf 。翻译： 缪思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新闻与大众传媒专业本科生。）

“权力和大量资本的介入可以为文艺事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并生发出文艺繁荣的景象，但是，这景象是否只是文艺“伪繁荣”的“幻象”？表面的繁荣背后，是否有实质性的内容和积淀？” 权力、金钱与文艺事业一直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 现在谈到文艺事业，不可逃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权力和资本的介入。一方面，学者和艺术家需要大量的经费和有力的政府政策维持自己的研究或是创作，另一方面，即使赞助者（或者艺术经纪人）只支付一小部分费用，他实际上也掌握着方向。权力和大量资本的介入可以为文艺事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并生发出文艺繁荣的景象，但是，这景象是否只是文艺“伪繁荣”的“幻象”？表面的繁荣背后，是否有实质性的内容和积淀？ 金钱与文艺繁荣 近两年，随着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号令，各省市县、部门、行业纷纷制定出了自己的文化“改革”宏图，大量资金涌入文艺事业的建设之中：文化主题公园、各种文化性的节日、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有些地方甚至在短时间内就已经“硕果累累”，仿佛真的即将迎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一方面，政治权力对文艺事业的推动是有力的、高效的，但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以及它携带的大量资本的介入，对于文艺事业的独立性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看法，艺术家和学者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受到冲击的来源有：文艺资助（资本对自主权）、新闻媒体、国家（政府）、保守派、自我审查。在这些因素中，文艺资助对文艺事业独立性的影响尤为严重。事实上，现在几乎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艺资助了，准确地说，它变成了“财产交换”，是出资人的金融财产与受惠人的symbolique 财产的交换。文艺资助变成了公共关系的手腕。有了金钱的关系，那么必定会出现潜藏的对于艺术和科学的影响：“文艺与科学资助会逐渐使艺术家和学者在物质上与精神上依附于经济力量与市场制约”。 独立策展人朱其在分析798艺术区的现状时，提到了金钱和商业化运作对艺术产生的另一方面的影响。由于几年前的金融危机对艺术市场的影响，原先被冠予“中国当代艺术中心”的798艺术区实际上悄悄转型。2010年后，798艺术区的业主或出入艺术区的艺术人士逐渐对园区业态抱怨颇多：游客越来越多，只看展览不买作品；咖啡馆、礼品店及服装、皮包等时尚店增多，展览越来越商业化；一些书店、实验空间等学术业态不断撤出。房租的不断升高让一些画廊不得不面临关闭的命运，有些纯艺术机构在坚持办展的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也开始售卖会受到大众喜爱的一些小物件。 798艺术区正在一步步地“旅游景区化”，人们到这里看展览但不购买画廊展品，然后看完展去喝咖啡、购物和吃饭。由此不难看出，798艺术区门庭若市的景象实际上根本不是民众“艺术鉴赏力”或者“艺术素养”提高的表现，在虚假繁荣的后面，是金钱和商业化对文化艺术产业的侵蚀。 经济的发展为现代艺术带去了更多为普通民众认识的契机，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人们开始想要“扩大再生产”的生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迎来了人流的高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公共现代艺术博物馆被越来越多地改建成消费场所，谁都想分到一块蛋糕。消费主义兴起一方面让大众有了接触艺术的机会，另一方面却给艺术披上黄金外套——浮华、迎合观众、失去了纯真。 权力与文艺繁荣 虽然金钱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巨大，但相比之下，对于文艺事业来说，权力的介入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号令之后，各个领域都掀起“文化改革”的热潮。政策的支持对于文艺事业的发展必不可少，但是学者们有更深层次的担忧：经济的物质增长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繁荣进步，而通过人为主观干涉只能在唯物论的泥坑中越陷越深。 在政治权力的压力之下，政治逻辑介入了生活逻辑，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失去了自我的自主性和独立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这一群体所应该具备的最宝贵的是“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的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在福柯看来，“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如果政治压力让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失去了批判精神和可贵的独立性，那么文艺事业无疑是“被繁荣”的，它失去了活力，更不用说应该具有的独立和批判精神。 正如陶杰所说：“没有自由和宽容，没有思想的解放，则无真正的文艺，只有专制的复辟，绝无人性的复兴。”   参考文献： 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译，生活·新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1版 《文化被繁荣？——一五一十周刊第34期》 朱其：《798的商业化和繁荣表象下的困局》 http://www.artsbj.com/Html/observe/zhpl/wypl/meishu/164881.html   （姚梧雨童，一五一十周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