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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可以是武器，但倘若人不能从思想体系上推翻固有价值，那么文艺就只能是青年在其心灵囚笼中聊以自慰的游戏。” 如果这个“文艺”是当代流行语境下所指的“文艺”，那么我们要从大概2000年左右说起。那是一个中国政治和中国人经过低谷的喘息，精神世界重新萌芽的时期，中国第一代没有经历过时代剧痛的人正在步入青春期，后来这些人中部份被第一批冠以当代“文艺青年”称号。那时候，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兴起，国外的流行摇滚逐渐进入中国市场，最早注意到这些的青少年获得了更多表达方式。当时我的高中屹立在一个海岛上，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与世隔绝于军队式的作息中。在那个压抑的环境里，我那非常文艺的语文老师自创了一种作业，要求全班学生每周写一篇不限字数题材的文章，随机发给其他同学批改。在那个高考作文写作指南为“排比、修辞、三段式议论每句开头总结段落大意、字要写得工整”的世界中，这一任务成为每一个人自由的文字窗口，尽管其中难免充满对青春无病呻吟的新概念作文式内容。 在当时的学校文学社团中，另类的文风也非常流行，以至于对传统的八股高考作文形成了一定冲击。后来新概念和其作者们又把村上春树、博尔赫斯们介绍给中国的年轻读者，就像如今很多摇滚乐手从林肯公园、软饼干入门，却逐渐寻求更深的造诣一样。就在那时，这些当代“文艺”的雏形植根于青年的思想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与平庸、制度化的生活和学习方式的对抗存在——一些学生在课堂上偷偷阅读米兰·昆德拉，把新概念文体带上考卷而不惜获得低分。 很多年以后我和一位港人同事聊起这些，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读米兰·昆德拉是一种反抗。这时我体会到：中国的文艺带有的这种对抗性无疑是“中国特色”式的：在他看来，昆德拉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但其小说写作并不以反传统著称；许多曾令当时文艺青年豁然开朗的作品，对他来说不过是当代流行的大师文字。但对于这个成长环境中的我们来说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对抗背后隐含的是新的生活态度：我可以不按高考要求的方式写作，我可以不参加高考也不会毫无出路，我可以不遵循社会为大多数人设计的那一套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的人生轨迹；新概念作家韩寒放弃高考引起巨大讨论的时候，这种对抗曾被摆上台面。可以说，中国文艺的对抗性是被教条催生的，正因为当时社会对天性的压抑之强、对循规蹈矩的推崇，原本未必反传统的内容，也在强烈反差中具备了反抗意味。 文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随后几年凭其魅力赢来不少信众，但她后来在当代社会语境中被异端化的命运，似乎在最开始被冠以“小资情调”这类带有明显阶层意味的词汇时就已被预示。文艺本身无可否认是作为生活的一部份存在的；然而在中国，由于对抗性要求个人对现状进行反思和质疑，文艺与生活或多或少保持了一定疏离。这种疏离最初是源于在刻板轨迹中提升生活质量获得自身心理满足的自身需求，但后来逐渐带上了表演性质——或者是在不具备这种需求的人看来，带上了表演性质。这直接导致了文艺与“草根”的决裂：文艺与“装逼”“无病呻吟”“无实际能力”等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在公认为文艺青年聚集地的豆瓣网，出现了“银镯女子”“葫芦屯”等通过把文艺和乡土元素结合在一起以讽刺文艺青年的群组。然而实际上这些指责并非真正来源于乡土，更多出于与文艺青年年龄、教育背景都相似的青年群体，并经常武断地将前者的爱好和行为都归于表演动机。 其争执的本质，大概可被视为文艺所暗含的新派价值观与传统价值的战争。但不可否认，这场战争中，反对者们直指中国特色文艺形式繁复、但内容空洞的软肋。 文艺具有对抗性，但其对抗性是局限的。文艺本质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价值观。文艺可以是武器，但倘若人不能从思想体系上推翻固有价值，那么文艺就只能是青年在其心灵囚笼中聊以自慰的游戏。而在现实状况中确实是这样的。文艺与悲观情绪似乎密不可分，这一点为许多人所诟病。我一位讨厌文艺青年的朋友认为“不忧伤的就不算文艺青年”。我以为，“文艺青年的忧伤”，无论是通过各种爱情事业等具体事件、还是不可名状的“无病呻吟”抒发出来，本质上都来自于其无法解决现实状态与其反传统理想的落差衍生的无力感。文艺青年是可以不忧伤的：一旦能在价值观的高度跳出框架并真正依这套价值观行事，这种落差自然不复存在。 但这似乎很难达到：文艺精神的内核中遵从天性、注重个人独立想法、追求内心体验和享受等概念显然源于西方，文艺内容中流行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多来自西方。从形式到内涵都是舶来，因此“在咖啡馆中听着爵士乐”比起“在茶楼听粤曲”在感受上更符合“文艺”的定义也绝不奇怪了。多数文艺青年，在仿照了这些西方架步，听了些歌曲、写了点心情文字之后，似乎也仅止步于此，文艺的追随天性和独立思考特点仅被空洞地抄了个形式；文艺领域的创作更是如此。某个出现得惊世骇俗的青年作家，很快能从国外作品中寻得其影子；地下乐队领域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几乎每一只在地下文化中比较出名的中国本土乐队，都可以找出一只“对应”的西方乐队。 这是中国文艺目前的悲哀：文艺最想反对的东西，仍是文艺最大的桎梏。 说到底，文艺本身纯粹是对美的原始冲动，但在中国，她被赋予了特殊的对抗性；也正因为在中国，她的对抗力量被削至最弱。关于追寻天性、独立思考为何是中国青年们如此难以掌握的技能，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这里简单地指责国民性缺乏思考精神和创造力、甚至扣上“山寨大国”帽子无疑是方便的，但若如此本文也毫无存在的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文艺可以无关政治，但政治的强大力量却能影响到方方面面，包括人的生活方式、对事业、婚姻等的传统观念、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桎梏从来都是一脉相承。今年年初，我访问广州band村一名摇滚乐手，在此我愿借用他的原话表态——他认为中国摇滚发展最大的阻碍是创作自由的缺乏，而这种缺乏表面上看很大程度来自于乐手自己：“（中国乐手）缺乏创作的原动力和延续性，作品都不够不羁，根本就没有被放逐。每个拿着笔的人，在提笔一刻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体制的照耀之下，我究竟可不可以将自己想的东西完全抒发出来？’当你有了这个想法本身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创作自由。”   （杨不欢，香港媒体人。）

“市场的确提供了理性思考的奖励机制，但是许多参与者在做决定时，不论是关于个人工作、生活的决定，还是追求社会正义，改变现状的决定，市场理性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在市场理性渐渐形成，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尤其令人深思。” 当下中国，市场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缓冲地带里，最发达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它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国离不开政府行为，但市场一旦建立就有了独立于创建者的生命力，有了市场的规律、原则和道德。不仅如此，主要作为经济活动场域的市场也对参与者的心性、习惯甚至信仰做了些新的注解。“理性”几乎成了永不可能被推翻的注解之一。经济学家们指出：市场通过竞争机制要求人们必须理性。 汪丁丁在《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一文中指出：“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市场理性有多个层面的涵义，汪丁丁列举了“人的自利性”、“极大化原则”和“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一致性的假设”。 经济学家Richard McKenzie更进一步援引实验证据表明，市场在激励人们做出较为理性的行为方面，要比其他方式靠谱。由于信息不完整、达不到做完美决策对智力极高的要求，大多数人并非完美的决策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的失败。事实上，市场所做的要远比引导改善资源分配多得多，它能够让参与者比在其他环境下表现得更加理性，因为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付出代价。于是，市场要求（而不是允许）经济学家们假设人们要比在实验室里更加理性，因为实验室里不存在有意义的信息、激励机制以及市场压力。 F.A.哈耶克在30年前出版的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里很好地描述了市场与理性的关系： “竞争……是一种引导我们获取知识和习得技能的方式。那些认为竞争是基于对参与其中的人的理性行为假设之上的人们不会理解这一点……虽然理性行为常常被认为是经济理论的前提，但这是错误的。经济理论的基本主张恰恰是说竞争使得人们为了谋生，必得理性行事。这套理论不是建立在“市场过程中的大多数或者全部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这个假设上，相反，它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通过竞争，一些比较理性的人会胜出并成为其余人的榜样，后者会效仿和追赶前者以图获胜。社会中，个人由于理性行为而获益，理性的方法将不断发展并通过模仿而广为传播。假如人们不能从理性行为中得益，那么表现得比别人更加理性就毫无用处。“ 如上所述，市场让参与者有无数练习理性思维、决定的机会。但尽管理性者在市场中胜出，人在离“理性”的理想型还向去甚远。以下几个例子及分析进一步说明，人是重喜好、价值的社会动物，而非理性机器。市场的确提供了理性思考的奖励机制，但是许多参与者在做某些决定时，不论是关于个人工作、生活的决定，还是追求社会正义，改变现状的决定，市场理性都不是起决定性的因素。这样的分析在市场理性渐渐形成，社会又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尤其令人深思。 假想你是个新鲜出炉的MBA，幸运地有四个可选择的工作。第一个给你提供高薪，但工作地点偏远，远离家人和朋友。第二个，薪水还过得去，但发展空间很大。第三个则给你提供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棒的工作环境，但是事业的发展机会相对则小一些。最后一个则是很有趣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工作时间很长。你会选择哪一个？更重要的是，你该选择哪一个？ 按照经济理性的标准，作为一个理性地决策者，你会如何挑选工作？你会创建一个电子表格，将工作的相关变数包含在内（例如，薪水、同时、上升空间，工作地点等等）。接着，你会衡量各个变数之间的重要性（毕竟，不同的变数对于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然后，你会对各个工作的不同属性添加一个附加值（如，10分就很好，1分就很垃圾）。最后，基于这是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你所做的是对不同工作的一系列预测（你的同事可能并不像他们看起来这么好，公司可能在你有机会升职之前就玩完了，等等），你在衡量之前就该了解好不同工作属性的不同价值。现在，除了些乘乘加加的算术过程，已经万事具备了。那么，数学帮你找到这个问题了答案了么——我该选择怎样的工作？ 模型的理性选择产生了数个可能性。它假想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我们所做决定而产生的不同方面的结果也被假设是“可测量”的（即，用一个共同的量化单位来测量——“实用性”的量化单位）。同时还假想我们是在获得事件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并且考虑到各个结果的可能性。 现在就我所知，几乎没有人是按照上面这个模型来选择工作的（或者是购买房子，去哪旅游，上哪所大学，买哪种车，或者其他的所有事情）。从这个事实我们学到的是：人是一种做次好决定的非完美理性生物。 整个名为“行为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记录了人类不完美理性抉择的许多方面（“行为经济学”是个误称，因为该学科其实不过是把心理学应用于抉择，而抉择经常具有经济后果）。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诺贝尔奖的获得者Daniel Kahneman（丹尼尔·卡尼曼），最近出版了名为《思考的快与慢》的专著（Thinking fase and Slow）。很好地回顾了他40年来关于“做次好决定”的研究。书中涵盖了一系列的其他学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丹·阿雷利（Dan Ariely），甚至是我，这些都已经抓住了公众的眼球。 现代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在两个方面是非完美理性的。一个是我们错误的数学计算：我们并不擅长思考不确定的事情然后在脑海中创建相关的电子表格；第二个更为重要：我们想要的往往是错误的。我们错误地估计了结果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和实用性。我们太过忽视决定所带来的结果（这样，吃和花得就会过多，而练习和保存得太少）。同时，我们也错误估计了做出一个决定会使我们满意多久。那样，我们就逐渐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会慢慢对好的事物审美疲劳，它们所带来的满意度也会随之减少（比我们想的要少）。 我们能够了解自身决策过程中的这些特点极为重要。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机构慢慢推进发展政策的实行，若不是强逼，市民就能做出更好的决定。但要注意到：所有这些研究并未挑战“何为理性抉择”的规范性模型。 理性选择的模型当然很好，只不过人们却做不到。我想说，其实这个模型也不是那么好。基本上该模型中所有关于人类和世界的假设都大谬不然。 它假设人们都是自私的。好吧，不管对或错。自私确实是驱动我们前进的部分动力，但我们同样关注其他幸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甚至是这个世界。我们同样关注做正确的事，甚至在没人注意到时也会考虑牺牲自我。 它假设具有一个价值的通用单位，世间所用事物均可用它来衡量比较。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的确，我们能用价值几何来衡量薪水、同事关系等等一切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但若这么做，我们相当于承认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通用的衡量体系来代表我们生活的幸福与否。决定当然并不好做，但却不能生搬硬套。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将决定进行不同的比较这么困难。 它假设我们能够将结果进行各种意义可能性的分析。可能有时候我们确实能这么做，但生活却并非可能性已经确定的轮盘赌博或反复抛硬币。世界绝对是充满不确定的地方。若我们总是将自己不确定的事物加以评估，这说明我们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这个至关重要，而非少数的技术问题，因为若你不能将所期待的可能性结果数值化，你便并不能计算从中获益多少。 我们应该对收入的不平等加以抗议，应对教育的不平等加以抱怨，应对金融机构的贪婪有所动作。而在经济理性的概念中，这些行为毫无一席之地，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超级理性的。既然经济学说话方式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政治机构的非官方“语言”，那么上述无人问津的行为，就会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明显。若我们想要建设一个机会更多、更公平的社会，则需要一个比我们将从市场理性中获得的，更加宽泛的理性概念。   本文由三篇文章整理而成： 人类的非理性——这对变得理性意味着啥（译者: 丁半仙，原作者：Barry Schwartz） 原刊于： http://www.theeuropean-magazine.com/barry-schwartz–3/875-human-irrationality–2 ， 原文链接： http://select.yeeyan.org/view/360568/332799 市场如何使我们更加理性（译者：zhouyuankim，原作者：Dya Somin） 原刊于 http://www.volokh.com/2010/01/06/how-markets-make-us-more-rational/ ， 原文链接：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61610/76335 ） 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4727.html?page=1   （童亚琦，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心目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健全人格的公民，为社会带来幸福和进步。” 从兰花草说起 每个人心目中的教育是什么，或多或少受他们遇过的老师影响。当我还是中小学生的时候，印象中不少老师都是古道热肠、忧国忧民的。他们常常会跟我们说五四运动和八年抗战的故事，教导我们应该当一个有正义感、有道德、有承担的中国人。 我的老师有的是年少时见证过抗战和内战的人，有的是南来避秦的学者的学生。我想，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最痛苦的莫过于眼见国家沉沦，而且那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式。我是80年代念小学、90年代念中学的那代人，沉沦的现在式，相信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 还记得一位老师教我们改篇自胡适新诗《希望》的歌曲《兰花草》，歌词是这样的：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 看得花时过 兰草却依然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 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开早 能将宿愿赏 满庭花簇簇 开得许多香 歌词中的兰花草，是民国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在中国开花结果的期望。这个迎接德先生的理想，是好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可是每一代人都看着它含苞待放过，无数的人尝试用自己的血、泪，甚至性命来栽种兰花草，却没看得到它开花。 我们希望学生成为怎样的公民？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心目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健全人格的公民，为社会带来幸福和进步。现在香港的学校教授德育及公民教育，大致上就是以此为目的。我们在德育课程中教学生要诚实、有责任心、尊重别人、奉公守法，在公民教育课程中教学生认识普世价值、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恪尽公民义务，为的就是让学生成为一个有水平、能独立思考的公民。 学生自小学习帮助别人、见义勇为，大一点的学习投票、监察政府、为公义发声，当他们进入社会，便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希望学生会见义勇为，因为我们都有恻隐之心和慕义之心，不希望会有人见死不救，更不希望有人见到不公义而视之为等闲。我们希望学生会有捍卫自己权利的意识，因为在现今的香港，实在有太多人不断尝试夺去我们的公民权利，例如新闻自由、游行集会自由、普选的权利等。 如果学生进入社会之后变成娱乐至死的梳化薯仔（沙发土豆），又或者是犬儒主义者，当权者便能继续温水煮蛙。那样，本来已经不民主的社会将会更不民主、因为没有民主制度制衡而产生的官商勾结将会变得更明目张胆、本来已经有如风中之烛的人权和法治将会无以为继。所谓「教不严，师之惰」，如果教育场景不能培养出良好公民，身为老师的，应该负一部份责任。 为何反“国教”？ 可是，单是教是不够的，身为教师的，也有责任为学生争取一个更好的课程。2011至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反国教）风波，就是这样。 特区官员和亲北京的政客说，国民教育是天经地义，只要教得好就没有问题。如果香港是一个市民和政府有足够互信的社会，这是对的。问题是香港市民被北京政府和特区政府一次又一次欺骗（尤其是在一国两制和普选问题上），市民和政府之间已经欠缺基本的互信。结果，在国民教育这个涉及意识形态的大问题上，市民完全不相信政府不会以此作为潜移默化的维稳教育工具。 因为对手从来都不可信，所以人们才会用放大镜检视课程文件及政府的示范教材的细节，找出当中与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课相呼应的地方（例如党国不分、鼓吹国家图腾崇拜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令“反国教”运动一呼百应。 “反国教”运动演变成上万人长期占领政府总部广场的运动，迫令政府最终宣布课程无效，除了因为政府与市民之间不信任和课程内容瓜田李下，很大程度上亦拜香港政府和本地亲北京组织（俗称“土共”）的极左思维所赐。胡温提过香港要加强国民教育，于是特区政府便大干快上，置民意、学者、教育界的质疑不顾，摆出一副政治任务寸步不让的姿态，加上土共利用公帑制作极左教材之余，还要摆出一副阶级斗争的嘴脸，结果令民意发酵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苞也无一个 身为教师的，有谁不想学生将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有谁不想透过教育令社会变得更公平、更正义、更幸福？眼见北方社会矛盾日深、民变此起彼落、贪腐无日无之、黑金二代蜂拥涌外流、二十年来政改无望；而自己的家园则温水煮蛙、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逐渐被蚕食、说好的普选遥遥无期。不禁想起儿时老师教我的《兰花草》：兰草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一代又一代希望幻灭，这是何等的可悲。我唯一的期望，是不要出现路易十六式的崩溃。台湾的朋友见得到兰花草开花，但愿彼岸这边也做得到。   （库斯克，香港中学通识教育老师，博客作者。）

“选举工程在任何地方都是重大的议题，而作为政府如何实际操作选举倒鲜有人介绍。这些细节或许繁琐，但这些它们却是民主社会能畅顺运作必不可少的齿轮。” 2012年9月9日，被铺天盖地的选举广告轰炸得体无完肤的香港，又迎来了一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站离家不远，但在途中倒是被漫山遍野的旗帜和选举宣传海报震慑了一把。到了离票站不远的街口，密密麻麻的选举广告忽然消失了，摇旗吶喊的候选团们也仿似踩着隐形的界线一般，不敢有一点靠近票站。 票站是个志愿团体的社区活动中心，平时主要举办幼儿活动，今天摇身一变成为了供小区内几千名选民投票的地点。中心门口上方悬挂着鲜黄色的横额，标示出“立法会选举投票站”。我早上8点多已经抵达了票站，可是前面已经排起了等候投票的人龙。进入票站之后，工作人员指示我根据自己的身份证编号去相应的领票处取得选票。我进入用塑料板和布帘临时搭建的投票间，用票站提供的印章在心仪的候选人名字旁边盖上一个√，出来后把对折的选票放入投票箱内，然后就跟着地上贴着的箭头指示，离开了票站。算上等候之间，整个投票过程不到十分钟。 作为普通市民投票很简单，但是选举工程远远不像投票如此简单明快，相关筹备工作至少在选举日的三年多以前就要展开。放下宏大的政治命题，抛开选举制度的是与非，笔者作为参与了香港立法会选举工作的公务员，希望从选举工程的角度介绍我所参与的香港政府选举的筹备工作。 香港立法会现由70名议员组成，35名议员由地方选区直接选举产生，35名议员由功能组别选举产生。一般市民有资格投票的是地方选区和新增的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由于其他功能界别议员的产生办法比较特殊，普通大众较难参与其中，所以本文将以2012年立法会选举为背景，集中介绍地方选区的选举安排。 选举法例和选举指引的修订 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是法治，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以遵守法律作为行事的前提。而这点也反映在立法会选举中。虽然香港立法会的直接选举在1991年已经展开，但之后的每次选举都需要因时制宜修订相关法律文件。政府在2009年底已经就2012年9月9日的选举办法举行公众咨询，咨询期完结后政府在2010年6月正式提出修订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法律草案，交由立法会审议通过。其后政府分别三度提交了进一步的法律修订文件，为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设定了基本的法律框架。 当法律文件生效后，随之需要处理的是选举指引的修订，这本厚达371页的指引详细列出了和立法会选举有关的事宜，候选人提名程序、投票安排、选举广告、竞选活动、学校参与、选举开支等等。这份指引的修订同样咨询了公众，并在2012年6月发表定稿，上载网站供市民查阅。 五个地方选区 香港全境被分为五个地方选区，分别为香港岛、九龙东、九龙西、新界西和新界东。这些选区的分界会视乎人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而更动。选举管理委员会在2011年6月向公众咨询选区划界和每个选区产生的议席数目，并于2012年2月发布了最终版本的选区分界地图供市民参考。 覆盖全港的选民登记运动 并不是所有香港市民都有权参与立法会选举，只有在选民登记册记载了的人士才有资格投票。简单而言，只有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并且通常在香港居住，才可以登记为选民。为了推广选民登记，政府在2012年3月至5月期间推出了覆盖全港的选民登记运动，并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包括电视、电台、报章、交通工具广告、演唱会、彩旗、横幅等。还在人流密集的地点设立选民登记站，方便路人随时凭身份证登记。 在2011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曾经揭发了不少“种票”个案，有候选人为了增加自己的胜算，而把居住在其他地区的支持者登记在自己所在选举的地址上，因采取的手法拙劣而被传媒揭发。例如二十多个互不认识的人登记的地址是同一个单位，或者盗用陌生人的地址进行登记。因此2012年的选民登记格外小心，选委会采取了多项措施避免事件重演，例如随机抽查登记选民、查核不完整地址登记等。 候选人提名 为参与2012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候选人需要在2012年7月份内提交载有至少100名合资格选民签名的提名表。这些提名表需要经过由选委会委任的选举主任审阅并证实有效。 550个票站和23,000名工作人员 2012年选民登记册的选民数目大约为340万人，而当天投票的人数大约为180万人。为服务选民，香港共提供了550个票站，而运营这些票站的工作人员则全部都是在2012年6月期间，从现任的公务员团队里招聘而来。选举事务处一共聘请了近23,000名各级工作人员参与票站工作。为确保选举的公正廉洁，这些受委聘的人员需要声明自己和任何候选人都没有密切关系。 由于这些工作人员平常并不从事选举相关的工作，所以充足的培训相当重要，选举事务处分别为较高级的票站正副主任和普通工作人员举行简介会，并提供模拟票站让工作人员尝试届时将会担任的职务。政府还会向较高级别的选举工作人员发放厚达400页的操作手册，详细列出选举当日的一切工作流程。 投票场地 为了促进选民的投票意欲，选举事务处会尽可能选择选区内容易前往的地点作为票站，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地点也需要备有无障碍通道，方便行动不便的市民进出。但如果票站的选址牵涉私人场地，业主有权拒绝政府的请求。不过一般而言业主乐意借出场地，一则实践公民责任，二则租借场地还可以拿到租借费用。 立法会选举增设了监狱票站，在囚人士也可以投票，连选举当日被拘捕的人士也可以投票。 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是立法会选举的重点工作，同时也是公众最直接接触的活动。从2012年7月开始到选举当日，政府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包括广告、互联网短片、巡游、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纪念品、集会等等。 候选人悬挂的横幅和张贴的海报可以在政府指定的展示位置或私人地方的展示位置展出。分别在于前者是政府统一编配，并以抽签方式决定候选人分到选区内哪个位置。而后者是候选人自行向私人地方的业主申请，并取得书面同意。票站外一定的范围会被划为禁止拉票区，在这个区域内严禁进行各种拉票活动，包括张贴竞选海报、口头拉票，甚至穿着和某候选人编号相同的衣物也会被视为违反规定。 选举事务处也会将载有候选人姓名、照片政纲等资料的候选人简介邮寄给选民，以提供充分资料让选民作出判断。随之寄出的还有投票通知卡、投票程序、投票站位置以及廉政公署关于选举的宣传单张。 票站准备 投票站主任和工作人员需要在投票日前一天到达投票场地将其改装成符合法律规定的票站。改装工作包括设置电话、传真机，准备票箱、在票站范围外用胶带画出禁止停留区等等。完成改装工作之后还会进行最终彩排，以确保所有工作人员都熟悉自己的工作。 选举当日的指挥工作 选举事务处在选举当日设立了中央指挥中心，该处全体核心成员均留守指挥中心以方便沟通和统筹。这个中心包括监督投票进行的指挥台、支援票站工作人员的支援服务台、解答公众及执法机构查询的查询热线以及统计整理各票站提交的统计数字的部门。 而在各个地区层面，由各区民政事务处组建的地区指挥中心在投票前一日启用，这个中心的职责包括处理电话投诉、巡视票站、为票站主任提供法律意见、投票结束后接收票箱和后勤协助等。 当日投票 选民只可以在他被编配的票站投票。投票开始前15分钟，投票站主任会在候选人或其代理人面前展示空的票箱，然后为其加上锁和封条。 选民到达票站后需出示身份证，工作人员会核对选民登记册上的资料以确定选民的身份以及是否可以于该票站投票。随后工作人员会发出选票、√号印章以及辨别选民拿取选票数量的不同颜色的纸板。选民需在投票间内盖印，对折选票后投入投票箱内，以及将印章及纸板交回工作人员。之后需立即离开票站。 监督点票 立法会选举完结后，投票站会立即关闭，大多数票站变装成为点票站，而候选人和他委任的代理人可以留在投票站内监察改装的过程。而改装完毕之后，公众和传媒可以入场观察点票过程。 选举工程在任何地方都是重大的议题，而作为政府如何实际操作选举倒鲜有人介绍。这些细节或许繁琐，但这些它们却是民主社会能畅顺运作必不可少的齿轮。   （Stephen Ho，香港公务员。）

“作为一名公民，在呼唤选举民主的时候，首先应该拿起手中的选民权利，从登记选民开始。民主选举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手上，这需要所有公民的争取与努力。” 2011年，北京朝阳区人大的换届选举中，独立参选人柳红的票数没有过半，没能成为朝阳区的人大代表。 在这一年中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全国各地涌现了一批独立参选人，柳红就是其中一位。而在这之前，她未曾关心过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只是上半年，广西、广东等地独立参选人的事迹让她深受鼓舞，她觉得应该要去践行公民的责任，她决定独立参选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 “扫楼”的遭遇 柳红花了两天的时间，通过微博征集到了一些志愿者，有学生、工作人士、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士。为了让大家知道柳红参选，他们设计了宣传页：一面是柳红写给街坊邻居们的信，她承诺当选为代表后会倾听；代言；为大家争取权益不懈努力。为了拉近距离，她用的是手写；另一面是她的自我介绍：学者，自由撰稿人，丧子妈妈，热爱长跑、瑜伽，奉行素食……她这样的介绍，是为了让街坊邻居们能够看到他们与她的共同点，因为这样而走近她。 柳红说，基层的民主不是讲大道理，首先是让人们接受你。 选区里，一位是书法协会会长的老先生因为柳红手写的字给她打电话，说他很喜欢，很支持她。老先生不仅自己支持，他还在社区大院下棋时，告诉那些棋友们，要选柳红。 因为写道奉行素食，关心健康，做安利营养产品销售的一对夫妇也主动联络柳红，和她交流保持健康心得。他们在之后为柳红游说争取选民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 设计好了宣传页，印了一万份，有20位志愿者开始“扫楼”，也就是在小区居民楼里面，张贴和发放柳红的宣传资料，并且挨家挨户上门宣传，请大家支持柳红。 扫楼宣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方一般不开门，会先在门内问：“谁呀？什么事？”“您好，打扰一下，您关注最近区人大代表选举的事了吗”，然后就是一阵沉默，对方不理会或者匆匆拒绝。为选举扫楼，在中国是极少见的事情。而志愿者们，不死心。 有一次敲门后，一位先生开了门，他神态淡漠、戒备，甚至有几分不耐烦。志愿者问他是否关注选举，他说：“我对这事不感兴趣”。志愿者耐心跟他说能理解，说自己以前和他一样也是没有兴趣，但大家的选票已经荒废得太久，而且今年和过去有些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这位先生马上问道，表情少了些淡漠。志愿者就从非京籍的外地人可以参选，转而说到柳红的非政党、非人民团体身份，来自民间等等。这些话，这位先生比较能听得进去，他对志愿者说会细看材料。当志愿者提醒他及时去登记选民身份，并希望他支持柳红时，这位先生基本答应，脸上也已多云转晴…… 这样小小的胜利，让常常遭到拒绝，受到冷漠的志愿者激动不已。 一位志愿者在日记中写到： “半天中，大约拜访了近200户居民，约6成家中无人，其余大多数还是愿意开门和交谈，但也有拒绝的。开门交谈的，女性占大多数。但是大多数的人即便听过我的介绍，仍然很茫然，不知道到底什么来意，要自己做什么。有的居民会强烈地表示不登记，他们觉得，选了有何用，不过只走过场，所以用不参选来抵制。有的以为是现在就需要选择；有的以为是这次就只能选柳红；有的并不知道年满18岁公民都有投票选举权；当然更多的虽然知道选举，却不知道如今可以有独立参选人参选，而非千篇一律的走形式，走过场”。 一位四、五十岁的阿姨，听了志愿者对柳红的介绍，很是感慨地说：“当官的哪里在乎我们，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要是可以选老百姓，我肯定去登记，肯定选老百姓。” 除了志愿者的扫楼计划，柳红为了尽可能多接触选民，让对方了解自己，了解选举。她早上去跑步，她每天把选区内能够跑步的地方都去跑一遍，见到锻炼的、跳舞的、下棋的居民，都会向大家做自我介绍，告诉别人她正在参选以及这件事的意义。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今天去安慧东里居委会登记选民，居然还需要排队，连居委会的人都说从来没有过。 不过柳红的宣传才进行了5天，她就被居委会、被街道选举办找去谈话。他们不许她再继续发资料、自我介绍，甚至不要与人接触。为了之后的参选着想，柳红只好尊重他们要求，停止了社区内的宣传。 被协商，成为“另选他人” 在成为候选人之前，必须要得到选民小组的提名。选区内每栋楼有一个选民小组。柳红所住的楼有1000多人，选民只登记了36个。 当天的选民小组会议，由社区居委会书记主持，参加的只有柳红，5位柳红的支持者，还有一位年老体弱的居民。会议还没开，那位老人先发问书记：“这次发不发肥皂啊？”书记一听，愣了。老人说：“上次都发了的。”在得知没有后，老人先走了。而其他选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会，也没看到通知。 在其他几位志愿者的帮助下，柳红获得超过10位选民的推荐，成为了初步候选人。初步候选人一共有三位。而正式的候选人，也就是名字能出现在投票单上面的，只能有两位。如何从三位中选出两位，成为正式候选人，《选举法》规定的是要协商讨论产生。柳红很快就被“协商”出局了。不知道是如何地协商讨论，她去询问，对方回答，没有标准。 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就只能变成“另选他人”了。在人大代表选举中，选票上设有“另选他人”一栏。也就是说，支持柳红的人可以在投票时在该栏写上柳红的名字。 因为被限制宣传，志愿者们又为她作了一个几分钟的视频，放在网上，告诉人们为什么参选很重要，怎么另选他人。 宣传被限制，对于能否当选有很大的影响。有的选民在投票时，还写错了柳红的名字，这被视为了废票。   从登记选民开始 安慧东里选区里，登记了选民的居民人数只有常住人口的1/10。 柳红说，如果大家都登记，就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不投票，还可以另选他人，总之比不登记强。 虽然选举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非京户籍的选民登记手续复杂，协商讨论定义模糊等问题。但是选举法也在修改，比如已经可以让非京籍的外地人投票，也可以启动预选机制。 人大代表制度是否能够帮助实现民主还有待讨论。但选举并非是民主的全部。所谓民主，首先作为公民应该参与其中。常常听到有人在抱怨基层人大代表不负责，开会在睡觉。但是不管代表称职与否，都是由选民选出来。是否登记成为选民，投票还是不投票，这是公民的权利。当你放弃登记成为选民时，也就放弃了这个权利。其实，公民可以选择不睡觉的代表。 2011年有100多位独立参选人参选，有人将此成为“独立参选运动”。独立参选人的出现，对发现选举制度中的问题，推动选举制度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结果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但这却是一次身体力行的选民教育。选民和参选者们在用行动实践公民社会，它让更多普通人了解到自己的权利，了解到每一个个体在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 作为一个公民，在呼唤选举民主的时候，首先应该拿起手中的选民权利，从登记选民开始。民主选举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手上，这需要所有公民的争取与努力。   （刘垚，一五一十周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