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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理想和现实的问题，在中国内地，来自于权力对媒体的监管，而在其他没有新闻管制的地方，会来自于资本，当然，很多时候，资本的背后，依然是权力。” 每个学期给新闻系的学生上课，总是要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日后工作，现实和课堂上学习的东西对立和冲突，该怎么办？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也经常被采访我的同行们问到：作为一个媒体人，如果现实和理想产生对立和冲突，该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给学生们答案，我唯一可以分享的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会设定一条底线，只要不触线，那我会继续坚持在这个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会觉得，坚守的付出，比离开，对这个社会更有帮助，因为我还存有希望和期待，期待自己还有其他人的坚守，可以一起把底线慢慢的推高。 如果说，十八年前，当我开始媒体人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的底线只是不说假话，那现在，我的底线设定在尽量多的说真话。这样的底线很卑微，我知道，也因为这样，会遭遇很多人的批评，认为过于犬儒，但是每个人努力的方式不同，有的人选择对任何事情都不沉默，有很多同行的底线比我远远要高，我敬佩他们，但是此时此刻，我接受了被动选择对有些事情保持沉默的现实。 我知道我的选择让我可以安全一些，也知道我的选择让我被很多人看不起，我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底线可以提升，而且我也相信会有那样一天。 但我知道一点：底线的改变只有向上，不能够向下，因为一旦突破，只会一低再低，一个人也就再也谈不上原则。如果，一旦底线被突破，我会怎样？我说过，我会离开，因为那个时候的坚守在我看来已经毫无意义，只剩下虚假的自我欺骗和幻想。 遭遇理想和现实的问题，在中国内地，来自于权力对媒体的监管，而在其他没有新闻管制的地方，会来自于资本，当然，很多时候，资本的背后，依然是权力。 看到对当年香港亚洲电视六君子之一的前辈的采访，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那时社会气氛、经济情况不同，我肯定会找到工作。如果换了今日，辞职3 年也找不到工作，我或者会后悔！” 在这个过来人眼中，君子和英雄，也许都要靠时势来造就，不过也确实没有错，对于一个新闻人来说，底线可以设的多高，自己的勇气可以有多少，需要公众和社会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够和权力以及资本抗争。当年六君子辞职，每个人都有好几份工作追着他们，但是如果放在今天的香港，老板们只会避之不及。 这很可悲吗？确实，就好像当美国的同行们在抗争默多克的扩张的时候，读者们并不在乎，一些资深的同行选择离职，就好像在大海里面滴入的一滴水，掀不起波澜，但是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一些事情，已经触及到他们底线，留守，只会改变自己。 其实媒体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毛病同样会反映在媒体身上，要改变媒体身上的问题，媒体之外的人如果不参与，那注定敌不过资本和权力。 虽然在微博上，媒体人，学者，法律界人士等等，关注着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事件，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距离社会的大多数，到底还有多远？如果这算是一条底线的话，是不是能够坚守？如果不了了之，然后会怎样？主管官员是否明白，已经慢慢提升起来的底线一旦被突破，那对于一家媒体意味着什么？   （闾丘露薇，电视记者、主持人，现供职于凤凰卫视。）

“一个最危险的可能性是，掌握新媒体话语权的精英群体，其发言在缺乏有效的公共讨论机制的环境中，分析让位于姿态，理性逊色于情绪，甚至受权力裹挟。” 与其他权力形式相比，“话语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软性权力——它不是强制命令，而是通过议题设置、是非判断、价值取向等多种手段，暗示、诱导、感染、说服，以支配舆论，使人们自愿地按照某种规定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动。正由于这种权力不易察觉（因而极具迷惑性）且关系到人心向背。在传统媒体年代，话语权一直被国家机构小心控制，是不容有失的宣传阵地。 时代改变了。李开复所言“微博改变一切”或许不无夸张，但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确实打破了传统的话语权结构。最明显的变化是，话语权不再为国家宣传机关专有，所有个体都可以加入公共舆论空间，形成广义上的“自媒体”，成为话语权的潜在争夺者——微博让话语权结构日趋扁平，政府终于失去垄断人心的可怕权力。 这一变化固然值得欣喜，但话语权垄断的结束远远不意味着微博这个公共空间上等级消失、话语权均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微博让线下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移植”成为网络上的话语权，因此强化了权力的不对等。在新浪微博粉丝超过十万的账号中，几乎清一色是娱乐明星、企业家、资深媒体人等社会精英阶层，他们的微博往往一呼百应。若在传统媒体年代，精英群体的社会影响力或许仅仅局限在其所在的行业，但动辄上百万的微博粉丝让他们的话语权早已超越自身专业，覆盖到其他社会领域。在最近的“央视315晚会”事件中，一些大V在微博上“8点20分发”的丑态让人心寒：这种一呼百应的权力如果不被善用，会给公共空间带来怎样恶劣的影响？ 另一个让话语权难以平等的原因是：公共讨论为发言者设置了一系列门槛，包括逻辑推理能力、知识储备、信息资源等范畴。一般老百姓很可能没有这样的综合能力就公共事件发表原创性见解，因此更加倾向于顺从具有权威性的“意见领袖”观点。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微博上的“意见领袖”有相当一部分由媒体从业者构成，这一群体的工作性质本身就是对信息作出处理和分析，因此比其他领域的从业者信息资源更丰富，就公共事务发言的成本更低。 既然追求话语权的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任务，草根用户在新媒体平台能扮演什么角色呢？要知道，话语权不对等并未直接扼杀公共讨论的可能性。每一个个体都是新媒体的参与者。在理想的公共讨论环境下，个体能够坚持公共讨论的话语伦理和论辩规则，与掌握话语权的意见领袖进行良性互动，营造理性的讨论氛围——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消解权力结构带来的操纵和盲从。 而一个最危险的可能性是，掌握新媒体话语权的精英群体，其发言在缺乏有效的公共讨论机制的环境中，分析让位于姿态，理性逊色于情绪，甚至受权力裹挟。这样一来，在追随者的吹捧和反对者的谩骂的双重浪潮之下，微博会最终沦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名利场。   参考文献： 胡舒立等：新媒体与中国转型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0070212477.html 许纪霖、唐小兵等：公共舆论的历史、现实与反思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mht/article_2013021877151.html 王秀宁：微博名人的特权悖论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whpl/2012/1120/71406.html 祝东力 社会结构与话语权之争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111470978.html   （黄海，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情绪化是人类的通性，而通过理性的论辩去锻造激情，克服自己的弱点，不仅需要智慧，需要时间，也需要练习。” 2013年3月1日，香港政府对进出口规例的修订生效，16岁以上人士离开香港最多仅能携带2罐36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配方奶粉，这宣告了由大陆奶粉安全问题衍生出的“奶粉水货客”行业风光不再。新规发布后，“香港限购奶粉”成为了新浪微博当天十大热门话题之一，有接近200万条微博讨论该话题，并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持续发酵。大范围讨论不仅折射出中港关系磨合中的阵痛，亦体现了我们在公共讨论中基本素养的不足。 最开始对“限购”与“限带”的误会，经过有影响力微博账户的转发而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友的负面情绪。而后续讨论中简单粗暴地给事件定性，过于轻率地认为利伯维尔场和管制是不兼容的，以及市场供给可以很快回到均衡状态。对意见不合者贴标签，情绪化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不仅剥夺了两地民众了解彼此观点的机会，更忽略了我们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内地食品安全？如何全面评估政府出台的政策？以及，在思考香港和大陆，无论是经济层面，政治层面，还是民间观念层面的时候，说理的起点是什么？众声喧嚣，微妙的道理反而被盖过而显得悄然无声了。 诚然，在信息量大，流动快的互联网时代，微博，博客使发表言论成了很轻易的事情，私人领域言论和公共领域言论不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 但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因为言论平台的社交性质，而妥协参与公共讨论中言论的质量，是可以接受的吗？哈马贝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在社会自组织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互联网所提供的公共空间使人们有机会练习议事、辩论、达成共识。社交平台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说话，言论自由亦是有边界的，而当我们在谈公共议事的时候，个人要对公共言论负责。话语权越大，在公共讨论中的发言越需谨慎，比如此次香港奶粉事件，就有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导了问题，把单纯的奶粉问题泛化为中港矛盾。先入为主的认为这是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和排斥。他们没有去了解事情的始末和法例实施的尺度，就用不属实的信息挑起了争端。他们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调解中港之间的张力，把事件的真正内涵揭露出来，而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谩骂上，使得中港两地撕裂。 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判断更多是出于群集心理和群集反应，而不是冷静判断的结果。 社会等不及去发现绝对的真理，涉及到公共议题时，真相的相对性则更明显了。香港到底缺不缺奶粉？这个简单的问题，在不同的视角下有不同种呈现的方式。奶粉供货商说，奶粉源充足；香港的父母说，某几个牌子一直断货。而问到政府是否应该干预，通过何种方式，干预多久，答案则更是因人而异了。有人因此觉得公共讨论是虚无的，背后只是不同利益团体价值观念的体现。不可否认，我们都是用各自的论证支持或是反对某种立场，在这些讨论之中，我们的主张必定会有互相冲突的时候，但这不要紧。公共讨论就是促成一个能够得到各种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广泛认可，只要这种认可符合理性的就可以。比如，我们可以讨论为什么那几个销量最好，总是断货的奶粉供给跟不上；政府为什么没有采用其他选项而唯独用了这一手段；此次的新规对香港、对大陆有哪些潜在的影响；是否是长期政策，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撤销。提出观点，摆出论据，这才是理性的公共言论。情绪化是人类的通性，而学会用理性论辩去锻造激情，克服自己的弱点，不仅需要智慧，需要时间，也需要练习。 仔细回想，这样缺乏说理空间的公共讨论习惯，我们并不陌生。那些年网络上轰轰烈烈的药加鑫是否应该判死刑，活熊取胆汁道德吗，钓鱼岛是不是中国的这些曾经轰轰烈烈的公共讨论，似乎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结束的。 而回看现在。你觉得对杀人嫌疑犯施加死刑正义吗？你如何看待你与动物的关系？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战略意义如何？怎么提一个好问题？怎样和人辩论？这些问题似乎我们都没有想清楚，而且永远有思考的空间。 公共言论是社会智慧的产物，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的。   （宗洁，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全球化浪潮席捲之下，保持在地的獨特和豐富變得愈發重要。然而如何在守護本土價值的同時能夠開放、多元？面對外來的族群和文化能否做到理解、寬容？在建立主體身份認同的時候怎樣可以不封閉、不排斥？ 本土實驗一：慢城運動 自上世紀末開始，意大利、西班牙、挪威等歐洲國家的一些城鎮興起「慢城運動」，慢食、慢交通、慢生活、慢教育，與今日世界所鼓勵的快速與高效不同，他們倡導「慢」。因為「慢」，所以無需讓流水線作業的速食店取代本地傳統小食店；因為「慢」，可以為自行車和行人保留更多的公共空間；同樣因為「慢」，學校可以不 用惡性競爭的教學方式，給學生更多自由空間。 本土實驗二：碧山共同體計畫 因對過度城市化的批判和農業傳統發展模式的憂慮，藝術家 歐寧、左靖發起碧山共同體計畫。他們邀請藝術家、建築師、作家、導演、音樂人、學者等知識人來到碧山，一方面嘗試互助和自治的社區實踐，同時也充分利用在 地資源，比如碧山的歷史遺蹟、鄉土建築、族群文化、民間戲曲等，與當地村民一起合作，推動碧山的經濟、文化發展，希望為鄉村帶來新的復興機會。 本土記憶一：香港故事館 在都市更新過程中，承載無數人過往與記憶的舊區逐漸被簇新的高樓取代，原本街坊、鄰里間的生活方式亦隨之消失。香港一民間機構設立香港故事館，透過展覽、社區文化遊和民間學堂的方式，讓社區文化得以保存。在這裡，傳統工藝技師、有機農夫、家庭主婦成為了講師，帶領公眾認識豐富的社區歷史與多元的社區文化。 本土記憶二：恩寧路檔案 07 年底廣州恩寧路被政府納入舊城改造計畫，180餘戶居民聯名上書反對此計畫，反對終無效。一群年輕人來到恩寧路，他們用文字和影像記錄下恩寧路的最後時 光：有人以恩寧路即將拆除的建築為背景拍攝影片；有人到尚未拆遷的老房子里為居民拍攝全家福；還有人走訪社區居民，記下他們的個人史、家族史，希望藉此重構整個社區的歷史。這群年輕人令發生的一切留下痕蹟。 本土方法一：黃聲遠的宜蘭 耶魯大學畢業的台灣建築師黃聲遠20年來只做距離宜蘭車程30分鐘以內的項目，就地取材，同建築的建造者和使用者生活在一起，隨時根據需要調整設計，讓人與建築、與土地產生聯繫。他拆除圍牆、縮小道路， 將城市空間打通，營造友善城市。在黃聲遠看來，要從生活細節入手，城市才不會無序擴大，而只有「在地」，才可能打磨出符合理想城市的生活細節。 本土方法二：用音樂介入社區 90 年代初台灣政府決定在高雄美濃興建水庫，為了保護當地的環境和原本的生活形態，美濃村民紛紛站出來反對。詩人鍾永豐與樂手林生祥一起用音樂介入了這場抗 爭。他們以山歌為原型，用客家方言進行創作，歌唱客家人在美濃安家立業的歷史，歌唱美濃反水庫運動現場的群情激昂，歌唱鄉親去立法院請願的心情。後水庫項目暫停，但他們仍繼續用音樂參與社區的構建，用客家話唱出家鄉的故事。 本土衝突一：以民粹作為手段 近些年來愈來愈多的大陸人來香港旅行、購物、工作、生活，香港人的不滿也隨之增加：將大陸人比作「蝗蟲」，反對大陸新移民享受同港人一樣的福利，抗議大陸學生佔用過多宿位，抱怨自由行客人增多後城市環境惡化，反對大陸孕婦來港產子……雖都是資源之爭帶來的矛盾，但不乏有人以民粹作為手段，刻意挑起族群衝突，以此確立香港人的主體身份認同。 本土衝突二：狹隘民族主義下的國族認同 2012年9月，因釣魚台歸屬問題的爭議，中國爆發大規模反日遊行。北 京、上海、瀋陽、西安、成都等地有數千至數萬人走上街頭。示威者打出「凡日必反」、「日本人滾出中國」、「哪怕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的標語口號， 後演變為打砸搶燒日系車、日式餐館、日資企業的行徑。瘋狂背後是狹隘民族主義下建立起的國族身份認同。 本土論述一：好的本土不該封閉 台灣文化人張鐵志成長的年代即是台灣本土化的年代，他認為「本土的重要就是重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從滋養我們的文化中受益。但台灣本土化亦有其黑暗面，比如 狹隘的族群主義和排外。今天我們應該更認真地思考本土帶給我們的究竟是什麼，好的本土應該有吸收和包容能力，而不是封閉的排斥」。 本土論述二：本土意識彰顯人的主體性 香港學者羅永生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並不是「大香港主義」，更非「城邦自治」，而是根植於本土生活、歷史經驗和社區文化傳統的主體性。本土並非必定排外，它 可以包容，可以發展，可以有自省空間，但歸根結底是以共同的生活經驗、價值和情感為基礎，並彰顯生活在本土空間的人的主體性。 以上諸種皆為「本土」的面向，掛一漏萬的例子除了說明在全球化浪潮席捲下本土的價值與可能，也想進一步探討如何在守護本土價值的同時能夠開放、多元；建立主 體身份認同的時候怎樣可以不封閉、不排斥；面對外來的族群和文化又能否做到理解與寬容。 只要您的年齡在18-25歲之間，且對此議題有深入思考，也做過些相關的事情，歡迎加入我們，一起尋找更開闊的本土。 講者：陳冠中、陳健民、陳映芳、陳允中，黃聲遠、黃之鋒、梁文道、羅永生、閭丘露薇、歐寧、錢永祥、葉蔭聰、張鐵志、鍾永豐、周保松、朱凱迪等 申請條件： 1、年齡在18-25歲； 2、對「本土」議題有深入思考並做過相關的事情。 申請所需資料： 1、個人簡歷。 您的個人簡歷需包含以下內容： a. 個人基本訊息 b. 您做過的與「本土」有關的事情 c.

“和‘街头文化’一样，据说奢侈品消费的也是‘文化’。这文化的要义在于走高贵路线，营造高贵气氛，但目标客户可绝不是盖茨和巴菲特。真正支撑这个市场的，就是海量城市白领，买不起游艇飞机，又渴望引人注目。不奇怪，‘炫耀性消费’是经济学经久不衰的话题。” 有朋友劝我没事儿常回国看看，他的原话是：“人在美国而不常回中国走走，如锦衣夜行，不可取。”那是说，虽然现在海龟快比中华鳖精都多了，不稀罕了，但留洋经历多少还残留了点儿显摆价值。过去是海外吃了肉，回国见了人就想张大嘴剔牙，现在虽然不太好意思这么做了，但时不时捂着嘴打一两个无伤大雅的略带牛排味的饱嗝，嗓子眼儿里也还是有股满足感。 谁不爱“炫耀”呢？有点儿成就了，不搬出来显摆显摆，简直了无生趣。谁都觉得自己别人强，如果你甚至能摆出事实来支持这一点，那种满足感无以伦比。 要从“炫耀”中得到满足，需要几个条件。第一要件是炫耀目标得是你在乎的人。和陌生人瞎得瑟，没劲。可老同学聚会就大不同，里头要还有当年暗恋过的班花，就更好了,当然前提是她有个窝囊老公。第二要件是目标群体中个体差异不能太大。比如老同学聚会，如果大家都中年危机正为房子和奶粉发愁呢，你就更容易金鸡独立些。但万一目标群体差异极大，有的被强拆殴打了，有的正忙着强拆殴打别人日进斗金呢，你就不好炫耀了，因为其中还有人比你强很多，你要得瑟的话白费功夫，也因为还有人远不如你到简直凄惨，你得瑟起来自己也感觉不太仁义，毕竟谁都不好意思和盲人炫耀视力。第三要件是你得有能“炫耀”的东西，而且得到这东西的成本不能太高，或者就算成本太高，也必须不能让别人知道。 把这三个要件搞清楚了，就大概理解“炫耀”这件事儿了。 比如说青少年“奇装异服”哈韩哈日纹身打洞吧，这事儿据说叫“街头文化”，但本质还是“炫耀”，满足上述三个要件。第一，那身儿行头是给同学朋友看的，主要目的是为让他们赞叹，捎带着让爹妈老师不爽一下，是附属效果。第二，“狐朋狗友”们之间差别不能太大。你弄个黄头发，我就弄个绿的；你打一个洞，我就打一圈儿。但如果其中有人天天开着跑车，副驾上的妞天天换，偶尔还撞飞几个路人上上新闻，那我就没法炫耀了。第三，炫耀成本不能太高。为啥比的不过是身儿行头，不是跑车游艇呢？还不是因为穷。弄身儿好衣服穿双好鞋，勒紧裤腰带几个月也就行了，再进一步，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传统上，人们惯用“青春期逆反心理”来解释上述青少年的行为，这种解释没有内容。不过是想炫耀，不过是想与众不同，成年之后，心里的这股邪火和冲动就灭了？根本没有。但为何成年后的表现与青少年时期不同了呢？因为“炫耀”的环境和成本都变了。随着交际范围扩大，身边各类人五花八门，不再是当年“都差不多”的同学，现在拿什么东西出来，好像都有别人比你强，炫耀达不到效果了。而且，炫耀的成本急升。年青时因为大家都穷，摆弄摆弄衣服和头发就能与众不同一下。现在不一样了，想与众不同的夸耀一下吧，开个国产车你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怎么办？炫耀行为自然减少。 但“炫耀”的冲动永远都在，成年之后虽然不靠奇装异服了，但凡是逮到机会都要忍不住得瑟，那股劲头一点不输给“青春期叛逆”。 中国的手机品种最多，价格长相等等千差万别，为何？因为大家“穷的刚刚好”：既富有到了可以买得起手机，又穷到了可以用部好手机就能让自己多少显得与众不同，过一下炫耀瘾。世界各大奢侈品厂商都爱中国市场，为何？因为大家“穷的刚刚好”：既有大量的人富有到了买的起，又穷到了这其中大部分人其实还得节衣缩食几个月，所以刚好达到炫耀的目的，那价格和火候，真是拿捏的准。 和“街头文化”一样，据说奢侈品消费的也是“文化”。这文化的要义在于走高贵路线，营造高贵气氛，但目标客户可绝不是盖茨和巴菲特。真正支撑这个市场的，就是海量城市白领，买不起游艇飞机，又渴望引人注目。不奇怪，“炫耀性消费”是经济学经久不衰的话题。 可以拿来炫耀的，可不止是消费品。学历，娇妻，刚爸爸，权贵名流朋友，都可以拿来炫耀。当然，如消费品一样，这些资源本身都有很大实际价值，“可供炫耀”是额外的价值。但无论炫耀的是什么，“炫耀”这种行为本身，道理都类似。要“秀”的开心“秀”的过瘾，就一定要选对场合和观众，还要讲一定的技巧。毕竟，“我的朋友克林顿”这种经历，除了莱温斯基之外，要讲得铿锵有力唇齿留香回味悠长，还是得用中文，若还能做到“不经意提起”，那效果就只能家喻户晓了。 中文传神，两个词就可精确概括“炫耀”的经济学分析：“锦衣夜行”和“穷得瑟”。我穿锦衣的目的，就是给你看，从中获得满足感。我之所以这么得瑟，是因为我穷，但更重要的是，你也穷。   （以上分析主要来自2007年的一篇经济学论文《炫耀性消费和种族》，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Kervin Charles 和 Eric Hurst,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Nicoli Roussanov。该文用相似的逻辑分析了为什么美国黑人都爱打扮的金光闪闪。）   (兰小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shafa/archives/371058.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