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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罗斯福当时都在争夺原子弹的发明权，最后是“正义”的一方亦即盟军一方拔得头筹。但很快原子弹被斥为一种不人道不正义的武器，尤其是广岛长崎之后。后来则有了核不扩散条约。当朝鲜试图拥核时，它被指责为是不正义的。朝鲜则认为指责者不正义，凭什么你们可以有，我却不可以？无核国家如伊拉克和利比亚，连领导人不也都被“正义”的主持者打死了吗？” 对于许多希望坐火车在春节期间回家团聚的中国人来说，买到一张车票有时像登陆月球一样困难。 因此，铁道部开通了一个网上订票系统来帮助缓解这个困难，但是，许多用户抱怨说他们网站拥挤不堪，而且这个系统设计得是如此糟糕，运行得像蜗牛一样慢。 为了让这个系统变得方便一些，有人就设计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高科技产品“抢票软件”。该程序能够不停地自动刷新，帮助用户完成订票过程。这样，大家就不用绝望地坐在电脑前花去大把时间精力不停刷屏了，而是可以一边看喝咖啡看电视，一边等着机器把票订上。 这项惠及亿万民众的发明本应该列入二零一三年的十大科技新闻，但意外的是，忽然传来了消息，工信部决定叫停它的使用。虽然后来又有消息说，工信部并没有叫停，而只是打了电话与运营商“沟通”，不要因为这个软件的使用而造成“麻烦”，但这件事还是在春运期间成为了焦点热点话题。 据媒体报道，害怕造成“麻烦”的一个理由是，这个软件可能会“伤害到弱势群体”，造成“社会不公”。 的确，当这个软件极大地提高了网上订票速度的同时，那些没有使用它的人开始抱怨，由于机器的高效率，票在一秒钟内就被订完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而对于那些没有什么互联网和网上经济知识的农民工和老人来说，这更是一场灾难。 这似乎是科技与正义悖论关系的一个例子。所谓正义，常常指的便是公平、公正。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主要在于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广大群众的利益。争取公平的行动就是正义。但科技的发展往往并不能带来预期的公平和公正。 不管怎样，为了让一切回到正义的轨道上，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部门于是出面，试图利用行政手段干预一项技术发明，从而防止出现负面的社会效应，从而激起弱势者的不满。这似乎表明，我们宁愿看到互联网革命的步伐慢一些，也不愿看到愤怒的农民工掀起一场迅速的革命——占领火车站，把售票柜台砸了。 任何一项科技发明都会是一把双刃剑，从原子能到生物工程，几乎每项现代发明都会造成道德困境。 但是在中国这个格外重视政治和道德价值的国家，冲突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发誓要在二零二零年前建成创新型国家，以使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在二零一二年首超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 另一方面，更多的中国公民近些年对现代技术的应用表示了更强的反对，包括示威抗议化工厂（哪怕有的已具备了很高环保标准）的建设和拒绝使用转基因产品。甚至高铁也遭到了新一轮炮轰，原因是有人传言称列车“辐射太强，会引发癌症”。 有些人开始担心技术发明会导致这个民族的分裂，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这就好像是未来学家和科幻作家担心的，由于最先进的技术被富人垄断，这些人率先实现身体和智力的进化，而成为超人，今后人与人的差别，就跟狗的差别一样。不同阶层的人，将成为不同物种，连交流都不可能。这是就是未来的可怕一幕。似乎是科技的发展导致了正义的丧失。但争论者认为，这与科技无关，而是制度和机制的缺失。 不管怎样，中国都陷入了困境。在这个国家，用来表示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去年达到了危险的零点四七。因此，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维持社会稳定成为了首要任务，官员们正不惜余力采取措施，要为弱势者带来“公正”和“公平”。 但是，过多的政治伦理干预也或会使中国最优秀的发明家感到泄气。这些人的头脑里有着最勇敢的创新精神和最奇异的点子，许多人认为创造发明只能通过探究物质世界的真相来获得，而不是过多地讨论政治和伦理。 还有人觉得，最新的发明创造，在扩散到大众之前，往往最初是由特定群体享用的，他们通常是较富裕的人群，甚至是较有权力的人群。比如，汽车和飞机就是这样。在古代，皇帝是炼丹术的最大享用者，而炼丹术则是那时的高科技。这乃是因为科技是有成本的，它不是无偿使用的，只有到了一定时候，它才能从特定人群扩散到普通人群。计算机也是这样，最初要占几个房间，属于国家的专利。 抢票软件的发明者因此感到很委屈，他在博客上贴出一篇长文，抱怨政府部门误会了他的良好初衷。 一个可能是，对于正义的过分强调，独立的科学家、技术人员以及企业家在发明新事物前会变得犹豫，因为他们担心这个发明的应用可能会因为政治或社会的原因受到禁止，这样他们的投资也就打了水漂。 当很多中小企业根本就缺乏渠道获得有关什么才是政府认为是道德政治正确的信息时，问题就变得更严重了。 这的确是一个困难的议题。常常很难评判何为正义。希特勒和罗斯福当时都在争夺原子弹的发明权，最后是“正义”的一方亦即盟军一方拔得头筹。但很快原子弹被斥为一种不人道不正义的武器，尤其是广岛长崎之后。后来则有了核不扩散条约。当朝鲜试图拥核时，它被指责为是不正义的。朝鲜则认为指责者不正义，凭什么你们可以有，我却不可以？无核国家如伊拉克和利比亚，连领导人不也都被“正义”的主持者打死了吗？ 这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题目。当前我们要考虑的，也许是如何在政治伦理标准和科技创新之间保持一种微妙而可靠的平衡，这将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将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智慧提出挑战。假如不能很好地处理，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就有可能落空。而科学技术的创新正被认为是中国未来获得成功的核心动力。 应该怎么办呢？是继续增加党代会或人代会上的农民工代表名额，还是尽快补充科技发明家的人数？还是让一些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参加到政治中来？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韩松，科幻作家。）

“人类的天性是希望得到社会认同，这也许和技术进步无关；但技术倾向于放大和强化这些人性的弱点，让个体更易惧怕孤独，更易惧怕不被他人认可。” 信息科技的发展让人类获得信息和处理信息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与便利。 科技产品首先改变了人类的记忆方式：人用大脑记忆，但它有诸多缺陷：容量不大，事件在记忆时被简化为轮廓，回忆时脑补细节。现在人类可以通过手机等智能设备记录一切生活细节，随时随地和朋友分享。 个人记忆方式属于私人生活变革，信息传播则属于公共生活领域，它同样受到冲击。技术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微博让一切新闻瞬间传遍全球，Kindle让读书不受书本重量限制，iPad杂志也在逐步取代纸质出版物，获取知识对人类来说从未如此方便。 与饮食和睡觉一样，对信息的渴求是人类的天性，科技产品的进化正好满足并强化了人类这种本能的需求。从智能手机到智能眼镜，科技发展让智能设备无处不在，信息越来越唾手可得，我们也越来越习惯这种“永远在线”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创造无限可能性的同时，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也对人类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谷歌董事长施密特曾说：“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知道某件事，或者你一开始就不应该去做。”——他是在为人们对谷歌对隐私信息保护不足的指控辩护。但施密特和谷歌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很多时候人们希望保存隐私，不是因为羞耻，而仅仅是因为需要私人空间。在这个数据为王的年代，算法能从人们网上行为中提取的信息，可能比人类对自身的认知还要深入。影视网站Netflix敢于投巨资制作电视剧《纸牌屋》，是因为Netflix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显示英国1990年的同名电视剧广受欢迎，而且喜欢该类政治惊悚剧的人群又倾向于喜欢有凯文·史派西参演或者大卫·芬奇导演的作品。 更让人惊叹的是，在《黑镜》第二季第一集中，女主角因为思念逝去的男友，根据男友生前的社交网络信息创造了一个虚拟体，这个虚拟体的思想、行为甚至生理特质都能完美模仿真正的男友——若你觉得电视剧情节纯属虚构，近日已有美国公司提供类似服务了：根据生前的推特信息，为死者提供死后继续发推的服务。当有一天刷微博的时候无法分辨发出者是生是死，我们该如何理解互联网与人类自身的关系？ 除了无处安放的私人信息，对科技产品的依赖让我们更容易孤独。在微博和Facebook的年代，个体习惯一切发言都理应获得转发和回应。社交网络像是技术赐予每个个体的舞台，个体的思考和表达在与“观众”（粉丝或好友）的互动中获得存在感。在这样的环境下，自我表达容易变成一种演出，一旦得不到回应，个体就可能为了获得社会认同而扭曲自我，刻意迎合。人类的天性是希望得到社会认同，这也许和技术进步无关；但技术倾向于放大和强化这些人性的弱点，让个体更易惧怕孤独，更易惧怕不被他人认可。习惯了全天在线的生活方式，要摆脱科技的操纵，在独处中保持精神强大的自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如技术哲学家凯文·凯利所说，技术系统有自身的生命力，其发展轨迹不以人类意志转移，不能用简单的“好坏”来判断，更不会创造理想的乌托邦。人类需要思考的是，怎样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大潮中，怎样最大程度的利用科技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被科技吞噬。   参考文献 破破的桥：硅谷科技趋势背后的理念变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fc0caa01018c6x.html 凯文凯利：《技术想要什么》 Sherry Turkle,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黄海，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这个信息传播越来越顺畅的时代，不可能为了维持天使的形象而禁止医疗行业的人在网络上随意地谈论自己的生活，更不可能制止对医疗服务不满的患者们表达他们对行业的不满。所有人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脱敏过程。” 最近，微博上出现了一个新账号，叫做@我的病人家属是极品。这个账号的渊源是：之前有一个很红的账号叫做@我的前任是极品，极大地满足了大家的吐槽欲，于是极品家属账号也因为医务人员强烈的吐槽欲应运而生。 极品家属发布的微博大致可分为几类：医务人员眼中的极品，例如因为护士打针没有一阵见血而恶语相向、威胁投诉，勉强医生开超出处方系统限制量的药；所有人眼中的极品，比如在病房大庭广众之下啪啪啪，导致血管瘤破裂反而怪医生没有及时拉开他俩；正能量，例如悉心关注的农村患者专门回来找到医生送点土特产…… 这个微博一出，很快得到了很多医疗行业人的追捧，同时也可以预见地遭遇了一些微博用户的愤慨：指责病人和家属“极品”实在是太缺乏医德了！而“极品家属”账号的主人显然也是性情刚烈，公开表示对“医德”一词过敏，凡是评论医务人员缺乏医德的一概拉黑。 公平来说，在背后吐槽其他人的丑事确实不算光明正大的行为，无论对象是自己的前男/女友，还是病人。无非因为人性中存有那么些可怜的小趣味，通过贬低其他人得到自我满足，通过分享一些不能大范围传播的“秘密”而拉紧八卦者之间的联系。但人们对吐槽前任喜闻乐见，而吐槽病人家属则心怀愤懑，无疑是因为紧张的医患关系的大背景。 医生护士看病跟电信客服办理业务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直接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并且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是潜在的客户。出现不合作的、不讲道理的、沟通困难的患者是必然的事。无论是今天，还是30年前，一定都有医生抱怨过“难弄的患者”。差别在于，过去他们只跟同事朋友抱怨，抱怨完了就完了，而今天的医生会到微博上抱怨，抱怨完了会被陌生人看到，于是互相引起嫌隙。因为SNS网络的出现，过去医患之间存在的窗户纸被捅破了。 老话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无论是让患者不满意的医护，还是让医护感觉“极品”的患者，在数十上百次医疗活动中，只要出现一次就足够给人深刻的印象，继而传播给其他患者和医疗人员，让人对“医患关系”这件事形成负面印象。而SNS网络的出现，无疑加快甚至加剧了这一过程。 几个月前，我也曾经在微博上吐槽过一次。做实习医生几个月，因为是个小个子的女性，频频被病人认作护士，要求做一些护士的工作。这只是小误会，每次也只是告诉患者这事应该找护士，护士在护士站，她们戴帽子，我是医生。不过次数多了也会有不爽的感觉，于是在微博上咆哮了一通。不多时有个陌生人就到我微博底下来回复，言辞激烈，指责我没有医德，还将微博转发给了我们医院的一位科主任，说要领导来收拾我。看到如此回复，我感到又可气又可笑，虽然那位科主任并非我科的，主任也未必知道我是谁，就算知道我是谁应该也不会为了这件事来收拾我，但为了少费口舌我还是把这条微博删了了事。 不知道是否应该归因于我朝的“天使教育”，长期以来，人们印象中的医生护士个个都是如同天使般纯洁无瑕。一旦有一个窗口发现了医疗行业人私底下的工作生活，和天使实在相去甚远，难免产生愤怒的情绪。然而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希望重病人不要在自己值班的时候死亡，希望收治病情平稳不会出状况的病人，夜班被叫起来心情会很差，医院其实很重视经济效益。 可是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这个信息传播越来越顺畅的时代，不可能为了维持天使的形象而禁止医疗行业的人在网络上随意地谈论自己的生活，更不可能制止对医疗服务不满的患者们表达他们对行业的不满。所有人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脱敏过程。医护的底线是，遵守法律，依据医疗行业规范（指南）行医，而患者的底线是不得对医院工作人员实施暴力行为，不得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的开展。 对于个体而言，多高的道德修为标准都不算过，但对于群体而言，严守底线前提下的相互容忍或许是缓和矛盾的良方。   （朱蓓英，医学生。）

“最困难的一种爱，就是对我们自己孩子的爱，因为整个目的就是爱他们，以便他们可以离开我们，接管他们自己的生活，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想法和行动。” 某编剧朋友某天在微博上吐苦水，说家人希望她早些结婚，找份安定的工作，赚多点钱。底下评论的朋友也大多在说类似的故事：青春期时候和父母关系不好，很难沟通；即使长大后，交流也还是有隔阂，父母不是权威式大家长般的存在，就是永远说不了几句话的尴尬亲人，工作结婚这类人生选择都不自由。 世俗观念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总是充满了“不求回报”的爱。然而，我们看到的有些家庭关系，或者说亲子关系，还是别别扭扭。以爱之名，捆绑住手脚，动弹不得。家庭教育在亲子关系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施加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有怎样的家庭生活。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埃尔凯特在研究报告中认为“当好父母，最基本的是要给孩子两样东西：根和翅膀。真正意义上的根，是给孩子无条件的接纳和爱，用心守护孩子能够得到当下的快乐和幸福；真正的翅膀，是尊重孩子的天赋秉性，给孩子最大的自由，引导孩子做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和选择，并承担责任。” 然而，在为数不少的父母眼里，根，就是富足的物质生活，翅膀，是相较于其他人最多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胜人一筹。我们很多时候，把生活只当作是竞争，甚至把竞争当成是生活的全部。生活免不了竞争，但竞争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就像你一生都要走路，但跑步甚至通过跑步争个输赢，与走路相比并不是常态。但很多父母把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当作自己教育子女的不二法门，认为只能如此才算“成功”。为什么不做个踏实的普通人，非得要去做“人上人”呢？在人上面，骑在人的头上，不平等待人，成王败寇的变态成功学在吾国有深厚的土壤。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曾想起过作家王小波的话：一个人拥有此生是不够的，还要拥有诗意的世界。 只有父母给孩子快乐，无条件地接纳孩子才是最牢固的根。有人一看无条件接纳孩子，就皱眉头。无条件不是放弃了父母的教育之责了吗？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已成为我们不少人的内在痼疾。养儿防老、光宗耀祖的育子观念，至今仍在中国相当盛行，这固然有制度和政府不作为的原因。但我们父母把育子当作投入与产出的生意经来念的想法，依旧很强旺。由于有这样的观念，我们的爱中就有很多逼迫、强加，到处充溢着不尊重、不平等，并以自己的经验来代替子女自身的选择。 换言之，不管子女出色与否，不管他是否“输”在起跑在线，父母都应该爱他们，接纳他们。不能以势利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儿女。改善这样的家庭关系，家庭之爱才会变得文明而正常。有文明而正常的家庭关系，父母对子女的爱，才不会掺杂那种不必要不得体的、强加与逼迫的私念。更进一步地说，有了良好的家庭之爱，孩子才真正有根的感觉。哪怕孩子历经千辛万苦，还是依然能体会和感受父母曾给他的大爱。那种内心无比柔软的爱，会内化为他骨血的一部分，生生不息，就像树之根深叶茂一样。 至于给孩子翅膀，尊重他的选择。说来容易，做起来却远非易事。很少有谁公然反对自由，但对自由的曲解在我们这里却有极其广袤的土壤。以为给孩子自由，就是叫他百事可为，没有比这对自由更粗鄙更污名化的说法了。具体到对待孩子的自由，那就是尽量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他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没有谁能代替他自己面对复杂而多变的生活。他也用不着去复制谁的人生，哪怕是爱因斯担、华盛顿、马尔克斯的人生，也没有必要去当跟屁虫。不懂自由的父母，也无法懂得真正的爱。爱与自由，根与翅膀，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父母的身教胜过言传，知行合一，会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显示出它无穷的浸润力量。经常有人抱怨我是爱孩子的，可是他为什么不领情呢？除了爱的不得体强加和愿望转嫁外，记住心理学家弗罗姆怎么说，或许不无裨益：“最困难的一种爱，就是对我们自己孩子的爱，因为整个目的就是爱他们，以便他们可以离开我们，接管他们自己的生活，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想法和行动。”   （冉云飞，作家。）

“精英圈的人一般只会跟‘圈中人’来往，缺乏成就因此就意味着，要被从小相处的人排挤。以医生或律师作为志业，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即使不是天才，只要努力，就可以当上他们认同的精英，不需要被排挤和冷落。” 最后一次跟少女M通话，是在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还没有戒掉深夜在街上散步的习惯，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路，让我自以为是世界的主人。在闷热的夏风中，我倾听少女M的自白，那个曾经把我当作哥哥般信任的女孩，此刻却让我觉得遥远且陌生。“我的压力很大，大得快要崩溃。”她的语气严如受害者，然而在大部分人眼里，她属于得天独厚的一小撮人。 少女M来自典型的港式精英家庭：家住九龙塘，父母都是中上产阶级，和姐姐一起在香港最贵族的女子中学拔萃女书院上学，男朋友则是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父母的用心经营亦让她拥有成为精英的素质：优秀的学业成绩、英语能力和课外活动经历是进入精英圈必备的入场券，而社交技巧的早熟亦预示，她能在精英圈里如鱼得水。 和她背景相似的人，构成了我中学时社交圈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读的中学拔萃男书院，是拔萃女书院的兄妹校。学校里虽然也有我这一类的穷学生，但来自精英家庭的学生仍属主流。印象中，我没有很妒忌他们，因为差距太大了，反而没有真实感，而且他们基本上都对我很好。只是，我很早就觉悟到自己难以成为他们，因此我一直没有强迫自己成为他们。 在精英圈里，好胜的人是可悲的。就算如何努力，始终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隔在天才与凡人之间。甚至要当一个不甚瞩目的人才也不容易，因为有太多的人拥有相近的条件了。在我的中学，当你告诉人家“我钢琴弹得不错”，你起码要有演奏级的级数，才不至于让人笑话，那只是进乐团的基本条件。至于“我很会弹琴”——那是黄家正那个级数的人才有资格说到话。（就是因纪录片《KJ音乐人生》而闻名的天才音乐家。我跟他曾是一年的同班同学。然而除了记得他喜欢阿仙奴，我对他没有多少记忆。） 因此对少女M这种人来说，过早了解现实，让他们确实地看到生命残酷的一面。至于看不看得到美好那一面，就要看缘分了。 父母的期望、同侪间的比较，这些有形无形的压力，让他们必须达到受精英圈认可的成就。精英圈的人一般只会跟“圈中人”来往，缺乏成就因此就意味着，要被从小相处的人排挤。以医生或律师作为志业，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即使不是天才，只要努力，就可以当上他们认同的精英，不需要被排挤和冷落。 在少女M的自白中，我感受到一股无力感。选择留下，就要继续面对压力；选择逃亡，就是否定自己的过去。 对于少女M的境遇，我无能为力。我想过要改变他们，在更年轻的时候。但生活的经历让我体会到，我没资格认定自己的信念才是正确的。只有上帝或上天才有资格审判一个人的生命。身为人的我，只能照我的想像去演绎我的生命，让那些认同我、受我打动的人跟随我的方式面对生命。然而我亦无法保证，自己的生命一定过的比他们好。 也许有一天，当我的精英朋友老去后，他们会突然醒悟到自己一生都在满足别人的期望，并为自己白纸一般的人生而唏嘘不已。而到我老去后，会后悔当初没有努力成为精英，并因为中年以后才发作的成就缺乏抑郁症而感受到同等程度的唏嘘。 然而那次和少女M的通话，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我感觉这不是她想要过的生活，然而她好像没有其他选择。 标题里的逃亡，从来没有在现实里发生过，甚至不曾发生在少女的想像世界里。它是我的夙愿，亦是我写作的动机。文字作为想像力释放的契机，或许，是促成少女逃亡的最后一块拼图。   （谢彤，香港独立媒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