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

你可曾品尝到GDP的愉悦滋味?

绿豆、大蒜和鸡蛋都翻了一倍不止,CPI还羞答答停留在3%上下,很好地满足了领导“CPI控制在3%以下的目标”;2009年京沪深房价翻了一倍不止,国家统计局却说房价同比只上涨1.5%;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一发布,大家都感觉收入“ 被增长 ”;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城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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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身上的“伪幸福”?

从之前的“被增长”到现今的“伪幸福”,说明在当今中国,政府喜欢玩忽悠,不切实际,没有深入民众的生活,喜欢躲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拍拍桌子,玩玩数字,来麻痹民众,但这些人都是历史的罪人。平日里,我们常听到一些地方官员说要解决当地民生,当然了,台上说说是很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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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告别GDP崇拜与国土整治

舟曲之覆只是拉开了一连串灾难的序幕。 今年8月以来,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条好消息伴随着各种生态灾难接踵而至。表面上看,这两条消息似乎并无关联,但如果了解中国模式的特点,就很清楚在中国这两者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持续30余年的经济发展,恰好是以过度透支生态环境为前提。各种不期而至的生态灾难正向中国人发出警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失去了环境依托。 GDP作为经济核算指标的几大缺陷 中国将 GDP作为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其功能主要是衡量经济规模的大小。 中国的GDP崇拜带来诸多问题,近年来受到多方质疑,质疑的焦点是数字注水问题。但其用来衡量社会发展的几大缺陷却少有人提及。 六年以前我在《雾锁中国》一书中专列“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神话”一章谈统计数字的宣传功效,曾列举过GDP作为经济核算体系的几大缺陷: GDP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建设中,几十年以来一直无法纠正的毛病就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其原因就是这种巨额浪费永远不会体现在各级政府用于考核官员的GDP指标当中。 GDP不能衡量社会总体福利的增长,因此中国成了一个社会福利只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而大多数民众却与之无缘的制度。 GDP不能衡量社会分配是否公平。在GDP总量上升的同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切走了GDP这块蛋糕的四分之一,而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20年来始终徘徊于12-16%之间。官员腐败获取的巨额“灰色收入”,导致贫富差距过大。高低阶层收入差距达55倍,基尼系数已达0.5,整个社会进入动荡前期。 GDP更不能衡量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成本。早在五年前,世界银行作出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国科学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 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分配的不公平甚至大政府小社会与恶劣的人权状态等,中国人都可以寄望于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改变,但被“GDP骑士”们掠夺得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却无法还原,中国成为一个灾难频发之国这一现实已经难以逆转。 政府的“GDP崇拜”与生态资源的竭泽而渔 中国近30年的GDP增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中国1/5耕地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 城市河段70%受到严重污染,国人的饮水安全早已成为严重的问题; 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 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近30年的GDP增长完全是建立在生态环境严重毁坏之上:最严重的是,人口与资源关系一直高度紧张的中国,如今还面临如何消化巨大的生态难民的难题。 早在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透露: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东部、东北部各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 鉴于近三年生态难民的快速增长,人数恐已超2亿。 舟曲之覆缘于大自然对人类过度开发的报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透露的数据显示:今年1-7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26,009起,是去年同期的近10倍。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其中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舟曲之覆只是拉开了一连串灾难的序幕。 中国生态系统濒于崩溃缘于扭曲的发展观。以资源大省山西省为例,2006年山西省环保局曾做过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民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91.95%的市长 (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 在这种“发展先于环保”理念指导下的山西省,因采煤造成的地下采空区面积就达万余平方公里,其中近5000平方公里地面沉陷。 改变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4个基本要素包括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约束,作为生存底线的就业与政治整合力量。其中生态环境是一个社会的生存基座。这个基座坚实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也因此,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是这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最终保障。因此,中国需要告别GDP崇拜,另选一套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 联合国环境署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各项在内。 在会计行业,国际社会也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绿色会计)”的新会计理念,其计算方法是要在现有统计基础上扣除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扣除所计量资源的耗费,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效应。 在中国告别GDP崇拜非常不容易。在中国,这一由苏联统计体系与西方SNA体系杂交而成的GDP核算体系不仅是经济,更是政治。它牵涉到无数官员的乌纱帽与仕途升迁。 2003年至2005年间,时任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的潘岳曾提出“绿色GDP”核算体系,结果遭到各级官员不约而同的抵制,最后被掐死在襁褓中。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生态濒临崩溃的前夕,竭泽而渔换来的那点可怜经济成就根本无法应付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 我希望大自然的报复能够警示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生态资源的疯狂掠夺,将整治国土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否则,中国危矣,中华民族危矣。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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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内广东人均GDP将破9千美元

广东目前正紧锣密鼓制订“二五”规划,根据初步构想,“ 二五”期间广东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8%,达到6兆5000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突破9000美元。此外,广东经济总量10年内将胜过韩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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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环境灾难

一系列的污染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企业们对这些污染事件负有主要责任。两位学者将告诉我们怎样才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易明(Elizabeth Economy) 本文作者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分会的高级研究员和主任。外交关系委员会是美国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组织,智库和出版机构。 拯救环境需要真正的努力 最近中国遭遇了一系列环境灾难。因为位于福建上杭的紫金山铜矿的污水池发生渗漏,毒水流入汀江,紫金矿业正饱受批评。在辽宁大连的近海地区,因为一条油管的爆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是它的上市子公司)正艰难地清理油污。这两起事件中,水生物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受到的经济损失有待确定。目前,中石油油管爆炸的原因和它是否负有责任尚不清楚,但是在紫金矿业的事故中,这些已是明白无误的。 政府官员已经发现紫金矿业非法向汀江排放废水,并拘留了几位公司成员。早些时间的报导显示的紫金矿业可能要支付至少500万元(73万8千美元)的罚金和赔款。 紫金矿业这件事的真正悲剧是:它不是个案。在中国,工厂非法排放废水很常见。企业走捷径而牺牲了环境,当地社区的健康、农民和渔民的生活都受到持续的威胁。 据环保部周生贤(音)说,在中国,25%的饮用水源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去年,依托水利部的中国地质调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90%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中国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水污染,因为2/3的城市面临着缺水问题,在沿海地区,地下水水位逐年下降,造成地陷,马路开裂和村庄被迫迁移。 中国环保方面的官员非常清楚这一挑战。环保部的副部长吴晓青(音)在去年底说:“水污染问题已经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一个威胁到国民健康的最关键的环境问题”。收到这一警告的官员们正在努力寻找控制问题的办法。 在2008年,政府修改了《水污染防治法》,提高了对疏于治理的公司和个人的处罚水平,同时也给省级官员规定了要达到的反污染的目标,比如减少化学需氧量。一些中国的城市也提高水价,以鼓励节约和循环用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初步措施,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 有效的环境保护要靠当地环保部门的官员、非政府组织、媒体、大众、最好还要有企业的共同参与,这些企业有避免环境被破坏的动力。这些要素中国已经都有了,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获得了做正确的事的完全授权。只要有一些小的革新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各地环保局经常人手不够,而且工作人员的薪水也不高。据周生贤说,全国660多座城市,只有25%能够做到每个月检测一次水质,查看其中的污染物。 加强其工作能力的一个办法是:把各地环保局划归环保部(MEP)管理,而不归地方政府管理。此举将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培训和标准建设,或许也可以减少腐败的发生。腐败问题造成差不多一半的环保资金被用于它途。当然,这也意味着政府环保预算要持续增加。目前,国家环保预算仅占GDP的1.3%,对于肩上的重任,这点钱可谓杯水车薪。 其次,环保行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监督者 ——独立的角色,促使政府和企业诚信运作的独立机构。许多国家依靠非政府组织、媒体和个体公民来行使这一功能。中国也有蓬勃发展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和对环保问题感兴趣的媒体。但是在筹措资金,扩大活动和自由运行等方面,政府法规却经常给他们制造各种困难。这些监督者需要独立行动,同时也需要法律的保护才能让他们尽职尽责。 最后,在中国的环保工作中,环保活动缺少法律体系的支持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更多的环保律师和训练有素的法官,非政府组织代表一群受害者进行集体诉讼的可能和一个更加独立的司法系统——比如,把司法系统从政府中剥离——将会帮助中国建设一个更加坚固的环保体系。 拯救环境没有“一招灵”式的捷径。环境灾难每时每刻都在世界各地发生。只要看一眼距离美国海岸不远的墨西哥湾发生的BP公司漏油事件,你就能目睹近数十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环境灾难。 然而在中国,紫金矿业不是什么特例,而是一种常态。中国老百姓应该从这些造成灾难的企业中得到更多理应得到的赔偿。 苏扬(音) 本文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约束企业应引入公众力量 最近几个月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灾难,从福建的紫金矿业水污染事件,到河北冀东水泥污染事件,到辽宁大连的漏油事故,再到江苏南京的丙烯管爆炸事件。还有,最近在吉林省,十年来最大的洪水把1,000多桶有毒的化工品冲进了松花江,迫使当地政府暂停供应饮用水。这些冲进江中的化工产品结果给好几个城市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据媒体报导,所有的这些环境灾难,要么是故意造成的,要么是大企业的疏忽造成的。几乎所有对最近发生的环境灾难负责的企业,要么知情,要么不知情,都要对使用了有毒化学品造成最近的灾难负责,它们都是由当地政府“罩着”,与环保部门对抗。 2009年的《中国环境状况》这一报告说当年共有171件“突发环境事故”,包括因为生产安全、交通事故和企业排污造成的污染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通常会造成大范围的环境污染,比如这次大连的漏油事件,以及2005年吉林化工产爆炸事故,这些事故造成了大连湾和松花江的严重污染。 我们尤其应该对两种潜在危险提高警惕。第一个就是处在居民区或者邻近水源的大工厂。因为化工或者高污染企业靠近居民区或者水源的话,一旦发生未曾预料到的环境事故,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应对。这意味着,就像南京的爆炸事件或者吉林的化工品泄露那样,即使是相对较小的污染或者有毒化学物质的泄露都会给社会造成不成比例的沉重一击。 第二个潜在的危险是缺乏适当监管的企业的持续污染,河北冀东水泥和福建紫金矿业都是这样的例子。对污染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管,他们得以照做不误,给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包括污染水源。比如,紫金矿业已经连续10年向汀江里排污,当地政府对它的行为视而不见。 要防止企业对环境造成更进一步的破坏,政府应当重新调整工业结构,并对工业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 一些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吸引投资,很少注意重化工业的潜在危险。这就导致了一些化工企业设立在居民区附近或环境敏感地带。 国务院发表的重新构建和振兴石化工业的计划强调了“优化工业布局”。但是大型企业都是各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企业对环保问题根本不管不顾。 紫金矿业长期以来向汀江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每次有人来检测汀江的水污染情况,紫金矿业就和当地政府联合起来掩盖事实,或者宣称只是小问题。 这种行为不仅限于紫金矿业一家。这类企业总能找到借口来掩盖他们的缺点,比如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 一些地方政府宁可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要当地环保部门和环保机构“动真格的”,去对抗更高的当权者简直是痴人说梦。 要确保有良好的环境,光有环保机构的垂直监督是不够的。没有公众的参与,环保不可能有成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中型组织的发展远远不够,而且各地政府和官员的政绩依然通过经济增长量来考核。充满争议的厦门PX项目最终下马显示出,公众对此类事件必要的(也是强有力的)的参与是何等重要。因为当地民众毫不畏缩地反对化工厂的建设才最终导致化工厂另换新址。 一些企业和当地政府合谋造成的污染最近引起了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注意,最终制止了他们的非法行为。 一份跟踪中国重金属污染和信息技术产业之间联系的报告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对这类污染的监管很松懈,一些国际品牌的中国供应商仍在向珠江倾倒未经处理的有毒废水。这份报告对公众监视企业的排放废水的行为很有帮助。 提高公众的参与,理性的工业布局和合理的计划可以帮助拆除居民区里的“定时炸弹”,也能加强环境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强调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中国日报》08/09/2010第九版) 相关阅读: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中国的环境污染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看中国”、“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中国日报”、“译者fuge”索引。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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