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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环境灾难

一系列的污染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企业们对这些污染事件负有主要责任。两位学者将告诉我们怎样才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易明(Elizabeth Economy) 本文作者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分会的高级研究员和主任。外交关系委员会是美国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组织,智库和出版机构。 拯救环境需要真正的努力 最近中国遭遇了一系列环境灾难。因为位于福建上杭的紫金山铜矿的污水池发生渗漏,毒水流入汀江,紫金矿业正饱受批评。在辽宁大连的近海地区,因为一条油管的爆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是它的上市子公司)正艰难地清理油污。这两起事件中,水生物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受到的经济损失有待确定。目前,中石油油管爆炸的原因和它是否负有责任尚不清楚,但是在紫金矿业的事故中,这些已是明白无误的。 政府官员已经发现紫金矿业非法向汀江排放废水,并拘留了几位公司成员。早些时间的报导显示的紫金矿业可能要支付至少500万元(73万8千美元)的罚金和赔款。 紫金矿业这件事的真正悲剧是:它不是个案。在中国,工厂非法排放废水很常见。企业走捷径而牺牲了环境,当地社区的健康、农民和渔民的生活都受到持续的威胁。 据环保部周生贤(音)说,在中国,25%的饮用水源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去年,依托水利部的中国地质调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90%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中国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水污染,因为2/3的城市面临着缺水问题,在沿海地区,地下水水位逐年下降,造成地陷,马路开裂和村庄被迫迁移。 中国环保方面的官员非常清楚这一挑战。环保部的副部长吴晓青(音)在去年底说:“水污染问题已经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一个威胁到国民健康的最关键的环境问题”。收到这一警告的官员们正在努力寻找控制问题的办法。 在2008年,政府修改了《水污染防治法》,提高了对疏于治理的公司和个人的处罚水平,同时也给省级官员规定了要达到的反污染的目标,比如减少化学需氧量。一些中国的城市也提高水价,以鼓励节约和循环用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初步措施,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 有效的环境保护要靠当地环保部门的官员、非政府组织、媒体、大众、最好还要有企业的共同参与,这些企业有避免环境被破坏的动力。这些要素中国已经都有了,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获得了做正确的事的完全授权。只要有一些小的革新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各地环保局经常人手不够,而且工作人员的薪水也不高。据周生贤说,全国660多座城市,只有25%能够做到每个月检测一次水质,查看其中的污染物。 加强其工作能力的一个办法是:把各地环保局划归环保部(MEP)管理,而不归地方政府管理。此举将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培训和标准建设,或许也可以减少腐败的发生。腐败问题造成差不多一半的环保资金被用于它途。当然,这也意味着政府环保预算要持续增加。目前,国家环保预算仅占GDP的1.3%,对于肩上的重任,这点钱可谓杯水车薪。 其次,环保行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监督者 ——独立的角色,促使政府和企业诚信运作的独立机构。许多国家依靠非政府组织、媒体和个体公民来行使这一功能。中国也有蓬勃发展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和对环保问题感兴趣的媒体。但是在筹措资金,扩大活动和自由运行等方面,政府法规却经常给他们制造各种困难。这些监督者需要独立行动,同时也需要法律的保护才能让他们尽职尽责。 最后,在中国的环保工作中,环保活动缺少法律体系的支持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更多的环保律师和训练有素的法官,非政府组织代表一群受害者进行集体诉讼的可能和一个更加独立的司法系统——比如,把司法系统从政府中剥离——将会帮助中国建设一个更加坚固的环保体系。 拯救环境没有“一招灵”式的捷径。环境灾难每时每刻都在世界各地发生。只要看一眼距离美国海岸不远的墨西哥湾发生的BP公司漏油事件,你就能目睹近数十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环境灾难。 然而在中国,紫金矿业不是什么特例,而是一种常态。中国老百姓应该从这些造成灾难的企业中得到更多理应得到的赔偿。 苏扬(音) 本文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约束企业应引入公众力量 最近几个月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灾难,从福建的紫金矿业水污染事件,到河北冀东水泥污染事件,到辽宁大连的漏油事故,再到江苏南京的丙烯管爆炸事件。还有,最近在吉林省,十年来最大的洪水把1,000多桶有毒的化工品冲进了松花江,迫使当地政府暂停供应饮用水。这些冲进江中的化工产品结果给好几个城市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据媒体报导,所有的这些环境灾难,要么是故意造成的,要么是大企业的疏忽造成的。几乎所有对最近发生的环境灾难负责的企业,要么知情,要么不知情,都要对使用了有毒化学品造成最近的灾难负责,它们都是由当地政府“罩着”,与环保部门对抗。 2009年的《中国环境状况》这一报告说当年共有171件“突发环境事故”,包括因为生产安全、交通事故和企业排污造成的污染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通常会造成大范围的环境污染,比如这次大连的漏油事件,以及2005年吉林化工产爆炸事故,这些事故造成了大连湾和松花江的严重污染。 我们尤其应该对两种潜在危险提高警惕。第一个就是处在居民区或者邻近水源的大工厂。因为化工或者高污染企业靠近居民区或者水源的话,一旦发生未曾预料到的环境事故,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应对。这意味着,就像南京的爆炸事件或者吉林的化工品泄露那样,即使是相对较小的污染或者有毒化学物质的泄露都会给社会造成不成比例的沉重一击。 第二个潜在的危险是缺乏适当监管的企业的持续污染,河北冀东水泥和福建紫金矿业都是这样的例子。对污染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管,他们得以照做不误,给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包括污染水源。比如,紫金矿业已经连续10年向汀江里排污,当地政府对它的行为视而不见。 要防止企业对环境造成更进一步的破坏,政府应当重新调整工业结构,并对工业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 一些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吸引投资,很少注意重化工业的潜在危险。这就导致了一些化工企业设立在居民区附近或环境敏感地带。 国务院发表的重新构建和振兴石化工业的计划强调了“优化工业布局”。但是大型企业都是各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企业对环保问题根本不管不顾。 紫金矿业长期以来向汀江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每次有人来检测汀江的水污染情况,紫金矿业就和当地政府联合起来掩盖事实,或者宣称只是小问题。 这种行为不仅限于紫金矿业一家。这类企业总能找到借口来掩盖他们的缺点,比如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 一些地方政府宁可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要当地环保部门和环保机构“动真格的”,去对抗更高的当权者简直是痴人说梦。 要确保有良好的环境,光有环保机构的垂直监督是不够的。没有公众的参与,环保不可能有成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中型组织的发展远远不够,而且各地政府和官员的政绩依然通过经济增长量来考核。充满争议的厦门PX项目最终下马显示出,公众对此类事件必要的(也是强有力的)的参与是何等重要。因为当地民众毫不畏缩地反对化工厂的建设才最终导致化工厂另换新址。 一些企业和当地政府合谋造成的污染最近引起了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注意,最终制止了他们的非法行为。 一份跟踪中国重金属污染和信息技术产业之间联系的报告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对这类污染的监管很松懈,一些国际品牌的中国供应商仍在向珠江倾倒未经处理的有毒废水。这份报告对公众监视企业的排放废水的行为很有帮助。 提高公众的参与,理性的工业布局和合理的计划可以帮助拆除居民区里的“定时炸弹”,也能加强环境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强调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中国日报》08/09/2010第九版) 相关阅读: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中国的环境污染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看中国”、“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中国日报”、“译者fuge”索引。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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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中央财政总收入 中国官员去年灰色收入达万亿

中国政府收入膨胀不仅表现为税收和种种预算外收入的激增,更为隐匿的部分还体现在政府官员灰色收入中。虽然官员表面收入不高,但据调查,去年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1万亿新元),大大超过去年中央财政总收入3.59万亿元。同时,官员灰色收入的增幅,也比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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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世博会都给你们办好了

来自: 歪搞部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28日,  已有 5 人推荐 电视上报道说:7月25日,G市江南西集会,抗议强推普通话…… 在一个酒店的房间里,A官员把遥控器狠狠摔在地板上:“P民!他们就是帮P民!你看看全国都说普通话,就他们这帮2b不肯说,叫我这些官员怎样交差?” 房门打开,B官员进来说:“小A啊,你生气干嘛呢?这事要引导,要引导的嘛。。你看搞强拆,也不是要引导的嘛。咱们出来引导一下,媒体就给好报道了。” A官员似乎没听进去:“对啊,要阴道,要阴道啊。” B官员说:“你看你都想的什么东西,我们的宗旨是‘喂,人民,服务’,阴道哪需要你自己去要?待会它自己会送上来的。” …… 省府内官员在开会,G市市长讲话说:“这次的亚运会,估计将为我们带来90亿GDP……” “咳,咳,但是呢,上海世博会会给他们带来起码600亿GDP。” A官员小声地说:“哇靠,那够升官的了。” 省长喝了一口水,接着说:“所以,我们准备申办2020的世博会。” 在场一片哗然,省委领导出来解释说:“这世博会呢,它是个好东西,举办时间比你什么鸟运动会长多了,你看看上海世博会人这么多,那带来的gdp可不是盖的。申办奥运会我们没这个实力,可是世博会我们还是应该拼一下的。” 有个委员发言道:“世博会在中国举办过了,会不会不成功的啊。” 省委领导曰:“亚运会也举办过了,我们不照样申办成功?” 2012年国际展览局代表大会上,由于没有其他地区和广东竞争世博会举办权,于是广东便赢得了2020世博会举办权。 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主办城市迅速开始部署筹办工作。 G市市长在电视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说话:“我们要在8年内,把广州建设成上海那样的国际化大都市!” 他们马上开始计划,首先,老城区的旧破房子肯定要拆掉的,全部建成高楼大厦,这是老城区复兴计划。 把ns地区的村地田地全都强征了,用来建设世博场馆。 还有,吸取上海的经验,把本地的不和谐人士全都弄出国。幸好广东没有韩寒那种杂种,要是有啊,那和谐起来多麻烦。 周边的城市纷纷发展旅游业,并且都和世博会联系起来。 2012年末,g市一片居民区发生地陷。 A官员坐在会议厅里准备开会,他惶恐地说:“那个2012,不会是真的吧。” B官员笑呵呵地说:“嘘,这是最新的拆迁方法,现在p民最怕2012,他妈的哪里有什么2012,全都是我们搞的嘛。这样拆迁够省事,而且p民还不会怀疑的呢。” A官员拍手称好。 g市的空地多起来了,大量的外地人涌入过来投资。 市长拍着B官员的肩膀说:“小b啊,现在是推广普通话的好时机了。” 旁边的A官员说:“为什么非要禁止粤语?” 市长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本地人都怎么叫总书记同志?x总书记,x总书记的,在粤语里这个和‘杂种书记’同音啊!这让我们总书记情何以堪!” A官员道:“高明,高明!” 3年前的一幕再度上演,这次又有一堆本地人去那个老地方游行——江南西。不同的是,江南西早已变成一个CBD区,周围不再是低矮的民房,而是高楼大厦。 来游行的本地P民见到了防暴警察,3年前他们毫不畏惧,然而这次防暴警察居然冲着他们来,后面还跟着一大堆外地人模样的人。 于是游行队伍被冲散了,B官员从附近一座高楼的咖啡厅里,微笑道:“以这里P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性格,这次肯定能成功了。” 在游行被结束后,政府颁布了禁令:“粤语就是挑起本地外地人矛盾的根源,所以我们禁止人民在公共场合说粤语,被听到的话,罚款50元。” A官员再次拍案称好:“好哇,挑起本地外地人的矛盾,他们的矛头就不会指向我们了。” 。。。7年后 广东世博会顺利举办,国际博览会主席握着x总书记的手说:“你们中国举办世博会那是搞得好好的,不如,以后世博会都在你们这儿办好了。” x总书记微笑说:“不敢,不敢,但既然主席这么给面,那我也只好厚着脸皮收下了。” 全国各市领导都松了一口气,之后,全国群雄并起,30多个城市,竞相申办2030年世博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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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空房

   恐怖的空房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1期 出版日期2010年08月02日   首先要获取可靠的闲置房数据。不然,就只能“摸黑儿”制定国家政策   谢国忠   中国到底有多少闲置房?如今这可是个热门话题。有媒体报道说,中国电力部门报告,过去六个月,6450万城市住户的电表读数为零。据此推测,中国现有闲置房可供2亿人居住。另有媒体说,电力部门否认了这一数据。无论如何,首先要获取可靠的数据。不然,就只能“摸黑儿”制定国家政策。    两种泡沫   房产市场可以经历房价和数量两种泡沫。近代大多数房产泡沫都是房价泡沫。上世纪80年代,东京房价猛增,供应却没有相应上涨。上世纪90年代,香港房产市场也遭遇类似情况。房产市场易产生价格泡沫,因为一些独特因素限制了供给的反应速度。   首先,房产建设与政府管制息息相关,与其所在社区关系尤其密切。成熟社区中,通常规定新建楼房不得超过一定高度和密度。因此,这类社区实际上不可能迅速提高供给。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耗时较长。缺乏土地通常与基础设施稀缺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很费时间。房价高时,假使资金充足,人们也对基建持谨慎态度,不敢一哄而上,担心费时费力的基建结束后,房价已然回落。因此,即使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房产供应也可能无法对涨价作出反应。   房屋数量泡沫比价格泡沫少见,而且持续时间不长。出现房量泡沫时,供给增加,房价遭遇下行压力。此时仅需增加货币供应,就可稳定房价。房量泡沫有时为建设泡沫,但往往伴随建设周期一起结束。因为一旦供给抬头,房价将急剧回落。   目前,中国正遭遇房价泡沫。通过研究分析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我们就可以判断,泡沫是否已经产生,程度如何。如果城市里每平方米房屋均价为居民平均月收入的5倍-10倍,房市规模相对家庭总量大得多,高房价就很可能是泡沫。成熟经济体的房价/收入比应在1倍左右。在发展迅速的经济体,比率可能为2倍。中国房产价值都集中在大城市,其房价水平无法通过理性因素来解释。   中国的房租也正在上涨,而如果真是遍地都是闲置房,两种现象无法互相解释。有人批评房产中介公司哄抬市场。除非市场待租赁房产都集中于一家之手,否则,难以积聚足够的市场力量形成垄断。中国房产中介产业非常分散,因此,这种解释很难成立。    中国特色的泡沫   中国的房产泡沫与其他泡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着前所未有的数量,中国不存在供给不足。城市住房大多可分为单位旧房和私人住房。后者在过去十年突飞猛进,达6000万套。其中,约2000万套由开发商在建。地方政府土地储备大约还能再建2000万-3000万套房屋。大量单位公房拆迁后再开发。在最近一轮再开发热潮之前,单位公房量可能超过100亿平方米。相对于新建住房量,拆迁房数量不可能太大,否则,这些公房对地方政府来说就失去了商业意义。现有住房总量可能在90亿平方米左右。   除了商品房建设,公司和政府也自行建房,分配给员工。农村也建设了大量住房。在毗邻大城市的地区,此类住房影响房产供给。如果郊区农田被重新规划为城市用地,官方分类将农房变为城市住房。   获得城市住房总量的可靠数字实在很难。人均住房面积数据还比较有用。在大部分城市开展的调查显示,平均住房面积为每人28平方米-30平方米。我们不知道这项调查覆盖了多少人口,但是,这些数据肯定不包括农民工。我们不知道这项调查是否将空置房计算在内。粗略估计,中国城市住房总量约为170亿平方米,误差区间为上下各10%。   尽管数据不精确,但仍可断定,中国不存在绝对住房短缺的情况。如采用日本的标准,中国城市住房足以安置所有的中国人,所有农村人口迁到城市都足够。   掌握投机型(而非其他目的)空房的数量,比掌握住房总体数据重要得多。虽然政府未能公布空房数据,但我认为商品房空房率为25%-30%,比正常市场情况下至少高出100%。这种差异可被视为投机库存,如同有人囤积黄铜,待价而沽。这种投机库存的价值可能占GDP的15%左右。   更可怕的是,2010年-2011年将可能形成大量投机库存。近期信贷收紧,挤压第二套及第三套房购房者,导致全国交易量崩盘。我从房产中介发现,大多数房产需求被纳入调控范围,即投机购房。可以假设,2010年-2011年,房产供给将接近GDP总量的15%。房产政策调控抑制市场过热,开发商势必囤积供给,作为库存。一旦再次放宽调控,投机行为将卷土重来,可能导致投机库存价值翻番。   放松现有调控措施的几率很大。部分城市的银行已经逐步放开信贷。地方政府靠房地产增加收入。如果交易量持续走低,他们将陷入财政危机。许多地方政府本已债台高筑。地方政府负债超过收入五倍很普遍。如果收入来源枯竭,地方政府会拖欠债务。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可能放松调控力度。调控放松可能秘而不宣。政府改变心意,虽然短期内可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但是,一旦房产泡沫破灭,问题将接踵而至。   除了商品房空置,其他类别的房产空置率也居高不下。优势群体或关系户(例如,郊区的农民和可以自行建房的公司的雇员)不受市场约束,将占上风。因此,这方市场的闲置率将比商品房市场更高。虽然这些房产不参与市场竞争,但它们却参与租房市场竞争。它们构成有效供给的一部分。计算房产市场过量时,也应考虑它们的闲置率。   即使中国的城市空房少于6450万套,也将达到国际标准的一半。这仍相当于城市住房总量的20%,高于台湾高峰期的闲置率。如果放松调控政策,空房量将超过城市住房总量的30%。   中国的房量泡沫的规模的确前所未有。中国住房供给过量并不稀奇。总的来说,过度供给很常见。它反映出资本价格过低。中国经济的结构决定了,供给将迅速增加。然而,闲置率居高不下,而房价还持续走高,真是咄咄怪事。在正常情况下,投机者会因为高闲置率止步不前。目前迹象很明显,房价将陷入困境。以下四个独特的因素或许可以解释中国的特殊情况。   一,实际利率持续为负,导致对货币需求下降,投机冲动上升。贪婪与对通胀的畏惧联袂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房产投机需求。   二,大量的灰色收入需要“安全”的庇护所。中国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GDP的10%左右。面对通胀压力增大,传统的避风港美元贬值的现状,中国红红火火的房产市场正成为灰色收入的理想去处。   三,中国大众从未经历过全局性房产泡沫。上世纪90年代的“房灾”仅触动了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外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当时都未能幸免。从地域角度看,当时泡沫仅波及海南、广东和上海等地。大多数中国人从未听说过中国曾遭受“房灾”。正因毫无畏惧之心,贪婪加倍横行。   四,投机者们相信,政府不会眼睁睁看着房价回落。他们的判断是对的。由于地方政府完全依赖房地产收入,因此,它们将不遗余力地给高房价加油打气。但是,他们的“政府万能论”用错了地方。市场终究比政府大。政府行为只能延缓而不会消除市场力量。尽管如此,正是由于看穿了地方政府的心态,投机者对市场下行并无顾忌。因此,随着无休止供应信贷,投机需求也水涨船高。    “急就章”式的政策要不得   中国的房产调控政策仍像是“急就章”。含有购房者歧视内容的政策执行起来很复杂,而且导致市场过于反复无常。如果迫于压力改变政策,这将进一步煽动投机者。过量情况将呈成倍增长。最终做调整,无疑痛苦得多。提高利率是逐步降温投机需求的最好政策,并可避免市场波动。   可持续的政策必须从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着手。方法是扩大其他收入来源,抑或限制支出。地方政府均采用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战略,必然四处寻找收入来源。这种搜罗通常导致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除非采取措施限制投资型增长的方针,否则,中国房产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开征房产税对增加收入作用显著。在大多数国家,房产税属于地税,为地方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中国应当采取相同模式。这样可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相对于提高收入,更需限制开支。因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能够代替房地产。   中国亟需连贯的房产战略,而非对投机行为不时发起不可持续的打击。大量房屋闲置应当鞭策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很明显,这是危机来临的讯号。时不我待。如果放宽目前的政策,而不建立连贯的政策框架,最终的“房灾”必将阻滞经济发展。美国经济的现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国极有可能重蹈其覆辙。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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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特别报导: 中国如何冲出数据迷雾?

* 中国统计的传统理念惯于对上(决策层)不对下(百姓) * 传统平均值的统计方法,难适应差异化越来越大的中国现实 * 亟需推出GDP,投资,消费等重要经济指标环比数 * 幸福指数等软性指标可逐步纳入官方统计视野 作者 沈燕 路透北京8月4日电—十年前,中国人骑着单车报数据,只追求”电视有影,广播有声,报纸有消息”;十年後,有望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数据发布,能瞬间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波澜. 一位从业20多年的中国统计工作者发出感叹,”变化来的太快,现在想不被关注都不行”. 不过,当所有的数据聚焦在公众眼球下,分析师们的反应是,看着缺乏环比数据的GDP等指标,得小心翼翼地解读,以免在数字迷雾中误判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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