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

冉云飞:公民社会与NGO发展周刊(119)

本期特别关注:1:食用“环境激素”野生鱼致性早熟;2:为何捐款被私分?3:消费者的社会责任;4:生态灾难和政治安全;5:NGO之十介绍北京地球村 我一直重申的是:欢迎各NGO组织和有心人提供诸种信得过的信息,每条信息的真伪,请实际参与者进一步自行核实。请注意,我不直接接受任何捐款和财物,我也不负责钱物的中转工作,我只负责给各位牵线搭桥。我的工作邮箱是 lijuhantian@sina.com 一:食用含“环境激素”的野生鱼致性早熟。 一般说来,野生鱼越来越稀少,也只有收入相对比较高的人才吃得起,所以有钱人也不能免除环境之害。你有钱免高昂的食品,但价贵并不表明其没有毒。有许多人信奉野生即绿色的人,看到这样的新闻不知着何感想,丧钟绝不仅为穷人而鸣。(1):绿色和平:“环境激素”惊现长江鱼体,有毒有害物质急需监管。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news/fish-testing-story 。(2):报告称多地长江野生鱼测出有害物质可致性早熟。 http://news.sina.com.cn/green/news/roll/2010-08-30/092521000176.shtml 。(3):报告称长江野生鱼含环境激素续:已提交环保部。 http://news.sina.com.cn/c/2010-08-31/045921006087.shtml 。(4):美国之音:绿色和平称长江鱼检出“环境激素”。 http://cn.epochtimes.com/gb/10/8/28/n3008523.htm 。 二:制度之害致私分捐款。 NGO受政府打压,政府权力又不受什么约束,才致使政府组织的捐款,最终被挪用被私分,这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政府与民争利,遍布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连慈善领域他们也搞垄断,使得慈善对社会的调查功能大受影响。没有真正监督的政府之不可信,即便是在慈善领域也不例外。(1):私分捐款,是谁创造了让人缺德的条件。 http://www.ngocn.info/?action-viewnews-itemid-76340 。(2):浙江4乡镇干部被认定私分62万地震捐款 后称被逼供。 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2533147.html 。(3):堵住“私分善款”的制度漏洞。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5295 。(4):中国捐赠高潮背后的慈善走向。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2318 。 三:消费者已经成为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力量。 http://www.greengo.cn/news.php?id=5999 。 对国外的“咖啡公平交易运协”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许多国家如美国倡导消费者,要做一个有责任的消费者,因为你不保护别人的利益,最终也会使自己利益受损。正是有责任的消费者通过购买力来表达政治意见和改善社会状况,使得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比如对血汗工厂生产的产品,就应该公开说不,尽管那可能是你喜欢的品牌。即便使你在购买该品牌时付出相对较高的代价,但你的负责任的消费,会使你在另外的地方找到被偿、得到收益。消费者应该用脚投票的方式,督促企业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四:NGO机构及网站介绍之(10):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 http://www.gvbchina.org.cn/ 。 简称北京地球村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成立于1996年,是一个以生态文明的传播与实践为宗旨的民间组织。主要活动包括倡行绿色生活——通过建立绿色社区,让环保走进生活;培育生态乡村——推进生态文明乡村综合建设,推进生态乡村带动城市绿色生活的城乡共生模式;推动绿色传媒——制作环境影视、为媒体提供环保培训及服务等。我曾有幸参加过一次他们与欧盟生物多样性和成都河流研究会共同组织的一个活动,为他们在彭州通济镇乐和村的灾后重建中,所做出生态农业及可持续发展而深感敬佩。 五:灾后重建及其它诸种需求和招募。( 1):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招聘农村发展干事3名(截至10-31)。 http://www.ngocn.info/?action-model-name-hr-itemid-691 。(2):乐施会招聘社会性别平等项目官员2名(截至9-5)。 http://www.ngocn.info/?action-model-name-hr-itemid-693 。(3):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 招聘启事。 http://www.512ngo.org.cn/news_detail.asp?id=2511 。(4):[截至9.5]中国发展简报网站志愿者招募启事(更新)。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sortinfoview.php?id=2613 。 六:灾后重建及其它诸种信息汇集。( 1):“微博”成公益集散地 明星素人皆“微博”传情。 http://www.ngocn.info/?action-viewnews-itemid-76383 。(2):《孩子们》杂志儿童版第一期上线。 http://home.ngocn.info/space-15394-do-blog-id-15635.html 。(3):商业智慧驱动公益理念。 http://www.ngocn.info/?action-viewnews-itemid-76362 。(4):深圳三十而立 公民社会在成长。 http://www.ngocn.info/?action-viewnews-itemid-76371 。(5):“微力量”在积攒——深圳恩派运用新型传播手段初见成效。 http://www.npi.org.cn/newsshow.php?pid=826 。(6): 吕朝-非线性成长的草根公益“引路人” 。 http://www.npi.org.cn/uploads/lvzhaoxd.pdf 。(7):国内首个“企业低碳领导力”高级研修班开课。 http://www.wwfchina.org/wwfpress/presscenter/pressdetail.shtm?id=1083 。(8):深圳社工“充电”不达标禁止上岗。 http://www.loongzone.com/viewthread.php?tid=118771 。(9):平民偶像时代的“粉丝义工”:不一样的思考和举动。 http://www.loongzone.com/viewthread.php?tid=118772 。(10):山东名牌评定首设慈善门槛 CSR可一票否决名牌产品。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5308 。(11):四成网友支持中国富豪豪捐 能否花好善款是关键。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5298&title=msyw 。(12):陈鹤新:捐赠誓言呼唤社会信用。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5296 。(13):幸福中国”最佳公益项目榜” 诚邀。 http://www.gsean.org/plus/view.php?aid=7766 。(14):中国不能接受碳排放的限制。 http://www.gsean.org/plus/view.php?aid=7770 。(15):人类破坏地球生态 系造成洪灾主因。 http://www.gsean.org/plus/view.php?aid=7765 。(16):推动环保问题解决离不开舆论监督。 http://www.gsean.org/plus/view.php?aid=7767 。(17):NGO联名致信质疑华电大唐再融资。 http://www.gsean.org/plus/view.php?aid=7769 。(18):乐施毅行者2010参加人数创新高 乐施会邀专家讲解医疗及爬山安全知识。 http://www.oxfam.org.cn/news_s.php?id=282 。(19): “2010年中国社区学习中心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兰州举办。 http://www.oxfam.org.cn/news_s.php?id=280 。(20):512中心简报第五十三期。 http://www.512ngo.org.cn/news_detail.asp?id=2515 。(21):512中心简报第五十四期。 http://www.512ngo.org.cn/news_detail.asp?id=2516 。(22):“乡村之眼——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西海镇电影节。 http://www.hinature.cn/News/Content/?MessageID=2010082409543611 。(23):张北川:内地同性恋者艾滋感染率高,1200万“同妻”身心受损(图)。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2321 。(24):全球化背景下的非政府组织研讨会在京举行。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2322 。(25):灾难面前NGO和政府应软硬互补。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2323 。(26):《变革的十年——英国政府对甘肃教育的援助》编印完成(图)。(27):劳工教育及服务网络《电子报》:东莞工人高温权益状况与高温立法。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go_talkview.php?id=1427 。(28):女声49期:长平: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我。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go_talkview.php?id=1430 。(29):非营利组织利用定位服务增加参与度的四种方式。 http://www.ecauses.org/2010/08/27/4-ways-one-non-profit-uses-location-to-increase-engagement-2/ 。(30):非营利组织:公开数据并转变为平台组织。 http://www.ecauses.org/2010/08/31/nonprofits-open-up-your-data-become-a-platform-organization/ 。(31):燃煤大气污染已成公众健康主要威胁因素。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press/releases/coal-health-rls 。(32):安徽蒙城霍乱疫情初步得到控制。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an-08302010151221.html 。   七:何清涟 生态安全:一个国家最后的政治安全。 http://hi.baidu.com/ddtddt911911/blog/item/14a7531266c9a75ff919b8d6.html (免翻墙)。 生态灾难不仅危害民众财产和公众利益,危及社会的平稳发展,且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到处都是生态灾难,这么多中国人将到何处居住?所以我同意何清涟女士的意见,生态安全是一个国家最后的政治安全。 2010年8月31日6:10—9:15分于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http://ranyunfei.shoutem.com和推特:http://twitter.com/ranyun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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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联盟的力量

8月11日,由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等全国34家环保NGO发起的“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第三期)”在北京发布,这已经是34家环保NGO连续第三次联盟发布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   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中所涉及的29家IT品牌企业有:LG公司、苹果公司、索尼、诺基亚、惠普、英国电信、阿尔卡特、三星、东芝、海尔、爱立信、新加坡电信、IBM、佳能、松下,东芝等知名企业。   较之于单个NGO的行动,NGO联盟之后的能力确实比单打独斗的NGO强,而且抵御外界压力的能力也得到显著增强,“很明显,列入名单的企业从最开始的对抗到现在的愿意对话,NGO的联盟起了很大的作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在这34家环保NGO当中,大概有10家NGO实质参与了该报告的调研,其他的NGO只是给了此项调查道义上的支持,“虽然只是道义的支持,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后我们的联盟将迈向更为实质的合作。”马军说。 持续“联动”   其实此次环保NGO联盟行动并不是一次偶然,早在2007年的时候,环保NGO就已经开始联合倡议环境保护。   2007年3月22日,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自然之友等21家国内环保组织联合发出“绿色选择”倡议书,呼吁消费者利用手中的购买权,不消费超标排污企业的产品,压缩超标排污企业的生存空间,促使企业改进其环境行为。   当时,这21家环保组织收集到的、公开披露的污染超标排放企业已接近5000家,这些信息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的网络上可以查询到。环保组织同时倡议大型零售商和大型企业,主动加强供应链环境管理,争取形成绿色供应链,主动抵制“环境不达标企业名单”上的供货商。   “这次NGO的联合行动是环保NGO组织联合起来的开始,过去的这几年,这些组织持续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不断更新污染地图的数据库。”马军说。   马军说,在这些机构当中,有些机构参与监督企业的环境问题,而有些机构参与对企业环境问题的审核。“所有的环保NGO都参与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某一个企业的环境污染记录要从污染地图上去掉时,需要得到所有NGO的认可,企业的审核报告将发给每个机构,如果大家都没意见才能通过。”马军说,从去年开始,参与联盟的NGO从21家扩大到34家。   在今年四月中旬的时候,这34家NGO共同发起了“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马军所在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一直在做污染数据平台。“由于平台在我们这边,所有在调研报告的前期,与企业的沟通都我们这边,而到了第三期,更多的机构会更实际地参与到这个活动中。”马军说。 信任是合作前提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作为此次调研报告的发布方之一,实质参与了报告的调研。“他们具有很强的调研能力。”马军说。对于各类环境伤害事件,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力量共赴现场,进行深度调查,推进事件的解决。   在这34家机构当中,一些机构更多的参与具体的工作。各家机构都有各自的工作,都有各自的特色,一般大家尽可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自然之友作为国内第一家环保组织,有很高的声望,在和企业的沟通过程中,自然之友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靠的就是他们在业界的公信力。   虽然有些机构对这个项目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但这也很重要。”马军说,这些没有实质参与调研的机构更多地参与评价认可最后的报告审核,或者参与评价最后独立审计的结果,这个调研报告的认可过程和结果他们都是参与的。”   在2007年21家环保组织发出绿色倡议的时候,马军认识到,不论是推动消费者进行绿色选择还是推动企业去管理供应商,都是很艰巨的任务。“对于消费者,NGO需要要有动员的能力,而一家机构很难做到去动员消费者,在企业的方面,很多企业不愿意面对供应商的环境问题,这就需要NGO共同努力。”马军表示。   在具体的工作当中,经常面临来自企业的压力,而NGO共同行动就能增强NGO抵御压力的能力。马军说:“当企业通过种种关系要求删除黑名单的时候,这需要34家组织一致同意,这样一来,来自企业方面的压力就能分散一些,NGO也能承受住,而果如是单个的机构就很难承受。”   当然,34家NGO联合去做一件事情也是不容易的,协调工作就有相当的难度。“我们34家环保组织走到一起的条件就是信任,这种信任是在长期的合作互动中形成的。”马军说,“大家对某个问题一致认可,各自相互的信任,这样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不然协调很困难。”   从发布第一期报道到现在的第三期,这34家机构当中已经有10家机构具体地参与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将来的协调工作会比前期更复杂。”马军说,但是,马军希望这种联盟形式不但能延续下去,而且能够进一步实质化,以推动企业承担他们的环境责任。 企业从抵触到对话   一直以来,企业与NGO的关系更多的是资助者与被资助者的关系,企业资助NGO做项目,或许这个项目与企业毫不相关,最后企业将整个资助的项目写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但是,在马军看来,企业社会责任需要迈向更实际的方面。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给环境和社区带来影响,那么企业首先应该在生产经营方面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至少要做到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基于此,环保NGO开展了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监督。   “这样一来,我们和企业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变成独立监督的一方,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再是与企业不相关的公益项目,而是与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影响直接相关。”马军表示。   如此一来,有些企业就不太适应,包括一些曾经资助过NGO的企业,就更加不适应。“这29个企业中就有这样的企业,他们的私募基金会也资助过NGO,而他们出现在污染企业名单当中时,前期他们很不适应。”马军说。“但是他们了解到情况后,也还是和NGO进行了后续的沟通,我想企业有个适应的过程。”   马军表示,企业应该明白,企业资助NGO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免于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大家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增加了解和理解,目前企业对NGO的信任程度有限,双方的信任有限,NGO和企业之间有个增加信任的过程,那么NGO的出发点他们会更加的明了,我们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环境的出发点。”   34家NGO将有污染的企业曝光之外,NGO还重视企业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开始发现问题后,企业表现比较急迫,一旦了解到有解决问题的途径,企业还是愿意平复下来,沿着流程去解决这些问题。”马军说。“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消除误解走向理解,共同推动问题解决,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目前,与这34家NGO开展合作的企业在逐渐增加,这推动了有污染记录的企业来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在有290家的出现过环境问题的企业对他们的问题做出了解释和说明,并提出了整改的计划和行动。   马军希望“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尽快有个完结篇,“如果企业都开展污染治理,建立了环保体系,和NGO的互动走向机制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出报告了。但是现在还得继续跟进,直到问题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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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勾结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作者: 苏小和  |  评论(0)  | 标签: 财经看点 今天是我第二次参加燕山大讲堂。今天想跟大家讲的一个主题是:企业家是开放社会的产物。这是我多年来思考的一个主题,我刚刚出了一本书,讲的也是这个东西。 仇子明被通缉是开放社会的倒退 我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仇子明,他被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这个事闹得很凶,很多媒体非常气愤。在我看来,这个事情的主要性质就是上市公司与公权力结合,使开放社会倒退的一种行为。为什么要这么说?大家都知道,在香港、美国、新加坡还有中国,只要是规范的上市公司,就有一个职业叫财经公关,主要是做上市公司股东关系维护,这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上市公司要对所有的股东提供非常透明的信息。财经方面的公司,要就所有透明的公开的信息进行分析,维护所有股东的权益。上市公司一定要保证对所有股东的信息是非常透明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不管是上海还是深圳,没有一个公司能够做到,所以这种职业在大陆是没有的,或者说是非常少。 基于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首先要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基础上,而中国大陆的公司没有做到。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故事——仇子明的故事,事实上是开放社会的一种倒退。 部分企业家演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找革命家的后代做了爱人,生了小孩。这个企业家于1992年开始创业,到今天事业很大,赚了很多钱,但他找了这么一个爱人,所言所行就有点让我们匪夷所思。他说:中国的现代化从1949年开始的,1949年—1978年是另外的一个现代化,毛主席是改革开放的领袖,是领导中国人走向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了不起的人,这是一个观点。我去问过他,如果你生活在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吗?你会赚这么多钱吗?他没有回答我。 我想说的是,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得益于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因为自身利益的变化,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 在 1978年前,中国是没有企业家的,只有生意,而且这种生意叫投机倒把。但1978年以后,出现了一大批企业家,年产超过亿的企业家已经有10万人了。年产超过50亿的企业家有5000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就是开放社会。没有开放社会,就没有企业家。 与此类似的一个见证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开放国家,有特别多的企业家,像比尔盖茨、福特等,日本也是,日本从二战以后出现了特别多的企业家。所以说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韩国的开放比我们早不了多少年,但是现在韩国的三星、现代就非常了不起,在全球的500强里,出现了非常了不起的企业。 开放社会和企业家是唯一的因果关系 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是一个唯一的因果关系,只有开放才能出现企业家。如果中国没有开放、自由,就不可能有今天星罗棋布的企业家生态,就没有今天在座的丰富生活,也不会有今天的聚会。 说到开放社会,就会提到一个很著名的人物——索罗斯。他是金融大鳄,中国对他的传播有一点点片面。索罗斯有多重身份,要注意一点,正是他跟着卡尔·波普尔,才学到了了不起的理念——开放社会。基于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理念,构建了索罗斯金融的投资系统。在无限多的信息里,在一个信息背后,一定要找到另外一个信息,他从来不会单向思考问题。 卡尔·波普尔也非常了不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推崇这个人,他被西方学界誉为开放社会之父,从科学家到文学、哲学、艺术、政界、企业家,都把他当成理论的鼻祖,尤其是他的一个理念:证伪主义。一个事情是对的,是没有意义的,一定要证明它是错的,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错误,这个理论、这个建构就会有问题。证伪主义在生意上、商业上、管理上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 所以卡尔·波普尔说“经验的真理不可能绝对确定,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毫无意义被证伪。”意思是说科学的原理也不定是绝对真实、正确的,只能通过一种方法证明它是错的,就是证伪主义。 “而再多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掌握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错误的宣称,所以只能强加于社会。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抑。 索罗斯致力于推进开放社会 索罗斯从导师那里学到了非常好的方法论,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索罗斯在我们的眼里可能是一个金融大鳄,可是在他朋友的圈子里,在他的公司里,是一个怀疑一切的人,总是试图寻找更加多样性的信息,逐条加以怀疑,然后组合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由于他在德国和苏联占领的匈牙利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知道一个不开放的社会如何抑制了他的才华,所以他才如此热爱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 所以就有了两个结论:第一,索罗斯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基于开放社会的结果。索罗斯对开放社会的毫不妥协,是他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即使在美国,索罗斯也相当具有批判性。对小布什、奥巴马,对之前的一些总统,对国会的一些政策,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比如说次贷金融危机。索罗斯认为,这是信贷和杠杆使用的无止境增长导致的灾难,而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则是: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所以可以听之任之。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市场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在某些时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市场里的每一个主体就都是是具体的人,而每个具体的人都是有缺陷的,自私的、贪婪的。当所有的人以一种自私的、贪婪的本性完成市场行为时,市场呈现最大的结果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索罗斯由此批评了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认为他们忽略了绝对自由市场的另外一种反射性,即人的不确定性。 他提出“人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方法。北大的教授张维迎总是讲“不确定性”,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要面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企业家也要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西方企业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西方的企业家总是在关注市场不确定性,所以就会思考创新、思考文明技术、思考管理,很少有企业家思考怎么跟政府勾结,使政府与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中国企业家的主旋律就是官商结合,在中国没有官员坐后台,没有政府资源,企业很难做起。 索罗斯对我很有启示的一个想法就是人的不确定性,人的缺陷才是我们思考的基础。索罗斯是犹太人,犹太人从小就读《圣经》,他有信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作是什么?苏格拉底说是认识自己。后来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哲学家,就是加尔文。他说,先认识神,再认识你自己。这两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说出的话,对索罗斯有很大的影响。 人总是有限的,这是索罗斯反复提醒自己的一个观点。 开放社会能弥补人的缺陷 索罗斯讲人是有缺陷的,开放社会能够弥补人的缺陷,生活在这样年代,每个人要多方地接触信息,一定要抽出较多的时间了解不同途径的信息,只有信息在一个人范围以内达到最大化,基本判断力才有所形成,如果仅仅说只知道一个方向的信息,对其他的信息完全不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对世界的判断肯定会出现错误。 有人说,看一个人是不是有基本的判断力,就要看他家里的书架是一种类型的书,还是多种类型的书。看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就要看他的信息从哪些方向来。比如说一个美国人,接触到的可能都是美国方面的信息,不了解中国,很容易对中国妖魔化;反过来,如果中国人仅仅在一个偏远的小乡村,了解的信息不仅会妖魔美国,可能也会妖魔中国。为什么?这是因为他的信息太少。这是索罗斯很聪明的地方——开放社会是弥补人缺陷最有效的途径。 牺牲个人权利换取经济繁荣无法持久 索罗斯在什么地方都是批判的,2008年索罗斯参加了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他觉得开幕式非常好看,可是他跟中央领导见面时说,中国不可能永远牺牲个人的自由、权利换取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尤其中国要面对世界,基于全球贸易模型来完成市场经济建设时,牺牲本国人的自由还可以做到,可当中国的产品、价值观到美国、欧洲时,那种牺牲个人自由的做法没有人能接受,所以一定要转变这种陈旧的发展方法。这是索罗斯说的话。 有些时候,索罗斯像一个批评家,有些时候像杀手,有些时候他锱铢必较,有些时候,他却是一名彻底形而上的思想者。一个成功的索罗斯,究竟什么事业才值得他继续发力?终于他决定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宗旨就是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弥补已经开放的社会的种种不足,倡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比如说在非洲、印尼、缅甸、柬埔寨、在中国,在所有封闭的国家促进渐渐开放。相信在中国做NGO的,跟索罗斯的开放基金应有联系。 官商勾结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索罗斯另外强调“弥补已经开放的社会种种不足”。索罗斯既是一个企业家、金融家又是一个批评家。那中国的企业家是怎么做的?我开场就说了,中国的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企业家,没有王石,没有潘石屹,没有任志强。但有一个事实,30年以来,中国的企业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富人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企业开始与开放社会为敌。开放社会不再是他们创业,做企业必要的环境了。最明显的就是今天中国的企业家普遍地官商勾结。 最有意思的是温州的企业家,当年他们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满世界游走,去找商业机会,没有任何关系;今天温州的很多企业家已经跟地方政府官员觥筹交错了,想当地方的政协委员或者政协人大代表,甚至当地方官僚背后的投资人,跟政府的关系越来越近了,所以温州的企业家不像当年那么纯粹,仅仅做开关,仅仅做插座,他还会涉足房地产,还要做生物制药。 所以说,官商结合是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发展最大的主旋律,尤其是新经济领域。比如说互联网,当谷歌事件出现以后,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挽留谷歌,某些人认为,谷歌的离开,对中国是一个好事情。当有人问李彦宏,谷歌马上就要走了,你是什么心情?李彦宏说,我在等待我最大的竞争对手犯错误。 唐骏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我讲几个例子,一个是唐骏,唐骏在日本、美国微软,再到中国,但到今天为止,他完全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敌人。我记得很清楚,谷歌事件的出现以后,他在他的博客里讲,中国从此要走向繁荣富强了,中国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不需要美国的谷歌,只需要中国的百度。在全世界游走的一个职业经理,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说明他没有意识到开放的重要性。 陈久霖是中航油的老板,在新加坡做生意亏了,判了几年,回来以后,政府把他安排到三峡集团下面的一个公司做副总。这在我看来,陈久霖在原则上出现了错误,这样的人依然被国家重用,依然是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无论是陈久霖还是我们的政府,是对开放式的一种抵制,是开放式的一种倒退。 田溯宁(网通的发起人)曾经试图借助国有企业起步,靠政府方面的一些关系打造一个真正的市场载体的公司,自由竞争,倡导中国互联网的建设,而且他有一个很不错的机构,就是中国宽带产业基金,投资于中国的宽带产业,可以说没有田溯宁就没有今天的宽带,所以他是中国宽带之父。他试图跟政府的关系处理好,但他有一些原则,比如说谷歌出现以后,他说谷歌公司,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是技术领先的公司,如果该公司总体跟中国没有关系的话,在很短时间之内,中国的新经济在技术方面可能就会落后于全世界至少10年。本来我们奋力追赶得差不多了,有了百度、腾讯、新浪、网易。如果谷歌撤走成为事实,如果谷歌的技术再也不为中国人所使用的话,那么中国的互联网的发展水平迅速要落后全世界平均水平10年。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才说出来的话。我听了很感动。 任志强是开放社会的言说者 另外一个就是任志强,我写过很多文章批评他,但任志强这个人虽然在国有企业,但在国有企业的架构里,做了一些很小的现代企业的实验。这种实验很少,没有人发现,没有人去报道,因为公司太小了;另外一个,任志强站在国有企业的位置上,说的是市场经济、开放市场的话,对一个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做到一点很不容易。所以一方面批评任志强的同时,要看到他是一个开放社会的言说者,站在市场层面、法治层面的发言者,不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柳传志是开放社会的推动者 还有一个是柳传志。柳传志是中国企业界的领袖,让联想公司建立起了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是一种开放行为。如果不开放,联想可能还是传统的企业,不可能有今天。第二,他的开放行为,就是他主导的联想收购的IBM的技术,然后使联想通过并购的手段成为世界级技术领先的公司;第三他培养了杨元庆和郭伟这样的年轻人,这也是一种开放的姿态,而且他们两个年轻人分别做工作,一个做产品,一个做渠道。他们都是开放社会的推动者。 一名富可敌国的金融大鳄愿意站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批评的姿态,这无论如何值得那些热衷拍马屁,善于官商勾结的中国企业家们学习。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不仅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走向,也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当企业家都不开放,甚至甘愿充当开放社会的敌人,那些耀眼的财富,那些光鲜的公司,注定是昙花一现。谢谢各位! 互动环节 中国企业家缺乏企业精神载体 提问1:苏老师您好,我对您很关注,您写的文章都会去看。国家在统治阶级主导的情况下,经济稍有前进的步伐,但最终会反过头来维护既得利益阻碍市场经济的进步。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多谢。 苏小和:要回答这位老师的问题,事实上要回答历史的框架。中国现在的企业家其实还没有找到企业的精神载体,我有一个分析框架,认为中国企业家的方法论、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有两种现象在延伸:一种是大陆体系。在我们身边的企业家,学到更多的可能是官商勾结,企业与政府的互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大陆之外的传承渠道,有一代人在大陆本土之外上演着另一种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比如冯国经、邵逸夫、包玉刚等等,我更看好这一块。靠大陆越近的企业家,企业家原创精神更少,比如说李嘉诚,我不看好他,他是一个官商结合的集大成主义者。如果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仅仅是一个学术框架很难去分析。谢谢。 地方政府扮演企业角色 提问2:关于开放社会理论,我想说的是,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中国政府在经济这一块占着资源。很多地方政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本身就像一个企业,一方面是政府本身有市场,另外一个政府本身也不是靠税收支持,本身有经营活动。比如说对房地产的调整等,政府很多地方也招商引资,很多地方企业经营。有经济学家说,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优势。但是这种架构,政府本身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主体。从这方面来讲,它和开放社会之间有什么冲突,出路在哪? 苏小和:您的观察肯定是对的。我想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开放社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向来就是开放的。但开放社会要靠两种东西构成,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新技术,要牢牢把握这两种东西,当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在发展时,我们的开放社会就会慢慢地形成,当我们每个们都在使用新技术时,传统的专制、封闭社会就缺少了基础。 在中国今天的环境下,你喊市场经济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领导还是老百姓深深知道,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一方面要批评官商结合,批评我们的政府,是因为与开放社会为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做一个建设性的人,我们的社会渐渐地在开放。 政府垄断导致官商勾结 提问3: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开放社会。开放社会我认为它有一定的危害空间。第二个问题,您讲到中国的官商结合,那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主动跟政府结合保护自己? 苏小和:回答你的第一问题,你说开放社会有什么危害,我刚刚讲了卡尔·波普尔理论:证伪主义。今天的世界,所有的开放性国家都不错,封闭的国家都不行,开放社会像新鲜空气一样给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第二,你说中国的企业怎么就那么迷恋官商勾结,因为人都是动物,条件反射,饿了就要吃。从经济学角度讲,关键还是经济学的分工不精细。亚当斯密《国富论》上面就讲分工,一个市场经济没有分工那是不行的。而且中国很多资源都控制在政府手上,企业不是为了要交税,不是说要解决就业,企业最重要的是赚钱,一个企业家不赚钱,就不叫企业家。 分工很重要,没有分工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没有分工就没有今天那么多新的职业。所以政府更多的还是要回到经济学运行上。 同样是中国,同样是960万平方公里,同样是这么多人,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经济容量会那么大,是因为我们在开放,我们在推进,虽然推进得不够,但还是在推进。谢谢。 开放社会从维护个体权利开始 提问4:我有三个问题,第一,造成公共官商勾结的制度的原因;第二,造成官商勾结,你觉得好还是不好;第三,如何解决官商勾结?谢谢。 苏小和:这个问题很大,我建议你看一看侯家驹教授写的《中国经济史》,从春秋开始讲,一直讲到清末,说经济是怎么过来的,讲官商勾结是怎么来的,这个书能回答你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说好不好,那肯定不好。第三,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政府要认识到这是规律。我有一个观点,在座的各位,更多的都会考虑自己,做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把自己建设好,要考虑自己的权利,把自己权利考虑好了,政府的权利就少了。比如说我有知情权、财产权、自由迁徙权,把这三个权利牢牢攥在自己的手上,别人夺走时,要跟他急。这时候政府就会意识到我是有力量的,是要跟政府叫板的,政府就会惧怕你,就会缩小它的权力,把它的权力让给你,转换成你的权利,而且政府的公权力本来就是为了维护我们每个人的私权利。把自己的权利建设好,政府的权力就会慢慢地稀释掉,稀释到每个人的身上。 国有企业在欧洲、美国曾经也大行其道,16世纪——19世纪,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俄罗斯都搞国有企业,但他们在改进,渐进建成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渐渐建立一个市场体系,渐渐趋于一个开放社会做生意,而中国到1978年才开始有那么一点意思,所以我们是后发国家,所以中国人要改革开放,要补上现代企业制度这一课。谢谢。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苏小和的最新更新: 贫富差距背后的权利差距 / 2010-08-05 09:46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的粉丝都爱骂人 / 2010-07-27 09:55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 / 2010-07-26 07:19 / 评论数( 53 ) 唐骏、郎咸平的精准卡位术 / 2010-07-23 08:45 / 评论数( 33 ) 我们正在成为市场的敌人 / 2010-07-19 08:52 / 评论数(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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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

作者: 孙骁骥  |  评论(3)  | 标签: 中国 , 社会 , 环境污染 (原刊 606期) 当十亿中国人同时跳起来,地球会发生什么?答案是,在那一刻什么也不会发生。然而,当他们从空中落下的瞬间,悲剧就立刻发生了:“如果全部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跳起来并落地,这会将地球从中轴线震裂为两截,大家都会完蛋。”《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When a Billion Chinese Jump)一书以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问答作为开始。 这是本书的作者乔纳森•沃茨(Jonathan Watts)第一次向人询问关于中国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大约七八岁。我问别人:中国有多少人?”然后,沃茨从对方的口中得到了这个答案,一个足以让小男孩既感到好奇、兴奋,同时也让他有些惧怕的答案。睡觉前,他甚至向上帝祷告:请您不要让所有的中国人同时跳起来。 从孩童时代起,中国对于沃茨来说就始终纠结着这两种感情:一方面是具有吸引力的神秘古国,另一方面,他也感到现代的中国蕴含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力量。 但是,那时的他做梦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来到中国,并且在这里一待就是7年。 在中国的日子里,他的身份是英国《卫报》的驻华记者,专门负责报道环境新闻。沃茨几乎跑遍了中国的每个角落,追踪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事件和人物。从山西的非法煤矿,到白鱀豚、藏羚羊的消亡,再到广东省的垃圾处理厂,沃茨的足迹不可谓不广。在中国采访报道的经历,最后凝结成了《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这本书的点点滴滴。 这本书是以旅行记录(travelogue)的形式写就的。沃茨以云南香格里拉为起点,先后游历西藏、四川、湖北、广东等地,又经上海、山东到达中国的北方,完成了这次规模浩大的对中国环境污染的见证之旅。“几乎中国的所有地方我都去过”,他几近“自大”地说。 但“旅行”只是这本书的一个外壳,《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的真正内涵在于,它通过生动的一系列新闻故事和旅行见闻提醒我们: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以及环境污染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伤害。书里记载,当沃茨在一座垃圾回收厂采访时,发现了大量从国外“进口”的垃圾和塑料废品:“这里有法国的乐高玩具、英国特易购的牛奶盒、马克斯思班塞的橘子汁瓶,俨然就是一个世界的大工厂”——抑或是垃圾场?这些塑料垃圾被回收、研磨、再加工之后,成为了人们使用的储物箱或包装纸,而生产它们的代价是环境的污染以及当地儿童的血铅含量高于美国标准的50%…… 这些旅程让沃茨进一步确认了自己早年的担忧:随着中国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大,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家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已经成为了中国崛起的最大“副作用”。“我来的第一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第二年超过了英国。”但沃茨的幸福感并没有和GDP呈现正比关系,相反,他更担心的是自己和两个女儿的身体健康:“这里空气最糟糕的时候,学校在课间都不敢放她们出去。而我则在北京第一次患上哮喘。” 沃茨以亲身的经历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愈加密切以及自身的崛起,想要在国际舞台独善其身已经不可能,即使只是在环境领域,世界的其他部分受到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比如日本受到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中国淡水污染对临近海洋的污染。“在中国你可以目睹西方两百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在这里瞬间完成,但马上你意识到,中国也在世界环境危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跳起来’的那一天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沃茨这样问。而答案,就在这本书里。 [对话 Jonathan Watts] Q:我很好奇你在中国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还是有同事的协助? A:实际上我在中国有同事。《卫报》对中国的话题很感兴趣,因此这些年增加了在中国的记者数量。在环境新闻这一块,2008年我们扩充了一倍的记者数量,当然,我说的一倍仅仅是指从一个变成两个(笑)。我们两个都有来自中国的助手,这帮了我们不少忙。至少我可以更专注于我自己的报道领域了。 正如大多数新闻记者一样,我们每天要阅读中国的报纸,与这里的记者、NGO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和信息渠道。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得确定自己能到现场去,你不能老呆在北京。 Q:在中国的采访困难吗?环境问题在这里似乎日益变得“敏感”。 A:这还真不一定。在7年前,如果青岛爆发绿藻之类的灾害,政府肯定不会准许你去报到这事,那对他们来说太难堪了。不过现在,他们会热情的对你说:来吧来吧,然后把你请到船上,看着他们清理水里的绿藻,他们很愿意展示自己对环境问题的关心。但真正改变较大的是,外国记者在中国有更大的活动自由了。在2007年之前,我如果要去北京之外的地方都需要经过“外办”的准许,这真的很麻烦。我曾经在没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自己去了别的地方,结果有3次被当地公安请去喝茶。虽然我并不想喝他们的那杯茶,但我没有选择余地。 Q:你在中国去过的这么多地方当中,哪里遭受的环境污染最严重? A:很难一句话说清,各个地方遭受的困难都不一样。在河南,你会感觉到这里的空气受到了过度污染,人口也过多。在山东,农业对水的污染所造成的绿藻泛滥的情况也很惊人。在黑龙江,那里的问题是人们伐木过多,森林覆盖率下降成了一个问题。而当你到了广东,你会发现人们过于关注金钱,不惜进口外国的垃圾来加工。因此,你很难一时说清哪里情况最严重。但如果单就污染造成的损失来看的话,我觉得很可能是上海。 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消费过多。本来消费一类的问题属于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但是随着西方国家把污染型工业(dirty industry)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看上去就会显得更“绿色”一些,但是它的代价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污染转嫁的地方。现在上海的人均碳排放量是纽约的两倍,北京和其他中国大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 Q:问题是,西方经历工业化的时候,尚不需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当中国现在经历类似的进程时,却不得不考虑环境的成本,你认为这公平吗? A:当然不公平,这甚至可以说非常不幸。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发展所谓的污染型工业的时期,像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高速的发展带来了环境灾难。但是,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到达某个峰值的时候,换句话说,当他们有足够的钱的时候,他们会放缓步伐,关注到环境问题上来。但通常这些国家有两种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加大对环境的治理,发展回收制造业。这是个聪明的办法,但会花很多钱。 还有另一个很多国家采用的办法,就是把污染型工业丢给另一些国家,这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比如英国当初把污染型工业转给了欧洲,欧洲又转给了美国,美国最后又把污染转移给了澳大利亚、俄国、日本这些国家。现在,它到了中国的手里。但是,中国又能把污染型工业转给谁呢?于是,向国外转移变成了向国内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就把污染严重的工业向甘肃、宁夏这些内陆城市。这公平吗?当然不公平。 Q:中国如何解决污染的问题,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A:众所周知,使用核能存在很大的风险;太阳能技术,尤其是光电版的制造会带来新的污染;风能发电的利用率又很低;而清洁燃料的技术又非常昂贵,并且还潜藏着碳排放过多的可能性。可以说,每种能源的替代方法都各有利弊,但并没有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法。 关键是,环境问题需要你在有时间并且有钱的时候才有可能去解决。我想和5年前比起来,北京的环境已经是有不少改善了。作为一名记者,我能看到中国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在推广清洁能源,利用新的环保技术方面,政府现在可以说做的非常好,但在另一方面,如何从消费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文化的层面,我们怎样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消费行为。在这方面,中国并不需要变得更像西方,反倒是西方更应该像中国。但问题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现在所有和中国做生意的国家都希望中国消费更多,这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When a Billion Chinese Jump: How China Will Save Mankind – Or Destroy It,Jonathan Watts, Faber and Faber, July 2010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3 个评论 孙骁骥的最新更新: 谁决定着中国的形象 / 2010-07-28 22:13 / 评论数( 6 ) 人人都恨奥巴马? / 2010-07-20 22:42 / 评论数( 0 ) 英国贵族阶层的兴衰 / 2010-07-19 10:23 / 评论数( 4 ) 谁憎恨鲁珀特·默多克 / 2010-07-15 22:03 / 评论数( 1 ) “宽带”这项权利 / 2010-07-06 22:13 / 评论数(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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