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

据说“世界第一昂贵经理人”唐骏，到陈发树底下工作之后，苦口婆心地说服陈大叔出资83亿元，成立了新华都慈善基金。2009年底，这个基金会成立的消息让全颇多人迅速眼红，让不少职业骗子快马加鞭地聚焦到这块超级大瘦肉边，准备一举分食而尽。 福建人陈发树何许人也？他是新华都集团的董事长，而似乎也是紫金矿业的私人大股东。现在在紫金矿业担任董事长的陈景河何许人也？看名字就知道应当是陈发树的至亲。而如今被另外一个福建人方舟子给弄得声名日隆的唐骏何许人也?据说仍旧是新华都集团的总裁。 陈发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肆表彰其慈善公益之心的时候，我正在隆冬天气里，拼命写我的公益组织如何发展的各类文章。这样的文章写得如此之多，写得如此之频密，以至于我的朋友们建议我出版一本《有钱人成立公益组织指南》。他们相信有钱人看了这本书之后，会像读了经典教材一下，学会如何洗心革面，学会如何忘本改性，慢慢地潜入NGO的频道和营地，慢慢地成为这个营地的合格营员。 然而我虽然在写，内心里却不抱任何的指望。我非常清楚，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伤害，往往都是有钱人尽情糟蹋的后果。至今的中国，虽然富人众多，据说总数额已经像手机、电视机、网民、电脑一样，稳定世界第一位。然而，如今的中国，能够让我看得上眼的有钱人，却几乎没有。因为很简单，富人多半靠了三点致富，一是忽略员工利益，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有血汗工厂的嫌疑，或者铁证。二是忽略消费者利益，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属于粗制滥造、低质劣质之品。三是忽略生态利益，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属于黑心企业，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在无视资源价值、无视生态价值、无视环境价值、无视公众健康价值的瞒天过海中制造出来的。 假如这三大方面的利益都得到兼顾，员工得到好的福利，消费者使用上精致高贵的产品，生态环境得到了上佳的保护，那么中国现在的有钱人，绝大部分会“重新回到解放前”，沦落为需要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他们的所有资产拿来返还这些社会成本和自然成本，绝对远远不够。 当然，有钱人致富的原因还有其他因素，比如通过投机倒把，比如通过贿赂收买，比如通过大大小小的太子党特权，但整个来说，在这三大领域频繁犯罪却频繁被“无罪释放”，是很多人顺利致富的主要原因。 我想陈发树大叔荣登“发财榜”前茅，想来也是主要依靠这三个方面。他们上万吨的污水污染了汀江之后，先是长时间的隐瞒不报；被中国证监会通报之后，又是长时间的拒不承认错误。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把眼睛盯在他们身上了，他们又开始组团到各个媒体去做功德，准备出手给各种主流媒体大额“封口费”之后，让媒体把对焦的镜头从“黑金矿业”身上移开。他们甚至会鼓动福建的一些官僚宣传机构，出面替黑金矿业去封杀各媒体，封杀意见领袖，封杀当事人群体，进而再一次把真相给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这一切都是唐骏的主意吗？或者这是陈发树家族企业本性的忠实反映？一个连基本环境保护措施都不尽职的人，居然舔着脸想做“慈善”，只会让公众笑掉所有的大牙。一个在环境灾难发生之后只知道“围封堵截”，而不敢坦诚应急的公司，居然还想继续发家致富，显然也只能让一波又一波的公众失望。 但这事儿真的和陈发树、唐骏有关吗？也许未必。如果我们细细分析一下，这一切可能与唐骏无关，与陈发树无关，而与我们所有人公然漠视环境权益和公众权益正相关。 中国证监会把“黑紫矿业”停牌，说明环境保护正严重影响企业前途；而黑金势力当前的全盘反扑，又可能证明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黑金矿业这样的“财富英雄”继续作恶。中国人迷信金钱已经太久，中国人沉迷财富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环境的幻想已经太久，虽然当前，每一天都有无数的黑金企业在向国人证明这些企业是重创环境的罪魁祸首，但我们仍旧要出面替他们辩护。政府要替他们出来封杀真相，股民希望他们赶紧复牌、趁大市利好使劲升值，而那些指望黑金企业带来工作岗位的人，此刻可能准备到政府去上访，要求尽快开禁，让黑心企业继续在黑暗中前行，直接世界末日。（2010.7.14）     

很多年以前便知道国会图书馆有中文藏书，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珍本、善本数量不少。当我移居大华府地区后，有大陆学者托我去国会图书馆查找资料、校勘版本，因此对国会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之珍贵有了亲身体验。 古色古香的亚洲部读者阅览室，左边是善本阅读专座 （Xiao摄） 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曾应美国国会图书馆之邀，于1939年前往该馆整理善本目录，他在国会图书馆一直待到1947年。这期间王重民全面了解馆藏善本情形并写下详细目录，他返回中国后，所编善本目录因为多种原因一直没有面世。所幸原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国会图书馆工作，他也是目录学专家，遂将王重民的善本书目草稿加以编订，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为名，于1957年由国会图书馆出版。该书收有1777种善本书及提要。但由于五十年代华府北京没有外交关系，此书一直不为大陆学者所知。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重民遗著《中国善本书提要》，大得学术界好评，成为版本目录学的经典，也是研究历史、古典文献者手头必备的工具书。而此书的主要部分（约三分之二），就是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八年所做的善本目录。 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也是除中国大陆之外收藏中文图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国会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可以追溯到140年前。1867年国会通过国际出版物交换法，加速美国与外国图书的交换。据亚洲部中文组的居蜜博士介绍，1868年美国向清政府赠书，1869年清朝同治皇帝遂向美国还赠了10种933册明清刻本，每本赠书上都写明”中国皇帝赠美国政府”，这批赠书成为国会图书馆中文典藏的开始。 善本书库藏处，上端黄色盒装本便是永乐大典（Xiao摄） 《农政全书》是十种中的一种，我猜满清政府将《农政全书》送给美国政府，大概是想将中国的农业技术介绍给”蛮人”，让”化外之民”知道如何耕种养活自己吧。 随着中文图书的逐步增加，1928年国会同意设立中文部(Divi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增加人员编制，加快中文收藏步伐。目前国会图书馆虽然没有中文部（亚洲部下设有中文蒙文组，据居蜜博士介绍，亚洲部的蒙文藏书十分丰富，所以将中文与蒙文编在一组），但中文图书收藏已超过百万，其中包括2000多种善本珍本；收藏的期刊杂志超过14850种，其中有1870年发行的刊物，目前还在出版的有4978种。此外，国会图书馆还藏有1200种报纸，其中约75种续订至今。 国会图书馆的中文典藏，值得特别提到的有： 善本。约2000种近6万册，大部分是明清刊本，也有少量宋、金、元本。其中41册《永乐大典》尤其珍贵。明朝所修《永乐大典》虽然多达一万一千多册，但目前存世的不过四百册左右，国会图书馆收藏占十分之一，很是珍贵。当我在国会图书馆善本藏书室拍照时，亚洲部的潘铭燊博士特别指给我看《永乐大典》的存放位置。 公元975年的佛经《一切如来心》。 1924年9月25日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在塔基砖洞内发现珍贵佛经卷轴，这是国会图书馆收藏年代最早的中国印刷品。 地方志。国会图书馆藏有4000多种6万余册的中国地方志，大部分是清代刊本，其中河北、山东、江苏、四川方志特别丰富，还有100多种孤本，十分珍贵。 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有1728年北京铜版刊印本5044册，也有1884年上海活字刊印本1628册。据潘铭燊博士说，该馆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起码有三套。 近万种已经不再发行的期刊，这万种已绝刊的刊物，可以说是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十分珍贵的资料宝库，很值得研究者挖掘。 此外，亚洲部的藏文、满文、蒙文收藏也十分丰富，是该馆的特色收藏。而云南纳西东巴资料典藏，更使国会图书馆成为除中国以外收集纳西族语言资料最丰富的地方，该馆有纳西象形文书3337件，这是由一位在云南丽江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国植物学家收集的，这些资料对研究纳西族的语言和文字很有价值。 2001年在蒋经国基金会的资助下，已完成文书整理，可供专家学者研究。 国会图书馆中文馆藏： http://www.loc.gov/rr/asian/ChinaMongoliaTeam.html 整理过的纳西东巴资料： http://memory.loc.gov/intldl/naxihtml/

中国人将穿山甲肉视为珍馐佳肴，还认为这种动物的鳞片有助于母亲哺乳。供图：Traffic   中国政府截获的这批非法走私穿山甲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如无此例外，这些动物几乎必定会成为中国人的桌上美味。 今年6月5日，广东海关官员登上一艘可疑渔船，在船上查获了2090只冷冻的穿山甲尸体和92箱濒危的食蚁动物鳞片。Traffic（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在公布这一消息时对相关中国官方机构的工作表示赞赏。 警方逮捕了包括5名中国人在内的6名船员。据称，这些中国船员的工作是从东南亚收罗走私品并将其运送到广东的香洲港。 另一位被捕者是马来西亚人。这位船员说自己是通过卫星电话收到指示，得知海上的约定取货地点。就在这些走私贩准备着将大约8吨穿山甲卸到另一艘离开珠海高栏岛的船上时，他们当场被中国海关人赃并获。 据野生动物组织所说，中国是外来物种非法交易的主要市场，因为这个国家有食用珍稀动物并用这类动物入药的传统。 中国人视穿山甲肉为一道美味，并且认为这种动物的鳞片对哺乳期的母亲有一定帮助。 由于这样的市场需要，中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生存的穿山甲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收购商的足迹越来越深入东南亚地区。即使在作为穿山甲最后一片栖息地的苏门答腊爪哇呃马来西亚半岛，这些生灵的数目也在下降。海龟、乌龟、青蛙和蛇这许多物种的悲剧又一次上演了。 这样的交易供给着对异国风味食物和中药药材的需要，在广东省尤为猖獗。中国海关因为对此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而饱受批评。 《卫报》已经两次披露了该国餐馆非法出售穿山甲的行为。 而近年来，广东省开展了少部分保护这类动物的活动，并且次数在逐渐增加。 在最近一次行动中，广东政府果断介入，并与包括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东南亚国协野生动物执法网络（Asean Wildlife Enforcement Network）和Cites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组织在内的国外机构共享有关情报，从而赢得了各方赞赏。 Traffic中国区负责人徐宏发教授这样表示：“广东海关的这次行动意义重大。它打击了东南亚与中国间的野生动物走私。实在可喜可贺。” 在中国极西部的新疆地区，海关收缴了近8000只塞加羚羊羊角。过去十年间，人们认为这类野生羚羊的数目已经减少了75%。而位于中国遥远北部的达赖湖自然保护区，当地警方因为过去九年中收缴了8000吨水产品和20吨中草药药材而获得褒奖。在华南的云南省这个生物种类繁多的地区，一位护林警官六年里共抓获7110名盗猎罪犯，拯救了5只亚洲象、182只穿山甲、10头黑熊和2条蟒蛇，由此也被授予奖项。 然而，对于跨越中国国境和进入中国内部如入无人之境的非法野生动物捕杀与走私恶行而言，以上这些胜利成果的报道可能只反映了冰山一角。 添加新评论 相关文章：    Google在中国重新获得互联网许可证    卫报图说24小时（2010年7月10日）    [经济学人]中国和斯里兰卡-手足情深？    《纽约时报》：中国工厂开始“取悦”工人    中国经济的阶级力量

不是造血，而是变性 冯永锋 一个很是值得我信任的朋友，最近向我颇为得意地说他所在的环保组织要办“社会企业”。他甚至更为得意地说他所在的组织手头经过长时间的积金攒银，有了200万元的资金，而且经过专制领导人的创意和规划，也早早地预备好了项目思路。有这200万元作股本，有了高精尖的“技术方案”，投资、孵化、壮大、发展一家社会企业，应当不成问题。 我忍不住多嘴多舌地回问了一句，对投资市场来说，200万元算什么呢？难道你所在的环保组织已经到了无以维生的地步了吗？他说没有，随着这家环保组织名声的越来越大，送上门来的资本越来越多，排队在门口等候接手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因此，筹资对于这家环保组织，过去不是问题，现在不是问题，未来也不会是问题。以前是看资金方脸色，估计现在资金方要看这家组织的脸色。 于是我又忍不住又绕嘴绕舌地问了一句：“既然如此，那么就有了第二个问题，你敢相信环保组织有运作企业的能力吗？”他说这我没敢想，我敢想的只是也许这样可以给NGO杀出一条血路，让他们再也不用为筹资而犯愁，让他们不再想做事时为资金所困扰。他很是慷慨大度地说，过去我们是深受筹资之苦的，我们不想今后这些NGO小弟弟小妹妹、NGO子子孙孙们，再遭受我们的艰苦。 我说那是你把心愿当现实，我说那是你把弱项当强项，我说你是把少数人的尝试当成绝大多数人的必然。 于是我开始给他讲我的道理。我说得苦口婆心，口干舌燥，眼冒金星。最后，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他说，我刚刚去过欧洲，那边就有人开社会企业，他们做得很成功。他又说，我做过市场调查，很多人都对社会企业有创办的渴望，很多人都有购买社会企业产品的渴望。 他甚至给我举了某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环保组织的案例。说他们现在其实就是在做社会企业，他们每组织一次活动都要收费，每次收费都考虑到了赢利空间。 我很生气地不理他了，像个独裁者一样回到家里，开始写下我所有反驳的理由。最后，我发现，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思想核心：NGO创办社会企业不是为了造血，而是为了更好地逃避，为了逃避，不惜改头换面，改性整容。于是我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审定为“不是造血，而是变性”。 容我细细向你道来。所需要的文字不多，大概也就千八百字。所蕴涵的精妙处更不多，最多只有三五小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得允许我把话说完，就像我允许你把我的文章看完一样。 环保组织之所以会在中国出现，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环境真相无人理睬，有无数的环境苦难无人去担当。因此，在积贫续弱的政府环保部门之外，势必需要在每个有足够公众的地方，凝聚出一家甚至数家敢于替自然苦难代言、替环境社会苦难代言的机构。这些机构的价值就在于把社会的能量引导、汇流到自己身上，然后化用为解决自然苦难和社会苦难的药方，进而促进问题的改良和社会的进步。 因此，环保组织一定得是一个面向问题的解题高手，得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勇气和智慧。也因此，公众才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自己的生命、学识、胆量、智慧和财富推送到环保组织的门庭之内，任其肆意调度和发挥。因为，大家相信，每个人的零碎付出，通过环保组织的整合和加持，都对整体环境的改良有助益。 也因为如此，在中国，在世界，任何一家环保组织，只要他有能力去面对现实问题去尝试解决，那么，社会能量一定会呼啸着如影随形而至。 这意味着，环保组织的“筹资能力”，体现在其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只要你有能力解决问题，就一定会有大量的资金、场地、人员、物质供你支配。这意味着，很多环保组织筹资困难，是因为他们无论年纪大小，都没有好好地想要去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很容易就遭遇社会能量的冷眼。想要筹资，是不可能的。 环保组织根本不需要造血，环保组织生来就是一个“耗血组织”，他生来就是帮助社会花费多余的血量，并让这些血重新焕发生机，输送到最需要血的地方。环保组织根本不需要去通过创办企业挣钱，他需要的恰恰是帮助社会大量的企业花掉其“剩余价值”。环保组织恰恰不能去创办企业，他恰恰要坚定地让自己成自然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做环境永远的仆人。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道理很浅显，容易接受，那么，我再告诉你，环保组织没有能力创办企业，环保组织一旦创办企业，其结果只有两个，要么速亡速朽，要么变性。 这个社会不是分为阶层，而是分为“营地”或者说“聚落”的。每一个人多半都只有一两个相对比较独特的价值。有着共同独特价值的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区域小气候，大家内部互相影响，对外一致发力。于是，这个聚落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就在社会生态链中形成了，这个聚落的价值也得到了其他聚落的认同和期待。 作为无数聚落中的环保组织，也是这样的一个聚落，生存在这样聚落里的人，身上最缺乏的，就是挣钱的才能，身上最突出的，是花钱的才能；身上最缺乏的，是追逐私利的才能，身上最突出的，是追逐公益的才能。从才能学或者说社会生态学来说，追逐私益与追逐公益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是健康的，那么，大家各安其位，互不侵犯，互相协作。而如果让一群只擅长追逐公益的人，去追逐私益，实际上就导致了社会生态系统的紊乱，参与者不得好果，还把社会生态系统的基本态给搅得丝麻不分，头绪无措。 当然也可能不会出现局面失控的后果。因为，有很多组织，开始搅局之前，其实已经离开了原先的聚落，纵身跃入其他看上去更美的聚落中。尽管面目似曾相识，但身体的本性已经发生转变。既然频道已经变换，原本踢足球的人去演了电影，那么，从他步入影坛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要忘记他过去的脚法，而只需要用演技去衡量即可。 环保组织去办社会企业，与企业去办公益组织，官员去当公益专家，与公益专家去当官员，其实都有一个换情变性的过程。有些人变得彻底，因此，其乐融融；有些人变得不伦不类，结果，男不男女不女，官不官民不民，商不商善不善。 现在，有些环保组织不像环保组织，有些公益组织不像公益组织，有些基金会不像基金会，要么是一开始就在变性，要么走了几次台步就开始变性；要么就是走了一段后，觉得此生太艰难，早早变性以连夜脱逃——为了逃得遮人耳目，难免要披上一方原来还戴的头巾，以示忠贞，以益迷惑。 而已而已。环保组织的造血能力根本不需要通过办社会企业获取，你只需要锐利地做你所能做的环境改良事业，一定会有资金追着你的影子跑，你能发1亿元，一定有10亿元等你的召唤。办企业的人也没有必要创办环保组织，你只需要把钱捐给基金会就好，你能捐得出去，就一定有人能帮你花得精妙。 变性也没什么不好。因为社会本来就允许所有的人变性，从金变成铁，从钻石变成玻璃，从草变成木，从水变成泥，从湿地变成沙漠，从可生存之林变成死亡之海。你可以变性，你可以面对现实问题不敢作声，你可以去追逐你所有想追逐的轻巧事业，但你不要对我说，你要创办一个社会企业，“以帮助NGO自身造血”。我所担心的不是你不可能造血，而是你换心改性“变革”得不成功，最终落个左右为难，妖不妖鬼不鬼。  （2010.7.11）    

老和尚为何敢收受贪官污吏的巨款 冯永锋 我老是把环保组织或者说公益组织比喻成寺庙。比喻的时间长了，才发现这个比喻有些很对，但也有些不对。 先说不对的地方，不对的地方是寺庙里的和尚不需要高工资，他们六根清净，出尘离世，看透生死，食素饮茶，青灯古卷，因此，用于维持生命的耗费很少，用于娱乐生命的物质依赖也很低。 用句大白话说，和尚是不太需要领工资的，或者说只领最低生活保障费的。而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却最需要领工资。 政府官员的工资单上的数字，可能也很少，但所有的人都知道，政府官员是生命条件最优裕的一个职业，有无数的福利和外水，有无数的贪污受贿的可能，有无数的化公款为私人存款的路径，有无数的资源交易的暗道，因此，政府官员工资可能不高，但收入肯定极高；工资可能不高，支出肯定极少。俗话说得好，叫工资基本不动。 企业工人工资单的上数字，也可能很少，但企业的奖金、福利保障，销售或者购买的回扣，还是有许多变数。获取高收益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商业的从业人员，工资单上的数字，也可能很少，但回扣、奖金、利润，有无数的快速致富的余地。 而环保组织的从业人员，什么都没有，他们没有政府官员的资源控制权，因此他们永远不可能收受贿赂和干股。他们没有企业获取增值利润的余地，因此不可能有奖金和回扣。他们没有商业人员的销售提成，因此，不可能有致富空间。 而环保组织却有着商人、官员、工人农民所不具有的一些才能，比如他们有对自然界的优先关怀本能，比如他们生来具有公益之心，比如他们具有良好的气节，比如他们有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比如他们有大爱与大悲之心，比如他们有修行者般感人的气度。一个商人可能很有钱，但可能生来就缺乏这些，后天的生活离这些更远。一个官员也可能很有权，但他们可能缺乏这些品质，后天生活的时间越长，离这些美好情感越远。 这样看来，NGO的从业人员被严重低估了他们的工作价值和生命价值，他们的待遇被人为地克扣了。尤其是如果你放眼看中国国内的那些民间组织，简直是在被社会侮辱的条件下试图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社会如此苛刻对待NGO从业人员的心理，非常简单，“你不是做公益吗，你不是做环保吗，你不是为了环境可以牺牲一切吗？那么你就不要生活费，不要过日子好了。”然后，省下来的钱，继续供社会本体胡乱挥霍。其实这些钱挥霍了也就挥霍了，不但不可能产生新价值，甚至可能造成隐患。而如此社会尊重NGO从业人员的价值，尤其是尊重那些敢于直面现实问题，并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迎难而上的NGO的价值，那么社会公众应当心理很清楚，自己在做一件多么不理智的事。 于是有人来问，那么你定个价吧，中国环保组织员工的工资到底该在什么样的水平？难道我们要给他们另设标准？让他们高出所有的行业？让他们来拉大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我想，环保组织的从业人员也没有那么贪婪，他们只需要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就可以。大体来说，他们的水平在每个城市的平均水平的中上状态，就过得去了，比如北京，新入行的本科生能拿到三四千，工作上两三年的能拿上五六千，到了中层左右的能拿上万儿八千，当上了总干事的能拿个年薪什么的，就很过得去了。 社会可能欣然接受，基金会也欣然接受，但中国的环保组织却可能率先不干了，他们说，这怎么行啊，我们向基金会申请项目的时候，他们总是不给让我们把工资做高。或者做高了之后，又不肯让我们把办公成本，把交通成本，把员工福利成本，把财务人员、行政人员成本打进去，结果，我只能通过压低工作人员的工资，来维持机构的整体运转。 其实这不是基金会的问题，也不是工作人员太多的问题，而是环保组织的项目本身可能不够鲜明，不够有效，不够有针对性的问题。很多机构做的项目属于无目的项目，很多机构做的项目是一个僵化的项目，很多机构做的项目是绕道而行、责任推卸的项目，因此，这样的项目，本来就不可能得到基金会的积极支持。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基金会来说，他们愁的不是善款的来源，他们愁的是善款的用途，只要你的项目有足够强大的生命力，别说给你这些基本的支持，给你更长久的、更宽容的支持都是可能的。 话扯远了，现在回到老和尚身上。除了要高发员工工资这一点上，寺庙与环保组织略有不同之外，其他方面，寺庙与环保组织有些相像。因为大家拿到钱，大体就是做三件事，一是为众生祈福，二是培养一批在职人员以增加祈福的能量，三是面对社会苦难积极出手相救。 但环保组织还是担心一个问题，善款的来源。环保组织和公益组织特别强调“钱的纯净性”，生怕肮脏的钱让自己也变得肮脏，生怕自己被企业利用，帮企业洗绿；生怕自己被政府利用，成为政府的走狗；生性自己为基金会利用，成为基金会的公关公司。总之，怕这怕那，处处立贞节牌坊，以与各种“黑恶势力”隔绝。 然而老和尚什么都不管，笑眯眯地收受世人所有的功德和捐赠。如果你要去细心统计，中国寺庙的善款中，绝大部分可能来自贪官污吏“良心发现”后的“布施”，或者来自流氓团伙的“集体随喜”。这些钱说多脏有多脏，说多臭有多臭，说多危险有多危险。然而，老和尚们笑眯眯地接受了，他们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能立地成佛，他们相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他们相信度化苦难远比度化善良要来得艰难。 这其实牵扯到社会需求环保组织的原动因问题。对于社会来说，他们是希望环保组织去扬善，但更希望环保组织去“化恶”——我这里没有动用“惩恶”一词，因为我越来越相信，恶不是惩罚得完的，惩罚甚至可能带来恶念的变种和免疫，但恶却是可能“度化”的。正因为有人是恶人，他才会成为社会问题，才需要老方丈去普度；正因为有人对自然造了恶，环保组织才需要出面去让造恶者“自然萎缩”。 老和尚敢于收受贪官污吏的巨款，是因为他很坦然，他相信自己接恶度恶的能力——他知道这是社会需要他存在的最基本理由，他得帮助社会完成这个最艰难的任务；他更相信自己把肮脏之钱度化为纯净能量的能力。老和尚每天都在对世人说法：“不要担心钱从哪来，你要担心钱到哪去。” 环保组织与老和尚一样，是替社会花钱的。环保组织也与老和尚一样，其实无法辨识这些能量、钱款的罪恶程度。环保组织其实与老和尚一样，面临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把钱花好，如何“以恶治恶”。 环保组织其实应当具有老和尚一样的道行，根本无须担心钱从哪来，钱身上带着什么样的血腥气与酒肉气，他要担心的是如何把钱花得好，让钱花到适当的地方，不仅仅造化了那些受益点的区位和群体，而且度化了钱财本身，度化了那些转移这些钱的人。这样的能力和态度，才叫多赢，才叫大慈悲大智慧，才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叫“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才叫“我不替你花钱，谁敢替你花钱”。 （201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