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

 2012年 3月 05日 时事大家谈: “两会”能否推进中国改革 美国之音电视林森   中国全国政协发言人在回答美国之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对改革的内容、路径和目标没有详细阐述；但是他保证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会有新的进展。不过，有分析认为，一向被称作“橡皮图章”的两会一般不会公开讨论政改问题，而可能主要讨论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两会”是否能推进中国的改革？

（维权网信息员东建报道）据官方报道，今年的两会北京市动员了 73.9 万群防群治力量参与全国 “ 两会 ” 的安保工作；而京畿河北省，更是“声势浩大的一场干部下乡运动正在河北展开。 2 月 10 日 开始， 15000 多名干部将进驻到 5010 个村”。此称“十八大维稳官军”。 每临当局所谓的敏感日，异见人士们都会遭到软禁甚至绑架、强迫失踪。今年两会前夕的 2 月 28 日 ，长期被监控、软禁的北京宪政学者、人权专家张祖桦先生被警方谈话，随后，张祖桦先生发现家门口的警车、监控警察都有所增加，出门时被贴身跟踪，朋友上门拜访、外出会友都受到限制，张祖桦先生的人身自由受到严重侵害；北京自由作家唯色女士，自 2 月开始家门口即被设岗监控，出门受到跟踪。国保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通知称，唯色女士和她的丈夫王力雄先生在一段时间内都会被限制行动自由，出门要经过警方同意，即使同意出去也要在警方的监控之下；北京异见人士查建国、胡石根、高洪明、何德普、徐咏海等人，自 2 月 29 日 开始警方在其家门口设岗监控，上周六胡石根先生欲到教会查经班被阻，反复交涉无果，警方称不许出门。 两会前夕，人权律师滕彪、江天勇，公盟负责人许志永等人被警方传唤或限制人身自由。 异见人士查建国先生认为：人民代表开会，却对人民如临大敌真是莫大的讽刺。真正的人民代表，应该深入到人民中间，倾听民意，体察民情，这样才配“人民代表”这个称谓。

“两会”有感 作者：加藤嘉一 来源：FT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2-3-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7 10:29:52 阅读量：1479次 　　3月5日，北京。 　　5点钟起床，冥想，思考，写作。 　　7点半从北京的家出门，往平时跑步训练的龙潭公园跑去。都三月了，首都还那么冷，在这呆了9年，依然不适应。 　　路过位于朝阳区的华威南路，每隔10米就有警察正在“维稳”。我穿着黑色的训练服，带着黑色的墨镜，突然被阻挡。男性警察带着严肃的表情对我猛说“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吓了一跳，与平时一样在公道跑步而已，藏着恐惧，装着冷静地回应说“我在跑步，这里是公共场所，不可以跑步吗?”同样带着黑色墨镜的警察稍微收回口气说，“哦，你别瞎跑啊”。我则控制愤怒的情绪回应说，“知道了，请您也别瞎管。”这些内容，上午的时候，我也在依然不习惯使用的微博上说了一些。 　　9点回家，打开电视，把频道挑到CCTV1。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了，听温家宝总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我看着电视，打开笔记本电脑，打字，忽然间开了微博页面。微博上已经有不少媒体人、文化人以及广泛的网民就温总理所传达的数据、口号等各说各的，有的还互相呼应。 　　我也受到影响，觉得“对于两会，什么也不说，好像不好”，于是对温家宝总理的表现以及两会现场发表了一些浅见。发微博，总是先写到500字以上，然后删到140字。往往被删掉的是最好的文字，经常被保留的是最差的文字。算入乡随俗吧。 　　“温家宝正做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温爷爷显得很慎重，稳重，沉重，我从中能感觉到他‘这是最后一次报告，我努力，圆满完成’的信念和疲倦。人民大会堂依然那么地隆重，台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们的反应和鼓掌反而显得有些别扭，与温总理的表达之间存在着一些鸿沟，就像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似的。” 　　关于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内外的表现，有许多说法和评价。有人讽刺说他“在作秀”，有人评价说他“促民主”，有人感慨说他“很可爱”。无论如何，我从他最后一次作的报告中，即使是在电视上，察觉到了他这些年奋斗，拼搏下来的足迹。这些年，我也在北京奋斗，拼搏，他的表情反映的“我做了，我累了，我走了”，对此，我深有同感。 　　作为一名住在北京见证了中国政治的外国人，说点心里话，我一直认为外媒驻京记者是根本没有资格对中国总理温家宝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三道四的。我谨代表自己对那些媒体人说，“你以为统治中国有那么容易啊，瞧瞧你们本国的领导人，比温家宝优秀，踏实，积极多少?不要说体制属性，民主还是独裁，无论如何，在世界上，表现得比温家宝差的总理多了。” 　　对于中国总理温家宝所做到的经济政策，以及没做到的政治改革，我们外国人或许需要谦卑、低调、诚恳地给予现实的评价，并且，冷眼思考“下一步，谁来继承，或承担温家宝所遗留下来的遗产?”肯定的是，2012年“两会”的闭幕真正意味的是中国未来10年政治的开端。 　　午后到母校北京大学办点手续，难得回来一趟，校园里上碰到了几位熟悉的老师，站在马路边上聊一聊。我说，“两会在举办，行动很不方便啊。北大好像也变了，到处都是高楼，老师不在研究室里，学生也忙着出国留学，找工作”。一位80年代末在燕园里读书的老师对我说，“北大变了，我读书的时候，这里是自由讨论的天堂，什么都可以谈，不娱乐化、场面化、形式化，不像当今的‘两会’。行政化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师生们都缺乏进取的精神和思考的兴趣。” 　　我走到上学期间每天跑步的未名湖畔，去校方行政单位办点手续，预料之内，办不成，缺材料，负责人不在办公室，只能在某一天再过来…… 我选择放弃，无语，悄悄离开。走两步，在椅子上坐下来，未名湖里的水还冻着，我的脑海里，回想着上学期间的教室场景，去想着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路在何方?想了半天，根本想不出来，“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课堂民主比党内民主重要很多。我同意中国的政改首先必须是党内的选举改革，要一步一步来，但着眼长远的未来，年轻人在课堂上以什么样的心态求学、成长，其影响更加深远。” 　　溜达溜达，自然走到了北大东门外的万圣书园。我在北京这些年，万圣的学风一直伴随着我的观察与思考。今天，我要思考什么?写作什么? 　　喝着习惯了的黑咖啡，自觉“别写两会了，写不了什么，没什么意义。” 　　毕竟来到了Thinker’s coffee，就思考点知识分子该做什么吧。 　　学者、记者、作者、教师、文化人、出版人、书店老板、艺术家、历史学家……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他们应该是思想的供应者、知识的塑造者、信息的传播者。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什么呢?我想有三种：一，抗衡权力;二，启蒙公民;三，推动共识。 　　不妨把思考的现场流传到二战前夕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膨胀，失控，文官，甚至具有统帅权的天皇都被军官“忽悠”，日本最终选择了错误的战争，社会则陷入了无序和崩溃的边缘。 　　一位亲历过二战前夕日本的资深记者曾对我说过，“战前，在国家明明走向错误方向的形势下，知识分子真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没批评该批评的，没推动该推动的，而选择沉默和懦弱。我后来为什么做记者?就是要阻止国家失控和膨胀。凭什么证明政府说得总是对的，政府做得总是对的?” 　　当今，日本政局处于高度的不稳定，所谓“频繁换相”，首相每年都要换，早就陷入“无政治状态”，即国民不关心政治，不信任政治家。不过，立场截然不同，被称为左右两家的《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都不会去主张“我们的国体或政体不对，必须得改”。什么是日本的国体?战后日本的国体是“象征天皇制”，政体则是“议会内阁制和三权分立为支柱的民主政党政治”。对于这一“核心制度”，这两家报纸之间是没有争议的，围绕既成的国体和政体，日本国内舆论是有共识的。那位记者说，“这是我们的底线”。 　　GDP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正在迈向负责任大国的中国，观察其国内舆论，我想，日本战前的教训是深刻的。国家快速崛起，容易膨胀，陷入失控时，知识分子的作用、责任以及角色再高估都不过分。中国的知识分子抗衡权力，抗衡得怎么样?启蒙公民，启蒙得怎么样?推动共识，推动得怎么样? 　　难以抗衡，有体制原因。一名中国女性媒体人的感慨很到位，“没办法，政府呢，不让有右，又害怕左”。确实如此，中国左右两派都去情绪化，要么陷入全盘西化，即中国如何学习西方制度，要么张扬中国模式，即中国该走自己道路。 　　启蒙公民，启蒙平台似乎仅有微博，但依我观察，在微博这一战略平台，被展开的总是吵、闹、搞，情绪化、娱乐化、商业化的左右之争似乎难以启蒙公民，若说它是启蒙，意味深长，则是中国的悲剧。 　　至于共识，共识何在?左到右，决策层到老百姓，企业家到文化人，不用说赞同，至少大家都不会否认的“中国底线”，国体也好，政体也好，到底何在? 　　知识分子最大任务，显然是推动共识。前提则是，知识分子务必属于独立、中立、自立。我想，中国人首先应该重新认识现状，并探索如何使得知识分子确保独立、中立和自立，从而正常地扮演应有的作用。 　　注重认识，回归常识，重塑共识。

作者： 张天潘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张天潘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分别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又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齐聚一堂共商国是时。当然，随着民众参政议政的能力与意识的提高，在人民大会堂会场之外，两会的议题与讨论早已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拉开了帷幕。 微博搅动前所未有参政议政热潮 两会未动，微博先行。借助新技术的平台，140字的微信息，实现了迅捷有效的每秒每刻的即时互动。同时通过其特殊的扩散功能，能够让信息充分放大，形成聚合效应，甚至某些议题在微博上，还可能实现核裂变效应，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因此，通过这样的技术平台，可以一改以往的参政议政思路，实现精炼提案、民意传达、充分参与的良好效果。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天的微博“两会”，不仅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微博上公开征集提案，更有网民直接在微博上公开自己的民间“提案”，希望能够引起“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如此，将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代议制形式，实现参政议政的渠道与方式拓展，同时也是一种良好的民主训练。 众所周知，全国人大代表不是选民直接选举的，而是通过间接选举方式，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政协委员则是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反复酝酿协商推举产生，经全国或地方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会同意成为政协委员。在这种代议制下，虽然各个代表委员及其一些提案都是由各级的两会进行逐级推送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慢慢脱离最普通的民众，无法有效直接地传达民意。而且代表委员们的身份只是兼任的，没有专职化。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每年都有个别代表委员们的雷人雷语以及雷人提案出现。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在选举机制上的一些不足之处造成了代表委员们坐而论道、脱离社会，犹如不食人间烟火一般，或者忘记了身份职责，把“两会”当做聚会的场合，严重地浪费有限的参政议政资源。 于是，在机制无法实现改善的时候，如何让社会的民意、舆论畅通地传达出来，插上翅膀飞达两会，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命题。正是如此，前几年博客、论坛这些新媒体的互动平台一出现，就成为了两会期间全国人民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舆论平台，实现了代表委员们接地气、民意舆论能上达的双赢目标。近一两年来，微博更是后来居上，成为最为便捷与有效的阵地。当然，其中最为吸引眼球的就是高官高调地开微博。如全国首个拥有百万“粉丝”的省部级官员，并且创造了微博“蔡式风格”，被网友昵称为“蔡叔”的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就是其中一例，他2月20日的“向全国两会建言”微博，截至3月1日已经得到了10524次的转播和评论，被他在微博上晒出的建言，已经有41条。 身为政协委员的著名主持人崔永元，2月25日也在微博上向网民征集建议和问题，且在12小时内就收到了300封邮件，称“这将是一个史上问题最多的提案”。崔永元表示，自己的提案是“想让所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做政府和群众的日常联系人”，通过建网上的“信访局”，让代表委员们成为“泄压阀”。崔永元的做法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们在做了，但是他所点出的意义，却是其他开微博的代表委员们所没有思虑及的，即通过微博，在民众与政府之间以代表委员们作为桥梁，实现社会“泄压”。 需更多民意表达渠道实现社会泄压 其实崔永元的“泄压阀”之说，正是社会学里面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安全阀”。著名美国社会学家、冲突理论代表科塞明确提出和阐述了社会安全阀概念，其意指每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习俗，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安全阀”一样的功能。他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以下述社会现象为例来说明“安全阀制度”：原始人有节制的复仇制度；前文字社会中在狂欢节期间对性禁忌、性回避的解除；西方文明社会中曾盛行的解决私人仇怨的决斗；现代和早期社会中一切有助于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以及各阶层间紧张关系、消除人们平时紧张情绪的共同性的娱乐活动等。 而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来说，安全阀机制的构建，是远远不够的。随着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狭隘、权力膨胀加剧、维稳越来越高压化等等，影响着社会压力的释放与问题的解决。在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之下，安全阀的空间日益被压缩。中国社会学者应星在他的新著《“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中以“气”为视角，认为中国农民也好、作为中国弱势群体也好，它和西方人讲的“为权利而斗争”其实有不同的地方，它比较接近另外一个概念：“为承认而斗争”，换成中国人的俗话讲：“人活一口气”。这个“气”也好，这个“承认”也好，和利益、权利是不同的。正是因为咽不下那一口“气”，有些访民才因为一些在外人看来并不值得花费如此高昂成本的事而屡屡上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要求得到或者仅仅是一种承认或一句道歉。 因此看来，在每年两会期间如临大敌防止访民进京的安保工作，本身就像陷入了一种悖论之中：社会安全阀锁闭，缺乏泄压与利益维护与表达的渠道，一些民众才被迫走上上访之路；而森严戒备的安保，更促使了安全阀紧闭，激起更强烈的“气”、更大的社会压力，从而最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崔永元所说让代表委员们成为“泄压阀”才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使得微博成为一个有别于传统的渠道，让社会民意舆论与民众利益维护能够较为畅通地、及时地传达出去，从而更好地维护这个社会真正的而非强力压制下的稳定。 深化体制改革当是两会议题之母 通过微博、论坛等新媒体的两会聚焦，我们发现，现在代表委员们关注的，依然是每年关注的那些老话题，诸如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医疗改革、社会管理、房价调控等等。当然，这也与民众的呼声有关，与他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越具体越贴近民生的提案，确实是很好的，具备更多解决的可能性。而且只有每年的持续关注，才能逐渐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每年两会提案由于过于分散导致议题分散，最终能够得以提交讨论的并不是很多，能够最终得以表决的就更是少数了。因此整体上来说，形成的推动力不足，一些代表委员只能单兵作战。再者，提案越具体化，对于宏观上议题的把握就更难实现，由此也导致了因为过多地关注相对较为中小或微小的问题，使得当下最为急迫的已经成为共识提议———深化体制改革，迟迟没有提上议程。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第一次使用“顶层设计”，当时的表述是“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其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了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但在随后的时间里，并没有这方面的实质性进展。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在不久前发布的《社会进步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基本被搁置，尤其是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从“浅水滩”摸着石头过河，渐次走进“深水区”，然后有些人就不想走了，甚至喜欢上了摸石头。 现在社会在维稳制造出来的表面稳定之下，其实已经人心思动。去年年终时网络上广泛关注和讨论由韩寒抛出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均是最真实最基本的社会心态，人们不希望再来破坏力十足的革命，而是希望实现生而有之的民主权利与自由，但如果再无体制上的改革与良好的顶层设计，整个社会很难保证不会发生大的变乱。具体到两会，如果没有体制改革，每年关注的那些议题，实际上也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加剧沉疴积淀，积重难返。因此，应该有更多的代表委员们，透过微博那些显得细碎、杂乱的各类信息，清醒地辨识到深化体制改革的社会共识，在具体化的提案之上，将深化体制改革作为议题之母，一起致力于突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形成强大的推助力，推进改革顶层设计与规划的真正落实，让国家走出“转型陷阱”，走出“历史的三峡”。 2012年03月04日 10:05 http://gcontent.oeeee.com/2/71/271117ee875c80c7/Blog/6e3/6221ca.html

但也有网民怀疑这个“自白”是否出自王立军本人之手，并揣度此举背后中共高层斗争的影子。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后，行动倍受关注。今天，薄熙来出席了人大会议，并且仍然坐在大会主席台上。 而曾在1999至2002年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现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周六与薄熙来和重庆代表团会晤时，表态肯定重庆的“新成就和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