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经济应对“内忧外患”的正道
上周，财经界一个重要新闻，就是习近平亲自召开经济学家座谈会。从报道看，这无疑是一个服务于“宣传”和“统战”的“务虚会”，因此，微信中的议论多与座谈内容无关，而聚焦在谁出场谁没出场的八卦。但是，对于无缘当面谏言的严肃学者来说，一些人已难以按捺对中国经济前途的不安。本周一，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分析师吴胜春发表研究报告，题目是《重建激励和适度分享——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提出重大建议，设立10万亿规模的补短板基金，为一亿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加快土地改革，放松户籍管制等方式进行重点城市群建设；同时吸引民间投资进入，并加快与英、德自贸区协议谈判等建议。这个报告事实上对习李“碎片化”的“托底”经济方针做出了婉转批评，正确指出，人力资本匮乏才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隐患。他们建议，设立十万亿规模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基金，“主要为未来数年可以落户城市的一亿农民工（及随迁子女）提供公共服务，投向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兼顾公共住房、旧城改造等。这是当下中国最大的分享，通过对于教育、公共服务的投资，带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需求。（这也是）最后一次扩张中央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整个国家的对外资产负债表。并且，最后这点可通过向全球发行人民币标价的中长期国债来实现，由此同步完成六大宏观部门内部的杠杆转移和再平衡。”尽管这个建议有过于理想化的问题，但应该说，他们指出的是一条“应对中国内忧外患”的正道。我认为，沿著这个方向，中国确实可以找到技术上和政策上可行的办法自救救人，极大地稳定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这是习李和他们所信任的经济学家目前提出的对策所不能做到的，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症结所在。问题是，习李和他们所器重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没有想到，或者说虽然想到了，但也不愿提出来投资人力资本的正道，而是坚持那些在海内外无法建立稳定预期的“碎片化”政策？难道他们真的不懂，只有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中心的“稳增长”政策，才可能稳定各方面的预期，才可能让中国经济走出“内忧外患”的险境？难道他们真的不懂，高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速培养一流中国经济学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恶化各方面对中国经济未来预期的简单道理？我对这个问题有这样两个解释，第一，习李不能选择稳定各方对中国经济未来预期的正道，除了有他们自身认知能力的问题，还与他们对高层政治预期不好有一定关系。习李不和，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要制定稳定各方预期的长期经济政策几乎不可能。那为什么那些身处要职的经济学者也不能像东方证券的两位经济学者那样，大胆谏言呢？我想，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习李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方针，因此，提出这样的方针只会损害自己的名位，而于事无补。那么，习李真的不可能接受东方证券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正道”吗？我想，至少在十九大之前，也就是未来中共权力格局明确之前，习李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正道”是大概率事件，那么，十九大之后呢？是不是也不可能接受？我的判断是，要看当时中国危机有多严重，危机越严重，中共领导接受“正道”的可能性反而越大。为什么？本期《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可以作出解释，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道，不能没有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来护航。而中国的内忧外患不达到一定程度，决策者自然不会走这步棋。这当然也意味著，等他们作出决策时，会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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