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不要迷恋“中国模式” 文 / 刘县书       121 年前， 1889 年 8 月 24 日夜晚，北京城风雨大作。“咔嚓——”一个炸雷响过，天坛祈年殿顶部的匾额突然起火、掉落下来，引燃了整个大殿。大火燃烧了一天一夜，整座祈年殿轰然倾覆。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上等檀木燃烧时的香气。     那一年年初，于慈禧太后阴影下长大的 18 岁的光绪皇帝载湉刚刚亲政，在紫禁城中闻报大惊失色，大臣们也一个个面如死灰。祭天祈年的大殿被上天降灾，没有比这更不祥的警兆了，难道大清王朝风雨飘摇、气数已尽了么？     9 年之后的 6 月 11 日，光绪启动戊戌变法，企图挽救王朝没落的命运，仅仅 102 天后，也就是 1898 年 9 月 21 日，变法被慈禧扼杀于襁褓，王朝加速走上不归路。     如今世界变了。中国变了。     从《尚书》的记载开始，古代中国人就相信、敬畏天命，并把人间的自然灾害看作是上天对人的警示，当发生大的灾害时，皇帝往往要下罪己诏、反思忏悔、斋戒祈禳、大赦天下。这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今天还有谁真的相信这一套呢？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可能仍然怕官，但不怕老天。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变迁。     今天的中国也不再像清末那样积弱、任列强宰割。今年二季度中国的 GDP 已登上世界排行榜亚军。连续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当多数发达国家尚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时中国经济似乎已摆脱阴影、绝尘而去，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的持续提高，在国际上获得的赞扬和恭维渐多……所有这一切，都让很多国人变得自信满满，无比自豪。        从国内的媒体上看，似乎现在是世界纷纷说“中国模式”、世界需要中国解救的时代了。     然而，也有学者始终提醒我们保持清醒。     关于“中国模式” ， 秦晖先生有鞭辟入里的系列文章《中国的崛起和 “‘中国模式’的崛起”》，建议所有中国人都去读读。     秦晖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在非民主平台上运行的低人权、低福利的模式，以中国人的低权利为代价（几乎是自虐的方式）获得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优势”。仿佛现在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在夸中国，可实际上，西方国家学不了中国，也没人真的要学中国，“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没人愿意做。     对于中国的未来，国内外研究者向来有两派：乐观派与悲观派。悲观派屡屡预言中国将崩溃，屡屡落空。但这不值得我们产生自恋，不能以为中国所有的问题都会自行消失、迎刃而解，相反，这些警告应该让我们对自身的问题和困难更加警醒。     关于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及未来，孙立平曾提出“社会溃败说”，于建嵘曾提出“刚性稳定说”，都发人深省。最近中国政法大学学者何兵又提出了“透支说”，也值得关注。     何兵认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基于对人和自然资源两方面的透支。“中国当前的稳定基础建立在将后代子孙的资源先行拿来使用。因此，动摇中国统一性和管治有效性的根本也是资源。中国会出现大的风波，现在已经开始呈现。当资源不能再透支，道德不能再透支，维系社会稳定就比较困难。”     几年前，在中国 GDP 冲到世界老二之前，有报道说，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 GDP 的 10% 左右。     那么，实际上，如果扣除环境污染的损失及对后代资源的透支，我们的经济到底增长了多少呢？     套用一句网络经典语录：不要迷恋“中国模式”，也许“中国模式”只是一个传说。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要使“中国模式”成为一个真正的传奇，要让 21 世纪真正成为中国人的世纪，光凭已有的经济成就还远远不够，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解决我们自己的政治难题、经济难题，尤其是作为所有问题交集的环境问题，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     这将是中华文明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法。                                                   （此为《环境与生活》杂志2010年9月的卷首语）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三重赋敛”：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 杨连宁一听到有人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就笑了：明明有个中国模式嘛，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我笑我们不能幼稚到变成鸵鸟，用价值判断替代了事实判断：不喜欢的东西就权当它不存在。明明是你不喜欢这个中国模式，却不敢直陈其弊，把头插进沙堆里说没有中国模式。仅拿经济的“中国模式”说吧，国家对于社会的“三重赋敛”，明摆着是个举世无双的中国模式嘛。三重，直说是三遍。赋敛，直说是收钱。“三重赋敛”，直说就是国家收了社会三遍钱。强制性税收是第一遍，这是普世模式，无可厚非，也没有中国特色。而之后收的两遍钱，全是中国特色，全球独一无二。税收之外，总量惊人的强制性收费是第二遍赋敛。之后还有第三 …… ……

程亚文 北京学者 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被宣告超越近邻日本而成为了“世界第二”。这自然免不了又集中引发了海内外的一番热评。 中国媒体在看待这件事情时，乐观的声音不多，这种态度是明智的。GDP在世界的排位变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的实力生成与文明提升。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仍然相当落后。就拿已在经济总量上退居身后的日本来比较，中国目前在人均收入、社会保障水平、社会公平度、技术创新能力、教育投入等方面，恐怕只能与日本在四十年前的状态相比拟。更何况在成为“世界第二”后，中国被关注的程度空前提高，来自外部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压力也有可能空前加大。而这种情况，近年间实际上早有征兆。 但这还不是最值得担心的。中国是如此一个大而古老的国家，就像一艘在海中航行的大船，只要船体足够坚固结实，就抗得了任何风浪。最近几年，中国学界和舆论突然兴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国模式”当然有认真总结的必要，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有其成为文明国家的独特性，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不少方面，都有推而广之成为世界公共物品的潜能。但当下中国语境中的“中国模式”，多半是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发展历程的概括提炼，甚至仅仅是对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经验总结。这种着眼于“发展”和“现代化”、明显缺乏历史视野的功利性论述，不仅抽离了中国文明的丰富多样性及其当代潜能，而且容易意识形态化为其他一些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对立面，被看作是与其他形式的发展模式相竞争中的胜利者，一种新的值得学习仿效的对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及与之匹配的有限制度变革，的确开创了中国自身的一个新时代，也形成了一定的“模式”。简单来论，“中国模式”乃是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弱小的时候就减少政府控制(国退民进)，市场变强的时候就加强政府控制(国进民退)，市场的功能和作用虽然前所未有地增强，但始终是围绕政府所设定的桩脚在打转。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体制建设及经济成就，放大时空来看其实又并不新鲜，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不少国家，在更早的年代都曾有过类似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阿根廷的人均GDP曾比肩欧美发达国家，巴西在上世纪70年代也一度被认为将成为南美超级大国，人们当年谈论“巴西模式”就如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然而，这些国家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增长后，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与现代性转变却变得裹足不前，甚至还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 何以如此？美国经济学家沃森解释了这种现象。他说后发国家在经济追赶时，所容易犯下的毛病，是乐于对外进行技术引进而不进行制度创新。缺少法治精神、民主体系、市民社会等方面的制度变革作为支持，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尽管会在一时取得较为可观的经济增长，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却会不足，最终形成发展陷阱。此即所谓“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也称“对后来者的诅咒”。 此言不中听，但却是中国曾经有过的血淋淋经历。放到中国自身的历史坐标中，“中国模式”也非从天而降、突如其来，中国遭遇“后发劣势”早有前鉴。自打一个半世纪前两次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的天朝幻梦，从而也追求起现代化以来，中国至少已经历四次现代化过程。1860年至1870年的“同治同兴”即为第一次，当时大清皇朝在大批能干官僚的推动下，一边对农民轻徭薄税、鼓励耕作，一边大举引进外来设备、资金和技术，不长时间内经济总量即获大幅增长，呈现一派兴旺景象。这一被称作“洋务运动”的第一次现代化经历，却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现代性转型相关的土地制度、私有产权、科技教育体制等，均未触及。快速增长的GDP水平与明显滞后的制度建设之间的不协调，最后是通过甲午战争一役而全部暴露。 历一百五十年之后，中国的GDP增长再次引来了世界的一片惊叹。但以纵横为鉴，很明显，这只是一个不错的开始，要想一路走好，还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