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

交易录 |中国企业债务危机恶化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18日报道,当前,像舜天船舶这样债台高筑的企业处在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这种困境扰乱了最近的货币、商品和股票市场。造船业是中国众多工业行业中的一员,这些行业包括钢铁制造业、煤矿开采业和汽车业等,在好的年景里,这些行业中的企业能从国有银行获得大量贷款来扩大规模,这帮助推动了中国多年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现在经济增长率下滑至7%左右,许多企业出现了资金紧缺的状况。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一开始是家小公司,在1980年代曾经买卖过一些船只。但过去几年,这家中国国有企业依靠贷款大肆扩张,开了几间造船厂,还签下几个价值数亿美元的订单。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引起了货币汇率、大宗商品和股市的波动,而像舜天这样负债累累的公司,则处在问题的核心。舜天公司刚刚发现自己成了法庭上的被告,中国最大的一家银行要求法院判处这家公司破产,以便赔偿它所欠下的逾期贷款。政府监管者正在调查这家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其银行账户最近已被冻结,这家深圳上市公司的股票从去年八月开始停止交易。“情况很糟,”香港船运业咨询人士马修·弗林(Matthew Flynn)说。在经济行情好的时期,许多行业会从国有银行大量贷款以支持扩张,造船业只是其一,其他还有钢铁制造、采矿和汽车制造等,它们助推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但中国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下滑至大约7%,很多企业开始出现资金匮乏的情况。这加重了外界对中国经济走向所持的各种担忧,全球投资者紧张不安,由此给石油价格带来很大压力。像舜天这样的企业让这一前景更加不明朗。多年来,国有企业一直能持续提高产品价格,助其偿还贷款。随着消费者收紧荷包,通缩压力显现,这些企业被迫降低产品价格,但它们背负的贷款并没有减少。企业的困境给政府的经济管控雪上加霜。为避免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剧烈下滑,中国当局正加紧实施一系列刺激措施,比如建造更多高铁线路,鼓励国有银行持续提供贷款。但随着企业破产给中国带来更多压力,贷款持续增多只会让中国经济愈发脆弱。去年,中国各类债务——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增长的总额,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12%。中央银行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总体贷款额度在去年12月大幅增长,增速达到去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借贷大部分银行贷款的工业企业,正在进入一个十分危险的环境。产品价格低,或不断下降,意味着企业需要每年大幅增加销售额才能有足够的收入偿还贷款。但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企业实现销售增长比较难。中国不是唯一一个生产价格下降的国家。由于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疲软,美国的生产价格也从一年前开始下降。中国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还要应对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问题。随着劳动力年龄增大,以及更多的年轻人倾向于找白领工作,蓝领工人的工资一年要增长将近10%。很多行业出现过度投资,也导致有太多工厂和其他企业在争夺有限的生意。“劳动力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降,这两项加在一起是个不小的挑战,”惠誉金融机构香港办公室高级董事鲍冰娜(Sabine Bauer)说。从舜天等造船企业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中国的海岸线沿岸各个港口和沿海诸河两岸,都有不少企业买下大块土地,购买起重机,聘用大量焊工进行建设。中国的造船产能在全球所占比例从2008年的五分之一,增长到去年的五分之二。质量控制从一开始就是个问题。“接连制造出来的两艘船原本应该一模一样,但在中国就是两艘不同的船,”曼哈顿船舶经纪人巴兹尔·卡拉察斯(Basil Karatzas)说。“在日本,他们连着造十船,也是一样的。”尽管不少中国造船厂都遭到很多这样的投诉,但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日本和韩国造船厂要求买家为订单支付20%的定金,另外还要有一家国际银行为其担保,如果买家违约,将由银行负责支付剩余款项。尽管中国造船上也要求同样买家预付同样比例的定金,但他们不要求国际银行担保,会接受那些财务状况并不稳固、实际上是空壳公司的企业所下的订单。这让中国造船厂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船只价格剧降,买家可以放弃定金,不再支付剩余船只费用,让造船厂自己解决这个烂摊子。因为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在过去两年有所萎缩,船只价格下降了逾20%——有些情况下降幅要更大。中国造船厂大量生产的5.8万吨散货船,价格已经从2013年的3000万美元降至现在的1600万美元。这种情况下,在价格比较高的时期下单的买家会放弃定金,而不是全款买下已经贬值的完工船只。在中国造船厂随处可见造了一半的船体,看起来就像被切成两半的钢铁蚯蚓。很多造船厂没有资金完成船只的建造,以便将其折价卖给别的卖家,那样或许还能让它们拿回一些成本。即便是实力比较强的买家也无法完成交易。舜天有四艘完工船只,都被曼谷的珍宝航运公司拒收。之前交付的一艘船也因质量争端被要求退回,在伦敦引发了一起仲裁案件。周二,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将舜天公司告上法庭,地点是该造船公司创始地江苏省。中国银行要求对该公司进行清算,因为它的违约贷款已经达到8100万美元。舜天公司一位马姓高级职员表示,法院本周举行了几场听证会,但她同时表示,据她所知法院尚未做出任何裁决。中国银行和法院都没有对此事置评。国有银行如此积极地索偿债务,在中国非常少见。中国当局不时发出关闭此类僵尸企业的信号。“僵尸企业并非新生事物,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日益凸显,”中国主要的党报《人民日报》最近表示。不过,银行往往继续让贷款展期并提供更多贷款,尤其是对舜天这样的国有企业。该公司控股股东是江苏省政府。对于完全关闭这些公司,政府一直很犹豫,因为担心大规模下岗可能会引发抗议活动。然而,造船业正处于彻底的混乱之中,有几十家公司没有任何订单。政府下令停止给该行业提供出口信贷,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强制关停一些企业。若非如此,人民币贬值或许本可以让情况有所缓和。人民币汇率下降,会使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这有助于减轻会损害企业提高产品价格能力的通缩压力。它也使中国劳动力价格在换算成美元后显得比较低,有助于吸引海外投资。这些因素是中国政府近期一直在让人民币贬值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货币问题也颇具挑战性。人民币走低可能会进一步遏制中国对通常以美元定价的进口商品的需求。随着中国需求的减少,货运业停滞不前,船运公司对新船只的需求会变得更少。对舜天这样的企业而言,这种状况是灾难性的。“即便是已经签下订单,”船运业咨询人士弗林说,“买家现在也不想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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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綦彦臣:中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农民工上街讨薪成为社会景观

二○一五年是中国经济转向萧条的转捩点,就算二○一六年以万亿规模的财政赤字来刺激,今后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中国也将处于大萧条时期。经济困局根源不在经济本身而在政治制度。积弊之下,胡温新政四万亿刺激没解决问题,反而是“推迟后悔”的行为经济学后果;习李新政三年过去,亏光政治资本,才无奈走向高赤字财政之路。政治制度失败的基本表现是社会不公,高赤字只会加剧社会不公而不是抑制之,因为一党政治下不存在预算硬约束。宽松货币政策相当于行政、党权两大系统随便花富有阶层的货币储蓄,高赤字财政政策相当于随便花全体国民的未来收入。经济政策调整不过是随便花钱的范围扩大而已。店面频转与个税高漏损判断中国经济转向大萧条并非是政治批判作为,它是有实证支持的。据我在二○一五年十二月进行的季度微观实证调查结果:(一)小额资本投资的转手亏损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一点四三,比上季度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六高出近三成,比二○一四年底高出两倍;(二)灰色经济付租额度即行政权力寻租额度比上季度高出二点四倍,但灰色经济的盈利能力却比二○一四年下降了三成六。前项比较容易理解,其如店铺转让者为看好价而拖延转让,结果一个季度后亏惨——原来想十万元转出,现在三万元都困难了。高频转让也是中国经济大萧条的一个清晰信号。后项数据使用不具通俗意义,但它能与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相比较。二○一五年是非税收入疯狂增长的一年,非税经济收入剧增给所有执法者均带来了溢出收益,在为国家(公家)罚款创收的同时也让执法者谋得了“不开票,少罚个,罚了归自己”的机会。不仅非税收入方面存在溢出被执法者侵吞的现象,正常税收方面也是如此。对于个税收入,媒体均说起点不公平,但事实上,那些财务记录不健全或有两套账应对税收的企业主,几乎百分之百可以用贿赂方式降低个税缴纳额度。比如一个企业主一年应该交个税十五万,但只要花两万行贿并交纳五万,结果还是“省了一半多”。表面上看,店面高频转让与个税中执法者获得溢出收益没直接联系,但这意味着国家(公家)会自动地向权力执行者溢送利益,从而加剧社会不公平程度。此种隐性不公平的后果又使焦点讨论远离社会现实。在个税起点问题上,媒体煞有介事地认为不公;另一方面,寻租行为又导致巨额流失,流失量在国家账面收入的一倍以上。微合伙将面临重灾之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每个中国人都得“享受雾霾公平”是最典型的增长牺牲了发展的例子。治环境会付出就业代价,而不治理环境,在半市场化的竞争之下,大量僵尸企业也不能提供就业机会,相反,还会拖欠大量工资。从逻辑上讲,拖欠工资是对此前就业成果的反噬,或者说“反噬就业”已是中国经济萧条与社会不公的整合指标。僵尸企业当中有大量国企,但民营也不算少数,因此,“反噬就业”的最主要受害群体就是农民工。对于国企而言,其既然为“国之所有”,那么,国家自然会以财政支出维持其员工最低生活保障。所以说,二○一六年的经济政策重头“打响僵尸企业歼灭战”是可以做到的,代价是高赤字财政“包买”该类国企一切经济后果。但是,对于农民工则不然,特别是对于就业于民营僵尸企业的农民工则不然。对于这个问题连体制内经济学家都比较困惑。复旦大学教授李维森说:“僵尸企业应该破产,但也许太多了,你不能让它们一夜之间全破产。对于农民工,我们有什么安全保障呢?我们能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赶回农村吗?”北京所谓的“供给侧改革”设定农民工大量买房,以便消化过高的库存。李维森教授的言论实质上是关注城市化的人口径流,而未涉及农民工被僵尸企业拖欠的工资。根据大量样本计算,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在过去三年累计的总额高达七千七百亿元人民币。如果广义地计算,比如将三到五人微合伙的供应商被拖欠算进去,农民工工资在过去三年被拖欠总额(余额)已经超过万亿。微合伙的自身工资在商品总价里面,而李克强内阁的一个重要政策是鼓励微合伙。可以预见,二○一六年将有大量微合伙“遇难”。中央文件不起作用在临近农历猴年春节前的两个多月,农民工讨薪几为一种社会常态。比如去年十二月初,在黑龙江鸡西市,数十民工在极寒天气里裹被子上街打标语讨薪;十二月下旬,在甘肃兰州市,也有数十名农民工上街讨薪。他们没有裹被子、打标语,而是跪在地上。农民工讨薪还弄出一些笑话被官媒所讽刺。在江苏常州市,一位农民工因拿不到工资,持斧头砸坏银行自动取款机外壳想弄到些回家的费用。当地媒体对此嘲笑说:“机器太‘结实了’,面板坏成这样,都看不到钱!”与官媒的缺德一样,警察对待被打伤的讨薪者比冰霜还冷。在山东滕州市,李春生等数位农民因找工头要工资被痛殴,报警后,当地警察连讯问都没做,以致李春生等人到事发地镇政府去哀求。一些包工头的处境并不比农民工好,他们也被拖欠,成为讨薪者。河南一位赵姓包工头无奈以全家人“戴枷讨薪”的行为艺术方式表达不满而被当地警方拘留。在官方文件里面,包工头不能算农民工,尽管他们欠农民工的工资以及本身或是农民。但是,作为包工者他们自己的工资收入也在被欠款项里面,正如上文涉及到的微合伙供应商的货价里面含有工资一样。北京的红头文件不起任何作用,甚至还很伤害农民工,如包工头不能被定义为农民工等规定。二○一五年十一月份,人社部发了一项关于农民工讨薪问题的通报,其中说道:“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发生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突发事件达到一万一千零七起,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四。”因此,该部要将严重违法失信的企业记入“黑名单”,但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都僵尸化了,乃至不久倒闭,它们还怕什么“黑名单”吗?《动向》2016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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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张平:两岸都将迎来大变化?

有评论认为,台湾大选将造就两岸政治史上的历史剧变,而中国大陆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政治评论人张铁志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台湾政治的历史性剧变》,认为本次台湾大选毫无悬念,但对台湾政治意义深远的选举,因为这次选举反映出台湾政治地境史无前例的改变,即绿大于蓝。张铁志指出,这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青年政治态度的改变,加上所谓的“中国因素”让多数民众从信任到质疑国民党对两岸关系的态度,这两个因素一方面成为太阳花运动的背景因素,另一方面太阳花运动本身又改变更多年轻人的态度——支持台湾独立。最后,面对这场新世代战争,国民党自己站到了青年的对立面,因此一路大败。在马习会后,不同民调都指出,虽然全体选民抽样是肯定马习会者较多,但在年轻人中,对马习会持负面意见的比正面的更多。台湾大选中的外交恐吓牌台湾《自由时报》发表社论《帮中国出主意对付台湾》,认为尽管中南海应已领略对台湾大选公开表态“无声胜有声”、“闭嘴是最佳策略”,台湾却有人已按捺不住,针对台湾选后政治变局,特别是民进党赢得总统及国会的新形势,帮中国出主意对付台湾之计,让台湾经济必将严重衰退、失业大增、资金外逃、陷入通货紧缩。社论认为,不仅台湾经济并未如此脆弱,中国经济制裁必自伤,且违反国际规范,中国当局也可能在大选之后,接受台湾民意的明显表达。因此,大选向亲中无能者说不,正是让中国领受台湾强烈民意的有力机会。台湾《苹果日报》发表政治学者蔡明彦文章《损人不利己的外交恐吓牌》,认为台湾各政党在选举期间,应该做的是抱持积极态度,针对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因应北京外交打压,提出可行的政策作为,争取选民支持,而不是在北京还没表态之前,急忙“断言”选后中国将对新政府展开外交报复,制造社会不安气氛。如此只会让民众留下该政党试图挟借外力、影响选民自由投票意志的负面印象。什么人如此霸道横行?香港《苹果日报》发表区家麟文章《李波背后,非一般的绑匪》,指出此绑架案受害者面对的,是一群非一般绑匪。这群绑匪的行为,全球关注了,中国官方,坚决不吭一声,不澄清。“绑匪们知道,现在说什么都难以服众,任何单位,都不能承认(因为自打嘴巴毁一国两制),也不能否认(因为事实已很清楚),唯有李波自己说的话,才能继续瞒骗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区家麟指出,“书店另外四友,失踪已近两个月,当天无声无息没多少人关心,不见得绑匪就此停手;搞大件事又是否帮倒忙?也未必,绑匪的心情,很难触摸,你懂的”。“然而,我们更关心,是香港的一国两制与司法管辖权,我们关心什么人如此霸道横行、目无法纪;我们关心,香港警察为何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做真正硬汉子;我们关心,何方绑匪能令人被失踪被写信被嫖妓被报平安;我们关心,香港权贵们的歪理,每天荒谬无极限;我们关心,珍贵的出版自由,还剩多少余温”。中国经济持迎来最大风险?香港《端传媒》发表经济研究者吴向宏文章《2016年中国经济:最困难时候,或超出多数人想象》指出,2016年刚开始,A股就连续熔断,人民币也连续以较大幅度贬值。然而,官方的正面宣传机制,和民间的自我麻痹机制,都还起作用,还在继续散播安慰人心的消息。这是典型的危机前麻木症。吴向宏说,若干错误的信号会驱使资本背离经济周期,逆势加杠杆而不是去杠杆,从而放大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会使得经济的软着陆——从两位数快速增长慢慢下降到3%-5%的缓慢可持续成长——变得更加困难,而硬着陆——突然之间逆转为零增长甚至进入持续衰退——的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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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中国2016年经济增长放缓

中国官方媒体《上海证券报》元月四号星期一刊登预测报告称,2016年中国国内实际经济增速略低于7%左右的潜在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6.5%左右,对外贸易将零增长。虽然中国经济2016年放缓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但是海内外仍然有机构或媒体乐此不彼做出大同小异的各种预测。要说《上海证券报》的预测有什么新意,那就是将放缓原因归咎于中国迄今已经实施的 “经济政策有一定滞后影响”,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旦中国2015年出台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发挥作用,中国“经济仍将平稳增长”。换句话说, 中国经济此前一直平稳增长。《上海证券报》的预测虽然如此这样说, 但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姚树洁教授星期一表示,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速在6.5% 到7%之间的确是可能的:“中国十三五规划的未来五年里,经济增速平均可能就在6.5%左右, 因为中国经济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很大, 6.5% 并不是最糟糕的预测。现在, 中国要开放,人民币也变得不像以往那样坚挺,股市问题长期存在,监管不严结果造成中国股市上市公司分红长期低迷,有些公司赚钱, 股民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鉴于如此种种情况,大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缺乏信心。”路透社星期一发自上海的消息引述中国官方数据说,虽然中国经济在新的一年将继续放缓,但中国“国内消费需求会保持稳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0.5%左右, 2016年低通胀继续延续,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将上涨1.5%左右,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将下跌3.5%左右”。此外,路透社星期一发自上海的消息还说,中国“隐形失业将显性化, 预计2016年新增就业达到1000万人,但鉴于对外贸易将可能零增长的情况,重化工企业和出口行业的裁员和就业岗位流失在所难免”。在中国经济放缓的严峻情况下,中国官方智库和体制内学者开出的各种药方都没有涉及到政治层面。对此,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星期一认为,中国整个制度中缺乏信誉度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实质:“因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所有人最需要的是对未来的可靠预期, 需要从国家领导层和政府那里得到一个制度性的保障或承诺, 从而在经营决策中规避或减少风险, 将风险转化为赚钱的机会。然而, 中国的体制中目前缺乏这种机制,使中国的投资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风险,而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夏教授看来,这一不确定性是政治体制造成的, 因为中国没有国会和议会机制和民选机制,国家政府对资本的安全性没有承诺,中央银行不独立,结果使财政部变为中共中央的出纳室,人民银行变为财政部的柜台收银员。此外,夏教授强调,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资本仍然不能自由流动。资本账户仍然不开放,外资赚到的利润难以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各种红利逐渐消失, 夏教授总结以下政治层面上的三点将不可避免地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一民主的代议机制, 第二独立的中央银行,第三开放的资本账户,三者中国迄今都没有建立。 这样就使中国整个市场变得非常没有确定性,中国经济必然因此受到伤害。”如果阅读中国官方报道,中国经济似乎并没有糟糕到引发星期一全球股市抛售的狂潮。中国股市2016年首个交易日以暴跌7%收市前跌停收盘。例如,连续10个月疲软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数据, 被官方学者解读为“企稳收官”,“2016年有望迎来平稳开局”。不过, 中国和讯网星期一有评论在列举中国经济2016年将要面临的五大风险之后,发人深省地说,中国“如果经济增速一旦低于6.5%,则在连锁效应下,可能引发社会不稳,这就转化成为政治风险”。(记者:闻剑;责编: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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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人民币圣诞撤退 分析担心明年再贬值

人民币年底快速贬值,引起全球市场不安。虽然中国官方称这是临时性的“圣诞撤退”,可是金融人士担心,新年里北京将继续让人民币贬值。

本周人民币外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人民币兑美元在岸和离岸差价一度超过1000点,引起经融市场的强烈关注。中国央行星期二宣布,在明年3月前暂停至少3家外资银行跨境及其参加行的境内外汇业务,防止套利和资本外流。

近两天,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急速走低,一度跌到6.4986元人民币兑1美元,创下了2011年5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离岸人民币跌幅也同样有扩大趋势,不断逼近6.60关口,

离岸和在岸差价大,境外银行可以通过境内代理行购买或出售人民币,从事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汇差套利。

这三家不愿透露机构名称的银行说,星期二中国央行暂停3个月的禁令,是因为越来越多人从香港买进人民币,然后在上海抛出,从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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