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2012年 1月 23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禽流感的惊恐与信息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2011年12月21号，香港健康工作人员在一个批发市场宰杀鸡。 中国卫生部报告说，1月22日贵州省贵阳市一名患流感的男子医治无效死亡。这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出现第二起禽流感死亡病例。有关消息在世界各地受到关注。 *有灾方显党和国家好* 中国官方的 新华社23日报导 说：“记者昨日从卫生部获悉，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19日收治一例发热病人，22日经贵州省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确诊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22日12时30分，病人病情迅速加重，血压下降，突发室颤，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报导这种灾害消息时，中国官方媒体按照惯常的做法，努力进行“坏事变好事”、“有灾方显党和国家好、社会主义好”式的主旋律正面宣传报导。新华社的报导说： “疫情发生后，贵州省卫生厅高度重视。按照（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省委、省政府要求，在卫生部指导下，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全力救治病人，开展进一步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加强疫情监测，做好人禽流感防控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发出《贵州省卫生厅关于加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人禽流感疫情防治准备。” *中国和世界的禽流感* 与此同时，国际媒体的报导则更为关注禽流感在中国流行的具体问题。 美国主要报纸 《纽约时报》 23日星期一发表驻北京记者迈克尔·瓦恩斯的报导说，最新的这位禽流感受害者是一位39岁的男子，“去年12月31日，广东省毗邻香港的深圳市一位39岁的巴士司机也死于禽流感。这两例死亡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两位死者据报发病前都没有跟禽类接触。人类禽流感据认为是通过接触有病毒的禽类、禽卵或粪便感染的，但专家们表示，假如禽流感病毒变异为可以更容易传播的形态，就可能导致禽流感大流行。”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说，禽流感病毒在全世界范围据信导致582人感染，其中343人死亡；中国有42人感染，28人死亡。中国拥有的家禽之多名列世界第一；在中国农村地区，家禽与人接触密切，因此中国被视为禽流感的一个主要孳生地。越南据报导有60人死于禽流感，其中包括上个星期一位饲养鸭子的18岁的农人死亡。日前印尼也有一人死于禽流感。” 日本公共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 NHK的网站 23日星期一发表报导说：“中国现在正值农历正月假日，人们返乡过年或旅行，人员流动密集，中国政府正在加强警戒，防备感染扩散。” *禽流感为何令人惊恐* 禽流感之所以令许多国家许多人关注甚至惊恐，主要是因为禽流感死亡率非常之高（在全世界为接近60%，在中国则为接近70%）；另外，专家们担心，禽流感病毒会发生变异，导致病毒更容易在人类之间传播，从而导致类似于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上千万人死亡的大灾难。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禽流感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中国当局经常隐瞒有关流行病和涉及公众生命安危的重大信息，使中国公众和外界无法确切了解实际中国情况，无疑也加重了许多人的恐慌。 2002年接近年底的时候，中国出现死亡率很高的新型流行病萨斯（SARS，即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英文缩写），中国政府进行了全方位的信息封锁，导致许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病，萨斯由此扩散全国、全世界，给世界许多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当局为此在国内外受到强烈批评。 2008年，中国隐瞒有关毒奶粉的消息，导致千百万中国儿童成为受害者。 中国总理温家宝后来承认，毒奶粉影响到3000万中国儿童。 中国官方承认有6名儿童死亡，并禁止中国民间对有关事件案进行独立调查和索赔活动。 在禽流感的问题上，中国当局的做法也令中国国内外的许多人感到疑心和疑虑重重。 1997年，香港首先发现禽流感可以感染人类。香港最初发现的禽流感感染源据认为来自中国大陆，但中国大陆没有对有关疫情进行及时报导。去年12月中旬，香港再次在来自中国大陆的家禽中发现禽流感病毒，但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却没有报导。 这种局面导致香港大学微生物学者管轶抱怨说：“10多年来，香港总是在有人染病之前发现家禽中的禽流感病毒。但在大陆情况却相反。他们的做法似乎是等到有人发病了，再去猜测病毒的来源。这不合情理。” 管轶是世界禽流感病毒研究首屈一指权威。美国主要报纸 《华盛顿邮报》报导 说，2005年，他率领的一个追踪流感病毒来源的研究小组在中国内陆的青海湖发现野生禽鸟中有禽流感病毒传播。中国当局在那年5月对他的研究小组关闭了青海湖地区，使他们无法对那里的禽流感病毒传播情况进行长期的监测。 *惊恐没有益处* H5N1型禽流感病毒的感染者死亡率很高，外加这种病毒可能会发生变异，导致它可以在人类之间传播，因此，这种病毒引起专家们的担心，也引起许多人的恐慌。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过度的担心和恐慌有害无益，因为这种担心和恐慌会导致社会资源和注意力集中于禽流感，而对大众健康威胁更大的疾病和环境问题则受到忽视。 这些专家指出，就目前来看，禽流感病毒在还需要经过好几个阶段才能变异到可以在人类之间传播；另外，禽流感病毒的感染者虽然死亡率很高，但至少从目前来看，感染者人数相对非常有限，因此死亡者数目也很少，只是每年的季节性流感的感染者和死亡者的一个小零头。 例如， 美国疾病与控制中心 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据估计，每年美国居民平均有5%到20%会感染季节性流感，20多万人会因流感并发症住院。在1976年到2006年之间的30年间，在美国因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在3000人到4万9000人之间。”

1 、 “ 多少次枕着你的名字进入梦乡，多少次我含泪为你深情歌唱 ”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专门制作的《感谢政府感谢党》 MTV 已经正式拍摄完毕， 七月一日起将在深圳电视台及网络媒体播出。 不明白为什么要“感党恩”？我在饭店吃了饭付了钱，如果服务好大不了給点小费，何来感恩之说？是我养活了他们还是他们养活了我？不知道美利坚合众国要求人民感恩吗？台湾呢？ 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做的这些事不是应该的吗？我们的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就是说如果不为公就不该立党，不为民就不能执政。换个角度说，为公为民是理所应当的，理所应当的事还感谢什么？      不要忘了，一个政党能执政就是人民对这 个 政党最大的恩情！执政党要学会“感民恩”才是正道！ 2 、也有网友说：“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应该感谢的，没有党和政府，许多病人肯定就完了 —— 比如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和现在的台湾香港；没有党和政府，医院看病肯定先得要钱，不给钱不许住院，少一分钱马上把你赶出去，如果你有钱，那好，什么药贵给你开什么药，一天做八次 CT—— 比如说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 “食品中添加如此多的化学药剂，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免疫功能，已练就我们死后的千年不腐之身！如果再变异了 , 没准还死不了呢！因此，感谢祖国、感谢党、感谢食品厂把我们练成了百毒不侵之身。” 我则常常想：所有伟光正的事情都要感谢政府，感谢党，为什么高房价就不能感谢了呢？ 3 、 5 月 9 日， “ 杀害 ” 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 11 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 “ 被害人 ” 赵振晌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 11 年， 11 年里，除了对检察官说出自己受到了严酷的刑讯逼供外，赵作海再无任何申诉的举动。 面对媒体和众官员，拖着病残的身躯，满脸疲惫的赵作海连连鞠躬，并一再说， “ 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各级领导！ ” 4 、某暴发户 2005 年为了包二奶，买了一套房子给二奶住，每个月给二奶 5000 元钱，买房子花了 40 万左右。今年跟二奶分开了，他把房子卖了，得钱 120 万。算下来白玩二奶 6 年多，最后还赚了 40 万。他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高房价！”原来，包二奶也是一种投资。后来被他老婆知道，他老婆狂批他，为什么你只包一个？ 5 、近日，广州市财政局应纳税人的 “ 请求 ” 公布了各部门 2009 年财政预算，有 114 个部门是财政供养，其中 8 大民主党派赫然在列！ 其他地方没有公布各部门财政预算，上海还以国家机密为由不公布，所以暂时以广州市为参照估算一下全国 8 大民主党派一年要花多少钱。一般每个省大概有 10 个地级市，全国除港澳台外有 31 个省级行政区，每个地级市都有这 8 大民主党派机关，自然其开支都是由财政支出，也就是由纳税人供养。这样算下来全国 8 大民主党派一年要花 95.3 亿元，不过全国各地平均可能达不到广州市的水平，但是如果以上开支再加上办公室的租金，应该至少达到 100 亿元！ 财政预算来自纳税人的血汗，民主党派即便天天高唱红歌也不算为过。     近来就连和尚、道士、尼姑、阿訇、喇嘛、神父、牧师也大唱红歌，感谢党和政府。须知各省多年来一直将宗教团体办公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宗教上层人士也一直由纳税人出钱养活，他们不感谢党和政府感谢谁？ 6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局副局长于再清批冬奥冠军周洋不该只感谢爹妈不感谢国家而且还应该先感谢国家再感谢爹妈，这是正常的。因为，于再清不是爹妈生出来的，是国家生出来的。不仅于局是国家生出来的，王局、崔局、刘局等所有局都是国家生出来的，国家体育总局，就是总爱用国家的名义把体育设成一个局。 但中国人李娜的获奖感言是：“谢谢所有赞助商，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我的团队，谢谢所有的人！”许多人气愤的是，她竟连党和政府提也没提。 但也有人说：李娜人家是自费掏腰包，比赛一天的费用就要 1 万多，为什么要感谢党？她好像这次一共可以拿到 4000 多万人民币，还要交给国家 8%-12% 。 朝鲜的朴贤淑比李娜的觉悟高，她直接感谢金正日，因为金正日就是党，她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 “ 我们队前几天的失利的确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一想到我们的将军，我就克服了恐惧和压力。最后一举，我感到将军正在看着我，正是这种力量让我把杠铃举了起来。 ”   7 、自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的百分之百的科研、文艺、体育、学校等单位就都被全部纳入了 “ 国营，集体 ” 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事业单位编制了，那些昔日跑江湖依靠老百姓观众的观瞻舞台而养活自身的传统戏剧业和其艺人，也就摇身一变全成为了 “ 国家干部 ” 编制了，从此，中国的文艺人员就被 “ 圈养 ” 了！ 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既然你被国家执政党政的财政所包养，你又不知道执政党政的财政是来自于老百姓的税赋，那么，你中国文艺人也就必然会在一元化的执政党政领导机制之下去为执政党政的政治需要所服务了，即使是现今中国改革已经三十余年了，必须依靠 “ 主旋律 ” 而发展和求取自身的帽子、票子和名气的 “ 圈养文艺 ” 现象，依然都还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文艺现象！ 如今的文艺人已经形成习惯而依靠 “ 感谢党，感谢各级领导，感谢各位评委 ……” 而生存了，说白了，就是他们已经被包养了几十年，这就像一群家养的牛羊一般，你要放野他们去大自然之中自己生存，他们出去几日，他们就会扭头自己再回圈笼的，他们不回圈笼，他们就会饿死的！他们，已经毫无任何野生的能力了！ 8 、美国的煤炭生产和消费量均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左右。 1976 年以来，美国一次死亡 5 人以上的严重煤矿事故仅有 13 起，平均两年发生一起。中国煤矿一年有近 10000 人死亡。中国矿工死亡的概率是美国矿工的 100 多倍。太不公平了。 CNN 采访一个 3 天后被营救上来的美国矿工，矿工们说的第一句话是： “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让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 一个矿工说：“当水冲进来时，我问我老板，有没有笔，我想写给我的妻子和孩子，我永远地爱他们。在井下漆黑的 3 天里，我心里想的只是，把我弄出去这里吧。” 看，这就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看来美国工人的先进性已经被腐蚀了。你哈利被营救上来，你的第一句话应该是感谢党和人民，在你被困井下时还没有忘记你，是他们牺牲了周末和晚上休息的时间，最后把你解救了上来，你不仅一句感谢的话没有，还一上来就是老婆孩子的，象什么话嘛。 你心里想的应该是这个党和政府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你应该怎样在以后的工作中，踏踏实实地努力，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来报答党和国家，可你确满脑子只是把我弄出去吧，一副贪生怕死的样子，党这么多年养育了你，你良心上不觉得有愧吗？从这一件事上看来，美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教育工作亟待加强和提高。          

在大学，教师没当上官的想当官，当上官的想当更大的官，教师想当院长，院长想当校长，校长想升为省部级，只有那些竞争官员的失败者才不得不搞学问，搞上学问之后再想当院长，院长再想当校长，走的仍然是官本位路线。

新年伊始，中共党刊《求是》一篇谈道德的文章引起争议。这篇文章驳斥了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观点。它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为依据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情况下，决不可能出现社会道德总体滑坡。反对者则认为，这种纯粹从理论出发得来的结论，有违客观现实。 江苏卫视报道，去年12月30日，泰州市一辆汽车失控，撞破护栏，坠入河中。记者在现场发现，本应用钢筋水泥筑就的防护栏，里面用的竟是芦苇。 这种为了赚钱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在中国屡见不鲜，折射出社会道德缺失的严重问题。 *社会道德未能随经济发展提升*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社会道德是否跟经济发展成正比，不断提升呢？一个普遍的看法是，道德水平未增反降，且严重滑坡。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表示，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求是》文章的看法正好相反。文章认为，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 其论据是：决定道德性质的直接基础是利益关系，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石。因此，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仍然是主旋律。 文章断言，经济的发展进步，决不可能建立在社会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之上。一个伟大的事业，总是伴随着相应高尚的道义基础。 *学者：分配不公说明所有制不公*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认为，经济基础决定道德状况的说法，相当有道理。问题是，不能光从表面上看所有制，还要看分配。分配不公平，就说明所有制不公平。 他说：“现在分配不公，这是全社会公认的现实，而且在国际上已经达到最严重程度的国家之一了。这样一个状况下，怎么可能说有良好的道德秩序和它相配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质疑某些国有垄断企业是否还属于公有制。他说，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吃利差大概是3%，而发达国家是1%。 周孝正说：“我们国有银行吃3%的利差，是相当黑的。我要问，这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有一个银行的行长说，我一年的收入大约是3000万元，我都不好意思说了。这叫赚钱、挣钱，还是叫骗钱、抢钱呢？这道德好得了吗？” *私有制下公德就一定差吗* 如果仅以所有制形式来评判社会道德高低的话，那么在私有制的西方国家里，道德水平岂不应大大地低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吗？ 可是，许多去过西方国家的中国人，看到的情形往往相反。王占阳在访问美国时发现，美国人并不像中国主流媒体所说的那样道德低下。 他说：“美国还有那么多道德高尚的人。有一个美国教授专门收养亚洲的残疾人，收了五、六个。还有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有一个好工作，但他不做了，他跑到非洲，支援非洲扶贫去了，去干那苦差事去了。” *影响道德水平的不只是经济基础* 王占阳认为，影响道德的因素不只是经济基础，还有政治现实，比如官场腐败。 他说：“如此严重的官场腐败，势必会毒化社会道德风尚。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场不正社会歪。我想这个问题，社会是有共识的。” 在王占阳看来，《求是》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客观事实，不符合民众的观感，也不符合各种调查的结果。 《中国青年报》曾以“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为主题进行过一次调查。在9800多名参与者当中，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占53.5%；“更理想的生活”， 占44%； “成为有钱人”， 占43.70%。 有评论认为，这说明，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 在上海市社科院的另外一项调查中，相信“诚实守信吃亏”的人竟高达90%以上。《新华每日电讯》说，当“孩子被轧要不要救”“老人倒了要不要扶”这样的基本道德问题都到了需要讨论的时候，我们是应当认真反思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现偏差* 王占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证明，邓小平所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事业，已经出现偏差。 他说：“目前的状况绝对不是小平同志所乐见其成的。恰恰相反，他强调的两个大的改革都没有达到目标：一个是分配制度改革，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他特别强调的道德风尚的向善发展也没有实现。” 北京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一些主流媒体的表现极为失望。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也就是你们西方媒体还会去看这些东西，在国内，它早被人民群众扫到垃圾堆里去了。” 就连中国央视名嘴白岩松都说，媒体天天都是所谓正面报道，就会慢慢麻醉这个时代，麻醉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丧失了所有的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