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

OhMyMedia | 新世纪周刊:林祖恋谈乌坎破局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0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3月12日 财新《新世纪》 记者/屈运栩 2012年3月3日,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举行第五届村委会重新选举,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林祖恋当选为村委会主任。CFP   3月3日,一次备受关注的村委会海选在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举行。林祖恋以6205票全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现年68岁的林祖恋自2011年9月介入乌坎事件以来,一直是事件的灵魂人物。 他的当选,在乌坎人看来毫无悬念,也实至名归。 林祖恋1965年参军,退伍后做过乌坎村委会副主任。四年后调往东海开发区做负责人。此后弃官下海,直到1995年才回到乌坎安享晚年。 在乌坎人心目中,林祖恋家庭条件好,为人正直,且有威望,是最佳人选。 自2011年9月22日乌坎事件爆发后,乌坎经历集会、游行、村民被带走、主要带头人薛锦波意外死亡、警民对峙等一系列冲突,林祖恋都是首要的组织者和被关注对象。 2011年12月19日,广东省委工作组进驻乌坎,林祖恋以村民代表的身份单独和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的沟通。 而最终的成功,成为整个乌坎事件峰回路转的契机。省委工作组接受了林祖恋提出的关于放人、还尸、承认自治组织合法性以及解决土地问题三个条件。乌坎村民则拆除路障,迎接工作组进村。 从始至终,林祖恋坚称自己和乌坎村民“只反贪官”;强调村民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企图。这让他获得村民拥护,也得到政府方面的认可。 2012年1月15日,林祖恋被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 如今,他又当选乌坎村委会主任。他说:“未来的路很难,但有信心。” 乌坎之路难在哪里?这个东南沿海小村将如何实现受外界关注的基层民主自治?根源所在的土地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3月7日,林祖恋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财新记者 :你如何看待乌坎选举?   林祖恋 :选举从组织到实施,是一个从比较陌生到逐步认识的过程。村民的热心参与十分重要。各级政府起初都有不同程度的担心,或者有一些放不开的情况,但是都在逐渐进步。 从村民的角度看,通过宣传、教育、发动,他们开始认识到选举是神圣的职责。有六七位80多岁甚至90岁以上的村民都亲自来参加投票。他们说一生就这一次,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投出心里的人。 整个选举按规矩进行。高规格,高要求。我们一直坚持海选不变,男女平等,只要是符合选民资格要求的,每一个人都参加投票。 我们还采用秘密写票室,这样便于检票员管理监督,也方便选民填写选票,可以保密和互不干扰。 村民排队也没有怨言,秩序很好,很自觉。那是难以忘怀的景象。   财新记者 :选举过程中有没有困难或者阻力?   林祖恋 :在乌坎这个偏僻的海边小村庄搞海选,困难还是很多的。怎么选举,从组织者到工作人员都是一个新课题,更不要说村民。自己都不懂,怎么选举好? 但是组织者和选委会都很认真、热情、投入,基本上掌握了选举规定的工作流程、规则。 起初各级政府和我们都担心,村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选举,怕个别有旧式封建宗族思想的人闹场。但我们准备得好,工作做得实在,没有出现这些情况。 乌坎很特殊,有47个姓氏。一开始搞选举的时候,各个姓氏都以同宗族来开会,上级领导和组织者都有些担忧。我说:“这不是坏事,是好事,他们能开会,证明我们把他们动员起来了。他们开会也是想统一想法,甚至确定了候选的对象。” 我认为场外拉票还是合理的,宗族开会,证明他们很投入。开会不等于他们有意抵触。 选举中有一些拉票的不当行为,这也可以理解。一个一万多人口的村,8000多选民,有人拉票,不妨碍整个选举过程。 村民是有觉悟、有智慧、有热情的,是维护法律法规的。   财新记者 :你现在既是民选的村委会主任,又是上级任命的党总支书记。你觉得应该怎样开展基层民主自治?   林祖恋 :村民代表、选委会和监督委员会选出来之后,主要就是要落实相互制衡机制,让各个组织机构的职能发挥出来。 相互制衡,就是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务,尤其是比较重大的事项,如财务、投资、项目、土地进行讨论,由村委会行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要接受监督。村委会在执行过程中以及事后,要定期向村民代表和村民汇报。 我们还考虑用视频等形式向村民汇报情况,让每一件事都有始有终,不把问题堆着,让村民产生疑问。这样就起到互相监督、制衡和促进的作用。 党总支的角色是把握党和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当然也要直接协助村委会的具体工作。村委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党总支给予政策上的扶持,这样就能让村民自治落到实处。党总支有事会和村委会商议,不会指手画脚。 要落实好机制,首先是要透明。没有透明,谈不上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以透明为前提,就是让村民知道、让村民代表知道、让各个职能机构知道。只有事先知道,才能衡量是否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才有机会提出建议和见解。因此透明是最关键的。 我现在是村委会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两个职位一起挑,工作压力很大。但从乌坎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两个职务都兼,有利于乌坎平稳推行各项工作。群众信任我,对我寄予厚望,我会按村民的意愿、利益去做。 首先,做每一件事,我都要先征求村民代表意见,这样可以避免身兼两职的弊病。兼两职最怕的是“一言堂”、武断。但是如果坚持先与村民代表沟通,征求意见,再回到党总支和村委会讨论决定,就可以避免“一言堂”弊病。 再就是,对于人员安排和具体利益的事情,我自己绝不介入。都要通过党总支和村委会做出安排和决定。   财新记者 :乌坎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你要如何协调?   林祖恋 :对于如何协调、处理和解决目前乌坎内部不同的声音,我一向主张接纳不合流——接纳就是接受不同意见,不合流就是坚持依法依规。 乌坎个别群众的说法和行为,不代表村民的主流思想。但有各种说法和意见才是民主。不同的声音对我们无害,相反有用。因为这些是镜子,可以鞭策我们。 比如昨天(3月6日)下午开会时,有人贴了一张告示,向我讨40万元钱和宅基地,说这是我承诺给他们的。当然没这么回事。其实只是有村民代表曾经向村民解释过说有多少地,如果分能分多少。但不能说是我承诺要分地。 不过群众贴告示的行为并不犯法,我们要把群众的忧虑和责怪看成是对自己的要求。   财新记者 :土地问题是乌坎事件的根源,目前,这个问题的解决进展如何?是否有方案?   林祖恋 :土地问题要解决是有阻力的。从工作组到市到镇都有阻力,但是只要村民团结、依法依规就会有办法。我们有足够证据认定这些土地应该属于乌坎村民。 我已经以个人名义向工作组提出对土地处理的看法。我提出,工作组将乌坎土地面积初步认定为9000多亩,与实际面积约25000亩相差甚远。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乌坎村周边各村的土地资料,查清土地“四至”边界。 解决土地问题,只用协商、谈判和打官司的方式无实质意义。乌坎的土地问题是存在官商勾结,拉起总体规划、经济开发的大旗来强征土地,以土地来做银行抵押贷款,使乌坎村民的利益、国家纳税人利益一再受损,却肥了自己。利益主体与违法主体混淆,这就很复杂。乌坎村民的权益受侵害,诉求于政府,如果只用中介解决,而不用政府裁判解决是不公平的。村民强烈要求查清侵害我村合法土地权益的事实,查出相关责任人。 认识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解决问题也是。所以不能够着急。   财新记者 :如果土地最后能够交回给乌坎村,你和村委会如何避免以前的不公平再度发生?   林祖恋 :首先是确保不买断,以土地养活村民。分配土地要慎重。需要宅基地的村民要分地,但要防止比较穷的人家分到地就卖。如果建房钱不够,村委会可以提供相应的资助,但不能相互转让土地。 分配宅基地的好处是可以相对集中,有利于整个村的建设。每人分40平方米宅基地,如一家三口可以分到120平方米,按我们这里一户宅基地为142平方米标准,缺22平方米的村民家庭可以购买。如一家四口可以分到160平方米,那么多出来的18平方米可以出让。 原则上村民不可以买卖宅基地。对于分到宅基地的村民,原有的旧房子要回收。避免浪费也有利于整个村的规划。 宅基地分配之后,剩下的土地可以租借给愿意来办企业的。村民从中获得分红,也解决劳动力输出的问题。对于是否租让土地,要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全体村民大会讨论决定。这样才能确保公平公正。   财新记者 :基层民主和农村土地问题,都是很复杂的事情,你参与到其中的动力是什么?   林祖恋 :从参与到现在,我不是没有想过,自己年纪大了,家庭生活也较宽裕,不该找烦恼给自己。但是一个人自己生活好,不是全部的意义,要大家生活好才有意思。既然他们信任我,我就下决心出来参与,让乌坎平稳下来,机制落实,发展起步,我再考虑隐退的事。 其实在最初,我参与不是完全自觉的。当时,去年9月22日,警民发生摩擦,有电话打进来说有群众受伤,我才说一定要安置、治疗受伤村民。我打电话到医院,让受伤村民到医院治疗。这样我迈出了第一脚。 到9月23日,冲突激烈,场面失去了控制。同乡会的人回来看到这种情况,跑到我家,要我出来维持场面和稳定群众。于是我又迈出了第二脚。从不自觉到自觉投入仅是一两天的时间,来不及细想。   财新记者 :乌坎事件的最终解决,与省委工作组到来有很大关系。当时是怎么沟通的?   林祖恋 :2011年12月19日,有联系人来说,当天晚上省工作组有专人来沟通。 19日晚没有谈。通知第二天上午9点开会。当天晚上,我通过多方面判断,省工作组来的人较多、职位较高,应该像是要解决问题的。我当天晚上就决定把路障拆除,并交代村民做好撤标语的准备。当时好多群众不愿意,有担心。 20日上午9点,我在市政府信访室和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会谈。当时在场的还有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朱明国的秘书,和我们村的联系人张水金。 会上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一是要求放出被带走的三位村民,交还薛锦波的尸体,入土为安。但对于他的死因和善后工作,在时间上留了余地,承诺可以在适当时间解决。 第二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要求恢复警民摩擦后产生的临时代表的合法性。那时上面把临时代表定为违法的。 我说,当时临时代表产生是经汕尾市政府和东海镇政府同意的,并且派了联络员和研究员来指定选举办法。整个选举的方式、方法都是和他们交流商定的。各姓氏按大小推选1到5名代表,共117名,再推选出13位村民代表。整个推选过程也是合法的。既然政府同意安排,代表们配合了几个月的工作,发了两个月的生活补贴,怎么说违法就违法? 我说,既然村民临时代表违法,那我也是违法的,你们找违法分子谈话也是错的。你们要和村民谈,就得首先和村民把情感拉近。不把情感拉近,都看成是敌人怎么能解决问题? 第三点,关于土地问题,我说很简单,依法依规来办就好。 我说了后,他们说要讨论一下。然后朱明国表态说支持。这样整个僵局就打开了。 © st@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1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世纪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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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中国看到乌坎

中国看到乌坎 (2012-03-11) 早报导读 [中国政情] 中国看到乌坎 [金融风暴] 奥巴马: 美国经济开始复苏 [热点关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换帅 [中国两会] “两会”成奢侈品秀场   乌坎村民代表选举开票现场。(沈泽玮摄) ● 沈泽玮 去年9月21日,广东省汕尾市临海村庄的乌坎村民指贪官盗卖‘最后一块地’,迅速引爆并升级的抗争行动最后演变成震惊中外的‘乌坎事件’。 12月20日,广东地方政府对村民的诉求做出让步,同意通过历史性一人一票公开透明的民主选举,让村民重新选举村民代表。 ‘乌坎事件’引发了学界和舆论的高度关注,一些受访学者认为,取代传统强硬手段维稳,改以谈判和协商解决官民矛盾的‘乌坎模式’是以民主方式解决抗争的良好示范,不过,乌坎模式难以复制,这其中牵涉了乌坎的特殊性及中国民主化进程停滞不前的困境。 北京蒸焖烧   “从这边到虎头山,都是我们乌坎的地,过海还有一个小岛,政府都要卖”。   50岁的乌坎村司机陈建义带着记者到衔接乌坎和东海镇的东海大道附近去,一面数落原村领导班子,一面用手指在空中比画着,从眼前这大片土地一直往南画,画到临海的虎头山去。   我们当时就站在被乌坎村民指为贪官盗卖的“最后一块地”上,这块土地的转让就是去年9月21日抗争事件的导火线。当时,有年轻村民从陆丰市回乌坎村,他们称看到房地产商碧桂园已出动挖土机准备在这块400多亩的土地上动工,多年来对村官卖地贪污累积的怨恨一下被挑起。热血方刚的青年将施工工具砸毁,回到村里又赶走村委会人员。   抗争事件步步升级,村民薛锦波在拘留期间死亡,官民矛盾严重激化,乌坎村进入无政府状态,最后演变成震惊中外的“乌坎事件”。12月20日,广东省委介入处理事件、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领省工作小组进驻乌坎村,对村民提出的诉求做出让步,并同意让村民重新选举。   正当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以“改革”为基调,又恰逢邓小平南巡高举改革旗帜20周年,乌坎村举行历史性一人一票公开透明的民主选举,可谓顺着改革的历史大潮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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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广 | “乌坎模式”难以复制

乌坎村村民经过了数月与腐败官员的抗争后,在上周末村民首次一人一票选出新的领导人。他们希望自己的成功能成为中国农村民主的一个模型。但相关专家却对此颇具质疑。 他们表示,其他与乌坎有类似问题的地区难以复制乌坎的经验。同时他们也指出,在解决村民长久的各项抱怨中,乌坎村年轻的新领导人面临着挑战。 数月的抗争 乌坎村民从去年9月份开始示威,指责村领导非法征地,村领导被迫撤离。 12月,示威村民代表薛锦波在被警方拘留过程中,突然死亡。村民怀疑薛锦波被警方虐待致死,更加激发了他们的不满。村民们堵住进村的道路,与警方进行了持续10天的对峙。 最后广东省政府作出罕见的妥协,与村民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允许乌坎村举行公开选举,这是中国农村地区的首例。 模仿村 新的乌坎村委会成员、26岁的张建成说,当局希望将乌坎村作为民主和经济上的一次试验。“他们要把乌坎建成一个模范村。” 乌坎村在抗争腐败官员之后所举行的选举,激发了广大中国网民的幸福之情。 “我们不仅要将乌坎经验拓展到广东其他地区,也要将这个广东省勇于带头实践的启蒙性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一位网民说道。 乌坎村的选举也吸引了全国其他省市、以及边远地区的观望者。一些村拥有与乌坎村民一样的诉求,并迫切希望公开自己的不满。 但一些申诉者被消声,这也意味着当局不愿意让所谓的“乌坎模式”扩散。 两个方面 “乌坎事件有两个方面:反抗与选举。”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说。他在乌坎呆了2个月。 “反抗是很难在其他地方复制的,因为乌坎反抗的胜利是由多个特殊因素构成的,如乌坎村居民人数,乌坎村民的团结等。” 但他们表示,乌坎的选举模式可以很容易被仿效。 乌坎原有的的村领导已统治40多年。但其他村庄数十年前便有了直接的选举,虽然这些选举并非总是顺利,委员会的权力也很少。 低调处理 对于乌坎村在周末举行的选举,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低调处理。 汪洋本周在北京表示:“乌坎的民主选举······只不过我们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形式做了纠正,如此而已。” 汪洋在乌坎事件上的处理受到广大的赞扬。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汪洋在广东实施了小规模的改革以放权,减少政府治理。 张建成表示,新选出的村委会有大胆的计划,其中包括解决土地纠纷、提高卫生状况、重建老房屋等。 党委书记掌权 乌坎另一个与其他村不同的地方在于,新当选为村长的林祖恋,在数月前也被任命为村党委书记。党委书记这个职位相比权利更大。 “权力通常掌握在党委书记手中,这个人选是由镇政府任命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Graeme Smith说。 “如果村民不选出在村里有最终说话权的那个人,这就有点无意义了。因此这是乌坎村最重要的一个不同点。” 县级政府 但专家们仍然质疑,村委会如何能作出改变。“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两个权力链之上的县政府手中,县政府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Graeme Smith说。 “要有真正有意义的民主,必须在县这一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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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不应高估乌坎事件的意义

于建嵘:不应高估乌坎事件的意义 原题: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关键在于确权到民 作者:孙春芳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来源日期:2012-3-8 本站发布时间:2012-3-8 18:08:59 阅读量:99次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的征用也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征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而对农村土地的保护,和乡村的治理,又结合在一起,由于目前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虚化,集体成员难以精确界定,导致一些村干部背着村民把地卖掉,以致村民要求重选他们心目中认可的村干部。   究竟是土地权利落实重要,还是村民选举的实质化先行,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于建嵘。   不应高估乌坎事件的意义   《21世纪》:近年来农村土地维权事件频发,你如何看待这一矛盾?   于建嵘:我们做过测算,2004年6月份的时候农民上访的原因发生了变化,之前是税费问题,之后开始变成土地问题,目前农民上访案例中土地问题占到70%左右。   土地问题与税费问题不同,税费问题主要发生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土地问题则发生在广东、浙江、福建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税费问题主要发生于边缘的农村,土地问题则出现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因为那些地方的土地具有流动性和可以变现的可能性。税费问题主要是老百姓告村委会,最高告到乡县一级,土地问题不一样,矛盾的级别升高,连国土资源部都告了。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往上走?因为税费问题根源在县级政府。县一级政府可以决定当地的税率和征收方式;而土地问题则不一样,县里批不了多少土地,批地的权力都上收到省里和中央一级了。   另外,税收问题中央当时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不允许使用警力。土地问题不是,地方官员往往动用武警和特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这几年以维稳的理由从中央那儿要来了不少动用警力的权力。   《21世纪》:有人说广东的乌坎事件给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蹚出了一条新路子,您怎么看?   于建嵘:我认为不应该高估乌坎事件的意义。举个例子,6个人,其中一对青年男女,就这对男女的结婚问题进行表决,四个人同意通过了,但这对男女不同意,难道应该让他们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结婚吗?这难道没有选举,没有民主吗?   《21世纪》:这牵涉到公权和私权的界定,私权不能通过选举和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公权才可以。   于建嵘: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在农村土地的问题上我们投票是错误的,所谓的民主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通过一个所谓的形式上的民主侵犯了一个私权利,这是不能表决的东西,所有的表决都没意义的。   搞清楚了公权和私权的区分之后,我们可以讨论农村了,农村什么问题?就是土地的权属问题,土地应该是实体所有的,而非一个虚拟的概念,实体到底归谁我们搞不清楚,到目前为止法律上没有作出规定,这个虚的概念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权利到底归谁。   应推动土地确权   《21世纪》:那应该怎样解决?   于建嵘:首先要确权。就把土地现在是谁的就是谁的固定化,确定其权利,这包括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   今天中国农村的问题不在于一个村民委员会选举的问题,村民委员会选举本身不应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因为一旦通过这种选举的方式控制这个财产,实际上要监督是很困难的。   现在农村选举之所以大量渗入暴力、黑社会因素,因为大量的利益在里面,所以我们没有想清楚一个问题,这种村民委员会制度设计实际是用一个好象科学民主的村庄管理制度,侵犯了公民最基本的权利。   《21世纪》:去年下半年国土资源部等几个部委颁发了土地登记确权颁证的通知,您觉得是不是一个起步?   于建嵘:现在有些地方开始做确权工作,但这方面又有一个制度性和根源性的障碍。   《21世纪》:《土地管理法》、《物权法》这些上位法没有做具体的修订,只是做这些确权工作,恐怕没有实际的效果。您对现在的征地制度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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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汪洋谈乌坎 薄熙来论共富

汪洋谈乌坎 薄熙来论共富 作者: 来源:南方日报 重庆日报 来源日期:2012-3-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7 5:42:03 阅读量:0次     薄熙来说,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差距。1979年我国是0.317,1999年越过了0.4的警戒线,2010年则达到了0.469,超过了不少国家的水平。汪洋说,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村民组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 汪洋妙语回应媒体敏感问题:关键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012年03月06日 来源:《南方日报》)    汪洋妙语回应媒体敏感问题:关键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新闻   在广东团开放日现场,国内外媒体对发生在广东的乌坎村事件高度关注。   英国路透社、日本朝日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英国BBC都向汪洋发问:乌坎事件圆满处理有没有什么经验?为什么允许乌坎村进行民主选举?会不会担心这种影响扩散到其他地方?   汪洋笑着反问:“我先采访一下你们,为什么对乌坎事件这么有兴趣?”   凤凰卫视记者回答,乌坎事件的处理对于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汪洋说,关于乌坎事件,刚才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认为在民主选举上开了先河,凤凰卫视记者则讲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我实事求是地讲,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汪洋接着说,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今年下半年广东将召开全省性会议,把从乌坎这个点上取得的经验、吸取的教训用于加强全省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路透社记者问汪洋:您近日在谈改革问题时明确提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准确地说这些利益集团有哪些?怎么来打击?   汪洋回答,我记不得我的原话是不是如你刚才这样表达的,但我说过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之争,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在广东充分发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也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取向。朱小丹省长刚才讲到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时提到的政府内部维护部门审批权力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表现。所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影响,党委和政府要首先从自己身上开刀,从自身的改革做起,并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影响。“只要各级党委、政府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就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特派记者/胡键 谢思佳) 薄熙来:促进分配公平,推动共同富裕 (2012年03月06日 来源:《重庆日报》)   5日,重庆代表团召开全团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总理的报告既总结了成绩,又分析了问题,令人深受启发。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继续推进重庆科学发展。   薄熙来说,总理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去年工作,谈成绩准确精当,对问题也不避讳,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好报告。报告对民生改善极为关注,强调下一步要着力惠民生,“坚持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讲到当前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时,报告多处提到收入分配和缩小差距问题,令人印象深刻。总理说:“收入分配等方面问题还很突出,群众反映强烈”;要“加快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大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还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些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是报告的一大重点,也是亮点。   薄熙来说,大家都知道,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9年我国是0.317,1999年越过了0.4的警戒线,2010年则达到了0.469,超过了不少国家的水平。报告提出要对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居民采取不同的政策,以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充分反映了民心民意,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解决好这一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问题的坚强决心。   薄熙来说,收入分配问题至关重要,对经济社会的多个方面影响不小。一是影响多数人的生活和心理。如果基尼系数过高,势必影响多数群众的生活质量。二是影响社会消费。如果财富分配不均衡,富人虽然有钱,但人口数量少,消费总量有限;多数百姓想买却缺钱,这就会遏制社会消费,也会影响经济发展。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现在投资、出口这“两驾马车”已绷足了劲儿,今后发展能否持续,推动消费,启动内需至关重要。有了内需,市场也会随之活跃,吸引四面八方的客商来投资兴业;反之,市场萎缩,经济就会相应受到影响。三是影响社会发展。生产力三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动力,是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所在。如果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大家都有盼头,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起来了,发展自然大有前途。四是影响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稳定,而分配公平,多数人能安居乐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性条件。   薄熙来说,收入分配问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矛盾。我们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要切实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既要鼓励竞争,又要重视改善中低收入群众的生活。这关系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总理在报告中特别提到,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静下心来想一想,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看这个“核心价值”既是理想和信念,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发展道路。坚持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素。小平同志曾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要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在促进共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薄熙来说,多少年来,重庆坚持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不仅没有影响发展,多项经济指标还位居全国前列。去年,我市GDP在2007年的基础上增长了2.7倍,年均增幅15.7%;一般预算收入4年间增加了1000亿,年均增幅35.4%;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增长,说明我们的发展不仅有速度,也有效益。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坚持对外开放,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11亿美元,去年当年引进106亿美元,增长了9.6倍。重庆还“走出去”,连续两年对外协议投资50多亿美元。实践证明,共同富裕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在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影响经济活力。相反,实践已经证明,促进分配公平与优质、快速的发展可以兼得,而且相辅相成。共同富裕这条路不仅走得通,而且会越走越宽。(记者 肖竹) 吴邦国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2012年03月06日07:1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安徽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吴邦国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5日下午来到他所在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代表们围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体经济、统筹城乡发展等争相发言,吴邦国认真倾听,不时插话同大家讨论。   在仔细听取张宝顺、吴存荣、王亚非等代表发言后,吴邦国发了言,表示完全赞同政府工作报告,并对安徽省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过去的一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顽强拼搏的结果。今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全年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整体部署上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吴邦国在发言中着重强调了三点:   一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要把中央关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决策部署真正落实到具体措施上、体现在实际工作中,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把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拉动;着力加快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步伐,引导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强化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推动经济增长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   二要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要着眼于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努力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入研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企业做优做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加快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完善促进民间投资体制。   三要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关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加大大别山区扶贫工作力度,重点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帮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妥善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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