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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现状 独生的，孤独的 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公开批评独生子女政策 2011年7月21日| 北京 | 打印版 争议性    早在上一代人以前，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就已经激起了很大程度的争议。直到近日以来，在中国大多对其的讨论仅限于学术人口统计学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主张此政策的施行是毫无益处并越来越具破坏性，由于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替代水平以及中国的人口结构——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平衡——变得非常扭曲。 本月的讨论趋于政治化。一名省政府官员公开宣布请求让每平方米有着104人的广东——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份——放宽政策。报纸上说，张枫，广东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说他已经申请“担任农村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领军人。”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略有些用词不当。       大多城市中，夫妻们只允许生育一个子女，然而事情也是有例外的。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便允许生第二胎。假如一些家长的第一胎是女孩或是遭遇“苦难”的被允许生第二胎，“苦难”的标准有当地官员决定。少数民族（譬如：藏族或是维吾尔族）获准生第二胎，有时可生育第三胎，无论第一胎孩子的性别是什么(如图所示)。 众所周知，张先生的申请已被批准，事实上他的提议是十分合理的。在他所寻求的放宽政策下，假设只要夫妇其中一人而不是两个人是独生子女的话，就可以获准再添一名子女。在实践中，这只适用于极少数人群。大多广东都市青年几乎都是独生子女，那么放宽政策更主要的是针对“混合型”夫妻，其中包括当地人与来自农村地区的外来工的结合。 由于鲜有向中央政府公开的赞誉，于是就有些人怀疑张先生有机会主义的倾向。“他小心翼翼的掂量，然后再迈出一步。”一位人口学家说道。而另一名人口学家却认为，张先生估计自己无论如何将会被视作英雄般的人物。如果他的要求被接纳，那么他将会引发改革；假设被拒绝，代表他至少已经努力过。 无论原因是什么，张先生的请求是十分重要的，既是因为这是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含蓄的公开批判又因为广东一直处于革新活动的前沿。因中国的人口控制而遭受诸多糟糕难题的省份，明显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基于强烈的重男文化以及产前超声技术，使得夫妇们能够识别和堕胎女婴以便于他们唯一准生的孩子是男性。这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而广东的性别比例一贯较为不协调。一般来说，每100个新生女婴就有相对应有105个新生男婴。在2010年，广东每100个新生女婴就相对应有119个新生男婴。10年前，男女比例为令人震惊的130. 此省对未来几十年适龄工作人口和他们家眷之间的平衡自然也是十分焦虑的。广东的繁华吸纳了大量外来年轻移民（儿童和老年移民便止步于  系统或户口的大门之外）。然而随着经济向新区的延展，潜在移民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家中，离开广东劳动出口密集型工厂易导致劳动力短缺。这是中国担忧老年人和即将到来的每个适龄工作人家眷数目的增长的缩影。 Zheng Zizhen，GASS的人口学家，提及实际上一个微小的变化有助于改变现状。“广东及全中国的夫妻们，都应该拥有两个孩子。但在我们跨出第二步或第三步之前，我们至少需要迈出像这样的第一步。” 大多人口学家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中收取大量的费用。2010人口普查显示，人口增长甚至低于预期值，仅仅比十年前增长了0.57%。GASS的Peng Peng担忧（然而却也担心过快的放宽政策的弊端）这个政策会引起与普通民众的冲突和海外的强烈批评。基于罚款数目太突出，湖南省最近一个长期流传的丑闻的真相被揭露，此地一些官员被一群父母控告违反政策，残忍地没收所谓的“非法”婴儿并卖入收养市场。 对于即将降临的重要改革几乎没有任何期待。由于计划生育的官僚主义的广泛性以及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保卫着各级政府的现状。尽管预期的情况与大部分专家大相径庭，然而年长的官员仍畏惧任何能够使得人口爆发的变化。直到十年内中国领导层的变更也仅试用一年，没有任何高层注意到中央政府可能支持这个重要的变革。“倘若政府是有政治的原因而不能改变政策，那么我便也无能为力了，”Zheng Zizhen说道。“我唯一要说的是，从科学的观点看，很明显，政策需要改变。”广东亦认同。        查看评论

核心提示：北京接连关闭并强拆了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有人认为这是地方财政驱动的土地征收行动，但更多的学生家长和观察者认为这是针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性做法。 原文链接： China Takes Aim at Rural Influx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ANDREW JACOBS 发表时间：2011年8月29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地平线”翻译 【图：在北京一所被拆毁的学校外的家长们。多所北京民工子弟学校最近都被关闭了，数以千计学生会因此难以上学。原文配图】 北京――谢振清花了12年时间将一排破旧不堪的老房改造成了红星子弟学校，这是一所低成本的民办学校，接纳了1400名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民工子弟。就在本月，只不过短短的几个钟头后，政府的拆迁人员就将它夷为平地，仅剩残渣瓦砾。 “政府的这种做法简直没有良心，”身为红星学校校长的谢振清不无愤慨地说道，她的学生的家长们正争相赶在周四，新学年到来之际为孩子们寻找新的学校。 “我不会再搞农民工子弟学校了。” 红星学校属于北京30所条件欠佳的违规自办学校之一，在官方展开的一场据宣称是针对安全和卫生条件不达标的校舍的整治运动中，近几周以来，这些学校已经接连被夷平或是关闭。总计有三万余名学生在今夏失去了上学的教室。知情人士警告说，首都还有另外130所无牌学校中有许多可能会成为下一批遭清洗的对象。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了这场运动背后的动机，包括北京市政府为了填充金库而表现出无止境的卖地热情。红星学校曾经的校址现在已经被售价高昂的高层公寓楼盘和一个新地铁站所包围。 但有学校管理者、家长和许多北京人认为暴力强拆只是一种想要控制外来人口的做法。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在首都1,960万居民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腹地的农村，自2000年以来，这一数字增长了约600万。 诸如此类的数据令执政的共产党感到忧心，他们对这些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们来到北京表示特别厌恶，也担心他们会成为扰乱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虽然它们提供的教育质量可能有问题，但如红星这样的自办学校往往是低技能民工的子女们唯一的选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资格享有法定的北京居民才可获得的免费公共教育。这些民工被广泛地蔑称为”外地人”，干着廉价的体力活，是他们的付出才使得中国富裕阶层有充分的条件下馆子，聘请全职保姆，以及在像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地方搭乘新修的地铁线。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愿看到那种贫困，但没有这些民工所付出的廉价劳动，他们也无法生存，”研究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教授陈金永（Kam Wing Chan）这么说。 政府为了应对庞大的流动人口――和自身的恐惧――靠的是一套可追溯至毛时代的内部户口登记制度，这样一来，一个人要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将得和其父亲或母亲的出生地挂钩。正如其名所示，户籍制度在许多中国城市造就了两个阶层：有法定居住权的那些人和没有的那些人。 陈金永说，虽然城市化被列入为共产党制定的最新的中国五年经济规划的一个重要指标，但若不对户籍制度加以改革，预计未来15年搬迁到城市的2.5亿农村移民可能会成为造成社会动荡的源头之一。 “拥有那么多二等公民的中国城市将会危险重重，”他说道。 获得一座城市的居留许可，也就是户口，并非不可能，但这只是针对那些钱财不菲或有着高层社会关系的人，所以这些苦苦挣扎的农村移民就只能生活在一片灰色地带，在这里，看病得自掏腰包，住的是脏乱不堪的租屋，孩子们上学要到未注册的学校，最幸运的也不过得到质量平平的教育。即便他们能负担得起一套房产的首付，谜一般的财产所有权和繁琐的银行贷款规则意味着绝大多数持农村户口的人会被排挤于住房市场之外，。 在读完中学后所面临的挑战更令人心寒，这个时候，这些民工子弟要么得返回父母家乡去念高中，这样就得和父母分开生活，要么辍学。 “这是一个残酷且不公的制度，它阻断了人们追求梦想的道路，”倡导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的研究员宋英权（音）这么说道。 政策制定者们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讨论有关于户籍改革的问题，但除了在上海、重庆、成都和少数的几个二线城市进行了有限的试点，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长久以来都拒绝采取行动。 阻力来自各个方面，如工厂老板，他们希望这些民工维持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和劳动力的廉价；阻力也来自都市精英，他们害怕如果居住条件放宽，更大规模的农村移民将会蜂拥而至。但最难以克服的阻力也许是来自地方政府，若这些移民同法定居民享有同等权益，地方政府就得考虑替他们负担医疗、教育及其他福利开支。 在去年的一次罕见的有协调的抗议中，全国十多份报纸联合发表了一篇共同社论，呼吁政府开启棘手的户籍改革进程。社论宣称：”我们崇信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然而，在几小时之内，社论就被从这些报社的网站上被删除，几名编辑受到了处罚。 自此之后，一些中国学者一直不愿站出来就这个议题发表看法――事实上，在采写本文时，有六名专家拒绝了就此问题发表评论。有愿意讨论此问题的其他专家警告说，户籍制度的现状将引发中国领导层极力避免的局面。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和通胀让大城市移民本就微薄的收入进一步缩水，许多民工正表现得越来越愤愤不平。 “目前环境下运行的制度只是在制造不稳定因素，”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专家贾西津这么说道。 “城乡居民共同建设了我们的国家，都是纳税人。但他们并没有平等地获得福利。这种不公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主管教育的官员们坚持认为，关闭北京这些民工子弟学校是出于安全考虑，很多家长却就关闭的时间点和没有替代方案提出了质疑。有些家长，特别是已经不止一次被迫转校的孩子的家长，已经身心俱疲，说要么把孩子送回老家，要么将他们送给亲戚代养。 “如果官员不想让我们的小孩在首都上学，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真正所属的地方，”一名受废品的外来人员说道，他在这个月将他的两个已到学龄阶段的孩子送回了河南省。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毫无尊严地在这里生活。” 【左图：被称为《中国人最不想看到的漫画》在网络上流传。译者志愿编辑配图】 可是，更多的家庭发誓要留在北京。两周前，当深受打击的父母们和他们的孩子聚集在之前学校的断壁残垣前面，当地报纸争相以镜头捕捉他们的绝望之情。交织在一起的众怒还反映在了新闻媒体对一个由政府资助的慈善项目的报道上，耗资3亿美元在非洲修建1,000所学校。 这立即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应，由此也促使了在几个区的教育官员放宽了禁止非户籍学生进入北京公立学校的限制。尽管如此，许多家长抱怨补救措施不足或难以实现，并说在2006年一连串的学校被拆事件后所作出的承诺最后被证明只是空头支票。 【右图：李海欣（音）是一名教师，已同丈夫在北京生活了11年，他们现在正在为儿子找寻新学校。原文配图】 32岁的李海欣（音）是红星学校的一名数学老师，她六岁的儿子也在此就读，她说当儿子亲眼看到课桌椅和学生艺术作品被埋葬于一堆残砖碎瓦中时，他受到了惊吓，静静地站立在那里。虽然她现在失业了，李海欣说，她即使借钱也要设法把他送到一所费用更高，但依法登记了的私立学校去，不会让孩子在政府承诺作为替代方案的临时校舍里上学了。 “这只是在玩花样，”她谈到了这场针对非法学校的行动。 “让我们面对现实，他们只是想要将我们赶出这座城市。” 相关阅读： 《外交政策》王子与贫民 《纽约时报》争议四起的北京城中村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