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式治疗

罗昌平：王立军事件穹顶效应 进入专题 ： 王立军 穹顶效应    ● 罗昌平        剥离事件的话语狂欢与臆测泡沫，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对政府舆情危机处理的意义重大，亦可为类似事件殷鉴。          2012年以来的两大热点均由微博而起，先是以韩寒是否代笔为主题的方韩之战，持续两月如同反复咀嚼过的口香糖，已索然无味；随之强势覆盖并成垄断之势的王立军事件，最大限度地摄取了大众视线与公共资源。     53岁的重庆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曾以“打黑英雄”立身。今年2月2日脱离工作28年的警界，以副市长联系重庆经济工作；6日，王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8日飞抵北京，重庆官方称其“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9日新华社通报称“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这是国人最近距离的一次集体围观高层政治，韩寒也感叹“重庆美剧”一出，“自己这样的民间闹剧就相形见绌。”显然，这得益于新媒体的崛起与扩张，重新建构了传统的阅读方式与传播可能。     这一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的第一季，可以分解为如下步骤：人际传播—隐喻式网络流言—微博现场报道—重庆官方回应—美国国务院问答—新华社通报。传统纸媒期间虽未完全缺席，但已大大失去了主动权与垄断地位。     在此演进过程中，微博的即时更新可谓24小时滚动进行，网民在政治新闻高度娱乐化的饥渴状态下，对与此相关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予了高度关注：既有事实最新的进展，又有当事人过往的细节追忆；间以历史隐喻如“来俊臣”之类，或“钓鱼式”流言传布，也不乏对未来的多版本猜测和排序。而官方每一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回应，都会引起围观热潮并提供指引。     王立军事件所带来的信息采集、传播、聚合、论证等，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闻模式，并在不断突破既有的言论限度。笔者将此称为“穹顶效应”：如同阿科桑蒂（Arcosanti）一样——这个以生态建筑的概念为理论基础，于1970年在沙漠开始创建的城市实验，从广场拱顶、住宅门洞到剧场看台大量采用圆形，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望见地平线。     在信息荒漠中支撑穹顶效应的要件，不是单个或数个专业媒体所能够完成，它聚合了开阔的视野、微观的细节、海量的线索与分散的专业智慧，去完成一件敏感事件的碎片拼图，从中亦可洞知民间掘密潜能、微博传播特点、舆情风向和公众意识等。     显然，官方的例外默许与民众的群起围观，促成了阶段性结果的相对能见度。这不可谓不是一大进步。     剥离事件的话语狂欢与臆测泡沫，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对政府舆情危机处理的意义重大，亦可为类似事件殷鉴。          鲜活的现场碎片          “重庆出大事了！”2月2日，网民“孙大泡”的先兆信息获得众多转发，但多被当做调侃一笑而过。     当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工作。”王立军作为重庆打黑的“英雄人物”，此番调整获得冷藏或重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种种猜测因缺乏更多信息而无法延展。     2月7日晚上，四川成都，许多警员被紧急召回，一些特殊警种直接受令赶往位于城南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大面积的人员调动打开了信息缺口，封锁闹市街区也引起路人反应。     实际上，正是依赖于对上述街区的现场爆料和猜测，使得之前的碎片细节被重新放大。     当晚微博上传出王立军非正常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不断更新的零星微博，包括现场警戒、工作组下榻的宾馆等。这不仅体现出移动互联的随手街拍，也体现了新媒体共享的自由信息市场特征。     在“孙大泡”发布微博之前，重庆如同一片孤岛，只见森林难辨树木；但微博将重庆与外地连成一张交织着意见、爱憎的智能网络，个体仅是其中一个结点，当此结点向周围的其它结点传递能量，总能找到基于爱好、兴趣和价值观的另一些与之共振的结点。而领事馆的介入，又将这张网全球化。     纷繁复杂的解读主体越界明显，这不仅利于事件以多层次进入民众视野，也在历史感十足的情况下快速地形成参与记忆，如同一个开放的要案现场，每个人都是刑事侦查员，以不同的渠道获得现场碎片与关键证据，并在第一时间分享。     第一份被曝光的证据材料是王立军的入京机票，为2012年2月8日8时成都飞往北京的国航CA4113航班。这随后获得确认。     第二份材料是第三军医大学大坪三院的病情诊断书，但已被证伪。钓鱼式流言也在支撑大穹顶效应，但前提是获得官方回应。     此外，还有网民展示了王立军的名片，三个手机号尾数均为7777，中英文双语印刷，开列的九个头衔中国际占五个，唯独没有他的官方头衔，“王立军”三字则竖排手写。     2月10日23时38分，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在首都机场贵宾厅遇到重庆市长后发微博称：“握手、寒喧、匆匆分手。看样子，表情凝重的黄市长是来京办事的，急着回去。”这种无处不在的随手拍与随手贴，不仅回避雷区，而且提供了丰富细节与珍贵素材，成为穹顶极点。          江湖与庙堂两种语系          留意网络话语，可以鲜活地感知真实活动中的街头男女。话语狂欢的背后，形成了庙堂与江湖两种语系的对立。重庆官方微博的回应值得肯定，但接连失误值得深思。     按照航班信息，在王立军刚刚被送达北京的当日，2月8日11时06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这一微博发表不久一度被删。13时09分，内容一致的另一条微博发表，两条累计转发约8万多次。在随后的13时38分，致歉微博发表：“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微友不便，敬请谅解！”     政务微博“双胞胎”引来批判，到底是出于舆论监管的需要，还是发布决策的反复，尚难知晓。而行文遣词上的争议亦焦聚于两点：一是使用“据悉”；二是“休假式治疗”的表述，网民们从历次公共事件中找来“上联”映照——维护性拆除、轻度型追尾、钓鱼式执法等。     外媒亦对“休假式治疗”这一新鲜的词汇给予极高关注，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如路透社、彭博社和英国《卫报》选用vacation-style treatment，BBC是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合众社则为vacation-style therapy，日本媒体直接写成“休暇式治疗”。他们亦试图通过这个新词获得更多线索。     显然，在复杂事件中保持官方通报语言的灵活性，可使后续可控机会增加。“休假式治疗”为事件演进留有足够空间，但不是最优选择。这考验每一个正在运作的危机应对体系。     由于高级领导干部的健康被视为秘密，“休假式治疗”的表述及微博发布过程的非正常失误，叠加重庆打黑由来以久的程序正义争议，引起了公众对王立军状态的担忧。当即已有法学界人士呼吁提高调查程序的能见度。在重庆打黑中被判刑并剥夺律师资格的李庄亦表示：“我愿意，为休假式治疗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愿意只身前往重庆出庭，为‘病人’免费辩护。”     当法律不能成为挡箭牌，每个人都在射程之内，就不可能有绝对安全。在众口难调的路径选择上，法治显然已是体制内外期待的最大公约数。          信息的出口与内销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于网络工具的便利，国内网民的外文阅读已不再是障碍，这对于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     尽管美国驻华大使馆、驻成都总领事馆均有微博，但均未表态。美国国务院的通报于2月9日即时转入中国：王立军以重庆市副市长的身份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会面为提前预约好；事后王离开领事馆，“出于他的自愿”（of his own volition），且离开后双方再也没有联系。     当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回应，王立军造访美国领事馆是一次“孤立事件”，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平静地获得解决”。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于网络工具的便利，外文阅读已不存在障碍，这对于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但在今次事件中，一向敏锐的外媒也并未抢得先机，反倒是大规模援引中国微博中的信息。利用新媒体，中国网民居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敏感事件信息“出口转内销”惯例，亦可谓进步之势。     实际上，一直以来，官方“主动放话”被认为是存在的，而且“放话”往往是境外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如香港报刊），这次也有“放话”的种种迹象，且破天荒地转移到境内媒体，尤其是新浪微博——这一中国自媒体时代的一个关键性转折。     王立军在领事馆究竟见了哪些人，谈论了哪些话题，至今未获披露。按中美官方的回应，大致可以断定王立军应该是在2月6日下午或者晚间抵达领事馆。重庆到成都有两条高速路，最快车程三个小时左右，且好于航班的不确定性。     在穹顶边缘，网民们对照重庆、云南、广东等地的官媒信息披露，以获得更多微妙的动静。当官媒与外媒的信息合集，即可甄别小道消息，通过穹顶望过去，正是均等开放的地平线。          抢食热点红利          2月9日晚间的微博故事，或可在新闻史上留下一笔。网民分秒必争地刷屏，只为三个字：王立军。据监控数据，新浪微博2月9日的PV峰值为220000000，超过去年的最高峰值190000000（10月中下旬的小悦悦事件），并将今年以来的PV均值拉升至 201038400。     这也是中央级官方媒体，第一次通过新闻预告的方式参与微博热点红利的抢食。     是夜20时55分，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提醒关注头条新闻，“谁不关注谁后悔”，多条评论点明官方将回应王立军事件。21时14分，人民网通过新浪微博佐证：“今晚人民网将有王立军最新动态，请时刻关注人民网滚动新闻或人民网官方微博。”华龙网、新华聚焦等微博紧随其后，做出类似预告，但已失去先机。     尽管人民网保持了对网民的零关注，但因此预告它一举收获了超过10万的粉丝。是日22时58分，新华社通稿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由于预热不同，新华网即使占据首发优势，却逊于人民网的传播意识——提早预告，吊足胃口；此事的另一特征是重大新闻的“微博体”化。     一种新的阅读模式业已形成，刷屏+搜索+截屏，可获得更多细微的资讯。比如新华网当夜关于此事的通稿标题，按时间顺序分别调整为《王立军私自到美驻成都领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王立军到美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就王立军事件答问》。若非第一时间截屏并分享，这些细节很难察觉。     热点红利并不仅仅针对个人或官方媒体，也应包括任何权力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等。     从旁观者来说，当舆论场域高度聚焦时，发表有价值的事实或观点即可获得广泛关注；而当事者本身，则可进行及时、准确与高效的舆论引导，以扭转自身所处的被动状态。          传统媒体有限入席          客观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三个舆论场，目前已在发生微妙变化。     一是人际互动，如饭局或言谈传播，相对零碎平和；二是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是经过核实及审查的权威消息；三是移动互联与社交网络，具有人际互动的碎片化特征，但声势大、透明、高且转移快。三者不能同步，且风格各异，这个场域中的“周润发”，转至另一场域则可能成为“周星驰”。     王立军事件中，第三个网络已完全覆盖了前两个场域。这类似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即主流媒体缺乏报道热情，而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则热闹非凡。     实际上，除非当事人、领事馆或新华社这样的信息垄断者，否则即使是最优秀的媒体，亦很难在这样特殊的事件中获得完整的一手材料。微博正好成为信息的集散地与炼丹炉，一个穹顶所在。一条敏感新闻的出现，正是一个网络式的群体建构的拼图过程。与之相匹配的阅读模式业已解构了传统记者的报道模式，甚至出现了网民感慨传统媒体报道不够专业的现象。     北京各主要媒体如《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晚报》等，2月10日都在头条刊登王立军正在接受调查，大都是直接引述新华社“微博体”通稿。《重庆日报》则将这一通稿放在了二版。     在此前后，云南《都市时报》给予了王立军三个整版，《经济观察报》以一个整版还原《重庆病人》，《中国经营报》已在考虑《重庆进入后打黑时代》，《新世纪周刊》则称《再无英雄王立军》，《博客天下》、《看天下》杂志为之提供封面待遇。     不过，纸媒的调查空间之小与风险性之高，一些仅有的“干货”被认为失实。     更有批评者认为，以历数倒霉者之过往劣迹来消解“英雄”光环，这凸显了媒体的无良和卑怯，实在是可悲可耻。“谁能够否认，还有众多王立军式的高大全人物，依然在各式媒体的包装下闪耀着灼人的光芒呢？若不能深挖王立军之所以栽倒的制度根源，并切实提出改进制度的良方，这样的报道纯属一堆垃圾。”     在类似事件中，言说权仍然是可放可收的特权，倘或审查仍然是不可舍弃的制度，那么传统媒体尤其是官办纸媒，其权威性正在消解，舆论制高点的地位亦在丧失，而要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引导与辟谣的实效，不能回避微博、社交网络这类既经济又及时的传播工具。     在社会转型中，互联网工具将再次推波助澜，社交媒体的组织功能亦将凸显，商业力量已先于政府部门通过资本（投资社交媒体）和营销（传播价值观）走出一步。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避免递罪，呼吁透明          构建更合理的政治参与机制，应该是民间与官方共同所望。故而，对于阶段性标志人物既不宜落井下石，也不应谄媚过度。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网络上的意见市场已在悄然转变。专业透彻的分析、理性的公民行动开始取代尖刻的批评调侃，为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追捧效仿。在这背后，是社会对理性与自由的诉求升温。     从类似事件观之，社交媒体虽然不足以影响或改变事件的发展，但是民心向背，民意向趋，一目了然。把握并能运用这种信息传播规律，即是舆论优势。官方在应对之时，应避免“递罪”现象的出现。     所谓递罪，是指存在多个、连环的错综行政行为，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行政的错误或犯罪，由此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忽视公共利益甚至侵害弱者。     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宣传部门的控制能力并提出新挑战：一、微博等社交网络的速度、不可预见性、丰富程度，都在挑战官僚系统的能力和反应速度；二，党政部门甚至政府官员直接开办的网络ID，实际上在改变宣传部门的内部工作结构。当党政部门直接在网络上发言后，其内设的宣传部门工作方式发生变化，宣传部门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渠道，后者应当积极引导、配合社交网络，通过及时有效的回应来加强信息透明，才能继续维护稳定。     当下，党政部门在应用社交媒体上，至少可以作如下调整：     ——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主平台。据相关观察者研究，目前，一个总数不超过300人的意见群体，已成为热点事件消息传播与观点定型的核心轴。官方亦应形成微博矩阵，重视流言传播，及时消除不确定性因素；     ——成为民生问题互动的新渠道。如广东省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已实现了与意见主导者的良性互动，值得借鉴；     ——破除官话与本位思维的大课堂。整齐划一的官话套话与自我陶醉的政绩观，与社交媒体格格不入，应在现有编制中培育专业人员。     回到王立军事件本身，正如经济学家茅于轼所呼吁的，希望信息透明、程序公开，让公众监督。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官方做了极简单发布后，已不再提，显然想淡化这件事，但是做不到。“为什么不用正音，一定要用弦外之音？改改这个习惯吧。爱这个国家，就帮它变得坦然些。”          作者简介：《财经》杂志副主编。著有《递罪：政商博弈的郴州样本》（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进入专题： 王立军 穹顶效应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传媒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378.html    

　　剥离事件的话语狂欢与臆测泡沫，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对政府舆情危机处理的意义重大，亦可为类似事件殷鉴 　　2012年以来的两大热点均由微博而起，先是以韩寒是否代笔为主题的方韩之战，持续两月如同反复咀嚼过的口香糖，已索然无味；随之强势覆盖并成垄断之势的王立军事件，最大限度地摄取了大众视线与公共资源。 　　53岁的重庆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曾以“打黑英雄”立身。今年2月2日脱离工作28年的警界，以副市长联系重庆经济工作；6日，王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8日飞抵北京，重庆官方称其“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9日新华社通报称“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这是国人最近距离的一次集体围观高层政治，韩寒也感叹“重庆美剧”一出，“自己这样的民间闹剧就相形见绌。”显然，这得益于新媒体的崛起与扩张，重新建构了传统的阅读方式与传播可能。 　　这一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的第一季，可以分解为如下步骤：人际传播—隐喻式网络流言—微博现场报道—重庆官方回应—美国国务院问答—新华社通报。传统纸媒期间虽未完全缺席，但已大大失去了主动权与垄断地位。 　　在此演进过程中，微博的即时更新可谓24小时滚动进行，网民在政治新闻高度娱乐化的饥渴状态下，对与此相关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予了高度关注：既有事实最新的进展，又有当事人过往的细节追忆；间以历史隐喻如“来俊臣”之类，或“钓鱼式”流言传布，也不乏对未来的多版本猜测和排序。而官方每一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回应，都会引起围观热潮并提供指引。 　　王立军事件所带来的信息采集、传播、聚合、论证等，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闻模式，并在不断突破既有的言论限度。笔者将此称为“穹顶效应”：如同阿科桑蒂（Arcosanti）一样——这个以生态建筑的概念为理论基础，于1970年在沙漠开始创建的城市实验，从广场拱顶、住宅门洞到剧场看台大量采用圆形，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望见地平线。 　　在信息荒漠中支撑穹顶效应的要件，不是单个或数个专业媒体所能够完成，它聚合了开阔的视野、微观的细节、海量的线索与分散的专业智慧，去完成一件敏感事件的碎片拼图，从中亦可洞知民间掘密潜能、微博传播特点、舆情风向和公众意识等。 　　显然，官方的例外默许与民众的群起围观，促成了阶段性结果的相对能见度。这不可谓不是一大进步。 　　剥离事件的话语狂欢与臆测泡沫，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对政府舆情危机处理的意义重大，亦可为类似事件殷鉴。 　　鲜活的现场碎片 　　“重庆出大事了！”2月2日，网民“孙大泡”的先兆信息获得众多转发，但多被当做调侃一笑而过。 　　当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工作。”王立军作为重庆打黑的“英雄人物”，此番调整获得冷藏或重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种种猜测因缺乏更多信息而无法延展。 　　2月7日晚上，四川成都，许多警员被紧急召回，一些特殊警种直接受令赶往位于城南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大面积的人员调动打开了信息缺口，封锁闹市街区也引起路人反应。 　　实际上，正是依赖于对上述街区的现场爆料和猜测，使得之前的碎片细节被重新放大。 　　当晚微博上传出王立军非正常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不断更新的零星微博，包括现场警戒、工作组下榻的宾馆等。这不仅体现出移动互联的随手街拍，也体现了新媒体共享的自由信息市场特征。 　　在“孙大泡”发布微博之前，重庆如同一片孤岛，只见森林难辨树木；但微博将重庆与外地连成一张交织着意见、爱憎的智能网络，个体仅是其中一个结点，当此结点向周围的其它结点传递能量，总能找到基于爱好、兴趣和价值观的另一些与之共振的结点。而领事馆的介入，又将这张网全球化。 　　纷繁复杂的解读主体越界明显，这不仅利于事件以多层次进入民众视野，也在历史感十足的情况下快速地形成参与记忆，如同一个开放的要案现场，每个人都是刑事侦查员，以不同的渠道获得现场碎片与关键证据，并在第一时间分享。 　　第一份被曝光的证据材料是王立军的入京机票，为2012年2月8日8时成都飞往北京的国航CA4113航班。这随后获得确认。 　　第二份材料是第三军医大学大坪三院的病情诊断书，但已被证伪。钓鱼式流言也在支撑大穹顶效应，但前提是获得官方回应。 　　此外，还有网民展示了王立军的名片，三个手机号尾数均为7777，中英文双语印刷，开列的九个头衔中国际占五个，唯独没有他的官方头衔，“王立军”三字则竖排手写。 　　2月10日23时38分，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在首都机场贵宾厅遇到重庆市长后发微博称：“握手、寒喧、匆匆分手。看样子，表情凝重的黄市长是来京办事的，急着回去。”这种无处不在的随手拍与随手贴，不仅回避雷区，而且提供了丰富细节与珍贵素材，成为穹顶极点。 　　江湖与庙堂两种语系 　　留意网络话语，可以鲜活地感知真实活动中的街头男女。话语狂欢的背后，形成了庙堂与江湖两种语系的对立。重庆官方微博的回应值得肯定，但接连失误值得深思。 　　按照航班信息，在王立军刚刚被送达北京的当日，2月8日11时06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这一微博发表不久一度被删。13时09分，内容一致的另一条微博发表，两条累计转发约8万多次。在随后的13时38分，致歉微博发表：“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微友不便，敬请谅解！” 　　政务微博“双胞胎”引来批判，到底是出于舆论监管的需要，还是发布决策的反复，尚难知晓。而行文遣词上的争议亦焦聚于两点：一是使用“据悉”；二是“休假式治疗”的表述，网民们从历次公共事件中找来“上联”映照——维护性拆除、轻度型追尾、钓鱼式执法等。 　　外媒亦对“休假式治疗”这一新鲜的词汇给予极高关注，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如路透社、彭博社和英国《卫报》选用vacation-style treatment，BBC是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合众社则为vacation-style therapy，日本媒体直接写成“休暇式治疗”。他们亦试图通过这个新词获得更多线索。 　　显然，在复杂事件中保持官方通报语言的灵活性，可使后续可控机会增加。“休假式治疗”为事件演进留有足够空间，但不是最优选择。这考验每一个正在运作的危机应对体系。 　　由于高级领导干部的健康被视为秘密，“休假式治疗”的表述及微博发布过程的非正常失误，叠加重庆打黑由来以久的程序正义争议，引起了公众对王立军状态的担忧。当即已有法学界人士呼吁提高调查程序的能见度。在重庆打黑中被判刑并剥夺律师资格的李庄亦表示：“我愿意，为休假式治疗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愿意只身前往重庆出庭，为‘病人’免费辩护。” 　　当法律不能成为挡箭牌，每个人都在射程之内，就不可能有绝对安全。在众口难调的路径选择上，法治显然已是体制内外期待的最大公约数。 　　信息的出口与内销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于网络工具的便利，国内网民的外文阅读已不再是障碍，这对于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 　　尽管美国驻华大使馆、驻成都总领事馆均有微博，但均未表态。美国国务院的通报于2月9日即时转入中国：王立军以重庆市副市长的身份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会面为提前预约好；事后王离开领事馆，“出于他的自愿”（of his own volition），且离开后双方再也没有联系。 　　当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回应，王立军造访美国领事馆是一次“孤立事件”，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平静地获得解决”。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于网络工具的便利，外文阅读已不存在障碍，这对于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但在今次事件中，一向敏锐的外媒也并未抢得先机，反倒是大规模援引中国微博中的信息。利用新媒体，中国网民居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敏感事件信息“出口转内销”惯例，亦可谓进步之势。 　　实际上，一直以来，官方“主动放话”被认为是存在的，而且“放话”往往是境外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如香港报刊），这次也有“放话”的种种迹象，且破天荒地转移到境内媒体，尤其是新浪微博——这一中国自媒体时代的一个关键性转折。 　　王立军在领事馆究竟见了哪些人，谈论了哪些话题，至今未获披露。按中美官方的回应，大致可以断定王立军应该是在2月6日下午或者晚间抵达领事馆。重庆到成都有两条高速路，最快车程三个小时左右，且好于航班的不确定性。 　　在穹顶边缘，网民们对照重庆、云南、广东等地的官媒信息披露，以获得更多微妙的动静。当官媒与外媒的信息合集，即可甄别小道消息，通过穹顶望过去，正是均等开放的地平线。 　　抢食热点红利 　　2月9日晚间的微博故事，或可在新闻史上留下一笔。网民分秒必争地刷屏，只为三个字：王立军。据监控数据，新浪微博2月9日的PV峰值为220000000，超过去年的最高峰值190000000（10月中下旬的小悦悦事件），并将今年以来的PV均值拉升至 201038400。 　　这也是中央级官方媒体，第一次通过新闻预告的方式参与微博热点红利的抢食。 　　是夜20时55分，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提醒关注头条新闻，“谁不关注谁后悔”，多条评论点明官方将回应王立军事件。21时14分，人民网通过新浪微博佐证：“今晚人民网将有王立军最新动态，请时刻关注人民网滚动新闻或人民网官方微博。”华龙网、新华聚焦等微博紧随其后，做出类似预告，但已失去先机。 　　尽管人民网保持了对网民的零关注，但因此预告它一举收获了超过10万的粉丝。是日22时58分，新华社通稿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由于预热不同，新华网即使占据首发优势，却逊于人民网的传播意识——提早预告，吊足胃口；此事的另一特征是重大新闻的“微博体”化。 　　一种新的阅读模式业已形成，刷屏+搜索+截屏，可获得更多细微的资讯。比如新华网当夜关于此事的通稿标题，按时间顺序分别调整为《王立军私自到美驻成都领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王立军到美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就王立军事件答问》。若非第一时间截屏并分享，这些细节很难察觉。 　　热点红利并不仅仅针对个人或官方媒体，也应包括任何权力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等。 　　从旁观者来说，当舆论场域高度聚焦时，发表有价值的事实或观点即可获得广泛关注；而当事者本身，则可进行及时、准确与高效的舆论引导，以扭转自身所处的被动状态。 　　传统媒体有限入席 　　客观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三个舆论场，目前已在发生微妙变化。 　　一是人际互动，如饭局或言谈传播，相对零碎平和；二是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是经过核实及审查的权威消息；三是移动互联与社交网络，具有人际互动的碎片化特征，但声势大、透明、高且转移快。三者不能同步，且风格各异，这个场域中的“周润发”，转至另一场域则可能成为“周星驰”。 　　王立军事件中，第三个网络已完全覆盖了前两个场域。这类似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即主流媒体缺乏报道热情，而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则热闹非凡。 　　实际上，除非当事人、领事馆或新华社这样的信息垄断者，否则即使是最优秀的媒体，亦很难在这样特殊的事件中获得完整的一手材料。微博正好成为信息的集散地与炼丹炉，一个穹顶所在。一条敏感新闻的出现，正是一个网络式的群体建构的拼图过程。与之相匹配的阅读模式业已解构了传统记者的报道模式，甚至出现了网民感慨传统媒体报道不够专业的现象。 　　北京各主要媒体如《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晚报》等，2月10日都在头条刊登王立军正在接受调查，大都是直接引述新华社“微博体”通稿。《重庆日报》则将这一通稿放在了二版。 　　在此前后，云南《都市时报》给予了王立军三个整版，《经济观察报》以一个整版还原《重庆病人》，《中国经营报》已在考虑《重庆进入后打黑时代》，《新世纪周刊》则称《再无英雄王立军》，《博客天下》、《看天下》杂志为之提供封面待遇。 　　不过，纸媒的调查空间之小与风险性之高，一些仅有的“干货”被认为失实。 　　更有批评者认为，以历数倒霉者之过往劣迹来消解“英雄”光环，这凸显了媒体的无良和卑怯，实在是可悲可耻。“谁能够否认，还有众多王立军式的高大全人物，依然在各式媒体的包装下闪耀着灼人的光芒呢？若不能深挖王立军之所以栽倒的制度根源，并切实提出改进制度的良方，这样的报道纯属一堆垃圾。” 　　在类似事件中，言说权仍然是可放可收的特权，倘或审查仍然是不可舍弃的制度，那么传统媒体尤其是官办纸媒，其权威性正在消解，舆论制高点的地位亦在丧失，而要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引导与辟谣的实效，不能回避微博、社交网络这类既经济又及时的传播工具。 　　在社会转型中，互联网工具将再次推波助澜，社交媒体的组织功能亦将凸显，商业力量已先于政府部门通过资本（投资社交媒体）和营销（传播价值观）走出一步。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避免递罪，呼吁透明 　　构建更合理的政治参与机制，应该是民间与官方共同所望。故而，对于阶段性标志人物既不宜落井下石，也不应谄媚过度。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网络上的意见市场已在悄然转变。专业透彻的分析、理性的公民行动开始取代尖刻的批评调侃，为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追捧效仿。在这背后，是社会对理性与自由的诉求升温。 　　从类似事件观之，社交媒体虽然不足以影响或改变事件的发展，但是民心向背，民意向趋，一目了然。把握并能运用这种信息传播规律，即是舆论优势。官方在应对之时，应避免“递罪”现象的出现。 　　所谓递罪，是指存在多个、连环的错综行政行为，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行政的错误或犯罪，由此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忽视公共利益甚至侵害弱者。 　　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宣传部门的控制能力并提出新挑战：一、微博等社交网络的速度、不可预见性、丰富程度，都在挑战官僚系统的能力和反应速度；二，党政部门甚至政府官员直接开办的网络ID，实际上在改变宣传部门的内部工作结构。当党政部门直接在网络上发言后，其内设的宣传部门工作方式发生变化，宣传部门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渠道，后者应当积极引导、配合社交网络，通过及时有效的回应来加强信息透明，才能继续维护稳定。 　　当下，党政部门在应用社交媒体上，至少可以作如下调整： 　　——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主平台。据相关观察者研究，目前，一个总数不超过300人的意见群体，已成为热点事件消息传播与观点定型的核心轴。官方亦应形成微博矩阵，重视流言传播，及时消除不确定性因素； 　　——成为民生问题互动的新渠道。如广东省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已实现了与意见主导者的良性互动，值得借鉴； 　　——破除官话与本位思维的大课堂。整齐划一的官话套话与自我陶醉的政绩观，与社交媒体格格不入，应在现有编制中培育专业人员。 　　回到王立军事件本身，正如经济学家茅于轼所呼吁的，希望信息透明、程序公开，让公众监督。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官方做了极简单发布后，已不再提，显然想淡化这件事，但是做不到。“为什么不用正音，一定要用弦外之音？改改这个习惯吧。爱这个国家，就帮它变得坦然些。”

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重庆公安局副局长的秘书指，过去从未从事公安工作的关海祥已经开始在重庆公安局上班。关海祥在此之前是重庆江津区委书记，出身团派。 报道指出，重庆江津区政府前天召开会议，宣布江津区主要领导职务的调整，免去关海祥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现年42岁的关海祥，出生于吉林省，与王立军一样是蒙古族人，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共青团中央工作，曾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2009年「空降」重庆任江津区副区长。 重庆市政府上月底宣布副市长王立军不再兼任公安局长一职，本月2日指他因工作压力关系「正接受休假式治疗」，随后发生王立军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一事，震惊中外。 王立军被中央国安人员押回北京后，据传正接受中纪委的调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仕途备受外界关注。重庆衞视前晚播出「薄熙来 12日主持市委常委会议」的新闻时却摆了乌龙，有关出错视频被凤凰网转载，有网民发现，视频中竟然出现王立军埋头做笔记的镜头，被网民批评重庆衞视造假，据悉，重庆衞视其后重新制作短片，新版本中已没有王的镜头。

四川公安副厅长搭桥 王立军交出薄3袋罪证 苹果日报 2012-02-19 21:01:35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事件震惊中外，但闯馆过程众说纷纭。 内地权威消息对本报透露，王逃离计划经过精心部署：由四川省公安厅某副厅长牵桥搭线约见美领馆官员;王携带了三包涉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黑材料，但最终交北京;中美最后达成协议，中方车辆由美领馆后门接王离开。 　　权威消息指，本月 6日上午， 52岁的王立军带两名保镳与一名司机，驾一辆没挂车牌的越野车离开重庆往成都，在成渝高速(成都至重庆)路上，副部级的王致电相熟的四川省公安厅某副厅长，称有要事商讨。该副厅长亲自驱车到高速出口接王。两人中午吃饭期间，王称有要事想找美领馆高层相讨，但无预约。与美领馆有交往的该副厅长自动请缨，致电总领事何孟德( Haymond)，傍晚时亲自送王到美领馆门口，自己和王的保镳、司机在外等候。 　　重庆40特警包围美领馆 　　「副厅长见王进去后一小时还没出来，王和总领事的手机又不通，知大势不妙，随即致电上司公安厅长曾省权。」消息人士称，曾见事态严重，马上报告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刘向北京滙报。中方层层上报同时，何孟德亦致电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 Gary locke)，骆又致电华盛顿。 　　2月 7日，中美就事件交涉期间，正在云南考察的薄熙来下令，重庆 40名特警当日下午杀到成都，包围美领馆要求放人。不久成都数十名公安亦接令赴现场「保护美领馆」。 　　王立军在美领馆逗留期间向北京提出多项要求，包括要求国家安全部介入、愿自愿离开美领馆、到北京接受调查等。据悉北京一一答应。 7日晚国安部副部长邱进带公安部长助理李伟等人抵成都，与美方交涉，并下令重庆武警和成都公安撤离，一度遭重庆方拒绝。 　　知情者说：「王立军后来致电司机，询问车上三包纸袋(涉薄熙来问题的材料)是否还在。然后指示司机把东西交给指定的国安部人员。」 8日淩晨，美领馆后门突然打开，馆外一辆车打开车尾门，缓缓倒入领馆，王立军见车上三包东西还在，遂由车尾上车，离开美领馆，并於当日早上在国安部官员押解下，从成都飞往北京。 　　8日上午 10时 54分，重庆官方发佈消息称，王立军「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接受休假式的治疗」;知情者指，薄熙来指使重庆当局发此消息，未获北京同意，事后被批。消息称，王立军虽为薄熙来打黑卖命，但他遭中纪委调查时求助薄竟被拒绝，又因自己在打黑时得罪黑白两道，为保命免死於重庆，乘薄带队到昆明考察，逃往成都。 　　消息人士并无透露为王立军「搭桥」的四川公安厅副厅长姓名，但据公安职责只有分管外事负责人才能有此便利，而官方网站显示，四川省公安厅分管外事的副厅长为岳德松。传有关副厅长正接受当局审查。岳 2002年出任公安副厅长，与王立军相熟。 有消息指，王是藉口要与美商讨「反恐」，获准入领馆的，因王是中、美反恐联络小组中方三位联络官之一。但有关说法无法证实。四川省公安厅长本月 10日换马，原厅长曾省权升省人大秘书长，厅长由侍俊接任，侍还兼省长助理。 ～～～～～～～～～～～～～～～～～ 虽然有细节出入，基本上跟蜜蜂的艺术电影差不多，仍然有许多悬念： 王立军不是化妆出逃，有保镖有司机； 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是以欺骗手段，既欺骗了自己同志，又欺骗了上级；

核心提示： 无论本次政治斗争谁赢谁输，共产党已经输给了自己。在几百人的小圈子里的政治妥协尚且如此难以实现， 说明中共根本没有能力建立起更有包容力的真正和谐稳固的权力制度，更罔论它曾经承诺的”让人民当家做主”。 【译者时评】是由译者成员根据平时了解的信息，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给出我们的观点，版权采用cc3.0协议，欢迎注明来源转发。 过去的两周象是一部实时上演的扣人心弦的连续剧。动作、悬疑、谍战……一部流行”大片”所需的元素样样不缺，惊险起伏，绝对的全国”票房冠军”，若要把这部片子归类的话，大概还是要算”宫廷戏”。有道是：河蟹帝巧布局剑指西南，薄王爷急上位丢卒保车。习贝勒硬头皮惨淡出访，王提督走险招夜探领馆。（注1） 在中国的文物古迹以每年数千的速度消失的时候，要说今天的中国人还能在什么方面借古讽今、出口成章的话，恐怕就剩下政治了。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依然带有浓厚的”宫廷斗争”特点——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你死我活、翻云覆雨、无法无天。这一切，盖因”成王败寇”，成了便是当今的”九五之尊”，终生名声赫赫、利益滚滚，即使触犯国法党纪，”刑不上大夫”，也无人敢于追究；而输了的呢，被精神病、被处决，被软禁……在官著历史中甚至会被整个儿删去，哪怕你曾位列党主席（如华国锋），或党的总书记（如赵紫阳），照样让你销声匿迹。几代之后，当年的惊心动魄统统化作白首翁的闲话而已。 政治斗争的成败，关系如此重大，也难怪”宫廷戏”里的”演员”无一不战战兢兢，更难怪其中的某个配角在鱼死网破之际，怎么也要来一番惊天动地的非常之举——毕竟不是每颗棋子都甘心”举手无回你从不曾犹豫，我却受控在你手里”的命定结局。 在几千年来看过”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渔樵百姓的眼里，这最新的一折仍然没有逃脱”成王败寇”的”主旋律“，但今天的我们除了会步古人的后尘，感叹一番”浪花淘尽英雄”之外，还是多了一些”与时俱进”的眼光，还是忍不住要数一数这一出和上一出的不同。远的不说，我们就从中共建党以来的历次政治斗争说起，与这最近的将要进行的十八大权力更替做一对比。 要说这一回，为什么在”天下第一号大茶馆”——有上亿用户的微博里，”坐看龙虎斗”的心态成为主流？这是因为这一次的政治斗争牵涉到我等民众的身家性命的范围比以前收窄了很多。薄督从上任重庆市委书记开始就在为晋升政治局常委做最后一搏，那些在”打黑运动”中被处决的13人也就是用项上人头成就他人”政绩”的血筹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到了今天，政治仍然是可以直接”要人命”的东西。而在几十年前，因为”政治上没有把握住方向”而受牵连，一夜之间，命运逆转的可不是寥寥数人，动辄就是几十万；若算上因党干部担心政治风向，不敢纠正高层决策失误而陪葬的老百姓，则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因战争而丧生的人数。在那样的环境中，你我绝无可能象今天这样坐看”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日夜惶恐，担心下一个”血筹码”就轮到自己。同样，在”老一辈革命家”所经历的”血雨腥风”中，象王立军和薄熙来这样走出险招后一败涂地的一方，轻者远走他乡，重者破席卷尸，被”打翻在地，还要踏上千万只脚”。至于精神失常的、自杀了断的、断绝家庭关系的，更是不胜枚举。而这一次，尽管薄王二人的命运仍然未定，尽管还有一批官员仕途会因此转向，尽管前一段重庆”打黑”受害者可能掀起”翻案潮”，不过，普通民众的生活不大可能受到广泛牵涉了，这说明政治的确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退出了一些。若在过去，这等级别的政治斗争，你不想参与也得参与，不想表态也得表态。此为改变之一。 改变之二，”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论”在民众眼中正在失去”合法性”。尽管”延安儿女座谈会”（注2）上，一帮高干子女以家事为国事，当仁不让地认为自己有资格批评当政者。用他们的话说，”卖鞋带”的店主的儿子们（注3）何以能掌舵中国？不过，如果血缘”正统”就能在权力更替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贵为”太子党”之一的薄熙来完全可以优哉游哉地在重庆走走过场，熬熬年头，到了时间进常委即可，无须费劲心思地”打黑唱红”，无须强制迁徙几百万农民，更无须透支重庆的财政收入大兴土木，用16.4%的高增长率来证明”重庆模式”的优越性了。在这一点上，薄熙来这颗”政治明星”的确比只会高谈阔论的其他”太子党”们多走了几步。”重庆模式”就是对胡温的执政思路的无声批评——这是薄熙来用”政绩”重新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很可能随着”王立军事件”的爆发而宣告失败，但是”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公开化了，薄熙来的失败则说明”红色贵族”的身份不能自动带来定义”正统”的话语权。因而，和薄熙来一样，沾了”太子党”身份的光，即将成为未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很快也要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而他的回答是否能够赢得多数人的支持，能否操作成功，才是他的执政合法性的真正基础。 改变之三，舆情难以再被全盘操控。2月6日，王立军夜入美领馆，8日凌晨网友爆出成都美领馆外警车聚集的现场图片；接着，”王立军叛逃”的传言迅速传播；8日上午10:54，重庆市政府宣传办的微博发出王接受”休假式治疗”的消息，再次引爆舆情；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兰从侧面确认了部分事实，外交部不得不回应。人民网微博发出新闻预告，亿万网友在线等待，结果等来44字的新华社通告；接着，长期揭露王立军、薄熙来负面消息的”姜维平”在百度搜索结果中解禁；最近，微博搜索、百度搜索再次封禁和本次事件相关的人名。这些手法都是过去被党一手控制的宣传机构从来没有用过的。其用意似乎是想形成利于党内某派的舆情，但终因难以控制而回到封、禁、堵的老路上。假如党真的认为在互联网2.0时代，一放一收就能左右舆论的话，恐怕也太把”人民”当三岁小儿了。众多的网友在你”放”的时候，热情高涨地评论、爆料、追踪；在你”收”的时候，则千方百计地翻墙、绕道、发明暗语。到了现在，无论是对风光不再的薄王爷，还是对深藏不露的河蟹帝，还是对大秀亲民的习贝勒，舆论都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呼唤信息公开、呼唤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声音成为主流。今天，还想让民众先齐心高呼”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然后又全民激昂地”批林批孔”，如此错乱场景恐怕不会重演了。 从上面这三个改变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交接和过去相比，虽然有了一点进步，有了一点文明的色彩，但是它仍然未能建立起可持续的制度化框架，更不要提它依然把民众排除在外——无论本次政治斗争谁赢谁输，共产党已经输给了自己。在几百人的小圈子里的政治妥协尚且如此难以实现， 说明中共根本没有能力建立起更有包容力的真正和谐稳固的权力制度，更罔论它曾经承诺的”让人民当家做主”；党一直说要改革干部制度，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但事实证明，它内部的派系斗争让自己的干部宁可相信美国，也不相信”组织”；如果”打黑”和”维稳”的干将都认为党纪国法不能带来安全感的话，”公平正义”的光辉还怎么能照到”每一个中国人”？今朝你可以代表组织枪毙文强，明天你自己的家属没准就会沦为”上访者”（注4），”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是敲打每个仍在其位的党员的警钟；打着”人民”的旗号上台，现在最惧怕”人民”的，也正是宫廷大戏里的几百名”演员”。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哪个党都不可能永远执政。改变”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才能改变政治斗争的”绞肉机”性质，党内精英才能彻底从人格扭曲中摆脱出来。”文革”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部分人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邓小平才会提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浅尝辄止地建立集体领导制、退休制度，又煞费苦心地”隔代指定”继承人，希望让共产党摆脱”自己人斗自己人”的残酷梦魇。但是，权力的魔力如此巨大，不希望放弃党高于国家、高于法律的无上地位，又害怕死后被”掘祖坟”，只敢把江山留给”自己的子弟”也大有人在，后者以陈云为代表，于是，毛泽东去世后两大实权在握的中共”元老”还是存在”路线分歧”，他们的这种分歧埋下了今天从基层锻炼逐步上位的共青团干部派系，与强调血缘正统，依靠父辈人脉关系而进入政军商界的”太子党”之间的冲突的导火索。 从”打天下”开始，中共内部就不断地有”路线斗争”，应该在城市依靠工人阶级，还是到农村去先发展壮大，再包围城市？应该事事遵守苏共的指示，还是摸索符合国情的道路？到了”坐天下”的时候，是应该发展经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每一次”路线斗争”，党员们都面临着不得不”表态站队”的压力，接着”路线斗争”成为”政治斗争”、夺权斗争，最后演变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唯有把对方从肉体上消灭了，才能执行胜利者的路线。而在执行的时候，因为”剩者为王”，即使政策出现了明显的错误，也没有人敢”实事求是”地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谁要反对既定路线，就是夺权，就是野心家，就要被打倒在地，不得翻身。 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有人从”路线”角度解读，有人从”夺权”角度解读，大体并没有脱离上述的框架。因此，随着王立军事件爆发、薄氏的失势，也有人松了一口气——”路线斗争”已分出胜负，”重庆模式”不会再被推广到全国了。但是，政治方针的高度不稳定性，路线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交叉缠斗，让共产党内斗不止，对中国来说，则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领导人嘴上说”不折腾”，实际上却无法不折腾。何况，未来中国一定也会遇到问题，会出现不同”路线”，比如应该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还是私营经济为主体？应该缩小贫富差距，还是保持自由经济、减少政府干预？应该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还是仍然韬光养晦？应该开采自然资源促进增长，还是保护生态降低发展速度？……这时候又将如何选择？是否又会祸起红墙？其实，很多问题可能根本就没有正确答案，全世界的政府都不能说已经找到了能同时解决或平衡多重社会矛盾的最优解，只是我们应该看到，政治斗争还有其他的可能，路线斗争也可以是良性竞争，可以不你死我活，可以在一个公开透明的框架中持续优化，在法治的前提下，要上位未必需要赌上自己和其他人的身家性命作为血筹码，尝试、调整、优化才能让整个社会付出最少的代价；出演某个时代的政治戏剧的人物也完全可以全身而退，同时为民族、为人类留下积极的成果。中国的政治斗争，何时能进化到3.0？ 注： 1.详情请查看” 王立军事件 “系列译文。此处感谢@even5435原创 2.这被认为是”高干子女座谈会”，会议的部分内容 见此 3. 见《维基泄密》外交电报中的 相关内容 4. 王立军的家属到京渝两地了解王的最新情况，被告知”无可奉告”，详见 这里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